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报业迎来发展高潮

第四节　民营报业迎来发展高潮

如上所述，“黄金十年”时期，形式上的“一统江山”和特殊的租界制度客观上给民营报业的发展带来相对宽松的办报环境和“有限的新闻自由”，经济复兴、社会文化生活的繁荣则为报业经营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经过民国初期企业化经营的积累，到20世纪30年代民营报业的发展达到历史的鼎盛期。

一、繁荣与转型:规模化、集中化、现代化

民国初期，民营报业已经发展成为报业版图上的主流角色，并初现繁荣。⁽¹²⁵⁾到1930年代则进入发展的高潮期，民营报纸不仅数量激增，而且出现了规模化、集中化的趋势。从报纸销数来看，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申报》《新闻报》进入稳定发展期，销数急剧上升:《申报》1921年销数为4.5万份，至1926年底达14.1万份；《新闻报》1921年销数近5万份，到1926年达14.1万份，1929年销数达15万份，⁽¹²⁶⁾1935年达18万余份，达到该报的历史最高水平，也是民国时期报纸发行的最高纪录。新记《大公报》1926年9月续刊时发行不足2000份，1931年发行量达到35000份，位居当时全国报刊的前列，在北方则属于第一大报。⁽¹²⁷⁾当然，与当时的日本报纸相比，中国民营报纸的销数最高时均未能突破20万份，而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则日销200多万份，说明中国的报纸还没有走上近代大资本企业的轨道。但是就报纸数目来说，我国却比日本多。据1936年《内政年鉴》所载，当时在国民党内政部登记的报社已经达到1763家了。⁽¹²⁸⁾随着销数的上升，广告收入也逐年增加，一些民营大报遂得以达到“经济自立”。比如《新闻报》“风行海内外，为阅者所欢迎”的同时，“每年广告刊费收入，自数千元历年递增，至今几及百万元，除开支暨股东官红利外，同人亦得花红之分润，业务有蒸蒸日上之望”⁽¹²⁹⁾。胡道静曾评价道:“故中国报纸的能够经济独立的，以新闻报为最早。……新闻报的创办虽较申报迟二十年，但因经营得法，声誉和申报不相上下，物质的设备也并驾齐驱。”⁽¹³⁰⁾

从经营规模来看，从1912年10月20日到1934年11月13日，《申报》从单纯一份报纸发展到拥有四家报馆:《申报》《时事新报》《庸报》与《新闻报》以及若干种刊物，从一栋二层简陋馆舍到一幢五层的世界一流的欧式报馆大厦。⁽¹³¹⁾《世界日报》是成舍我在1924年到1925年在北京先后创办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的总称，是“完全沿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报纸的做法创办起来的报纸”⁽¹³²⁾。由此形成了一个日、晚、画三报同时出版的“世界报系”。这一时期，中国报界还产生了报团的雏形——“四社”，是由张竹平在集资创办的申时通讯社、《时事新报》、英文报纸《大陆报》和《大晚报》等四家新闻机构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这种集合了日报、晚报、英文报和通讯社的联合体，经济实力相当雄厚，被誉为“报业托拉斯”。影响力方面，《申报》原本只是一份仅限于国内的权威报纸，经过多年积累，到20世纪30年代影响扩大到欧美，并与世界第一名报《泰晤士报》并驾齐驱于世。可见，1927—1937年民营报业无论在销数、经营规模还是在影响力方面均突破之前的发展状态从而达到鼎盛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民营报业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开始了经营体制转型和组织管理变革，这种繁荣之中的转型变革使得民营报业经营展现出独特的风貌和特性，且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民营大报现代化特征日益彰显。这将是本文着力开掘和展开论述的核心议题。

