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迁渝后的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

第二节　国府迁渝后的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在上海战事失利、预料南京亦难久守的情况下，遂着手迁都的准备。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作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指出：“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败亦要有预见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有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溃退之虑，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可以主动而进。”^[21]会议接受蒋介石的提议，认为“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应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22]10月31日，国民政府正式通过迁都重庆的决议。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文武官员千余人登上永绥号军舰悄然西迁。1937年11月26日永绥号抵达重庆，重庆党政军当局及各界民众10万余人齐集码头欢迎。^[23]继国民政府直辖机关西迁，在南京的其余各机关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也开始向西部的重庆、长沙、武汉等地转移，最后都集中到了重庆。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对外办公。至此，四川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也由一个地方性的商业城市一跃而成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国府迁渝后，国民政府大部机关随之而来，东部文化源地大批高等学校、文化科研机构和大批代表当时国家水平的知识精英也开始向以成渝为中心的西部大迁移。与国民政府有外交关系的英、美、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和苏联等也相继在重庆设立使馆，外国新闻机构继之内迁重庆，一时间，重庆由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市骤然跃升为人口超百万的国际性大都市。

在这个大都市中，国家政略和战略机构皆集中于此，而作为国家政略和战略组成部分的对外文化宣传自抗战伊始就受到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重视。1938年初，蒋介石即要求宣传机构“特别要加强对美进行宣传活动”，指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中宣部董显光和外交部王宠惠联合派员携带日军在华暴行照片及中国自制电影赴美各处排演，“揭露日寇罪行，以引起美国舆论界同情，进一步促使其政府实施制裁手段”^[24]。国民政府也先后于1938年、1940年下发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的《战时宣传纲要》，作为指导战时对外文化宣传的全国性文件，说明战时对外文化宣传从战争开始就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于1938—1946年间在重庆处于大繁荣阶段，国民政府的对外文化宣传主管部门、各报纸杂志、外国对外文化宣传机构、各对外文化出版机构均立足于重庆。

一

抗战全面爆发后，大批高等学校、文化机构、知识精英纷纷从北部、东部西迁，形成了后来人们一致认可的中国西部文化中心。这个文化中心包括成渝两地、西南联大的驻所云南昆明、从香港等地迁来的文艺团体聚集地广西桂林、中共边区文化集中地——延安等，这些散布在西部的各文化分中心都围绕着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化版图，在抗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大批政治文化精英的涌入，如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大批左翼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知名人士；以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董时进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派；以胡适、蒋梦麟、梁实秋、蒋廷黻、陶希圣为代表的聚集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刊物《现代评论》和《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以邹韬奋、章伯钧、罗隆基、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朴等人为代表的民主文化人士，等等。

有了这些文化机构和文化精英的参与，重庆的战时文化宣传运动便成为了一种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文化宣传运动，包括了不同派别、不同出身、不同诉求的文化宣传人士。恰如鲁迅所说：“哥哥妹妹，之乎者也，鸳鸯蝴蝶，都是文艺统一战线的成员。”^[25]主管当时对外文化宣传的主要机构有国民政府的军委会、行政院、教育部、国民党中宣部等，其中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既是主管抗日对外文化宣传的政府机构，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阵地，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于1938年，其前身是军委会政训处。陈诚任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任副部长，张厉生任秘书长。下设秘书处，总务厅及第一、二、三厅，厅下设处，处下设科，科下设股。其组织架构及业务分配如下表。^[26]

其中，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范寿康任副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下设三个处：第五处处长胡愈之，负责一般舆论宣传；第六处处长田汉，主管艺术宣传；第七处处长范寿康（兼），负责对敌宣传。该厅集中了一大批文化界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与社会贤达，如洪深是六处第一科科长，负责戏剧音乐宣传。冯乃超是七处第三科科长，负责对日文件起草，协助鹿地亘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工作。七处第二科科长董维健是留美博士，第一科科长杜国庠是日本京都大学毕业生，第三科科长冯乃超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生。另外还有金山、赵丹、冼星海、郑君里、张乐平、李可染、叶浅予、傅抱石、张曙等文化名人，他们为抗战不计个人荣辱，放弃高薪和舒适的生活，投身于民众抗日宣传活动。第三厅最盛时有两千多人，知名人士不下百人，史称“名流内阁”^[27]。第三厅在郭沫若的带领下，在重庆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在对外文化宣传上也做了大量工作，被誉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典范。

