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报业发展的行业环境演变

第二节　民营报业发展的行业环境演变

尽管国民党政府设法推行其新闻统制政策，以实现“一元主义”的新闻专制目标，但是在南京政府最初统治的十年间，这个“宏图”始终停留在纸面上。就当时报业发展的版图来看，除了民营报纸外，还有国民党党报和政报、中国共产党党报以及外人在华报纸，这些报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冲突、彼此融合，由此形成了多元化的报业结构。

一、报业结构的多元化格局

（一）民营报业发展迅速且达到鼎盛期，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

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出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国民党对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营报纸采取了较宽松的政策，使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甚至呈现出超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鼎盛景象。民营报纸不仅在数量上有较大增长，新闻业务得到改进，更重要的是报业经营亦逐渐摆脱幼稚状态，走上了专业化、规范化的营业轨道。至20世纪30年代，民营报纸的广告和发行业务得到了很大拓展，出现了一报多馆、报业联合和兼并等托拉斯化倾向，影响力与日俱增。据国民政府内政部1936年统计，1927年全国报刊总数为628家，到1936年增加到1031家，增加了约70%。⁽⁴⁵⁾在这些报刊中，有些是新创办的各级各类中国国民党的党报、政报和军报，但绝大部分仍然是民间所办的报纸。“够得上给全国人观览的（报纸），实在寥落如晨星。而这些比较有力量的报纸，多数是偏重于纯营业性的。”⁽⁴⁶⁾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国统区的大、小民营报纸也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浪潮中，抗日救亡成为民营报纸的宣传中心。其中以《申报》最为典型。“九一八”后，《申报》转变之前的保守立场，不断倾向进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自1931年起，《申报》在政治态度和办报方针上发生了转变，启动了全面的《申报》改革。其中副刊《自由谈》改革影响甚大。经过留法作家黎烈文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由谈》从“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蜕变为反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进步舆论阵地。1932年4月《申报》创刊60周年纪念，《申报》开始兴办社会文化事业，先后发行《申报月刊》，出版《申报年鉴》，设立《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以及《申报》服务部，并编制中国分省地图，出版《申报》丛书系列，服务于读者和社会，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拓展。

（二）国民党党报系统迅速建成，并成为举足轻重的舆论阵地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中央政权取得了名义上的统一。为了建立国民党的“喉舌”，深谙宣传之道的蒋介石政权实行“以党治报”的方针，着力建立起庞大的国民党宣传系统（以《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为核心）并使之得到全面扩张，在当时的新闻舆论阵地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统治地位。

1.以《中央日报》为中心的国民党党报系统

1927年3月22日，《中央日报》在汉口创刊。初为国共合作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主办的报纸。“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停刊。1928年2月《中央日报》在上海复刊，确立的宗旨是“阐明党义、宣扬国策”，“拥护中央、消除反侧、巩固党基、维护国本”，1928年冬移至南京，于1929年2月1日正式出版，改组为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由中央宣传部党报委员会直接管辖，中宣部部长叶楚伧任主席。《中央日报》下设经理、编辑两部。作为国民党当局的忠实代言人，《中央日报》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宗旨，不遗余力地阐扬反共国策和宣传国民党政府施政成就，一度被国统区的部分新闻学者列为与《申报》《新闻报》《大公报》齐名的“四大报纸”。⁽⁴⁷⁾实际上，“除了财大气粗、印刷机械精良外，《中央日报》的发行量很长一段时间仅维持在两万份左右，在社会影响力方面，根本无法与《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相提并论”⁽⁴⁸⁾。1932年《中央日报》开始实行社长负责制，由程沧波任社长，主持社务。这次改组整顿成为《中央日报》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自此获得了事业上的大发展。不仅兴建了报馆新楼，更新了印刷设备，而且销数也从8000份增到3万份，营业能力得到大大提高。在此基础上，《中央日报》开始了规模拓展。1937年6月《中央日报》庐山版创刊，中央日报社、也是国民党党营报纸创设地方分版自此而始。

除了《中央日报》外，其他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也得到迅速发展。在上海，国民党扶持经费困难的《民国日报》，将之宣布为国民党唯一正式机关报，并给予大宗补助，使之发展成为国内唯一的大报。国民党在华中地区最大的党报——《武汉日报》于1929年6月10日在汉口创刊，业务逐渐发展，后发行数一度达到2万份。《中山日报》是国民党在华南地区最大的一家党报，还有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东南日报》。此外，国民党还积极发展地方党报。抗战爆发后，这些报纸应战时需要，都纷纷转移到中小城市、城镇甚至更偏僻处出版。由此，以《中央日报》为中心，国民党迅速建立了一个多层级、广辐射的党报系统。

