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阵地

第四节　海派文化阵地——《东方》杂志的特色和地位

在重庆众多对外文化宣传阵地中，《东方》杂志是具有明显海派文化特征的。该刊创刊于上海，抗战全面爆发后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迁回上海，累计出版44卷500余期，是中国历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学术研究期刊。它以其高度的严肃性、学术性和丰富的内容、精美的印刷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被称为“杂志界的重镇”和“杂志的杂志”。它也是反映20世纪上半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百科全书”和东方文化的弘扬者。^[42]《东方》杂志的特色和历史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独立研究抗战军事问题，对抗日战争进行全面支持，为中国人民的自由、独立鼓与呼

在抗日问题的评论和研究上，《东方》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即从一些事件苗头很早就觉察分析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动向，旗帜鲜明地反对妥协退让，大声疾呼全民抗战。自九一八事变后，它就出版了两期号外，提醒国人注意这一严重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它指出，这绝不是当时国民政府所认为的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组成部分，即使“不致引起世界大战，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43]。当时国内很多报刊多是讨论如何采取行动以抗议日寇侵略我东北，只有《东方》见微知著，最早察觉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和未来世界大战的爆发，表现出其对国际局势的深刻把握和预见性。

《东方》杂志一直批评国民政府单纯依靠国际仲裁以遏制日本侵略野心的方针国策，认为国联和国际公法只是强国手中的工具，根本无法遏制日本。它也批评当时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认为只有武装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它曾断言：“现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就只有抵抗这一条路……苟有妥协之念，即堕万劫不复之境。”^[44]连当时号称研究日本问题权威的《大公报》也一度鼓吹暂时躲避敌人锋芒，主张退让以息事宁人；而国民政府直到1937年2月五届三中全会上才第一次提到“抗战”二字；但《东方》杂志早在1932年初就号召大家武装抗日了，这不能不说是《东方》杂志对当时局势的深刻洞察和对未来格局的预见研判。《东方》自始至终强调在全国动员全民族投入抗战，在《寇深矣》、《时局感言》、《民族自卫与军备自给》等文章里，反复强调“非发动全国的力量去抵抗不可”。^[45]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东方》杂志开始进行如何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研究。它最早提出，只有开展持久战、运动战、游击战才是夺取最后胜利的保证。1937年9月1日出版的34卷16、17号合刊，就发表了刘思慕等人写的5篇文章，用详细的统计数字分析了日本自1931年以来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的状况，指出军事上虽敌强我弱，但我国如采取扩大与持久政策，使战争的范围扩大、时间延长，则日本必然无法负担巨额战争经费，财政将陷入破产。^[46]1938年《东方》发表《论中原大会战与第三期抗战的策略》一文，提出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构想，分析我国军民装备相对处于劣势的情况，提出不能墨守成规坚持死板的阵地战，而应以运动战为主，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使“日军不付出重大代价，决不能占领一城一镇”。^[47]《东方》杂志对于这些军事战略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东方》杂志关于持久战的思想，不仅早于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军事观点，而且早于毛泽东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更何况《东方》杂志是从经济、政治、民心、军心、国际形势等方面比较中日两国的差距，最终得出持久战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战略方针这一结论。关于游击战和运动战，中共是在1937年8月以后给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指示和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这一战略方针的；8月20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的命令中，也曾提到改编部分正规军为游击队的问题。但这些都是军事机密，不为外人所知，《东方》杂志却能独力研究，提出了关于运动战、游击战的观点，确属远见卓识。^[48]

20世纪30年代，世界格局上看，欧洲战争策源地逐步形成。《东方》杂志一贯秉持抗日爱国的立场，也必然对与日本军国主义具有共同本质的德、意法西斯主义持反对和揭露的态度，也必然支持那些与中国一样遭受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东方》杂志就世界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发表了大量专论，批评绥靖政策，倡导世界的安全和和平，号召遏制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它对有关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反侵略斗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对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对于正处于日本侵略威胁下的中国人民，都是十分难得的参考咨询和宝贵财富。^[49]

二、对外国文化，尤其是对东方文化的传播与介绍

《东方》杂志之所以关注东方文化，和它所依托的商务印书馆的文化背景有关。商务印书馆是《东方》杂志的母体，当时的负责人张元济等都是弘扬东方文化的热心人。他们把译书印报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首要手段，把这份自办杂志命名为《东方》，把自办的收藏珍本古籍的图书馆定名为东方图书馆，体现了他们关注东方文化、弘扬东方文化的办刊思想。

据方汉奇先生论，《东方》杂志初创时曾经标榜以“向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曾一度考虑以《东亚杂志》作为刊物的名称。^[50]后来联络东亚的话不再提了，更多的是提“东亚大陆之文明”，并以“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作为刊物的一项宗旨，以东方文明的弘扬者自期。^[51]

