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政治文化的包容并存

第二节　两种政治文化的包容并存——承前启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1940年夏，第三厅的文化人士与当局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起因是当局要求在第三厅工作的文化精英们集体加入国民党，以郭沫若为首的三厅人士予以拒绝，并集体提出辞呈，表示要离开第三厅。当局为了平息舆论，维护文化战线的国共合作态势，便采取了虚与委蛇的办法，解散第三厅，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术性研究团体，仍归属军委会政治部，美其名曰“离厅不离部”^[16]。文工会主任委员由郭沫若担任，副主任委员是阳翰笙、谢仁钊、李侠公。沈雁冰、杜国庠等10人为专任委员，舒舍予、陶行知、王昆仑等10人为兼任委员。下设三个组：国际问题研究、文艺研究和敌情研究。三个室：敌情收听室、城内秘书室和乡间秘书室。文工会包含了比第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有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电影艺术家、美术家、音乐家、教育家、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等。国民政府规定文工会是一所学术研究机构，不能参与政治活动，而实际上，文工会受共产党的影响更大，掩护和隐藏了一批共产党员或进步文化人士。与第三厅比较官方的政治文化不同，文工会体现了两种政治文化的并存和冲突，在重庆做了大量抗战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工作，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文化统一战线的作用。

一、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

文工会的最初使命就是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左翼文人、作家紧紧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

文工会时期，郭沫若完成了《沸羹集》、《天地玄黄》两部文艺论集，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5个剧本。茅盾写了小说《腐蚀》、剧本《清明前后》，发表了一大批文艺论文和杂文。老舍则创作了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和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诗集《剑北集》，还写了《残雾》、《国家至上》、《面子问题》等剧本。田汉写了《秋声赋》、《岳飞》、《会缘桥》、《双忠记》等剧本和大量诗歌。阳翰笙写了《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塞上风云》、《青年中国》、《日本间谍》等剧本……其他文工会成员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以及艺术作品。^[17]

文工会还举办各种各样的讲座、演讲会、报告会等，以文学交流活动的方式广泛联系群众，形成健康积极的舆论，开展对外宣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文工会举办的讲座，在重庆很有号召力和影响力，主讲人要么是张澜、王芸生、沈钧儒等名流雅士，要么是郭沫若、老舍等文学大家。据阳翰笙回忆，文工会主办讲座、报告的消息不胫而走，深受群众的欢迎。临讲的时候，不但座无虚席，而且往往在走道、会议厅后边都要加座，甚至窗台上、窗户外都站满了人，其气氛之热烈，至今还使人印象深刻。^[18]

1940年12月，文工会在国泰大戏院举行第一次文艺讲座，以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为主的1000多人参加。郭沫若指出：“召开文艺演讲会之主旨在于检讨1940年文艺战线上的战士们对于抗战建国的贡献和研讨今后文艺工作者之努力方向……希望今后将有大批青年作家诞生，用文艺之笔来帮助抗战早日胜利。”^[19]郭沫若作了《一年来抗战文艺的问题的回顾与前瞻》的主题报告，茅盾、老舍等文工会成员也相继作了讲演。这次文艺讲演会很受听众欢迎，国泰大戏院人头涌动，好评如潮，反响很大。

1941年1月，茅盾、胡风等文工会成员与重庆文艺理论界人士聚会，讨论作家的主观与艺术的客观性等问题。发言者就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是如何形成的、世界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文学文艺的理论问题，并针对当年文艺创作中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有益的讨论。这次研讨会是重庆抗战文艺界左翼作家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一些基本问题的研讨和探索，对于抗战文艺的理论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1942年3月，文工会举行戏剧批评座谈会，探讨近期上演戏剧的得与失。

