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陆海空的第四战线

第四节　超越陆海空的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

18世纪末19世纪初无线电广播的发明和使用在对外宣传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不仅在海、陆、空展开战斗，而且在宣传领域互相角逐，而承担这一使命的工具就是广播。在“二战”中，广播的宣传效果不比枪弹那样具体和立竿见影，然而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就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称之为“第四战线”的战斗，即海、陆、空之外的“广播战”。^[49]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作为当时中国政府唯一成熟的广播宣传工具，发挥了抗日救亡、团结人民、争取外援的作用。迁都重庆后，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宣传电波更是构筑了中国军民的“精神堡垒”，被日本人又恨又怕地称之为“重庆之蛙”。^[50]

一、中央广播电台成立始末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国民党高层深感“主义急于灌输，宣传刻不容缓”。^[51]陈果夫联合叶楚伧、戴季陶等中央委员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提议设立广播电台，获得一致通过。于是定购了一架500瓦的广播机，包括500瓦汽油发电机电源，两座140尺高的自立式铁塔和室外播音设备。1928年8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了落成和开播典礼。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人出席了开幕式和首播式。

为加大电台电力和覆盖范围，1932年又添置了75千瓦的新广播机，这座新建的广播电台被称为“东亚第一，世界第三”^[52]，电波遍及海内外。当时日本大为震惊，因为日本国内只有10千瓦的电台5座，其全国电台的电力总和还不及中国的一座电机。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对日本具有相当影响力，夜间该台的广播于日本九州、东京均可收听到，并对福冈放送局产生严重干扰。中央广播电台当时与福冈放送局的频率相差仅1.8KC，但福冈放送局电力只有500瓦，地方听众便无法听到地方广播。由于居民都不清楚“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来自何方，因此日本将此广播称为“怪放送”，一时引起骚动。^[53]

中央广播电台成立后遇有重大活动都做现场直播。如1929年5月，孙中山灵柩由北京运来南京举行“奉安大典”期间，中央广播电台除在广播中宣传外，还装置迎灵宣传列车，沿途到站宣传，播放音乐，宣传孙中山一生事迹，宣传三民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中央广播电台曾邀请一些爱国将领作广播讲话，宣传抗日，号召全民抗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爱国将领冯玉祥曾多次到电台作广播讲话，呼吁全民团结抗日。1998年3月国民党召开首届国民大会，4月19日举行总统大选，中央广播电台都进行了实况转播。

中央广播电台成为党国喉舌后，陈果夫非常重视培植亲信掌握电台控制权，其骨干多是出身上海交大、留学欧美的机电专业人士。1936年2月6日，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决定设置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管理全国广播事业的决策机构，全国所有的民营、公营电台都受该会的监督和管理，陈果夫任主任委员。该机构由中央广播事业处、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交通部、内政部、外交部、教育部各派一名代表参加，里面势力纷繁复杂，难以控制。但是由于陈果夫是创立广播电台的元老，又是国民党的创党骨干，他始终把握住了这个机构的控制权。首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是后来的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第二任主任是吴道一，这些人都是陈氏兄弟的亲信。

抗战爆发前，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共开过5次会议，每次会议都由陈果夫亲自主持，讨论规划全国广播电台系统及设置方法、征收收音机执照费等。自中央广播电台成立以后，广播事业逐渐为社会所重视，公营、民营电台越来越多。1934年仅上海一地就有电台54座。由于频率、呼号等没有统一的标准，各电台信号互相干扰的现象很普遍，很不利于广播事业的发展。1936年5月，中央广播电台加入国际广播公会，6月，由吴道一赴瑞士参加该会会议。这是中国广播事业以独立姿态迈入国际社会的开始，也为抗战时期的对外宣传奠定了良好的国际基础。

二、抗战八年中的“重庆之蛙”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蒙尘之际，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首次正式提议：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借以争取战略退却之主动地位，力避全盘溃败之忧。次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决定接受提议，迁都重庆。

广播电台一直被国民政府认为是重要的战争宣传工具。1937年底国民政府从南京一撤退，事先已进行了扩建的长沙广播电台即暂时接替中央广播电台播音，接着国民政府又在武汉加强广播电台的建设，而更长期的考虑是在重庆建立政府的宣传喉舌。

