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肩抗敌的国际共产主义声音

第三节　并肩抗敌的国际共产主义声音——在渝的苏联新闻文化机构

一、迁渝前后的俄国在华新闻事业

俄国在华最早的报纸在上海，是1925年创刊的Shanghai Zaria，发行量大约有1500～2000份，其主编是阿诺尔多夫，该报政治倾向是反布尔什维克、拥护白俄政府的。还有一份Evening Zaria，发行量大约有2000份，创刊于1931年2月。上海的另一份白俄报纸是Shanghai Slovo，发行量大约1000～2000份。第四份报纸是Vremia，热衷于登载广告、俄国法庭宣判的案件、盗匪、屠杀、花边新闻等。该报共有8页，其中5、6页都是广告，销量很差，只有大约400～500份。在上海出版Shanghai Zaria的公司在天津和哈尔滨都分别出了一份报纸，报道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后来苏维埃政府在哈尔滨出版了《哈尔滨先驱报》作为其机关报，这是一份英文报，采用的是亚洲通讯社和哈尔滨无线电报通讯社的电讯。哈尔滨还有一份苏俄报纸——《真理》。苏俄当时在中国没有报刊的特派记者，有关中国的消息是靠塔斯社发出的电讯。塔斯社的电讯供给苏俄的1400多种报纸，也供给近东各国的报纸，特别是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塔斯社驻华记者只有两个，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平。上海记者当时是乐维，北平记者是塞派克。这两个记者每月发往莫斯科的电讯稿大约有四五千字。^[23]

抗战爆发后，苏联加强了新闻与文化的援华行动。苏联作家协会对外文化协会和塔斯社多次派出记者或作家如瓦伐涅夫、罗果夫等人驻华采访，收集中国战地通讯或抗战文艺作品。这批记者经常出入于中国社会各界和各战区，以及大后方重庆、桂林等地，考察战争动向，并与中国新闻文化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通过这种关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不断把最新的、最有影响的中国通讯报道、抗战文学作品送回苏联发表，同时又不断把介绍苏联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的专论文章和文学作品送到《新华日报》、《抗战文艺》、《中苏文化》等报纸杂志上发表。这些举措，积极声援和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24]

1938年塔斯社成立重庆分社，国内其他分社一并并入重庆分社，其社址位于重庆市中心的枣子岚垭99号一座石库门建筑内。塔斯社重庆分社拥有当时其他外国通讯社没有的各种新闻设备，还配置有各种便捷交通工具，如吉普车、摩托车，等等。迁渝之后的塔斯社在当时的外国通讯社中实力强大，影响甚巨，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相当好。

二、队伍分析

塔斯社重庆分社社长是罗果夫，他既是一位新闻人，又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好与人打交道，处理人际关系轻车熟路，为塔斯社获取重要新闻线索和内幕新闻消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罗果夫出身工人家庭，为人直率朴实，没有一般苏共官员摆架子、盛气凌人的傲慢，喜欢和人开玩笑。因此，社里社外人际关系都处理得相当好。他的特别之处在于还粗通汉语和英语，与中外记者交流基本没有语言障碍。正由于这种非母系语言之间的交流，他还能弄出一些别人无法达到的幽默效果。在参加国际宣传处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时，他特别喜欢与中共《新华日报》负责人章汉夫，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爱泼斯坦、白修德等人广泛交谈，在重庆外籍记者新闻圈中他是广受欢迎的人物。^[25]

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罗果夫与国宣处官员相处友好，如：1939年2月7日，罗果夫奉命向国宣处索要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材料，供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之用。经蒋介石批准，由国宣处交《第二期作战经过概要》、《一年来之经济建设》和《军事教育概况》三份材料。3月14日，董显光应罗果夫请求，嘱《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纸全文刊载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并发表评论。国宣处还同意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期间给予罗果夫以收发电稿的方便。4月1日罗果夫奉命收集中国报纸所载塔斯社电讯及对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反响，函请董显光协助。中宣部指令新闻事业处及滇陕川等地有关当局代为搜集。4月3日，罗果夫在国宣处傅维周的陪同下，赴第四、五、九战区采访，途经湘、鄂、赣、桂等地。国宣处认为罗果夫对于中国的宣传颇多贡献，特函请有关当局多予照顾。^[26]

