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的文化典范

第一节　统一战线的文化典范——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发展的形势，公布了经过修正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取消了原分管政治工作的政训处和军委会第六部，恢复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政治部下设分管文化宣传的第三厅，周恩来推荐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6月中旬撰写了《战时宣传工作》大纲，阐述了关于宣传工作者之修养以及言论宣传、艺术宣传等有关问题，阐述了对民众、士兵以及对敌人和对国际宣传的有关问题。大纲经审定后，由政治部制订了实施办法，提出了开展宣传工作共同奋斗的目标及应当遵循的准则。关于宣传的对象，周恩来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即扩大到前线，扩大到敌人的队伍中去，扩大到各城市、各乡村去，一直达到中华民族的总动员。关于怎样才能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周恩来提出了三点具体要求：第一，在文学宣传上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第二，在口头宣传上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第三，在艺术宣传上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1]

在周恩来的领导和郭沫若的具体组织下，第三厅成为了宣传抗战的主要舆论阵地，也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文化宣传堡垒，以武汉、重庆为重点，战时宣传工作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

一、与重庆文化界的交流互动，形成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了旨在从政略和战略上摧毁国民政府意志的大轰炸，重庆几成废墟，市民死伤惨重。第三厅不仅组织了护救队和抚慰队积极参与抢救伤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恶、鼓舞民众斗志的活动，而且以郭沫若为首的主要成员还参加了重庆文化界的对外宣传活动，以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的方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如当时人们评价的那样：“‘抗日’的力量和热情，使一般筑了高墙而各有思维的人，竟能同床一梦了。政治部长是陈诚先生，副部长是周恩来先生，彼此思想的旗色相映煞有兴趣的……郭沫若是一个温文君子，他给人们的印象，只是和厚大方，谁能看出他会干激烈革命的工作，他真是‘静如处女，动如逸兔’，他的文艺天才是那样宏大，而办事又那样能干……我们希望他把握着现在，把更大的前途创造出来。”^[2]

这时的第三厅与重庆文艺界的互动交流与宣传十分频繁，应各种纪念会议，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等社会团体、文教机关，新闻机构的邀请发表演讲，揭露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表明中国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决心，鼓舞各界民众精诚团结、抗战到底。

如1939年3月郭沫若出席“文协”第一届年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其他第三厅骨干田汉、阳翰笙、冯乃超等被选为理事。郭沫若发表大会发言说：“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物质条件太差。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有他们的文艺政策，即是敌人日本，每年也以30万元的经费来培植他们的‘号筒作家’。我们现在这个空前庞大的文艺组织仅有1000元经费，实在非常惭愧，非常不够的。我要说的很简单，只要把现在中宣部的500元扩充到5000元，把政治部的500元扩充到5000元，那么有了一万元的补助费，我们成绩必更乐观了，组织前线工作队也不成问题了，出版条件也不至再如此感到拮据了。不然，可也真是不得了！”^[3]他同时还号召广大作家要加强冒险精神，要像拿枪的战士一样勇敢地面对敌人。

在第三厅活跃的这一时间段，郭沫若与第三厅的其他成员还出席了重庆文化界举办的纪念马雅可夫斯基逝世10周年大会、欢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巡回工作团来渝大会、鲁迅诞生60周年纪念会等文化宣传活动，与重庆文化界展开互动，宣传抗日救国、团结民主。郭沫若以演讲的方式向重庆文化界传播第三厅的文化价值取向，对进步作家、优秀作品的精神、意义进行称颂，如对鲁迅的赞扬：“通过这个巨人的笔尖，中国正视了世界，而且向人类喊出了自己的心曲……在思想、文学和革命的斗争的各方面都放射了不可比拟的光辉。”^[4]

郭沫若和第三厅的同事们还在重庆举行了一些有影响的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等宣传活动。如1939年元旦举办的火炬游行演出、1940年第二届戏剧节和“民族形式”戏剧研讨会、1940年3月的“影协”第二届年会、1939～1940年间的大型音乐演唱会和木刻展览会等。这些对外文化宣传手段既突出了抗日救亡活动，又促进了重庆文化艺术界的活跃和交流。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厅中的一支特别的宣传队伍——孩子剧团的抗日宣传活动。孩子剧团成立于1937年9月的上海，全团22人，大多数都是上海、江浙一带流亡的孩子。上海沦陷后，他们经武汉于1939年到达重庆。在第三厅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孩子剧团在重庆进行了多场次的抗日宣传演出，受到各界的支持与关注。1939年1月，孩子剧团为纪念“一二八”七周年举行公演。演出的节目有国歌、水兵舞、儿童舞、快板及《不愿做奴隶的孩子》、《捉汉奸》、《帮助咱们的游击队》，等等。起到了鼓舞人心、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作用。^[5]后来，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举行纪念晚会邀请孩子剧团参加演出，他们演唱的抗日歌曲获得苏联在场嘉宾的一致好评和热烈掌声。1940年孩子剧团在重庆公演《乐园进行曲》，好评如潮，被当时的人们称誉为“抗战的血泪中产生的一朵奇花”。^[6]

