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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新闻生产的基石

时间:2023-04-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八章 新闻教育:融合新闻生产的基石媒介融合作为传媒产业的发展趋势,已经引起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行动,也必将引发对传统新闻教育的反思与革新。融合新闻生产者不再是按照单一路径和模式完成新闻产品的生产与传播。

第八章 新闻教育:融合新闻生产的基石

媒介融合作为传媒产业的发展趋势,已经引起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行动,也必将引发对传统新闻教育的反思与革新。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坦纳(Andrea Tanner)和杜赫(Sonya Duhe)在研究中发现:“80%的美国新闻学教师已经开始讲授媒介融合的课程内容,80%的媒体高管已经在践行媒介融合。人们的行动表明,在媒介融合时代,新闻教育必须转型以适应媒介融合的需要。四分之三的新闻教师认为媒介融合是大众传播的未来发展方向,二分之一的教师认为媒介融合内容应纳入新闻教育课程,三分之一的人认为需要让学生掌握媒介融合的技术。”[1]

在融合媒体新闻教学改革的问题上,国内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郑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广安教授认为:“媒介融合的浪潮给新闻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并对新闻传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传统新闻业的结构和运行方式而形成的传统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正在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和更为强烈的变革诉求。”[2]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高钢教授也表示:“应打破传统的专业之间的壁垒,使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具有丰富知识积累和跨媒体思维的‘宽’‘厚’基础上,掌握专业媒体工作的技能。”[3]

因此,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进行大胆改革和调整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受众的期待,也才能与时俱进地担负起为媒体输送符合时代需要的新闻人才的重要使命。

第一节 融合新闻生产挑战传统新闻教育

埃里克·牛顿(Newton)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4]进行新闻教育改革主要是为了培养符合国家新闻传播事业需要的优秀专业人才,也是为了清除现有新闻教育体系的弊端,让学生理解新闻的本质,不断提高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的技能。德国通讯和新媒体协会(BITKOM)最近发布报告,全球在IT上的支出增长了5.1个百分点,达到了3.5万亿美元,其中印度(增长13.9%)、巴西(9.6%)和中国(8.9%)是增长最快的市场。在全球信息技术(IT)支出的比重,中国以9.5%的份额超过日本(8.3%),成为全球第二大IT市场,但仍然大幅落后于排名第一的美国(26.8%)。[5]

这意味着在IT产业的强力推动下,不仅媒体融合的势头将不可阻挡,而且一种全新的信息交流和分享方式也在兴起,传统的新闻传播、文化娱乐的方式将变得面目全非,新式的知识传播和新闻教育也将脱颖而出。数字化的技术使得传统新闻生产之间的壁垒在逐渐消失,不同新闻产业间的界限也在逐渐模糊,迅速变迁的传播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现有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也开始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

一、集约融合式新闻生产与单一化人才培养

融合媒体新闻生产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新闻生产方式从传统的单一路径向高度集约化的融合生产过渡。报纸、网络、电视等不同媒体平台之间人、财、物、信息资源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协同生产使得采编人员、客户、设备和新闻资源实现集约化使用,实现媒介产品的广度深度开发和多次转化增值,达到生产集约化、经营一体化、经济规模化”[6]。融合新闻生产者不再是按照单一路径和模式完成新闻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他们消息灵通,知识丰富,素质全面,是技术上的多面手、思维上的整合者。

就目前而言,我国新闻学教育基本延续了传统的学科门类、教育体系和媒介类型,专业设置基本按照媒体平台类型来划分。1997年新闻传播学升级为一级学科。根据教育部专业目录的规定,其本科阶段的专业基本上是按照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进行设定的。在此基础上很多学校又细分出了播音主持专业、编导策划专业、摄影摄像专业,并且有越来越细化的趋势,如网络新闻方向、财经新闻方向、体育新闻方向、国际新闻方向等。

这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培养思路不仅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媒体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甚至是针对不同的媒体工作领域培养不同的人才,明显倾向于专业性人才的培养模式,其结果是不管哪个专业、哪个方向的学生,当他们面对融合新闻生产的工作特点和具体需求时,都有点学非所用、用非所长,显得无所适从。

诚然,19世纪末,新闻学进入大学课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满足印刷媒体对专业性人才的迫切需求。以普利策为代表的一批新闻教育倡导者,更是将新闻教育定位为一种职业教育。因此,新闻学教育自身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应用性。就是说,新闻学教育要针对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具体需要制定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其教学内容要同媒介生产和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具体任务(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摄像、主持、编导等)紧密联系。但是,一流大学或综合性大学反对过度应用性,反对将大学教育蜕变为职业教育,更为重视学科规律的探索和学术理论的建构,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也要能上升到理论。教学型高校则十分讲究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和实战性,主张把学术理论和教学规律具体化、对象化、方法化和可操作化,有的甚至要求教师既有媒体工作经历和职称,又有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能力和水平,即要求是所谓的“双师型”教师。

在具体的新闻传播学科教育中,针对性和应用性的特点渗透到学科教育的方方面面,各个专业都期望尽可能地贴近媒体实践设置课程,按照各媒体领域所需的技术和能力来强化对学生知识的传播和能力的培养。譬如,为了满足印刷媒体对于采、写、编、评的客观需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几乎都是各大新闻院系的核心课程;广告学专业则开设广告学概论、广告创意策划、广告文案写作、广告经营管理等核心课程;为了满足媒体主持人的需要,则开设类似播音发声学、录音艺术、影视表演、灯光设计等课程。这些专业课程的设置很好地满足了学生从学校学习到媒体岗位的职业需要,但这种专业化的教育同时也将学生框定在了一个狭小的专业技术领域之内。

