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园区评价价值研究

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国内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文化产业园区，在全国有影响的如北京798艺术区、杭州LOFT49、上海田子坊等。随着各地积极实施文化产业战略，自上而下地建立诸多文化产业园区，在获得文化产业园区快速成长所带来的产业增长提速的同时，文化产业园区的一些自然短板以及衍生的问题也被暴露出来，如何客观评价各个地区、各种类型、各个层次、各种性质、各种规模的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水平，开始成为政府部门关注的问题和专家学者的研究命题。虽然目前能掌握的包括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评价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评价的文献并不多，但对有限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梳理，还是能掌握文化产业园区评价的目标与主流方法。

文化产业园区已然成为社会经济文化大变革时期城市文化与经济新一轮起航的强大引擎，建立起一套与产业园区发展前景相适应的测量标准，是顺应社会经济与文化要求的全球发展趋势和产业的必然选择。以研究“创意城市”闻名的英国学者兰德利强调“文化产业的发展少不了评价指标，因为指标让人必须正视问题，要求反思与不断思考”。

一、文化产业园区评价的意义

随着文化产业越来越被政府所重视，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也成为各地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工程，除了已经建成为数不少的文化产业园外，各地文化产业“十二五”规划中都将文化产业园列入必须建设的支撑项目和重要的发展平台。从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来看，文化产业园区也的确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集聚了众多文化产业发展的要素，从而扩大了产业规模，提升了产业品牌，强化了产业竞争力，而且通过园区建设完善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体系。但伴随着园区的迅猛发展，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问题也不断浮现，如违背市场规律盲目建设，总量失控且同质化倾向严重，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要建设几十个文化产业园区；缺乏对文化产业园区的正确认识，不顾当地的文化资源、人才资源、市场资源、资本资源和企业资源，将文化产业园区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只顾建设不顾发展；文化产业园区内的企业“集而不群”，园内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性不强，无法实现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等等。由于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尚存在认识上的诸多误区和实践中的大量资源浪费，分析文化产业园的现状，构筑科学的文化产业园评价体系，为不同的文化产业园进行分类、分层指导和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园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就成为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多数文献认为，从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潜力和空间的需要出发，将经济测评与文化测评相结合对其进行评价，建立起文化产业园区多维度测评体系，是文化产业园区自身特征的要求。[1]在采用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测评分析后，可以通过科学的量化标准来反映文化产业园区自身的发展水平、发展需求和发展瓶颈，从而进一步推进文化产业园区的健康持续发展。

同时，文化产业园区评价对于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优化相关产业结构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从全球化背景分析，衡量文化产业园区需要一套国际规范，以便为文化产业的竞争提供可以比较的平台，为其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通过建立指数化的文化产业园区标准，可以找出我们的比较优势，并分析存在的差距，从而有目标、有章法地将文化产业不断完善和升级。

二、文化产业园区评价的目标

研究文化产业园区评价体系的目的是，尝试将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与文化对社会氛围及社会活力的贡献相结合，来评定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同时也为政府发展文化产业以及制定发展规划提供政策与管理的参考。从评价的多维度视角出发，文化产业园区的评价不同于其他的产业指标甚至是传统的文化产业指标体系的组合，它需要将文化、产业、企业、社会以及创意人才、经营人才的创造性状况等有关文化产业区发展的软性和硬性支撑条件的描述结合起来。总之，应通过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文化产业园区评价体系，对文化产业园区进行科学评价，并在总体上实现以下几个目标：

1．科学评价文化产业园区的综合竞争力。在有关文化产业园区评价的文献中，文化产业园区竞争力评价是一个重点研究的方向，较多的研究文献均对此领域有所涉及。在大多数定量评价文化产业园区竞争力的研究中，都将目标设定在建立规范的数量评价方法上，[2]期望通过大量的数据信息有效评价文化产业园区的综合竞争力，清楚表明文化产业园区竞争力目前的水平与定位，找准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方向与目标。一些文献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还探讨了设立标准的数据模型，为持续跟踪评价文化产业园区产业能力、创意活力和发展空间提供标准与依据。

2．为文化产业园区设立与退出提供规范的标准。文化产业园区的评价结果将为今后文化产业园区的进入与退出提供科学依据。为了能够科学指导文化产业园区的设立，设置必要的文化产业园区准入门槛，同时，考虑到文化产业园区的退出机制建立与完善的需要，以定性与定量方法测定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水平是园区评价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因此，在文化产业园区评价的研究文献中，所描述的文化产业园区评价方法均为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在定量评价上，文化产业园区评价注重测度变量的可测性，将影响因素指标与先行指标相结合，为今后文化产业园区设立申请的测量标准与评价指标，推动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3]在定性评价上，引入专家评价可以增强客观性。定性与定量的科学结合提供了对文化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衡量工具，可以有效评估文化产业园区经济及文化对社会的影响。

