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共武汉市委对汉口《大刚报》的改造
具体的现存思想方式要从集体行动的背景中去寻找，否则就难以发现理性意义上的世界。人处于各种有组织的群体中，这些人结合在一起形成群体，并力求同它们所属群体的特征和立场相一致，致力于改变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或使之维持一种既定的条件。正是这种改变或维持这一集体活动的方向，对于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概念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指导线索。[72]沿着这样一种“指导线索”，公私合营后《大刚报》的改造目标是要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党报。公私合营使汉口《大刚报》跨入了新的起点。它已不再像解放前，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成长起来的小草；不再像公私合营前，旧的污泥还没刷洗干净，旧的尾巴还没有完全割掉，战战兢兢地进行采写和编辑。[73]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人民政府经过充分酝酿，反复征求《大刚报》同人的意见后作出决定，通过适当的途径将《大刚报》改造成为党报。
公私合营以后，我们的编辑方针是明确的：以《共同纲领》为最高依据，以毛主席《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为总的指导原则，以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对武汉市工作的指示决定为具体方针；一切宣传、报道、言论、编辑，必须环绕着武汉市城市建设工作这一中心，联系群众，联系实际，使本报真正成为反映武汉市人民斗争情况的、适应武汉市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报纸。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74]
一、组织改造：全党办报
改造的公开信号是1950年8月26日陆天虹以中共武汉市委和公方的代表身份进入《大刚报》社，[75]与副总编辑、党支部书记曾卓一起共同担负起改造《大刚报》的任务。当时摆在面前的任务是：一手抓好当前宣传报道，努力跟上形势，适应党和人民的需要；一手抓好内部改造、教育和团结工作，为过渡到党报创造条件。[76]“过渡到党报”中透露出的信息有二：其一，完成公私合营后的《大刚报》只是在功能上扮演党报的角色，或者说具备成为党报的基础；其二，对《大刚报》的改造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的任务。《大刚报》雷厉风行地做出回应：报纸应该向前跃进一步，将公私合营改造成为党报。无论是武汉市委提出的改造任务，还是《大刚报》回应的“跃进一步”，最终走向都是使报纸成为真正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一）对内：明确党组织对报纸的领导权
什么是真正的党的机关报？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做出规定：
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各地可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和临时通讯。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77]
四条简略规定中，前三条指出报刊与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刊物必须由党组织管理并应由党员从事直接的办刊活动，且内容上不可与党的方针政策相违背；后者则是报刊的编辑方针：党的报刊必须由党中央及各级组织主办、掌管并传递党的指示精神。“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78]随后关于出版物的这一原则性规定及其操作设想被不断重复和肯定，并为解决“什么是党报”的问题提供了认识框架。
关于党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这种说法，在当时的《大刚报》社内部已经是众人皆知。换句话说，关于何为党报的问题，在《大刚报》完成公私合营后，无论从政策理论层面，还是工作实践层面均已形成共识。其实质就是防止报社出现独立性，要使报纸从形式、内容到组织体制上，完全成为党组织的喉舌。报社内部的表态，在于澄清了什么是“集体宣传员”中“集体/组织”的概念，使普遍运用的术语确立了明确的界限，从思想观念上消除了任何可能出现模糊概念的灰色地带：
《大刚报》将成为武汉市城市建设工作的“集体组织者”，将继续发挥其高度的宣传效力，构成建设武汉市城市的“木架子”，推动着全市人民的组织力量，帮助人民，便利人民搞好建设工作。[79]
《大刚报》完成公私合营以后，武汉市委派陆天虹以公方代表身份进入报社，“到一九五八年九月调往市委工作，这八年中陆天虹都是报社的实际负责人”。其任务就是来改造报纸，要把报纸办得符合武汉市委的要求。在对《大刚报》的改造过程中，陆天虹作为原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对于“办一张什么面貌的报纸”还是心中有数的：报纸编辑方针是明确的，只要保证针对报社重大问题的方向不要发生偏转。
（二）对外：树立汉口《大刚报》党报的形象
中共武汉市委传达了将《大刚报》由公私合营改造成为完全的党报的决定：
《大刚报》已正式改为公私合营……但全党必须努力加强并充实《大刚报》的内容与政治性，并将此作为党的不容推卸的责任，使《大刚报》逐渐地名副其实地成为武汉市工作的指导性的报纸。因此，从现在起，全党必须把《大刚报》作为党的报纸来培养，善意帮助它，批评它，并如同对党报一样的负责态度主动地供给材料，给以支持。[80]
首先，以市委决定的形式强调《大刚报》的地位，等于给予其身份的合法性，同时使报纸成为武汉市委的文件和工作的指挥棒。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则是明确党报和党委的关系。武汉市委每年则至少要听取一次报社的汇报，并就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决定。《大刚报》编辑部则经常派人参加武汉市委的各种会议。武汉市委的主要领导都曾直接指导报纸的工作方向和办报方针，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李尔重则是报社陆天虹的直接领导者，每月都要听取报社的汇报，或亲自来报社作指示，在办报的工作中，“他花的精力最多，指导最具体，写作最勤”。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熊复和《长江日报》总编辑陈楚，遇到重要的会议和指示也都通知陆天虹参加。熊复和陈楚同志还来报社作报告，帮助《大刚报》工作人员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曾卓担任副总编辑、党支部书记，并兼任市文联副主席，经常参加中南和武汉文化界的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党报和党委保持一致，不仅是一元化领导的应有之义，是推行一元化的前提和手段，同时也使党报真正成为党组织指导工作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否则版面的改变就仅仅流于形式，没有意义。
其次，吸收总编辑列席市委常委会会议。从公私合营之日起，武汉市委常委会的每周例会都通知陆天虹列席，形成制度，从未间断，以便在会上可以随时对报纸给以指示。采取列席市委常委会会议的方式就是要报纸“很好领会市委的指导思想”，要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并且要和市委领导意图“完全合拍”。每次会议市委书记都要讲话、做报告，列席会议的陆天虹都做详细记录，“在报纸消息中发表市委领导的讲话总是要认真推敲，仔细核对，以免失去原意，必要时要送市委领导亲自审看”[81]。武汉市委和报社编辑部之间通过陆天虹建立起密切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使得报社的实际负责人能真正了解全市的全盘工作情况，从而在报纸的宣传报道中有效地保证“报纸做好党的喉舌和指导工作的得力助手”。报社总编辑列席市委常委会议，及时向编辑部传达中央和市委的决定和指导思想，并迅速将其变为报纸的宣传思想和报道方针。总编辑了解市委第一书记所思考的问题和武汉市各条战线的全面情况，当市委领导集体决定作出时，总编辑的宣传思想也随之成熟，能较为深刻、准确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82]保证党报的宣传和党的意图完全合拍。
为此武汉市委指出：“报纸一定要放下大报架子，面向地方，面向群众。”具体而言，就是城市报纸应该以生产为中心，要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要把一切工作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来进行宣传，读者对象要以工农群众及其干部为主，兼顾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如何放下“大报的架子”？市委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对开报改为四开报。对开大报，架子太大，不便于贴近群众，若改为四开小报，在形式上更易于深入群众；然而大城市的报纸都是以对开一大张为形式，更符合城市人民的阅读习惯，《大刚报》仍旧保持了对开形式。二是适当增减广告。报纸广告太多，可以适当减少；工商娱乐广告还是要有，可以增加报纸的收入，“做广告发行的同志，要更勤快，更努力争取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83]。三是全民办报。报纸一定要为工人服务，为生产服务，要组织工农通讯员，动员大家为报纸写稿。政府各部门要为报纸发文件材料，通知记者参加会议，提供情况，报社编辑部要充分利用市委和市政府的内部资料和会议材料，进行调查研究，把研究结果写成新闻通讯。陆天虹的任务就是以办报人的党性观念，不走样地执行市委对报社的指令，既保证报纸不会脱离党组织掌管，又深谙党报作为党组织喉舌的功能定位。
另一方面，为实行全党办报，武汉市委规定“各机关、工厂、学校的党支部要帮助《大刚报》建设通讯小组。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应为当然通讯员，下边的通讯员应经过支部审查，必须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积极分子。支部对通讯员要不断给以指导，并督促写稿”[84]。报社的稿源主要依赖通讯员的稿件，然而通讯员的水平参差不齐，能写作、能掌握政策并自愿担任此项任务的通讯员在当时条件下很难找。“作为劳模很快应征成为《大刚报》通讯员，愿以微薄之力，对人民报纸的内容充实起到一些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为此武汉市委宣传部专门为《大刚报》开展通讯员活动，并于1950年9月27日举行第一次工厂通讯员工作会议，重点研究逐步加强城市建设的报道。针对稿源问题，武汉市委发出指示：“这一通讯网的建立，须于9月15日（1950年）前完成。党支部、团支部所在地区，必须有通讯小组的建立。”[85]针对记者身份问题，武汉市委明确将《大刚报》记者视为党报记者。“市各机关（如局、行、部、会等）工作指导性言论，除必须经过直属上级（市委、市府、市工会、妇联、青联等）审查外，统交由宣传部最后审查，送《大刚报》刊出。”并规定：“为了经常地通过《大刚报》了解市领导的意图、工作情况，各机关、支部须订阅《大刚报》。”[86]可见武汉市委对《大刚报》改造之重视。
