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外国文化和文学作品，将抗战融入世界文化生态

第三节　译介外国文化和文学作品，将抗战融入世界文化生态

抗战时期，中国的国土分成了三大块，即以重庆、桂林等为代表的国统区；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以伪满洲国、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为代表的沦陷区。抗战的爆发，一度中断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步伐，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又以新的方式进行突进。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其成立宣言切实表明了中国抗战文艺工作者试图将抗战文化事业融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潮流之中，与世界反法西斯文艺家携手并进的立场和愿望，并号召中国翻译界加强团结、奋力抗敌：“在增多激励与广为宣传的标准下……把国外的介绍进来或把国内的翻译出去。”^[29]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一书统计，抗战八年间，翻译各类文学书目达1150种。^[30]这说明，抗战八年不仅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敌获得胜利的八年，也是翻译文学大丰收的八年。在抗战八年中，翻译成为中国出版界夺目亮点的原因：一是通过翻译出版，加强抗战思想，学习西方，振奋民族精神，赢取世界舆论的支持；二是开阔视野，联系世界，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使中国不致因战争而孤立于世界各国之外。

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出版中心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文化文学作品。纵观当时主要出版书目，其中记载译著为128种，而实际出版译著要远远多于表中著录。^[31]重庆各大出版社主要翻译出版书目以内容划分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2）介绍各国文化和现状；

（3）学习先进军事技术和战术；

（4）吸收学习哲学思想和方法论。^[32]

在这几类译著中，对外国文化和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对外文化出版阵地的主力军，尤其是对反法西斯文学的翻译，更是当时的一个热点。如翻译苏联反法西斯文学的曹靖华、戈宝权、王语今、葛一虹等人；翻译英国反法西斯文学的马耳、铁弦等人；翻译法国反法西斯文学的马宗融、金满成等人；翻译日本反战文学的胡风、夏衍、适夷等人。重庆各大书店也顺应时势需要，译介出版了大量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一

在抗战期间的中国，对苏联文学译介的数量比英国、美国、法国文学译介的总和还要多，正如1942年郭沫若在中苏文学交流会上指出的那样：“近代的苏联文学，无论他们的思想、作品乃至作家的历史及其生活习惯，可以说像洪水一样泛滥到了中国，中国也最关心苏联的文学，以量来讲，恐怕比来自英美的还要多。”^[33]据学者统计，抗战期间各出版社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数量应在300种以上，这可能只是苏联文学译介中的一小部分，但它基本集纳了苏联的重要作品或最优秀的作品。^[34]