1937年底至1938年初，重庆还处于迁都之前的一片忙乱之中，中央广播电台即在上清寺中央党部新址范庄附近将聚兴村6号租为办公室。前后只55天，从南京、武汉运抵的设备就装配成一部10千瓦中波发射机。1938年3月10日，新的“党国喉舌”在上清寺重庆牛角沱陶瓷职业学校旧址恢复播音，播音语言有国语、英语、蒙语、藏语、回语、厦门语、粤语等。至1944年初，除去专作国际宣传的35千瓦短波电台外，共有两个中波、两个短波同时播送，总功率为31.5千瓦。^[54]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党国喉舌”在抗战时期建成了功率强大的短波“国际广播电台”，功率达35千瓦。到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已加强为45千瓦。这座空前强力的短波电台的出现，使得短波广播、国际宣传顿时改观，大大弥补了中波广播的不足。它根据国际时差以及不同的季节，采用几种定向天线，向国内、北美、欧洲、东亚、南洋、印度等广大区域分段广播。强大的音波传向四面八方，这使得日本方面极为震惊，不得不严禁沦陷区的民众收听短波广播。这座电台的英文名字叫The Voice of China（中国之声），主持工作的是我国第一位到达北极并进行科学研究的中央广播电台总工程师冯简。^[55]

中央广播电台是当时名流荟萃、要人群集的地方，而作为陪都的重庆又是大量国际机构和国际人士驻扎和活动的所在。中央广播电台开播时屈居于陋室之中有碍观瞻，又不利于工作，所以，国民政府刚在重庆立定脚跟就着手建设广播大厦，选址在上清寺聚兴村火烧坡。1938年开始兴建，在空袭中边炸边建，至1940年底彻底竣工。这座大厦共三层，在当时不但是广播电台的中心，也是许多政治文化、社会活动的场所。从此，中央广播电台便在重庆渡过了八年血与火、牺牲与抗争的岁月。

当时器材运输十分困难，多是由印度、缅甸一带翻越崇山峻岭抵达重庆，日军的轰炸更是巨大的威胁，破坏和建设几乎是同步进行。1938年8月28日和9月3日，中央广播电台沙坪坝短波机房和土湾电力厂接连被炸，损失32万元的器材。1939年的大轰炸使得备用蒸汽发电机厂房屋损失殆尽。1941年5月至8月，中央广播电台遭到日机十次轰炸，播音室被迫转移，室外运输线路随毁随修。

为了抵御空袭，人们大规模地修筑地下工事。1940年9月底，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电台的机器都移入地下室内，使得主要设备得到了保障。所以，尽管日机空袭时每次都把中央广播电台视为重要目标，然而始终未能摧毁。日本东京报纸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我皇军飞机大炸重庆，那里的青蛙全部炸死无声。为什么那个扰人的中央电台还是叫个不停？”^[56]

中央广播电台在节目安排和设置上都比较注意激发民众抵御外侮、保卫民族生存的爱国主义精神，用《中华之光歌》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每天节目的开始曲，用《满江红歌》和《总理纪念歌》作为每天节目的结束曲。为配合抗战宣传，中央广播电台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设有《抗战讲座》（每周四次）、《抗战教育》（每周二次）、《战地通信》（每周一次）、《民族英雄故事》（每周三次）、《抗战歌曲》等与抗战救亡直接相关的节目。

除了弘扬抗日救亡、宣传爱国主义之外，中央广播电台在陈果夫动议下还担负起了向敌方直接宣传、开展广播战的特殊任务。中央广播电台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就曾开办日语宣传，着重向日军和日本公众说明战争真相和中国政府的态度。迁渝之后，国府更加重视对敌宣传，大打“心战”。1939年5月26日，“中央广播电台”邀请了一名叫植进的日军战俘在上清寺的播音室向日军和日本国民作了一次广播讲话。1939年5月，正值日机轰炸重庆最疯狂的时候，市区到处房屋倒塌，火光冲天，断壁残垣、死难市民随处可见，这些都唤醒了植进的良知。他说：“我这次到中国内地来，看到许多的中国老百姓家屋被日本飞机炸毁，并看见许多无家可归的难民时，我真难受。为什么日本军部这样残酷？他们为什么老是要炸中国的老百姓呢？据我亲眼所见的被炸的地方，全是和军事机关毫无关系的商店、民众……这次被征到中国来作战，在某地被捕时，我每日想着将来一定会被杀的，但是到现在，中国军队不但不杀我们，反优待我们，这是我所想不到的……这次我们由安徽省某县移动到此地的路上，格外承中国各界的优待。例如经过某县时，某县长还特别来慰问我们，县里老百姓也有许多人来看我们……我们在日本时，日本军部不断地宣传着：中国充满赤化思想；日本为了防御赤化思想而来和中国战争；中国人不和邻国的日本亲善，却借外国力量来虐待在华日本侨民；中国军队如捕到日本兵时，随即会施行惨杀。”^[57]