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颁布了《党报条例》《设置党报条例》《指导党报条例》《补助党报条例》等一系列条例，明确规定党报的宣传内容都必须以“本党主义及政策为最高原则”，企图用党义宣传不仅强化国民党党报系统，而且统驭所有的民间舆论。根据条例精神，国民党不仅加强了党营中央新闻事业的建设，而且“每下一城一邑，党报为之勃兴，以发扬主义，记载党务为最大责任”。⁽⁴⁹⁾在全国各地县以上地区、城市，都建立了严密、庞大的党报网。国民党党报系统建立起来后，便奉“本党主义及政策”为圭臬，着力配合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行径，大力实行所谓“舆论战”“宣传战”。

2.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的主要信息资源

在信息资源的来源方面，《中央日报》主要依赖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中央通讯社（以下简称中央社）于1924年4月创办于广州，1927年迁至南京，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管辖。创办初期，中央社规模较小，装备简陋。1932年5月中央社改组整顿，时任中央宣传部总干事萧同兹授命担任社长，负责改组事宜。萧上任后即提出三条办社方针即“工作专业化”“业务社会化”“经营企业化”，实行企业化管理，走独立经营之路。改组后的中央社得到迅速发展，通信设备得到较大改善，吸纳了各方面人才，扩大新闻来源网。1936年中央社在全国的分社扩展到11个，通讯员办事处20多处，国内重要城市无不有该社记者的派驻，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新闻通讯网，“每日所发的国内外消息平均约有15000字左右之数”⁽⁵⁰⁾。

自1932年7月始，中央社与路透社、哈瓦斯社、海通社等外国通讯社合作，由中央社取代各国通讯社在我国的直接发稿权，以扩大国际宣传影响。此事在新闻界的标志意义在于，中央社被视为“差不多就算一件成功中国国家的新闻通信机关”⁽⁵¹⁾。1935年发英文稿以正国际听闻。⁽⁵²⁾中央社除设立国内各分社外，复于“九一八”事变后，特派记者驻日内瓦采访有关国联的各项消息，以及其他重要国际性活动也都特派记者前往，并且在东京、日内瓦、新德里设有国外通讯员办事处。邵力子认为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央社可算得上是国内唯一权威的通讯机关，“第一在其设备之完善，各分社类多设有自用电台以便随时向总社拍发新闻，供给全国报界之用；第二在通讯网之组织健全，使全国消息容易联络沟通”⁽⁵³⁾。到抗战前夕，中央社直接对全国250家报社发稿，基本上垄断了国内的新闻通讯事业。

（三）共产党党报系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获得较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十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1927—1937年，共产党初步建成了以机关报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党报系统。《向导》周报停刊后，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新的政治理论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在上海秘密创刊，及时报道了“八一”南昌起义、海陆丰农民运动及广州起义等情况。1930年8月，《红旗日报》创刊，其前身是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红旗》和中共上海区委的机关报《上海报》。“出版不到一月，发行量竟达12000多份，甚至还有国外订户，可见其影响之大。”⁽⁵⁴⁾此外，《中国青年》《中国工人》等也更名恢复出版。中共各地方党团组织也纷纷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这些报刊大力宣传共产党主张，揭露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成为与国民党党报系统尖锐对立的新闻舆论阵地。

在国统区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共产党党报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发行的，稍有不慎就屡遭查禁和迫害。《红旗日报》的发行人员就曾先后被捕四五十人，承印的印刷厂多次被封。为了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共产党报刊不得不经常调整斗争策略，比如仿照流行的消闲小报伪装封面，不断改换刊名，依靠群众建立印刷、通讯和发行网点等。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1932年后中共在国统区的党报系统也难以为继，不得不转移宣传阵地。

（四）外国人在华报纸和通讯社大量存在，并占据优势地位

从1815年到19世纪末期，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几乎控制了我国的新闻出版业。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状态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国共有43家外国人在华所办报，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等大城市，其中约1/4集中在上海，较具影响力的就有《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上海泰晤士报》等。⁽⁵⁵⁾外人在华报刊中，日本人在华所办的报纸几乎占了大半，达到30家以上，势力较大的有《顺天时报》《新支那报》等。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上海乃至中国报界的国际新闻均来源于英国路透社，因该社享有在远东地区发稿的独占权，因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垄断了中国报纸国际新闻的来源。之后，日本的电通社与东方社也加入进来。其他一些外国通讯社如合众社、哈瓦斯社、共同社、时事社等，也都纷纷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并向中国报纸广泛发稿。这些外国通讯社标榜消息公正无私，实则常受所属国的国家政策所支配。“十数年来秉承政府之意旨，离开报道之正轨，其成绩八字以蔽之，挑拨是非造谣惑众”⁽⁵⁶⁾。除了国际形势的报道外，中国报界在国内军政要闻的来源上也经常仰给于外报和外国通讯社。诚如任白涛所感叹:“不要说国际新闻是仗路透、东方、电通三社的瞎三话四的电报，国内的重要消息，除上海国闻社和最近创设的中央社有少量的电报外，就不能不仰他们的鼻息。无形中受英日帝国主义新闻政策的催眠，给中国民众不少的错误的印象，这是何等痛心？”⁽⁵⁷⁾黄天鹏对中国报纸的“无能”和“明知受愚”却不得不仰人鼻息的行为深为扼腕，将之斥之“饮鸩止渴”。⁽⁵⁸⁾有识之士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可怕而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反宣传——尤其是外国通信社侵占了中国的通信自主权而在中国各地任意制造传布的种种谣言。”⁽⁵⁹⁾对于这种“新闻的侵略”，李大钊早就倡议:“中国政府应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应将那些造谣生事的、侮辱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驱逐出境，一个不留，才是正办。”⁽⁶⁰⁾