抗战时期对苏联文学的译介出版以1941年为界划分成两个阶段。1941年之前主要是出版了大批苏联战前的作品，包括苏维埃文学中划时代的长篇小说、世界文学名著和苏联作家赴西班牙前线写下的作品，等等。如现代书店和神州书店出版了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南强出版社和生活书店出版了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生活书店出版了富曼诺夫的《夏伯阳》；A·托尔斯泰的《两姊妹》、《一九一八》由尼罗社出版；《彼得大帝》由适夷翻译，远方书店出版；现代书店出版了舍孚林娜的《维尼里亚》；生活书店出版了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之子》；巴甫连柯的《在东方》由新生命书店出版；维尔塔的《狐狸》由世界书店出版；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由新生命书店出版；克雷莫夫的《德宾特号运油船》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诺菲诺夫的《布罗斯基》由新知书店出版；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潮峰社出版；爱伦堡等人著的《在特鲁瓦尔前线》由战斗社出版；凯尔什的《粮食》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卡普勒等的《列宁在1918》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些出版的书目，肯定不是重庆当时已出版的苏联文学的全部，但仅此已可管中窥豹，足见当时对苏联文学译介出版的巨大成绩。^[35]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出版界并不只是单方面接受苏联文学作品，而是也把中国抗战文学作品推介给苏联文化界，由苏联出版界组织专家将其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发行。如苏联国家书籍出版局出版了《中国小说集》，由塔斯社重庆分社社长罗果夫编辑，收有茅盾的《林家铺子》、老舍的《被占领的城市中》、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端木蕻良的《风陵渡》等8篇小说。国家书籍出版局还出版了萧三的诗集《湘笛》、散文集《不可征服的中国》，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王熙的《中国之翼》等。儿童文学出版局出版了中国儿童文学集《火愤怒》。军事书籍出版局出版了《中国飞行员的故事》、《日本间谍》、《中国英勇抗战》等。苏联音乐书籍出版局出版了《中国民众歌曲》。在苏联杂志上发表的中国文学作品更是不可胜计。到后来，随着抗战的深入，介绍到苏联的中国文学作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日渐增多。^[36]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译介出版苏联战争文学的进程，特别是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小说，仅各家出版社出版并在读者中反响较大的就有：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分别由时代出版社、文光书局、正风书局出版过三种译本；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民》由时代出版社出版；毕尔文采夫的《试验》由时代出版社出版；梭罗维约夫的《伊凡·尼古林——俄罗斯的水兵》由时代出版社出版；卡达耶夫的《妻》由时代出版社出版；卡达耶夫的《团的儿子》由万叶出版社出版；叶密良诺娃的《外科医生》由时代出版社出版；索波列夫的《水兵的灵魂》由新华日报图书课出版；A·托尔斯泰的《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由时代出版社出版；瓦希列夫斯卡的长篇小说《虹》和《爱》由新知书店出版；巴甫连科的《复仇的火焰》由新知书店出版。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长篇小说《虹》。这部小说介绍了乌克兰农村中的人民在德军统治下英勇抗争的故事，作品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被占领区的苏联人民的悲惨命运，以及在任何困苦下都决不屈服且勇敢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虹》受到同样身处战争艰苦时期的中国读者及广大人民的高度认同。重庆的出版界当时是从两个方面来感受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的，一是作家面对残酷现实、不惧外来压迫的勇气；二是小说中人物的斗争精神和对反法西斯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这种精神和信念正是中国民众抗击日寇所急需的精神食粮。^[37]

二

抗战期间，重庆各大出版社对英国文学的译介出版是从英国古典文学开始的。如莎士比亚的剧作数种，最早由曹禺、曹未风翻译，文通书局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柔蜜欧与幽丽叶》，新中国书局出版了《仲夏夜之梦》，五十年代社出版了柳无忌译的《凯撒大将》，新地书局出版了《雅典人的台满》。此外，各书店出版的还有拜伦的《恰尔德·恰罗尔德游记》、雪莱的《解放的普罗米修斯》、斯各特的《劫后英雄传》、狄更斯的《双城记》与《大卫·科波菲尔》、勃朗特的《简爱》、萨克雷的《浮华世界》、哈代的《黛丝姑娘》、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等等。^[38]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重庆出版界却译介出版了大量英国古典文学，有的人认为这是文学与现实的脱节，现今的读者也很难理解。幸好茅盾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介绍世界名著之成为一种风气，意义是重大的。如果以为这是‘与抗战无关’的工作，那就不免是皮相的看法。或者又以为这是在森严文网之下文艺‘逃避现实’的行为，那更是诬蔑了翻译家。至于第三种的说法，认为这是创作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而现代欧美作品也已不能引起深刻的印象，结果虽有古典名著尚足耐人咀嚼，读者有些要求，出版家推波助澜，乃遂蔚然成为一种风气，这一说，其实亦是似是而非。……自从‘民族形式’问题被提出，而且经过论战以后，对于研究世界古典名著，已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介绍世界名著一工作，也就有了新的意义。简言之，几年来的‘古典作品热’，和抗战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我们是在新的认识上，在远大的目标上，而也是在新文学发展的新的阶段上，来从事于世界名著的研究与介绍的，因而这一工作的评价就不能不高。”^[39]