3．为文化产业园区管理提供依据。在文化产业园区评价的目标描述中，研究者均认为，文化产业园区评价不仅对文化产业园区的经营者、管理者以及园区中众多的文化企业有直接的帮助，对于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而言，则能及时了解并掌握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水平、发展动向和发展需求，在确定应提供的政策环境方面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4]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评定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普遍采用的科学体系，在实现文化产业园区测评这一目标的同时，大量的数据信息和专家意见也为政府提供了测度依据。比如，通过评价，可以找出园区的优劣势，有助于掌握文化产业园区的最新状况，提供政府制定及执行政策的数据和建议；可以为政府评定文化产业园区提供测评标准，结合评价结果，将为数不少的文化产业园区划分成若干个等级，协助建立评估成果及策略规划，帮助政府寻找最为合适的服务项目；根据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水平提升的预测条件的运算与判断，发出预测信息，便于对文化产业园区实行动态管理；[5]最后，有助于政府制定长期的社会发展规划，结合区域、产业特色，为政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协调区域发展提供参考，有助于政府进行统筹规划，从而准确地选择最适合本地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

目前世界上纯粹意义的文化产业指数尚无先例。经过近年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人们发现，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描述似乎并不难，难的是对文化产业的要素构成和运行机制的定量分析，因为它将决定文化产业的竞争力。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创意指数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创意指数是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的定量描述和分析比较工具。此前，联合国和多国政府已纷纷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各种指标模型也应运而生。其中值得关注的研究有：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和教科文组织的《针对文化和发展的全球性报告：建立文化数据和指数》（1997年）；贝克（Baeker）的《地区文化发展的衡量和指数》（2002年）；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先驱性著作《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及他后来与艾琳·泰内格莉（Irene Tinagli）合著的《创意时代的欧洲》（European the Creative Age）等等。这些研究运用了众多的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等来建立其文化指数系统，诸如多样性、创造力、社区、全球化、参与和文化产业等，都是这些研究的重要指向。其中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和泰内格莉构建了“欧洲创意指数”（ECI）被国际尤其是亚洲国家普遍接受，香港和上海也推出了各自的创意指数，开创了亚洲和国内的创意指数先河。这些指数被认为是对各地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定量描述性工具。

一、欧洲创意指数

2002年，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用以评估创意经济的新架构。在这一先驱性的研究中，佛罗里达揭示了创意经济的崛起及其阶层改变使1950—2000年间的美国社会发生了转型。他特别关注了在一些地区出现的创意阶层区域性集中的现象。根据他的“创意中心理论”，创意阶层“更有可能成为经济优胜者”，促进高端就业和经济增长，从而进一步增强区域优势。他的理论阐述了区域性经济增长建立在“3Ts”的基础之上，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及包容（Tolerance）。创意群体偏爱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对新兴概念具开放性”的地区，在这样的创意中心“必将有较高的创新、高科技产业阵容、就业机会以及经济增长”。这样就确立了“欧洲创意指数”主要由三方面指标构成：欧洲人才指数（Euro－Talent Index）、欧洲技术指数（Euro－Technology Index）、欧洲包容性指数（Euro－Tolerance Index）。[6]

“3Ts”对经济发展的评估是通过一套指数来实现的，这些指数反映了高科技产业和创意阶层在一个地区的相对集中度，并体现了一个地区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欧洲人才指数”是参照一个地区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反映创意人力资源情况。此外，从事创意产业相关工作的创意阶层人口数量也是评判的依据，包括三方面：（1）创意阶层指数，即创意从业人数占整个从业人数的百分比。比较而言，美国拥有最高比例的创意人员，接近30%；比利时、荷兰、芬兰紧随其后，均超过28%；除上述各国外，还有英国、爱尔兰和丹麦，这些国家的创意产业从业人数均超过蓝领工人数。然而也并不是所有参与比较的国家都已经成功转型为创意型经济或是以创意为主的就业结构，如意大利和葡萄牙，创意人员的比例均低于15%。（2）人力资本指数，即25—64岁人群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数比例。（3）科技人才指数，即每千名工人所拥有的从事研究性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数量。一般而言，创意阶层指数高的国家，人力资本指数和科技人才指数这两项也相应比较高。

