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的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

第一节　抗战前夕的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

一、1897－1911的重庆报刊阵地

抗战前夕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以报刊为主，其历史可上溯至清末民初重庆开埠以后当地报刊界的形成与发展。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国内兴起了一股开民智、鼓民力、兴民德、效法西方的办报风潮，重庆的近代报刊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悄然诞生。因此，可以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催生重庆近代报刊的重要社会动因。

重庆自1891年开埠以后，随着这个昔日封闭的商业贸易城市现代化的进程，重庆的报刊界也在萌芽之中。开创重庆近代报刊事业的是当时的维新派志士宋育仁。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晚号道复，四川富顺县大岩乡倒石桥人，幼孤，随伯父读书广汉，18岁中秀才，1886年中进士。1891年以参赞身份随公使龚照援出使英、法、比、意四国，驻伦敦，深入考察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土人情，撰成《采风记》四卷，又多次书奏清廷，献“围日之谋”和“防俄之计”。他被称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96年春他奉旨回川，在重庆设立商务局，并开办多家实业公司，为四川民族工商业发达之始。1897年他联络潘清荫在重庆创办了第一份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渝报》，从此掀开了重庆报刊界在1897—1911年期间兴起的序幕。^[1]

《渝报》创刊时宋育仁自任总理，杨道南任协理，潘清荫任主笔。该报为旬刊，土白纸木刻线装，其政治主张为“伸民权”，“君民共治”，明确倡导“陈民隐、通下情”，以及“选士入商”、“举人设院”，一方面号召民众反对外敌入侵，挽救民族危亡，另一方面伸张维新派的政治诉求，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提倡政治改革。其对外文化宣传的实践体现了“通中外”的色彩，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其栏目有上谕、奏折、论文、国内外及本省新闻、译文等，末为重庆市场物价表。《渝报》载有不少介绍西方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文章，“凡地方之腴瘠，民气之嚣静，岁时之丰歉，市价之浮落，有关财务者，莫不博采舆情，快登快灵，俾分塾里肆咸知”。^[2]

《渝报》是当时重庆和四川维新派的喉舌，从内容和形式等几个方面看，《渝报》都是把“开风气”作为办报的宗旨，都以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为目标，所谓“开风气”主要是指通过报刊介绍西学、宣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制度，以达到去塞求通、开通民智的目的。所以该报纸作为重庆当时的第一个对外文化宣传阵地，发表了大量有关维新变法、发展资本主义、开矿办厂、革新教育等文章。宋育仁先后在《渝报》上发表了《学报序例》、《时务论》、《守御论》等文章。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宋育仁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抵御外侮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因此，其办报风格呈现出鲜明的维新变法色彩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感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3]

《渝报》存在时间不长，1898年3月停刊，共出版15册，但它作为重庆报刊界第一个宣扬西方政治经济文化、鼓吹革新自强的宣传阵地，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除《渝报》之外，在1897—1911这一时间段里，尚有12份近代报刊创办于重庆，其中较有名的有《重庆日报》、《广益丛报》、《重庆商会公报》等。

《重庆日报》由卞小吾于1904年9月创办。卞小吾（1872－1908）名鼐，字小吾，生于重庆江津稿子乡龙井湾一个书香世家。他深受邹容、吴玉章等人赴日留学接受新思想的影响，并与《中外日报》记者马君武、汪康年、谢无量、章行严等人结识。后因邹容劝说回到重庆，创办报纸以揭露清廷的腐败无能，宣传革命思想，唤起民众。1904年9月，《重庆日报》正式创刊，报纸用四开土白纸活字印刷，每份售价40文。他邀日本友人——竹川藤太郎为社长，并聘请了好友肖九陔、苏才周、燕子才等为编辑、记者。《重庆日报》是重庆地区最早的革命报纸，它从事革命宣传，揭露和抨击清王朝的黑暗统治。该报曾转载上海《苏报》一题为《老妓颐和园之淫行》的消息，将矛头直接指向慈禧太后。该报以其鲜明的战斗性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普通民众中影响较大。后卞小吾被清廷逮捕，残杀于狱中，创刊仅8个多月的《重庆日报》也随之被查封。这一事件被称为“重庆的《苏报》案”^[4]，在当时影响很大。

《广益丛报》由广雅书局于1903年夏在重庆正式出版，其编辑人是杨庶堪、吴骏英、周家祯等人，是重庆最早的集纳性刊物，内容主要是搜集转载当时全国各地著名报纸刊物上宣传西方科学、民主共和、国内维新变法等方面的文章和报道，汇编成册，属文摘式杂志类型。每月出版二至三册，内设国政、哲闻、来论、来信、小说、译文等栏。该刊物以“树新风、振民气”为宗旨，集纳全国各报刊精华，编辑部一般不发表自己撰写的文章，其编辑方针主要体现在：