再次，主动造成《大刚报》记者作为“党报工作者”的职业优越感。“党报记者很吃香，出去采访能很顺利，碰不到钉子，遭受不到歧视、留难，甚至打个电话，材料就送来了，是体验不到其他友报记者采访所遭遇的痛苦的。”[87]市委指示中明确指出：对待《大刚报》要一视同仁，“如同对党报一样的负责态度主动地供给材料，给以支持……《大刚报》的记者到各机关单位进行采访，各机关应按一般接待党报同志的态度善意接待，可以公开的消息材料应尽量供给，一般公开性的会议，应准予其记者参加，并主动通知”。由此，《大刚报》职工都认为参加党报工作，既稳妥可靠，没有政治、经济上的风险，工资福利也比私营报纸好得多，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作为党报工作者的职业光荣。
吸收报社总编辑列席市委常委会会议的组织措施从制度上保证了总编辑每周必须参与党委的集体活动，但是能否通过领导的言传身教在政治思想水平上有所提高，能否更深刻领会中央和市委意图则取决于总编辑个人的悟性。不能否认的是，陆天虹对《大刚报》改造的具体措施并非两眼一抹黑，或者一厢情愿的理想化，而是对武汉市委的指示非常清楚并明白自己在报社所处的关键位置。在他看来，与其改造《大刚报》，不如将《大刚报》作为一种工作方式，担负起协助党委开展工作的责任。这与陆天虹领会“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修养、优良的传统作风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对新闻工作的深切关怀和培养教导”并完全不走样地贯彻执行是密不可分的。
上述种种做法使得党组织对报纸的领导不再停留于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是深入到报社内部，直接参与报纸编辑部的活动。报纸的功能、内容、稿源、发行以及实际的影响等方面已然全部与党组织融合在一起，成为党的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报纸的脉搏与党组织的脉搏一起跳动，党报编辑部的工作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真正联成一气。从整个改造过程看，《武汉市委关于〈大刚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指示》（一九五○年八月十二日）对于报社具有重大的分界意义：之前，党报是“党组织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大刚报》社看来还尚属一个思想层面的原则；之后，这一原则已经落实到了具体而实际的管理措施之中。
二、思想改造：开门整风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刚报》仍以全国性大报的面貌出现，政治性新闻多，工商界市场新闻多，社会新闻多，副刊多，而且多属动态性的，读者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工商界的狭小范围。[88]这些做法完全是办一张以新闻为主体的报纸路数。在1950年11月9日《大刚报》创刊十三周年之际，报社在开展读者意见征集活动中，归纳出报纸几大问题，如新闻报道方面围绕城市生产建设工作中心没有突出；报纸地方化不够；言论太少，批评建议分量太少；关于办报的方向还没有根本扭转；依靠群众办报的思想还没有确立；在通讯联络的具体工作上表现出潦草的粗枝大叶的不深入的严重缺点[89]——这些问题都与这一路数有关。不顾条件向往“全国大报”，沿袭解放前毛健吾的虚荣心膨胀的思路攀比国内外著名大报，甚至以受过国民党迫害但却始终坚守独立和正义的“至大至刚的革命历史”为荣，并幻想以此作为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资本。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90]，犯了“把革命历史当作包袱，居功自傲，向党讨价还价”的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正中整风之矢。
由此《大刚报》在其完成公私合营后的1950年暨报社成立十三周年的社论《跨入新的起点》的自我反省中，把对党报的认识界定为“人民的报纸”，言辞恳切，反省诚恳，近似于一种本能反应式的检讨：
一年多来，在共产党和人民的直接教育与鞭策下，我们更坚定了并逐步提高着过去进步的一面，而扬弃了并继续扬弃着过去落后的一面。这一年多的经历，在我们同人自己，就是不断和过去残余的政治思想与新的观念自我斗争的过程，我们斗争有一些成绩和收获，这表现在版面还远不够深广，报纸没有很好地表达人民的声音，更没有尽到如列宁所教导的担负起集体组织者的任务。[91]
然而作为执政者的共产党并没有把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系置于纯粹对立的阶级框架内，而是创造了一种与小资产阶级自由报人共处的新模式。中共武汉市委对《大刚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采取区别对待、坚持团结的方针”[92]，关键是做好团结、教育和使用安排的工作。
（一）进行集中的系统学习
报社的系统学习由报社党组统一领导，一面依靠曾卓等骨干党员的努力，对报社内部的思想改造下大气力；一面武汉市委又陆续调入党员干部，建立同情者小组，通过工会、共青团、党的同情者小组分别组织政治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政策等。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中，学习的目标是尽快肃清旧社会所遗留的资产阶级新闻思想，树立新的职业道德观。
合营前后，《大刚报》全社进行了四次规模较大的集中学习。第一次是学习新闻出版总署胡乔木同志的讲话——《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二次是学习讨论报纸的读者对象及通俗化问题；第三次是学习讨论加强报纸地方性；第四次是反对新闻“客里空”。这四次的学习讨论，联系了《大刚报》原来工作作风的实际，明确了报纸工作的政策性、思想性，批判了旧报记者“无冕之王”、“抢新闻”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与作风。[93]
首当其冲的是对“无冕之王”、“同人办报”等资产阶级新闻观念的批判。曾经，“无冕之王”代表新闻工作者超越社会之上的地位，“新闻自由”赋予新闻工作者无上的权力，可以凌驾于一切社会阶层之上，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好似一柄纵横捭阖的重剑。《大刚报》旧的编辑人员还习惯于将新华社的电讯和中央广播电台播发的消息，随便加以改写与综合；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习惯抢速度，对事物的前因后果和发展趋势分析不够就匆忙加以发表。言论版方向不明，观点不清，在言论上习惯于抒发个人意见，而对党的政策领会不透，对党的中心工作配合不紧，事前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经济新闻由于不了解党的经济政策，在新闻报道中无立场、无原则地有闻必录。“甚至对于什么是报纸，什么是新闻，也可以随心所欲做出自己的定义；对于报纸的方向，也可以随心所欲做出自己的主张。这种‘无冕之王’的思想，既是主观主义的又是宗派主义的，说得更坏一点，是一种‘报阀’的思想。”[94]
而党的新闻工作者“是党和人民这个大集体的公仆。不是依照个人兴趣和为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办事，我们老老实实为党、为人民办事”。党的新闻记者与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本质的不同在于后者是为少数人服务，而前者是为党工作、为人民工作、为一个大的集体工作。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把自己融汇在大的集体之中，使自己个人的利益、兴趣等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在党的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中求得自己的发展。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为此就要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宣传水平，学习老百姓的语言，打造活泼的文风，使宣传更有力量，更能吸收人、影响人，使党的路线和主张更能深入人心。党的新闻工作者应以深入民众、为人民服务为荣，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要做公仆，对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和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都不应颐指气使，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这种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与“人民事业的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人民的记者”身份不适应，也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全面系统而深刻地反映指导新建设、新生活”的业务素质要求不适应。报社领导和工作人员，从世界观上都面临着“从头学起”的重要任务。
（二）开展“忠诚老实运动”
“忠诚老实运动”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所采取的又一措施：换一个环境交代问题，搞清历史，或从疑点中解脱，提高认识后，视情况予以安排工作。[95]在《大刚报》社开展的对新知识分子（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的组织清理工作，通过清理中层、清除新知识分子中政治不可靠分子或摸清新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清除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思想改造的重点并不是改造思想而是坦白政治历史，促使知识分子自我批判。