“欧洲技术指数”包括以下三方面：（1）研发指数，即研发支出占GDP比重。（2）创新指数，选择了简单的指标（人均申请专利数）来反映人们的创新能力，即每百万人拥有的专利申请量。（3）高科技创新指数，即每百万人拥有的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制药以及航空等高科技领域的专利数。

“欧洲包容性指数”是依据“综合多样性指数”，并结合了“同性恋指数”“波西米亚指数”和“人口混杂指数”制定出来的。“同性恋指数”即通过统计同性恋人口来作为一项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依据。“波西米亚指数”是统计地区内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口，旨在提供该地区文化和艺术财富创造者规模的直接依据。并且，预先假定这一人群是生活方式丰富、创意活动活跃的代表。“人口混杂指数”是统计一个地区外来人口的相对比重。这一指数同时也反映了该地区对外来人员及移民的开放度，这些人口的到来可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的驱动力。“欧洲包容性指数”总体包括：（1）态度指数，即主动或被动宽容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2）价值指数，即一个国家将传统视为反现代的或世俗价值观的程度，这类指数通过一系列的提问得出，其中包括对上帝、宗教、民族、权威、家庭、妇女地位、离婚、堕胎等的态度。（3）自我体现指数，即代表一个民族对待个人权利和自我体现的重视程度，该指数也通过一系列的提问得出，包括对自我体现、生活质量、民主、科技、休闲、环境、信任、政治异议、移民、同性恋等的态度。

理查德·佛罗里达和泰内格莉将“3Ts”架构应用于欧洲地区，并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分析架构的基础上对中欧、北欧的14个国家与美国进行了比较，提出了“欧洲创意指数（ECI）”。尽管在对欧洲国家的“3Ts”研究中所运用的指标与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的有所不同，但研究宗旨始终不变，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吸引、保留和发展创意人口的能力。

作为一项开创性的工程，“欧洲创意指数”无疑对研究创意生产力、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动态关系贡献巨大，对全球创意比较研究也有着指导作用和深远意义。但“欧洲创意指数”的指标体系在中国的运用存在适用性的问题，因为“欧洲创意指数”建立在美国文化产业发展背景之下，美国的文化产业主要是依托其高度发达的版权产业，这与我国国家规定以及各地正在实践的文化产业内涵有着显著的差异。此外，有些二级指标等细化指标明显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如衡量“包容性（Tolerance）”的“综合多样性指数”，就选择了同性恋指数，这在目前的中国是很难被接受的。

二、欧洲创新记分牌（创新联盟记分牌）

欧盟理事会每年会发表“欧洲创新记分牌（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EIS）”，用来衡量各国的创新表现，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分创新驱动力、知识创造、企业创新、技术应用和知识产权五个方面进行评价，共包括29个指标。2011年，欧盟EIS进行了改造，并更名为“创新联盟记分牌（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IUS）”，发布时间更改为两年发布一次。IUS 将EIS的29个指标缩减为25个，以便更好地将国家的研究和创新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其绩效。25个指标可以分为三大类：动力、企业活动和输出，包括人力资源、金融和支持、企业投入、联系和企业家精神、生产能力、创新和经济效益七个小类。该评估体系涵盖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外加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土耳其、冰岛、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挪威和瑞士。其目的是为了监测各国“欧洲2020战略”的实施情况。

欧盟理事会发表的2006年“欧洲创新记分牌”中增加了一个“全球创新记分牌（Global Innovation Scoreboard，GIS）”部分，包括创新驱动力、知识创造、传播、应用和智力财产五项，相比于EIS的25个具体指标，GIS减少至12项。

该报告比较了欧盟25个国家与其他R＆D支出表现较好（R＆D支出占全球总量的0．1%以上的国家）的国家和地区：中国（2．12%），韩国（1．98%），加拿大（1．97%），巴西（0．86%），澳大利亚（0．83%），以色列（0．80%），印度（0．53%），俄罗斯联邦（0．49%），墨西哥（0．32%），新加坡（0．27%），香港地区（0．14%），阿根廷（0．13%），南非（0．13%），新西兰（0．09%）。此外，美国及日本的创新绩效GIS指数分别为0．67、0．70。受数据采集的限制，GIS没有采用和EIS相同的指标体系，而是根据世界银行、OECD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数据，建立了主要创新方面（维度）基本与EIS相同，但具体指标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就欧盟国家而言，采用两种评价结果的数值进行相关分析，两者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948，接近完全相同时的系数1）。[7]

