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小民族的抗战之声

第五节　弱小民族的抗战之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一、围绕党派统一、抗战复国、成立临时政府而进行的战宣传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往重庆。在这期间，以韩国《独立新闻》和《新华日报》为首的媒体客观公正、全方位地报道了韩国临时政府开展独立运动的情况，不遗余力促进韩国独立运动蓬勃发展。

1896年4月7日，旅美医学博士徐载弼创办了大韩民国最早的民办报纸《独立新闻》。该报提倡西方新闻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宣扬传媒的社会责任。

1944年，《独立新闻》中文版复刊号在重庆发刊。当期社论的题目是《在民主团结的基础上扩大起来的韩国临时政府》，盛赞韩国各党派统一团结的成就。在新闻栏里发表有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1944年5月28日举行茶话会欢迎新任韩国临时政府各级要员，以及中共代表林祖涵、董必武的新闻。该刊还特设专论栏，复刊号上刊有赛珍珠的《韩国人应该自治》和韩国学者写的《韩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等文。该报还发表了临时政府与各个同盟国的备忘录，希望“同盟国应迅速承认临时政府，并给韩国以作战物资的援助，使韩国国内外抗日斗争能够展开”。^[36]

《新华日报》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亦非常密切，韩国临时政府在渝的六年期间，《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短评，对重大事件的评论，贺纪念活动的报导，对韩国临时政府的评论与消息，对政党、团体的评论与消息，军事评论与战场消息等文章100余篇。^[37]

抗战复国是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工作中心，在韩国沦陷34周年的时候，《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团结复国》，对韩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表示赞赏，同时也指出了独立运动存在的问题：“韩国人民亡国34年，也为复国奋斗了34年，许许多多的志士抛掷头颅，不仅震惊着日寇的胆魄，也深深感动国际正义人士，然而34年悠长的岁月，韩国的革命视野，尚不能脱出坎坷的困难道路，究其原因主要为，过去韩国各党派革命志士内部的不团结，互相摩擦，严重的阻碍了革命事业的开展。”最后社论也寄望韩国人民：“一个为民族自由，为民主而团结战斗的民族是一定要胜利的。”^[38]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良苦用心。

《新华日报》为宣传韩国“三一”革命精神，用了大量的篇幅刊登文章，为声援韩国独立运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舆论工作。其文章有《朝鲜“三一”独立运动》（1938年3月1日）、《韩国独立宣言二十周年纪念》（1939年2月28日）、《建立被压迫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3月1日）等30余篇。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三一”革命运动的伟大意义，对其性质、作用、影响等方面作了评价。《新华日报》认为：“伟大的‘三一’独立运动，是朝鲜民族向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的斗争，是被压迫利剥削了几十年的殖民地奴隶的怒吼，是朝鲜民族革命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序幕，是朝鲜民族解放之先锋。”^[39]《新华日报》还认为：“‘三一’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结果，不仅使强盗寇敌对朝鲜民族不能不采取微小的让步，同时使朝鲜民族获得宝贵的经验教训，开始新的斗争方式，为完成‘三一’运动未完成之遗业，急需展开更深入更艰苦的革命运动。”^[40]

《新华日报》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报道和发表的文章，态度鲜明，尊重历史，热情关心，真诚支持。《新华日报》是中韩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用生命和鲜血结下深厚情谊的历史见证。^[41]

二、对义勇队、光复军的抗战宣传

朝鲜“三一”独立运动失败后，大批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流亡中国，继续进行复国运动。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拉开序幕。朝鲜民族革命党领袖金若山积极奔走于朝鲜各党派之间，希望在共同反日前提下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团体，在他的努力下，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成立，下辖的武装队伍朝鲜义勇队也随后成立。1940年，金若山率部到达重庆，将义勇队总部设在重庆鹅公堡。

义勇队创建不久即奔赴武汉会战的前线阵地，由于朝鲜义勇队的战士人人都能操一口流利的日语，因此他们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对敌宣传工作。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朝鲜义勇队本部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制定了朝鲜义勇队工作计划。其工作计划是：

（一）协助战区司令部工作

（1）搜集敌情材料，包括收录敌方播音，翻译、整理敌军文件，审问俘虏。

（2）训练对敌宣传工作人员：如举办短期日语培训班，帮助部队官兵学习日语和对敌宣传的技术与方法。

（3）教育俘虏，包括日本俘虏和韩籍日军俘虏。

（二）前线工作

（1）以前线部队为对象，对全体官兵进行对敌宣传训练。

（2）对敌人宣传工作：组织战地宣传队，直接在战壕中对敌宣传，瓦解敌军；组织游击宣传队，深入到敌后进行对敌武装宣战。

（三）一般军民的宣传工作

（1）对一般民众宣传，鼓动广大民众的抗敌情绪，促进中朝民族间的友谊。

（2）劳军工作，组织劳军团，流动慰劳官兵。

（四）沦陷区工作

在游击队进行对敌宣传，并深入敌后，争取敌占区的朝鲜同胞参加中国抗战。

此后，朝鲜义勇队根据这个计划，在各个战区开展工作。当时朝鲜义勇队的队员遍布6个战区13个省份，几乎每一支国民政府军队都有朝鲜义勇队的队员协助做宣传工作。朝鲜义勇队还根据总部的安排，派出宣传队到敌后去，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用朝鲜亡国的生动例子，告诉敌后民众，只有实行彻底抗战、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才是解救自己的出路。他们的宣传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敌后老百姓很受感动。^[42]一位70余岁的老太婆听了他们的演讲后，动容地说：“你们也帮我们打鬼子，我们一定能打胜利！”^[43]

