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与现代化的汇流

第三节　社会图景:都市化与现代化的汇流

民国以来，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为上海这样的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无疑提供了新的推动力。若将上海各个区的人口加在一起计算，1910年有130万人口，至1927年则翻了一番，达到260万。⁽⁸⁵⁾城市的扩张及其带来的人口多元化、市民生活的繁荣，使1927—1937年的中国尤其是作为民营报业重要基地的上海商业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水平达到鼎盛期，“由此也推动着上海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化浪潮达到历史的顶峰”⁽⁸⁶⁾。在此背景下，民营报业的发展也呈现出别样的繁荣景观。

一、市民生活与阅报风习

至19世纪中叶，上海已从开埠时的江南中小城镇一跃而为一个五方共处、华洋杂居的移民型市民社会。“自互市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来游之人，中朝则有十八省，外洋则有二十四国”⁽⁸⁷⁾。1853年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攻占江浙地区带来的移民潮，决定了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市民结构和文化传统。据公共租界工部局1885年的年度报告，公共租界的中国居民约109，000人中，江浙人占74.3%。⁽⁸⁸⁾江浙士大夫移民除带来发展上海的大量资金外，还带来深厚的江浙文化传统，对上海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生活的繁荣、市民文化的衍变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家资丰盈的江浙士大夫移民成为市民社会的上层，而中小商贾、洋行、商行职员，以及江南文人学士则形成市民社会的中层。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市民阶层的形成不仅扩大了实物商品市场，而且还同时培育了服务业、娱乐业等非实物商品市场的稳定的消费群体。同光年间，上海茶馆酒肆、青楼戏园、客栈典当等传统服务业十分兴盛，而且一些新式服务娱乐业如租房照相、物品租赁、游玩公园、观赏西洋歌舞影戏等亦成为不少市民经常性的休闲活动。自1903年始，电影开始出现在上海市民的娱乐生活中。“到1928至1932年间，电影院的生长有非常可惊的速度。电影艺术的猛进，使影剧无敌地在上海市民的娱乐生活中占了最高的位置，成为‘每日百万人消纳之所’”⁽⁸⁹⁾。

晚清以来，随着租界内外学校和报刊的创办、市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变动带来的信息需求增加，阅报逐渐成为上海市民日常生活中大众化的文化消费风习。进入民国，“如人民阅报之习惯业已养成，凡具文字之知识者，几无不阅报。偶有谈论，辄为报纸上之纪载”⁽⁹⁰⁾。“国民读新闻热之膨涨报纸杂志之阅读能力，与销行数相比例。国民近年比较的识字者渐多，故报纸杂志之阅读能力，增加甚速。加以时处过渡，事物之变动急而夥，故无论何人，凡稍识字者，皆知有读报纸杂志之必要。今试以上海一埠论:中等以上之商店无不备有报纸；至学生间购买报纸与杂志之能力，则更可观。今后教育发达，则上海一市之报纸销数，与人口比例，必渐与东西洋相平行也”⁽⁹¹⁾。到20世纪30年代，阅报、评报已成为上海市民文化消费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社会日报》记载了1934年4月某天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序幕:市民之晨。

……这辈分文武两派，文的早上光顾“四如春”，吃一客“油条馒头”或“汤包”，安步当车到“城隍庙”“九曲桥”上溜达溜达，“得意楼”中呷茶消闲，租了几份大报、小报（茶楼上报贩专租报给客人看，大报每份三十文，小报每份十文），看了耸人听闻的事件，老茶客便互相高谈阔论，虽然茶楼揭有“莫谈国事”，他们却不忌惮，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鼎鼎大名，常恣意评论，这里倒是真正民意所有。他们每因所见不合，红筋青筋，力竭声嘶的争辩，大开“圆桌会议”。

