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具理性到宣传律令

第三节　从工具理性到宣传律令——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

193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制订出《扩大国际宣传计划书》，认为“自九一八沈变发生以后因中日问题之俞趋复杂，故国际宣传之工作亦愈为繁钜。……今后欲谋国际宣传之进展，自非筹设有力之国际宣传统筹机关，不足以集中举国之人才。非扩大国际宣传之方法，不足以收圆满之效果”。并提议设立一个直隶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国际宣传局”，以“统筹全国对外宣传之一切事宜”。^[26]1935年中央宣传部设立了国际宣传处，是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设立的第一个国际宣传组织。1937年在军委会第5部（管宣传工作）和原中央宣传部基础上成立新的宣传部，董显光任副部长，曾虚白任国际宣传处处长。之后，战时中国的国际宣传工作就一直由董显光主管，直接向蒋介石负责。

董显光是蒋介石早期的英文教师，后赴美留学，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后担任《纽约时报》驻北平记者、《庸报》主编。八年抗战中，国民党中央换了十个宣传部长，董显光却一直都是主管国际宣传的副部长，未易他人，可见蒋对他的信任程度。

1938年2月，蒋介石电令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和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等，派人携带日军暴行照片和中国抗战照片赴美展映，以争取美国舆论和政府的支持。国宣处迅速落实了蒋介石的这一指示，派西方话剧专家、大学教授张彭春，原美联社记者李复，深受宋美龄信赖的传教士毕范宇三人赴美建立办事处，拜访美国领导人、新闻界和学界名人、外国使节等，展映“南京大屠杀”影片，控诉日军暴行。张彭春等三人还促成了一个自发声援、支持中国抗战，主张对日实行经济制裁的美国人团体的组成并发挥作用，这就是“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ACNPJA）。1938年8月，ACNPJA在纽约设立办事处，开始公开活动。该会大量发行各种小册子、传单、新闻报道等印刷品，呼吁禁止向日本输出废铁、石油、机器等军需品，阻止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步伐。ACNPJA除在纽约设立办事处外，还在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匹兹堡、丹佛、波特兰、旧金山、洛杉矶等地设立了分会与合作性组织，会员多达13000多人，宣传对象在10万名以上。^[27]ACNPJA是一个美国援华团体，但它是在国际宣传处的直接运作下成立的，它以“对日禁运军需品”为中心，团结了美国各行各业的人们来展开宣传活动，它不是重视群众动员、进行街头活动的左翼和平团体，而是偏重于与政府当局进行协商、合作，从而促使美国朝野采取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措施，阻止军需品进一步流入日本的官方背景的机构。ACNPJA尽管是一个独立的纯粹美国组织，中国仍视其为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管辖下的一个宣传外交机构，可参见相关资料引证。^[28]

国际宣传处成立之初只有三个科，规模不大。后来随着战事吃紧，加强国际宣传的重要性被普遍认同，业务扩展很快，其组织人数大幅度扩张，到抗战胜利后已发展为六科四室，即英文编撰科、外事科、对敌科、总务科、摄影科和广播科，秘书室、新闻检查室、资料室和电播室，成为拥有近150人的大机构。^[29]董显光雇佣了大批精通外语的新闻人才，利用外国记者及媒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对外宣传工作，包括出版外文报刊、向国外宣传中国抗战、接待和管理外国驻华记者、检查外电、分析国际形势等。

一、组建国外办事处，赴国外宣传中国抗战

抗战初期，国宣处的工作重点是收集和编辑日军暴行罪证、报道国军的英勇抗战事迹，并向在华外国人及机构提供宣传，以期获得舆论支持，争取国际援助。后来，国际宣传处开始重视到国外组建办事处，开辟对外宣传的窗口。国宣处除在重庆设立总部外，还在上海、香港设立支部，在昆明设立办事处，在美国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华盛顿都设立有办事处。纽约办事处雇佣了100多位美国人，在美国各阶层人士中搜集情报和展开宣传。纽约办事处先后与美国140余家援华团体和12个新闻单位展开合作，包括中国援助会、太平洋协会、《华盛顿中国通讯》、《远东学生通讯》、《美亚》杂志等。办事处还与美国的工、商、学、宗教等民间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为美国各界敦促美国政府尽早援华抗战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促进作用。纽约办事处还创办了半月刊《现代中国》，“报导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现状及传达中国对国际间问题之意见……引起美国人研究中国……导致美国舆论有利于中国，及缩短中美两国人民间的‘精神距离’”。^[30]

