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式发展

新兴的文化产业领域在全球化蔓延的同时，却在生产的意义上于某个空间集聚，表现出明显的集聚化特征。全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从产业萌芽到起飞的阶段，但文化产业领域普遍呈“小、弱、散”状况，严重影响了文化产业竞争合力的有效形成，因此文化产业建设成为各地加快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抓手。目前，相当多的园区还存在着产业发展方向趋同、盲目上马、重复建设等诸多问题，区域联动与合作效应也远未体现，需要在调整产业政策、强化产业链建设、推进品牌战略、实施人才战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培育优质创意等方面进一步谋划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构筑合作新机制，以凸现文化产业园区集聚与合作的整合式、联动式、一体化发展的优势。

产业联动是指在一个区域的产业发展中，不同地区通过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实现区域内产业的优势互补，实现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从而达到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能级、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目的。而区域联动是基于资源的错位或差异分布，经过不同区域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种经济要素间的关联互动，通过交通运输网络和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共享互通，实现互补、互利、共赢的交互联合与良性发展。在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中，文化产业的发展表现出强烈的与其他产业发展高度的相关性，而区域间的文化要素之间的协同联动也促进了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

一、产业联动与文化产业发展

在经济活动中，各产业之间存在广泛的、复杂的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一个产业的生产、产值、技术等方面的变化会引起它的前向关联关系和后向关联关系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一）产业联动的意义

1．区域产业联动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客观上增强了各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发达地区将一部分对欠发达地区仍具有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把资金、技术、管理、人才优势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土地、劳动力、能源等）以各种具体方式有效结合起来，互动互补，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技术扩散效应、示范效应、模仿和学习等途径，[1]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其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产业联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客观上有助于提高联动区域（特别是欠发达区域）的产业化水平。[2]通过产业联动，一方面，发达地区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得以提升，必然促进区域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扩散和跟踪学习，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化水平也能得到逐步提高。

3．产业联动的过程也是要素流动的过程。要素流动包含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流动，其中人才是创新的主导因素。通过政府间合作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环境的改善，产业联动可以改变人才单向流动（主要流向发达地区）的格局，加快欠发达地区人才培养、引进和对口交流的速度和效率，提高合作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层次、规模和效益。[3]

（二）产业联动与文化产业发展

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历程中，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崛起的产业，它的产生、发展一定与其他产业有强烈的关联，也就是说，文化产业从萌芽到长成参天大树，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既是基础，也是条件。[4]一方面，其他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经验社会的突飞猛进，促进了文化消费市场理念的改变与消费能力的提高，构成了文化产业生活服务方面的需求，刺激了文化产业的不断变革；另一方面，其他产业从成长到成熟，产业的生命周期规律约束了其产业的生命运行轨迹，传统产业要延长其经济寿命甚至是焕发出第二个春天，唯有与文化创意嫁接才有可能。因此，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激发了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步伐。这个理论观点被多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历史进程的实践所证明。

姜琳（2012）研究了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文化产业演进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产业必定是随着工业化演进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产业结构的演化与文化产业的产生、发展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并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美国处在工业化前期，文化产业还没有单独形成一个产业，仅有一些分散的文化创意活动；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形成了广告宣传业等专门的文化产业，但在国民经济中并不占重要位置。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电影产业、旅游产业等得到发展，随着工业化的完成，文化产业门类越来越齐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文化产业的产生、发展与技术变革密不可分，工业化不同时期的科技进步推动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日本由于是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其产业结构演进的速度是最快的，同时文化产业的演进速度也极快，且文化产业体系完整发达，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对于文化产业的产生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其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产业政策的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离工业化完成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程，中国的文化产业演进是从最近二十多年开始的，虽然与美国、日本相比，产业发展的历史很短，并呈现跳跃式发展，但还是能够找到文化产业的演进与工业化进程之间的对应关系。总之，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产业的现实需求，现实需求是文化产业演进的源泉，不同产业结构下人们需求的转变，促进了文化产业中不同部门的诞生以及发展壮大；技术进步是文化产业演进的动力，技术进步促进了文化产业的产生，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决定了文化产业各部门的兴衰与更替；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器，不同工业化时期针对文化产业的产业政策各不相同，但都对各个阶段的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5]

二、区域联动与文化产业发展

区域是以地理共同性、资源或经济结构的相似性为基础而组成的经济关系。相应地，在区域联动机制的作用下，局部文化经济单位在空间上的相互竞争与合作，成为推动文化经济实现整体发展和全面提升的基本动力。因此，在文化产业建设中，各地在文化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非文化资源上的差异是各自区域内文化经济现状和发展特征的体现，也是各地文化产业实现区域联动式发展的前提条件。