当然，民国以后市民阶层日渐浓厚的阅报风习与报业的兴盛是分不开的。租界最早出现的近代报纸主要是由外侨创办的外文报刊，文化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创办了众多报馆、书局，印行出版了《申报》《时务报》《东方杂志》等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和大量书籍。随着阅报者文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报界亦十分注重自身办报质量的改良，“亦知经济独立之重要，而积极改良营业方法；知注意社会心理，而积极改良编辑方法”⁽⁹²⁾。其次，近代以来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和民众识字运动等形形色色的国民教育活动，极大地普及和提高了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同时，生活条件的改善、信息需求的增加和接受新事物的开放观念，使广大市民阶层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的稳定读者群体。民国建立，外事纷扰，救亡形势日趋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教育进一步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时，为了培养有知识的国民，国语运动被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来认识。有识之士痛感失学民众之多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因此至20世纪30年代，全国不少省市尚在推行民众识字运动。“这次上海市招集民众识字讨论会，到会的计有九个省市代表，其余皆系上海市政府聘约或指派的”⁽⁹³⁾。南京政府的最初几年里，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比较明显的发展。从南京政府财政岁出的统计表中，教育的岁出所占的百分比，在1928年为1.5，1929年为2.6，1930年为2，1931年为2.1，虽远远不能同军事和债务相比，但都比经济建设的费用高不少。在蔡元培等主持下，不少重要的高等学校都在这时粗具规模。中等学校也有发展，1928年为1339所，学生234811人；1931年增加到3026所，学生536848人。⁽⁹⁴⁾教育投入的增加和教育规模的扩大使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大量识字的都市产业工人亦成为现代报纸的忠实读者，报纸大众化和商品化潮流不可逆转。“文学革命”后，白话文风靡一时，中国报纸多数有倾向白话文的现象，这对于普及民众阅报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近代以来阅报社的蓬勃兴起不仅通过报纸媒体与社会团体的互动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力，而且以其知识启蒙、政教宣传、风俗改良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能“开中国之民智，促社会之进步”，并深入人心，涵养了近代以来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风习。阅报社，就是聚集公众阅读、宣讲新式报刊之地。阅报社的兴起大概是在1904年之后，大规模发展是在1905—1906年间。其中，《大公报》对于阅报社的宣传和身体力行可谓功莫大焉。可以说，“若没有《大公报》这样的报纸媒体，那么阅报社只能陈陈相因，传递传统的思想与伦理训诫了”⁽⁹⁵⁾。从地域分布看，近代中国阅报社大致上以北京为中心，而一些文明程度较高、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则是阅报社的主要分布地区。比如当时在上海，一些人有感于作为人文渊薮的上海大都市，各种娱乐设施和活动可谓繁多，独独缺乏观书阅报之所，实乃一大缺憾。于是就在上海繁华的马路旁边办起了供人观书阅报的场所。例如位于英租界四马路西丹桂第一台对门的观书阅报所称，读者到此读书看报，只需要付一角钱茶水费，就可以随意地免费阅读该所中陈列的“各省及本埠之日报、旬报、月报，外洋新到之科学图书、标本，以及最著名之新撰新译之各小说、各杂志”⁽⁹⁶⁾。这些私人阅览室可谓初级形态的阅报社。阅报社、讲报处的宗旨不外“开智合群两大义，将来或可为开风气之一助，亦地方之幸也”⁽⁹⁷⁾，而实际上也逐渐增加了人们对读报、听报的兴趣。“借助种种形式……阅报讲报活动，报刊不再仅以冠带绅佩者流为对象，而是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⁹⁸⁾。民国以后，杭州新闻记者联合会“鉴于一般民众对于报纸之漠视，致使社会之进化，经济之发展，政治之设施，咸受重大之影响，还发起了民众阅报运动”。其宣传活动颇具规模和影响:

……乃乘博览会分业宣传之便，举行民众阅报运动宣传大会，以期民众对于报纸有深切之认识，……各界来宾观礼者，亦极踊跃，是日上午，除由汽车队依原定路线游行，沿途散发传单外，并有流动演讲队，分赴市区热闹地点演讲。