国宣处在法国的宣传主要通过中国海外通讯社进行。中国海外通讯社前身是益世海外通讯社，是一家教会通讯社，曾与国宣处合作创办法文月刊《中国通讯》及其他法文周刊，向法国和欧美大陆的华人宣传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直属国宣处管理的中国海外通讯社，进行针对法国和欧美其他国家华人的特种宣传。它的主要宣传手段：一是通过航邮定期向海外侨胞提供新闻通讯稿，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同时反馈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声援和支持；二是向海外侨胞提供各类纪念日特刊及相关资料，如七七抗战三周年特刊、台儿庄大捷纪念特刊等；三是大量提供抗战宣传漫画，把战时漫画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四是请孙科、朱家骅等撰写专题性新闻述评，影响海外舆论；五是提供各种抗战知识丛书、抗战问题丛书和战场报道，让海外侨胞了解国内战事发展进程，组织各种抗日募捐助活动。^[31]

国宣处还在英国伦敦、加拿大蒙特利尔、澳大利亚悉尼、墨西哥城以及印度、缅甸、印尼、新加坡设立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创办刊物、设立新闻宣传机构，介绍中国抗战情况，争取国际舆论支持。除了上面提到的《现代中国》，还有英文月刊《战时中国》，最早在香港，后来在纽约发行；纽约办事处还成立了泛太平洋通讯社，后改名为中国新闻通讯社；益世海外通讯社在比利时发行法文周刊《中国通讯》；加尔各答办事处创办了英文与印度文周刊《中国通讯》；重庆也发行了英文周刊《重庆新闻》等。^[32]

国宣处驻伦敦办事处的宣传也卓有成效。1939年5月，国宣处驻伦敦办事处与伦敦援华委员会合作，在英国报刊上发表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翁文灏、陈诚、张伯苓等人纪念中国抗战两周年的文章，让英国朝野各界都能了解中国政府的抗战言行和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国内的情况。伦敦办事处注重广泛联系英国各民间团体，先后与14家团体有密切合作，促进了援华运动在英国民间团体中的开展。1940年，国宣处将英国人田伯烈编著的披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书籍《外国人目睹之日本暴行》在伦敦公开发行，使英国民众了解到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伦敦办事处还制订了增加与英国朝野人士接触的宣传计划，除增加接触英国各大学教授、文化界及教会名人等，还把驻英国的外国记者、外交使节、英国各报主笔及著名记者、英国议会议员、工党领袖及外交宣传人员等作为重点接触对象。

国宣处各驻外办事处还经常举办抗战影片展播和摄影图片展览，发送宣传照片11000多张，精选抗战建国摄影图片去美、英、苏等国巡回展览。这些举措都起到了真实披露中国战况、鼓舞军民斗志、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作用。

二、国宣处与外国记者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横扫东南亚，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西贡、曼谷相继被日军占领，各国驻外记者便陆续由香港、仰光、加尔各答等地赶来重庆，使陪都重庆成为采访远东陆地战场新闻的主要基地。随后，中国战事逐渐为各国所重视，中国战场的新闻价值随之提高，各国开始派遣记者前来中国采访。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在华记者与新闻界人士居当时各国在华记者与新闻界人士之冠，仅1940年至1941年间，就有61人之多”。^[33]1942年年初，重庆约有西方新闻机构23家，而到抗战末期，长驻重庆的外国记者约有30人，另外每月总有10到20人左右的穿梭过往的流动记者。^[34]国宣处通过召开各种新闻发布会、协助采访、引见官方要人、陪同实地采访等方式，精心组织和策划利用在华外国记者的舆论宣传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密苏里帮与中国抗战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它的办学理念——“学习新闻最好的方式是动手实践”；“新闻工作是一个世界化职业”——影响了一大批中外记者。在实践上，不仅《大公报》曾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金质奖章，而且抗战时期在重庆活动的美国记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故被称为“密苏里帮”（Missouri Mafia）^[35]。

