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眼光中的中国抗战话语

小结：“他者”眼光中的中国抗战话语

“他者”这个概念发端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的“知识—权力—支配”理论，后经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进一步深化其内涵为东方主义视角下的西方话语支配，即东方作为西方定型化了的“他者”形象，其本身并不具备主体的认识能力，东方人作为理性西方人的对立面，不仅不能对世界进行理性全面的阐释，也不具备理性认识和阐述自身文化的能力。因此他们是“失语者”，在知识和智力上都无法成为完整的正常的人。他们没有表达能力，更谈不上话语的建构，他们关于本身文化的认识必须经过西方的构建才能被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因此，东方并不是一个主体，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并不是建立在东方本体论的基础之上，东方人更不具有主体位格，因此东方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西方人说什么才算数；东方人在思考什么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西方人是如何思考的，才可以代表普世的看法；东方人的呐喊、愤怒和内心的感受并不重要，而西方人的情绪和情感才能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情绪。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者”在后殖民话语中原意是一个强大主体对立面的低级概念，但本文使用的“他者”概念与之有所区别，是根植于形象学的理论前提，即“我”与“他者”的分立。正如巴柔在其理论著作中指出的那样，“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就文化传播的主体与“他者”而言，抗战话语的表述主体是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是话语放送的主体；其他国家则是接受者，是主体的分离面——即“他者”。在本书里，抗战话语的主体表述指的是中国政府各机构、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出版机构等对中国抗战的自我描述和传播。而英美苏等国的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描述和报道，就是通过“他者”眼光对中国抗战话语的认知和审视，是作为中国抗战话语本体认知的一种观照。

抗战时期，美英苏德法等主要西方国家都派出了大批记者、作家来到中国，这既是一种向本国人民客观报道中国抗战情况的媒体镜像，又是文化援华的具体行动。在这支报道队伍中，既有驻重庆的各大新闻机构，如美新处、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哈瓦斯社和海通社等，又有大批从英美苏等国家赶来巡回采访的记者。另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对中国抗战的宣传报道和对本国人民的宣教活动，也成为当时抗战统一战线宣传大氛围的有效补充。从“他者”的角度观照中国抗战话语，与从中国政府主体出发去阐释传播抗战话语，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们可以认为，从“他者”角度即文本的认识客体对中国抗战话语的阐发是对抗战话语完整具象的补充。

本章选取了有代表性的驻渝美国、英国、苏联、德国、法国的新闻文化机构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分析其对中国抗战的报道及其活动，力图通过“他者”眼光来观照中国抗战话语。

（1）“他者”眼光中的中国抗战话语之一：领袖神话。

自抗战发端，外国新闻界一直以国际宣传处为最大的新闻来源，每天从新闻发布会和中国报纸上寻找有价值的抗战新闻。重庆方面也往往出现一些弄虚作假的战报，这些所谓的“战绩”在国际上大肆宣扬，使中国在他国人民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被理想化的形象，而这种理想化形象的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尤其是以卢斯等为代表的美国新闻界对蒋介石夫妇不断吹捧，使他们成为美国杂志的封面人物和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在他们的笔下，蒋介石被描绘成一个英勇的基督教战士，一手拿着枪，一手捧着《圣经》与日军作战的孤胆英雄。尤其是《时代》杂志对蒋介石进行了大肆褒扬，全国军民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只剩下一个光影矇眬的神话。^[63]这种领袖神话是“他者”眼光中对中国抗战的第一印象。

（2）“他者”眼光中的中国抗战话语之二：客观。

随着对中国抗战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同情中国人民民族救亡事业、对中国友善的史迪威等权威人物的引导下，外国新闻媒体开始客观报道中国抗战。既报道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积极一面，又客观报道国统区日益突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力图真实揭示中国抗战的全貌。如1942年的白修德事件就是外国媒体客观报道中国战区情况的一个缩影。1942年河南大灾，受灾民众达500万人，国家救济款又被层层官员盘剥。《时代》驻渝记者白修德前往灾区采访，揭露了灾情的严重和官员的腐败，把稿件发到了纽约总部。白修德回到重庆后又向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等反映了事情真相，却引来一场新闻风波，差点被撤职查办。白修德事件后，有关新闻自由与管制的冲突一直不断发生在驻渝外国记者和中国政府之间。

（3）“他者”眼光中的中国抗战话语之三：国共展示。

外国记者们不但对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做了大量报道，而且还客观报道国共合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路透社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充分描述了中国军民对国家、民族的浓厚情感和誓死抗敌的决心和斗志；外国记者团对长沙三次大捷和鄂西会战的报道则向世界各国展现了中国军队英勇抗敌的情景；塔斯社对中国游击队抗日活动的报道向人们揭示了在敌后一支支士气高昂、英勇奋战的抗日武装的存在，突出宣扬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敌的不屈意志。尤其是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的采访报道，打破了官方话语对边区的限制和歪曲，并通过对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采访、对日本俘虏的采访、对人民代表机构的参观访问、对黄河以东八路军的采访等活动，向国际真实报道了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风貌，是继斯诺《西行漫记》之后外国媒体对红色根据地规模最大的报道活动。

（4）“他者”眼光中的中国抗战话语之四：中国人的弱点。

抗战爆发前，以赛珍珠为代表的一大批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集中在他们津津乐道的三件丑陋事物上，即鸦片、小脚女人和男人的辫子。民族主义者可能会满腔愤怒地驳斥这些“他者”对中国人形象的歪曲和侮辱，但不可否认这些陋习确是存在于我们曾经的生活之中。

