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密苏里帮

第一节　强大的密苏里帮——驻渝美国文化宣传机构对抗战的贡献

一、迁渝前后美国在华新闻机构及活动简述

美国最早在中国创立的报纸是《上海通信》，它创办于1867年，主要刊登邮船客人名单及美国捕鲸船故事。1928年美国报业公司收购了《大美晚报》，《大美晚报》开始时每天销量只有400余份，后来发展到每天销量5000份。作为上海英文报中唯一的晚报，它的销量在上海外文报纸中处于第二位。

后来美国人在天津创办了《华北明星报》，在北平创办了《北平导报》。最初在中国采访、供给新闻的通讯社是美联社，采用该社消息的美国报纸有1200多家，其他各国报纸有几百家。美联社中国总社设在上海，每年向美国及其他各国发稿30多万字。当时美联社在远东的总经理是华安，在中国代表美联社的是马夏里。合众社在中国有两个专任的记者，一在上海，一在北平。当时合众社中国分社的主任是哈里斯，著名的记者有惠芬等人。到后来，美国的许多报纸，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在华都派驻了正式通讯员，美国其他报纸和通讯社等对于中国的特别报道也都有特派记者。

1930年12月6日美国在上海成立了真如广播电台，中美之间可以直接互传电讯了。到抗战爆发前，美国在华新闻事业多集中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大城市。

卢沟桥事变以后，美国瞄准了上海作为其重返中国新闻事业的桥头堡。这段时间美国新闻文化机构派驻了大量的战地记者，如《纽约日报》的蒂尔曼·德丁和哈利特·阿本德，《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斯蒂尔，美联社的吉姆·米尔斯、莫里斯·哈里斯和耶茨·麦克丹尼尔，合众社的杰克·贝尔登、巴德·伊金斯和该社远东编辑约翰·R·莫里斯，等等。^[1]

此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加入美国合众社从事中国报道活动，他对当时合众社记者队伍、业务发展情况作了介绍：“1936年底我进合众社时，它是唯一向中国提供新闻的美国通讯社，同时它也向美国发回大量报道。美联社在中国也派有记者，但主要是向美国发稿。……当时，合众社在天津、北平、上海、香港等地都设有分社，一般一个分社只有一两名记者，再雇一名翻译或发报人，规模很小。战争爆发后，又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增加记者，1938年，我就曾在广州分社做这一段时间的负责人，合众社的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大概共四、五个人。”^[2]

1938年美国一些新闻机构，如美联社、合众社等随国民政府一道移驻重庆，但当时人数很少，一般只有一两个人。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沦入日军魔掌，香港、新加坡、马尼拉、西贡、曼谷相继陷落，各国记者纷纷迁驻重庆。重庆成为采访亚洲陆地战场的新闻中心。美国两大通讯社、《纽约时报》、《芝加哥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时代》周刊、《生活》周刊、《幸福》杂志及各大媒体大规模地来到重庆，其直接原因是中国已成为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其内在新闻价值显著提升。为此，美国专门成立了驻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分支机构，以协调各新闻单位在中国的采访报道活动。

当时美国驻渝新闻机构及人员如下：

美联社：摩萨、司徒华；

合众社：马丁、王公达、费许、朗德尔；

国际新闻社：葛兰痕、弗兰西斯·李、贝尔登；

海外通讯社：李德华；

全国广播公司：福曼；

《纽约时报》：窦登、福曼、艾金生；

《时代》杂志：白修德、司德华；

《生活》杂志：宋德如、贾可贝；

《幸福》杂志：卢斯夫妇；

《洛杉矶时报》：艾力根；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斯坦因；

《纽约先驱论坛报》：福曼；

《年轻中国》：姚放；

《读者文摘》：豪舍。

这还不包括当时来重庆采访的海明威夫妇、威尔基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人。据《重庆外事志》记载，这些报刊特约记者或自由记者共有41人之多。^[3]

二、美新处的龙头作用

美国新闻处属美国国务院分支机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专设的新闻管理机关，其分支机构遍布全世界的美国使馆中，具体事务由美国对外宣传部和情报处领导，战时美国在国外的绝大多数新闻文化活动都是在美新处的协调管理下进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美新处在美国战时对外文化宣传中起到了领导作用。

1942年夏，美新处在重庆上清寺正式挂牌办公，第一任处长是合众社驻重庆记者费许，副处长是美联社记者司徒华。到1942年底，美新处已拥有中文部、摄影部、画报部、无线电部、总务处、发行部等部门，由贺兰任处长，有几十名美国记者参加新闻报道，中国职员则达上百人。几个部门的职责是这样分工的：中文部专管新闻稿的发送；画报部主管《联合画报》周刊；摄影部负责编辑发布新闻照片和负责无线电传真；无线电部参与中央广播电台的英文版制作、播音及收听日语广播；总务处负责后勤事务；发行部负责书刊、小册子、宣传画册等的管理与发行。