第三厅1938年4月8日组建于武汉，12日迁至重庆，1940年9月被解散。

第三厅解散后，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工会），仍然隶属军委会政治部。文工会1940年11月1日成立，郭沫若为主任，阳翰笙、谢仁钊、李侠公为副主任，沈雁冰、沈志远、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尹伯休、翦伯赞、胡风、姚篷子等人为专任委员，老舍、陶行知、王昆仑等10人为兼任委员。文工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第三组从事敌情研究。文工会城内办公地点在郭沫若居住的天官府，乡间办公地点在金刚坡下的赖家桥附近，靠成渝公路南侧。文工会内大都是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电影艺术家、美术家、音乐家、教育家等，他们开展了大量抗日宣传、讲座、办刊物、戏剧演出等活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是“一所新型的学术机构，人才荟萃，硕果累累”^[28]。文工会在对外文化宣传上，通过创办刊物、研究敌情、对外演讲等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3月30日，文工会被解散。

二

193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时成立了中央宣传部，下设国际宣传处，负责对外宣传。蒋介石对该处十分重视，时刻亲自过问。国际宣传处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直接指挥，处长是曾虚白。董显光不仅是蒋介石的老乡，也是其中学英文教师，是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留学生，曾是著名报人，后投身宦海，极得蒋介石的信任。

国宣处除在重庆设立总部以外，还在上海和香港设立了支部，在昆明设立了办事处，在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华盛顿、伦敦、悉尼、蒙特利尔、印度、新加坡等都设有办事处。其对外宣传的途径，在国内主要是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报纸杂志，在国外则主要是通过这些办事处和驻外使节，让同盟国和同情中国的国家了解中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揭露日军暴行，争取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援。宣传方式以讲演和谈话为主，其次辅之以文字图片、电影纪录片等，并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国宣处还邀请美、英、法、苏、德等各国记者来华采访。据统计，国宣处1940年举办了新闻发布会54次，外国记者约见国民政府军政官员312人次。^[29]

国宣处组织了大规模的对美宣传和对英宣传，在对敌宣传方面也卓有成效。1942年2月国民党中宣部还成立了对敌宣传委员会，该委员会与国宣处一起大大加强了对日宣传工作。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始建于1928年8月，创始人是陈果夫（当时呼号是XKM，其中X是国际无线电台公会当时指定为中国广播电台专用的字母，KM代表国民党）。抗战爆发后，中央广播电台即着手准备西迁重庆。

1937年底至1938年初，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上清寺聚兴村开始筹建。1938年3月10日，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恢复播音，播音语言有国语、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意大利语、俄语、荷兰语、印度语、阿拉伯语、马来语、朝鲜语、泰语、缅甸语、越南语等，另外还用粤语、上海话、闽南话、客家话、蒙语、回语、藏语等播音。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陪都时期建成了功率强大的短波“国际广播电台”，功率达35千瓦（包含360马力蒸汽引擎发电机一部，200米高铁塔两座，不定向天线四套等），英文名为“VOC”，呼号为XGOY、XGOX。当时国际台的台长兼总工程师是冯简教授，他是留美的电机专家，自1928年起就协助建立国民政府的短波通信系统，后就任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是我国最早到达北极圈进行科学考察的人员。

中央广播电台是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宣传的有力武器，各级高官、中共人士、外国大使、驻华记者、来访外宾等频繁来到这里发表演讲，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正义抗战鼓与呼。日军对“中央广播电台”十分仇恨，每次空袭均把“中央广播电台”作为重点空袭目标，然而始终未能摧毁。

抗战期间，除了官方组织的对外文化宣传活动以外，还有一些半官方、半民间的对外交流社团，通过与国外民间团体的相互往来促进中国与同盟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往往采用会谈、访问、民间贸易、文化交流等形式，这就是国民外交。国民外交的主体是对外民间社团，据统计，1938—1945年间在渝全国性对外团体计有9个，如下表。

民国时期对外团体表^[30]

