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宣传的民间阵地

第六节　对外文化宣传的民间阵地——对外民间社团

抗战期间，除了官方的对外文化宣传阵地以外，还有一些半官方、半民间的对外交流社团，通过与国外民间团体的相互往来促进中国与同盟国关系正常发展，往往采用会谈、访问、民间贸易、文化交流等形式，促进中国与反法西斯盟国的交流与合作，宣扬中国抗战。

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保卫中国同盟和中苏文化协会等。它们主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举办研究会、展览会、座谈会、音乐会，与外国友人通讯，出版刊物，以促进国民外交的方式介绍中国抗战，交流文化信息，争取盟国援助，鼓舞人民抗战。

一、保卫中国同盟的抗战宣传

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是一个具有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性质的救济组织，由宋子文出任会长，宋庆龄担任主席。经宋庆龄邀请，国际友人克拉克女士任名誉书记，诺曼·法朗士教授担任名誉司库，爱泼斯坦先生担任宣传工作。其主要任务是：“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93]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则必须打破国民党对抗战的一元化宣传，真实地反映中国抗战情况，以争取国内外人士更广泛的同情和援助。因此，宋庆龄把国际宣传作为保盟的工作重点。

在1939年4月前，保盟就先后印发了7种宣传品，其中5种为油印的《时事通讯》。1939年4月1日，保盟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保卫中国同盟通讯》（CHINA DEFENCE LEAGUE NEWSLETTER）（半月刊），简称《新闻通讯》。

《新闻通讯》由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办，具体负责的是该盟的宣传部。由于初创时编辑出版的条件较差，该刊最初出版的三、四期为油印刊物。后经宋庆龄等人的多方努力，取得了香港《南华早报》的支持。1939年4月1日起，《新闻通讯》改为铅印出版，成为正式的定期刊物。半月出一次，并标以“新刊”字样。

《新闻通讯》为十六开本，每期八页，由《南华早报》社代印。每期第一页兼作封面，左上角印有期刊号数，右上角是出版日期，标明“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编辑出版”，并依次列出保盟领导人的名字：宋子文（会长），宋庆龄（主席），希尔达·沙尔温·克拉克（书记），诺曼·法朗士（司库），爱泼斯坦（宣传），保盟中央委员会地址：香港西摩道二十一号。

《新闻通讯》的编辑由担任宣传工作的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杰姆斯·贝特兰负责。其他参与编辑工作的还有王安娜（安娜利泽）、柳无垢。1940年初，《新闻通讯》增加中文版，由邹韬奋、金仲华负责编辑，陈君葆也参与中文版的工作。《新闻通讯》的发行对象是外国有关机构和保盟支部，中文版的主要对象是海外华侨社团。由于该刊真实、及时、全面地报道了中国的抗战，所以创刊后很受国外援华机构的欢迎。创刊仅仅四个月，发行量己从1000份增加到2500份。许多外国团体还将它的内容登在当地的报刊上。^[94]该刊被认为是那个时期“唯一的站在人民立场上刊载事实真相的英语印刷品”^[95]。

宋庆龄认为，《新闻通讯》的宗旨是“保卫中国同盟不但在为中国的斗争争取国际同情，为前线与敌后的战士争取国际援助方面要负起责任，而且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96]。该刊始终坚持这一宗旨，在报道领域和办刊立场上有导向，但又尽量做到全面客观。鉴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牵制着大量日军，却难以得到外界资金、武器、医疗等方面援助的情况，保盟把宣传重点放在报道抗日根据地方面，同时也介绍国统区的情况，以及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1939年4月1日，新刊号第1期就刊登了一份来自美国朋友的战地报告，这份报告翔实地记录了新四军医院为抢救伤员而进行的各种工作，反映了伤员们的需求，该刊由此在编后语中呼吁：“针对新四军的‘围剿’行动随时可能开始。这个军队决不会被剿灭，然而她对医疗用品的需要将极大增加，对这类用品的供给却更加困难。因此，需要帮助这个军队建立药品和器械库。现在是援助新四军的医疗事业的时候了。”^[97]

该刊还发表评论《中国的新四军》，称新四军为“八路军的兄弟部队”。“两年来，它的战斗部队活跃在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它的干部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来担任的。这支部队作战灵活机动，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得到重大发展，成为一支组织良好的力量。”笔者评价：“尽管新四军得到的装备和供给是微不足道的，但它的作战记录却是引人注目的。”^[98]

八路军的抗战情况同样受到《新闻通讯》关注。该刊除了及时报道八路军的前方战绩，还刊登了许多外国友人的战地报告，例如美国的爱德勒·罗易的《在西北战区的旅行》、约翰·福斯特的《与中国西北的八路军在一起》，他们从亲身经历者的角度，向世界人民传送了八路军抵抗日军所取得的成果。