二、围绕国民精神总动员进行的对外宣传

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物质力量的较量，也是双方在精神力量、文化实力上的较量。国民政府在汪精卫叛逃分裂后，已认识到加强全国民众精神国防的重要性，故准备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939年3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其后，国民政府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及《国民公约誓词》等法令，明确规定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的目的、要求和办法。《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指出：“吾人回顾十八阅月以来奋斗之经过，而检讨其缺失，则物质条件之欠缺固甚明显，而精神条件之未备尤居首要。……反观今日社会，则基础之团结虽立，而精神之统一未臻，忠勇奋发之表现，虽所在多有，而颓废散漫之状态，亦同时并存，组织之懈弛，基础之薄弱，如是之国民精神，何堪负荷国家兴亡之巨任，鉴往察来，不能不认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实施，为今当务之急也。”^[7]其宗旨是深入动员国民，集中一切意识、思想、精神、智慧于一个方向，鼓舞民众，发挥抗战效率。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还要求国民树立“救国之道德”，即孙中山所倡导的“忠厚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并确立“建国之信仰”，这就是中国建国之“最高原则”，也就是“总理孙先生手创之三民主义”。^[8]各省市县都依据这一指示，组织各级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同时国民以行业协会、学校、机关为单位，每月集会一次，宣传总动员纲领，宣读国民公约誓词。《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要旨就是国民政府领导重庆和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1941年国民政府还在重庆都邮街十字路口筑成木制的“精神堡垒”（今解放碑之前身），上书《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目标”、“道德”等，昭示全体国民巩固信仰，身体力行，服从于政府救亡建国的组织和领导。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是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解释和规范抗战时期的一切政治文化宣传活动，对国民精神进行改造和升华。具体可概括为“五个必须”和“四个不为”，所谓“五个必须”：一、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二、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三、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四、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五、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改正。所谓“四个不为”：一、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二、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三、不破坏军令政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四、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9]

1939年5月1日，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首次月会和誓师大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亲自主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训词，与会3000余人进行国民公约宣誓。当晚重庆举行火炬游行，参加者10万余人。^[10]此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就在重庆和全国各地广泛开展起来。运动开展的方式，除召开国民月会以外，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宣传活动，以戏剧演出、电影放映、发表演讲等为主，具体内容涉及反对汉奸、抨击投降主义、鼓励城乡青年参军、慰问伤兵及军属、支援前线、捐款献力等。1938年10月，中华民国第一届戏剧节在重庆开幕，这标志着以凝聚人心、诉诸情感、激发斗志而达到统一意志为目的的戏剧宣传活动已成为重庆时期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盛大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在会上发表讲话：“戏剧是教育国民的活动教科书，是影响青年思想最有力的武器。一切的戏剧工作者，是符合这些目的，完成这些使命的教育者与宣传者……我们为着要使一般文盲所知道的东西和知识分子一样，甚至于更多，更切实，就只有把要告诉他们的内容，利用戏剧的形式演出；就只有利用演员作为表现内容的符号，用动作与言语，直接而深刻地教育他们，所以抗敌戏剧的重要性，是谁也不能否认的。”^[11]

为了配合宣传国民精神总动员，国民政府组织了奔赴全国各地、形式多样的抗敌演剧队，进行大规模、多层次、长时间的宣教活动。其中官办剧团有：军委会所属的孩子剧团、教导剧团、忠诚剧团、中国万岁剧团；中宣部所属的中电剧团、中央实验剧团；教育部所属的第三巡回教育戏剧队、国立实验剧场、实验戏剧教育队；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所属的中青剧社、陪都实验剧团；重庆卫戍区总司令部政治部所属的抗敌剧团等。另外，重庆各界自发组织了民间剧团和演剧队，长年开展移动演剧、街头演剧、舞台演剧、募捐公演、星期公演等活动，在城乡和各战区的普通民众和兵士中，其宣教效果更为显著。^[12]第三厅下属的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3个电影放映队、1个漫画宣传队、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剧团、战地慰劳总会、寒衣委员会等是宣传和组织国民精神总动员活动的先锋和主力军，宣传的范围除重庆和附近乡镇外，还深入到四川西部的乡镇农村，由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田汉带领的专业演出队伍更是辗转全国十几个省。在西南半壁江山中，有四、五、八、九等四个抗敌演剧队，还有一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新安旅行剧团。这些演出队伍都是三厅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抗战宣传团体，与田汉有着密切的关系和深厚的友谊。成员中多是民族觉悟较高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怕危险，不怕困难，不怕艰苦，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坚持抗战宣传。宣传队员们把剧场当战场，把舞台当炮台，每个人都成长为坚强英勇的民族战士，使得戏剧艺术真正成为宣传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利器。其中，湘剧抗敌宣传队、评剧抗敌宣传队和京剧抗敌宣传队的成效最为显著，在湘、桂、黔等地辗转演出，对凝聚军民抗敌意志、集中一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以第七处为主力的对日宣传