1927年前后，国人设立的通讯社已逐渐兴起。除了中央通讯社外，国内粗具规模且有一定影响力的，还有天津的国闻社、上海的戊辰社和申时社。到1937年全国通讯社共有520家之多，从表面观察似有发达之势，但就实质而言除了中央通讯社等少数几家外，大多因陋就简，无法担负起新闻报道的使命。⁽⁶¹⁾即便到了抗战时期，“有了组织颇为完备的中央等社，但国内的重要电讯，仍然要依靠上述的几个外国通信社，尤其是在这个对日抗战的时期，差不多半个中国被倭寇攫去，事实上有非依赖外国通信社不行之势”⁽⁶²⁾。可见相比而言，外国通讯社因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在当时的报业格局中一直占有相对优势的地位。

二、报业种群的冲突与融合

1927—1937年国民党专制主义新闻统制政策，决定了国民党党报与非国民党党报之间始终处于尖锐对立、激烈冲突的状态；另一方面，置身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背景下，报业结构的多元化格局促使整个中国报界在相互冲突中逐渐融合，最终共同融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除了国共两党党报系统的尖锐对立外，当时报业种群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尤其突出体现在民营报纸与国民党党报之间、本土报纸与外人在华报纸之间的复杂关系上。

（一）民营报纸与国民党党报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国民党党报和民营报纸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相互冲突和对立的状态。在国民党着手建立党报系统之前，就开始有计划地接管一些民营报纸，将之改造成国民党党报并使之听命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这是国民党在发展地方党报方面的特有手段。“扩大党报系统以补充或取代私人报纸，是省宣传部在地方上推广党治国家的重要举措之一”⁽⁶³⁾。到1926年初，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管了广州《民国日报》，并已开始发行一份反映“中央意见”的新的权威杂志——《政治周刊》。1925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说服省宣传部接管了广州市内的另一家日报，即《国民新闻》。“其用意并不是让《国民新闻》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广州《民国日报》竞争，相反，省宣传部的目标在于取消这家私人报纸的发行权，因为它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眼中钉”⁽⁶⁴⁾。通过接管、改造民营报纸，尤其是立场、观点与国民党对立的民营报纸，国民党党报系统得到扩展的同时，又有利于铲除新闻界的“不同声音”“多元主义”，以期达到“舆论一律”。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民营报纸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投入到人民爱国运动中，通过报纸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独裁误国政策，由此和国民党党报发生直接、激烈的冲突。1931年底，为了反抗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全国各地学生纷纷集中奔赴南京请愿，在国民党的统治心脏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浪潮。面对声势浩大的学潮，以《申报》为代表的民营报纸始终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对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谴责。而《中央日报》则完全尊奉国民党当局的旨意，对学生运动加以非难、压制甚至造谣中伤，结果被愤怒的学生彻底捣毁。在此后发生的“珍珠桥惨案”中，《申报》等民营报纸与《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之间也展开了一场观点尖锐、立场鲜明的“舆论战”。此外，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为了严密控制新闻舆论，出台了一系列新闻统制政策。这些政策一方面为国民党党报的发展扫除了竞争的障碍，另一方面又将较少受到新闻检查制度束缚而享受特权的国民党党报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民营报纸的对立面。一些民营报纸往往以“官家报纸”指代《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国民党系统的报纸，由此可见其对后者的某种敌意或轻蔑态度。曾任《中央日报》社长的程沧波甚至感叹道:“当时国内有一部分舆论，借了国难的题目，误用了保卫自由的理论，对本党的攻击污蔑，几乎不允许我们有生存自卫。”⁽⁶⁵⁾这足以说明当时《中央日报》与民营报纸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国民党党报在舆论界的孤立处境。