美新处负责人经常更换，其中主持工作时间较长的是史蒂华特，后任的有戏剧评论家华兹、学者贺兰、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和康纳斯等人。美新处为协调与中国新闻宣传机构的关系，常邀请国共两方官员商谈有关事宜。他们最常打交道的是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与董显光、曾虚白等官员过从甚密，与共产党方面的相关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章汉夫、乔冠华、龚澎等也有过经常性的合作与往来。如当时美新处的秘书史蒂芬与周恩来、龚澎、乔冠华等共产党人既有业务合作，又有一定的私人交往。龚澎甚至托史蒂芬将她与乔冠华的第一个孩子乔宗淮带到上海龚澎的父母家。与共产党人的接触，让史蒂芬这位年轻的美国姑娘非常兴奋，她在写给朋友兰德的信中写道：“我有不少机会见到许多共产党人，和他们交谈。……我在他们那里吃过几次晚餐，他们到我们的地方来参加过两次聚会。我对周（恩来）将军个人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很有魅力。有好几个晚上，我和他，和叶（剑英）将军及其他人一起谈话，他们的声音不是太大，因为他们的英语不太流利。他们总是把我看做‘把龚澎的孩子带到上海的姑娘’来热情欢迎我。”^[4]

陪都时期，参加美新处工作的中国新闻记者有刘尊棋、金仲华、舒宗侨、曹未凤、于友等人。美新处中文部由刘尊棋主持工作，由他聘用的一大批年轻中国记者，在战争中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如在新闻专稿组从事翻译的朱葆光、郭达、孙少礼，在新闻电讯部从事翻译的沈苏儒和孙承佩，在新闻资料组从事资料翻译工作的张维冷、于友等人，战后都成为新中国外事和对外宣传方面的专家和领导人。^[5]对于中国同行的优异表现，曾担任美新处处长的费正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回忆录《中国之行》中，特别指出：“刘尊棋是华籍工作人员的领导人，他具有优秀的品德和专业才能……中国拥有刘尊棋、金仲华、杨刚、宦乡等人，是一股惊人的力量。”^[6]

当时的格局下，美新处实际处于美国新闻机构的龙头地位，它协调在渝美国新闻文化机构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宣传机构的合作，是中美两国新闻文化界杰出人士相互信任、协调作战的统一战线典范。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打败日本法西斯，取得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中美双方坦诚相待，互通信息，精诚合作，有力地促进了远东反法西斯新闻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队伍分析——记者和作家的结合、驻渝和巡回的补、强大的密苏里帮

受雇于在渝美国新闻文化机构的记者队伍是同期外国记者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影响较广的，总体上来看，该队伍呈现出三个特征。

（一）作家与记者双重身份的融合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新闻文化机构中出现了这样一个独特现象，昔日的作家投笔从戎，成为战场军人、战地记者；昔日的记者奋笔疾书，出版了许多报告文学或文学巨作，成为反响很大的作家。在陪都期间，这种文化现象体现得十分明显。如以《欧洲内幕》名动世界的美国新闻记者和作家约翰·根室于1938年来到中国，先后在重庆与上海等地采访，访问了1000余人次的中国政界要人、在华外国人士等，查阅了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书籍100余种，写成了《亚洲内幕》一书，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了深刻的剖析。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为欧美高层所重视，成为欧美领导人研究亚洲的必读书。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的格兰姆·贝克，是一位记者兼作家，他于1940年初来到重庆，一直到1946年11月才返回美国。他在6年间访问了重庆、成都等地的中国军政要人和各阶层人士，写成了专著《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这部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爱泼斯坦认为是有关中国问题的经典著作之一。温台尔·威尔基是美国政府要员，又是一位作家。他于1942年8月至10月作为美国政府特使巡访非洲、近东、苏联和中国。他在重庆期间，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以及各界人士。他根据旅途观感和访问材料写成了一本游记类书籍《天下一家》。他在书中高度赞扬中国抗战是人民的战争，人民必胜，也批评了国民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指出了大后方社会的一些弊端。该书1943年在美国出版，一周以后就销售了100万册，被世界100多家报刊节录转载，创造了当时美国出版界的奇迹。^[7]这些来华记者兼作家以抗日战争作为大背景，创作了大量文学新闻作品，以双重身份获得了巨大成功。