植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驳斥日本军部的这些欺骗性宣传，他指出：“在这次的战争中，中国国民的心理状态正酷肖日本国民在日俄战争时期的心理状态。他们完全是为了拯救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抗战的。他们不想打倒日本杀害我们的百姓，却只是不屈不挠地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大陆生长的中国人民伟大性的表现，真使我们感动。我们同胞现在正是为着日本军阀牺牲着，万一日本果真打了胜仗，在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老百姓的我们，究竟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呢？所有的利益，不都是被日本军阀和财阀们独占去了吗？日本国民现在不是正被征收、被榨取着庞大的军费吗？要缴纳的税金，又那么多，现在国内的物价又都是无可形容得那么贵，生活又那么苦。最后我们可爱的孩子、兄弟、丈夫、父亲也在战场送了命，结果换来的不是如玩具一样的毫无价值的徽章吗？”^[58]

最后他呼吁：“我们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应该早日觉醒。我们的敌人不是中国却是日本军阀。如以上所讲的，实际破坏东亚和平的就是日本军阀。现在我们应该逃出无谓的牺牲，而来和和平中国国民握手，对日本军部表示反战。积极方面即参加中国抗战，共同努力，争取东亚的真正和平。这正是日本国民的第一急务啊。”^[59]

本来，植进这一代军人长期受日本军国主义毒素的灌输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熟记效忠天皇的《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满脑子都是征服世界的思想。但是，战争使不少日本军人看清了世界和形势。但做这样的演讲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讲求宣传技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往往会束缚日本人的思想，他们对日本这个国家和天皇有着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正如原汪精卫的幕僚、中国的日本通高宗武在他的《对日宣传事项》中提到的，对日宣传要避免攻击日本国体皇室，避免伤及日本整个民族，避免伤及日本陆军和海军之荣誉，等等。^[60]总之，对日广播宣传战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整个抗战的胜利起到了支持的作用。

“重庆之蛙”在重庆的八年中日夜不停地用14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绝不仅仅是起着“党国喉舌”的作用，而是搭起了一座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反抗法西斯的政治舞台。

三、“重庆之蛙”体现出的陪都抗战精神

（一）团结一致，共御外侮

（1）摒弃意识形态的分歧，形成统一战线，播放共产党人的呐喊。

1939年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彻底破灭。日本在战略上作了重大的调整，即“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对国民政府加紧诱降，美、英、德也积极策划中日议和。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周恩来应中央广播电台之邀从重庆的“小延安”（红岩村和曾家岩）来到中央广播电台作了—次专题广播演讲，其题目是《二期抗战的重心》。他首先剖析了抗战进入新阶段后战争形式的变化：“不论从敌我及国际哪一方面看，二期作战的重心都在敌后。武汉陷落以后，敌人指出新阶段的战争是建设战争，这说明重心是在敌后。我们南岳会议，最高统帅的指示，如‘政治重于战争’、‘民众重于士兵’、‘宣传重于作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精神重于物质’、‘节约重于战争’等等，以及决定以几分之几的人力兵力财力深入游击区域，也都是重视敌后的明证。”接着，他旗帜鲜明地抨击了投降反共的思潮和日寇的诡计：“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既归失败，于是进而便以诱降的手段，发表近卫声明，企图速和速结。这个声明虽然勾引了卖国贼汪精卫的响应，但禁不住委员长驳斥声明的当头一棒，打得近卫下台，汪精卫暴露了卖国投降的原形。”他更以精辟的论述明确提出今后抗日的战略：“攻取敌后的方针，便是扩大发展游击战争，也可说是开展敌后的全面战争。……因此，我们今天的要求，是全国最好的兵力，最优秀的人才，都应该深入敌后，争取敌后，在那里去建立根据地，到那里去消灭敌人，以争取二期抗战的胜利！”^[61]