以曾卓为书记的《大刚报》党支部，依靠多数，号召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中一切有问题的人老实坦白，防止“忠诚老实运动”简单地变为“老干部整新干部”、“党员整非党员”、“工农干部整新旧知识分子”、“专整留用人员”的运动。“《大刚报》原来的上层人士，如刘人熙、严问天、黄邦和、欧阳柏等都作为党的干部一样看待，而不是列为统战对象。”[96]交代历史问题和政治审查是清理中层工作的核心，刘人熙作为汉口《大刚报》的社长，交代《大刚报》与国民党CC系的关系、与南京《大刚报》的关系，交代“享受过从南京《大刚报》股份分出来的资产，掌握着平价米和加拿大进口的平价纸的分配”[97]，交代“武汉面临解放，白崇禧派人送来飞香港的飞机票和500块现大洋，要求绕道香港去台湾为国民党办报”，[98]交代“武汉解放前夕，经地下党争取，不但保护《大刚报》留下来，还做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的策反工作”[99]。党支部是将刘人熙作为上层民主人士来对待的，其家庭状况和出身只作为一种附带的联系观察，没有笼统地根据是不是“被斗户”等关系来处理。严问天是《大刚报》的副社长兼总编辑，长期担任《大刚报》主笔，纯粹是旧有老报人，他交代“参加国民党第二军第九师政治部宣传队，任中尉宣传员”，党支部将他作为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待。黄邦和是《大刚报》的副总编辑，记者出身，他交代“投奔中原解放区，在中共江汉军区鄂中地委城工部领导下，返回报社从事地下工作”[100]，党支部将他作为革命干部对待，由于整个城工部系统的政策没有完全落实，他的革命历史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影响了他的入党。
通过审查，基本弄清楚了全体工作人员的政治面貌。但是过关有先后，过关形式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年轻的、职位较低的、历史简单清白的、家庭出身较好的知识分子较容易过关；中年以上的、职位高级的、担任领导职务的、阅历复杂、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过关就困难多了，要反复检讨数次，在不断反复交代的历史材料中，如果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等前后不一致，就会成为政治审查的重点。人人过关，且分批过关的规定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尽管“没有追逼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什么处分”[101]，但是既然要人人过关，就不存在愿意与否问题，也不会耐心等待觉悟和反省；既然要接受群众的鉴定和帮助，狂风暴雨的斗争就在所难免；既然要分批过关，就存在政治上的信任程度问题，就预示着未来在报社的前途和地位。
在生存的压力面前，知识分子的自尊和自我崩塌，过去信守的价值观、赖以生存的学识和成绩遭受批判。他们对于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人生经历几乎全盘否定，对个人利益、名利思想、崇洋观念、改良主义、动摇投机、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作真正的检讨：
即使年青时代为抗日宣传过，也在抗日前线辗转过，但在泥泞的道路上，一身确曾被溅上几滴污水，为这几滴污水悔恨过，痛苦过，甚至为洗刷这几滴污水要付出刻苦的磨练和几十年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辛勤学习，目的就是要投向共产党的怀抱，奔向共产主义。[102]
中国共产党认为，知识分子的主体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必须从自身小资产阶级性出发检讨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本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的。基于这个逻辑起点，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便是从小资产阶级迈入无产阶级队伍的关键。资产阶级思想清理得越彻底，迈进无产阶级队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如何体现清理的彻底程度？从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看，一是联系个人家庭出身的历史检讨，一是对自己的学识成就的检讨。“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地不好”[103]，无论哪种检讨，讲的都是错误甚至罪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超阶级超政治超党派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妥协性，等等，是检讨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为了表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决心，对自己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在强大的群众运动和政治压力下，知识分子的人格处于双重分裂的形态中，他们表达的和内心所想的不一样，甚至相反，这种双重人格在现实中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而且变得越来越坚固。起初，这种分裂还在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引起强烈的痛苦，随着促使双重人格形成的环境越来越严峻，人格分裂的痛苦渐渐隐去，双重人格甚至内化，成为本能的生存反应。这种以自我保护为宗旨的双重人格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三）队伍清理和人事整编
公私合营报纸的编委会领导层必然由公方指定，报社主要编辑也得由公方来选定。在改造公私合营报纸成为党报的过程中，报社被人为地分为“公私双方”、“原《大刚报》工作人员和后调入人员”或“党员和非党员”。私方人员虽然被安排了很多职位，但是并非主要领导岗位，或者有职无权。从武汉解放后到《大刚报》完全改造为武汉市委机关报，《大刚报》编委会领导层先后更换了三次（见表4－1）。编委会领导层的频繁变更、编委会成员的次序调整，正是武汉市委在对报社进行规整的过程中剔除非契合因素的侧面反映。
表4－1 《大刚报》编委会领导层的三次变更
而最能反映改造者群体对老报人群体态度的正是队伍清理和人事整编。从共产党接收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到思想改造运动结束，人事清理几乎伴随全过程。涉及数百人的大规模整编就有两次，一次是在接管官办报业的过程中，一次是在思想改造运动后期。1949年底至1951年初的第一次整编对象是包括新闻报在内的各接管报纸，[104]重点对下、逐出报界作为整编的两条原则被固定下来，并一直延伸到思想改造运动后期的第二次人事整编。“不适合党报工作的被分批调到其他工作岗位。要从政治上、理论上、写作上培养出党报自己的名编辑、名记者。为此市委批准报社从武汉地区各大学主要是武汉大学挑选学生予以培养，每年都从各个工作岗位抽调合适的党员干部和大学毕业生来补充。”[105]由于青年知识分子的年龄、知识结构、未职业化、社会地位较低、价值观尚在塑造等诸多原因，对他们的改造较有信心并有改造实绩。
根据“在城市中尤其大城市中，宁肯在吸收党员时对上层知识分子暂时关门（对个别要求加入者，可鼓励其先努力工作）”[106]的政策，报社的领导刘人熙、严问天、黄邦和都没有及时解决入党问题，所以要成为一名“党报工作者”就有困难了：
因此，要提高理论水平，要熟悉马列主义，特别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你们学习这些，不是看一遍书就行，而是要不断地学，直到能够运用，有能力看出别人用得对不对。那时，写东西就自由了。不熟悉马列主义，就不自由，你们现在还没有获得这种自由。共产党记者最可宝贵的知识，是理论知识，在这方面，你们特别缺少。所以，要继续学习，不只要三个星期，要三个月、三年、三十年，努力把马列主义学好。[107]
作为上层知识分子的老报人群体，大体处于较高社会地位，其价值观已经成型。他们虽然在行动上选择了皈依新政权，但思想上仍然保留着非马列主义的东西。为将这些影响政权巩固的旧思想彻底清理出历史舞台，建立自己需要的全新的思想范式，新政权采取了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以群众运动代替政党管制的办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改造。一种话语被接受，依靠的主要不是暴力性的强制，而是心悦诚服的接纳。以“非党”的面目体现党的意志，以“改造”的名义进行政治教化，无疑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有效方式。鉴于此，在没有确定他们是否完全放弃自己的自由主义信仰以前，中共对他们清算时不能不产生戒心和疑虑，入党的大门自然要基本关上。
鉴于入党问题的未解决，变更最大的一次调整是在“中共武汉市委内定《大刚报》为武汉市委机关报”（1951年9月）时。安排刘人熙1951年7月调离《大刚报》，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武汉分会任副秘书长，兼任中苏友好协会分会和抗美援朝分会副秘书长，1959年后又调往武汉市政协担任委员和副秘书长。安排原副社长严问天改任副总编辑，1955年调离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任武汉市政协委员兼副秘书长。安排黄邦和一直担任副总编辑，只负责版面发稿工作，《大刚报》终刊后，改任《新武汉报》总编室主任，仍负责版面工作，后调离报社至武汉师范学院。从职位安排方面来看，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陆天虹事后回忆：
对待黄邦和同志的使用是有“左”的影响的，由于整个城工部系统政策没有完全落实，因此他的革命历史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因而影响入党这是他调离报社的一个原因，这样的处理显然是欠妥当的。[108]