（一）区域联动可以实现区域间的正和博弈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表明，如果参加博弈的双方同时选择背叛而放弃合作，将会面临都会被判刑的“双输”结果；反之，如果能够确立可信的协调和惩罚机制，则可实现双赢。同样，如果参与地区能够制定和实施互惠互利、行之有效的联动与合作机制，也可以产生1＋1＞2的正和博弈效果。当然，不同区域间产生这一双赢效果的原因各有不同，如果是发达地区之间基于市场共享、信息共享的强强联合，不仅扩大了文化消费市场规模，而且降低了生产与流通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也可能是不发达地区的文化资源在发达地区被利用后的帕累托改进，即当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后，在新的文化商品或服务生产函数中，受技术或互补性投入要素影响，相同资源的边际利用报酬显著增加，等等。

（二）区域联动可以有效避免区域文化经济中的市场失灵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下，以市场价格机制为主要资源配置手段的经济形态，注重和保护各项资源在市场机制下的自由流动。但是，完全排斥调控和放任自由的市场选择机制，会导致落后地区的文化资源和消费市场缺乏培育和开发的比较优势，陷入恶性循环。与之相反，在文化产业发达、经济条件优越的地区则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吸引到更多的投资和发展机会，并形成良性循环。在这种“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规律支配下，地区间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直接影响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平衡发展。而在区域联动的协调机制下，地区间要素可以相互流通，不仅能引导和扩大发达地区资源的投资空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让落后地区的资源因市场的配置通道而得到有效利用，实现“贫者脱贫，富者越富”的和谐发展局面，从而有效规避风险。

（三）区域联动有助于产业集聚，形成竞争优势

究其实质，区域联动是一种在区域化分工基础上的共同协作，也是一种避免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的竞争合作策略。邻近区域间的联动可以利用这一协作机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布局，发展集聚经济，形成参与区域间共建、共享的竞争优势，而且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为区域文化资源和市场的联动开发提供了利益保障。在文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情况下，对于资源优势不明显、竞争力极为有限的区域来说，不仅要面对区域外的外部竞争，还要面对区域内的内部竞争，这严重制约了文化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而区域间的联动开发，可以形成基于地理位置或交通线路上的文化产业集聚效应，控制和缓解区域间的过度竞争，提升联动区域面向外部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四）区域联动可以促进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

在区域联动的过程中，各区域之间的文化产业相互联动，或者是文化产业与非文化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有助于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和产业类型，促进传统制造业、民间手工业等传统产业的升级式发展与结构优化。例如，在具有专业人才优势的沿海地区或中心城市，科技类创意企业或动漫企业，可以与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内陆地区或非中心城市开展合作，创建创意或动漫衍生品制造园区。对内陆地区来说，联动发展不仅可以优化和丰富文化商品结构，活跃文化消费市场，而且可以帮助传统小商品制造业转向发展，提升产业的科技和文化内涵。对于沿海地区来说，衍生品的专业化生产不仅延伸了产业的价值链条，进一步挖掘了文化资源的价值效能，而且这一新型商业模式的实践，即创意类虚拟产业与实体生产企业之间的结合，可以为虚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稳健的资金保障，实现更高层次上产业与区域的联动。

国内外许多地方将文化产业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贝叶斯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1980—199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证明文化产业发展是OECD国家在统计区间内经济增长时的一个重要因素。[6]对于长三角沪、宁、杭等城市而言，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也有利于人才集聚度、科技竞争力、经济现代化的提高；[7]王林、顾江根据长三角地区14个城市1992—2006年的各年数据，对该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产业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文化产业的发展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8]阿伦·斯科特从地理分布上分析了文化产业具有聚合的倾向，认为文化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是产业发展的一种趋向。[9]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的诸多实践也证明了文化产业的要素集聚有利于范围经济的形成，有利于规模效应的发挥，如好莱坞被公认为世界电影产业的集聚中心，集聚了全球范围内的电影人才、科技和资金。与传统产业相比，文化产业集聚的形态更丰富，也更复杂，但大多以园区形式出现。因此对于长三角尚处于发展初期的文化产业而言，文化产业园区是文化产业要素集聚的重要载体。文化产业园区一方面在建立健全产业链、集中优势发展重点行业、激活文化创新、推进文化进步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另一方面，园区的建设还可以充分引起社会对文化产业的关注，为文化产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服务。

一、长三角沪、宁、杭三地文化产业园的发展态势

上海、杭州、南京等地都将文化产业作为新兴战略产业大力发展，园区建设是其重要的抓手，纷纷建立各自的文化产业园区，总体呈现勃兴态势并各具特色。上海依托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拥有东西交融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大量珍贵的工业历史建筑的优势，在追求现代化城市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一大批建筑风格独特，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厂房、老仓库，通过引入新的时尚元素，形成了一大批文化产业集聚区，使昔日废弃的老建筑完成了向创意设计和时尚文化的华丽转身，并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空间布局，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国内外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意设计企业和优秀创意人才。由于得到政府全方位的支持，杭州市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进展顺利，规划建设的十大文化产业园区已粗具规模并开始发挥效应。南京市正在建设或开园开街的文化产业园区已达到32个，如南京高新动漫、南京圣划艺术馆（南京创意市集）、紫金山动漫1号、南京石城现代艺术创意园、南京河西新城CBD国际创意产业园等，已成为南京发展文化产业的领头羊，还有中国·南京亚洲创新创意产业园、724所创意产业园、南京创立置业策划创意园等一批园区也正在规划建设之中。

