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问题解析权威

第二节　对日问题解析权威——作为意见领袖的《大公报》

作为中国民间自由主义标志性舆论阵地的《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大公报》重庆八年的历史充分表明了传媒是可以把弘扬民族气节和恪守自由主义情操相结合的。在抗战中，一直受到各党派、政治团体高度重视，受到中国知识界和广大民众重视和喜爱的《大公报》，在当时的中国舆论界和文化界的对日问题解析上充当着意见领袖。《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过2000份，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份，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影响当时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公共舆论机关之一。^[10]

一、对日问题解析权威的形成

《大公报》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其创办人背景而言，其前三代发行人都和日本有过密切关系。创办人英敛之曾应日本新闻界邀请前往日本访问；接办《大公报》的王郅隆曾多次负笈东渡，最后在关东大地震中遇难；第三代发行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都是清末民初怀揣理想东渡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掌门人的影响下，自1926年新记《大公报》成立到抗战胜利这段时间内，对日本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成为《大公报》的权威内容，报社拥有一支全国最了解日本政情、军情、国情、社会、历史、文化的专家级新闻队伍。报馆曾派特派员陈纪滢秘密入关，到已沦陷的东北报道日本铁蹄下的实况，陈纪滢为《大公报》写出特稿《东北勘察记》，一时引起轰动。其后，王芸生加入《大公报》，接过了研究日本问题的领军重担，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从1931年10月起王芸生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大图书馆，广泛收集资料，遍查档案文献。从1932年1月起，《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载一段，每日文章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读来铿然有声。^[11]后《大公报》编辑部将之辑录为书。该书不仅涉及中日两国关系，而且以60年来远东关系为经，以中日两国关系为纬，以原始记载和档案资料为依据，分析比较，探清真相，找出结论，成为当时中国政府对日关系决策的重要参考。《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成书后迅速传入日本，引起日本政界、军界、舆论界和学术研究界的警觉和注意。日本舆论界发表评论说，中国一份全国性报纸大规模地宣传中国屈辱的外交史，是在唤起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借此一书，王芸生和《大公报》逐渐开始成为对日问题的解析权威。

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前，张季鸾通过内部消息已分析出了事情的真相，但为了维护抗战团结的大局，只刊登了《汪副总裁出国，现抵河内就医》的报道。直到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露出卖国的面目，《大公报》才予以毫不留情的批驳。

1940年初，汪精卫身边的幕僚高宗武、陶希圣携秘密文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脱离汪精卫，到香港转交《大公报》，并全文发表。1月22日《大公报》大标题发表独家新闻《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精卫卖国条件全文》，副题为“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23日发表社论《敌汪阴谋的大揭露》，指出所谓的日中关系就是“亡国毒药……就是整个的亡国”。^[12]

在整个汪精卫投敌事件中，《大公报》充分发挥了舆论领袖的作用。在事件尚未到最坏境地、还可挽回之际，采用“不闻”的方式，给汪以最宽松的舆论环境，促其转变；当事件发生后，则持坚决反对与痛骂的立场，用强大的舆论震慑已经准备或已经投敌之辈，同时努力发掘事件的积极一面，将其对抗战的影响降到最低。^[13]

二、以战场通讯的形式正面宣传报道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大公报》向以长篇通讯在中国新闻界闻名，早期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在全国影响很大。在抗战爆发初期，也有范长江的《卢沟桥畔》、孟秋江的《南口迂回线上》、陆诒的《娘子关失陷记》、张蓬舟的《大场必守论》，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开创了中国驻外记者的先河。早在英敛之主政时期的清末，《大公报》已派女记者吕碧城到欧美采访。从抗战开始到战后，《大公报》驻外记者队伍阵营强大，星光熠熠，驻英记者有萧乾、马廷栋、黎秀石；驻美记者有严仁颖、杨刚、朱启平、章丹枫、张鸿增；驻新加坡和印度记者有郭史翼；驻缅甸记者是吕德润；战后驻日本记者为高临渡。其中朱启平的《落日》、萧乾的《银风筝下的伦敦》、黎秀石的《死寂的东京》、杨刚的《贝蒂》、吕德润的《会师记》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新闻名篇。《大公报》记者的对外采访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多个“一”。如胡政之作为唯一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曹谷冰是第一位中苏恢复外交后连续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记者；范长江是报道红军的第一人；最早在西欧进行采访，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战犯审判的中国记者是萧乾；朱启平曾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当随军记者，向中国人民报道反法西斯战争实况，以鼓舞广大群众的抗战决心。他写了《硫磺地狱》、《冲绳激战》、《塞班行》、《琉球新面目》等许多出色的战地通讯。他跟随美国航空母舰出航一个月，与美军士兵同吃同住，目睹战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出击、返航、降落的情景，感受年轻战士们英勇献身的精神，撰写了长篇通讯《鹰扬大海》，这是当时唯一由中国记者采写的反映美国航空母舰的报道。尤其是朱启平1945年采访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长篇通讯《落日》，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成为永垂史册的经典，“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日本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都是中国人民的熟人，当时在我们的国土上不可一世，曾几何时，现在在这里重逢了。……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时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是更可贵的是在胜利时刻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记者的忧患意识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使朱启平奋笔疾书：“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14]