由此可见，为了将报纸发展纳入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划定的话语领域，新政权对报纸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进行层层控制，符合要求的就被留下，不符合要求的则被清除，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符合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报纸生产、传播、消费机制。在这一机制形成的过程中，公私合营的报纸有积极参与的一面，但也存在有意疏离的成分，在疏离的同时又不自觉地呈现出契合的姿态。旧有知识分子都曾按照自己对新政权下报纸的理解，为寻找媒体声音与政权声音的契合点而进行过各自的努力，问题在于如果要成为党报的记者，“如果你写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当然要限制，必须限制的吧。比方，你写一篇文章，倒是生动活泼，但内容却是只要群众当家，否定干部的作用，这种‘创造性’是要限制的”。[109]所以他们的结局都是相同的：由于办报理念或实践偏离了新政权对报刊的功能设置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他们最终因各种理由被归类为非社会主义因素而受到整编，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力也在编委会的频频调整之中渐渐得到强化。在组织上加强对旧有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加大了政权对报刊领导层的组织人事调控力。
三、业务改造：学习《长江日报》
武汉解放后，武汉市委还没有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则率先于1949年5月23日在武汉创刊（后于1952年12月31日终刊）。而当时的《大刚报》刚刚完成公私合营并改造为完全党报，所以真正与《长江日报》重叠的出版时间应为1950年9月至1951年12月的一年多的时间。在此共同出版的时间里，为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对两份报纸的分工有着一个大致的界限，“《长江日报》是照顾到全中南区的城乡工作，而《大刚报》则着重注意武汉城市工商界和青年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起到了联系与提高的作用。”[110]即《长江日报》以中南六省二市报道为主，兼顾武汉的宣传报道[111]；《大刚报》以武汉地区宣传报道为主。
1952年，中共中央考虑到各省市报纸均已先后出刊，为加强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决定停办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中共武汉市委将完成改造任务后的《大刚报》作为机关报并改名为《新武汉报》。根据中南局意见，《新武汉报》接用《长江日报》名义出版；在中南局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工作结束以前，《新武汉报》则仍担负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的部分宣传工作。《长江日报》创刊时，集中的五湖四海新闻界人士、报社领导和多数业务骨干都是经过延安整风或参加过各个根据地的整风学习的，可谓力量强大，阵容整齐，是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华中全党的耳目喉舌，党与人民公开联系的最广泛、最有力的工具，党的集体宣传者和组织者”的机关党报。[112]有了这样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机关党报作参照，对于如何“真正成为党的得心应手的宣传工具，促进党的各项中心工作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的党报建设课题，《大刚报》有了最直接和最便利的学习模版。
（一）变革版面
汉口《大刚报》新的版面与过去相比，从四版扩版为六版，打破了“一国内、二省内、三经济、四国际”的原有格局，并形成新的基本格局：一版为国内重要新闻；二版为武汉市领导重要讲话原文照登；三版为武汉市经济新闻；四版为武汉市政要闻；五版为副刊和广告，各占其半；六版为专栏周刊。版面变化还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关键是这种形式改变的背后隐寓着思维模式的转变：由外向变为内敛，一切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所有都合乎程序，按照党报模式照搬照套，小心谨慎地刻意往“人民的报纸”方向倾斜。尤其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大刚报》对《长江日报》的模仿是亦步亦趋，处处向《长江日报》靠拢。以1950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为例，《大刚报》完全模仿《长江日报》的版面内容：共出12版，其中四个版为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文章，如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李济深《庆祝新中国诞生的一周年》、张澜《庆祝国庆》、马叙伦《深值庆祝的国庆》、黄炎培《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周年》；三个版为武汉市各项工作的总结文章，如吴德峰《武汉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开国一年来的武汉文教工作》、《开国一年来的市政建设工程与模范事迹》；两个版发征文，三个版登广告。版面安排几乎与《长江日报》如出一辙。将诸多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发言原文照登并安排在头版头条的做法，绝不是简单的版面变化，而是报纸理念的根本转变：从新闻传递和政策表述，转变为具体工作的指导、发动和组织。
（二）报纸言论小心谨慎
报社社论没有一点敢跨越雷池半步之迹象，也未见丝毫异议。对于一些重大政策问题，报社撰写的社论常常因理解不透而表达不充分，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准确而论述不到要害，评论工作和中心工作配合不紧。在政策界限的掌握上，在火候水平的调节上，有时温度过高，界限过宽；有时火力过弱，缩手缩脚。《大刚报》深谙“党的媒介宣传党的政策必须正确无误，否则贻害无穷”，所以在导向性问题上丝毫不敢授人以柄。“本报今天国庆特刊几张图片，印刷都很模糊，尤以六版毛主席照片不清楚，更表现我们工作上的粗糙马虎。”[113]尽管如此谨慎，还是不免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评：
本来那篇社论的主题思想，是要指出帝国主义分子有计划地阴谋杀害中国人民，借以激起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分子的仇恨；但社论的标题《中国人民的死亡是帝国主义分子的愉快！》却没有把这个主题思想完整地表现出来，因此就显得片面，缺乏思想性。我们诚恳地接受孙星燃同志的批评，并且正在编辑部进行加强报纸思想性的教育。以后无论是新闻或文章的标题，一定力求能表现出完整的思想性。[114]
犯过这种言论导向不明确的错误，报社逐渐形成了“每逢大事总是找书记写社论”的依赖思想，把写社论神秘化，报社编委和各部主任都不敢轻易写社论，写一遍不行，写两遍不行，往往是大段大段地重写，只被保留题目和引言，主要段落全部被改写。
而《长江日报》言论挂帅的思想指导恰好成为《大刚报》的指路灯。在《大刚报》看来，《长江日报》的言论之所以能及时反映中南局的领导意图和指导思想，是因为按照中南局的规定，《长江日报》负责人不仅列席中南局常委会会议，而且参加中南局每天上午举行的办公会。中南局对报纸的意见和要求、报纸的请示，都在办公会上当场解决。《长江日报》自然能“得风气之先”而舆论先行。同时中南局号召各级党委负责人为《长江日报》写稿也令《大刚报》“羡慕不已”：
报社负责人熊复参加中南局办公会，很多重要的社论就在办公会上定下来由熊复执笔完成。土改中有些社论是杜润生同志撰写，或在他指导下由政策研究室同志完成。荆江分洪工程开工的社论由李先念直接授意张铁夫完成。“三反”运动的社论都是在中南局直接领导下写作的。[115]
《长江日报》定期还会将各级党委负责人为报纸写稿的情况向中南局作汇报，从制度上保证了各级党委负责人写稿制的落实到位：
中南局各部委、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以及其他各省市委以下的各级党组织的宣传部、县以下各单位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与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必须负责组织《长江日报》的通讯工作，并负责督促所属部门制订月、周报道计划，逐级上报，保证按时按量完成向《长江日报》的投稿任务。[116]
依照《长江日报》言论把关的方法，武汉市委领导也亲自动笔为《大刚报》撰写社论和重要文章，不仅大大加强了评论的思想性和指导性，还为报社的言论方向树立“示范”的模本，推动报社领导研究和提高评论的质量。多年后陆天虹对此仍印象深刻：
李先念同志、吴德峰同志和王任重同志的重要讲话，我们整理好以后送去审阅，他们总是迅速修改后送回发表，并且在原稿上批注：“修改之处请报社同志酌处”……张平化同志写的文章数量少，但是质量高，思想性、逻辑性都很强，文章结构严谨，用词遣句准确，文风朴实，每个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撰写社论或修改报社送审的社论最多的是李尔重同志……尔重同志撰写社论，思路敏捷，抓住要害，理论性强，说理透彻，有文采，为报纸生色不少。当然，有时时间仓促，也有推敲不够，或文字不够严谨，显得松散的。因此他常对我说，对他写的社论如有不妥可以修改，我们也常常修改。重要修改向他打个电话，他没有不同意的。[117]
不可否认的是，在解放之初百废待兴的城市建设生产中，武汉市委领导的报纸言论大多注重基层调研。以1950年10月3日武汉市长吴德峰发表在《大刚报》的评论《纪念开国一周年》为例，总结开国一年来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工业生产、公营工厂结合生产运动和民主检查、私营工业等工商业的恢复时期的工作[118]，据事实说话，针对性和说服力都较强。
在目前形势下，我们的工作，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倍努力，进一步深入和提高。首先要明确和加强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财经工作方面：在建设国防力量与经济力量的总方针下，继续调整工商业，促进公私企业的改革，争取掌握价格政策，有重点地加强市场管理……严肃镇压反革命活动，肃清潜伏的特务匪徒。[119]
撰写社论或修改报社送审的社论最多的是报社的主管领导——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李尔重。每逢重大政治事件或重要节日，或是党中央有重要指示，市委有重要决定，或是报社自己没有把握抓住要害时，他就主动把社论写好送来。如：
和平的学习生活，是可爱的，可是当敌人已经逼近，祖国受到威胁时，我们就要有决心，马上抛掉这个生活，进入人民国防。祖国与人民付托给我们重大的责任，无限的丰功伟绩，等待我们去完成，我们的远大前途，就在这里。古往今来，为祖国人民奋战的英雄们，他们的名字就是我们的名字。我们有无限的热情，更有坚强的组织与意志，当着我们决心为祖国为人民献身如许多同志已经在自己日记本上暗地宣誓那样的时候，我们就绝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做人民战斗队里的一兵……敌人——美帝国主义——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凶恶、更无耻、更卑鄙、更下流的敌人。我们则是比“一二·九”时代更广大、更坚强、更有组织、更有领导的青年，人民的祖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连续地发出了召唤，我们不能再迟疑了！[120]
