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管道，一个主题

第二节　多种管道，一个主题——“自我”的投影，宣传抗战

抗战时期中国的出版业围绕重庆这个中心，不管是持何种政治态度的出版机构，都一直坚持以抗日救亡作为出版的主题，在多元化的出版格局下，弘扬了抗日救亡的主旋律，形成了多种管道、一个主题的对外出版特色。

一、抗战小册子：出版阵地抗日宣传的“轻骑兵”

抗战期间，中国的出版业为满足各界民众普遍的知识渴求和精神追求，也出于动员和国防训练的需要，编辑出版了大量抗战知识的小册子。这种“自我”的投影收到了极好的动员群众、引导舆论、支持抗战、对外宣传的效果。这些小册子内容上简单易懂，形式上方便易带，从宣传面上吸引了尽可能多的国民和外国人士来关注和认识民族抗战，“做一个弱国的国民，尤须要有担当艰难命运的志愿和勇气，因此，在心理上我们应充分准备担当这份艰苦的勇气；在事实上，我们更应拿出尝试这份艰苦的气力”。^[16]

抗战小册子紧紧围绕“抗日救亡”这个主题，囊括女性、青年、儿童、士兵、农民、知识分子、公务人员等传播对象；内容上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文艺等领域；又根据群众的文化程度分为初级读本、中级读本、高级读本等几个层面。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抗战爆发后的一年之间，各类抗战类的小册子出版竟达上千种之多，总印数高达8000多万册。如生活书店1937年新出版图书150多种，比1936年增加二分之一；1938年出版新书200余种，重版书近200种，其中绝大多数是进行抗战主题宣教的小册子。^[17]

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所刊发文章中编选的《新群丛书》代表共产党人对抗日战争的启迪性宣传。“取名新群，是希望能成为中华民国新群众的滋养物。编辑这个丛书的目的和编印日报、周刊一样，在于巩固团结，有助抗战，争取最后胜利。”^[18]这套丛书收录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朱德的《抗日游击战争》、《我们怎样打退敌人》，周恩来的《论目前抗战形势》等著作，集中阐明了中共领袖对抗日战争的看法。

作为宣传抗日的一面旗帜，生活书店以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为方针，是宣传抗日最得力的号角之一。从1937年到1939年，生活书店出版的宣传抗日的通俗读物达400多种，是出版战时读物最多的一家出版社。^[19]如其“救亡文丛”收录了宋庆龄的《中国不亡论》、钱俊瑞的《抗战救亡工作》、胡愈之的《抗战之外交》、沙千里的《抗战与民众运动》、薛暮桥的《抗战与乡村工作》、郭沫若等的《抗战前途与游击战争》、金仲华的《抗战中的军事外交》、马哲民等的《抗战与国防经济建设》、张志让等的《抗战与青年训练》、李公朴的《民众动员论》等。其战时教材类小册子有张宗麟主编的《战时读本》，专供各地小学作为教材及作为工人、农民、士兵的速成读物，印数达上千万册。^[20]

正中书局编辑出版了《特种教材防空篇》等7种小册子，还以教材形式编印了战时民众训练小丛书和抗战丛书类小册子50余种；承印教育部民众读物编审委员会编写的“非常时期民众丛书”40余种；还有朱国定等著抗战常识讲话第一集《抗战事迹》全七册；以及韩德溥的抗战常识讲话第二集《战时国民义务》全七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的《现代战争》、《战时的日本》、《战时社会教育》、《民众教育与青年训练》、《抗战与生活》，等等。这些都是这一时期深受群众欢迎的普及性小册子。^[21]

一些以出版学术型大部头为主业的出版社也及时改变方针，出版普及性读物以满足民众需要。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新论社非常时期丛书”，收录有周鲠生著的《非常时期之外交》、陈沫编的《非常时期之军事知识》、陈清舫著的《非常时期之国防建设》、马存坤著的《非常时期之财政》、吴成编的《非常时期之报纸》、金溟若著的《非常时期之出版事业》、李剑华著的《非常时期之社会政策》、罗敦伟著的《非常时期之经济政策》、朱兆萃著的《非常时期之精神训练》、胡祥麟著的《非常时期之民众训练》等。另外，它还出版了“国民军事常识丛书”，收录有吴光杰编著的《国民军事常识》、《战斗常识》、《国民体育常识》、《德国国民体育教范》、《新时代之要塞》，朱稣典编的《枪的种种》、《弹的种种》，张鹏飞编的《炮的种种》、《兵舰的种种》等兵器知识小册子。^[22]

