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产业发展诉求

时间：2023-04-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现实中，国内外大城市中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也处于蓬勃发展的热潮中。这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优秀的文化产业园区，不仅可以作为文化产业集群的重要载体，将各种文化产业实体在一定时间内在一个特别的空间聚合，而且是更多更新的文化企业不断培育、发展的制造机器，给文化产业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同时也是文化欣赏、文化消费、文化交流的集中地。因此，一个富有魅力的文化产业园也将成为一座城市的金名片，是城市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和符号。

文化产业园区是一系列与文化关联的产业规模集聚的特定地理区域，是一个具有鲜明文化形象并对外界产生一定的吸引力的集生产、交易、休闲、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园区。[1]文化产业园区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文化产业园区以文化资源禀赋深厚的地方为依托，开发与文化相关的系列产品。它是一系列文化产业的地理集中区域，企业间竞争并合作，通过网络紧密联系，形成竞争力很强的区域整体。二是文化产业园区有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园区的组织管理是通过一定的协会组织来进行的。三是文化产业园区的目的是满足当地居民及外来旅游者特定的文化需求。四是文化产业园区反映的是地域特殊的文化、社会与经济需求。从实际运作过程和手段来看，文化产业园区往往以区域文化为载体，以优惠的产业政策吸引多种文化生产要素聚集，通过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吸引区域内外的艺术家、文化产品经营者和文化中介组织向园区集聚，逐步营造文化氛围，形成文化特色，打造文化品牌，成为区域文化产业的聚集地、文化产业的孵化器和推进器。

理论上，国内外有较多研究证实了文化产业集聚趋向于开放度高、容忍度大、进入障碍低、文化多样化、公共服务完善的城市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在吸引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方面具有更多的天然优势。兰得利（Landry）认为20世纪以来从纽约到伦敦等国际化大城市中产生的文化产业园区是大城市中出现的二元经济繁荣所致；[2]米歇尔（Mitchell）则认为，“城市中愉快而积极向上的地方环境、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大量灵活的交通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为文化产业在内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快速重新布局的可能性”；[3]莫罗奇（Molotch）认为，地方文化特征与地方文化产品形象的象征意义交织在一块，有利于形成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园区；[4]凯夫斯也认为，大城市要比小城市更适合于成为艺术人员的集聚地。在现实中，国内外大城市中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也处于蓬勃发展的热潮中。

一、城市区域中的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与分类

文化产业园区一直是我国文化产业经济增长的热点，也是各级政府推动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和平台。自2006年以来，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如今每个省、每个大城市几乎都有了一家或多家文化产业园区，就连许多县和镇都在建设或筹建文化产业园区。但是，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文化产业园区正在经历着“大跃进”式的发展。这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在众多城市文化产业园区中，若按区位来划分，大约有以下几种：

1．以旧厂房和仓库为区位依附。城市中被废弃的旧厂房和仓库，因其宽敞明亮的空间及廉价的租金，或面临闲置空间再改造的境遇，往往成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又一滋生之地。国外许多成功的文化园区就是以旧厂房和仓库为区位依附的。我国较早出现的大山子艺术区依托于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798工厂的老厂房。上海近些年成长起来的文化产业园区绝大部分也是由旧厂房和仓库改造而成。如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创意产业园区，位于上海20世纪30年代最典型的弄堂工厂群；建国中路10号的“八号桥”创意产业园区，位于上海汽车制动器公司的老厂房。这些文化产业集聚区，既利用现有建筑创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平台，又保护了历史文化财产，是文化产业与工业历史建筑保护、文化旅游相结合，建筑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结合的良好典范。

2．以大学为区位依托。大学作为技术的发生器，可以不断开发新的技术；同时它又是各类人才的聚集地，不但培养人才也吸引着各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大学也是一个开放的社区，是一个提供多元文化的场所，往往成为创意的中心。因此，依托大学发展文化产业园区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途径。如上海的杨浦区赤峰路建筑设计一条街依托的就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同济大学，上海长宁区天山路时尚产业园依托的是东华大学和上海市服装研究所。

