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抗战话语的载体

小结：对外传播抗战话语的载体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对外传播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解释。广义的解释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包括首脑互访、双边会谈以及其他相关事项。狭义的解释是指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家之间的传播。在本书中，对外传播指的是一种通过各国大众媒体（在当时主要是报纸杂志、书籍、广播）而展开的国际信息交流和传播形式，它的主体单位是民族国家和一些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它所关注的焦点是国际信息传播对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重大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和相互作用。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以武装力量相对抗的战争，也是一场以信息资源互相攻讦的战争。中日双方在投入武装力量进行厮杀的同时，也利用双方掌握的信息资源进行对抗，大打文化宣传战。本章所列举的报纸杂志是当时中国政府对外传播的主力军。尽管当时已有无线电广播的出现，这种超远距离的文化宣传工具在对外传播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传统媒体（报纸杂志）仍然是对外传播的主要载体。国民政府的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共产党的话语平台《新华日报》，民间自由主义的旗帜《大公报》、《新民报》等有效地发挥了鼓舞全国军民斗志、打击日本侵略者信心、争取国际舆论和同盟国精神及物质支持的作用。另外，一大批介绍外国文化文学的报纸杂志，如海派文化阵地《东方》杂志、苏联文化的积极宣传者《中苏文化》、文协会刊《抗战文艺》、外国文学译介重镇《时与潮文艺》等，不仅打破战争的封锁，大量译介外国文化和文学作品，使中国文化界不因战争烽火而隔绝于世界，而且把中国作家的抗战作品译介到美、英、苏等国的刊物和报纸上，既让世界了解中国抗战情况，又架起了中外文化和信息的交流桥梁。

这些文化宣传活动既是军事斗争的一部分，又是国际间话语权的争夺战。按照福柯“话语即权力”的论断，话语不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福柯《话语的秩序》，1970）。美英等国在抗战爆发初期认为日本强大，中国弱小，中国一定会亡国，所以采取袖手旁观的立场，任凭中国如何呼吁，其话语音量十分微弱，始终引不起英美的重视。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一方面英美在远东利益遭到日本侵略，另一方面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有效遏制了日本的侵略进程，同时，中国抗战话语高质量的对外传播，其逻辑性和说服力以及创新性观念帮助世界了解了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引导了一部分国际性议题的设置，中国的话语力量才开始变得强大和有效了。

话语的产生必定有一定的言说主体，抗战话语的言说主体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尽管当时国共两党已有将近十年的对立和冲突，国共两党也都拥有其组织内部成员的话语表达，如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还秘密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以及《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毛泽东也曾以《必须制裁反动派》为题公开揭露国民党内部话语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破坏，但在抗战建国的大背景下，国共两党还是基本服从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其向公众言说和对外传播的外部话语，这就是抗战话语。^[72]从本章来看，抗战话语的对外传播内容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1）以权威和官方身份发布国民政府的政令、军令、法规、法律议案等，表现中国政府的合法存在和正常运转，强调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自治性；（2）真实报道日军的残暴行径和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一方面唤起民众同仇敌忾，鼓舞军民斗志，一方面配合军事行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3）配合国家外交战略，积极进行国际宣传，以博得同盟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促进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和巩固；（4）积极译介外国文化及文学作品，使中国了解世界，又把中国作家的抗战作品推荐到英美苏等国的报纸杂志上发表，形成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互动，使世界了解中国。

在抗战背景的威权主义政治下，为了双方共同的价值诉求——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国共两党或融合其内部话语的共同点，或模糊其内部话语的边界，形成了全民族自觉遵守和服从的领袖化和合法化的外部话语模式——抗战话语。这种话语模式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并通过《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大公报》以及一大批传播外国文化文学的杂志等话语载体，把中国的抗战之声传播到全世界，使世界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承认并支持中国政府的政略和战略行动，逐渐形成并巩固了中国的抗战话语权。

不难看出，《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作为对外传播的话语载体，为巩固中国抗战话语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些载体也即是本书所说的对外文化宣传阵地，它不啻为中国抗战的坚强阵地，舍之，决不能抵御日本战时猛烈的文化宣传攻势。而正是凭借这些阵地，中国抗日的文化宣传战才声势浩大，气壮山河，并协助军事斗争最终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