民众阅报运动委员会之宣言:……我们的口号是:报纸是人民的喉舌！阅报是一种最高尚最有益的娱乐！民众阅报运动是提高社会文化程度，促进训政工作的完成！⁽⁹⁹⁾

可见，当时由新闻界发起的民众阅报运动不仅赋予其推广报纸销路、普及阅报机会和启蒙民众心智的意义，而且将其提高到“训民以政”的政治高度来认识。与此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报纸的“喉舌论”，对报纸功能的明确和宣传无疑扩大了现代报纸在市民生活中的影响力。

二、职业报人与新闻教育

早期的职业报人⁽¹⁰⁰⁾出现在晚清的新型文化机构中。这些新型文化机构一般由外国传教士在条约口岸比如上海创办，需要有较高文化素质且了解华人阅读习惯的从业者，这就给不少移民到上海寻求发展机会的江浙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或帮外帮人办报、编书，或供职领事馆、海关等机构当文书，他们拥有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时又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可谓亦新亦旧，新旧混合，因而从文化形态上说，可以称其为混合型文化人”⁽¹⁰¹⁾。这些混合型文化人成为上海职业报人的前身，他们从协助、参与西人译书、办报，到主持报纸笔政，其角色和地位均发生了新的变化。前者多为受聘于西人的“秉笔华士”，早期的典型代表有王昌桂、王韬父子、沈毓桂等江浙籍文人。1872年4月30日《申报》的创办开创了“洋人出钱，秀才办报”的时代，由此产生了上海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报人。一部分文人供职于外报，成为报馆主笔，影响并决定报纸的内容、言论风格和编辑方针。《申报》创办人安纳斯脱·美查为了吸引华人读者，致力于报纸的本土化、大众化，因此积极延请华人主持笔政、担任总经理，比如早期聘请华人赵逸如为买办，蒋芷湘任总编纂，钱昕伯、何桂笙襄理笔政，这些秀才就是上海最早的职业报人。这种办报模式很快为《新闻报》《字林沪报》所仿效。创办于1893年的《新闻报》后由传教士福开森接办，曾聘任蔡尔康、袁祖志为主笔，后又聘汪汉溪为总经理。颇具经营才干的汪汉溪任经理后，《新闻报》的经营业绩蒸蒸日上，很快销数即超过《申报》。

民国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的陆续创办，上海的职业报人来源日益多元化，这些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成为报人主体和主流。与早期的混合型文化人相比，他们大都接受过新式教育，具有开阔的知识视野、先进的新思想和锐意创新的精神。留学日本的狄楚青、陈冷、雷奋主持《时报》时，以新的视角、新的话语分析时政，因此立即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新式学生和市民的欢迎，很快与《申报》《新闻报》比肩而立，时人以申、新、时并称，狄楚青、陈冷、雷奋也成为上海报人之翘楚。此外，上海报界还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报人，比如戈公振、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陈布雷、徐铸成、顾执中等。此外，小说家文人也是职业报人的来源之一。他们中不少人是鸳鸯蝴蝶派的健将，或成为大报的副刊主编比如严独鹤、周瘦鹃，或成为小报的创办者、编辑者和供稿者，如毕倚虹、徐枕亚、范烟桥、王西神等。

与晚清相比，民国时期报人的素质和社会地位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新闻记者“品类太杂，敲竹杠，捧歌女，为社会所不齿”⁽¹⁰²⁾，被社会目为“无赖文人”或者是“斯文败类”。进入民国，报人的形象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报人更以“无冕之王”自居。这自然与民国报业黄金时代的到来和报人薪酬待遇的提高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亦得益于新闻教育的兴起和报人自身素质的提高。