（1）鼓吹改良救国。1906年该报编辑部发表《贺年启》、《祝中国今年之进步》，热切鼓吹“立宪有望，国富民强”，“醒睡狮而起舞，矞气象之更新”^[5]，表现了编辑人力揽颓风、振兴中国的厚望。

（2）介绍西方民主政治。该刊连续5期以大量篇幅转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著《法意》一书，系统传播西方民主思想。

（3）提倡改革教育，振兴实业。1906年1月，该刊编著《祝中国今年之进步》一文，呼吁国人“举办铁路、轮船、电灯、电话、马路、街灯，增多进出口贸易”，“以跻于国富民强之境”。^[6]刊物还辟有“实业”一栏，专门登载全国各地兴办实业的报道、评论、章程等。

《广益丛报》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舆论阵地，广泛发行于四川省内各县，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官吏、士绅、工商界人士，等等。该刊于1909年终刊，前后历时6年，共出版200期左右，是重庆早期报刊中出版时间最长的。^[7]

纵观这一阶段重庆的对外文化宣传阵地，我们发现：主办者均是具有维新思想的士绅或知识分子，因而其编辑方针均以鼓吹改良、维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为主；这个时期的宣传阵地以报刊为主，其发行范围局限于重庆和四川其他各县，最远也仅达西南云贵两省；宣传内容多以介绍实业、评介西方政治制度为主，对文化涉及较少，而且仅是单方面的评介，没有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互动。这是重庆成为国际化都市和远东反法西斯名城前的必然状态。这个时候的媒介生态偏向于单一，声音也比较微弱，没有形成主导舆论力量的官方话语。

二、1911－1937防区时代的重庆宣传阵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重庆新闻事业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然而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打压新闻界，造成“癸丑报灾”，“渝中报纸，亦随政治生命以俱亡”。^[8]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重庆有22种报刊诞生，但大多数生存时间不长。1918年四川防区制形成以后，各派军阀为掌握舆论导向，扩大自身势力，打起地方牌，或积极支持地方报刊的创办，或自己创办私家机关报，使这一时段的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形成了以下几种类型：

（一）由地方军人掌握的文化宣传阵地

防区时代，地方军人创办了大量报刊作为舆论喉舌，以巩固自己的文化宣传阵地。如20军杨森办有《坦途周刊》；21军刘湘办有《大中华日报》、《济川公报》、《华西日报》；24军刘文辉办有《四川日报》、《新四川日刊》、《新川报》、《川康日报》等；28军邓锡侯办有《成都快报》；29军田颂尧办有《成都国民日报》。师长一级办报刊的有鲜英、罗仪三的《新蜀报》，蓝文彬的《建设日报》等。此外还有《巴蜀日报》、《万州日报》、《广安日报》等。^[9]

其中，尤以重庆《济川公报》为代表。它在这类报刊中背景特殊，风格突出，有较大影响力。1931年刘湘成立武德学友会，任会长。同年，武德学友会以“对川事有利，为川民有福”为由创办了《济川公报》。^[10]《济川公报》第一任社长由武德学友会总务主任、21军第1师副师长刘光喻担任，由军部高级顾问郭澄坞担任总编辑，聘李鹄人、肖大荣、李春雅等人担任编辑，主笔有陈济光、李开先等。郭澄坞是郭沫若的长兄，为人豪放耿直，有见解、敢直言；刘光喻虽是军人，却能够宽容文人直言。这些人都有一定的文化抱负，以传播新思想、针砭旧文化为己任，号称“每天捏起毛瑟枪，向着不合理的制度和专门肥私利己的野心家开火。于是，这初生之犊，便为各方人士所注目”。^[11]

《济川公报》的作用无疑是充当刘湘统一全川的舆论工具，同时也是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争夺舆论阵地和主流话语权的宣传喉舌。该报纸日发行量不过3000份，免费发至部队各营地，宣传刘湘的文治武功。后来该报又变成一份“剿匪报”，以刊载所谓“剿匪要讯”为主，宣扬三民主义，强调所谓“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12]后来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济川公报》办报思想及方针策略发生重大改变，不再单一强调对川事有利、对川民有福。改为四川省政府的机关报后，抗日救国便成为其鼓吹的主旋律。如《济川公报》曾发表社论《谁又能熟视无睹》：“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本国领土的完整及其主权之行使，常是用着最大的力量去保护他。如果不幸有人危害到他的领土和主权之行使时，不客气地说，便同他拼个你死我活不能妥协下去！”这篇掷地有声的社论是直接针对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就华北五省自治发表的无耻声明而进行的驳斥。就冀东和满洲的主权问题，该报大义凛然地指出：“冀东满洲均为中国领土，我们保卫中国领土之完整，要想不排日，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13]