周恩来一向十分重视广播宣传在形成国共统一战线、团结广大爱国人士中的作用，他和彭德怀、邓颖超、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先后在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发表广播演讲。这一次，他作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登上“中央广播电台”这座“党国喉舌”的舞台，其意义非比寻常，传达出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坚定立场和信心。

（2）政教携手的抗战呼声。

1942年5月18日，美国天主教联合会致函国民政府，请求中国教友为全美人民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祈祷，为美国人民祝福。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与当时中美友好、吁美援华等形势密切相关的政治活动。国民政府对此非常重视，邀请中国天主教的名人于斌组织这一次对美广播。于斌是中国宗教界的名人，同胡适一起被称为蒋介石的两大国宝。他早年留学意大利，获博士学位，并同天主教结下了不解之缘。1936年他被教皇任命为南京地区大主教，参加其就职典礼的教友达数万人之多。他与梵蒂冈关系密切，拥有极高的宗教地位，又与西方各国关系颇深。于斌大主教于6月3日在中央广播电台作“美国祈祷日”的广播演讲。他在演讲中谈时局，谈战争，谈中美友谊。他虔诚地请求上帝赐福，祝福美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在战后创造一个幸福美满的社会。这次活动既是广播演讲，又是公开祈祷，在美国民众中特别是宗教界影响巨大。6月7日于斌主教又与中国天主教文化协会全体会员、全国各教堂一起背诵“念珠祷”，为美国人民祈祷。对这些活动，中央广播电台都作了重要报道，声势十分浩大。巧合的是，时逢美国海军在中途岛与日本海军决战，在尼米兹上将的正确指挥下，美军以少胜多，大获全胜，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一个战略转折点。捷报传来，美国举国欢腾，中国和其他同盟国也是欢欣鼓舞。这可以说是政教携手、抗击暴日的一个奇迹。美国宗教界对中国的精神支持十分感动，号召全美教友为中国祈祷，作为回报。这一事件进一步增强了中美两国携手抗敌的决心，对美国援华战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不怕牺牲，坚持到底

抗战陪都重庆自古世风淳厚，民气刚烈，从无割地求荣的耻辱历史，更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体现出了独特而光荣的抗战风骨。八年抗战中，川、渝300余万子弟奔赴前线参战，牺牲、负伤、失踪达70余万人，中国军队阵亡将士中，川、渝将士居五分之一。^[62]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自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枢全部移驻重庆。重庆从战前一普通省辖市跃升为中国战时首都，从一古老封闭的内陆小城突变为抗战后方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成为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齐名的反法西斯国际名都。

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军部曾制订“大陆令第241号”、“大陆令第345号”、“大陆令第925号”、“大陆令第1252号”等侵华战略方针，将“敌国战略及政略中枢”重庆确定为“航空进攻作战”的首要目标。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空部队根据“101作战令”、“102作战令”等作战方案，联合对重庆实施航空战略轰炸，为期五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63]

中央广播电台在这血火八年中，不仅要躲避日本的狂轰滥炸，保全播音设备，还要把国民政府和外国使节、政要盛赞重庆军民抗战精神的讲话通过广播播出，以鼓舞军民士气，表达政府、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意志。

1942年6月14日，在重庆各界庆祝“联合国日”大会上，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央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讲话，盛赞重庆的伟大：“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不屈不挠意志与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这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若干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者之束缚之象征。……例如余可提及日本故意轰炸各大学及学校之政策，然此等轰炸并未达到其预想之效果，中国学生于临时大学，继续攻读不辍，吾人于亲眼获睹此等艰苦之余，实感无限欣慰，此乃中国前途之最佳保证。重庆之民气仍极高涨，斜枕于扬子江上之重庆城，到处断垣残壁，然附近山丘与河流，均经开发，市民也孜孜不倦，使一切生活照常进行。在空袭警报网及防空洞之供应方面，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思想中之一项事物，实无足矣”。^[64]