【注释】

[1]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59～60页。

[2]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60页。

[3]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60～61页。

[4]《中央日报》，1938年12月1日。

[5]《中央日报》，1938年12月1日。

[6]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31～32页。

[7]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32～34页。

[8]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32～34页。

[9]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35页。

[10]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85页。

[11]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第22～25页。

[12]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0～113页。

[13]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0～113页。

[14]见刘丽丽：《“胸中要有亿万人民”——记杰出的战地记者朱启平》，载《军事记者》，2005年第9期。

[15]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88页。

[16]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112～114页。

[17]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112～115页。

[18]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112～115页。

[19]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112～115页。

[20]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43～44页。

[21]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43页。

[22]刘淑玲：《〈大公报〉的日本问题研究及其独树一帜的抗战文学》，载《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2期。

[23]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55页；吴麟：《〈大公报〉星期论文编辑经验探析》，中国新闻观察中心，2009年9月24日。

[24]中央党校唐正芒博士论文《论南方局领导下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第24页。

[25]董必武：《目前抗战形势和〈新华日报〉》，《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44页。

[26]华中师范大学王永恒博士论文《媒体的力量——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及其影响》，第101页。

[27]《新华日报》第1版，1940年7月14日。

[28]《新华日报》第1版，1940年8月21日。

[29]《新华日报》第1版，1940年12月10日。

[30]以上言论见1938年3月16日、1938年2月19日、1938年1月16日、1938年1月21日《新华日报》第1版。

[31]华中师范大学王永恒博士论文《媒体的力量——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及其影响》，第107～108页。

[32]华中师范大学王永恒博士论文《媒体的力量——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及其影响》，第60～61页。

[33]黄淑君等编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战斗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440～441页。

[34]《新华日报》，1939年12月12日。

[35]《新华日报》，1942年1月4日。

[36]韩辛茹：《新华日报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第241页。

[37]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80～81页。

[38]《新华日报》第四版，1938年11月4日。

[39]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37～39页。

[40]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37～39页。

[41]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39～40页。

[42]方汉奇：《〈东方〉杂志的特色和历史地位》，载《东方》，2000年11月。

[43]《未来世界大战论》的记者按语，载《东方》，29卷1号。

[44]作舟：《内田目中的热河问题》，载《东方》，30卷4号。

[45]张明养：《绥远抗战》，载《东方》，33卷24号。

[46]见李斯颐：《抗战时期的〈东方杂志〉》，载《新闻传播研究》，1989年第1期。

[47]刘振汉：《论中原大会战与第三期抗战的战略》，载《东方》，35卷12号。

[48]见李斯颐：《抗战时期的〈东方杂志〉》，载《新闻传播研究》，1989年第1期。

[49]见李斯颐：《抗战时期的〈东方杂志〉》，载《新闻传播研究》，1989年第1期。

[50]《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载《东方》，1卷1期。

[51]《辛亥年东方杂志之大改良》，载《东方》，7卷12期。

[52]见方汉奇：《〈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载《东方》，2000年11月。

[53]见方汉奇：《〈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载《东方》，2000年11月。

[54]见方汉奇：《〈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载《东方》，2000年11月；李斯颐：《抗战时期的〈东方杂志〉》，载《新闻传播研究》，1989年1期。

[55]《读者作者与编者》，载《东方》，30卷7号。

[56]胡愈之：《本刊的新生》，载《东方》，29卷4期。

[57]《发刊词》，载《时与潮文艺》创刊特大号，民国32年3月15日。

[58]徐惊奇：《战时重庆〈时与潮文艺〉对英国文学的译介》，载《宜宾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59]徐惊奇：《战时重庆〈时与潮文艺〉对英国文学的译介》，载《宜宾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60]蒋炳贤：《译者前言》，载《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1期，第21页。

[61]孙晋三：《介绍劳伦斯》，载《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2期，第23页。

[62]纽兰：《谈劳伦斯的〈虹〉》，载《新华日报》，1943年9月22日。

[63]孙晋三：《编者前言》，载《时与潮文艺》，第2卷第4期，第1页。

[64]陈麟瑞：《叶芝的诗》，载《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1期，第39页。

[65]绯：《愤怒的葡萄》，载《青年生活》，第4卷第2期。

[66]铁弦：《关于约翰·斯坦贝克》，载《文学月报》，第3卷第1期。

[67]柳无忌：《〈人类的喜剧〉后记》，重庆：文光书店，1948。

[68]徐惊奇《战时重庆〈时与潮文艺〉对法国文学的译介》，载《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

[69]戈宝权《罗曼·罗兰的生活和思想之路》，载《文坛》，第1卷第3期。

[70]陈学昭：《愿你安息在自由的法兰西》，载《新华日报》，1945年3月25日。

[71]盛澄华：《试论纪德前言》，载《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5期。

[72]王建华：《威权主义政治下政党话语的双重性分析——以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为例》，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