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京报》的那些事儿

说说《京报》的那些事儿

说起老底子中国报纸的发展，不能不说到《京报》。作为古代报纸向近代报纸转型时期的重要新闻媒介，《京报》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拥有专名、以“报”相称、连续发行、广泛传播亦有实物存世的最有代表性的老报纸。从明朝末年到清末民初，《京报》一直持续发行了近三百年。

有幸的是，辛卯年末，笔者委托友人，在京一举拍得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分别由聚兴、聚恒、公兴报房发行的共七份《京报》，加上笔者原藏有的光绪年间的《京报》，形成了一个《京报》系列（图1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由河北翰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举办的古籍善本藏书报专项拍卖会上，笔者还同时拍得晚清发行《京报》的聚兴报房木制报房牌匾一块、同治十三年（1874）由聚升报房置办的棉织品报纸挂包一个，可谓好事成双，锦上添花。

经笔者查阅相关报刊书籍史料，大致从明朝中叶起，开设报房，出版和派送京报，已经成为一项公开的行业。叶再生在所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中推断清雍正年间已有实物《京报》。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中对《京报》也有专述。

图16　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的《京报》

据史料记载并有实物证实，《京报》所刊发的内容，是在朝廷的监督下，从内阁有关部门抄来的，大体分为朝廷政事动态（宫门抄）、皇帝上谕、臣僚奏章等，晚清的《京报》甚至还刊登少量的社会新闻，成为近代报纸的雏形。《京报》一般下午截稿，晚上刻字、刷印、加章，第二天早上就可由送报人来领取，通常在上午10时左右，就能够把前一天晚上印好的报纸，送达到城区订户的手中。各家报房出的《京报》统一为书册形状，规格为23厘米×9厘米不等，每期少则几页，多则十余页，因封面采用黄色纸，俗称“黄皮京报”，报名下方加盖有报房图记以示不同。每册《京报》取费十文，若在北京，则另有《宫门抄》送阅，每月取费二百文。《京报》既有零售，也有订阅优惠，具有商业性质。

晚清时期，北京发行《京报》的民间报房已达十数家之多，其中以设在铁老鹳庙胡同（今北京铁鸟胡同），创立于咸丰年间的聚兴报房为最早、影响最大（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2版）。其他报房有聚升、聚恒、公兴、洪兴、永兴、福兴、连升、合成、信义、杜记、集文、同顺、天华等。晚期《京报》改用木活字或铅活字印刷后，总发行数达一万余份，发行范围除北京外，几乎遍布全国。晚清上海，中外民营报刊日盛，其中《申报》在光绪八年（1882）五月以后，就曾设置附张，录入《京报》全文，其他如《新闻报》、《万国公报》等纷纷效仿，这在客观上扩大了《京报》的读者群。

《京报》的送报人多为山东大汉，这与早期的报房多由山东人创立有关。他们自组行会，制订行规，各有自己的送报范围，且统一正装，蓝布长衫，肩挎布袋，沿巷递送，甚为正规。据统计，其时全行业职工的总人数约有200人。传说，清咸丰年间（1851—1861），北京有一个卖泥捏兔儿爷的摊儿，摆出了一种泥捏兔儿爷，肩背小布袋，上写《京报》二字。此举显然有损送报人形象，被送报人看见，当即向行会作了报告，相约在一天之内将城内所有卖泥捏兔儿爷的摊子全部捣毁。从此，再也没有敢捏侮辱送报人的兔儿爷了。这则故事，既反映了其时送报人行会组织的声势浩大，更显示了《京报》发行的盛况（参见倪延年著《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京报》的订户以官绅和士大夫居多，但也有目不识丁的财主，甚至普通读者。光绪年间，北京曾流传有一首名为“看《京报》”的竹枝词，专门讽刺假充斯文的个别订户：“惟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壮门庭。月间只费钱三百，时请亲朋念我听。”（参见李润波著《故纸遗音——早期报刊收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

《京报》所刊载的消息，多具有新闻史料价值。如笔者此次拍买到的一份聚恒报房同治五年（1866）四月二十一日发行的《京报》，涉及的清廷人物即有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的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内阁学士李品芳、浙江巡抚马新贻、杭州府知府薛时雨等；涉及的事项则有江苏巡抚补缺，绅富捐建浙江贡院学署考棚等。一事一报，言简意赅。再以笔者早年藏有的一份光绪九年（1883）五月二十三日发行的《京报》为例，这份《京报》为书册形式，长23厘米，宽9厘米，封面封底均采用黄色连史纸，封面左方用红色竖印有“京报”两字作为报头，右方用墨汁写有“五月二十三日”字样，封面下方中间位置用红色印有“聚恒报房”4个字的长方形图章。第1页印有发行日期、目录、谕旨、御史丁奏请、都察院奏请。第2页印有：“五月二十三日，内务府、国子监、厢黄旗值日。无引见。记名。提督丁桂智谢恩。召见军机，淳王。”第3页印有：“上谕。涂宗瀛奏假满病未轻，诚恳请开缺一折。湖广总督涂宗瀛着准其开缺回籍调理。钦此。上谕。卞宝第着署理湖广总督。湖南巡抚着潘鼎新署理。均着即赴署任，毋庸来京请训，钦此。上谕。陕西督粮道员缺，着曾铄授。钦此。”第4页印有：“浙江道监察御史丁振铎跪奏：为请饰严拿恶棍以靖地面，恭折，仰祈圣鉴事……”这份《京报》正文部分共12页，有数千字。其中第1页是“目录”；第2页通常所谓的“宫门抄”；第3页的内容是“上谕”，即皇帝所降的单独成篇的明谕；第4页至末页则是“臣僚奏章”，符合《京报》的编排约定。

此次笔者拍得的几份《京报》和这两个报房实物，不仅扩充了自己的报刊藏品，亦拓展了自己的视野。过去民间藏有的《京报》实物多限于聚兴、聚恒报房发行，而这次拍到了一份公兴号发行的《京报》；一般报刊发展史都认为，黄皮《京报》自清同治年间开始，然而这次拍得的一份黄皮《京报》，是咸丰六年（1856）五月十二日由公兴号报房发行的。再如，过去的《京报》实物多为同治、光绪年间发行的，而这次笔者拍得的《京报》实物有道光（封面贴有“题奏全稿”）、咸丰、同治、光绪各个时期发行的。当然，笔者期待着民间能有更早期的《京报》实物出现。

《京报》对于梳理我国报海源流，功不可没。历经沧桑的《京报》虽无音，却在中国的报刊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12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