（二）驻渝机构与巡回记者的一并崛起

美国在重庆的文化宣传阵地主要依托美新处及其协调下的美联社、合众社和其他报刊，也得益于那段时间不断来渝进行巡回采访的美国国内外派记者。如1941年《时代》周刊发行人兼主编亨利·卢斯偕夫人到重庆采访。卢斯是美国国内舆论界力主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抗日的强硬派之一，蒋介石对他们来访非常重视，甚至在机场上铺设了红地毯，以显示中国政府对卢斯来访的尊荣礼遇。卢斯夫妇强烈要求去战场采访，蒋介石就令董显光全程陪同他们去了黄河沿岸战场。卢斯夫妇亲眼目睹了中国士兵英勇杀敌的战况，非常感动，他们在给《时代》周刊的战地报道中写道：“黄河两岸正展开大规模的战斗，蒋委员长统帅的军队是中国之宝，正在艰苦的环境中表现出高昂的士气。”^[8]1941年3月，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偕夫人以《下午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访问重庆，受到蒋介石及各军政大员的隆重接待，他还秘密采访了周恩来，从国共两党的立场和角度客观分析中国抗战。他写出了6篇报道，发表在1941年6月10日至18日的纽约《下午报》上，这些文章分别是《日苏条约》、《日本必须征服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中国需要改善空军》、《中国加紧建设机场》等。这些来访的记者大多拥有纵横捭阖的政治分析能力和全球性战略眼光，胸襟高阔，富有预见性和思辨性。他们的报道文章常常是文学、政论的结合体，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说服力。^[9]

（三）密苏里帮的形成

创建于1908年的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它的两个重要教育理念——“学习新闻最好的方式是动手实践”；“新闻工作是一个世界化职业”——激励和培养了相当多的美国新闻人远渡重洋，来到遥远的中国战场，报道中国人民的正义抗争事业和敌人的残暴行为，为世界反法西斯新闻事业做出了贡献。这些新闻记者战前或是通讯社的工作人员，或是自由作家，或是美国政府（如战时信息办公室）的雇员，其中也有传教士、冒险家、激进分子和业余记者，等等。但他们的共同教育背景都是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75位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生于1910年至1940年间到过亚洲，尤其是中国工作，由于这些人共同的教育背景，他们被称为“密苏里帮”。^[10]约翰·鲍威尔、埃德加·斯诺等就是密苏里帮中的佼佼者。这些人的专业教育背景使他们成为美国记者中的“正规军”。^[11]

四、美国记者的中国报道

（一）从蒋介石神话到对国共合作的客观报道

抗战初期，美国新闻界对中国的良好印象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国记者一直以国际宣传处为最大的新闻集散地，每天从中国报纸上寻找有价值的抗战新闻，而重庆往往出现一些弄虚作假的战报，美国记者出于“善意”和懒惰，大量报道国民党军队的“战绩”，误导了读者；二是由于美国将中国视为颇受欢迎的和忠诚的盟国，集中宣传了中国值得赞扬的方面，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而这种理想化形象的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自他和宋美龄被《时代》的卢斯吹捧为“1937年夫妇”后，他接二连三成为美国杂志的封面人物和报纸上的新闻人物。美国新闻处通过驻渝的文化宣传机构发出一条接一条的新闻，对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人蒋介石进行潮水式的毫无根据的吹捧。蒋介石被描绘成一位英勇的基督教战士，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拿着枪同日军作战的孤胆英雄，广大人民共同参与、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只剩下了一个光影朦胧的神话。^[1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希望中国成为打击和牵制日本的主战场，以便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然而，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日益突出，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限共的伎俩日益明显，削弱了抗日统一战线，引起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国家的不满。在同情中国人民民族救亡事业、欣赏中共的史迪威等有影响人物的引导下，美国传媒开始客观报道国共合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报道了中共的抗日救亡政策，并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

（二）对国统区灾情和腐败现象的报道

1942年河南受灾，灾民达500万人，国民政府拨出两亿元救灾专款，而这些救灾款却被层层官员盘剥，灾民在饥饿中挣扎。重庆《大公报》因披露了灾区真相被勒令停刊三天。费正清的弟子、精通中文的《时代》杂志驻渝记者白修德从中发现了端倪，他邀福尔曼与他一起前往灾区采访。他看到了灾情的严重、政府官员的腐败，他写道：“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灾民手中。”这篇稿件绕过重重新闻检查发到了纽约的《时代》周刊总部。白修德回到重庆后出于记者的道德良知找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反映真相，宋美龄等人却大发脾气，甚至威胁卢斯要解雇白修德，酿成了当时轰动的“白修德事件”。^[13]

白修德事件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驻渝外国记者的采访限制，拟定《管理随军记者办法纲要》和《中外记者战区采访管理办法》，对随军记者请领证件、采访办法、拍发电讯、送检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和限制。

（三）对延安的报道

1942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受到美英等国的舆论谴责。1944年，美英驻渝使馆多次要求国民政府开放外国记者赴陕北解放区采访。他们一方面批评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策略，一方面寄希望于敌后的共产党八路军，这种价值取向自然对美英新闻传媒形成了一定的影响。1944年5月国际宣传处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除中国记者外，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记者，如代表美联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斯坦因，代表《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代表合众社、《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代表美国天主教杂志的沙纳汉神父等。中外记者在陕北采访月余，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了解了各边区施政纲领；采访日本俘虏情况；参观了人民代表机构；赴黄河以东访问抗日前线军队，等等。爱泼斯坦为《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写了不少报道，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福尔曼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和《西行漫影》画册；斯坦因发表了《毛泽东朱德会见记》、《红色中国之挑战》等专著。他们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风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西行漫记》之后，外国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对红色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报道活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