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阻断民营报业发展进程

第四节　抗战全面爆发阻断民营报业发展进程

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日军迅即占领租界以外的上海地区，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区域仍维持原统治格局，形成相对安全的“孤岛”区域，一直到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这段时期史称“孤岛时期”。抗战全面爆发后，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无论是文化环境还是政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战争不仅摧毁了上海的文化基础设施，而且加速恶化了整体文化环境，尤其是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后，许多文化机构纷纷随之迁移，各路文化人士亦风流云散，报馆编辑部和印刷广告的人员更是大批外流。在日军的高压统治下，上海民营报纸或被迫停刊、内迁，或接受检查，抑或挂上“洋旗”继续宣传抗日。总之，经此一劫，民营报业的发展由盛转衰，风华难再。

一、救亡背景下的停刊与内迁

1937年11月13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强令所有宣传抗日的报纸一律停刊。上海战事发生后，受多方面条件制约，许多刊物出版小型联合版，如《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国民周刊》《中华公论》等4家杂志联合出版了《战时联合旬刊》。上海小型报纸如《上海报》《小日报》《大晶报》《东方日报》《金钢钻》《福尔摩斯》《世界晨报》《正气报》《明星日报》和《铁报》10家也联合出版了《战时日报》。在日本侵略者和租界当局双重压迫下，许多华文报纸毅然宣布停刊，据民国1937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载:“自11月华军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30种，通讯社之停闭者共4家，包括中国政府机关之中央通讯社在内”。留下来继续出版的仅有《时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和《社会晚报》等少数报纸，也都纷纷缩小篇幅维持出版，时刻面临新闻管制的厄运。

《申报》《大公报》等民营大报在停刊的同时选择了内迁。《申报》和《大公报》分别发表《告别上海市民》和《暂别上海读者》。《申报》刊登声明，因环境关系于12月15日起停刊，上海报业在本埠以外城市和地区增设地方版。为了对抗日军的新闻管制，《申报》将一部分印刷机器、物质转移到武汉，1938年1月15日出版武汉版，随着日军的西进，《申报》又转辗到香港，1938年3月1日发行香港版。⁽¹⁰³⁾当时，还有《救亡日报》《立报》《时事新报》《民报》等日报相继停刊或撤离上海，上海日报公会停止会务。“八一三”事变后，“四社”管理处和《时事新报》随国民党军队西撤，《大晚报》则继续留在上海，之后以英商独立出版公司名义出版，虽然以“洋旗报”为护身符得以继续发行，但是由于失去总管理处的支持，经营上只能勉强维持，直到1941年被日寇查封。

二、高压政治下的新闻管制

上海沦陷不久，日本人就直接控制了上海的新闻活动。1937年12月13日，日军以武力占领上海新闻检查所，组织伪新闻检查所，实施高压新闻管制。12月14日日本海军报道部宣布，对租界内华人主办的华文报纸强行进行新闻检查，通令各华文报将报纸小样送交该所检查，并通知租界当局，对于报纸不送检者，一律予以封闭。《时报》被迫接受日方新闻检查，由于经营困难，黄伯惠于1939年9月1日宣布停刊。

尽管经历了1929年的股权收购风波，《新闻报》直到30年代后期依然运营稳定，事业繁荣。上海沦陷后，《新闻报》放弃了内迁的计划。陶菊隐曾道出其中原委:“《新闻报》考虑到报社人事臃肿，国家在运输上又未给以便利，此外离开上海这个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该报又未必能够存活下去，于是放弃了内迁的计划。”⁽¹⁰⁴⁾遂不得不接受日方新闻检查，也由此失去读者，发行量一时锐减。对于这个历史“污点”，汪仲韦曾细陈道:“正当我们的太平洋出版公司向美国办理注册手续尚未办妥之际，日本侵略军突然接管了原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通知各华商报纸继续送检。这时《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几家都已决定停刊。《新闻报》估计注册执照不日便可到手，为了保持报纸生命不使中断只能暂时忍受屈辱，于1937年11月30日晚开始送日方检查”。⁽¹⁰⁵⁾尽管如此，《新闻报》还是为这一时的“权宜之计”付出了代价，遭到了进步人士和市民的唾弃。10个月后，《新闻报》以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名义出版，不再送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当天日本海军即接管《新闻报》，汪伯奇等大批馆员辞职。未及一年，日本陆军又强行接管该报，《新闻报》二次遭劫，报馆财产被日本军方所控制，从此一蹶不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宣部接收《新闻报》，以法币收购该报产权，组织了官商合办的新董事会，任命程沧波为社长。自此，《新闻报》沦为国民党CC系的党报，失去了民营报纸的性质，直至1949年停刊。其实自1937年后，《新闻报》或被管制，或遭劫夺，早已丧失了其本来的面目。