有感于中国新闻业的落后，戈公振曾指出:“经济不足，交通不便，亦为报纸发达之阻碍，然人才缺乏，更为阻碍之重大原因。”⁽¹⁰³⁾汪汉溪在论及新闻事业困难之原因时曾谈到，报馆延聘访员简直“难若登天”，品学兼优、见闻广博者都不愿从事记者的职业；而更多的坐井观天之辈仅为稻粱谋，勉强充任记者，报馆又不愿让其滥竽充数。而同时期西方国家报业之发达，无疑给有识之士带来莫大启示:“新闻记者均具有专门学识，曰新闻学，曰广告术，故报馆各部，人材无患缺乏。乃中国报界缺乏专门人才，虽近年来各大学校，间有附设新闻学一课者，亦正在教学期间，此吾国报界所以有幼稚之叹。”⁽¹⁰⁴⁾因此，为了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准，民国时期新闻教育逐渐勃兴。

民国新闻教育之发端，始于中国报界俱进会组织报业学堂之提案，其中提到:“一访事，一编辑，一广告之布置，一发行之方法，在先进国均良法寓其间，以博社会之欢迎，以故有报业学堂之设云云。”⁽¹⁰⁵⁾此为国人知有报业教育之始，惜乎该会不久即瓦解，提案未得实行。中国新闻事业起步的标志当属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也是我国大学中有新闻学之始。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从事于新闻业者颇众，且多优秀之分子焉”⁽¹⁰⁶⁾。这一时期欧美的新闻事业已达到相当程度，尤以北美最为突出。自美国名报人普利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设新闻学后，美国不少大学均纷纷开设了新闻学系科，为新闻业的发展输送了一大批“具有专门学识”的职业新闻人。游学北美的徐宝璜“对于兹学，至有兴会”，遂于归国后“颇究心于本国之新闻事业”，将心得收获传授给北大新闻学研究班学员，后据此形成《新闻学》一书，被蔡元培称为新闻界“破天荒”之作。⁽¹⁰⁷⁾此外，还有著名报人邵飘萍等受邀为研究班“讲述新闻记者外交术，专研究探索新闻材料之方法”，后据此完成并出版新闻学名著《实际应用新闻学》。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先创设报学系科。1920年，圣约翰大学在普通文科内增设报学专业，1924年将报学专业扩建为报学系，由美国人武道任系主任。接着，北京的平民大学、燕京大学、民国大学、法政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南方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福建的厦门大学等约12所高等院校先后设立报学系科，为中国高等新闻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¹⁰⁸⁾其中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为较有规模的组织，其缘起为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联络燕京大学，拟在中国设立一新闻学系。该系特聘的教职员如董显光、纳许氏、哥盘夫氏等均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开设的课程计有新闻学绪论、新闻编辑法、采访新闻法、比较新闻学、广告学原理、广告之作法、发行者之问题等。上海还有顾执中主办的民治新闻学院，广州新闻记者联合会创办了新闻学专门学校。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周孝庵的新闻大学函授科、香港新闻学函授学校等。⁽¹⁰⁹⁾针对当时新闻界不容乐观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准，民国的新闻学课程还十分重视提升新闻记者的基本素质。⁽¹¹⁰⁾

民国时期蓬勃兴起的新闻教育，为民营报业的发展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新闻素养的职业报人。职业报人群体的出现，标志着民国报业的发展逐步摆脱之前的幼稚状态，日益走向成熟和繁荣。

三、传播技术与报业现代化

20世纪以来，以近代印刷术、电报、电话为标志的传播技术突飞猛进，对信息传播时空产生了空前影响，直接加速了报业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新闻报道速度，而且革新了原有的新闻观念和经营理念。