3．以开发区为区位依附。这类文化产业园区主要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区位依附。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高新技术产业发达，高校、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聚集，科技与文化相结合的智力型人才众多，最适宜发展文化与科技结合的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区有着大量的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能够实现很好的融合。属于此类型的有位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内的中关村文化产业先导基地，位于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国家动画产业基地，位于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等等。

4．以传统特色文化社区、艺术家村为区位依附。属于这种类型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托一些传统的文化区域。这些区域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氛围浓郁，利于开发特色文化产业园区，如四川德阳三星堆文化产业园、北京高碑店传统民俗文化产业园区等等。第二种是依托位于城乡接合部的一些艺术家村，有些是属于创作型的园区，如北京的几个画家村；有的则已形成产业化运作，如位于深圳特区布吉镇的大芬油画村等。

二、浙江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

浙江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以文化产业园区为载体，发挥集聚效应，为文化企业提供孵化、创业、成长空间。在《浙江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构筑“一核三极七心四带”文化产业发展总体布局，这是一个突破早期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发展模式的文化产业升级布局，具有鲜明的超级城市群战略思维特征。为打造浙江具有竞争活力和优势的文化产业园区顺利破题，从全省范围分析研究，杭州、宁波、温州与义乌具备了加快建设文化产业园区的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

表3－1　浙江省文化产业六大集聚区块

表3－2　浙江省可重点培育发展的文化产业园

续表

为适应文化产业发展新形势，抓住机遇又好又快发展，浙江省提出了文化产业发展“122工程”战略设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百强振兴计划”，即在全省范围内，遴选并重点培育100家以上文化企业，扶持这些文化企业做强做优，使之成为引领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头雁”。

二是“重点园区拓展计划”，即遴选和培育20个以上重点文化产业园区，促进这些园区拓展空间，做大做强。

三是“上市助推计划”，即通过三年时间的培育扶持，促成20家左右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的文化企业上市或进入上市辅导期。

“122工程重点园区拓展计划”中的园区，是指集聚了一定数量的文化企业和相关行业，进行文化产业资源研发、生产和销售，创造一定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特定空间区域。列入计划的园区，除了整体规划符合国家土地、消防、安全、节能、环保、卫生等硬件标准外，更要求入驻企业主要定位在浙江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八大门类范围内，有明确的文化产业特色，且已经集聚了一定数量的文化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业绩显著。2012年浙江省委宣传部发布《关于公布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122”工程首批重点文化产业园区、企业名单的通知》，首批认定了省级101家重点扶持文化企业、27家重点培育文化产业园区和21家重点助推上市文化企业。

《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2009—2015）》（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两圈、两带、多点”的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发展格局。“两圈”指环西湖文化创意产业圈和环西溪湿地文化创意产业圈，“两带”指运河文化创意产业带和沿钱塘江文化创意产业带。围绕“两圈、两带”的空间格局，杭州市将重点打造西湖创意谷、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运河天地文化创意园、杭州创新创业新天地、之江文化创意园、白马湖生态创意城、湘湖文化创意产业园和下沙大学科技园等十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另外，《规划》也明确要求各区、县（市）依托各地资源禀赋条件，因地制宜培育发展一批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园，从而形成“10＋X”式的多点发展格局。

图3－1　杭州十大文化产业园区布局图

杭州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首批浙江“122工程”评选中，杭州有30家文化企业、7家文化产业园区、9家助推上市企业入选，入选园区和企业数量在全省范围内稳居第一。入选的杭州文化产业园区中浙江省示范文化产业园区包括：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杭州白马湖生态创意城（滨江区）、西溪创意产业园（西湖区）、杭州数字娱乐产业园（西湖区）；浙江省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包括：杭州山南国际创意产业园（上城区）、之江文化创意园（西湖区）、运河天地文化创意园（拱墅区）。

宁波、温州、义乌三地根据自身优势，可建设不同特色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如宁波依托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大学科技园文化产业集聚区，温州依托生态园建设生态园文化产业集聚区，义乌紧紧依托国际商贸城发展国际商贸城文化产业集聚区。在此基础上，通过依托大学、改造旧厂房（仓库、校区、市场、废弃矿区）、依靠国家级开发区和产业基地以及开辟新区等途径积极扶持一批特色优势明显、辐射能力强、集聚效应显著的文化产业园区。