二、作为考察中心的《申报》《新闻报》经营简史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的上海，创办人是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Emest Major），至1949年终刊，是近代中国存在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报纸。以经营视角来看，《申报》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872年至1889年是美查经营时期，尚属于粗放型经营的资本积累期；1889年至1912年，《申报》逐渐由外国人独资转为中外合资，最后完全归为华人所有，经营方针和编辑业务仍循旧例。1912年至1934年是史量才经营时期，企业化管理模式日趋成熟并实现了更大的辉煌。之后《申报》几经沉浮，曾先后被日本人和国民党控制，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终刊。

史量才时期的《申报》经过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企业化经营，至1930年代初已达到发展的鼎盛期，发行量从史氏接办时的7000份上升到155900份，从单纯一份《申报》发展到拥有四家报馆的“报团”雏形。⁽¹³³⁾这段时期堪称《申报》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史量才将“史家办报”⁽¹³⁴⁾思想贯穿其报业生涯并颇具影响的重要时期。史量才是“史家办报”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主张记者应“负直系通史之任务”，完全以史家的职责和道德要求记者。又因史量才姓史，后章太炎将史氏的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

《新闻报》创刊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由华商张叔和等组织公司，推丹福士为总理。后丹福士因事破产，遂为美国人福开森（J.C.Ferguson）所购得，福开森聘汪汉溪为总理。起初仅为私人事业，1899年11月4日至1906年6月1日，改组为有限公司，照香港法律注册，以福开森为公司总董，开乐凯（J.D.Clark）为副总董，其余董事为朱英三、何丹书、苏宝森。1916年3月29日，英公司解散，复在美国特来佛州注册，改组为美国公司，仍以福开森为总董，汪汉溪为总理。1920年春，因公司事务殷繁，添聘汪汉溪之子汪伯奇为协理。1924年11月5日，汪汉溪因积劳成疾而病故，由其长子汪伯奇接任总理，次子汪仲韦为协理，汪氏兄弟接手后进一步将《新闻报》办出了新气象。1929年福开森无意经营，遂将股权出让给史量才等华商。总计资本120万元，改组注册为华商股份有限公司，以吴蕴斋为董事长，汪伯奇、汪仲韦任职如故。⁽¹³⁵⁾

汪汉溪主理《新闻报》后即与福开森等议定，“以经济自立，无党无偏，对于言论主持公道，不为威胁，不为利诱，广延人才，推广销数，报章内容，力求丰富为宗旨”⁽¹³⁶⁾。之后《新闻报》一直秉承“无党无偏、完全中立、经济自主”的办报方针，敏锐地洞察到:“上海人口从事工商业者为最多，我们办报，首先应当适应工商界的需要。”⁽¹³⁷⁾因而确定以工商业主、店员和一般中下层市民作为自己的主要读者对象，内容着重于经济新闻和社会新闻，尽可能地满足工商界人士和普通市民阶层的信息需求。汪汉溪时期的《新闻报》在广告和发行上均呈现出连年递增的趋势，且一直引领沪上民营报纸。1916年汪汉溪刚执掌报馆时，发行量达33045份；1919年，达45782份；1921年，达59349份；到1924年汪汉溪去世时，销量增长到105727份，⁽¹³⁸⁾超过当时风头甚劲的《申报》。显然，在要么“自怀党见”要么“割售零卖”的民国报界，《新闻报》独能发挥“在商言商之主义”，“不求津贴，不卖言论，不与任何特殊势力缔结关系，惟凭其营业能力，步步经营，以成今日海内第一之大报，此诚难能而可贵也”⁽¹³⁹⁾。报人张季鸾以“在商言商”四字高度概括了《新闻报》的办报思想，持论可谓公允。

综上所述，作为近代上海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广的民营大报，《申报》《新闻报》有着相似的经营历程，均先后脱胎于外人在华报纸，20世纪初报业产权相继易手国人，并于20世纪30年代改组为华商股份有限公司。两报虽秉承不同的办报方针、经营思想和策略，但作为当时报业市场上的领跑者，两者均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经营业绩的高峰。可以说，就经营历程和经营特性而言，《申报》《新闻报》足以代表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