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保卫中国同盟、中美、中英、中苏和中韩文化协会，它们主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开展战时医药和儿童救济工作，举办研究会、展览会、座谈会、音乐会，与外国友人通讯，出版刊物，促进国民外交等，以这些方式介绍中国抗战，交流文化信息，争取盟国援助，鼓舞人民抗战。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还通过驻外使节（如驻美大使胡适等）在国外创办英文刊物、设立宣传机构等形式，让所有同盟国家或同情中国的国家了解中日战争的真相，揭露日军罪行，争取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和支持。

三

此后，大批报刊也从东南部或北部向重庆迁移。1938年1月，南京《新民报》迁渝出版，随后《时事新报》、《中央日报》、《南京晚报》、《东方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益世报》等纷纷迁渝，《东方》杂志、《时与潮文艺》等也相继迁渝或创办。陪都重庆一时成为文化出版的重镇。据统计，重庆报业最繁荣时，有23家报纸同时出版、12个通讯社同时发稿。^[31]

这些报纸杂志既是对外宣传国民政府抗战的舆论阵地，又是中外文化、文学相互碰撞、交流的载体。这些报纸杂志大致分为左、中、右三个阵营，以《新华日报》、《抗战文艺》、《中苏文化》等为代表的进步媒体，以《中央日报》、《扫荡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官方报纸，以《大公报》、《东方日报》、《东方》杂志、《时与潮文艺》等为代表的民营报刊。这些报刊虽然各有政治立场，但在团结抗战这个大方向上是一致对外的，既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做出了重大贡献，又为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央日报》1929年3月1日创刊于南京，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领导。1938年迁至重庆出版，重庆时期经历了四任社长——程沧波、陈博生、陶百川和胡建中。《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的喉舌，国际新闻多采用外电报道，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动态比较关注；国内新闻大量报道国内各战场战况、抗日军民英勇战斗的事迹，并对军令、政令、法案等进行鼓动性评价，也积极配合国家外交活动作了一些言论宣传工作。《中央日报》的副刊很有特色，如《中国文史》、《妇女新运》、《书报春秋》、《平明》等，尤其是由作家梁实秋和孙伏园主编的《平明》副刊，发表了大量介绍外国文学、外国戏剧、外国哲学、外国政治、外国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的文章。

《扫荡报》是国民党军队系统的首席大报，1932年创刊于汉口，1938年迁往重庆。其主要特点是在军队系统的宣传和对敌宣传，能够发挥军队报纸的优势，大量进行战地采访和报道，起到了鼓舞军民斗志、把“扫荡的矛头指向倭寇”的作用。该报的副刊刊载了许多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化的作品。其迁渝后的社长先后有丁文安、何联奎、黄少谷等。

《新华日报》是中共党报体系的首席报纸。1938年1月创刊于汉口，同年10月25日在重庆出版。创刊伊始，它就向全社会昭示了其宗旨和内容：“本报任务是：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内容有：社论短评、战地通讯、电讯要闻、特约专论、本市消息、警辟副刊、救亡情报、星期文艺。”^[32]该报在中共长江局和南方局时期社长都是潘梓年，先后担任总编辑的有华岗、吴克坚、章汉夫、夏衍、张友渔、熊复等。《新华日报》不仅仅发挥了共产党喉舌的作用，更强调自己是一切抗日的个人、团体、党派的共同喉舌，既忠实记录全民抗战的动态和成果，又注意了正确的舆论引导。其副刊特别关注苏联文化，也有对其他外国文化和文学的专题性介绍。

走中间路线的自由主义报纸主要有：《大公报》、《新民报》、《时事新报》、《益世报》等。《大公报》是民间自由主义的旗帜，1902年创刊于天津法租界。1926年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等三位留日同学将其组为新记《大公报》，号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其终极价值是作人民喉舌，注重民生问题。《大公报》是民国时期第一大报，也是最有国际影响的报纸，曾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金质奖章。1938年《大公报》移驻重庆。在重庆的八年里，《大公报》不仅响应国家号召，坚决支持民族抗战，而且鼓吹民主民权，反对暴力政治。其对日问题专栏和文艺专栏深入剖析中日问题的历史原因和现状，也译介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被奉为对日问题解析的权威。

《新民报》1929年创刊于南京，创始人是陈铭德。1938年迁至重庆，其作者群体包含了许多文化界名人，如张恨水、张季鸾、张慧剑、赵超构、章士钊、陈寅恪、吴宓、孙伏园、黄炎培、老舍、巴金、朱自清、叶圣陶等。作为一份走中间道路的知识分子报纸，《新民报》在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等根本问题上坚持了正义的立场和方向，但它的第三条道路构想却在现实面前碰壁。