至1940年10月，朝鲜义勇队在前线和敌人后方，共印发中、朝文小册子5万份，传单51万份，标语40多万份。^[44]此外，他们还在后方协助中国军队的政治部，创办了许多简易日语培训班，训练了6万多名对敌工作的干部；他们还在各地协助中国军队教育俘虏，在“和平村”有50多个朝鲜籍俘虏，经过他们耐心的说服教育，自愿加入该队，参加中国抗战。^[45]

1940年11月4日，朝鲜义勇队在重庆举行扩大干部会议，总结了对敌宣传的教训。第一个教训：与军队没有完全配合起来。第二个教训：与民众没有密切配合起来。第三个教训：非武装的对敌宣传是不如武装的对敌宣传，在宣传要配合战斗的意义上尤其是很重要的。第四个教训：工作太过于流动而不集中。总之，我们是一个国际队伍的立场去参加各地的抗战：工作，一切的工作是协助中国的对敌宣传工作……^[46]义勇队根据这些教训对宣传工作做出了改进，对日宣传效果得到很大的提升。

这次会议也是朝鲜义勇队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义勇队从配合中国全面战场作战转向敌后，在广大沦陷区展开了各种形势的宣传工作。

1940年4月，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和朝鲜革命党三党在重庆綦江召开联合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成立韩国光复军的决议。1942年5月15日，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明令朝鲜义勇队改编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光复军在渝五年期间，也做了对日、对朝的宣传工作，有助于瓦解敌军士气，鼓舞中朝人民的斗志。

韩国光复军协助中国军队抗日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展开对日军的心理攻势，以及争取日军占领区韩侨的反日投诚工作。他们用电台广播、阵前喊话及空飘传单等方式，宣传中国抗战必胜，日本军阀主义必败的道理，以唤起日军士兵反战厌战的情绪。例如，活跃于晋豫边境武安县一带的韩国光复军，通过对敌宣传，结果使“敌军士气颓丧，厌战之心益炽，敌酋甚为恐惧”^[47]。在平津沿线活动的一支光复军，“建立据点工作甚佳，与敌军中之韩国民众密切联系，消息常通，韩民纷纷来归，参加光复祖国工作。敌寇大为慌恐，现将该线韩人撤离前线，集中城市，加以监视”。^[48]韩国光复军还经常在战地召开军民联欢会，成立军民俱乐部，他们用朝鲜亡国的例子教育中国民众；或组成话剧团，以朝鲜亡国的悲惨景象演出有关抗日的话剧，激励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49]

三、以中韩文化协会为核心的民间文化交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韩国光复的希望大增。1942年3月22日，孙科在东方文化协会发表演讲《韩国独立运动问题》，表示中国外交目前“最重要的是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鉴于孙科在重庆舆论界的影响力，他的这一呼吁很快得到中韩两国诸多政界要人的回应。

1942年10月11日，中韩文化协会在重庆广播大厦举行成立大会。中韩双方的政界要人悉数出席。孙科称：“远东战乱本由日寇并吞韩国肇其端，自从韩国沦亡，东亚民族数十年来从未获一日安宁。我国抗战发生，主要目的远不仅为抵抗侵略，谋取本身之自由独立，尤在消灭日寇，建立东亚永久和平，并联合世界各国为自由和平奋斗，以期共同完成民族平等之任务。故今日中韩两民族携手成立斯会，对于促进中韩两民族联系与团结，为世界正义，两民族之独立、自由、平等而奋斗，所具意义极为重大。”阐明了成立该会的意义。

会议敦请中方于右任、戴季陶、邹鲁、张继、王宠惠、冯玉祥、陈果夫、白崇禧、张治中、郭沫若、周恩来、莫德惠、于斌，韩方李青天、赵素昂等为该会名誉理事，选举中方孙科、吴铁城，韩方王海公、金奎光等为监事。

作为具有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对外民间社团，中韩文化协会围绕着韩国独立运动展开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等问题方面采取各种手段与西方媒体抢夺话语权，发出了成熟而独立的观点。

中韩文化协会以“文化”为名，其主要任务是促进中韩文化交流。由于当时处于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这种文化交流颇具战时色彩。中韩文化协会所开展的中韩文化交流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战争阶段，主要围绕抗日复国运动开展各种活动，如创办韩文培训班，编写韩国历史教科书，吸收中国青年参加，学习研究韩国文化、外交、商务关系，培养中韩交流人才^[50]；为在华韩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他们在华学习生活，中韩文化协会曾资助韩国优秀学生奖学金^[51]；翻译出版韩文版的《三民主义》等重要书籍，帮助韩人学习和了解中国国民党的理论和主张^[52]；捐助印行音乐家安益泰作曲之《韩国爱国歌》中国版，广为宣传韩国复国意义；举办韩文研究班，借以沟通中韩两国之文化；举办新年音乐会，演奏第六交响曲及祖国等曲^[53]；与中央青年剧社共同公演以韩国革命运动为背景的“槿花之歌”^[54]等。