在市委书记和宣传部长的带动下，市委各部部长也重视如何帮助报纸做好自己分管范围的宣传报道，并且亲自动手写社论，如：
我们武汉工商界与全国人民一样，还要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支援志愿部队，以实际行动来加强抗美援朝，前线仗打得好，后方格外要加紧生产，加紧搞好工作，全市工商界的子弟们，更要热烈响应祖国的召唤，踊跃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不要扯住他们的后腿，要鼓励他们前进，这就是对志愿部队的直接支持。我们认为这是抗美援朝最光荣的岗位，也是他们最远大的前途，请各位努力动员我们的子弟去争取祖国的永久和平，去谋祖国永远的幸福。通过这一次示威游行，我们工商界已进入战斗，与全国人民的敌忾情绪，已结成一股不可遏止的反美侵略怒潮，美帝最后必将在这怒潮中死亡。[121]
工人兄弟姐妹们，在保厂护产、协助清点接管、抢修支前、回复生产等工作上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节约利废、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并初步发挥了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创造力，贡献出许多合理化建议和改进及其他工具，并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党、行政和工会对于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热烈地爱护、培养和发扬；对于工人的贡献与功绩给以切实的酬劳和奖励，这是完全应当而且必须的，而我们工友同志则应当表示感谢，以更积极的生产和工作来报答。[122]
（三）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利用报纸开展批评方面，《大刚报》对严重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在人民面前称王称霸等恶劣作风公开进行过批评，有的甚至涉及高级领导干部。《大刚报》贯彻党的“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人民的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武汉人民中引起震动，令人耳目一新。国民党统治时的官官相护和共产党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形成极鲜明的对照。
在报纸上公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报传统，但对于《大刚报》来说却还是新鲜事物。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而一切冷嘲热讽、污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不论正确或错误的意见，均可发表，不受限制，但发表要善于“从正面提”，即善于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而非把错误作为结论。这些批评的艺术，对于《大刚报》而言是生疏的，因此报纸在实际运用中，对政策界限的掌握、分寸火候的把握等还是有欠缺的，有的批评过了头，有的又隔靴搔痒，尤其是“在开展批评上领会不深，胆子不大，特别是涉及领导干部时，顾虑很多”[123]，这都是思想改造的幼年阶段不可避免的缺点。“一般地说，《大刚报》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反映了人民的情况，进行对政府机关的批评与建议，虽然也有一定的缺点，而这只是努力进步中的缺点。”[124]
诚然，中共武汉市委对《大刚报》这种公开的批评还是以支持态度为主，这种支持态度无疑从另一方面显示对《大刚报》身份的确定。其逻辑关系是，既然《大刚报》在政治上是由武汉市委宣传部领导，那么报纸应与党报一视同仁，理应有权批评武汉市的各项工作；对《大刚报》的公开批评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由此可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培养成为一种正常的政治生活，被批评者只要检查改正，对不符合实际的部分加以说明，不存在“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的歪风，更不存在被批评者从此抬不起头来的问题。
《大刚报》的政治敏感性在武汉市委的舆论导向下明显增强，每天刊登一篇社论或言论文章。社论大都配合武汉市委的指示，以起到“阐明党的政策，发动广大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动员广大群众按照党的政策行动，推动党的各项中心工作胜利前进”等诸多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政治性的问题，坚决按照市委领导的指示表述，不越矩，不轻率，不擅作主张；对社会普遍出现的共性问题，严格遵循行业领导的专文表述，重转载，重原文，重视深入剖析；对先进的正面报道问题，尽力配合阶段性的政策宣传，重赞扬，重教育，重视正面引导。在鼓励宣传方面多做有益的工作，尤其加强对工人阶级模范的劳动、技术的改进和发明，对公私企业有益的改革、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劳资协商会议的工作经验，对工商业的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的改善，对各种经济、文化与政治建设的成绩与经验，作衷心感激和热烈赞扬的评论；而对批评工作则采取慎重的态度。“过去所刊载的一些批评性稿件，多半是一些零碎的问题，没有抓住中心要害。要组织群众批评，把批评提高到高度的原则性。”[125]在共产党内部，在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内部，对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毛病，“现在人民要求我们的报纸，更大胆、更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人民爱护共产党、爱护人民政府，表现在对他们的缺点要求严格批评和切实纠正。只要从爱护观点出发的善意批评，报社认为真实，就应负责发表”[126]。
（四）在报社内部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
在报社内部检查制度方面，陆天虹在编委会上提出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其中包括检查报纸，制定报纸检查条例，公布检查结果，通知有关各方，对出现错误的原因，有关部门和个人作出答复。拟定印刷与校对制度，印厂实行看大样制度，签字后方能制版，并拟定了编、排、校、审、印等十个环节的责任制。社论、专论、各版、头条新闻及退稿设立具体负责签字人。社论和大样的签字实行送审制。
通过以上各项改造，到1951年9月《大刚报》公私合营一周年，在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后，陆天虹代表报社向武汉市委作全面工作汇报。市委书记张平化肯定了《大刚报》改造一年的成绩和效果，市委常委会当即决定，从1951年10月起，内定《大刚报》为武汉市委机关报，同时决定积极创造条件，于1952年1月1日在《大刚报》基础上正式出版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为了在组织上保证武汉市委机关报的顺利出版，市委决定由李尔重任社长，陆天虹为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曾卓任第二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严问天、黄邦和任副总编辑。1952年1月1日《新武汉报》正式出版，《大刚报》社全体工作人员自此成为党报工作人员，报社的工作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27]中共武汉市委完成了对《大刚报》改造的任务。
张文藻在庆祝《大刚报》公私合营的特刊上曾写道：
《大刚报》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性格，杂乱荡漾，不能一致。其实这正是有着市民代表性报纸应有的性格，在过去这或许有小市民命运的悲哀，在今天看来，则更具备易于进步的条件。即使拿曾经看作姊妹刊的《大公报》的前途来比量，我相信人们会认为《大刚报》更有前途。
虽然在表现上还不能完全一致，不够十分大胆，没有像香港的大公、上海的文汇，但是不能拿对于身在港沪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要求来要求身在武汉的城市市民的报纸大刚。《大公报》在上海解放后，那篇《新生宣言》虽然相当漂亮，但是由于某种定型定性的固执，要想迈进一步，恐怕在若干年后，仍然要跟着《大刚报》走。[128]
张文藻的话一方面表明普通民众对《大刚报》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指出《大刚报》的改造可能带来典范效应。公私合营后《大刚报》的改造及其典范效应在于从思想和管理制度上实现了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成为全党团结和统一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于一张合作社的民营报纸的改造，其特殊性也决定了这一改造过程将成为实验和经验。
斯图亚特·霍尔分析文化身份及其认同时指出，文化认同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大刚报》的改造同样可以作如是观：其一，所谓“完全的”或“名副其实的党报”是在一个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对党报身份的建构；其二，这种建构同样是在一个历史和政治文化话语之内进行的；其三，就其过程和最后呈现的面貌而言，基本重点是重新确定党报与整个党组织的关系及其在结构中的位置，包括党报及其工作者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身份既然是一种特定历史和文化话语中的建构，就是一种“定位”而非“本质”，换句话说，不是一种已经完成的终点，而是理应随着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不断被生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我们可以最终绝对回归的固定源头。[129]其实在《大刚报》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又欢欣鼓舞的内心，已经认识到报纸实际上早被机关化、党报化了。也只有主动让《大刚报》成为机关报纸，解决了理论的分歧，这些知识分子才能心情舒畅地进入机关党报工作。在《大刚报》知识分子看来，从合作社的股东转变到公营报纸的党报工作人员，是理所应当的。这也为《大刚报》知识分子最终服膺共产党，并完全主动配合、共同完成对《大刚报》的改造提供了合理性。