三、客观报道，持中立论——对国共统一战线的始终维护

抗战爆发前，《大公报》就一直拒称中共为“匪”，特别是在社评和言论文字中，一直坚持称“中共”和“共军”，不妄称“共匪”或“匪党”。1935年《大公报》派范长江去西北“共区”采访，更是当时的惊人之举，这说明，《大公报》一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就保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

抗战爆发以后，《大公报》坚持“我们是中国人，办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的立场，坚持效忠国家与民族，对不利抗战的言行进行口诛笔伐，始终维护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操守。^[15]在新闻报道中，《大公报》始终以爱国抗日为主基调，虽然它的“一个政府”、“一个军队”、“一个军令”及亲蒋策略受到时人诟病，但《大公报》仍然对共产党持同情、容忍态度，在皖南事变后还替共产党说好话，注意对国共统一战线的维护。

在对中条山战役的报道中，《大公报》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它的这一政治立场，没有让日本人挑拨离间的阴谋得逞。1941年5月，日军为逼迫蒋介石投降，调集重兵向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地区发动进攻，国军丧师失地，大败溃散。于是，晋南战事成为国民政府的一个耻辱，中伤中共的一些谣言也应运而生，日本人诬蔑八路军袖手旁观。王芸生于是写了一篇社评，题目是《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文中指出了谣言传播的三个主要内容：“（一）敌方广播：‘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部之第十八集团军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二）上海十六日合众电，敌陆军发言人秋山盛夸日军在晋南之战绩，并称：‘日军与共产军素不彼此攻击。’（三）华盛顿十八日同盟电，《华盛顿明星报》发表社评称：‘中国共产党可以背弃蒋委员长，转而帮助汪精卫。’”社评呼吁：“第十八集团军要反证这些说法，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会同中央各友军一致对敌人作战，共同保卫我们的中条山，粉碎敌人的‘扫荡！’”^[16]

周恩来在重庆看到这篇社评后，当夜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张季鸾和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驳斥敌寇的陷害，陈述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17]

5月23日，《大公报》全文刊载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文中提到：“读周恩来先生的来信，关于此点得到圆满答复，就是十八集团军一定协同作战。……最好借此次在晋协同作战为起点，对于统帅部与十八集团军之间的许多应妥善处理的事情，都协商解决，重新再建团结的壁垒。……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18]

《大公报》在抗战中的报道基本能不为谣言所动，对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言行是比较肯定和关注的，不论是共产党的抗日言论，还是毛泽东、林彪的文章都在《大公报》上刊登过。所以，周恩来对张季鸾的文章气度深为敬佩，“作报社的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19]

四、对外国文化和学术思想的传播介绍

《大公报》创立之初就设置有专门的文艺专栏，发表国内名家的文学作品、论述国内国际问题及介绍外国文化的文章。

“小公园”是《大公报》的一个文艺专栏，该专栏对翻译介绍外国文化的文章明确表示欢迎。征稿启事中说：“本栏征求作者投稿，尤其欢迎以日常生活为题之短篇作品，不拘创作、译件。”该专栏发表了许多翻译介绍外国文化的短小精悍的散文作品，如：佳鼎的《拼命的纽约人》、《纽约杂景》、《热闹的纽约城》、《纽约的吃》、《纽约来鸿》等系列文章，对纽约这个城市、纽约人生活的各方面等做了详细的介绍。陈荣惠译的《邱吉尔的享乐主义》、《邱吉尔死里逃生》等文章介绍了英国首相邱吉尔的轶闻趣事。《外国的臭虫》反映了罗马尼亚的腐败现象。逸译的《古巴的千人团》介绍了古巴的40个城市每个城市组织千人团，每月每人捐出一块钱来支付修路、灭蚊、改善环境等公共福利事业的情况。王贞的《苏联和她的科学家》、《诺贝尔》、《居里夫人》等文章介绍了苏联的科学家和诺贝尔、居里夫人等享誉世界的科学家。《毕加索在巴黎》等文章则介绍了一批享誉世界的艺术家。^[20]