《益世报》创刊于1908年7月，最初名叫《广益录》，是当时华北公教组织的机关报。创始人是比利时神父雷鸣远，后加入中国国籍。其办报宗旨是以公教精神、政治学理指导舆论，扶持民权，维持国家和平，增进社会福利。该报在华北地区销量很大，影响甚巨。1939年《益世报》迁重庆，由中国神父陈公亮任社长，四川财阀刘航琛任董事长。该报在宣传爱国抗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重庆还有一批坚持对外宣传抗日和翻译介绍外国文化的期刊，其中代表性的期刊有《中苏文化》、《抗战文艺》、《世界文学》、《时与潮文艺》、《东方》杂志等。

《中苏文化》是中苏文化协会会刊，1937年创刊于南京。编辑主任为侯外庐，编委有戈宝权、杜君若、姚篷子、曹靖华、郑伯奇等。1938年迁至重庆出版。由于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的苏联情结，该刊致力于中苏两国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沟通，内容包括中苏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艺等诸方面的比较分析，尤重苏联文化与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抗战文艺》是“文协”会刊，1938年创刊于武汉，同年迁渝出版，是当时发行最广、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文艺期刊，对抗战文学和文艺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刊大量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外文学的交流互动。

《世界文学》创刊于1943年，由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下属的世界文学社主办，主编是徐仲年、柳无忌、钟宪民，其作者群包括一大批学者、作家、翻译家，如卞之琳、朱光潜、老舍、吴宓、宗白华、曹禺、张道藩、冯至、陈西滢等，该刊学术性浓厚，是一个专门翻译外国文学的大型文学期刊。

《时与潮文艺》创刊于1943年，齐世英任发行人，孙晋三任主编。其宗旨是“翻译海外名著，精选国内杰作”，该刊是一份高质量的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专业期刊，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尤以英、美、俄、法为主。

《东方》杂志是中国历史上刊期最长的一份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创刊于1904年，终刊于1948年，共历时45年。该刊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出版，主编人先后有徐珂、孟森、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苏继庼等。该刊以启导国民为宗旨，以研究国际问题、寻求民族独立为重点，介绍新知识、新文化，发行量居同类刊物之冠。45年中，《东方》杂志4次休刊，4次搬迁。1943年迁往重庆复刊。《东方》杂志强调救国爱民，汇集了一大批学术精英、文化名人，为抗战时期的学术文化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四

抗战时期，重庆既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又是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指挥中心。各国纷纷在重庆设立文化宣传机构，既发布中文新闻，供国内民众了解国际形势，又真实报道中国抗战情况，使世界了解中国。

中日甲午战争后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朝鲜人民一直致力于独立复国的运动。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抗战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由重庆经上海回国。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期间，为光复祖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不懈努力，其宣传部是弱小的外国民族政府在重庆的唯一合法性文化宣传机构。国民政府不仅积极促进韩国各派的团结统一，而且在物资上、道义上、国际舆论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援助，中国共产党在舆论宣传和政治军事上也给予了积极支持。当时韩国临时政府中负责对外宣传的是国务委员金奎植，他兼任宣传部长。次长是尹澄宇，秘书是安原生，下设总务、编辑两科及若干宣传委员。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为协调美国的对外宣传和新闻机构，美国政府成立了新闻处，隶属国务院，其分支遍布美国驻外使馆。1942年重庆设立美新处，既向国人发布美国新闻电讯，又组织协调在渝美国新闻机构的活动。其负责人是合众社驻重庆记者费舍尔和美联社驻重庆记者斯图瓦特。后由贺兰任处长，下设中文部、摄影部、画报部、无线电部、总务处、发行处等，有美籍人士数十人、中国籍人士百余人。另外，美国的通讯社、摄影社、报纸杂志等都有驻渝记者，如美联社、合众社、《纽约时报》、《芝加哥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国家广播公司以及《时代》、《生活》、《幸福》等杂志。