1．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恰遇长三角产业布局重组、区域分工、产业转移等重大战略实施的良机。当前长三角地区面临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缓解资源环境约束、着力推进改革攻坚等方面的繁重任务，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2010年国务院通过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下称规划）将上海、南京和杭州定位于现代服务业中心，其中上海着重发展金融、航运，要求服务全国，面向国际；杭州重点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电子商务；南京重点发展现代物流、科技、文化旅游等。虽然产业分工有所不同，但以上产业的推进均与文化产业发展密切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先发地区，随着文化产业越来越被政府所重视，作为文化产业主要抓手的文化产业园区迎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2．有效的政府激励和多元资本的投入机制，使文化产业园区充满了活力与动力，长三角地区区域GDP占我国GDP总量的24%，是我国经济和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年人均GDP已达到2．4万元人民币。根据《规划》，该地区到2020年，人均GDP将达到1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地区。同时长三角地区也是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充裕的民间资本，使得政府在鼓励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行政与经济手段的融合上游刃有余，产业政策体系极为完备。围绕打造“动漫之都”的战略，杭州市政府依托三大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利用现有资源，集聚全省各种要素，探索动漫产业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模式，推出了15项扶持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的政策，并建立了2．5亿元的动漫产业专项基金；先后出台一系列鼓励扶持动画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高新区动画基地每年拿出2000万元资金用于动画产业的孵化和扶持，市政府设立7000万元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奖基金，滚动用于对动漫游戏产业的奖励、资助、贴息。纵观上海、南京和杭州三地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以政府投入为主，但更多的是以政府引导或直接以民间资本为主体，民间资本的涌入不仅保障了文化产业园区充足的建设资金，也带来了高效灵活的经营策略，保证了文化产业园区的良好运行。

3．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已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成长载体和空间，为各类创意人才提供了知识分享和交流的平台，也成为沪、宁、杭三地传播城市文化内涵、打造城市品牌形象的有效途径。上海使昔日废弃的老建筑完成了向创意设计和时尚文化的华丽转身，并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空间布局，至今已形成了81个共250万平方米左右的文化产业集聚区，涌现出了8号桥、田子坊、M50、张江文化产业基地、尚街、时尚产业园、红坊、2577创意大院、1933老场坊等一大批品牌文化产业园区，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国内外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意设计企业和优秀创意人才。[10]杭州结合运河优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以一些工业遗存、历史建筑为中心，经过政府推动和引导，杭州“运河天地·乐富智汇园”的现代工业与传媒创意设计、“运河天地·LOFT49”的视觉与艺术创意设计、“运河天地·A8艺术公社”的广告与服装创意设计、“运河天地·唐尚433”的建筑与景观创意设计等文化产业园区竞相发展，成为杭州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南京，世界之窗创意产业园（创意东8区）曾荣获中国创意产业最佳园区奖，全市各类文化产业园入驻平均达188个，其中入国家产业统计口径的文化企业580个，占总数的84．3%；在发展较为成熟的产业园区中，文化企业占比最多的已达100%。[11]

二、目前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几大突出问题

文化产业园区不仅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成长，更是现代和历史的交融，是经典与时尚的互动，是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是新兴产业和古老建筑的对话……文化产业园区理应成为产业与文化、创意高度结合的空间载体，成为一个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资金、信息、网络等各种要素的集聚地，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平台与助推器。然而，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达地区的沪、宁、杭三地，仍然存在着一些困扰文化产业园区健康发展的问题与因素。

1．文化产业园区产业发展方向趋同，区域联动与合作效应远未体现。在传统产业发展道路上，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分工不明的问题一直被诟病。由于长三角地区缺乏对整个区域功能的明确定位和分工，上海与江苏、浙江各城市之间发展定位雷同，影响了区域整体优势的发挥，长三角核心区的16个城市中，选择电子信息业作为产业发展重点的有12个。在文化创意经济概念提出后，人们期望长三角地区能绕过产业发展的弯路，但在各自为政的机制和利益诉求冲动之下，产业同质化问题的破解并未有重大突破，以动漫业为例，长三角城市群内共建设了11个国家级动漫基地，同质化倾向同样严重，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成为利益主导下重复建设和争夺资源的无序竞争的又一写照。

2．不顾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盲目上马建设各种文化产业园区，甚至因为现在圈地不易，所以很多人就以文化产业的名义来拿地，最后文化产业园成为了地产园，成为圈地的一种手段。另外，由于文化产业的特殊性，文化产业的要素一般倾向于集聚在大城市，但也不是所有城市都具备发展文化产业尤其是作为核心产业的文化产业园区的所有基础条件，在地方政府对于发展文化产业园的积极性很高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在主题尚不明确、内容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筑巢引凤”“一哄而上”建设各种文化产业园区。不仅沪、宁、杭三地建设了一批文化产业园区，在其他不少城市乃至县、乡都有建设文化产业园区的战略规划，有的地方甚至把文化产业园区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唯一显性政绩，一味追求园区规模扩张和数量提升。