1951年12月26日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李尔重向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作了题为《学习做一个好的党报工作者》的报告，从党报工作者的立场、党报的群众工作、编辑工作和管理工作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报告既是对党的新闻宣传理论的系统阐发讲解，也是对全社员工的深刻启发和动员，为即将终刊的《大刚报》作总结，也为即将出版的《新武汉报》定方向。[130]
1951年12月28日《大刚报》连续三天刊登“《新武汉报》创刊 《大刚报》停刊启事”，称“《大刚报》已呈准于本年底结束，原有机构改组为完全公营的市级报纸，《新武汉报》定于1952年1月1日创刊”[131]。1951年12月31日《大刚报》终刊，终刊号为第5072期。1952年1月1日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创刊。1952年12月31日中南《长江日报》终刊。1953年1月1日《新武汉报》易名为《长江日报》。
【注释】
[1]黄邦和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11月14日。
[2]“任命谭政、陶铸、肖劲光、倪志亮、唐天际、张平化、吴德峰、张执一、朱涤新、赵尔陆、徐林、何伟、王阑西等为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军管会关于实行军事管制及有关任职的布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见武汉市档案馆：《武汉解放》，武汉出版社，1996年，第3页。
[3]《武汉市军管会关于各部门接管范围的原则规定的对内通告（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见武汉市档案馆：《武汉解放》，武汉出版社，1996年，第161页。
[4]《谭政、陶铸同志关于武汉市对私营报纸的管制办法（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81—282页。
[5]《谭政、陶铸同志关于武汉市对私营报纸的管制办法（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82页。
[6]《武汉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新闻出版处接管工作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见《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接收工作概况及接管报社、印刷厂、书店的材料》，湖北省档案馆馆藏，卷宗号：GM5－1－69。
[7]《武汉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新闻出版处接管工作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见《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接收工作概况及接管报社、印刷厂、书店的材料》，湖北省档案馆馆藏，卷宗号：GM5－1－69。
[8]《武汉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新闻出版处接管工作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见《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接收工作概况及接管报社、印刷厂、书店的材料》，湖北省档案馆馆藏，卷宗号：GM5－1－69。
[9]《武汉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新闻出版处接管工作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见《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接收工作概况及接管报社、印刷厂、书店的材料》，湖北省档案馆馆藏，卷宗号：GM5－1－69。
[10]《中共中央关于解决新闻干部缺乏问题复华中局电（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83页。
[11]《〈大刚报〉关于申请颁发登记证的呈文》，见武汉市档案馆：《武汉解放》，武汉出版社，1996年，第522页。
[12]《武汉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新闻出版处关于同意〈大刚报〉登记的函（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
[13]陆天虹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8日。
[14]为了更好地宣传发动群众，做好武汉解放的思想舆论准备，共产党在武汉的各方力量充分利用当时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在武汉发动了一场有力的宣传攻势。他们通过秘密交通线将大量宣传资料从解放区运到武汉，在三镇建立了多个秘密收听站、地下印刷点。1949年5月12日，《大刚报》社的地下共产党发动编辑、记者和印刷工人深夜排完报纸后，加班排印8万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国共产党城市工商政策》等文件，在次日凌晨散发到武汉三镇，在稳定民心、动员护厂护校、保持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宣传动员作用。
[15]武汉解放后，《大刚报》社内部党组织没有公开，中共武汉市委建设街道支部，以联营书店、《大刚报》社两单位党员成立交通路支部，支部书记为马仲扬。支部工作的重点是社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积极建党，为公开组织作准备。
[16]《武汉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一个月工作初步总结（一九四九年七月）》，见《武汉市文教接管工作报告》，湖北省档案馆馆藏，卷宗号：GM5－1－105。
[17]“为了甄别地下关系，郭治澄同志曾多次证明多名与他联系过的地下党员同志，但对隶属于其他地下组织的地下党员他无法提供证明。关于地下关系保密和公开的问题，许多同志还没弄清楚，有些关系以为还应该保密，但由于没有明确规定其保密的任务以及工作方式方法，不需要继续埋伏的关系，也没有规定其工作方式方法，因此形成地下关系保密不像保密，公开不像公开，实际上差不多都暴露了。”朱文尧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20日。
[18]《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组“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1949年12月30日）》，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94页。
[19]《武汉市委关于〈大刚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指示（一九五○年八月十二日）》，载《武汉工作》，第386卷第17期。
[20]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19页。
[21]《大刚报公私合营合同》，载1950年9月1日《大刚报》。
[22]当时币制尚未改革，后改革为人民币1元换旧币1万元。
[23]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19—120页。
[24]如：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杜子才科长、武汉市人民政府新闻组李彬、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实、武汉市委文教书记凌莎。
[25]《中共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同志应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或论文的指示（一九五○年三月）》，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页。
[26]《武汉市委关于〈大刚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指示（一九五○年八月十二日）》，载《武汉工作》，第386卷第17期。
[27]《解放后的汉口〈大刚报〉（草稿）》（1949.5.16—1951.12.28），王慧超提供，李理整理，2009年11月4日。与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第120页的“陆天虹、曾卓、黄邦和为副总编辑”的表述有出入。笔者注。
[28]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29]《解放后的汉口〈大刚报〉（草稿）》（1949.5.16—1951.12.28），王慧超提供，李理整理，2009年11月4日。与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第120页的“陆天虹、曾卓、黄邦和为副总编辑”的表述有出入。笔者注。
[30]“《长江日报》启事：办报编辑部按照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分为以下各组，宣传组、党的生活组、读者来信组、政治法律组、工业工运组、农业农运组、财政经济组、军事组、文化教育组、国际组、副刊专刊组、美术组。”见1950年5月23日《长江日报》。
[31]《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89页。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509页。
[33]“本报向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申请登记，已获准发给报纸杂志登记证新字第四号。本报获准登记，职工同人甚为兴奋，深感今后任务的重大。”王文彬：《本报今后努力的方向》，载1950年4月4日《大公报》。