在对“GDP主义”和“经济增长”的狂热追逐下，城市化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快，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而相应的城市问题也日渐突显。如何解决这些城市问题，如何创造性地进行自我开发，找到自身独特的发展潜能和挖掘传承、创新创造文化资产，是每座城市的核心目标。兰德利（Landry，2005）认为：城市要达到复兴，只有通过城市整体的创新，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城市的创意基础、创意环境和文化因素。打造创意城市，能吸引文化创意人才与团体，通过创意产业的兴起赋予城市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以创意方法解决城市发展的实质问题。[5]对于当前中国城市而言，已经有太多因为一味大兴土木而切断了历史延续，盲目拼凑组合现代化建筑而弱化了文化底蕴的先例，发展创意城市无疑是个值得思考的选择。

目前国内有关创意城市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四个方面：一是较早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创意城市产生的背景及理论界代表人物学术观点的介绍，任雪飞、汤培源、孙施文等人的论文都对此有所涉及；[6]二是对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等欧美亚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创意城市的背景、理念、行动等方面的总结与反思，如盛垒，刘云等；[7]三是在我国创意城市建设风生水起之时，大量探讨我国建设创意城市的意义、途径与具体策略的文献也日益增多，如阮仪三、胡小武等对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内城市开展创意城市创建工作具体实践的总结和对策建议；[8]四是建构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如胡斌、张科静等人从不同角度探讨创意城市评价的指标构成，并进行了初步测定与分析。[9]现在我们从创意城市的内涵特征出发，以杭州创建全国文化创意中心、联合国“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的重要路径依赖为样本，探究产业集聚对创意城市建设的作用与价值。

一、创意城市建设的实践与意义

（一）发达国家在创意城市建设方面的实践：集聚发展路径选择

在发达国家，主要有三类城市可能成为创意城市：一是文化氛围浓郁的大都市，包括伦敦、巴黎、米兰、纽约、东京等；二是适宜人居的城市，如洛杉矶、悉尼、温哥华、巴塞罗那等；三是复兴的老城市如曼彻斯特、波士顿等，还有一些中小城市在探索利用文化创意进行城市突围过程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些城市在创建创意城市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集聚发展这样一个共同路径。

1．纽约创意城市发展实践。苏荷区（SOHO）原是纽约19世纪最集中的工厂与工业仓库区。20世纪中叶，美国率先进入后工业时代，很多工厂倒闭，商业萧条，仓库空间闲置废弃，五六十年代，美国艺术新锐群起，各地艺术家以低廉租金入住该区，世界现代艺术史上的大师级人物——沃霍、李奇斯坦、劳森柏格、约翰斯等都是那里的第一代居民。鼎盛时期，在这块面积、人口均不足纽约1%的地方，居住着占纽约全部艺术家30%以上的艺术家群体，一些画商也在那里设立画廊。一些现在较出名的画廊都是从苏荷区开始发展起来的。

2．伦敦创意城市发展实践。伦敦南岸艺术区位于泰晤士河边，是利用废旧港口码头和古老仓库改造的文化旅游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特色的影院，漂亮的餐厅、纪念品商店，风格迥异的咖啡厅、酒馆和游船；现代化大桥飞架两岸，高速火车穿梭而过；用旧发电厂改造的泰特艺术馆，是专门展示20世纪艺术品的专题艺术馆，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与现代艺术藏品的完美结合，成为艺术区的灵魂。艺术区集现代文化、旅游、休闲、商业功能于一体，古老、现代风格交织，游览内容丰富而新鲜，为游人提供了浑然天成的休闲去处。

3．汉堡创意城市发展实践。几个世纪以来，汉堡作为德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经济实力来源于港口和作为“自由”城市的悠久传统。时至今日，汉堡仍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州。由于意识到区位、环境等软性因素在全球城市竞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城市通过将内港区发展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港城”来强化其竞争力。该地区建造了大量标志性的文化建筑和旗舰项目，独特的建筑设计与丰富的文化节庆活动齐头并进，如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爱乐音乐厅，原来的老工业仓库用地被更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创意区等。