（一）印刷术的引入革新了报业的物质生产手段

造纸术与印刷术虽为中国最早发明，但一直未能应用于报业，近代以来中国报纸的印刷仍为欧美人所发明、改造而成。19世纪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批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同时带来了铅字凸版印刷、石印平版印刷等近代印刷术，这些技术的引入对中国的新闻出版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西方人发明的印刷机械和纸张等印刷材料也随之被引入中国。1890年《申报》引进了煤气作动力的印刷机，在印刷人工方面节约了13个人，且耗时更短，只需要5—6个小时，之前的报纸则需要用18个小时来印刷。⁽¹¹¹⁾1846年美国人理查德·M.豪发明了高效率滚筒印刷机，印刷速度比平版印刷机提高很多，大大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1889年巴黎博览会上展出了一台轮转印刷机，印刷速度再次提高。到1890年已经有很多种轮转机可选择，每种轮转机都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一直占据报纸印刷市场的主流，直到20世纪70年代轮转胶版印刷和照相排版技术兴起，这一伟大的技术才被超越。⁽¹¹²⁾20世纪初印刷术不断更新换代，报纸的印刷质量和生产效率也不断得到提高，但印刷质量不稳定的事件常有发生。曾供职于上海著名的英文晚报《文汇报》（Shanghai Mercury）要员纳许自述:

我在1900年1月1日到达上海……这天晚上，印刷间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纷扰得很。……时光过得很快，而没有一张满意的报纸印出来，骚扰到了顶端，开乐凯怒得去打倒一个不幸的小工。……原来昨晚是第一次用一架新的印刷机，而且是第一次印刷增加篇幅的报纸。⁽¹¹³⁾

1914年7月15日上海《新闻报》第一次使用轮转印刷机，两层巴特式轮转机，这也是中国新闻界的第一次。在1915年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有实力的报纸如《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添置了自动化的印刷设备，机器最多的《申报》《新闻报》大约有二到四层不等的机型三四部之多。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间，受世界新闻技术发展的影响，中国报馆出现了更新印刷设备的一个小高潮。这一时期更新的印刷设备多来自欧洲报馆淘汰下来的轮转印报机。其实早在1900年上海就出现了国产的手摇或脚踩的印刷机。自20世纪初到30年代初，文化出版业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印刷工业的增长。据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记载，这一时期，上海印刷工业增长了6倍；自李鸿章创办伦章机械造纸厂至1924年止，有大型造纸厂共21家。1929年上海的5家印刷和造纸机器厂生产了大量的印刷机器，从7800元的滚筒机到只有135元的手动平板机，种类齐全。密集的印刷造纸工业格局为近现代文化出版业开创了广阔的天地，现代报业市场空前繁荣起来。据记载，“中国制造的印刷机每架约二三千元，外货则要翻倍，凡销数不多的报纸，国产印刷机已足够用；销数在一万份以上的，多购用英美制Duplo式圆版卷纸机，每架约一万元，每小时可印三四千大张；销数至五万左右的，多购用美德制R.Hae或Scott式圆版卷纸机，每架约六七万元，该机有印十二页、十六页、二十四页与三十二页之别，每小时可印二万五千大张。以上两种机器都是专供报馆使用的，自印、自切、自数，无须人工。而且印刷效果较好，字迹清晰。如果再加装机件，又可套印两三种颜色”⁽¹¹⁴⁾。第一张套版印刷的报纸是1927年6月1日的《时报》。

印刷术的更新不仅直接提升了印报速度和质量，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清末报馆自下午到傍晚即截稿、编排和定稿的时间，“每日办报时间，自午后起至上灯时，报务已一律告竣。同时相率星散，各寻其娱乐之方”⁽¹¹⁵⁾。但自轮转机开始运用于报馆后，截稿时间大大推迟，报馆从此有了夜班编辑制的职业规定。