3．文化产业园区内的企业“集而不群”，园内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性不强，无法实现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大多数文化产业园区内的产业链不完整，不能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文化企业之间并未通过交易、契约、合作的形式形成固定的网络化组织构架，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外溢，劳动力共享等集群优势在文化产业园区表现并不明显，企业并未因集聚而导致竞争力增强。[12]另外，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过多考虑，有些不属于集聚区产业定位范畴内的企业也被允许进入，导致集聚区内容繁杂、特色不鲜明，不仅影响了园区的发展，也影响了园区的形象。

三、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对策调整的思考与建议

1．转变政策理念，促进园区有序发展。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全力推进。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的文化产业园区或基地无一例外都受到国家产业政策有力的引导和扶持，区别仅在于日本的文化产业园区的形成是产业结构自发调整的结果，政府只是在雏形出现后才通过政策扶持来催化其发展成熟，而韩国和新加坡则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政府管制型”国家，文化产业园区或基地萌芽就是政策导向作用的结果，所以都带有非常明显的政府烙印。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也带有非常浓重的政策推进色彩，过去几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政策，涉及土地、财税、工商、人才等多个方面。但在新形势下应将政策导向逐渐由鼓励发展向规范发展转变，需要政府转换思维与理念，更多地扮演好发展引领者的角色，从依靠单一经济手段的简单管理思维中解放出来，将重点落在制定好法律法规、加强园区监管、制定园区标准、建立公共的支撑服务体系上，同时完善科学的园区评估体系，加强对园区的定期考核、动态管理，建立园区退出机制。

2．完善分层管理，强化示范园区龙头作用。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高度依赖于城市经济发展所缔造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产业网络、人才积聚等基础条件，而且文化产业园区对外部知识、信息等要素的使用更多，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更大，因此，应通过进一步整合资源，盘活存量，一方面适当运用行政手段，对重复设置、经营不力的文化产业园区进行资源重组，优化结构；另一方面鼓励强强联合、自由联姻，打造旗舰型的文化产业园区。要做好各级园区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的制订工作，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示范园区，重点培育和发展一批实力雄厚、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大型文化示范园区，发挥其辐射、示范、信息扩散和销售网络的产业龙头作用。这些国家级园区在国内要能够引领产业发展，在国际市场要具有能够充分展示长三角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的水平；其他园区要加强整合，成为区域性、综合性的园区，吸引本地文化企业入驻，不应再鼓励重复建设低水平或特色不突出的文化产业园区。

3．加强区域联合，形成新的合作机制。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政企分开和事业单位改革使区域内产业联合和分工成为可能。文化产业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加强区域间合作，打破行政壁垒，逐步形成区域内合理的产业分工。各地政府应对本区域的比较优势进行梳理，选择有本地特色的产业部门，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并充分发挥文化产业集群跨地域辐射的能力。[13]长三角区域是我国一体化进程最紧密、区域统一程度最高、城市高度集中的地区，加强长三角各地区间的协调性政策的落实，旨在打破行政壁垒，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要主动加强沪、宁、杭等城市群之间的规划与协调，既要发挥文化产业中心城市的领军作用，又要与其他城市联合互动，实现文化产业的错位发展与互补发展，避免盲目发展与重复投资，并从构建形成城市群之间相关产业链的高度出发，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和利用，达成区域产业转移、合作发展的共赢目标，建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文化产业园区集群。

4．完善产业链建设，提高产业关联度。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战略确定后，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梳理产业链，紧紧围绕内容的生产和提供，通过建构社会或行业领域的资源平台，在资源平台上部署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内容产品，并依托信息资源平台的内容增值服务，将其打造成为社会或行业领域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同时通过打造多赢的价值链，以求对市场全程覆盖，达到最大收益。长三角地区各类文化产业园区应发挥产业链、价值链不同的重要节点功能，以产业链、价值链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形成重要的文化创意园区的集聚地，突出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优势，构建起竞争合力。如在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可以整体规划上海、杭州、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的园区功能，考虑以上海“国际化”为优势，构筑面向国际的动漫产业的桥头堡，确立上海的长三角动漫产业的创意中心地位；以杭州创意产业为优势，积极发展原创动漫作品，形成长三角动漫产业的编辑中心，以苏南地区众多城市的技术为优势，大力提高动漫产品的制作水平，从而打造长三角动漫产业的生产基地，尽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长三角动漫产业集群。