4．东京创意城市发展实践。作为亚洲地区设计领先的城市之一，东京的创意产业起步较早，除了创意园区，现在很多创意工作者干脆把自己的创意做到公共区域，在装点城市的同时，展示自己的最新创意。在东京的卫星城市立川市就有这样一个公共创意区域，它是在当年的军事基地立川基地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这个创意区有七个街区，区域内有办公楼、宾馆、大型百货公司、电影院、图书馆等各种设施，让立川创意区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城市，而不少创意设计公司也已经进驻这个区域，并将自己的设计作品在街区内展示。

（二）杭州创意城市建设：杭州与“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之关联

1．文化产业发展快，产业集聚程度高。从2007年到2012年，杭州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于全市GDP增速5．7个百分点，2012年第一季度，杭州文化产业限额以上企业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76．77亿元，增长15．2%。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稳步推进，全市16个市级文化产业园区建成面积达236．45万平方米，其中已使用面积达215．86万平方米，拥有5个国家级动画基地、5个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动画产业基地总数位居全国第1位。飞速发展的文化产业也带动了杭州工艺和民间艺术的飞速发展。这些传统的行业针对不断变化的时代和市场需求，在设计、材料、产品和工艺等方面大胆创新，将文化、创意和现代科技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传统工艺精髓的基础上为其注入现代生活内涵，涌现出一批具有高科技含量和文化附加值的手工艺精品，进一步提升了杭州工艺和民间艺术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2．文化传承与文化多样性优势明显。杭州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积淀深厚，文化资源丰富，在保护、传承、创新民间艺术与民间手工艺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茶叶、丝绸、南宋官窑是杭州工艺及民间艺术传承发展的印记。杭州素有“丝绸之府”之称，并形成了包括种桑养蚕、丝织印染、设计制造、商贸会展、旅游观光等在内的完整的丝绸产业链。同时杭州也是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地之一，西湖龙井茶以其精湛的制茶工艺和独特的品质风格位居中国十大名茶之首。杭州是南宋官窑瓷的生产、集散中心，所制南宋官窑瓷器位居宋代“官、钧、汝、定、哥”五大名窑瓷器之首，被誉为“瓷器明珠”。此外，杭州还拥有一大批百年老字号品牌（企业）和众多的手工艺、民间艺术大师，如都锦生织锦、西湖绸伞以及王星记扇子、张小泉剪刀等；还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印学社团——西泠印社，现在，以西泠印社为代表的“中国篆刻艺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重要的是杭州有更多传统工艺与民间艺术正以“活”的形式实现普及传承。

3．有力的政策与制度保障，造就了良好的创意氛围。近年来，杭州以领先的创意氛围吸引大量创意落户，文创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通过出台实施各项文创人才政策，吸引了蔡志忠、赖声川等一大批优秀文化名人来杭发展，并成功聘请现居香港的学界泰斗、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而工艺与民间艺术作为杭州文化产业重点培育发展的行业门类之一，在传承、保护、创新等方面也建有完整的工作体系与政策机制。

（三）杭州创意城市建设的意义

致力于发挥全球文化产业对经济和社会推动作用的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成立于2004年，经批准加入的城市被称为“创意城市”，目前分设计、文学、音乐等7个主题，全世界已有19个国家的31个城市加入了该网络。

表3－3　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名单

成为“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加入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为杭州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中心和建设文化名城文化强市增添了一张“金名片”，成为杭州文创产业发展的极大助力，具体表现在：

首先，加入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对于进一步打响“全国文化创意中心”品牌，提升杭州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知名度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继而有力地提升了杭州城市形象和城市影响力，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杭州。

其次，加入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后，杭州将作为全球创意城市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宣传推广，同时还将与来自19个国家的其他30个成员城市加强交流合作，开展趋势性研究、对策性研讨及产业项目的资源整合，向国际市场推广杭州文化产业品牌、企业、优秀产品及推动文化产品“走出去”。

最后，在加入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后，杭州文化产业发展特别是工艺与民间艺术行业发展将得到教科文组织的有力指导，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技术、政策、市场等方面的有力援助，对于整体带动杭州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创意城市的特征