（二）电报技术催生了新闻时代的到来

1844年美国人莫尔斯应用自制的电磁式电报机，通过漫长的电报线路，拍发了人类史上第一封电报。电报在中国的诞生可谓一波三折，从1865年有人提出建电报到1879年朝廷最终同意，争论了整整14年时间。30多年后，当有线电报进入中国，报界捷足先登，成为最早的使用者之一。1881年底1882年初，天津至上海的有线电报开通。当时《申报》报道:“中国创设电报，以天津为总局，以临清、济宁、靖江、镇江、苏州、上海等处为分局，计程二千八百里。”⁽¹¹⁶⁾同时还刊登了一条该报驻北京访员从天津电报局拍发的“电讯”:清廷查办云南按察使渎职的消息。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条新闻专电。《申报》自此开设“本报电音”专栏，专门传递京津要闻、朝廷谕旨等。新闻专电遂成为各报激烈竞争的焦点。而在此之前，由于通信手段的落后，中文报纸并不重视新闻，版面皆以政论为重点。1883年，北京与天津之间也架设了电报线。随后，其他各城市间的电报线也陆续架设，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电报通讯网。在有线电报开通后的很长时间里，报馆拍发电报都与其他电报收费相同:“每字一角起，每间一局递加一分。当时系以线路之远近，定收费之多寡。”⁽¹¹⁷⁾对于当时报馆来说，这一收费标准显然十分高昂，所以当时只有重要新闻才用电报传递。清末制定报律，指出凡遵守报律的报纸，减半收费。后来，减半收费从明码新闻电报扩展到密码新闻，报纸上的新闻电讯稿于是大大增加。1904年《时报》发刊以后，各报竞相采用专电，每天多至20—30条，新闻专电已成为要闻版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交通部颁发的《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新闻专电在报纸上得到大量应用。

民国初年，有线电报的运用、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建设，给各大报纸创设全国性的新闻通讯网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一时间各大报纸竞相在全国主要城市派驻访员或特派员。这在客观上真正确立了新闻在报纸版面上的核心地位，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报业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转型。自1912年10月起，《申报》版面上就开始出现“北京特派员”的名称。《时报》《新闻报》等沪上大报也不甘落后，纷纷聘请黄远生、邵飘萍、徐彬彬等为该报驻北京的特派员，他们撰写的“特别通讯”往往成为各报每日争夺读者的最大卖点。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批名记者就这样脱颖而出。由于广受欢迎，电讯在这些报纸上所占据的版面越来越多，遇有重大事件，报馆甚至会刊出整版电讯。

中国最早的海底电缆是1871年从香港和日本长崎到上海的电报水线，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擅自铺设。通过该线路，欧洲的电报通讯在当天最多不超过一天就可以到达上海。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国际新闻的收发一直被外国电信公司垄断。当时国际新闻电讯的传送费用十分昂贵，比如中国与欧美两大洲之间的新闻电报通信收费额，比欧美两洲间的收费额高出了两倍半，因而中国报馆大都难以承担。1927年8月，戈公振在日内瓦万国报界会议上发表演说，希望大会能对中国与欧美间的新闻电费用问题进行讨论，减少和降低此项费率，以促进新闻交流。大会对此问题给予了重视，经讨论“预备切实减费计划，希望新闻电照商电四分之一收费”⁽¹¹⁸⁾。经各界努力，民国期间中国国际电报费率呈缓慢下降趋势。直到1931年2月交通部国际电台在上海建立后，外国电报公司对中国国际电信事业的垄断才被打破。

除了有线电报外，还有无线电报被用来传送新闻。无线电报由意大利人马可尼于1895年发明，当时是他首先采用无线电报的方式实现远距离无线通讯的。与有线电报相比，无线电报技术的优势是成本较低，经济方便；缺点是保密性较差，不利于传递独家新闻。上海第一架无线电报机安设于1908年，是年吴淞至崇明岛的海底电线即有毁损，江苏省当局乃以官款组织淞崇无线电报局经营之。第一架外人无线电报机亦安设于1908年，由上海汇中旅馆（Palace Hotel）所置，当时舆论沸腾，谓其侵害主权，遂由邮传部向英公使交涉，结果于1909年由我政府收买，拨归上海电报局管理。第一架广播无线电台建于1923年，美人奥斯邦（E.G.Osborn）组织之中国无线电公司所设，是年1月24日下午8时做沪上第一次播音。⁽¹¹⁹⁾