二、综合性抗战丛书：出版阵地抗日宣传的方面军

在推出简易通俗读物以飨广大普通民众的同时，各大出版社还从抗战理论、战争实际问题、宣扬民族独立、讨论民主建国等角度编辑出版了大量综合性抗战丛书。这些丛书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实际指导意义，成为出版阵地抗日宣传的方面军。

独立出版社以阐扬抗战建国理论、研究战时实际问题、激发民族独立精神为宗旨出版了战时综合丛书，收录有《领袖抗战言论集》、《党国先进抗战言论集》、《抗战文献》、《京、沪、苏、浙旅居武汉文化界同人对时局共同意见书》、《建党与建国》、《民族至上论》、《民众动员问题》、《中国国民党的新阶段》、《建国之路》、《抗战法令》、《抗战与农业》、《运动战与阵地战》、《抗战中各国外交动向》、《中国·日本·苏俄》等著作。^[23]虽然该出版社是属于官方背景，具有明显的党营特征，但仍然坚持了抗战建国这一主题，对支持民族抗战，唤起民众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新知书店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明氛围中，将对马列主义学说的宣传传播与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动支持相结合，推出了救中国小丛书和战时问题丛书，收录有傅平的《抗日的英雄》、曹伯韩的《法国民族解放斗争史》、陈逸园的《老百姓穷苦的原因》、华学善的《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薛暮桥的《战时乡村问题》、陈晖的《战时交通政策》、罗琼的《怎样动员妇女》、吴大焜的《怎样做战地工作》、陈唯实的《抗战与新启蒙运动》、李实的《宣传·组织·武装》、马骏的《抗战中的陕北》等著作。^[24]该书店在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外，为民众打开了另一扇深刻认识民族解放战争的窗户，起到了特殊的社会启蒙作用。

一些民营出版社，如天马、黎明、星星、大众等也利用政治文化的多元格局，出版了一些进步著作，引导广大民众献身于抗战建国之路。如天马书店出版了谭苓编的《抗日文献》、张忆敏编的《抗战的新形势与新政策》、虞念编的《战时教育的理论与实际》、洛甫等编著的《抗日运动的原则》、俞希平的《抗日民运工作提要》等；黎明书局出版了傅于琛的《国共团结与中国前途》、赵康的《争取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陈豪的《苏联怎样冲破帝国主义的包围》、陈文杰编的《抗敌将军印象记》、董琼南翻译的《大时代的妇女》等；星星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等著的《民族革命之路》、斯诺等合著的《西北的新区》、朱德等著的《第八路军》、丁玲等合著的《西北线》、韦白洪著的《游击线上》、曾昭正等编写的《抗战歌曲集》等；大众出版社的中国文化丛书由周扬、艾思奇主编，主要由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撰写，包括洛甫的《中国革命史》、陈伯达的《三民主义概论》、李富春的《抗战与军队政治工作》、罗瑞卿的《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凯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郭化若和周纯生等合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等等。^[25]

商务印书馆则着眼于常识的推广，推出了战时常识丛书、小学生战时常识丛书、民众战时常识丛书、抗战丛书、战时经济丛书、大时代文艺丛书等，收录了黄雨青的《和平统一与全面抗战》、谭勤余的《化学战争》、周健孟的《救护常识》、汪馥炎的《抗战与国际公法》、周尚的《抗战与防毒》、陶百川的《抗战与后援工作》等著作。^[26]

各大出版社还针对读者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编印了内容丰富的系列读本。如读书出版社针对文化水平不太高的民众编印了战时戏剧丛书，包括葛一虹的《战时演剧论》，罗烽的《国旗飘扬》，舒非的《民族公敌》，章泯的《家破人亡》、《生路》、《血》等；社会常识读本包括曹伯韩编著的《国际关系》和《帝国主义》、楚云编写的《妇女问题》、庶谦编写的《读书常识》、文博编写的《读报常识》等。^[27]生活书店针对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推出了有关国际国内问题的解答丛书，如张铁生的《我们要不要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杜若君的《英意协定有什么影响》，何云的《法国为什么常常发生阁潮》，胡绳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否冲突》，杜若君、张仲实的《英国外交到何处去》，宾符翻译的《动荡中的欧洲》，董之学翻译的《日本的透视》，于韦的《援助中国的世界反侵略运动》，宋斐加的《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等。^[28]

一些出版社还推出了新闻纪实类丛书，因其事例生动、笔调鲜活、富有场景化特色、可以激发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从而受到读者的高度认同和热烈欢迎。如名记者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反映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其中包括吴亮夫采写的《空军抗战纪略》、胡兰畦等的《淞沪火线上》、冰莹的《火线上》、徐盈的《抗战中的西北》、臧克家的《津浦北线血战记》等，都是当时传诵一时的名篇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