表4－1　欧洲创新记分牌（EIS）

三、全球创新指数

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联合国大学合作在2007年首次推出，每年发布一次。不同于传统的创新指标，该指数主要通过评估制度和政策、基础设施、商业和市场的成熟度以及人力技能来衡量一个经济体广泛的经济创新能力。2011年，GII根据区域创新能力的定义，对125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人员以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来衡量创新活动。两个次级指数的平均值构成全球创新指数，两者间的比率则构成创新效率指数。其中五个创新投入次级指数为：（1）制度，包括政治环境、管理环境和商业环境等；（2）人力资本和研究，包括教育和研发等；（3）基础设施，包括信息（通信）技术、能源和一般性基础设备等；（4）市场成熟度，包括信贷、投资和贸易竞争等；（5）企业成熟度，包括知识型工人、创新链和知识吸收等。两个创新产出次级指数为：（1）知识和技术输出，包括知识创新、知识影响和知识扩散等；（2）创新输出，包括无形资产创造力、创新产品和服务以及在线创新。共计84个最终指标。每次报告均根据创新指数得分与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划分为创新领导者（Innovation Leaders）、创新学习者（Innovation Learners）和创新欠佳者（Innovation Underperformers）三类国家（地区）。

四、香港创意指数

香港特区政府认为现有的用于评价香港乃至世界经济地位的大都还是传统方法，所采用的指数有GDP、年度经济增长、公共事业的开支、外汇储备、生活开支、失业率，或在世界城市中香港的经济竞争力，而仅有这些，已远不能显现香港经济日益依赖于知识、信息和创意的变化特征。为适应香港经济日趋复杂的发展，应该设计一个能够抓住基本经济发展特征的概念性工具。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委托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为香港创意指数设计一个框架，2004年11月，有关成果以《香港创意指数研究》（A Study On HongKong Creativity Index）为题发表，香港创意指数的最大亮点是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5C”模型。即创意的成果、结构及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表4－2　香港创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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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意的成果不仅仅是以业绩指标（如GDP增加值、贸易额等）来衡量的经济效益，还在于在人们之间产生了可以彼此分享和传达的创意成果。衡量创意成果有“经济贡献”“经济领域的创意活动”和“非经济收益”等指标。在该框架中所选择的指标涵盖了以下广泛的领域：

（1）创意产业的经济贡献；

（2）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

（3）创意产业的交易额；

（4）中小型企业的企业精神；

（5）电子商务的经济贡献；

（6）商业领域的创造能力；

（7）与专利申请相关的创新活动；

（8）创意部门和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活动（非经济指标）。

2．香港创意指数框架界定了6种社会条件——“法律制度”“言论自由”“国际上对于文化发展的投入”“信息和交流技术的基础建设”“社会和文化基础架构”和“企业精神和金融结构”。这些条件为一个社会产生创意活动提供了背景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决定着其他资本形式的使用和分配环境。

3．人力资源对于文化创意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香港创意指数中的“人力资本”指标体系把文化发展和研究支出、发展和研究人员数量以及高学历人口数量作为表现社区创意投资和人力资本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此外，指数还另外增加了一些指标以反映“人力资本”的多个层面。其中之一是参加“终生学习”的工作人口的数量。这个指标给我们衡量工作人口为持续发展技能所进行的投资提供了全新的尺度。同时还设置了一系列关于人口流动的指标。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较高的人口流动性会促进文化交流、技能和知识的传播以及新概念的普及，有助于涌现出更多更好的创意成果。

4．香港创意指数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形式等方面来衡量香港人的价值和规范，尤其收集、建立了九个方面的数据和指数：（1）概括性信任；（2）制度性信任；（3）互惠意识；（4）功效意识；（5）合作；（6）对少数民族的态度；（7）对新观念的支持度；（8）自我表达；（9）社会活动的参与度，包括志愿者工作、参与社会活动的障碍、俱乐部和组织成员以及社会人际接触强度等。

5．香港创意指数首先通过衡量文化领域中的公共支出和企业捐赠来检测公共部门、企业支持艺术和文化发展的资源；其次，因为目前尚无法掌握个人可处置的艺术和文化收入的情况，香港创意指数使用“用于文化产物及服务的家庭开支占整体家庭开支的百分比”作为替代品，来反映社区在艺术和文化上的投资；此外，对于文化规范和价值的衡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于创意的态度以及对艺术、艺术教育和人权保护方面的重视程度。

