从警官成为一名教授——访美国前国家传播协会主席
贝齐·瓦克纳格尔·巴赫(Betsy Wackernagel Bach)博士
采访者:侯佳宜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J.Z.爱门森译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内容摘要】 贝齐·瓦克纳格尔·巴赫博士(Dr.Betsy Wackernagel Bach)是美国前国家传播协会(NCA)主席,是蒙大拿大学米苏拉分校的一个传播学教授。人们可能知道,她是一位杰出的组织沟通和人际沟通学者,但很少有人会知道她对高等教育也有兴趣,并已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很多东西。在采访中,我们还讨论了国家传播协会(NCA)对博士项目的声誉排名研究(NCA Doctoral Reputational Study),给了此访谈的读者们关于申请研究生院的有用的信息。此外,巴赫博士的生活是令人惊异和充满意想不到的经历的。一个警官为何、如何寻求传播学的博士教育,并最终成为一名教授?——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转换连接似乎是很难想象的。但这种转换并不奇怪,否则就不是巴赫教授了,她会说:“这不就是沟通嘛!”
【关键词】 学者访谈,美国国家传播协会,美国国家传播协会主席,美国国家传播协会博士项目声誉排名研究,死亡学学者
沟通:理解是挑战
Hou:您是蒙大拿大学的传播学系主任,作为一个行政工作者,哪一部分工作是愉快的?哪一部分工作是最具挑战性的?
Bach:最令人感到愉快的是能够代表我的系并能在整个校园里为其做宣传。我很喜欢做,因为我们有很多可贡献的,而我不认为学校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提供的课程的广度和深度。不幸的是许多人仍然认为传播课程和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5]的自我改善相类似,我喜欢告诉人们我们学科的丰富历史,并解释我们的教学和研究。
Hou:对您说的我还不太清楚,您能解释一下吗?
Bach:当然,我可以再解释一下。戴尔·卡耐基的自我改善是致力于成为一个更好的演讲者,以及如何改善形象,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别人的,这与我们的学科是不一样的。担任系主任的职务使我有机会介绍我们的学科,以及让别人得知我们学科的广度和深度,使得他们说:“哇,我不知道传播原来是这样的!”
Hou:在您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什么是您一直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呢?
Bach:最有挑战性的是教导不想从事自己的学习的学生。我认为这是一代学生的问题。有些学生自己不学习,却想归咎于教师。这非常令人沮丧,而且使作为一个教师的我生气。我喜欢我的教学,并期望我的学生也很投入。因此,在开始上课前,我会让学生明白,他们需要在课前阅读我指定的材料,并且带一些想法来和大家共享。我把这种参与计算为我所教授的课程总分的20%。
Hou:看来您是一个很好的教授,因为您让学生事先带问题去阅读,引导学生去发现需要掌握的要点在哪里。
Bach:[笑]是的,你真的对我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我看到你在访谈前阅读我的教学大纲。
Hou:[笑]我是一名出色的侦探。网站是另一个很好的信息资源,可以预先了解一下受采访者。您让学生更好参与到教学中来的措施是什么呢?
Bach:我很强调参与到教学中来这一点。我让学生分组进行课堂讨论,在讨论中发言并尝试解决问题。通过研究,我发现人们通过听觉学习来得更快,有许多调查结果表明了这一点。
Hou:您是不是认为您在课堂上是一个表演者?
Bach:有时候会感到这样。不过,我宁愿多听学生的,并鼓励他们谈论得比我更多。
Hou:在一些专业组织中您也很活跃。您已经在美国全国传播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CA)、西部传播协会(Western States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WSCA)及其他组织担任行政职务,有过许多服务经历。我想知道您是如何在管理、研究、专业活动和教学各方面平衡您的时间的呢?
Bach:我想我得到的最大的经验体会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做好。如果您尝试做所有的事,你会什么也做不好。当我做行政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做研究。现在我用部分时间做管理工作,这样我就有做研究的时间了。我们系对我也蛮照顾的,因为当时我在全美传播协会里担任职务,系里就减少了我的教学工作量。我一学期只要教一门课程就行了。
Hou:这非常好!
Bach:时间安排上始终是一个挑战。我还算幸运的,我任全美传播协会主席的时候我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了,我不需要做全职妈妈。
Hou:所以您不必做一个“足球妈妈”[6]了?