[34]重庆《大公报》实行公私合营的时间有多种说法。一、《大公报》在1950年7月就实行公私合营，当时新闻总署指示，不正式对外宣布也不故意否认这一改变，但在《大公报》内部是公开的（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有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二、1950年10月，党派雷勃同志担任《大公报》编辑部主任，算是重庆《大公报》正式公私合营开始（王文彬《建国初期的重庆〈大公报〉》）；三、1951年12月共产党派陈伯林同志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兼党支部书记，正式建立党支部，重庆《大公报》于1951年12月12日宣布为公私合营（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通常认为公私合营开始的标志是共产党有派驻人员进入到报社，掌握报社政治上、组织上、业务上的领导权，所以李纯青的说法在笔者看来更具有说服力。
[35]王文彬：《建国初期的重庆〈大公报〉》，载《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0期，第16—17页。
[36]“1950年3月全国私营报纸为58家，到6月底减为43家，到11月底为39家，到12月底为34家，到1951年4月底为31家，到8月下旬就只剩下25家了。”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88年，总第43辑。
[37]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文教管理委员会指示新闻出版处：《文汇报》是被国民党查禁的，现《文汇报》请求协助复刊，应给予纸张和印刷的资助。1949年6月21日《文汇报》复刊。1950年第三季度，华东新闻出版局、上海新闻出版处一次性拨给《文汇报》补助费80000万元，并商请银行给予贷款100000万元。《文汇报》在私营公助下仍试图按照过去的传统模式，办面向全社会的综合性报纸，甚至未谈成与共青团中央合作创办团报。在左冲右突的探索下，《文汇报》侧重面向学校师生，走专业化办报之路。1953年1月《文汇报》完成公私合营，当时《文汇报》欠《解放日报》纸款和政府借款达300000万元，减去盘存的材料约负债150000万元。合营时私股实际上为零，为使私股仍存在起见，特将政府借款的150000万元作为对《文汇报》的补助，这样清财清股后私股才有近30000万元。《文汇报》当时总资产为350000万元，其中公股占320000万元，约占92%。公私合营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报社完成一个财产交接手续，将少量私人股份交接清算（当时币制尚未改革，后改革为人民币1元换旧币1万元）。文汇报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6.5）》，文汇出版社，1997年，第20—35页。
[38]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技术低效。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合作社的控制成本较高；由于努力的成果会成为全体成员的公共物品，成员们控制和减少偷懒的激励逐渐消退；由于没有集中的所有权，改革的冲动日益减弱。二、资源配置低效。成员们对长期投资回报的热情被其视野所限制，加上合作社拒绝接受旨在避免风险的各种调整，不能将合作社的所有权集中在能有效承受风险的所有者手中，合作社在资源配置上也是低效的。三、规模低效。要获得最低成本的产出规模，就必须有足够的惠顾。但是由于控制成本随成员数量递增，也由于合作组织与非成员发生业务在法律上存在限制，合作社在规模上也可能是低效的。
[39]胡代光、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95页。
[40]划分劳资双方的标准是：在报社工作时间的长短。还有两条标准：一是享受了从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分出来的资产；二是掌握着平价米和加拿大进口的平价纸的分配。朱文尧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20日。
[41]例如刘人熙出生于江西省莲花县花塘乡白马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李谷成：《刘人熙与〈大刚报〉》，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莲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莲花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
[42]陆天虹：《党对〈大刚报〉的改造》，见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50页。
[43]“原先在国统区工作过的记者要参加政协会议与开国大典的采访，均需进行政治审查，并需有四位政协委员的证明，才能取得‘采访证’。于是就请田汉、范长江、张难先、李书城作证明取得采访证。”“我与全国其他私营报纸记者一道在中南海怀仁堂外见到了毛泽东。”黄邦和：《采访第一届全国政协讨论国旗、国歌、国号议案的回忆》，载《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第1期。
[44]黄邦和：《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速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载1949年10月2日《大刚报》。
[45]这些报道如黄邦和：《愈往北走愈是好》（1949年10月5日《大刚报》）、《东方红场素描》（1949年10月11日《大刚报》）。
[46]本报记者万寒林：《吃人的码头封建把持制度》，载1950年8月23日《大刚报》。
[47]“贸易工作的报道，在我们的城市报道中是最弱的一环，普遍缺点是：一方面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如何领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反映不足；另一方面对金融贸易工作中发生的某些错误缺点偏向，缺少应有的批判和揭发。在报道思想上重视不够，对金融贸易报道的目的性和重要性也缺乏明确的认识，在政策上存在摇摆。”《新华社山东总分社对加强金融贸易工作报道的意见（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83页。
[48]《中宣部关于城市报纸应注意的问题给中原局宣传部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14页。
[49]1949年2月徐铸成在秘密离港北上时，曾向同人谈起全国解放后的办报设想，除了保持香港《文汇报》以外，还要在北平、上海、重庆、武汉等地办《文汇报》，他将轮流到这些地方去处理报社的各项工作。“那时候自己可能忙得不得了。”他怀着雄心到达北平后，把这个设想告诉了宦乡，宦乡向他分析了情况，讲述了党的新闻工作方针、政策，他开始知道自己这些想法不切合实际。文汇报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6.5》，文汇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50]群体/团体是“一大群或一小群的人，在其间所存在的关系使之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刘光华、邓伟志，等：《新社会学词典》，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09页）。一、芝加哥学派的库利认为群体有“首属”（primary group）和“次要”（second group）之分，前者主要以感情和爱（harmony and love）为纽带，后者则是建立在利益与竞争的基础上（Cooley，C，H.Social organization［M］.New York：Schochen Books，1983：23—31.）。二、而在韦伯看来，群体的差异与支配权相关，由此将其概括为“传统的”、“超凡魅力的”和“法制的”三种支配类型。“传统的”是指寄托于神圣化了的古人权威和历史习俗；“超凡魅力的”则是以领袖个人素质和权威为重，人们因其“超凡魅力”而服从和效忠；“法制的”则依赖法律条款的有效功能和理性建立的规则（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6—57页）。三、赫尔曼·施马伦巴赫则以为，可能存在一种类似于首属群体那样强有力的团聚状态。正是由此得到启发，希尔斯发现有不同层面的首属群体并且其间特点不同，“一种与终极价值、神圣目标和象征体系的有力结合的首属群体和不关心政治的、因为一般的责任感、同志团结和显示男子汉气概需要的首属群体之间是有差别的”（翰特·希尔斯：《人际关系论》，见翰特·希尔斯、塔尔考特·帕森斯，等：《社会学与社会组织》，何维、黄晓京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7—138页）。
[5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
[52]《完成任务，迎接公私合营》，载1950年9月1日《大刚报》。
[53]毕奂午：《冲出地狱的潜流》，载1949年6月15日《大江》副刊500期纪念特刊。
[54]曾卓：《在荆棘的道路上》，载1949年6月15日《大江》副刊500期纪念特刊。
[55]绿原：《大江500期投稿中》，载1949年6月15日《大江》副刊500期纪念特刊。
[56]秦敢：《大江500号》，载1949年6月15日《大江》副刊500期纪念特刊。
[57]“报社争论记者的主要工作问题非常尖锐，关于记者是以报道新闻为主还是以组织通讯员工作为主的问题争论尤其激烈。”朱文尧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20日。
[58]这些报界精英不仅是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亲历者，而且都是与共产党共商国是的新政协代表；他们不仅有显赫的政治荣誉，更有执掌私营报业的实权。在力图严格掌控的意识形态领域，新执政者对他们兑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承诺。解放后获准存在的几张非公营大报，行政、业务与经营的大权掌握在非中共人士手中，非但各报党员不能左右，就连新闻协会党组亦不能直接插手。组建党组的过程中，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姚溱的意见，强调该党组主要是把握报社大方向，而交流各报经验，提高业务等项，“须经过新闻协会由行政办理”，尤其明确，协调各级党、政、工、团的关系一项，党组无“直接处理”之权，只有向上反映之责。《上海市委组织部致夏衍并姚溱（1950年6月26日）》，上海档案馆，卷宗号：B36－1－2。
[59]Stuart Hall.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M］//S.Hall，D.Held and T.McCrew.Modernity and its futur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277.