5．注重人才发展规划，完善人才培育服务机制。专业人才的规模和质量是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首先是创意人才的集聚，没有创意人才的集聚就没有文化企业的积聚，从而也没有文化产业集群的产生；文化产业集群内的文化产业价值链十分长，所涉及的产业分类也比较广，所以文化产业人才集聚往往不是单个文化产业各门类的单个人才的集聚，而是多个门类人才的融合和集聚。[14]同时，人才的积累和集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不仅是一个教育培训政策的问题，还牵涉到人力资本开发和管理、用人制度、激励机制等问题，因此应建立鼓励长三角创意人才培养和流动的合作机制，要考虑适合专业人才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的、时尚的、富有情调的生活环境的制度设计与供给问题，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的软环境建设上有更多的作为。

6．培育优质创意，打造园区品牌。无论在长三角还是整个中国，创意还不够个性，也就是创意不够。传统的产业集群强调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文化产业集群强调文化创意，而创意正是文化产业的灵魂。创新行为与创意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所依据的知识是不同的。[15]沪、宁、杭三地文化产业园区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一些文化产业园区如上海8号桥、田子坊、张江文化产业基地虽在国内乃至国外已有一定知名度，但在创意意识的培育与园区品牌建设上必须尽早与世界接轨。同时也要加强对文化产业园区产品品牌的建设，力推一些优质文化创意产品品牌，提高市场竞争程度，打响文化产业的“长三角牌”。

7．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形成良性竞争氛围。文化产业是一种“智慧经济”“大脑产业”“知本＋资本经济”，其核心是知识产权。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必须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要建立健全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联运机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保护好具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创意成果。依托长三角产权交易中心，搭建沪、宁、杭三地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定期开展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的挂牌交易，促进文化产品合理、有效地流通。

在探究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经验中，人们逐渐总结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诸多类型与模式，在发展比较好的一些文化产业园中，有一类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引起了人们兴趣与关注，即建立在高校周边、又能与高校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的园区，其发展速度往往比较快、效益比较好、集聚效应比较明显、影响也比较大。事实上，直至目前仍能吸引大家关注的不少园区中，就有为数不少文化产业园区背后有着强大的高校力量作为支撑。北京798艺术区的兴起，就与紧邻中央美术学院这一有利条件分不开。中央美术学院在798艺术区的形成与兴盛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极强的诱导和带动作用。1995年，中央美术学院从城市中心搬迁到北京电子器件二厂作为临时中转地，同年雕塑系租用闲置仓库作为雕塑车间并持续经营，成为798艺术区诞生的重要标志，[16]造型艺术与798厂区不经意间戏剧性的亲密接触，艺术区自此发源，最终形成的泛798艺术区，拥有艺术机构超过1000家，从业人员1．3万人，其中核心艺术机构就有400家，从业人员1万余人，由艺术家和艺术机构租用的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英国布里斯托尔作为英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被称为英国第二大“媒体城市”，城市中的电视与数字媒体产业园以制作独立纪录片，特别是以自然、生态历史为主题的影视作品闻名全球，有“绿色好莱坞”之称。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个名冠全球的文化产业园时，也很容易找到大学的身影。布里斯托尔电视与数字媒体产业园实现飞跃式发展的契机，是BBC分支机构的进驻。20世纪70年代，BBC自然历史摄制组（NHU）在布里斯托尔设立了独立制作公司，其中一个重要考虑便是充分注意到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人才资源，在布里斯托尔建立公司可以方便地汲取高校提供的关于生物、生态及自然环境的专业知识[17]。目前，在英国布里斯托电视与数字媒体产业园区，大约有4000人从事录像制作，6000人从事设备器材销售与租赁、影片发行及零售业，还拥有10家电影制作企业、5处主要制片设施、3家图片公司、几家音效和技术提供商等配套企业，NHU在紧邻布里斯托尔大学一带，仍拥有7个电影制作场馆和11个后期制作场馆，员工300余人，制作的影视作品数量大、内容丰富、质量高，与园区内另一家大型电影公司以及为其服务的小型企业和个人，为自然生态类电影制作提供各类服务，构成了电视与数字媒体产业园最主要的核心部分。美国的硅谷科技创业园，则是高校与科技、高校与产业园区共同推动发展的典范。美国的硅谷就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微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其特点是以附近的有雄厚科研力量的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以高技术的小公司群为基础建立发展起来的。[18]

一、澳大利亚的大学创意产业园区

澳大利亚昆士兰省是一个极重视创意产业发展的地区。昆士兰科技大学（QUT）的创意产业学院下设设计、舞蹈、视觉艺术、音乐、创意写作、广告、新闻、电视媒体、动画、数字媒体等科系，倾全力培育创意产业人才，并提供创意人才培训。[19]

创立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园区是澳大利亚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该项目投资6000万澳币（其中1500万澳币由昆士兰省政府资助），2001年开始筹建，于2004年5月正式启用，是澳大利亚第一个由政府与教育界共同为发展创意产业而合作的项目。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园区主要分为三大功能区，以教育和培训、研究中心为主导，企业为基础，形成产、官、学合作发展的良好局面，成为推动澳大利亚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研究中心园区包括创意产业研究与应用中心（CIRAC）和互动设计中心（ACID）。中心主要研究目前澳洲创意产业的近期发展，以及其他国家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地区的成功经验，进而为澳大利亚政府提供发展策略与规划。