Bach:[笑]是的,不用再做“足球妈妈”了。
与死亡前的人的沟通
Hou:您曾经在圣帕特里克医院休憩圣杯项目中做兼职工作人员,在那里您为研究生提供传播课程,这些研究生将成为音乐死亡学学者[7]。虽然您在那里教的是传播课程,他们和一般的以传播为专业的学生是有所不同的,对不对?
Bach:是的。
Hou:在音乐死亡学学者和一般的学生之间的教学上存在显著差异吗?
Bach: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将成为音乐死亡学学者的学生一般来说年龄要大得多,而且比一般的美国大学生来说生活经验要丰富,他们是研究生。学死亡学课程的学生都至少有一个高等学位。他们中有的人已经60多岁了,因为他们的人生阅历丰富,因此提出的问题也比较好。
Hou:您能举个例子吗?
Bach:当然可以。他们问的问题大多是应用性的,也即如何将正在学的知识运用到他们的工作上去。我教一些课程与怎样“倾听”(listening)相关。倾听正在死亡或面临死亡的人的方法是不同的,我们有许多事例。教学生应该怎样与他或她或他们的家长交谈。除了教“倾听”,我还教那里的学生学习冲突管理和非语言沟通。
为科学工作者讲传播
Hou:下一个问题是与您的好消息相关的。最近,您得到了蒙大拿大学名为“蒙大拿州传染病生态学”的项目基金,您与人合作发展了并讲授一门核心课程:“横越科学的传播”。您能告诉我这门课程的目标和主要观点是什么吗?
Bach:对于这个项目基金,我们所做的是将不同自然学科中的人们聚集到一起、聚集到一个学科实验室中;使他们不仅在一起工作,而且能将他们科学实验的结果与其他非科学专业的人们交流。我们发展出小团体传播视角的课程,因为所有的科学家们都在实验室中工作,他们必须能够在实验室中就自己的工作进行有效的交流和传播。所以这成了此课程的主要关注点。我们学生的研究生水平的阅读,是在小团体的动态环境和传播中进行的。人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印象,科学家们在表达一些科学术语时可能有困难,于是我们一对一地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帮助他们简洁而清晰地进行交流。我们利用这样的案例研究来增强我们的教学。
Hou:在对这些科学家教授传播技能时,有什么困难之处吗?
Bach:嗯……[思考]。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很困难,要教学生们如何清楚地向大家表达自己的理念和发现并不容易。比如说,非专业的听众们可能不能准确地理解科学研究的结果;要说服这些科学家们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对自己的理念加以浓缩和提炼,然后言简意赅地说出来,这是个挑战。
在不同的传播团体之间传播
Hou:作为美国前国家传播协会(NCA)主席,您一定对传播领域的未来发展有自己的想法。您觉得一直以来,新闻学和大众传播教育发展得怎么样?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正朝着什么方向前进,或者说我们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前进?
Bach: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我对未来也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在传播领域,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关注于报纸的刊印和报道的写作。但是世界正在迅速地变化。Facebook、Twitter及其他社会媒体现在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从地区或者从本国的角度说,我们得仔细认真地观察我们的发展状况、我们应该如何走向未来。传播协会委员会(CCA)和其他协会——如美国国家传播协会(NCA)、国际传播协会(ICA)、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广播教育协会(BEA)和国家广播工作者协会(NAB)——如今每年召开两次会议,讨论在这个新的世纪我们应该怎么做。由于媒体的爆炸,我们发现我们的领域处于从未有过的错综交叉的状态下,人们习惯上总是关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联合力量面对全新的媒体世界。你觉得这样说有道理么?[笑]
从警官到教授,也是一种沟通?
Hou:我还发现了您的另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您曾经是一名警官!我非常好奇,是什么动机驱使您去从警的呢?
Bach:原来从警根本不在我的人生设计之内。我本科学的是传播。拿到学位后,我在本地的警察局申请到了一个无线电调度员的职位,并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一天这个警局得到一笔项目资金,培训一个职员处理公共关系和家庭纠纷。他们挑中了我,因为我有传播的学位。然后他们就送我去警察学院接受正式的训练。
Hou:您的运气真好!
Bach:是的,是的,是的,我的运气很好!你知道,我很喜欢处理家庭纠纷。我可以把很多读传播学本科时学到的东西运用于实践。能够倾听、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开玩笑;能够理解环境——我想所有传播学专业的学生都知道如何“间接”地做事。由于有处理家庭纠纷的经验,于是我开始对人际冲突感兴趣。在那段时间,我开始读Bill Wilmot和Joyce Hocker[8]的书《人际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在这里(蒙大拿大学传播学系)拿到硕士学位——因为我想和Bill Wilmot共事。我从他们的书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我学到了在家庭冲突中应该怎么做。
Hou:是不是您的从警经历促使了您研究关系发展和人际冲突?