除古典名著外，英国反法西斯文学也开始被重庆出版界译介出版。重庆出版界最早出版的是奈埃特德的《高于一切》和《飞》，书中反映的英国对德战争最初阶段人民的精神状态，使中国读者格外感奋。普里斯特莱的《格雷特里的灯火管制》1942年在中国译介出版。这部作品把英国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行为和英国上层绅士的叛国行为作了生动的对照，描述了英国民众对德国法西斯的惊险搏斗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复杂性。长篇小说《三个穿新衣服的人》是1945年在重庆出版的，它展现了英国民众在战争期间觉悟的提高以及不愿再受旧秩序约束的愿望，大大鼓励了中国的抗日民众。罗伯特·格林伍德的两部长篇小说《朋丁先生》和《朋丁先生在战时》被译为《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朋丁先生》在中国出版。小说描写一个普通家庭朋丁一家对战争认识的变化，从逃避兵役，认为战争与我无关，到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反省自己，主动去寻找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也反映了一部分普通中国民众的心理发展路程，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很有典型意义，所以很受中国读者欢迎。^[40]

中国出版界并不是单方面译介、出版英国文学作品，也把大批中国抗战文学作品推介到英国。英国的左翼书籍俱乐部就利用它的刊物和出版机构大量转载、发表、出版中国的抗战文艺作品，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谢冰莹的《女兵日记》以及茅盾的作品，等等。^[41]

三

抗战期间，法国文学之所以受到中国出版界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法国当时也处于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之下，法国人民一样因沦陷于敌人魔掌而失去精神家园，所以中国民众很容易在感情上与之发生共鸣和认同。

法国作家中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罗曼·罗兰。194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后来世界书局、骆驼书店又发行了另外两种不同的译本，反映了中国读者对此书的阅读热情。此外，群玉社出版了罗曼·罗兰的《欣慰的灵魂》中的《安戴耐蒂》；现代书局出版了他的《白利与露西》；世界书局出版了《罗曼·罗兰戏剧丛刊》，包含《丹东》、《群狼》、《圣路易》等7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曼·罗兰的《七月十四日》；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出现了三个版本，由北新书店、明日书社和骆驼书店分别出版。围绕着罗曼·罗兰作品的译介出版，中国出版界还出版了不少关于他的评论专著，如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人楩译的茨威格著的《罗曼·罗兰》，永祥书社出版了芳信著的《罗曼·罗兰评传》，等等。足见罗曼·罗兰是抗战期间受到中国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热烈欢迎的法国作家。^[42]

除了罗曼·罗兰，巴比塞在中国出版界也是受到关注的一位法国作家。他的作品在国内译介出版的数量远不如罗曼·罗兰的多，而且他在德国入侵法国之前就去世了，但他的作品《火线下》、《光明》在中国出版后深受欢迎，他作为反法西斯战士的形象也受到中国读者的高度认同。中国评论家认为：“二十多年前，被巴比塞所误认的人类的自由与奴役，世界的光明与黑暗的决斗，今天便真的到来了。目前，我们为纪念巴比塞而加强反法西斯的斗争是有着特别意义的。”^[43]

安德烈·马尔洛也是受到中国出版界关注的一位法国作家。重庆的上海金星书店出版了他的两部反映亚洲革命的小说《征服者》和《王家大道》。他的另一部小说《人的希望》经戴望舒翻译于1938年在中国发行后引起热烈反响。它讲述了两位共产党员艺术家在西班牙内战中如何组织溃散的群众重新起来战斗的故事，指出了西班牙人民和世界人民普遍觉醒给人类带来的希望。^[44]

流亡作家约翰·李却特·勃洛克写的反映法国土伦军港水兵反抗贝当政权的剧本《土伦》和反映巴黎抵抗运动战士英勇战斗的独幕剧《巴黎的搜查》，经译介出版后特别受到中国读者的好评。这两部作品反映了法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民族气节，也表达了流亡作家对祖国的牵挂、思念之情。^[45]

抗战时期对法国文学的译介出版数量并不多，质量上出色的也不多见，但读者特别欢迎法国文学作品，主要是中、法两国人民都是受到法西斯侵略和强权压迫的国民，彼此怀有同情和认可。所以，中国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尽了最大努力来满足读者的需求，在烽火连天、相隔万里的中法文学交流上搭起桥梁，体现出了战争对文学的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