尽管民营报纸与国民党党报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和融合更为显著和频繁。首先表现在报纸的编辑业务方面。1932年前的《中央日报》内容单调、重复，纯粹沦为国民党当局的“传声筒”，声名狼藉。社长程沧波实行改组整顿时，就报纸的编辑业务特地请教了时任《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很快得到张的回信:“办报还是新闻第一，报纸版面应多登载一些新闻。”⁽⁶⁶⁾程沧波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改组后的《中央日报》以丰富的新闻信息和耳目一新的版面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在报业经营方面，民营报纸与国民党党报之间相互借鉴、学习，经营能力和业绩均得到共同的提升。1932年《中央日报》学习《纽约日报》成例，在全国新闻界率先实行社长负责制，可以说是中国报业管理体制的一次大改革。一时间，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等城市报纸新闻均纷纷报道了《中央日报》改制的新闻。之后，许多民营报纸相继效行，在报馆内部管理上实行社长负责制。另一方面，国民党党报还积极吸收一些民营大报企业化的办报理念和经验，打破之前党报僵化、呆板的办报模式，在报业经营上焕发出新的生机。比如，受民营大报经营理念的启发，国民党党报系统开始认识到广告和发行的重要性并普遍加以重视。1932年6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中央宣传委员会直辖报社组织通则》规定，各级党报都要设立经理部，派专人掌管广告、印刷、发行等事宜。⁽⁶⁷⁾由于重视经营管理，《中央日报》的经营状况有了好转，发行量从9000多份增长到30000份以上，摆脱以前全部依赖政府津贴的窘境，初步具备了参与报业市场竞争的综合实力。

（二）本土报纸与外国人在华报纸之间的融合与冲突

近代外国人在华创办报纸者多来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至19世纪60年代，这些国家已完成了报业的企业化与大众化阶段，报业体系日趋完善，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报纸经营理念和经营方法。因此，除了早期创办的宗教性中文报刊外，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纸从一开始就直接采用西方报业的经营模式，按照商业原则经营报纸，“以1872年《申报》的创办为标志，开创了中国报业以商业性报刊为主流的新纪元”⁽⁶⁸⁾。

近代中国民营报纸就直接脱胎于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纸，他们先是孕育于外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时机的成熟，最终脱离母体而转变为华商执掌的本土报纸。1909年“美查股份有限公司”将《申报》售予华人买办席子佩，自此《申报》名义上虽以葡萄牙人为经理，但实际上已归国人所有。1929年史量才从《新闻报》总董福开森手里收购了该报的部分股权，从而控股《新闻报》，此举标志着《新闻报》已完全化身为国人所有。这些脱胎于外报的本土民营大报，无论是传播策略还是产业模式，几乎完全移植了西方的新闻传播观念以及报纸经营理念和经验，从而在本土报业版图上拥有相对优势的竞争地位，并获得广泛的影响力。不仅如此，那些纯粹由国人创办的报刊在印刷技术、办报方针、经营思想等方面也从外国人在华报刊中获益甚多。可以说，“近代报业，正如上海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兴起得晚，但是发展迅速，只用了几十年功夫便走完了欧美列强二三百年的历程”⁽⁶⁹⁾。这主要得益于外国人在华报纸对中国民营报业发展所发挥的奠基作用，其报业运营模式和思想直接孕育、引领了中国民营报业的发展，并辐射到整个本土报业。

1927—1937年在多元化的报业结构版图上，外国人在华报纸大量存在并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但从政治倾向性来看，外国人在华报纸也并非铁板一块。据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29年2月调查，当时外国人在华报纸约可分为三派:“（1）死心塌地维护资本家派，如上海字林、泰晤士、京津泰晤士等属之；（2）骑墙派，对我国政治、社会时而说好时而说坏，无论何时随风转舵毫无宗旨，如《大陆报》等属之；（3）同情派，对我国建设事业极关心，不利于我者之消息均不登载，如《北京导报》、《华北明星报》及《密勒氏评论报》均属之。”⁽⁷⁰⁾总体来看，外国人在华报纸的大量存在和发展不利于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因此，中国国民党党报和国民党新闻主管部门经常同外国报纸发生正面冲突。仅1929年3—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接连处分了《华北明星报》和上海《字林西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确立新闻政策案》中，也专门规定了“取缔外国报纸及通讯社之反动宣传”的条款。⁽⁷¹⁾对于外国报纸上刊登的有关言论，国民党党报经常予以严加驳斥，认为外国帝国主义报纸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反动派，对于其造谣中伤国民革命的行径理应严加制裁。客观来看，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日益强烈的反帝情绪，以及独立发展我国新闻事业的决心。但同时也应看到，国民党党报进行斗争的真实动机不仅仅在于其反帝立场，更重要的是，这些外国人在华报纸的报道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有些甚至是相当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