英国在重庆也设有新闻处，但规模比美国小，其雇员来自英国、澳大利亚、中国三个国家，用图片、幻灯片等方式从事图片宣传工作，还设有图书馆，可借阅英国出版的战时宣传图书。英国新闻处属英国对外宣传部，抗战胜利后划归英国驻华大使馆，但英国在渝的对外文化宣传活动多由路透社记者担任。当时路透社重庆分社社长是名记者赵敏恒，他是留美学生，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密苏里新闻学院、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最早向世界报道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和开罗会议。赵敏恒有宋美龄、董显光、曾虚白等上层新闻来源，常可获得很多重要消息。

抗战时重庆的塔斯社分社规模较大，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和交通工具。由罗果夫任社长，诺米诺兹基、叶夏明、司克渥策夫、沙曼诺夫等任副社长，还有一批战地记者如谷宾斯基、查格拉斯基、勃海金、亚可勃夫、葛勃金等。塔斯社在重庆的工作内容是：每天向总社报道中国的消息；翻译中国报纸杂志的文章和通讯；接收总社的电报稿，译成中文发表；拍摄新闻图片等。塔斯社注重国共关系、游击战争、爱国运动等方面的报道，并派出记者到各战区和内地采访。塔斯社在中国所发的消息，以反映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为主，也介绍一些反法西斯战争阵营的情况和一些苏联文化、文学的作品。

抗战时期的重庆少有法国记者出现。曾有一名比利时人卢庚作为法新社负责人派驻重庆，他是原哈瓦斯社驻上海分社社长，是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在国宣处两路口所建的招待所内建立了法新社分社。另外，《人道报》记者达纳和社长杜克罗也在渝活动，宣传中国抗战，介绍法国文化。

另外，还有一批自由记者或称自由撰稿人也长期活跃在重庆，如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福尔曼、爱泼斯坦、盖因、佩弗，等等。他们为宣传中国抗战、传播本国新闻与文化起到了一定作用。

这时的驻华新闻机构多是由外国官办或得到官方支持，如英、美、韩、法、苏的新闻机构都是如此。他们还组成了外国记者俱乐部，拥有会员30多人，由《纽约时报》特派员艾金森任会长，白修德和塔斯社的叶夏明任副会长，慕沙为秘书，常常联合全体外国记者与国宣处展开新闻检查与反检查的拉锯战。

五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出版中心开始从上海、北平向武汉迁移。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文化出版机构也纷纷筹备迁移，1938年10月大多数文化出版机构都已迁至重庆。

重庆能够成为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是随着其陪都地位的确立而产生的必然结果，由政治、军事中心而文化中心是战争格局下重庆的责任和义务。另外，一大批教育、文化、科研机构和大批文化名人、青年学生迁入重庆，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加速了重庆作为文化中心的进程和步伐。国内绝大多数一流出版机构的迁入也提高了重庆出版界的水平和素质，成为重庆文化中心的基础力量和生力军。

最早移驻重庆的有正中书局、大东书局及其印刷厂，然后是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新华日报馆等多家出版机构。战时重庆的珠市街、武库街、劝工局街集中了新迁的书店20多家，被称为文化一条街。计有：北新书局、开明书局、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儿童书局、中学生书局、复兴书局、东方书社、万光书店、艺新图书社、中国书店、永生书局、新生命书局、会文书局、晨光书局、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青年书店、军用图书社、兵学书店、拔提书店等。市中区的都邮街、米亭子、白象街、林森路等都是书店集中的地方，主要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及其他出版机构。抗战前重庆仅有大小书店40多家，大型印刷厂17家。而到1942年，战时重庆已有书店145家，印刷厂131家，出版图书1292种，期刊220种。^[33]

这些文化出版机构的迁入，造就了重庆出版事业的繁荣，为重庆成为战时文化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提供了丰富而坚强的精神文化支撑。这种支撑一是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决心，二是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抗战事业的正义性，并为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打开了一扇世界文化之窗，使他们了解到中国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重庆的对外文化宣传阵地，出版业为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建设民族新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战时重庆的对外文化出版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以《新华日报》图书课、三联书店为引领的左翼文化出版机构；二是以商务图书馆、中华书局等为代表的民营出版机构；三是以正中书局为代表的官营出版机构。虽然呈现的是左、中、右的出版格局，但在抗日的大背景下，这三类机构都发挥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的作用，一致宣传抗日，并大量译介外国文化和文学作品，启迪民智，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