电报技术应用于报界，对新闻业的报道方式和新闻理念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新闻专电产生之前，政论长期占据中国报纸的主导地位，虽偶也以各种“北京通信”作为亮点吸引读者，但毕竟没有成为报纸的主流。新闻专电以其空前的时效性迅速成为报业的新宠，亦成为报纸吸引读者的竞争利器。当然，从新闻业务史的角度看，不可否认，新闻专电的出现终结了近代中国报纸的政论时代，从而开启了一个真正确立新闻的独立地位的时代。

（三）电话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报业的现代化

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揭开了人类崭新的交往史。1877年，第一份用电话发出的新闻电讯稿被发送到波士顿《世界报》，标志着电话为公众所采用。1905年我国收回并开通外商所办的平—津—沽长途电话，这是我国第一条长途话线。20世纪20年代初，身处电信事业发达的上海，报馆拥有电话的也并不多见。据民国报人包天笑回忆:“《时报》也仅有两部电话，一部在主笔房，一部在营业部，《申报》《新闻报》两报要多些，但绝没有同时期日本同行达到的每个记者桌子上有一部电话的程度。”⁽¹²⁰⁾由于长途电话费费用昂贵，且不具电报费那样的优惠政策，同时还存在技术上的不成熟，因此到20世纪20年代前报馆对电话的使用率并不高。长途电话基本到1928年才开始有收入。直到三四十年代，《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大报才渐渐普及使用电话。不过，当时为了解决新闻电报线路拥挤、影响时效等问题，一些报馆尝试将电报和电话结合起来使用。此举很快为其他报馆所仿效。⁽¹²¹⁾

法国学者塔尔德在考察技术发展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时说:“现代报纸依靠迅捷的传播媒介（电报和电话）和快速的运输工具（铁路），以便迅速收集新闻，并在辽阔的地域里迅速地发行。”⁽¹²²⁾除了电报电话外，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对报业现代化亦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上海等地开埠通商后，出现了由外国人开办的书信馆和邮局，“不少报刊都通过书信馆发行，如《北华捷报》《通闻西报》《字林西报》《文汇晚报》等，书信馆工人早晚到报馆取报，分送给界内外居民，这种送报服务取费低廉，几乎是赔本买卖”⁽¹²³⁾，对报刊发行确有很大帮助。随后，铁路、公路、水路交通以及航空业的发展，大大缩短了报纸传递的速度和距离，报纸发行不再仅仅局限于本地市场，而是开始辐射到周边地区以及更遥远的边塞。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不但传送到附近县区和苏、杭一带，还远达内陆和边疆地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空中航线开辟，从上海到汉口及由汉口到重庆只需7小时”⁽¹²⁴⁾，航空邮递报纸极大地拓展了报纸在更大区域内的影响力，同时也十分有利于报纸采集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闻，由此大大丰富了报纸的新闻信息量。由于清政府顽固的“华夏中心论”，铁路在中国的产生亦多磨难，从1872年有人提出修铁路到1889年朝廷最终同意，争论了整整17年。1911年津浦铁路的通车，使京津与上海之间的通信往来更加方便，两天内便可抵达。因此沿铁路地带的消息传递，较之以前更为快捷、便利。

总体来看，民国以来各种传播技术的发展对报业现代化均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具体而言，印刷术的突飞猛进革新了传统报业的生产手段和条件，激活了近现代报业市场，其文化和经济价值不可忽视；电报因其突出的时效性和相对成熟的技术水平，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新闻传输手段；电话因其技术的不成熟和费用问题，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渐渐在报业中普及；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电报费用昂贵带来的缺憾，且大大提高了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和便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