1942年4月，文工会举行文艺讲演会，主讲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创作方法。

1942年5月，文工会举行民歌研究演唱会，参加研究演出的有边疆歌舞业余歌咏团、四川水泥厂职工歌咏团和舞蹈家吴晓邦等。

1942年6月，文工会联合中苏文化协会、国际反侵略大会、文协、剧协、美协、影协等10余家团体，举行高尔基逝世5周年纪念会。

1942年7月，文工会举行“抗战艺术的新任务”文艺讲演会，郭沫若、阳翰笙等就文学、戏剧等出现的新问题与新任务发表讲演。

文工会在重庆组织召开的这一系列会议和文化活动，团结了在渝的广大抗战文艺工作者和各阶层民众，促进了抗战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二、学术研究活动形成新的学风

第三厅是国民政府的官方宣传机构，文工会继承了第三厅宣传、组织群众的职能，但与第三厅不同的是，它还发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术研究机构的作用。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利用文工会这个阵地，或著书立说，或讲学论争，形成了不重空谈、注重实际、与普通民众融洽交流的学术风格。

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清算中国过去的历史，为抗战建国探讨历史经验。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发表了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总结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新华日报》予以连载，《中央日报》则持不同意见。中国共产党高度赞扬郭沫若的创作成果，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下发全党学习。毛泽东专门从延安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20]

哲学研究方面，杜国庠著有《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历史学研究方面，吕振羽著有《简明中国通史》，邓初民著有《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著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王昆仑著有《〈红楼梦〉人物论》，蔡仪著有《新美学》，胡风也出版了多种文艺论著。

在文工会内部，大家提倡自我教育、切磋学问、砥砺品格，经常举办内部的学术讲座，组织探讨、发言、讨论和总结，等等。提出“多研究、多学习、多写作”的口号，激励大家精进不息。因此，阳翰笙在回忆文工会时认为，作为一种新型的学术机制，文工会的学术研究体现了如下特点：

多数同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问题，并在研究、运用的过程中加深了对这一科学理论的认识，成为社会科学方面的坚强战士，因而在史学、文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中有新的建树；

整个文工会的学术空气比较严肃，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努力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有益于民族解放战争和长远的文化建设。这里不尚空谈，不做书斋、经院式研究，许多学有所长的学者参加了理论斗争，自觉地为革命事业廓清道路；

在抗日战争的大前提下，许多进步爱国的专家、学者走向社会，逐步实现和民众的结合，这是学术界的一种新鲜空气。^[21]

三、用戏剧演出宣传抗战

为了进一步促进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文工会的主要成员与重庆的戏剧工作者一道，以戏剧演出为手段宣传抗战，于1941年10月开始，开展了规模空前的“雾季演出”。重庆由于地处两江汇流处，四周有高山环抱，每年10月到第二年6月雾气弥漫，被称为“雾季”。每到雾季，由于能见度低，日机无法对重庆进行轰炸，文工会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戏剧公演活动。

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第一届雾季戏剧公演。参加演出的戏剧团队有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孩子剧团、中央广播电台、中电剧团、中国实验歌剧团、中宣部实验剧院、中国艺术剧社、怒吼剧社、国立剧专校友剧团、中国银行业余剧团、越剧剧团、川剧团等，参加戏种有话剧、川剧、越剧、评剧及民间曲艺等，演出了《天国春秋》、《大地回春》、《愁城记》、《面子问题》、《棠棣之花》、《屈原》等话剧，以及《法西斯丧钟敲响了》等歌剧。^[22]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和1943年10月至1944年6月为第二、三届雾季戏剧公演，盛况空前，共演出大型话剧40多部，如《风雪夜归人》、《祖国在呼唤》、《虎符》、《复活》、《法西斯细菌》等。^[23]

在这几次雾季公演中，中华剧艺社起了重要作用。中华剧艺社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建的，成立于1941年10月，由原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剧团、中国青年剧社等单位的电影戏剧从业人员组成，应云卫任社长，陈白尘任秘书长。该社在雾季公演中共演出大型话剧20部左右，观众达数万人次以上，得到了重庆各界观众和新闻报刊的热烈赞扬与充分肯定。