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对外文化宣传活动中，第三厅第七处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负责对敌宣传的文化阵地，由范寿康副厅长兼任处长的第七处具有自己的特点，既是军政当局的官方机构，又是国共合作的政治文化典范。有鉴于此，它在对外宣传和文化传播中具有一种不那么官方的性格特征，它的工作骨干是一批具有左翼背景的文化精英，如冯乃超、叶君健、蔡仪等。如前所述，这些人基本上都通晓外语，尤其通晓日语和世界语。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监听日本电台，整理收集情报资料，分送上级主管部门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作情报分析之用；二是收集日本报刊，进行阅读分析，研究日本的政治、军事、文化、国民的心态等，编辑成《对敌资料》，作为敌情参考；三是编写日语传单，对前线敌军展开心理攻势。在第七处的工作中，加强对日宣传是作为瓦解敌军、支援抗战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的。第七处编辑了《对敌宣传须知》、《对敌宣传标语口号集》等，分发各级政工人员。同时，利用对日广播、前线喊话等方式瓦解敌方斗志，号召日本士兵投降起义。在前线被打死的日本士兵身上常常可以发现第七处编写的传单、投降通行证等，足以证明第七处的对敌宣传卓有成效。^[13]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七处参与的中国空军远赴日本投放宣传传单的事情。1938年3月，国民政府军委会航空委员会命令空军某部远征日本投放日文宣传传单。传单的制作任务由三厅七处负责，冯乃超负责传单的文字起草，郭沫若最后修订定稿。5月19日，中国空军八架飞机飞往日本长崎等地上空，投下了《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等各种传单120多万份，给日本军政及国内居民以极大的心理打击，同时也向国际上展示了中国的坚忍、勇气和抗战到底的决心。5月22日，周恩来与吴玉章、罗炳辉、陈绍禹（王明）等代表中共中央及八路军办事处向胜利归来的空军勇士进行慰问并献旗，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中国空军是新的神鹰队伍，民族意识深厚并建树了许多伟大的战绩，是全国军民学习的榜样。^[14]

在第七处的对日宣传中还有日本人的身影，这就是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会长鹿地亘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鹿地亘是日本著名的进步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在八年的艰苦抗战中，他与中国军民密切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抗战文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淞沪抗战之前的鹿地亘一直致力于把中国新文学介绍给日本文学界，尤其是他翻译的《鲁迅全集》，在当时的日中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38年3月，在郭沫若的推荐下，鹿地亘受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邀请，正式参加中国抗战文化工作，担任第三厅设计委员。1939年11月筹办在华日人反战同盟，鹿地亘被选为会长，有成员60余人，几乎全部是被鹿地亘宣传感化投入对日宣传的日军战俘。在渝期间，反战同盟盟员受到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940年5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欢迎日本反战工作团》。社论向反战同盟成员所做出的贡献表示崇高敬意，并指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工作，证明中日两国人民已经携起手来为反对侵略而展开斗争。5月12日，重庆各界人士代表2000余人在郭沫若率领下举行欢迎反战同盟大会，在会上鹿地亘代表同盟总部致词，他指出，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战同盟在鹿地亘的领导下往往在前线的枪林弹雨中从事对日军进行喊话等反战宣传。同时，他也在电台演说，向全世界人民控诉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暴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欺骗。另外，他还编辑反战同盟机关报《真理的斗争》，对瓦解日军斗志、涣散日军军心、促使日军士兵从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蒙骗中清醒过来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5]

第七处随三厅迁来重庆后，还重视用世界语进行舆论宣传。在当时，世界语作为一种世界性通行的语言，大多数国家都有熟悉、精通世界语的人士或团体。第七处的叶籁士、乐嘉煊、霍应人、先锡嘉、冯文洛等人是当时世界语宣传的骨干，他们在重庆创办了世界语半月刊《中国报导》，刊登国共两党要人关于抗战的讲话，如摘录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叙述我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等；以及报道中国民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状况，特别是中国军民誓死抗战、不惧牺牲、敢于胜利的伟大民族精神等。

第七处在对外宣传上着重对日攻心战和世界语人群，将当时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传播到全世界，是第三厅里承担重要军事宣传任务的主力军。除了把国民政府的主流舆论对外传播以外，还把中国人民大众的声音，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渗进了世界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