Bach:正是如此。
Hou:因为您在自传中提到您调解了很多家庭纠纷,学会了“躲避飞过来的锅盘碗盏”(duck flying pots and pans)[9]。不过您并没有开始对武术感兴趣吗?
Bach:[大笑]没有,没有,武术不行。
Hou:让我们来说说您主要的学术兴趣组织传播学吧。您觉得在这个领域中,哪些东西做得比较好,哪些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另外,我在您的网页上看到,您最近在研究“因选择而获得的关系”(chosen kin),您能否和我们说一说,到目前为止,您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吗?
Bach:你知道吗,我其实不太清楚自己如何进入了组织传播学的研究。这很好玩,因为我确实很喜欢这门学科,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笑]。不过,虽然我研究的是组织传播,但是我仍从关注人际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尤其是一对一的关系(比如说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由于我接受了管理职位,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我停止了研究工作。不过,如果我有了时间,我仍然想对“因选择而获得的关系”(或者说志愿亲属关系)[10]加以研究。
国家传播协会(NCA)的博士项目声誉排名研究
Hou:当然!这是一个挺抽象的问题,您的回答已经很好了。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传播协会对博士项目声誉的排名研究(NCA Doctoral Reputational Study)的。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吗?
Bach:嗯,我确实有些看法……[笑]
Hou:真的?那太好了。这方面的信息对于想申请传播学研究生学位的国际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对美国的教育状况不够了解,您所说的将成为我们的重要参考。国家传播协会(NCA)最近的研究结果是2004年发布的。由于学术界本身会变,新的博士项目也会出现,因此情况可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您觉得国家传播协会(NCA)什么时候会开始新的研究呢?
Bach:虽然国家传播协会(NCA)对博士项目声誉的排名研究做得不错,但是很多研究生导师对此并不认同。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做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研究。而我们不会再做排名了。
Hou:为什么不再做博士项目声誉的排名研究了?
Bach:采用国家研究委员会(NRC)的研究结果是因为他们的研究范围更大,做得也更好,参与的人数和获得的数据都比以前多得多。而国家传播协会(NCA)的博士项目声誉排名研究是由一群志愿者来做的,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分析数据,所以做得不够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的研究数据——大多数都是有效的——会非常有价值,因为研究持续的时间较长,研究人员以此为全职工作,全心投入。这个研究的结果将存入国家数据库。据我所知,国家研究委员会(NRC)此项研究的结果要到2010年5月才会发布。
Hou:您在这方面的贡献非常大。
Bach:是国家传播协会(NCA)的博士委员会(doctoral committee)和研究委员会(Research Board of NCA)促成了这项研究的。
Hou:在此次访问即将结束之际,您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读者说吗?
Bach:我想为推荐一本书给那些想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生项目的人们。这本书叫《从传播学研究生教育中取得最大的收获:学生手册》(Getting the Most From Your Graduate Education in Communication:A Student Handbook);由Sherwyn Morreale和Pat Arneson主编,国家传播协会(NCA)出版。里面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我写了其中的一章。
Hou:对,我在您的简历中看到过这个。我会去看这本书的,看看您有哪些建议。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能和您交谈是我的荣幸。
Bach:这个访问令人很愉快,谢谢你!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China Media Research.2010;6(2):8184]
From Being a Police Officer to Being a Professor:
An Interview with Dr.Betsy Wackernagel Bach
Chia-I Hou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Translator:J.Z.Edmondson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Dr.Betsy Wackernagel Bach is a former NCA president and is a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ontana-Missoula.People might know that she is an outstanding scholar specializing i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ut few would know she is also interested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has published a lot on the issue.In the interview,she gave helpful information regarding applying for graduate school to our potential readers and we also discussed the NCA Doctoral Reputational Study.In addition,her life experience is amazing and full of surprise.Why and how would a police officer want to pursue a Ph.D degree in communication and finally became a professor?It is hard to imagine the connection.But the transformation is not surprising and lost to her at all.“It's all about communication!”as Professor Bach might say.[China Media Research.2010;6(2):8184]
Keywords:Scholar interview,NCA,NCA president,NCA doctoral reputational study,thanatolog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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