产业中心园区包括创意产业事业中心（CIEC），为企业提供新产业化的开发与发展平台，还集聚了数字媒体、设计、剧团等企业。因此，在一栋名为“The works”的大楼内，所有学术教授、研究专家与企业人员齐聚一堂，而在走路不到十分钟的距离外，就是学生的教室或剧场。

创意产业事业中心位于创意产业园区内，主要提供灵活的空间和通道，为一些新创意的产业化开发和交易服务。这种交易的实现往往是通过与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协作来提供真正创意实践和创意内容而完成的。

凯文格罗夫都市村是昆士兰科技大学与昆士兰政府的连接中介机构。而昆士兰科技大学在这个村首先发展起来的就是创意产业园区和健康与生物医学创新研究院。后来陆续补充并扩建了教育学、健康保健、司法研究等教学与研究机构，形成了今天的凯文格罗夫校区。

ACID互动设计中心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它的部分资金来源于联邦教育部。该公司有一个超过80人的由理论界、产业界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组成的团队，它在创意内容和产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ACID研究团队的工作通过新的产业以及和大学的合作关系成了整个澳洲乃至国际上的重要力量。ACID的经营领域主要有游戏开发、数字艺术、表演和视觉艺术、设计、电影、电视和多媒体。

昆士兰科技大学在创意产业领域的开拓与发展引领全球。业界内杰出人才在此构建理论，从事教学，进行富有原创力的工作。作为创意产业理念的先行者，学校能理解并帮助学生发掘自身的创造力。

专业的课程能培养学生具有先进实用的创造技能、现实世界技能、实践经验、并为学生提供了就业机会。学院鼓励学生通过表演、展示与项目参与等实践与合作，领略创意的各个领域，拓展学生的创意产业视野，找到自身在这个行业中的位置，为在创意经济行业大显身手做好充分准备。学院地处新型的创意产业园区，配备了世界一流的表演与展览空间，以及具有行业标准的各种进行专业制作、剪辑与设计的精良设备供学生使用。

学校教学内容广泛而独特，学生可以通过新闻、数字媒体与商科等方面的专业学习，进一步提高创意实践能力，拓展就业机会。主要学科有：美术学，旨在培养艺术人才，就读该专业的学生专攻某个艺术专业，大部分时间将在艺术工作室中精炼技术与技能；创意产业专业，旨在培养有意在创意行业从事某个或多个领域的反思性艺术家，学生也可以学习第二专业，这将有助学生在创意产业与相关行业就业，创意产业最新的全球化思想被融入课程中，帮助学生在专业创新的实践活动中获得最前沿的相关信息。此外，研究生可通过学院的研究、教学与创意项目等活动与行业及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学校的国际合作伙伴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与亚洲地区的创意产业发展研究项目中心。

昆士兰科技大学2010年开设的专业可以从本硕博三个方面概括。

本科方面如：创意产业学；美术学主修表演、动漫、创意专业写作、舞蹈、戏剧、服装设计、电影与屏幕制作、互动视觉设计、音效设计、技术制作、影视制作以及视觉艺术；新闻学包含大众传媒学、媒体与通讯学和音乐学。

授课类硕士研究生包括广告（创意广告）、美术、新闻专业；创意产业硕士的相关课程有动漫、创意制作与艺术管理、创意写作、互动视觉设计、跨学科研究、音乐与音效、专业传播学。

博士类如创意产业博士。

学校的专业研究与创意产业园区内的澳大利亚国际创意产业及创新卓越中心（CCI）、澳大利亚互动设计合作研究中心（ACID）、创意产业与创新研究院（ICI）保持着紧密联系，学校也是国际领先的创意产业研究大本营，集创新与现实成果于一体，并致力于创意产业与创意实践的持续发展。

二、上海的高校文化产业园

1．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目前已成为服务、辐射全国乃至世界的全国最大的设计产业集群，创造了大学、政府、产业紧密合作，大学与区域互动，推动创新体系建设的“三区融合、联动发展”同济模式。突破单打独斗的科研攻关转向合作共赢的创新联盟，不仅使区域成功升级，也使高校拥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只用了两年多一点，赤峰路现代建筑设计街升华为名扬中华的建筑设计产业带，创造的年产值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翻了一番，从10亿元攀升到20亿元，并向“上海国际设计中心园区”的目标挺进。

赤峰路毗邻同济大学，这条860米的路段凭借着同济师生的创业精神，由一条僻静、冷清的街道，迅速成为建筑设计一条街，被称作“同家军”的乐园。这里被正式冠名为“赤峰路现代建筑设计街”，红红火火的生意令企业应接不暇。