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庆各界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胜利还都大会，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高度赞扬重庆在抗战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我们政府在抗战局势艰难危急的时候，迁都重庆，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这固然是全国军民同胞一致努力的结果，然而我们重庆同胞与政府同甘苦共患难，生死战败相一致的关系，较之其他各地，尤为密切。回想敌势猖獗时期，重庆每天都要遭受敌人残忍的轰炸，市民同胞的生命财产遭受不测的损失，然而大家为表示对于抗战的忠诚，对于政府的拥护，前仆后继，效死勿去。这种忠贞不贰、艰苦卓越的精神，是本主席梦寐不忘的。至于重庆市民在抗战期间输财输力之多，尤为全国其他各地之冠，这种伟大的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大书特书，而永垂国民效忠国家的良好模范。”^[65]

（三）国家利益，民族至上

1942年6月，珍珠港事件半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宣言，结成反法西斯国际联合阵线。美国也同中国正式结成了同盟，但是日本仍占领着广大的中国国土，国民政府单靠自己的力量无力恢复失地，便寄希望于美国的援华政策。这个时候，宋美龄在外交和对外宣传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史上，宋美龄受时代的局限，把自己的命运和蒋家王朝联系在一起，注定成为悲剧人物。然而在中国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她利用自己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站在民族救亡的风口浪尖上努力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尽管她不是职业外交家和宣传家，她却赢得了极大的成就，造就了难得的人生辉煌。

宋美龄的名字最初为国际社会所熟悉，是通过当时的广播和报纸等传媒工具。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谙习西方政治制度、英语水平无可挑剔的宋美龄就认识到对外宣传和与国际社会沟通的重要性，主动担负起这个责任，常以国民政府的半官方发言人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公众面前，利用媒体竭力向美国及世界各国宣传中国的顽强抗战精神，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抗战的正义事业。由于她身份特殊，对中国抗战和国民政府的政策立场的阐述权威而准确，加上她的外交和公关天赋，宋美龄很快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宣传者、中国抗战事业的国际代言人。她优雅的形象、犀利的言辞、悦耳的声音以及地道的美国南方口音，大受传媒和听众欢迎。在这些活动中，蒋、宋通过中央广播电台直接对美广播是重庆对外文化宣传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

1942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安排了一次特别的对美国广播节目，即在美国的陆军纪念日由蒋介石夫妇向美广播，美国方面则安排国家广播公司于陆军特别节目中向全美转播。

蒋介石在这次讲话中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呼吁美国加速以军备援华。他说：“我们这五年以来的战争，差不多只凭借我们军民的血和肉，与敌军的飞机、战车奋斗……但是我们的同盟国要对倭寇得到最后的共同胜利，就非供给我们以机械化的重武器不可。今天我们中国军队若能得到你们美国现在所制造的十分之一的武器，我相信太平洋同盟国作战，就可以发生十分的功效……我今天以你们美国战友的资格，以中国战区统帅的资格，特向我们同盟美国的军民再提供保证。我们中国军队如能得到他所需要的适当配备，中国军队不仅更能持久抗战，得到最后胜利，而且为我们同盟国获取共同胜利的一个决定因素。”^[66]

宋美龄为蒋介石翻译之后，继而用英语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讲，驳斥日方与中国求和的欺骗宣传，呼吁同盟国对中国施以援手，打败暴日，结束战争。

接下来美国空军将军比赛尔、飞虎队人员均作了广播演讲，他们在讲话中大力赞扬来华美军人员与中国的良好合作，呼吁美国援华：“中国军队急需军火、医药用品，美国航空运输应将这些物资源源运来，也是美国的光荣……中国有忍耐艰苦的能力，有不折不挠的坚韧性，足为全世界的表率与鼓励。美国得与中国为盟邦，尤其是莫大的光荣！”^[67]

这一次广播宣传相当成功，美国陆军部长马歇尔在给中央广播电台发来的电报称：“此次贵台播送之特别节目在美国转播结果十分良好，引起美国千百万听众热烈兴趣及好感。”^[68]其他国家，如英国也称赞中国军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实际贡献，并提出英国对华援助及保持友好关系的保证。

1942年6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于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加紧援华，制服暴日。当然，这一方面是整个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但蒋介石夫妇代表国民政府为争取国家利益、树立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地位的一系列广播讲话确实也广泛地动员了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对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到了推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