三、孤岛时期的“洋旗报”生存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英、美、苏等国宣布“中立”，上海租界当局也一如本国持“中立”立场。所以，日伪的新闻管制无权检查租界内出版的外商报刊，一时较难控制其文化活动。一些外商报刊如《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密勒氏评论报》《俄文日报》《上海日报》《远东新闻》等得以正常出版。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孤岛”时期不少报刊先后挂上洋商的招牌，或聘请外商担任发行人、董事长、总主笔，或在外国注册，总之以外商名义在英法租界复刊或创刊，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这类报纸时称“洋旗报”。上海“孤岛”时期最早的“洋旗报”是《华美晚报》。⁽¹⁰⁶⁾该报与1929年4月创刊的美商《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中文版，成为两家免受日军新闻检查的中文报纸，同年11月，该报增办《华美晚报·晨刊》。《大美晚报》发行人史带还在中文版《大美晚报》上发表《责任声明启事》，拒绝接受日军的新闻检查。1938年1月21日，中共地下党组织主持的《每日译报》以英商的名义出版，成为上海租界内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第一家“洋旗报”。1937年4月，《华美周报》等报刊以美商名义出版。以英商名义出版的有《文汇报》《导报》《大英夜报》《循环日报》，类似的“洋旗报”还有《文汇报晚刊》《国际日报》《国际晚报》《大美报》《儿童日报》等。

据统计，截至1939年4月，上海租界内积极宣传抗日的“洋旗报”达17种以上，总发行量超过20万份。这些“洋旗报”除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国民党主办的报刊外，还有原上海出版的商业性大报如《申报》《新闻报》等，以及爱国进步人士主办的报刊如《文汇报》《大美报》等。其中比较重要的除了《每日译报》《导报》《文汇报》外，这一时期的《申报》《新闻报》也是宣传抗日比较突出的“洋旗报”。《申报》于1938年10月10日在上海复刊，由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注册承办，聘请美国人阿乐满为发行人。复刊后的《申报》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热情鼓励抗战，因而遭到日伪的嫉恨和迫害。日伪多次向《申报》投送匿名信，进行威逼利诱，投掷炸弹、手榴弹，暗杀和绑架记者、编辑。1940年7月1日，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发表通缉令，被通缉的83人中，有10多人就是《申报》的工作人员，如马荫良、潘公弼、唐鸣时、金华亭、瞿绍伊、赵君豪等，其中金华亭惨遭暗杀，瞿绍伊被刺伤。⁽¹⁰⁷⁾

原来屈节接受日伪检查的《新闻报》也重新请回原老板福开森，挂上美商招牌，1938年9月1日以美国太平洋出版公司承租的名义重新注册登记，不再接受日伪检查。同时《新闻夜报》也挂美商招牌。虽然以“洋旗报”的面目作为护身符，《新闻报》还是没能安宁度日。日军转而采用哄骗、收买的策略，明目张胆地提出要求:“今后言论要以联日、救国、反共为宗旨，能这样，要多少代价决不还价。”“只要肯合作，想做什么部长就给什么部长。”见无回音，日军便开始寄匿名信给汪仲韦兄弟，内容极尽恐吓诱骗之能事。“自此以后，恐吓信不断而来，数月之内，竟达几十封之多”⁽¹⁰⁸⁾。同时，《大美晚报》也屡屡收到恐吓信，该报主编除将原信送交工部局警务处要求保护外，还把全文抄录在小品文栏内，特意写上“大丈夫要流芳百世，决不遗臭万年”的按语。从此朱惺公就住在报馆楼上不回家，严加戒备。但结果还是被暗杀。

“孤岛”时期的民营报纸凭借特殊的政治环境，以“洋旗报”为护身符，在沦陷区继续宣传抗日，鞭挞叛逆，虽屡遭迫害而不懈怠，可以说，实乃在国难深重的历史关头绽放出的一抹难得的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