第二阶段是在战争胜利前后，中韩文化协会创办了《中韩文化》会刊，使中韩文化协会的文化交流功能得到强化。该会刊目前只能见到两期，第一期由中韩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创办（1945年8月1日），第二期由中韩文化协会主办（1946年1月1日上海）。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为创刊号题词“中韩势如唇齿”，孙科理事长题词“共同奋斗”，中韩文化协会秘书长司徒德题词：“我热诚盼望韩国革命志士继续其数十年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光荣历史，乘时奋起配合盟军共灭倭寇，奠定世界永久和平！”^[55]从这两期发表的文章观察，虽然论述韩国独立运动文章仍有相当比例，但明显已开始重视中韩之间的文化交流。第1期共刊载11篇，除创刊词外，论及韩国独立运动内容者5篇，介绍韩国历史文化及其他内容者5篇，在宣传分量上两者不相上下。第2期共刊载文章18章，其中涉及韩国独立运动4篇，介绍韩国历史文化及其他内容者14篇，后者占了绝对优势。从中可见，《中韩文化》的办刊宗旨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有所变动，中韩文化交流的内容日益占据主要地位。^[56]

《中韩文化》是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成了中韩两国一些著名文学家交流感情的纽带。中国文学大师巴金先生为韩国著名革命诗人鲁彦逝世后所写的《写给鲁彦兄》，就刊载在《中韩文化》上。巴金在文中写到：“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你的《灯》，你的《狗》感动过我。那种热烈的人道主义的气息，那种对于社会的不义的控诉，震撼了我的年轻的心。我无法否认我当时受到的激励。自然我不能说你给我指引过道路，不过我若说在那路上你曾经扶过我一把，那倒不是夸张的话。我们十三年的友情，就建立在这一点感激上面。”^[57]这篇文章让人感受到了中韩两国文学大师的深厚情谊和中韩两国难以割裂的文化渊源。

另外，向中国人民介绍韩国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政治经济是《中韩文化》的重要任务。该刊发表的文章给中国人民了解韩国打开了一扇重要窗口。例如载于《中韩文化》的《韩国开国史话》就是关于韩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章。作者金恩忠分析了中、日、韩关于韩国史研究的现状，强调韩国人自己研究本国历史的重要性。这篇文章系统阐述了韩国历代历朝的历史，其中对中韩两国关系的历史做了浓墨重彩的叙述。他写到：“回忆中韩文化历史之关系，远溯周秦，其间历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尤以晚近韩国革命党人与中国革命党人之携手，并肩奋斗，则肇自辛亥及民国十年广州护法政府之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协助培育军事、政治、教育各种人才，其关系更为密切。”他还建议：“中韩以人文地理历史四千余年之关系，理应并肩携手，彻底了解唇亡齿寒之关系，提倡东方学术，彼此充分认识，树立永久和平，俾共达富强康乐之境也。”^[58]

《中韩文化》上刊载的金文所著的《韩国地理概况》是关于韩国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文章。该文从韩国的自然环境、水系、气候、经济、人民、交通、都市七个方面全面地介绍了韩国的人文地理概貌，尤注重介绍日本对于韩国的全方位侵略。^[59]

该刊也发表了很多介绍和研究韩国文化的文章，例如李允宰所著的《朝鲜世宗大王与文化事业》指出：韩国历史上的世宗朝代“在文化史上曾渲染过一页灿烂的光彩，给予后代的子孙启发了丰富的智慧”，“在韩国历史上，发扬了前古无比的伟业。不但是李朝五百年中之黄金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亦有莫大的贡献”。^[60]

夏里著《韩国新文艺运动的回顾和前瞻》是一篇介绍韩国新文艺运动的论文，作者分列初期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文学、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生长、民族文学和普罗文学的两大分野、新体诗运动、日寇御用文艺团体“朝鲜文人协会”、今后韩国新文艺运动的展望六个部分，全面回顾总结了近代韩国的新文艺运动。^[61]

《中韩文化》还刊载了陈大荣的《高丽的大藏经雕版》和见著的《朝鲜的画家》，向中国人民介绍韩国佛教文化精粹。另外，该刊还刊载包括小说、散文、新诗、旧诗在内的文学作品，交流中韩文化。例如《中韩文化》第2期就刊载了金海刚著，天均、来东合译的新诗《涌出来吧，伟大的力量》。“这首诗气势宏大，作成于抗战已经胜利，韩国即将复国之际，表达了韩国志士为了实现祖国的光复已经鼓足了劲，却又遇到国际社会的种种阻挡难以发挥，因而大声疾呼：‘让伟大的力量涌出来吧！’意义非常深刻，对于中韩两国人民都有重要的启迪和鼓舞作用。”^[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