1937年该报改版以后，其编辑思想、办报方针进一步升华，与国家利益更加紧密相连，并承诺作“全川民众播音之公器”^[14]，在当时的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中起到了表率作用。

（二）文学色彩浓厚的民营报纸——《新蜀报》和《国民公报》

1921年2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副主任陈愚生等人提倡，21军的师长鲜英、罗仪三等人筹措经费，在重庆创办了《新蜀报》。时任社长是陈愚生，总编辑是刘泗英。其编辑方针是“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具有鲜明的对外文化交流色彩。

《新蜀报》创刊不久因支持学生抵制日货，谴责买办商人毒打学生而触怒当局被查封，后经社会名流张澜等人疏通，又重新复刊。张澜推荐沈与白任该报社长兼总编。后留法归来的周钦岳接任总编，聘请陈毅、萧楚女、漆南薰三人为主笔。这三人对《新蜀报》进行了整顿与革新，坚持每天出版，充实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与当时的国内外文化思潮接轨。主笔陈毅以白话撰写的议论思想先进，言词犀利，很受读者欢迎。萧楚女辟有“社会黑幕”和与之配合的“社会青年问答”专栏，揭露弊政，解答青年提出的各种人生和社会问题，引导青年走正确的人生道路。当时青年称赞他是“青年的百科全书，是黑暗社会中的开路人”。^[15]漆南薰是日本问题专家，是最早关注国际问题并洞察日本侵略中国野心的重庆报人。他撰写的专著《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是重庆当时最早进行国际舆论宣传的言论模本。在三人主持笔政时期，《新蜀报》销售额突破每天3000份，是当时重庆全部报纸总销售量的三分之一。后萧楚女、漆南薰先后被害，周钦岳被通缉，出走日本避难。《新蜀报》陷入停顿，社务工作难于推进，报纸缺乏生机与活力，勉强维持。

1935年秋，在当时的社长袁函武专函邀请下，周钦岳从日本返回，担任总经理兼社长，任命杨丙初和漆鲁鱼为正副总编辑，留法学生金满成为主笔。周钦岳接管《新蜀报》后，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加强与地方工商金融界的联系，争取资金支持，先后有川盐银行董事长吴受彤、川庆银行总经理宁芷邨、通惠银行董事长邓华民等投资。另一方面他更新设备，自上海购回了新式轮转机。新式设备既能套色，又可用电气铸字。《新蜀报》在重庆报纸中设备先进，在编排和印刷水平上迈入了全国同业的先进行列。有了这些物质基础，《新蜀报》开始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在他们的推动下，抗日团体“救国会”、“义救会”、“人力社”等相继成立，并提出了建立全国民众、全国各党各派抗日救亡联合阵线的主张。他们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全重庆市文化界成立了“重庆文化界联合救国会”，举办战时知识训练班，成立移动演剧队、宣传队、歌咏队、自强读书会，组织妇救、职救等活动，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16]

《新蜀报》是一份文学色彩浓厚的“言论报”，对言论宣传非常重视，开辟有“金刚钻”与“新副闲话”等两个专栏，发表的针砭时弊、抗日救国的言论深受读者欢迎。《新蜀报》在抗战前夕鲜明的对外文化宣传特色受到了全国舆论的重视。

《国民公报》原出版于成都，出版发行了20多年。1936年由重庆金融巨子康心之出资购得，8月1日在重庆正式出版发行。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社长执行社务。董事长由刘湘的幕僚、北大毕业生何北衡担任，董事会成员有于右任、张群、邵力子、李伯申、曾通一、康心如、康心之等人。总编辑杜协民，是张季鸾推荐的《大公报》驻川记者。

《国民公报》从移驻重庆之日起就深受《大公报》的影响，康心之本人和张季鸾过从甚密，张季鸾曾表示在人事和外省消息来源方面，《大公报》可大力相助。因此，《国民公报》从一开始就是把《大公报》当做范本来模仿的，其思想基调为自由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初期该报以刊发经济信息为主，凡有重要经济事件发生，该报都要派记者走访经济学者、实业家、金融家，或由报纸出面组织座谈会，发行专版。作为重庆地方工商金融界的言论之声，《国民公报》在抗日救亡的大潮中，一开始就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鲜明的国家观念。如该报坚决反对日本在蓉开设领事馆，并报道日本人涤川、渡边二人在成都被民众打死一事，用新闻电报发给津沪《大公报》并在显要位置登出，在全国影响很大。该报还因误登反日电讯而受到停刊三天的处罚，读者对此深表同情，全力支持。三天停刊期满后，该报市区零售额竟从日销3000份左右一跃而突破万份大关。^[17]