（一）创意城市的内涵特征

随着创意城市建设在全球的兴起与推进，人们对于创意城市必须具备的内涵特征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霍尔（Hall，2000）通过对古希腊、中世纪的佛罗伦萨等一批历史上充满活力的城市的分析，总结出创意城市的最大特征是社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紧张状态。[10]兰德利（Landry，2000）则从现代城市中归纳出了人员质量、意志与领导素质、人的多样性与获得各种人才（混合人群）、组织文化、培养强有力的地方认同、城市空间与设施以及网络与组织结构七大创意城市的根基。[11]也有学者强调竞争、沟通、不稳定性等因素对于建设创意城市的作用。格拉斯（Glaeser，2004）认为，创意人才所掌握的专业技能以及城市的自然环境将会影响创意城市的建设。卡特（Carta，2009）提出：城市的文化资源、社会阶层的沟通与社会的分工合作是决定创意城市建设有效性的重要内生变量。[12]许卓权（2004）在研究构建香港创意指数时也发现了包括结构（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影响城市创意水平的关键因素。[13]霍普斯（Gert－Jan Hospers，2003）在总结他人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归纳出创意城市一般都具有集聚性、多样性、不稳定性三大特征。[14]

表3－4　创意城市内涵特征的有关理论观点

续表

（二）创意城市的表象特征

1．具有发达的文化产业，并支持和推进更为广泛的经济领域的创新。纵观世界各地，那些名列世界前茅的国际化大城市无不具有发达的文化产业，而且更重要的是那里的文化产业还支持了其他产业的创新。创意城市里文化产业不仅是个巨大的产业群，往往还发挥着高融入性和高渗透性的作用，创意成果正成为其他产业的重要要素而深入到其他产业的生产和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推进产业升级，并向消费者提供新的价值，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具有良好的经济和技术基础，支持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在各创意城市里，不仅有政府提供的文化发展基金，还有许多民间提供的公益性基金支持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有较发达的金融服务提供产业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服务。同时，文化产业是文化、科技、产业和市场的完美结合，创意城市也需要具备强有力科技支持的条件。

3．具有宽松包容和多样化的文化氛围，创意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包容性对创意城市的意义在于能够吸引创意人才并能够容忍各种奇思妙想，而多样化的文化交流更有利于创新。这样的文化氛围可以吸引更多的创意人才和公司，产生更多的创新点子。因此，一个富有创意的城市是具有适宜创意人才生存发展的优良环境，能够集聚一批优秀的创意人才和经营人才，同时也重视文化产业相关人才的培养。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一定规模的市场，对文化产业而言，其受众已不仅仅是消费者，他们与生产者的互动不仅引导着创新，而且也会参与创意的生产。因此具有一定数量和较高水平的受众也是促进创意城市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意城市一方面让更多人包括城市精英、艺术家，甚至普通市民都可以参与到创意活动中；另一方面，更多人尤其是非精英阶层都可以分享创意所带来的成果。这不仅仅是构建公平社会的需要，也是促进城市经济持续发展、保持城市生活持久活力的基石，更是创意城市的魅力所在。

三、文化产业园区与创意城市的建设

无论从创意城市的表象特征还是内涵特征分析，文化产业的比重及所带来的收入是创意城市建设非常关键的指标。因此，从国内各个城市建设创意城市的具体行为来看，虽然在对创意城市的认识上存在着不少误区，如将创意城市建设等同于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文化产业的发展却是打造创意城市所必需的环节。总体上，我国各个城市建设创意城市的模式主要以文化产业（集群）为主导，以文化产业园（街）区建设为重要表现形态。对于杭州而言，推进“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建设也同样离不开集聚发展模式。如庞大的丝绸现代产业集群是杭州“丝绸之府”丝绸文化传承的保障；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清河坊、天工艺苑、岳王艺术城等工艺美术集聚区（园区），是打造全国乃至世界重要的工艺品加工、制作、展示、交易基地的重要基础。