香港创意指数为研究城市尤其是亚洲城市的创意发展提供了一个统计性框架，在这套香港创意指数体系中，大部分指数是完全可以量化的，而有些指数看上去难以量化，如果应用的话，或许也可以量化，不过其结果可能要么是“勉为其难”，要么是“差强人意”，可操作性值得商榷，因此在处理这种指数时，应该考虑到创意业或者创意产品的非量化特征，进行适当的定性分析或可通过在一项指标里划分等级、强弱进行衡量。

五、上海创意指数功能与架构

上海充分借鉴美国、欧洲及香港创意指数的成功经验，从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的特点，根据《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确定的创意产业内涵与分类，利用《上海统计年鉴》中的统计资料，在中国内地首次建立了城市创意指数[8]。其特点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指数框架结构上，借鉴香港创意指数的框架结构的核心理念，采用了类似香港“5C”创意指数模型的结构，使上海创意指数更具有国际化的价值；二是在统计指标上，选取了影响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的因素作为评价指标；三是在数据来源上，各项数据取自政府统计部门，确保了数据的正确性，从而保证了上海创意指数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上海创意指数不仅可以准确、动态地反映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的进程和不足，也能较好地实现上海创意指数与香港创意指数的比较。

上海创意指数的框架包含以下五个部分：

1．产业规模。包括创意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市增加值的百分比和人均GDP两个指标。

2．科技研发。共有6项指标，主要有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每10万人发明专利数、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数、每10万人专利申请数，等等。

3．文化环境。包括9项指标，分别有公共图书馆每百万人拥有数、人均报纸数量、人均期刊数量、举办国际展览会项目，等等。

4．人力资源。由7项指标组成，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因私出境人数、外省市来沪旅游人数，等等。

5．社会环境。由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安全指数、每千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宽带接入用户数等9项指标组成。

上海创意指数的各项权重由如下方法决定：对影响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的五大因素，即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和社会环境，根据各个因素的重要程度，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权重，产业规模指数为30%，科技研发指数为20%，文化环境指数为20%，人力资源指数为15%，社会环境指数为15%。对每项因素中所包括的多个具体指标，按照具体指标的个数平均分配权重。

表4－3　上海城市创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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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

“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实质是通过测定创意对义乌文化小商品的影响来反映义乌创意经济和创意城市的发展状况。因此该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应与国际和国内主要创意指数基本保持一致，同时体现义乌作为文化小商品生产流通高地的特色，着重通过文化小商品这一载体来反映义乌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以及创意对文化小商品升级换代的巨大推动作用。[9]其指标体系的设计除了科学性、客观性、权威性外，还应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导向性原则，“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确定的是义乌的创意基础、创意资源、创意机构、创意机制、创意环境、创意产出以及创意对文化小商品的影响这一整套定量的衡量标准，将在一段时期内引领蕴含在义乌文化小商品中创意活动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导向的作用。二是可比性原则，在完整、准确体现义乌文化产业和文化小商品生产流通业的基本特点和现实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通用的指标，使“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能够实现多层次的比较，包括国际比较和国内比较，与发达国家比较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以及自我的纵向比较，等等。三是典型性原则，影响义乌文化产业和文化小商品生产流通业的因素和相关数据纷繁复杂，必须合理区分个别的、次要的、分散的或者是短暂的影响因素，紧紧抓住具有代表性和全面性的关键典型指标作为“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的主要评价指标。[10]同时，由于文化产业在中国尚处于发展之中，对文化产业的内涵和产业特性的理解也在逐步深入，因此文化产业的评价体系也必定是一个日臻完善的过程。

据此，“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的结构框架组成如表4－4所示。

表4－4　“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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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为一定基指数，编制时将2008年设定为基准年。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和社会环境等各项因素的权重参考香港创意指数编制方法，采取平均赋值的方法，各项因素的权重相等，均为20%。每项因素中所包括的多个具体指标，参考上海创意指数的决定方法，按照具体指标的个数平均分配权重。计算时，先计算各三级指数，然后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出各二级指数：

其中，为各二级指数为各三级指数。

最后，“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为：

分别以“文化产业园区”“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国内外关于文化产业园区或文化产业集群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设计的直接研究不多，相关文献数量较少，其中有部分是从集群评价模型、文化产业园区评价指标直接研究等方面进行的归纳，这些成果可为文化产业园区的评价研究提供借鉴。

一、集群竞争力模型

文化产业园区是产业集聚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与产业集群有类似之处，因而研究产业集群评价的模型也同样被应用于文化产业园区评价。常见的有两个评价模型，一个是波特的钻石模型，一个是在钻石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GEM模型。

1．钻石模型。迈克尔·波特首先提出集群的概念，[11]将其定义为在特定区域中，同时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群体在地理上的集中。在他的定义中，地域上的集中是最核心的要素。

