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是力量之源

引言：文化遗产是力量之源

人性深植于人类最原生的纽带中；脱离原生纽带，人类的日常存在都将失去意义。正是这种原生的纽带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实在的人类；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表达（expression）的来源”和“压制（oppression）的来源”这两个角度对其进行反思和重铸。这正是杜维明（2007）一直希望在当今这个全球化和本土化趋势并存的年代大力推崇儒家的智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原生纽带并不只是消极地限制我们，只有顺应它们，认识到它们同时也是力量源泉，我们才能够在积极参与全球化中获益，因为全球趋势其实是以根植于本土为基础的”（p.143）。我们不应该舍弃这种原始纽带，而应该将之作为文化遗产而加以转化。我们的命运可能会受到它们的控制，但是“我们也拥有对其全部或是其中一部分加以超越、解构和重建的自由”（Tu，1997，p.179）。不过，在目前的后现代主义、后解构主义，甚至后殖民主义思潮中，“原生纽带”和“文化特定性”只是被看作影响人们走向社会公平和全球伦理的障碍。

本文认为，如果非西方的传播研究者们忽视了杜维明的看法，不能从非西方的文化特定性出发对传播过程及传播原理加以总结，那么非西方的传播学术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亚洲传播进行亚洲中心的研究对于亚洲人的共性特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亚洲人一直基于亚洲文化特点进行交流活动。但这一点被忽视了。本文希望通过质疑“非西方学术世界中的欧洲中心知识结构”、详述亚洲中心性在对传播研究进行“去西方化”过程中的作用，从而证实以上论点。本文的第一部分对人性、文化特定性和传播的本质及其交集加以重新阐释；第二部分对欧洲中心主义作为“笼统化”（totalization）/“轻视化”（trivialization）思想方式的身份进行了定义，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中心的知识帝国主义是世界传播学术发展的障碍”；第三部分对“亚洲中心性”的元理论概念加以阐明，证明其理论必要性。本文最后提出亚洲中心性对传播研究进行“去西方化”的五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