[60]《大家来办好人民的报纸——本报创刊十三周年纪念》，载1950年11月9日《大刚报》。
[61]《跨入新的起点》，载1950年9月1日《大刚报》。
[62]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见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90—337页。
[63]《中宣部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一九五○年九月）》，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0页。
[64]《长江日报》的广告一是政府社团的公告和文化教育广告，此类收费较低，基本保证用户时间要求和版面要求，二是通过报社营业处直接受理或广告商代理的商业广告，此类收费较高，但必须审查其政治内容，凡不符合政策、虚构夸大的商业广告一律不准刊登，且针对公营企业、私营企业、合作企业、个体户的广告也要区别对待，以体现党的工商业政策。因此《长江日报》的广告版面，一般都在整版的1/6到1/4之间，在出4个版时未超过1/2。
[65]《〈大刚报〉办公室关于错误地刊登〈上饶集中营〉影片广告的检讨》，载1950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66]《反对刊登广告中的铺张浪费现象》，载1955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文章批评京津等8大城市15种对开日报逢节假日增出广告的情况，反对将普通煤球、牙膏等广告图样刊登出来等。
[67]《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议（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见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编辑组：《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第一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
[68]《长江日报》于1950年5月与中南邮政管理总局协商邮发合一问题并达成协议，从1950年7月1日起报纸全部交邮局发行，中南六省两市均可在当地邮局订阅到《长江日报》，同时武汉市委还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各机关支部必须订阅，必须积极支持”，报纸的发行数量逐渐上升，“至1952年终刊时已发行达八万份”。长江日报新闻研究室：《中南长江日报史略（1949.5.23—1952.12.31）》，见《武汉新闻史料：第3辑》，1984年。
[69]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70]《跨入新的起点》，载1950年9月1日《大刚报》。
[71]文汇报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6.5）》，文汇出版社，1997年，第122页。
[72]（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页。
[73]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74]《社论：大家来办好人民的报纸》，载1950年11月9日《大刚报》。
[75]陆天虹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8日。
[76]陆天虹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8日。
[77]《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摘宣传部分）（一九二一年“一大”通过）》，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页。
[78]李立三：《党报》，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26页。
[79]《武汉市城市建设工作的集体组织者》，载1950年9月1日《大刚报》。
[80]《武汉市委关于〈大刚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指示（一九五○年八月十二日）》，载《武汉工作》，第386卷第17期。
[81]陆天虹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8日。
[82]陆天虹：《亲切关怀严肃教导——回忆五十年代武汉市委对报纸工作的领导》，载《武汉新闻史志》，第1辑。
[83]李尔重：《提高一步，负担新的任务》，载1950年9月1日《大刚报》。
[84]《武汉市委关于〈大刚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指示（一九五○年八月十二日）》，载《武汉工作》，第386卷第17期。
[85]《武汉市委关于〈大刚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指示（一九五○年八月十二日）》，载《武汉工作》，第386卷第17期。
[86]《武汉市委关于〈大刚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指示（一九五○年八月十二日）》，载《武汉工作》，第386卷第17期。
[87]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研究部：《新闻工作座谈会发言记录（第一辑）》，王慧超提供，李理整理，2009年11月4日。
[88]陆天虹：《亲切关怀严肃教导——回忆五十年代武汉市委对报纸工作的领导》，载《武汉新闻史志》，第1辑。
[89]《我们的检讨》，载1950年11月9日《大刚报》。
[90]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0页。
[91]刘人熙、严问天：《跨入新的起点》，载1950年9月1日《大刚报》。
[92]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
[93]《解放后的汉口〈大刚报〉（草稿）（1949.5.16—1951.12.28）》，王慧超提供，李理整理。2009年11月4日。
[94]《政治与技术——党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载1943年6月10日《解放日报》。
[95]《上海新闻学校忠诚老实运动计划（草案）》，1953年3月，上海档案馆，卷宗号：A22－2－128。
[96]朱文尧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20日。
[97]朱文尧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3月20日。
[98]刘汴汴：《回忆父亲建国前在汉口〈大刚报〉》，载武汉市洪山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洪山文史》，1990年，第43页。
[99]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
[100]黄邦和口述，李理整理，2009年11月14日。
[101]陆天虹：《党对〈大刚报〉的改造》，见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
[102]黄邦和：《〈大刚报〉的一枝笔——严问天》，见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235页。
[103]顾潮：《历劫终教志不悔——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3页。
[104]对旧职员的处理原则上是弄清是非，分别对待。其一，留用人员，标准是有一技之长，工作上需要，政治上较进步，可以争取改造。尽量争取留用技术人才，在清理时期每人发放一定维持费，正式留用依照薪金制待遇。对编辑、记者人员慎重考核，酌情收用。其二，帮助转业介绍学习的人员，标准是有一技之长，报社工作不需要，可以争取改造。其三，遣散人员，标准是职员，政治上反动者。旧职员中有不少地下关系者，武汉地下关系复杂，凡自称有地下关系而无证明者，找原有关系解决，工作上尽可发挥其作用。根据这个原则，新闻出版、文艺、教育等方面的旧职人员，共计814人，其中遣散274人，留用528人。《武汉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一个月工作初步总结（一九四九年七月）》，见《武汉市文教接管工作报告》，湖北省档案馆馆藏，卷宗号：GM5－1－105。
[105]陆天虹：《亲切关怀 严肃教导——回忆五十年代武汉市委对报纸工作的领导》，载《武汉新闻史志》，第1辑，第16页。
[106]《中央关于在新解放区城及待解放城市必须谨慎地发展党员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九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
[107]《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6页。
[108]陆天虹：《党对〈大刚报〉的改造》，见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53—154页。
[109]《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5页。
[110]李尔重：《提高一步，负担新的任务》，载1950年9月1日《大刚报》。
[111]“历史赋予《长江日报》的使命，就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尚待完成的任务摇旗呐喊，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武汉解放之初，《长江日报》由武汉市军管会领导，作为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机关报。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以后，《长江日报》即成为华中局机关报兼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机关报。华中局改为中南局，而此时《大刚报》也已完成改造任务，被内定为武汉市委机关报，湖北省委也另自出版机关报，《长江日报》遂成为单一的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新闻研究室：《中南长江日报史略（1949.5.23—1952.12.31）》，见《武汉新闻史料：第3辑》，1984年。
[112]早在武汉尚未解放之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原局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已经为华中重要城市武汉的解放作了准备。东北局确定《东北日报》社长廖井丹、副社长兼总编辑陈楚以及《东北日报》部分人员随军南下，负责筹备在武汉出版党的机关报。中原局也决定停办《中原日报》，由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熊复以及《中原日报》大部分成员南下武汉筹办党的机关报。在武汉创办的党的机关报定名为《长江日报》，冠以毛泽东同志亲自题写的报名，《长江日报》的办报方针郑重声明：为华中广大的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其读者对象应为工农兵、干部、城市和农村的知识分子及一般城市群众。
[113]《本报编辑部检讨启事》，载1950年10月1日《大刚报》。
[114]《大刚报编辑部关于“加强报纸标题的思想性”答复编辑同志》，载1951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115]长江日报新闻研究室：《中南长江日报史略（1949.5.23—1952.12.31）》，见《武汉新闻史料：第3辑》，1984年。
[116]《中南局关于加强〈长江日报〉通讯工作的决定（一九五○年二月十五日）》，王慧超提供，李理整理，2009年11月4日。
[117]陆天虹：《亲切关怀严肃教导——回忆五十年代武汉市委对报纸工作的领导》，载《武汉新闻史志》，第1辑。
[118]吴德峰：《纪念开国一周年》，载1950年10月3日《大刚报》。
[119]张平化：《社论：以改善我们的工作来庆祝十月革命》，载1950年11月7日《大刚报》。
[120]李尔重：《社论：纪念“一二·九”，响应祖国的号召》，载1950年12月10日《大刚报》。
[121]贺衡夫：《社论：武汉工商界站起来了》，载1950年12月12日《大刚报》。
[122]江浩然：《社论：认真做好评功选模工作，大力开展劳模运动》，载1950年12月14日《大刚报》。
[123]陆天虹：《亲切关怀严肃教导——回忆五十年代武汉市委对报纸工作的领导》，载《武汉新闻史志》，第1辑。
[124]李尔重：《提高一步，负担新的任务》，载1950年9月1日《大刚报》。
[125]《大家来办好人民的报纸——本报创刊十三周年纪念》，载1950年11月9日《大刚报》。
[126]张平化：《鼓励和批评不可偏废》，载1950年9月1日《大刚报》。
[127]陆天虹：《党对〈大刚报〉的改造》，见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
[128]张文藻：《向人民新闻事业的前途迈进》，载1950年9月1日《大刚报》。
[129]（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旅裔散居》，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08—226页。
[130]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
[131]《〈新武汉报〉创刊 〈大刚报〉停刊启事》，载1951年12月28日《大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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