该报在对外文化宣传方面的特色是它的副刊。副刊初期即辟有“经济专栏”，主要探讨金融物价问题，凡有重要经济事件发生，报纸都要派记者专访知名经济学者、实业家、金融家，发表他们的意见，或由报纸出面组织他们座谈，刊发文章，对政府的一切不妥的经济政策进行适当的批评与揭露。另外，每天轮流见报的副刊还有文学新叶、电影与戏剧、法律窗、新闻工作、妇女与家庭、艺文志、一周漫画等。先后刊发文艺界知名文人的作品，如子冈、白杨、胡风、吴祖光、陈纪滢、陈白尘、曹禺、陈晓南、张申府、张道藩等。该报在声明中指出：“本刊在抗战以后，便以最大力量在抗战文化宣传这方面来努力……热诚地希望你们各自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尽量把对于……抗战文化之极可珍贵的意见或建议，指示给一般读者，指示给后方民众。”^[18]

（三）中国共产党宣传阵地的萌芽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报刊就以传播先进文化、宣传共产主义为宗旨在重庆及四川各地创办。如1929年4月1日《新社会时报》创刊于重庆，这是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主办的报纸。该报在创刊宣言中明确声明，要“抱着大无畏的精神，站在时代的前头”，成为“被压迫民众痛苦呼吁的总机关”。该报以批驳旧中国的黑暗为主要宣传内容，不久就被重庆市警察局查封。1936年8月《四川日报》创刊于重庆，共产党人士掌握该报实际编辑出版工作，主要是揭发日本侵华罪行和宣扬我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以及后方的救亡活动。1937年5月5日，该报迁至成都继续出版，共出710号，于1939年4月30日停刊。另外，1932年底至1935年间，中共建立了川陕、川鄂湘黔革命根据地，创办了一大批报刊，如：《力文》半月刊、《活路旬刊》、《抗日先锋》、《共产党》、《战场日报》等，这些报刊有的创刊于重庆、成都，有的创办于根据地，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为中心进行宣传，传播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报道简短精练，文风质朴，通俗易懂，主题突出，广为传播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想。^[19]值得一提的还有几经流变的《枳江日报》、《人民日报》。1935年被关在刘湘所设的反省院重庆监狱里的共产党人任廉儒、梁佐华、陈良、严纪陵等人被释放出狱后，经党组织安排，找到主张抗日救亡、同情共产党的涪陵县县长李子仪、秘书冯均琏，双方一拍即合，在重庆创刊了《枳江日报》，以李子仪为董事长，冯均琏为社长，梁佐华为主编，任廉儒为主笔兼编辑。《枳江日报》以宣传抗日救亡、主持正义、针砭时弊为主，连续揭露当局迫害进步人士的情况，四个月后被强制停刊。《枳江日报》停刊后，梁佐华又利用其社会关系，在复兴社头目雷清尘、康泽等人的支持下，在《人民日报》刊登了大量进步文章，甚至还采用塔斯社稿件，宣传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原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和原重庆市委书记廖福源亦给该报写稿，抨击时弊，呼吁抗战救国。《人民日报》的这些言论引起了当局注意，被迫改组。所有共产党人退出编辑部。后被复兴社和三青团接管，改名为《西南日报》，出版至1948年。

（四）边缘化的舆论阵地——地方小报刊

重庆地方小报刊指的多是区县报刊，这种宣传阵地与主流大报大刊的舆论阵地相区别，属于边缘化的文化宣传阵地。它们成本低廉，灵活多样，既有文化信息、时政信息的传播，也有地方实用信息的推广，属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潮的民间舆论阵地。

例如，江津办有《几江日刊》、《江津民报》、《白沙声》、《赤焰》、《白沙青年》、《图书月刊》、《民时半月刊》、《理想与文化》等；北碚办有《嘉陵江日报》、《峡声》、《民联周刊》、《学生周刊》、《农民周刊》、《时事论坛报》、《北碚月刊》、《海潮音》等；万县办有《万州日报》、《川东日报》、《民主报》、《川东晚报》、《川东快报》、《新文摘》等；云阳办有《云阳日报》；奉节办有《谷音》；开县办有《开县公报》、《开县新闻》、《新开县报》、《鸡声周刊》、《青友报》；忠县办有《忠县报》、《忠报》；丰都办有《丰都日报》、《明耻》；涪陵办有《涪陵日报》、《涪陵新闻》；石柱办有《血汗周刊》；巫山办有《民众导报》等。^[20]

这些小报刊在封闭、落后的重庆地区中小城市扮演着地方舆论机关的作用，用当地民众更能接受的话语方式进行着知识教育、文化宣传和精神沟通，是当时大报的有效补充和另类配合，为当时重庆中小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了地方报刊以外，当时的重庆没有中央一级的文化宣传阵地，没有驻渝外国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当时的出版中心多在上海、北平一带，重庆地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西南地区，受过良好教育的受众不多，难以与经济文化发达的东南沿海竞争。当时重庆本土出版格局中，较大的有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中华书局重庆分局等出版机构，其余多是一些兼营图书文具的小书店、旧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