塔斯社在重庆还拥有一支阵容强大的记者队伍，如：社长罗果夫，副社长诺米诺兹基，记者有叶夏明、司克渥策夫、沙曼诺夫，等等。由于中苏当时有军事协作关系，苏联在重庆还成立了军事顾问团，为此苏联官方还为塔斯社配备了一批战地记者。主要有：谷宾斯基、查格拉斯基、勃海金、亚可勃夫、亚理叶夫、葛勃金等。受聘于塔斯社的中国记者有：舒宗侨（他于1937年10月在上海参加塔斯社工作，也是该社第一个随同迁入内地的中国记者）、苏达夫、安世祥、方世人、张郁廉、王玉飞等。另外，塔斯社还有一个白俄打字员索娘和三个工友。在塔斯社工作的十几人中，有三人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27]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苏联战地记者或特约记者骑着摩托车在前沿阵地火线采访，拍摄影片。纪录片《英勇的中国》就是这样被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出生入死拍摄下来的，它是当时最早反映中国抗战的外国纪录片。苏联摄影记者中卡尔曼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曾在西班牙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西班牙烽火》，闻名于世界新闻界。后来他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中国拍摄的电影《中国在战斗》真实地反映了武汉沦陷的惨景、抗战将士的战斗、边疆人民救亡活动、湖南日军俘虏情况、广东民众自卫战、延安八路军抗日景象，等等。在世界各地放映后，受到各阶层的好评。^[28]而这些战地记者或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塔斯社重庆分社的领导，并通过塔斯社电讯稿向苏联国内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日情况。

三、塔斯社对中国抗战的报道

塔斯社当时的日常工作一是每天按时向总社发送电讯稿，将中国的最新消息译成俄文，交由国际电台传发；二是选择性地翻译中国媒体刊登的新闻和评论，用社内自己的电台传发；三是把苏联总社传来的俄文电讯稿先译成英文，然后译成中文转发给中国的报刊使用；四是把该社记者拍摄的新闻照片传发给苏联国内，或留作资料备用。塔斯社的报道工作和中国报刊也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一是把中国战场上的最新情况写成报道传回苏联国内，这些报道还包括中国民众的抗日爱国运动、党政运动、国共两党关系、民主党派、敌后游击战争、大后方民众的社会生活，等等；另一方面塔斯社及时把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况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地译介到中国，对苏联卫国战争进程的报道，也有选择地以正面内容为主。^[29]

塔斯社对中国情况的报道大多来自两个方面的线索。一是直接派记者到各战区和大后方各城市采访独家新闻。如：罗果夫就深入敌后，采写了系列报道“中国来信”，通过塔斯社电讯发表在《真理报》上。他的“中国来信”以报道中国游击队的抗日活动为主，其文章包括《山东北部的游击队》、《河北省的游击队》、《五台山的游击队员》和《游击队员的母亲》，等等。向人们揭示了在敌后一支支士气高昂、英勇奋战的抗日武装的存在。他告诉苏联的人民，在正面战场之外，在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的交界处，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游击队，“日本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是在超过日本本身领土三倍的土地上进行的。用现代化技术装备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已经深入到中国的铁路沿线一带。但是，在被占领省份中占领者的政权只适用于有日本驻军的城市……从北平、天津到日军的前沿阵地，被‘占领’的领土仍然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30]

另一方面，塔斯社注重从中国报刊和广播电台的新闻稿件中获取报道素材。中国官方的《中央日报》、《扫荡报》、中央通讯社，中间路线的《大公报》、《新民报》，中共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都是其选取材料的对象。由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价值指向，以对《新华日报》的选取率为最高。塔斯社对国宣处公布的新闻，一般都会全文照发。塔斯社特别重视中国报刊对苏联表示友善的报道和言论，不仅将这些报道言论及时译传回苏联国内，而且对相关的中国记者还常常当面致谢。例如，中国记者宣谛之在1943年2月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苏军今后对德作战的战略方向》的评论文章，其中对苏军的战略赞赏有加，同时也对苏军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因此深得罗果夫等人好感。不久，适逢苏军建军节，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办的纪念招待会上，塔斯社副社长诺米诺兹基亲自向出席招待会的宣谛之表示感谢，他说：“你的评论已全文转登在苏联的《红星报》上，得到苏联读者的喜爱。评论写得太好了，不仅是对苏联卫国战争的支持，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情谊，太感谢你了！”^[31]这番话说出了塔斯社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敌的心声，也体现了国际共产主义文化宣传阵地与重庆抗战对外文化宣传阵地的相互结合、相互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