在此基础上，波特构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他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竞争力有四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四个要素两两之间具有双向作用，形成钻石体系。在四大要素之外还存在两大变数：政府与机会，机会是无法控制的，政府政策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不容小觑。尽管波特的钻石模型最初用来研究国家竞争优势，然而也可应用于区域竞争力（Regional Competitiveness）分析。国内也有些学者运用波特的钻石模型来分析产业集群竞争力。

2．GEM模型。Padmore和Gibson对钻石模型进行了改进，提出了GEM模型，认为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因素分为六个，分别为“资源”“设施”“供应商和辅助产业”“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这六个因素又构成三对：“资源”和“设施”组合成为基础条件，“供应商和辅助产业”与“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合并为企业因素，“本地市场”和“外部市场”合并为市场因素。正是这三对因素的不同构成，影响着产业或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我国学者也分别将GEM模型用于不同产业集群研究，近两年来有学者用该模型分析文化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如孙俊辉（2010）等人对上海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了分析，[12]王蕾茵（2011）则对杭州文化产业集群进行了分析。[13]

二、文化产业区域竞争力研究

国外对区域竞争力研究较多（如Huggins，2003），[14]区域可以是一个城市，也可以是城市的部分地区，有些情况下文化产业集群也可看作是一个区域。但区域竞争力并不代表产业集群竞争力，有关研究中，较多提到需要通过产业集群来提高竞争力，本文选取对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有关的研究进行分析。

Florida（2002）认为一个区域的竞争力可以从该区域促进创新的能力、吸引人才的能力以保持适宜环境的能力三个方面反映出来。同时，他认为创意经济的增长是基于智力、技术和环境容忍度的，因此对创意经济的评价也应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但他并未给出详细的指标。[15]Maskell（2001）针对以知识为基础的群聚归纳出三个群聚成长的因素：（1）集群内的组织活动向外扩展的程度；（2）群聚知识的多元性；（3）群聚内大型组织的数量规模。如果满足这三个条件，则集群效应会更好。[16]Gwynne（1993）提出群聚可以借由厂商们共同分摊建设成本产生效益，因而在评价区域竞争力时需要考虑平均成本这一指标。[17]Ke（2010）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人力资源与城市内部的交通运输基础对群聚而言是很重要的因子，因此在评价集群效应时必须考虑这两项因素。[18]

Chapain（2010）等人从知名度、集群内部创新、信息共享与合作、与其他经济的联系几个方面对英国的四个集群（威科姆区的软件集群、苏荷区的电影类、加的夫的媒体产物类和曼彻斯特的广告类）进行了比较，包括内部R＆D、软件购买、硬件购买、占30%以上营业额用来投入创新的企业数量、超过30%雇员从事需要高科技知识的工作、与客户的邻近性、与供应商的邻近性、劳动力供应源、区域内的企业集群、社会网络的邻近性、与其他企业的合作、竞争者、自由职业者、市场信息的获取、技术信息的获取等。由于是以访谈形式获取资料，因而还包括一些私人方面的问题，如与区域内朋友的联系、与前同事的联系、在培训过程中与其他企业的联系、正式的社交会议等。[19]该报告详细比较了四个集群，但并未总结出明确的指标体系，也无法延伸至其他集群。