《新闻通讯》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形势以及国统区的情况也作了详细报道，第3期的战地报告《在长江下游的一支川军》叙述了一位美国人在长江下游一支抗战的川军的所见所闻。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市民伤亡惨重。6月1日出版的《新闻通讯》刊载了一位重庆姑娘的来信和一位加拿大人的文章，以他们的所见所闻控诉日军残害平民的罪行。

《新闻通讯》虽为内部刊物，但其在对外宣传上的影响力备受瞩目，这与该刊成功的传播策略是分不开。该刊在对外宣传上有以下特点：第一，撰稿者大都是在战地工作或熟悉情况的人，这增强了内容的切实和具体，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第二，报道的重点放在实际工作而且几乎全是战地工作上。这样的报道给人们一种朴实感，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第三，运用多种报道方式进行传播，确定每一次援助的重点，要求继续不停地支持中国。这些方式包括刊首语、编者按、编后语、评论、专论、战地报告、通讯、书信和宣传画。《新闻通讯》在每期的开头都有一篇刊首语，说明本期的主要内容以及近期的来自中国的要求。第四，《新闻通讯》常通过发表政治评论和专论的形式，传播中国抗战的局势动态，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抗战的进展情况以及可能的危机。^[99]

除了办报、发行刊物之外，宋庆龄和保盟还利用广播演讲、集会动员、撰文写信、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开展国际宣传工作。譬如：1938年8月，有52个国家参加的世界青年大会在纽约召开。宋庆龄专程赶到广州播音台，用英语向大会发表广播演讲。同年9月，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宋庆龄亲自出席并作题为《华侨总动员》的大会发言。1939年3月8日，香港各界妇女集会纪念国际妇女节，宋庆龄到会并发表了题为《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的演说。工业合作运动在中国初步展开后，宋庆龄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一由她亲自促成的生产自救运动，并于1939年底在香港ZBW台发表了《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说。1939年至1941年底，宋庆龄还先后发表了《救济战灾儿童》、《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抗战以后的中国——抗战二周年告美国友人》、《我们的第一年》、《给外国机构的一封信》、《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中国、世界和你》、《救济工作和政治》、《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等文章，宣传中国抗战，呼吁国际社会予以积极的援助。宋庆龄和保盟还多次主持上演进步电影和戏剧，并利用从抗战前线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图片、战利品及各种实物举办展览会，揭露日军侵华暴行，讴歌中国军民抗日的英勇事迹。^[10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宋庆龄和保盟中央被迫迁至重庆，《新闻通讯》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被迫停刊。从此，保盟的国际宣传工作便主要由宋庆龄以向国外写信、在国外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声明等形式进行。这一期间，宋庆龄先后撰写并发表的文章主要有：《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从香港到重庆》、《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致美国工人们》、《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等等。同时，宋庆龄和保盟也设法将一些文字资料在国内编辑后，寄到国外出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保盟在国内难以出版发行英文刊物之不足。^[101]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搭起了沟通中西的桥梁，其对外宣传客观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军民艰苦抗战的情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历史功绩不容磨灭。

二、中苏文化协会的对外文化宣传

在国民政府力主“国民外交”以及中苏关系回暖的背景下，1935年10月25日，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被选为会长，陈立夫、邵力子为副会长，蔡元培、于右任等人为名誉会长。在随后举行的第一届理事会上，张西曼被推选为常务理事，主持日常事务。

随着战事的推进，中苏文化协会不得不几易其址，先后从南京迁往武汉，最后于1938年7月迁至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进行了全面改组，吸纳了很多知名的进步人士。在这些进步人士的领导下，中苏文化协会的反法西斯宣传工作做得更加出色。他们采取文字、广播、展览、演讲等各种宣传手段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凝聚民众的力量，增强抗战信心。另外，在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增进两国友谊方面，重庆时期的中苏文化协会亦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6年5月，中苏文化协会将《中国与苏俄》杂志改为中苏文化协会刊物，定名为《中苏文化》，孙科为其题写刊名。协会设立了一个中苏文化杂志社，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两名委员担任正副社长，其中徐恩曾任社长，负责国民党对外联络的张冲任副社长。除了总会创办的《中苏文化》杂志外，在各地分会也出版了各自的宣传刊物，例如湖南分会的《中苏》半月刊和成都分会的《中国与苏联》。另外，中苏文化协会重庆分会在举行第一届年会时，也编辑出版了《中苏文化协会重庆分会第一届年会特刊》。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充满了向往。中苏两国复交后，中国民众就更希望了解苏联的情况，借鉴苏联的经验。作为中苏文化协会机关刊物的《中苏文化》，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就成了该刊应有的主要内容。