阳翰笙在回忆文工会以戏剧演出宣传抗日救亡时，总结了当时戏剧演出的如下特点：

（1）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统一战线政策，紧密配合了政治斗争；

（2）产生了一大批有思想深度、艺术质量高的剧本，几个雾季演出了二三十个大戏；

（3）舞台艺术的结合性得到了加强，新现实主义的戏剧体系逐步形成；

（4）锻炼了戏剧艺术的骨干，培养了新生力量，为日后的民主斗争、文化建设积蓄了力量。^[24]

这几届雾季公演对于重庆抗战戏剧界，乃至整个文艺界、文化界都起到了动员人民大众检阅戏剧成果、团结各阶层人民的作用，而且推动了抗战戏剧运动的发展和抗战戏剧创作与演出的质量提高，展示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争取抗战胜利的勇气和决心。

四、对外文化交流和国际问题宣传

文工会除了以上几种方式的活动外，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对敌宣传活动，发挥了这一时期对外文化宣传阵地的作用。

（一）依靠中苏文协等进行国际问题的宣传

中苏文协的王昆仑、侯外庐、屈武、许宝驹等都是进步人士，与文工会有默契。通过纪念苏联国庆日，举办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纪念会，发表致苏联人民和苏联文化界书等活动，分析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揭露顽固派妥协投降的阴谋，呼吁实行国际主义的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

（二）创办对外文化刊物，强化对外文化交往

文工会延续和创办了两个有代表性的刊物，一个是由第一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叶籁士等人主办的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向外国介绍中国抗战的具体情况和国内问题，使中国军民艰苦抗战的情况为40多个国家所了解，以取得国际人士的同情与支持。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香港及广西、福建等地，使中国的消息阻塞，外界有许多误传，《中国报导》作为当时的沟通渠道之一，使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侨都能通过它了解祖国的情况，在经济上、道义上大力支持祖国抗战。

另一个是《国际问题周刊》，以国际问题的研究论文和消息报道为主，主要是把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新进展和国际形势传达给中国军民，鼓舞信心、开阔视野，加深人们对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的认识。

（三）开展敌情研究与对敌宣传

在第三厅时期，就有多名精通外语的专业人员在进行国际问题研究和敌情研究，而且配置了专业的电台供收听敌台分析之用，并编译《敌情研究》，作为军政当局了解敌情之参考。文工会时期，仍然承袭了第三厅的这一传统优势，保留了敌情研究等任务和专业设备，继续编译《国际问题资料》和《敌情研究》，为当局对日情报分析提供资料。

原先由第三厅负责联系的“反战同盟”也仍由文工会第三组负责联系，开展了组织反战同盟成员到前线喊话、收集日军资料、编印对日宣传品等活动，有效地瓦解了日军士气，对我国军事行动起到了辅助作用。反战同盟人员后来作为战俘被国民党方面收容、隔离，宣传工作遭到破坏。1946年6月，反战同盟150多名盟员和其他日本战俘一起被遣返，在博多港宣布解散。

（四）注重国际问题演讲，营造抗战建国氛围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文工会成员非常注重国际问题演讲对陪都抗战氛围的营造。

1941年郭沫若作《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讲演，同年7月在中苏文协作《苏联抗德战争的形势》报告，同年11月在纪念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作《加强国际国内团结》讲演，同年12月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对敌广播讲话，1942年5月在中美文协作《中国战时的文学与艺术》讲演，等等。这些文工会专家学者的讲演，开阔了民众的国际视野，促进了民众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了解，进一步营造了抗战的舆论氛围，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舆论斗争。

1945年，文工会被当局以机构重复的名义解散，重庆各报刊载如下消息：“郭沫若先生领导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已于昨日（三十日）奉政治部张部长命令，予以解散。”^[25]4月1日，文工会举行告别晚宴，来自重庆新闻界、文化界和各民主党派的朋友、国际友好人士共计一百多人参加了会议。重庆的许多进步青年、爱国人士纷纷以信件或访问方式向文工会表示敬意，昆明、桂林、成都的各文化团体也来电来信向郭沫若和文工会全体同仁表示敬意和慰问。从第三厅到文工会，这个抗日对外文化宣传阵地一脉相承，经历了七个多年头，几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它对抗战本身和抗战文化的重大贡献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