这段路已盛不下同济师生的创业热情，据杨浦区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岑福康介绍，目前，环同济大学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设计产业带，除了赤峰路外，附近的密云路、国康路、四平路也逐渐被“同家军”包围，形成了20万平方米的设计产业园区，1000余家与设计相关联的企业，涵盖建筑、市政、邮电、监理、图文、模型等各个方面，为首的是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上海邮电设计院四大“设计金刚”。环同济设计产业带正在成为中国设计业的中心，年产值从原来的10亿元发展到2009年的123亿元，从不到200家零散的企业到目前已形成了1000余家以设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及配套企业、10000余人的高素质就业人口。在同济大学周边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个集创意设计、国际工程咨询、环保科技三个产业群于一体的知识经济圈正在杨浦区崛起，“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正打造着中国“硅谷”的“神话”。[20]

2．上海师范大学设计工厂。2004年10月，在上海市经委、徐汇区政府直接组织和支持下，上海师范大学与政府、企业联手，投入近千万元资金，把虹漕南路9号原上海面包厂旧厂房改建成集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和艺术研发于一体的设计工厂创意产业集聚区，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在“设计工厂”创意产业集聚区设计人才培训基地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创意设计人才培训平台，现有计算机169台，教学场所约5000平方米，有艺术设计教室、工业造型设计专业车间、专业图书阅览室、成果展示厅、大学生创意设计创业孵化器，以及约20家创意设计企业、研究中心入驻创意设计产业集聚区，成为集“产、学、研”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及人才培养基地，并于2005年4月作为上海市经委批准的18家文化产业园区之一，成为徐汇区文化产业园区一号工程。

2008年4月，创立近4年的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设计工厂”经过全新设计和规划，以上海第一个由企业、学术机构和设计研究单位三方整合的“商、学、研”创意设计平台的崭新面貌重新登上创意产业的舞台。而这次的召集者和策划者就是上海世博会卡通形象海宝的“爸爸”、永坚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的创始者巫永坚。通过巫永坚的召集，目前已经有7家企业成为这个创意平台的合作伙伴，他们是克莉丝汀食品、多样屋生活用品、代官山餐饮（元祖食品集团旗下）、黛富妮家居用品、扬霖玩具、光胜光电、久畅玩具。[21]目前这几家企业每家都拿出了10万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并设立了两个奖项：一个是给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的优秀作品提供奖励并收购这些作品；另一个则是不定期举行设计大奖赛，以鼓励学生创意。

三、杭州依托高校建设的文化产业园

杭州之江文化创意园由西湖区委、区政府，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管委会共同打造，是杭州市首批命名的十大文化创意产业园之一，总规划面积为2351亩，整体规划为“两点一线”，即从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到“凤凰·创意国际”两点及连接两点之间的发展轴线组成，围绕“创意、产业、居住”三位一体的功能定位，打造集产业发展、孵化、展览展示、艺术休闲、特色配套于一体的创意产业园区。2010年11月，被国家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命名为“中国美术学院国家大学科技（创意）园”，成为全国第一个以艺术创意为特色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园区分为核心示范区、产业拓展区、综合配套区三个区块，共七个项目。[22]

项目一：凤凰·创意国际——研发孵化基地

位于西湖区转塘街道创意路1号，由双流水泥厂改造而成，总占地面积332亩，规划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从2008年启动开始，到2011年10月已完成4．5万平方米改建，90%面积完成招商入驻。初步形成了现代设计、动漫、艺术品、新媒体四个特色产业，选签企业200多家，近百家入园办公。先后吸引何见平、蔡志忠、孟京辉、王伟忠、陈立恒、宋建明、方振华、郭守正、刘纪纲等一大批名人入驻。

园区是中国国际动漫节和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的分会场，曾举办“中国动漫新锐榜颁奖仪式”“凤凰原创动漫联展”“2010创意生活·热波音乐节”“2011杭台文创产业高峰论坛”等；开展了一系列的国际交流活动，如国际双联展、马肯影视交流会等，连续三年开展凤凰设计工坊活动，成为设计界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专业活动；每周五下午定时举办免费向市民开放的“凤凰·创享沙龙”。园区内有600平方米的中央展厅、杭州地区最大的影视专业摄影棚，成为新车发布、时装秀和影视广告的拍摄基地。

项目二：凤凰大厦——主要示范平台

位于凤凰山北，紧邻凤凰·创意国际园区，占地48．8亩，规划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预计将容纳300家以上创意企业入驻。凤凰大厦于2011 年12月开工，2012年对外招商，用于建设国家大学科技园的示范平台，引进文创品牌、总部和建设区域产业服务中心。

项目三：象山艺术公社——创新创意中心

位于中国美术学院校区西侧，象山望江山山脚，占地71亩，规划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它对现有村庄改造，形成艺术工作区、配套商业区、公共服务区，供国内外创意名家和艺术大师入驻，打造成国际化的艺术创意中心和当代艺术公社。