抗战时期，美国记者是外国记者中人数最多的，如上文所说，在1940至1941年间就有61人之多。这些人来到中国的原因多种多样，他们或是通讯社的工作人员，或是自由作家，或是美新处的雇员。他们的背景、动机各不相同，其中包括传教士、冒险家、激进分子和业余记者等，但大多是出于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从20世纪开始，密苏里新闻学院就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并通过上海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以及其他渠道向中国不断输送着新闻人才。该院的第一个留学生黄宪昭就来自中国，他后来成为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据统计，1928年驻远东的美国记者中有47名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其中绝大多数后来都在重庆工作。比较著名的有约翰·鲍威尔，埃德加·斯诺，以及美联社的约翰·R·莫里斯、莫里斯·哈里斯、J·C·巴赫、詹姆斯·D·怀特，合众国际社的本杰明·克兰，《纽约时报》的亨利·F·米塞尔维兹，《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托·基恩，《密勒氏评论报》的卡尔·克劳等。

（二）国宣处的新闻发布和记者招待会

1938年12月，国宣处迁入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正式办公，条件非常艰苦。据董显光回忆：“这是一座凌乱不堪的石灰建筑，屋顶盖瓦稀疏，房门无锁，甚至无法关牢。我办公室的门上有缝隙一条，路过的人大可从缝中偷看我在屋里做什么事，或是和谁谈话。当风暴来时，屋瓦飞扬，泥糊的天花板也纷纷松落。书籍纸张夜间多被老鼠咬食，后来锁抽屉才幸免于难。我们在大屋后面造了几间茅屋供职员和眷属避风雨，我和家人则迁入附近一所残破的古刹中。”^[36]

董显光所述的“几间茅屋”就是后来著名的外国记者招待所，以1万元建成，1万元购买家具和设备，外国新闻记者大多居于此处。此处虽然简陋，但很受外国记者欢迎，一是它是中国官办的对外宣传中心，同国民政府军政各方，甚至与蒋介石都有直接联系，是很好的消息来源；二是国宣处人员精通外语，熟悉外宣工作，为外国记者服务周到；三是巴中校园与国民政府主要领导机关（大都在曾家岩、上清寺、大溪沟、牛角沱、两路口、观音岩、领事巷一带）、外国使领馆、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都比较近；四是价廉物美，每人每月房费仅3美元，伙食费1美元多一点，还供应西餐。很多外国记者都认为重庆记者招待所是国际新闻史上的一个传奇故事，并将它称为Holly Hostel。Holly是董显光的英文昵称，这是外国记者对董显光这位创始人的敬意。^[37]

国宣处每周五14时至17时固定举行新闻发布会，及时向各国记者公布中国官方的政治、军事决策和动向，中国战场的最新情况和评价等。新闻发布会由国宣处处长曾虚白主持，邀请国防部军事发言人、行政院秘书、外交部高级官员等讨论问题，并回答记者提问。孔祥熙和吴国祯都来过这里。董显光和曾虚白都曾住在巴中校园内，经常和外国记者们用英语交谈。

国宣处还不定期举办记者招待会，召集驻渝的盟国通讯社记者、非盟国记者和本国记者参加。同时预约中国官方军政要员及其他重要人士到会发表时事演讲，并当场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据统计，1937年12月至1945年4月，国宣处每年安排外国记者访问官方要人及社会名流达360多次，1937年12月至1941年4月，安排记者招待会600余次，官方要人出席演讲100多人次。^[38]1939至1941年4月，共举办新闻发布会250次。1940年共举办新闻发布会54次，介绍外国记者访问党政官员312人次。^[39]

（三）各国记者赴前线和延安采访

国宣处在活跃时期组织了几次中外记者采访团，或上前线，或去内地其他地方，其中著名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41年10月董显光组织记者组成“湘北考察团”赴前线采访。据董显光回忆他带记者去湘北采访的初衷：“那时我军奋战长沙，敌军曾三次想把这座战略城市攻下，都损兵折将，断羽而归，而这是第一次。长沙位于中国产米区的中心，自我看来，中国这次不仅能打，而且打得很出色，是值得向全球一吹的。而只有让外籍记者们亲眼看过后，他们才肯相信，才肯动笔，我因此决定亲自出马带他们上前线。”^[40]经历了飞机、火车、汽车、小火轮的转换，“湘北考察团”终于到达长沙，见到了薛岳。薛岳向外国记者们分送了他在战役中缴获的日本钢盔、手枪和军旗，外国记者们大为高兴。长沙三次大捷的报道在国内外影响很大，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和信心。