孙科在《中苏文化》发刊辞中明确指出，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经济建设上，有前后两次五年计划的实行，在文化建设上，有肃清文盲及教育大众化的实现”。^[102]曾昭抡在《如何促进中苏文化的交流》一文中更是说：“积极研究苏联，了解苏联，似为未来中国必走的路线……我们必须有更好的人去苏联研究，考察，与读书……战后的苏联，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很多，访苏可说比访英美来得更有意义。”^[103]

依照上述宗旨，《中苏文化》用大量版面介绍苏联政治、军事、历史、文化、经济、民族、地理、矿产等各方面的情况。开辟的栏目有“今日苏联”、“苏联研究”、“革命战争经验”、“社会主义胜利的苏联”、“苏联外交特辑”、“苏联科学研究”、“苏联经济研究”、“苏联科学介绍”、“苏联革命建国的经验与教训”、“伟大的苏联第三次五年计划”、“苏联社会主义与儿童”、“文献与资料”、“胜利的因素”等。为了纪念重大事件或研究专门问题所设立的“特刊”、“专号”、“特辑”更是读者了解苏联的重要窗口。^[104]

《中苏文化》杂志在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基础之上，大力宣扬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历史渊源，沟通中苏文化、官方与民间交流的声音不绝于耳。《中苏文化》刊载了大量名家的文章，告知民众苏联对中国革命援助的历史，以增强民众对苏联的好感。除了介绍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历史以外，《中苏文化》还试图描绘两国在抗战中的合作前景，中苏文化协会名誉会长冯玉祥曾说：“把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从朋友的交谊，敦进而为弟兄骨肉的情谊。要使得苏联政府以至全体人民更深刻的了解我们，更亲切的同情我们，更有力的帮助我们。如同一个人了解他的弟兄，同情他的弟兄，帮助他的弟兄一般。”^[105]由此可见，《中苏文化》是介绍苏联、宣传苏联的坚强阵地，是中苏文化交流的助推器。

中苏文化协会虽为民间社团，但它仍是配合国民政府的“国民外交”政策所建立的。中苏文化协会迁渝前，《中苏文化》经常刊载国民党政界要人和文化名人发表的有关苏联的文章以及重要讲话。该会在渝改组后，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共产党领导人、拥护共产党的进步人士的声音就逐渐出现在《中苏文化》上。有学者认为，在国统区，“既能公开发表共产党领袖的文章，又较为系统地宣传列宁主义，除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之外，可以说只有《中苏文化》刊物具有这种可能性”^[106]。《中苏文化》善于平衡社会各界的意见，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声音，重庆时期的《中苏文化》堪称国共两党共同的“喉舌”。

然而在国共两党的一些冲突事件中，《中苏文化》则选择了站在共产党一边。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王昆仑无比愤慨，于1月25日在《中苏文化》上刊登了极为悲愤的诗作：“昏夜荒墟剧可哀，谁言沧海去难回。拨云见月非今昔，挥剑驱魔仗未来。浊世真堪悲大帝，英雄原不望天台。高歌尚有诗魂在，共吊灵均尽数杯。”^[107]旗帜鲜明地控诉蒋介石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

除了发行《中苏文化》这样的定期出版物，中苏文化协会还出版了书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翻译的苏联文化成果，主要介绍苏联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建设情况。另一类为中苏文化协会组织苏联研究者编辑的作品，例如余长河的《苏联劳动政策》、焦敏之的《苏联战史　苏联怎样打败德国》、郭沫若的《苏联纪行》、吴清友的《今日之苏联》、西门宗华的《苏联》等，这些书籍为研究苏联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中苏文化协会善于采用多元化的宣传手段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以及国际形势。每逢苏联重大纪念日，中苏文化协会都会举办有关的展览会，例如1941年10月，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征集了苏联妇女生活照片，并分别以“苏联妇女参加、支持反法西斯战争”、“走进了一切技术和职业部门”、“妇女必须从繁琐、愚笨、不生产的家事中解放出来”、“战斗中解放自己”、“真正的男女平等”为主题。

列宁说过：“一切艺术宣传，最重要的是电影。”^[108]放映电影是中苏文化协会经常举行的活动。电影特有的传播效果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抗战热情。有些青年在看了苏联影片后“在电影院大唱救亡歌曲……影片演过之后，群众往往高唱着‘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要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每一部苏联影片，会从观众听到一些相同的反应：当苏联强大的海、陆空军出现时，不可抑制的掌声会响至数分钟！当日本‘皇军’被苏联红军击败时，同样的掌声里还夹杂着小孩的欢呼：俄国飞机炸炸炸日本鬼啊！《游击队之女》和《夜莺曲》等片开演时，许多观众为买不到票对影院吵闹起来，他们愿意出较高的票价坐在楼口过道上看”。有观众反映“昨天我看过《夜莺曲》，以致我的手现在不能将字写得很好——因为我鼓掌太多而是太使力，我的双手累了”。^[109]

中苏文化协会成了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在国统区活动的大本营和宣传社会主义苏联的阵地，同时也为中共开展统战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