项目四：外桐坞艺术村落——专业交流基地

2011年10月一期已开园，占地100亩，规划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将特色旅游和艺术产业相结合，包括农家休闲娱乐区、居民生活休闲区、石榴采摘体验区、茶园观光区、茶艺体验区、艺术文化区6个功能片区。通过艺术作品的创作、展示、交易等活动，打造国内最活跃的艺术交流基地。刘健、黄鸿、黄俊、袁进华、沈烈毅等40余名艺术家已入驻，并开设工作室16个。

项目五：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七号楼——人才培养基地

位于中国美术学院象山中心校区内，占地2．2亩，规划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拟初步形成设计、动漫、艺术品、现代媒体4个特色产业，将以中国美术学院人才为依托，培养复合型和紧缺型的国际化创意人才，为整个园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项目六：凤凰谷文创产业接产基地——接产配套基地

位于石龙山、凤凰山北麓，包括双流水泥厂矿区范围外的周边系列废弃矿山用地，总面积约808亩。拟建成接产和服务配套基地，打造成以创意设计、影视后期新媒体为特色的产业集聚地。

项目七：生活配套基地

位于中国美术学院象山中心校区和凤凰·创意国际之间，范围包括规划广场、公园、小区绿地及两侧地块和320国道以南象山路两侧地块，面积990亩。它将打造成一个由时尚精品商业街、星级酒店、影视娱乐城、图书馆和创意办公楼组成的综合配套体，将来成为整个之江地区的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

英国全球创意产业观察站鲁德豪斯教授认为，出于实现高等教育机构的创新潜力的需要，高校正在寻求方法来保护其创新性的知识产权并将其商业化运作，这种创新能力可以代表新型的或知识经济中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的资源，这是高校在文化产业园区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有力保证。但同时，我们也应懂得，一所或多所大学的存在并不一定会直接促进文化产业园区发挥出其应有的集聚、规模、平台支撑等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效应。对于文化产业园区而言，建立大学与产业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并不是人员的转移，而是创意成果的转化，因此应该努力构建这样的全方位的相互联动机制，这些机制至少应包括技术问题方面的知识交流、文化创意的思想交流、教育培训与孵化、专业设备的使用等等，甚至还可延伸扩充至如何充分利用好大学教师在某一领域的知名度，作为潜在力量的大学生、研究生的供应等多个环节。[23]文化产业需要保持与高校的密切联系，引导大学创意思想、科技成果向园区转化，使创意流能够很好地在高校、园区、企业、市场之间形成循环，使园区和企业能够充分享受到高校丰富的思想、文化、知识带来的溢出效应。人才类型丰富、学术氛围浓厚的大学及科研机构是文化经济的中心，能够为文化创意企业带来强劲的创新动力，因此，几乎所有以科技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园区和艺术家集聚区都以当地主要高校及科研机构为依托，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1]吕涛、聂锐：《产业联动的内涵理论依据及表现形式》，《工业技术经济》2007年第5期，第2—4页。

[2]沈正平、简晓彬、施同兵：《产业联动与区域经济竞争力提升》，《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4—25页。

[3]刘宁宁：《区域产业联动的内涵与机制探析》，《理论前沿》2009年第6期，第22—23页。

[4]张燕：《地域传统文化传承的产业联动模式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5]姜琳：《工业化进程与创意产业演进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6]W．B．Beyers，“Culture，Servic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2002，pp．22—23．

[7]周末、李东：《文化产业与南京区域经济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160—163页。

[8]王林、顾江：《文化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长三角地区1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84—88、144页。

[9]阿伦·斯科特：《文化产业：地理分布与创意领域》，收录于林拓：《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2003—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9页。

[10]花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页。

[11]《世界之窗创意产业园荣获2007中国创意产业最佳园区奖》，参见http：／／www．nanjing．gov．cn／zxkd200711／t20071113＿226800．htm，2010年8月。

[12]何娣、朱喆：《江苏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对策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234—236页。

[13]刘蔚：《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研究》，暨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14]彭民安：《基于产业集群的城市文化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以长沙文化产业为例》，《求索》2006年第10期，第58—61页。

[15]R．Florida，“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in Basic，2002，pp．78—81．

[16]严建伟、田迪：《大山子艺术区的LOFT文化现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49—52、83页。

[17]Keith Bassett，Ron Griffiths ＆Ian Smith，“Cultural Industries，Cultural Clusters and the City：the Example of Natural History Film—making in Bristol”，Geo Forum，2002，pp．165—177．

[18]牛维麟：《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141页。

[19]资料改编自《创意产业园区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网，http：／／www．ccitimes．com，2009年12月7日。

[20]徐亢美：《“同家军”围起设计产业带》，《文汇报》2005年7月20日。

[21]杨琳：《上师大设计工厂——上海第一个商、学、研结合的创意平台诞生》，《上海证券报》2008年4月18日。

[22]资料来源：《杭州之江文化创意园》，杭州之江文化创意网站，www．zjct．org，2013年6月10日。

[23]褚劲风：《创意产业集聚空间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