1．产业园区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不仅是企业的集聚，也是创意、技术、人才、资本的高度集中，更是各种扶持和优惠政策的集聚高地，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化产业发展较好的城市，均有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文化产业集聚区作为平台与支撑，如好莱坞的电影产业集群、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演艺业集聚区、国内的众多文化产业园区等等。

2．产业园区有利于文化企业成本的降低。通过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可以集聚多种产业要素，集中各项优惠政策，搭建多种公共服务平台，帮助入驻企业获得超过园区外企业更多的利润。因此，成功的文化产业园区往往也应该存在着“园区剩余”，这种“园区剩余”是园区内企业间相互合作的隐性合作契约关系得以维系的基础，也是园区形成与发展的一种无形推动力量。文化产业园区“园区剩余”的来源有二：一是成本节约。随着园区的规模和进入园区的企业数量增加，园区内企业的互动与联系变得频繁和密切，园区的聚集经济性开始显现，将会促进园区内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不断降低，即园区内企业的平均成本呈现随着企业数量的递增而逐渐下降的趋势；二是收益提高。文化产业园区一个主要特点是专业化经营，园区内既有同质的企业，也存在着垂直或水平分工的企业关联关系，但所有企业都仅仅是整个创意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相互之间必定形成了高效的既有竞争又有分工协作的网络关系，存在着超过一般企业收益的条件。

文化产业园区是产业经济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发展实践都证明了文化产业园区对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的优势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产业园区发展被公认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文化产业也迅速崛起并快速发展，成为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极为重要的成果，也是文化产业园区优势充分发挥的结果。以文化产业园区为代表的集群式发展之路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产业集群理论及其对文化产业竞争力发展的启示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是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19世纪末，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最早提出了产业集群理论，认为产生聚集的原因是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好处。后来区位经济学家又发展了这一理论，韦伯认为影响工业地方性积累和分布的要素除了运输成本和劳动力外，还有集聚要素，即包括交通条件和资源指向的特殊原因和因共享辅助性服务和公共设施所带来的成本节约等一般原因；[15]熊彼特从创新角度说明产业集聚现象，认为创新并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它需要企业间相互合作和竞争，需要企业集聚才得以实现，所以产业集聚有利于创新，创新又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推力。[16]之后波特又把产业集群纳入竞争优势理论分析框架，认为这种由独立的、非正式联系的企业及相关机构形成的产业集群代表着能在效率、效益及柔韧性方面创造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它所产生的持续竞争优势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和激励，是远距离竞争对手无法比拟的。[17]

西方国家产业布局的现实为产业集群理论的价值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事实证明，产业集群有利于技能、信息、技术诀窍和新思想在群落内企业之间的传播与应用。根据产业集群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地理上的高度集中能给予企业很大的刺激去进行改革，企业进行改革的动力与企业的集中高度有关联，特别是在竞争性的产品之间表现得更为明显。[18]可以注意到同质性、竞争性产品的生产企业如果高度集中在一个区域内，将对企业的研发人员、生产人员乃至销售人员产生强大的竞争压力，而恰恰是这种良性竞争压力促进了创新，这有助于在生产者、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产生一种更为自由的信息传播。消费者的各种需求信息可以比较通畅、迅捷地传递给生产者，从而促使生产者不断地发现市场并持续创新去满足各种特殊的需求，而生产者、供给者之间高效率的信息传播便于这种创新被群落内企业所接纳和消化，促进区域内同行业企业共同进步。更重要的是产业集群有利于专业人才的集聚，企业因为有了人力和技能的不断支持而获得了更多、更持久的利益。

二、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与文化竞争力的提升

文化产业园区的兴起，意味着在地理上相互靠近且互相联系的文化企事业组织和相关机构共同存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既有的集聚效应会带来成本、技术、人才、信息等优势，同时也必然存在由于共性和互补性带来的竞争，而一定限度内的良性竞争将促使文化产业集群释放出更多的优势。