第二次是在1943年6月中旬组织的中外记者赴鄂西采访团，参加此行的有：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艾金森、福尔曼、沙利文、托马拉、王公达等，另外还有塔斯社的记者库尼尔、尼科夫，路透社记者赵敏恒等。他们撰写了大量新闻稿传回本国报刊发表，还拍摄了大量照片寄往美国、英国、印度及中东各国发表。

第三次是1944年5月组织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其中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1944年国宣处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答应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由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和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带领，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斯坦因，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沙纳汉神父，塔斯社的普金科。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的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扫荡报》记者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赵炳良，《新民报》赵超构，《国民党公报》周本渊，《商务日报》金东平等。中外记者团在延安采访大约一个月，发表了大量报道，全面展现了延安的真实面貌。延安之行后，重庆外国记者几乎完全站到了中共一边。爱泼斯坦回忆：“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41]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新闻封锁及共产党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吸引，国宣处维护宣传律令的努力陷于白费。由董显光一手组建的以美国记者为主体的外国记者队伍与当局逐渐决裂，正如曾虚白慨叹的那样：“（自延安记者团后）外国记者经国际宣传处抗战以来培养而成的融洽气氛，不独从此烟消云散，竟至发展而成公然敌对的姿态……我们主持国际宣传工作者深悔当年怎么心血来潮造了一所外国记者招待所？当年这所融合外国记者感情的中心，到这时期变成了便利‘共匪’煽惑外国记者一网打尽的场所。”^[42]

三、宣传律令的失效——新闻检查与对美特种宣传

国宣处是在加强抗战对外宣传的初衷下建立的。抗战军兴，所有政治力量、社会各阶层都抱着抗日救亡、抗战建国的思想，投入到抗战这一轰轰烈烈的民族战争之中。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暂时服从于政府的统一指挥和组织安排，形成了一种一致对外的工具理性。国宣处在抗战八年中一直试图把这种工具理性转化成一种宣传律令，以更好地规范和管理对外文化宣传的阵地和队伍。但在后期，新闻检查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以及对美特种宣传的实施，证明了这种转换的失败。

国宣处的前身是外电检查处，新闻检查是其固有职责之一。董显光本人初入宦海之时，就任的就是政府的新闻检查官。作为拥有浓厚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报人而作专制主义象征的新闻检查官，董显光自己都说：“作为新闻记者，我不赞成新闻检查，但现在让我改良这个制度却符合我的兴趣。通过新闻贡献我的能力，给中国培养国际好感是我应尽的责任。”^[43]武汉时期，这项工作是在武汉电报检查所进行。1938年2月，国宣处与交通部电政司协商，规定在中国采访的外籍记者必须先把报道发至汉口，经国宣处检查后才能发往国外。国宣处随中央部门迁渝后，对外国记者的检查仍仿武汉成例。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是董显光十分器重的、通晓英文的魏景蒙、精通俄文的朱新民、通晓德文的郎鲁逊以及沈琦、徐钟佩等。1990年10月，为加强电讯检查，国宣处实行了三级外电检查制度，由董显光、曾虚白等最后过目。

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通过国宣处等机构一直对外国记者发稿实行较为严格的新闻检查。如：

1939年6月30日，战时新闻检查局密电国宣处：外国记者所发电讯中，凡涉及法籍军事顾问、外国教士援华抗日、中国空军或与空军活动有关的新闻，以及中外经济关系的内容，一概检扣。8月9日，蒋介石批准《秘密监视在华外人办法的实施》。8月13日，蒋介石电令国宣处，检扣中外贷款方面的消息。

1940年2月，中宣部密电国宣处，外国记者报道日寇轰炸滇越铁路及中美借款的新闻，应删扣或暂缓放行。11月15日，海通社记者沈克将访问孙科的新闻电稿送交国宣处检查，声称已经孙科同意发表。国宣处因该电稿涉及外交关系呈报蒋介石审阅，蒋介石批复：“应暂扣留。”