三、国内对文化产业集群评价指标的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文化产业园评价体系的研究呈现多元化，其中从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科背景出发，针对文化产业园发展评价的研究主要有对文化产业园的动力机制、文化产业园的学习机制、文化产业园的网络建设等方面进行评价，如马军显、韩仙琴（2007）认为文化产业企业聚集能够促进信息、文化交流，加速创意商品化，可从产业集聚和辐射能力两个维度对文化产业园进行评价；[20]李崟、潘瑾（2007）从知识溢出角度研究文化产业园区，并根据环境、溢出源和溢出途径三方面的因素构建了文化产业园评价系统；[21]陈祝平、黄艳麟（2006）从产业竞争模型、产业创新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对文化局产业园建设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予以评价，得出文化产业园区具有外部性、规模经济优势、创新和节约交易成本四个方面的显著优势；[22]陈秋玲、吴艳（2006）以上海18个文化产业园为分析对象，建立了文化产业园区的共生模型，并对文化产业园区的形成与产业集聚能力提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互利共生关系是文化产业园区形成的逻辑点，互利共生关系越贴近于对称互利共生关系，则文化产业园的集群效应越好，从而越有利于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稳定发展。在文化产业园区与文化产业竞争力提高的耦合关系研究中，[23]康小明认为文化产业园是一种高效的产业组织形式，这种独特的产业组织形式在成本、人力资源、市场规模扩张、品牌竞争和技术创新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24]从而构筑起一个包括低成本优势、人力资源市场共享优势、规模扩张优势、区域性品牌竞争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五个方面的园区评价体系，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由于文化产业园系通过集群化发展，集群中的各个成员之间会发生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寻找新的增长点，推动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文化企业或机构与网络中其他行为主体的关系链条的建构是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基础，网络水平的高低与文化产业园的效用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可通过园区网络的建设水平来衡量园区发展水平。盈利（2008）对文化产业园区内的集群网络结构与传统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存在的差别进行了研究，并试图以数量模型对文化产业园的网络水平进行测定来判定文化产业园发展状态。[25]从文化产业园区评价的具体的指标而言，可以借鉴的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的研究。梁宏（2005）提出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由经济竞争力、集聚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构成，他分别从显性竞争力、隐性竞争力及环境条件3个方面对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衡量，同时设置了生产竞争力等8个二级指标和产业总产值等38个三级指标。[26]刘爱雄等（2006）结合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特性，并参考国际竞争力研究所建立的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模型，[27]从3个层次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第一层次有显性竞争力和隐性竞争力两个指标，第二层次有规模竞争力等9个指标，第三层次由42个指标组成。李琳、兰婷（2006）认为应该从技术创新竞争、产业集群竞争力、环境支撑竞争力、政府作用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竞争力5个方面对高新技术园区竞争力进行评价。[28]魏后凯（2003）考察了集群与竞争力的关系，认为地理集中（集聚经济）、灵活专业化（社会网络）、创新环境、合作竞争和路径依赖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主要来源。[29]孙玮（2007）认为可以通过规模竞争力、市场影响力、经济效益力、科技创新力和可持续发展力这5个方面来评价产业集群竞争力水平。[30]

2．对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的研究。高长春（2011）等人对上海文化产业园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文化产业园区评价的4个方面——服务环境、经济效益、管理创新和社会影响，并发现社会影响力对园区竞争力影响最大。这四个方面共包含基础条件、综合服务能力、经营规模、运营能力、发展能力、管理能级、创新能力、资源汇聚能力和社会效应9个二级指标和36个三级指标[31]。马宁（2010）结合上海文化产业园区的特性，构建了文化产业园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从规模指标、财务效益指标和管理创新能力指标3个方面评价文化产业园区的方法，并对上海的文化产业园区进行了评价[32]。倪蔚颖（2011）从基础保障、规模和效益3个方面来衡量杭州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状况，并设置了12个二级指标[33]。谭娜（2012）构建了文化产业园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海18家文化产业园区进行了绩效评价与分级，结合总体绩效评价结果，在分析各项能力差异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根据绩效能力差别对这18家文化产业园区进行了分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使其绩效提升的建议。[34]

王志成、陈继祥、姜晖（2008）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经营环境水平和媒体平台3个因素对城市创意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并由此提出了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支点的概念化模型。[35]该研究使用了《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5—2006）》中的部分指标作为二级指标，如教育水平包括国际社科论文发表数量、城市具备的国际专利数量、城市公共教育投入水平和人口知识层次，以贸易自由度、法制水平指数、政府规模指数、城市贫困率和经济环境指数测度城市经营环境，以城市基础设施指数、信息披露程度指数、电子设施水平和媒体曝光频率测度城市媒体平台发达程度。