1．文化产业园区有助于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的形成，群落内企业可以分享公共基础设施并获得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带来的优势，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获得产业集群的价格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如浙江云和县的木制玩具特色产业园区的木制玩具出口量分别占全国和全省同类产品的50%和70%以上，成本和价格优势作用非凡。另一方面，如果将文化产业集群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多企业的联合体，那么这个联合体的群落内事实上存在着内在市场交易，这种内在市场交易是一个有一定保障条件的交易，如存在契约关系，这样参与交易的各方均因此而减少了风险和不正常的过度竞争，[19]并且还减少了寻找交易伙伴和达成交易过程的活动费用，实现了减少交易费用的目的。同时，社会学家还认为群落内各个组织比较容易建立起共同产业文化背景而取得相互信任，因此可以显著降低交易费用。

2．文化产业园区有利于促进知识和技术创新与扩散，实现产业和产品创新，从而产生报酬递增效应。文化产业园区能够提高群落内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并且日益成为创新中心、学习中心。发生在文化产业园区内的竞争压力、潜在压力和持续的比较既加剧了竞争，又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构成了产业集群的创新动力，实现了群体知识的创造过程。单个企业由于团队创新而获得了隐含知识，成为企业或组织的“商业秘密”和在市场竞争中的法宝，之后该企业或组织拥有的隐含知识在园区内适宜的环境中得到了扩大和分享，更有一些自我组织的学习团队或小组进一步研究和学习这些隐含知识并明确成为明晰的概念，同时概念经过适当的修正和调整形成行业内的创新知识。园区内的企业或组织之间既相互竞争又通过非正式交流和相互合作学习，加强了新知识的传播并通过在集群内各企业、各机构、各部门的流动和扩散实现了螺旋式的上升，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扩散。

3．文化产业园区有利于文化产业规模扩张。文化产业园区的自身规模扩张优势大大优于单个文化企业或组织，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拉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链的扩张。随着文化产业园区规模的扩张，更多的资金和生产要素进入产业聚集区域，大量相关性企业或机构也会相伴而生，不断拓展和延伸文化产业链，导致产业规模急速增长而成为行业的龙头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二是企业规模的扩张。文化产业园区内的企业赢利的示范效应，会不断吸引新的资金进入，使文化产业园区内企业的规模和数量都有质的飞跃。三是产业整体合力的扩张。虽然文化产业园区内各企业、组织和其他机构从事着同质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面对着类同的消费市场，但其各自追求的细分目标市场却不尽相同，同时集聚在同一区域内的企业和组织会出于对同一产业“食物链”的依赖而选择密切联系和分工协作。

[1]王伟年、张平宇：《城市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区位因素分析》，《人文地理》2006年第1期，第110—115页。

[2]Landry Charles，“The Creative City”，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2000，p．132．

[3]W．Mitchell，“E－topia”，MIT Press，1999，p．221．

[4]H．Molotch，“LA as Design Product：How Art Works in Regional Economy”，in A．Scott and E．Soja（eds），The City：Low Angeles and Urban Theory at 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p．225－275．

[5]Charles Landry，“The Creative City：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ions”，Earthscan Publishment Ltd．，2000，pp．105－106．

[6]任雪飞：《创造阶级的崛起与城市发展的便利性——评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造阶级的兴起》，《城市规划学刊》2005年第1期，第99—102页。

[7]盛垒、杜德斌：《创意城市：创意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新取向》，《经济前沿》2006年第6期，第21—25页。

[8]阮仪三：《论文化创意产业的城市基础》，《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39—41页。

[9]胡斌、易华：《创意城市评价指数述评》，《现代管理科学》2010年第2期，第81—83页。

[10]Peter Hall，“Creative 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n Urban Studies，Vol．37，No．4，2000，pp．639－649．

[11]Charles Landry，“The Creative City：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ions”，Earthscan Publishment Ltd．，2000，pp．481－482．

[12]张婷婷、徐逸伦：《我国创意城市发展理念之反思》，《现代城市研究》2007年第12期，第32—39页。

[13]花建等：《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从创意集群到文化空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0页。

[14]Gert－Jan Hospers，“Creative Cities：Breeding Place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in Knowledge，Technology ＆Policy，2003，Vo1．16，No．3，pp．143—162．

[15]［德］阿尔弗雷德·韦伯著，李刚剑等译：《工业区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5—138页。

[16]［美］约瑟夫·熊彼特著，何畏、易家详等译：《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2—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