文艺专栏“战线”刊载了乔治·威尔森著、马耳译的《作为戏剧家的休斯》，国际宣传处编译的《敌人后方的正论——尾崎行雄痛斥敌阀与官长》，张十方的《敌国文坛二三事》等文章。《作为戏剧家的休斯》介绍美国黑人剧作家兰斯顿·休斯指导的戏剧及创作情况。休斯利用各州各城市拥有的互动组织——美国国际工人互助协会，与互助会会员们举行谈话会、演讲会、跳舞会、艺术展览、演剧等活动，大大提高了会员们的艺术修养。休斯的诗剧《你需要自由吗？》从早年的黑人奴隶被奴役到美洲垦荒，一直写到现在黑人在哈莱姆的生活。诗剧里的诗句都是用黑人语言固有的旋律和节拍写成，写出了黑人的悲剧、勇气和受难，让中国人民了解到了黑人的文化和历史。^[21]

值得一提的是林焕平、张十方在“战线”上面撰文抨击日本文坛因发动侵略战争而衰退的情形和日本侵华“笔部队”的帮凶角色。1939年2月，张十方在“战线”上发表《火野苇平和日本文坛的倾颓》，全面分析了日本文坛的真实内幕和日本“笔部队”代表人物火野苇平走红的政治背景，及时透彻地揭露了日本侵华文学的真面目。他指出，正是由于军阀超强度的高压，日本文人一部分倾向沉默，一部分被投入监狱，一部分成为文坛从军部队的兵员及粉饰太平的歌手，因而日本文坛已经变得毫无所有。“战线”上还经常发表描写日本士兵反战情绪的作品，深入挖掘日军士兵的内心世界，展现其灵魂的厮杀和搏斗、人性与兽性的交战，揭示侵略战争年代的非正义性，如布德的《第三百零三个》等。《大公报》还专为此配发王芸生撰写的社评，表现出新闻与文学、副刊与正刊的密切结合，注重了文化艺术意义上的反侵略风格。^[22]

“星期论文”是每逢星期日约请社会名家、学界泰斗撰述的时局论文，它刊载于社评栏，主要是为了加强报纸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后来逐渐成为《大公报》编辑方面的特色之一。“星期论文”开创于1934年1月，最初作者只有胡适等8人，后来逐步形成了一支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专业作者队伍。“星期论文”体现了学术独立的风格、言论自由的理念，感召着社会各界名流在该专栏里发表自己的观点。从1934年到1949年总计发表了750多篇，参与撰稿的名家有200多位。“星期论文”在抗战时期的主题有两类：一是论述抗战建国的相关问题，如痛斥敌寇、分析敌情、坚持抗战、讨论民主与独裁，等等；二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物价飞涨、经济破产、民不聊生，“星期论文”重点转向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的述评。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一大批论述国际问题的星期论文发表在《大公报》上，沙学浚、公孙震成为这一时期的多产作家。总括起来，“星期论文”的观点不求苟同，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有涉及。政治方面，包括政治制度的讨论、独裁与专制、统一的途径、建国问题、行政问题，等等；经济方面，涉及农村复兴、统制经济；外交方面，集中在对日问题、苏俄问题、国联问题；教育方面，涉及教育政策、学生运动、高等教育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专家们也常常各执一词。关于政治建设，有“开明的专制”、“新式的独裁”、“民主政治”；关于“统一”问题，有“武力统一论”、“建设统一论”、“民主统一论”等；关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有“复兴农村”、“开发工业”，还有开办中国农村工业的“第三条路”；在外交上，有妥协论，也有强硬论。^[23]“星期论文”专栏在抗战思想史上创造了学术奇迹，为《大公报》赢得了广泛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