由于剪掉了辫子，人们废弃了曾一度非常时髦的小而圆的满洲帽，立即有了对外国帽子的需求，商业机会就被创造出来了。进入这个国度你会发现各式各样的外国帽子：毡帽、软帽，等等。它们被成百成千地卖掉，这都得有人供货。它们是非常新颖的东西，中国无论如何不可能制造这些帽子，不得不从外国输入。^[64]

抗战爆发之后，外国记者也曾报道过中国人胆小怕事、懦弱阴柔的弱点，由于一些不抵抗将军和民众的退缩隐忍，中国在抗战之初才会丧师失地、败退千里，投降主义才会甚嚣尘上，形成汪伪政府与重庆政府对峙的局面。

日本人随后便开始对其施加压力，逼其宣布支持维持会、共进会，或答应充当这些组织的头目。中文报纸自然立即遭接管，由汉奸编辑，归日本人监控。这些报纸连篇累牍罗列中国要人的名单，称他们已全心支持日本人的行动及各种日本组织，以愚弄大众。^[65]

抗战期间，外国驻重庆的新闻文化机构也就是本书所称的对外文化宣传阵地，这些阵地由外国人所筑建，为中国抗战文化宣传的对外传播、为抵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宣传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本章来看，由“他者”构建的中国抗战话语既有对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一开始一腔情愿的美化和渲染，又有对国共合作和国统区真实情况（包括其贪污腐败）的全景式描写，更揭开了罩在中共边区和其军队上的神秘面纱，向外界披露了另外一个中国的真实面貌，并从“他者”角度审视和弘扬中国抗战，是中国自身抗战话语研究的一个观照。当然，他们对中国人弱点的描述，不无夸张和扭曲的成分，这是受西方传统自大的世界观的影响和传承的结果，但也有其观察细致和一针见血的长处，从“他者”的角度对我们民族性的弱点进行了拷问和批评。

【注释】

[1]见中国人民大学张功臣博士论文《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革命》，第89～90页。

[2]见中国人民大学张功臣博士论文《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革命》，第90页。

[3]以上资料见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编：《重庆外事志》，第86～88页。

[4]转引自李辉：《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台北：知书房，2004，第172～173页。

[5]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189～190页。

[6]转引自于友：《刘尊棋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第37页。

[7]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252～253页。

[8]转引自董显光：《董显光博士自传》，台北：茗光图书中心社，1975，第107～108页。

[9]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第284288页。

[10]John B.Powell，“Missouri Authors and Journalists in the Orient”，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October 1946，F193，John.B.Powell Papers，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11]张威：《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对外宣传及美国记者群》，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0卷第5期。

[12]中国人民大学张功臣博士论文《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革命》，第99～100页。

[13]李辉：《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台北：知书房，2004，第183～186页。

[14]张威：《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对外宣传及美国记者群》，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0卷第5期。

[15]赵敏恒：《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发行，民国21年8月，第31页。

[16]见重庆外事办编：《重庆外事志》，第87～88页。

[17]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257～258页。

[18]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第244页。

[1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67页。

[20]赵敏恒：《采访十五年》，重庆：天地出版社，民国33年，第74页。

[21]赵敏恒：《采访十五年》，重庆：天地出版社，民国33年，第81～85页。

[22]以上论述见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190～191页。

[23]赵敏恒：《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发行，民国21年，第68～73页。

[24]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第176页。

[25]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193页。

[2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52～153页。

[27]陈云阁：《抗战初期外国记者在重庆的活动》，载《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第145页。

[28]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第176～177页。

[29]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193～194页。

[30]罗果夫：《五台山的游击队员》，载1938年4月14日《真理报》，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三辑，第328页。

[31]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194页。

[32]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196页。

[33]赵敏恒：《外人在华新闻事业》，重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民国21年，第64～67页。

[34]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载《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59～160页。

[3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34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174页。

[36]《新华日报》，1944年8月18日。

[37]冯开文：《〈新华日报〉与韩国独立运动》，见冯开文、杨昭全主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第1071页。

[38]《新华日报》，1944年4月30日、1944年8月29日。

[39]《新华日报》，1942年3月1日。

[40]《新华日报》，1942年3月1日。

[41]冯开文：《〈新华日报〉与韩国独立运动》，见冯开文、杨昭全主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第1070页。

[42]重庆档案馆编：《临时政府在重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第122页。

[43]1939年8月《朝鲜义勇队通讯》，第14页。

[44]葛赤峰：《朝鲜革命纪》，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

[45]重庆档案馆编：《临时政府在重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第123页。

[46]《朝鲜义勇队两周年纪念特刊》，重庆：重庆市档案馆，第89页。

[47]《新华日报》，1942年10月6日。

[48]《新华日报》，1942年10月3日。

[49]重庆档案馆编：《临时政府在重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第136页。

[50]《新蜀报》，1942年11月11日。

[51]《中央日报》，1945年9月7日。

[52]《中央日报》，1943年11月29日。

[53]《中央日报》，1945年1月3日。

[54]《新华日报》，1945年3月1日。

[55]《中韩文化》，第1卷第1期。

[56]石源华：《中韩文化协会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89页。

[57]巴金：《写给鲁彦兄》，载《中韩文化》，第1卷第2期。

[58]金恩忠：《韩国开国史话》，载《中韩文化》，第1卷第1期。

[59]石源华：《中韩文化协会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94页。

[60]李允宰著、沈容澈译：《朝鲜世宗大王与文化事业》，载《中韩文化》，第1卷第2期。

[61]石源华：《中韩文化协会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102页。

[62]石源华：《中韩文化协会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106页。

[63]中国人民大学张功臣博士论文《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革命》，第99～100页。

[64]丁格尔：《中国革命记：1911—1912：亲历中国革命》，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65]哈雷特·阿班著，杨植峰译：《民国采访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