蒋三庚等人（2010）提出应该从3个方面衡量文化产业集群，[36]其中一个方面是将P．Haggett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的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用来衡量某一产业的某一方面在一特定区域的相对集中程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产值也可以用产量、就业人数或固定资产等代替，分别表示产值集中度、产量集中度、劳动力集中度和固定资产集中度。若区位商大于1，则说明该地区的A产业集群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台湾地区文化产业园区评价研究。台湾文化产业发展较早，形式也较多样，文化产业园区遍布各城市，因而相关方面研究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李孟训和许雅琪（2008）以休闲农场为研究对象，运用平衡计分卡四大构面，建构出休闲农场经营绩效成功因素之初步架构，并针对这些因素研究出提升休闲农场经营绩效之策略蓝图。[37]姜尚礼（2010）以台北客家文化园区为例，利用平衡计分卡了解其经营策略和优缺点，并运用深度访谈建构“台北县客家文化园区经营绩效评估指标”问卷，再依层级分析计算出“台北县客家文化园区经营绩效评估指标相对权重体系”。[38]他的研究表明：在客家文化园区的评价上，顾客面向是最重要的指标，其次是学习与成长、内部运营与财务。这4个一级指标又可细分为16个二级指标，包括客家专业人才、财务最佳化、提高提高园区品质、客家电视主题馆等。吴文梅（2011）用德尔菲法建构出两蒋文化园区评估指标，应用层级分析法得出两蒋文化园区评估指标相对权重。[39]通过两次反复实施，作者提出两蒋文化园区经营绩效评估指标由财务、顾客、内部营运和学习成长4个一级指标构成，其中财务包括规划与预算分配最佳化、委外经营或认养经营、开拓财源提升游客入园消费和销售主题商品及形象产品4个指标；顾客包括提升园区游客服务设施、环境品质及餐饮服务、增加交通便利之措施、提高游园区之顾客满意度、“总统”历史文物巡礼、举办园区主题活动及创新行销7个方面；内部营运包括园区环境具有优质性、独特性，经营管理执行有效率、即时的游客服务，提供多样活动、促进地方经济活络与带动地方观光，园区发展业务推广和执行绩效4个方面；学习成长包括人力组织与地方之配合，解说导游人员素质的提升及培养，配合政府政策举办各项文化活动，服务人员间资源及知识分享4项指标。其中，权重最大的是顾客层面，占46%；其次是财务、内部营运和学习成长。李斌、谢玮莉、谢旻儒在《应用模糊分析层级程序法于闲置空间再利用为文化园区之经营成功关键因素分析》一文中运用模糊分析层级程序法，提出文化园区的关键成功因素由5个层面构成：永续经营、财务控制、行销组合、空间规划和营运管理。[40]其中，永续经营包括文化资源的传承、观光资源多元性、内容创新度、地方社群支持和权属取得；财务控制包括健全的财务制度、资金筹措能力、风险管理和财务人员专业能力；行销组合包括经营团队本身知名度、内容产物吸引力、异业结盟、价格合理和宣传活动；空间规划包括表演场地设计、展示内容丰富性、互动式教学区、餐饮设施和参观路线明确性；营运管理包括解说导览制度、组织愿景、人力资源配置、组织效能和应变能力。

在台湾，有些文化产业园区存在这样的管理模式，即政府将本应该自己管理的业务，以委托的方式交由民间机构来经营，通过民间参与，引进民间资金与经营效率，称为委外经营。政府对委外经营的年终绩效进行评估，以确定下一届是否仍由该机构进行管理。吴淑惠（2012）对文化园区委外经营的评估做出了总结，[41]评估包括5个项目——履约管理、文创产业收益、财务营运、场地与设施维护和场地使用者与游客满意度，并细分为33个次级指标。由于是对委外经营情况进行评估，因而更加注重是否履行合同约定。对于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评价，周凌霄（2012）提出评估程序应包括民间机构自评、初评小组初评、评估委员复评，[42]还应包括一些硬性规定，如每年至少12场户外展演活动等。作者认为其群聚效应体现在吸引厂商入驻、跨界作品（展览、艺术作品等）呈现、华山品牌、人才培育与交流、知识外溢等方面。

四、总　结

在国外研究中，较少专门针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评价指标研究，这可能是与国外文化产业园区较多是自下而上形成，政府主导的较少，完全市场化竞争，不需要从政策上进行评价有关，因而国外研究较多集中在对城市或区域的评价上。各类创意指数、指标大致可以分为投入、产出、环境等方面，而对城市或区域的评价框架中，大部分可以迁移用来对文化产业园区进行评价。而国内现阶段的研究中，较少能够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依据自己地区的具体情况各成一派，或直接将国外钻石模型、GEM模型照搬过来，没有考虑文化产业园区的独特性。台湾的文化产业园区评价研究较成熟，能够更好地反映园区的运营状况，不过台湾文化产业园区较大陆的园区功能更加单一，如有的文化产业园区其主导产业实际上就是比较单一的旅游业。

目前文化产业园评价体系的研究成果没有形成系统，研究的宽度与深度均有待提高。从内容上，不仅缺乏对文化产业园的环境因素、文化产业园的创意能力、文化产业园的品牌、文化产业园的竞争力、文化产业园的政策体系等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见对文化产业园的综合评价体系方面高水平的文献；从研究方法论上，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体系支撑，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选择较为随意与凌乱，造成整体研究水平不高，无法从理论的高度对文化产业园的发展与政策制定提供更多的帮助。总体上，文化产业园区评价体系的研究还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未来需要更加深入、更加具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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