创刊初期，《东方》杂志就开始以东方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为主题，如刊于第1卷4期的《论日本沿唐人文化》就是其中的第一篇。此后，一直到《东方》杂志1948年终刊，这方面的学术文章一直没有间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的研究和介绍。如刊于2卷4期上的《论中国民族文明之起源》（社说），刊于8卷1期上的《中国文字之将来》（日本山木宪作，杜亚泉译），刊于10卷12期的《中国文化之发源地》，刊于8卷3期的《西藏宗教源流考》（张其勤作），刊于18卷2期的《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陈嘉异作），刊于26卷24期的《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金兆梓作），刊于31卷13期的《唐代式壁画考略》（腾固作），刊于34卷7期的《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达》（夏丰臻作），都是其代表性篇目。^[52]

二是对东方各国文化的研究和介绍。其代表性篇目有研究日本文化的《论日本沿唐人文化》（1卷4期，摘编自《外交报》）、《日本民族性之研究》（谢晋青作，19卷18期）、《日本古代文物制度之来源》（李季作，37卷20期）；研究印度文化的《印度家制的过去和未来》（楼桐荪作，28卷2期）、《印度逻辑的发展》（虞愚作，35卷21期）、《印度姓名制度》（顾家杰译，40卷20期）；研究朝鲜文化的《高丽海底之古殿》（问天作，7卷5期）、《韩国刺客列传》（问天作，7卷10期）等。^[53]

三是对东方各国文化和东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如日本户田作、伧父译的《东西洋社会之根本差异》，玉麟作的《东西文化之比较观》（刊于18卷9期），印度台娥尔作、子贻译的《东西文化的结合》（刊19卷10期），陈之佛作的《中国佛教艺术与印度艺术之关系》（刊21卷1期），黎正甫作的《中越文化关系》（刊40卷6期），等等。

这几类文章大多是正规的学术论文，考据确凿，结构精当，多是专业作者们撰写的鸿篇巨制，也有少量的译稿和转载自其他报刊的文章。这些篇目散见于《东方》杂志的“社说”、“东方论坛”、“言论”、“时评”、“宗教”、“调查”、“杂纂”、“文苑”等栏目，内容涉及东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神话、戏曲、文学、艺术、哲学、民族、宗教、风俗、婚姻、语言、文字、交通等各方面。

三、作为学术重镇的《东方》杂志

抗战时期的《东方》杂志的一个突出特色是它作为学术重镇所发挥的作用。尽管当时战火遍燃中国大地，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广大知识分子仍然胸怀救国救民的理想信仰，坚持学术探索，为抗战呐喊，当时其中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学术研究重镇就是《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首先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编辑工作者队伍，如首任主编徐珂，字仲可，中过举人，主编过《清稗类钞》，是著名的清史专家。继任主编孟森，字心史，北大教授，出版过《明元清系通纪》、《心史丛刊》等专著，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杜亚泉，字秋帆，编写过《普通新历史》，是当时少见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兼通的专家。胡愈之，字学愚，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出版家，出版过《国际法庭》、《图腾主义》、《新兴国》、《莫斯科印象记》等著作。1941年前，《东方》杂志的文字编辑有4人：张明养、叶作舟、史国纲、郑允慕；图片设计及校对1人，即冯仲足（宾符）；金仲华、赵廷为、郭一岑曾短期负责个别栏目。这支编辑力量是商务诸期刊中最强的，很多人都是颇有造诣的学者，李圣五著有《政治学浅说》、《国际公法论》、《国际公法与内战》等，其他编辑也大都发表过专著，王云五更是为文化出版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他们热心出版事业，善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并且学识渊博、眼光独到，因此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为《东方》杂志撰稿。^[54]

其次，它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撰稿人队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自己研究成果的，政法界的学者有李石岑、陶孟和、张知本、钱端升、周鲠生、楼桐荪、章乃器、王造时等；经济学界有陈翰笙、马寅初、千家驹、孙冶方、许涤新等；社会学界有恽代英、张闻天、费孝通、黄炎培、潘光旦、刘思慕等；哲学界有陈独秀、胡适、冯友兰、张东荪、俞颂华、何思敬；史地学界有王国维、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周谷城、丁文江、侯仁之等；语言学界有鲁迅、柳亚子、巴金、老舍、茅盾、叶圣陶、郁达夫、郑振铎、丁玲、沈从文、傅雷、靳以、施蛰存、孙伏园、周作人、林语堂、苏雪林等；艺术界有徐悲鸿、梅兰芳、刘海粟、傅抱石等；自然科学界有童第周、竺可桢、周建人、严济慈、萨本栋、刘仙洲等。他们都是各学科的佼佼者，正如《东方》杂志自己指出的那样，国内当代的学术家几乎个个都和它发生过文字的关系。^[55]

由于有了强大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东方》发表了一大批超前性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财政、教育、外交、法律、宗教、哲学、文学、伦理、心理、历史、地理、理化、商业等方面的学术性成果。这些文章密切联系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以科学的态度条分缕析，得出了许多超前性的结论。如1卷4期的《论欧洲外交之机巧》、1卷8期的《改良风俗论》两文中表述的禁毒的观点；1卷6期《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中表述的应实行计划生育的观点；9卷7期《再论减政主义》中关于政府冗员过多，机构庞大，必须减政的观点；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分析，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抗战时期，救亡图存、复兴民族成为各阶层的共识。《东方》杂志作为一份爱国的学术刊物，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现实结合，为现实服务，“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56]，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