1941年1月，美国记者对新闻检查政策深恶痛绝，《下午日报》奈雅尔称：“很难令人相信，民主主义美国的友邦与可能同盟者中国，其电讯检查之严，更甚于集权主义之德国和日本。”5月1日，蒋介石手令，有关中国交通事业和建设的情况，非经批准不得发表；尤其是有关滇缅公路建设的消息，应绝对禁止报道。6日，蒋介石重申上述禁令，并强调“有关军事国防及利用外资者”，无论对内对外，“未经本人批准”严禁发表。11月25日，规定外国记者拍发的国际新闻电讯，必须在每份电报的注释栏内写明“经重庆送检”字样，由重庆川康藏电政管理局送国宣处检查后转发。

1942年2月5日，国宣处规定，凡外国记者的电稿，不能以是否在国内报纸刊载过的内容为标准；凡国内报纸违检刊出，或经检查但“在国家利益上不宜发布的各种消息”，应一律检扣。

1943年4月13日，国宣处饬令检查员删扣外国记者电讯中有关伊盟事件、《大公报》外交社评及罗斯福发布对外电讯等内容。

1944年2月，国宣处通知重庆邮电检查所扣留署名为“边疆学校全体同学”致外国记者的挂号函件，理由是“其内容暴露我教育界之黑暗”。9月23日，蒋介石拒绝美联社记者法斯华斯赴延安采访的请求，并下令今后一律不准外国记者去延安。

1945年，国宣处因《新闻周刊》记者罗伊生屡次由渝秘密拍发漏检新闻，内容涉及军事秘密和批评蒋介石的言论，决定取消其外国记者享有的权利，并请军委会外事局通知美军部予以合作。^[44]

在这种严格的新闻检查措施下，外国记者的新闻稿大多逃不了被删扣的命运。据国宣处统计，1939年全年放行外国记者新闻电讯552.6102万字，删扣5.2104万字。1940年1到3月底，国宣处统计，共放行外国记者新闻电讯42.5520万字，删扣4348字。1944年1—6月，国宣处检查外国记者新闻电讯89.3451万字，删扣9492字。^[45]

国际宣传处作为国民政府八年抗战中的主要宣传阵地和机构之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遗憾和缺点。对新闻检查的过度苛刻是其一，对美进行“特种宣传”是其二。1942—1944年间，国宣处接到中宣部指示，在美国公开宣传反共，并公开批驳同情中国共产党和对国民党提出批评的美国舆论界。1943年蒋介石著的《中国之命运》正式出炉，国宣处便立即将主要内容摘要译成英文交美联社和其他在华外国新闻机构发往美国报刊。国宣处驻纽约办事处负责人夏晋麟等组织散发丑化延安边区政府的文稿，企图影响美国舆论界。1944年，在各国驻华使节的支持下，美、英、苏等驻重庆的记者联名向国宣处提出到延安进行采访的要求。在强大的外交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同意。中外记者团在延安采访月余，回来之后，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全部倒向了共产党一边。为了抵消外国记者对延安的正面报道，国宣处禁止外国记者再去延安采访，并编辑了负面报道中共的《延安内幕》和《中国共产党问题》等英文稿，交由驻纽约办事处在美国民众中散发。皖南事变爆发后，T.Bisson发表文章，说中国即将分裂为两个国家，鲍尔温则撰写《中国过奢之希望》一文发表在《读者文摘》上。国民政府一方面布置《扫荡报》进行驳斥，一方面约请驻渝外国记者著文“纠正其错误”。^[46]1943年9月，爱金生等记者撰文批评中国战线死气沉沉，军队作战不力，指出国民党忙于清共，企图让盟国挑起战争责任。据统计，1944年在华各国记者拍发批评国民党抗战不力的电讯300余篇。^[47]国民政府为影响世界舆论，指示国宣处进行反宣传。处长曾虚白亲自出马，指出要“研究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在国际上宣传的策略和方法，这一项是我国在美国所办的特种宣传。时常邀请许多英美同情我国的学者名流公开演讲，或发表文章，纠正共产党及美国‘左倾’作家的歪曲言论”^[48]。曾虚白要求在华美国记者必须向国内报道“国共无裂痕”的内容，拍发所谓澄清真相的电讯，影响美国舆论；还组织国宣处驻美人员撰写粉饰性文章，在《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上为国民政府辩护和掩饰。

事实证明，对美特种宣传是国宣处抗战宣传辉煌生涯中的一个败笔，但功则功之，过则过之，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是修史者的应尽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