学者感叹:新闻传播教育“越来越技术化的专业课已经占到总学分的37.57%,甚至还有继续加大比重的倾向,使我们迷失于专业技术化而不能自拔”[7]。事实上,融合新闻生产所需要的恰恰是知识与技能的多样化、综合化,以及一种跨媒体的思维模式,能够跳出原本的媒介领域看到信息的多种可塑性和可能性。因此,融合新闻教育改革不应仅仅是技术上、能力上的丰富和强化,而更应是思维上、精神上的拓展与延伸。

二、开放共享式新闻生产与独立化人才培养

融合新闻生产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新闻生产的过程当中所有信息资源的开放与共享,新闻生产者不仅可以向媒体资源库中不断地上传和添加新的信息资源,而且可以不断地下载和调用其中的各种资源。这种高度开放、高速交换的海量信息空间,为不同媒体平台的记者与记者之间、记者与编辑之间、编辑与编辑之间建立了一套数字化、大流量的信息沟通与共享的传播体系,编辑部可以直接参与到新闻信息的策划、采集、编辑、报道、反馈的各个流程中。新闻记者不再是新闻报道中独立战斗的个体,而是整个新闻生产链条中的一个活跃分子,在整个新闻生产的流程中个人主观因素在逐渐减少和稀释,高端决策、集体智慧、金点子等复杂因素随时随地介入其中。因此,在融合新闻生产语境下,媒介对新闻生产者的沟通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在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中,同样也强调记者的沟通能力,认为“沟通能力是新闻从业人员必不可少的素质,因为新闻业原本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职业。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都需要很好的表达、沟通与倾听能力,才能达到采访的目的,才能完成自己的资源积累”[8]

因此,新闻传播各专业的课程设计中,传播学、社会学、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演讲与口才等课程都会涉及人际沟通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在新闻采访的教学过程中,更是强调采访沟通的原则,教记者应该如何与各种各样的采访对象打交道,介绍各种沟通方式和技巧。目前新闻采访教学往往强调新闻记者如何与采访对象之间建立彼此信任的沟通与交流,如何让被动的采访对象打开“话匣子”,说出“心里话”。这样的沟通交流训练往往强调记者的自主性,新闻记者在新闻采访过程中是完全独立的,采访的过程是一对一的,记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报道思路进行提问,采访笔记也是根据自己的认识选取重点,新闻报道的撰写更是一种以事实为基础的个人生产创造。

因此,传统新闻传播学教育中很少有团队协作式的新闻生产训练,尤其是在以报刊印刷媒体为培养目标的教育体系中,基本就不涉及团队化新闻生产的内容。而融合新闻生产恰恰就是一种团队化的新闻生产,虽然在表面上全能记者担负了所有媒体平台新闻信息的采集职能,其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但事实上,各个不同媒体平台对于新闻信息的采集有着各种不同的目标与标准,对于新闻素材的处理都有一个庞大的后期团队,真正成功的优秀的融合媒体并不是将全能记者的采访写作内容原原本本地直接发布出来,而是让编辑和技术人员都成为新闻信息的加工者和生产者。

新闻产品不再是个人创造的作品,而是集体共同完成的产品。在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这一流水线上的所有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工权、参与权和发言权。什么可以做图片新闻,什么可以做网站专题,什么可以做深度报道、做访谈、做辩论,这些讨论会贯串始终,集体智慧在打造出更加精益求精的新闻产品的同时,也使得新闻记者不再是单线程的新闻生产者,新闻信息在从采集、加工、分流到各个媒体平台的过程中,出现了更多复杂的交流环节。新闻记者可能成为新闻信息的推荐者,向不同的媒体平台介绍和推荐新闻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新闻记者也可能成为新闻生产的主导者,直接指导新闻生产流程中的各环节如何对信息资源进行多形态加工处理,进行多形式的交流传播;新闻记者还可能是新闻生产中智慧和资源的贡献者,他们向编辑、技术人员提供自己掌握的材料,提供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但无论如何,他们不再是独立的生产个体,因而他们需要团队意识,需要更多的团队训练,以便能够更好地融入新闻生产的团队工作中去,更好地在集体中体现自己应有的价值。

三、全民参与式新闻生产与专业化人才培养

这是一个全民新闻生产的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社”。互联网与新媒体的诞生使得信息大范围传播的门槛变低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发布者,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媒体一样的公共话语权。这使得传统媒体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新媒体中的舆论领袖、独立撰稿人、评论家、公众人物等,都可以发挥大众媒介的作用,他们传递信息、发表观点、分享体会,甚至一呼百应直接左右舆论的走向。这使得传统媒体中新闻生产者面临严峻的挑战,没有真正的好新闻,没有独创的新观点,那就意味着他们的声音将被淹没在网络世界的众声喧哗之中。因此,新闻生产者的专业性需求并没有因为全媒体、多技术而下降,恰恰相反,记者的专业新闻素养在全民参与的新闻生产中变得尤为重要,进而成为新闻媒体融合化发展之下的核心竞争力。密苏里大学的孙志刚博士在接受采访时就提到:“在互联网和新媒体大范围地普及之前,美国报业对招聘新的记者和编辑是这样要求的:40%的新闻素养,60%的非新闻素质。而有了互联网和新媒体以后,这个比例倒过来了。现在,美国报业对新的记者编辑要求60%的新闻素质,40%的非新闻素质。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可以当记者,人人可以做编辑,反而要强调新闻的一些基本性的东西。”[9]

新闻的基本素养是新闻从业者专业性的一方面,但这一点并不足以让新闻从业者应对复杂社会中的多方面问题。正如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教授所言:“学生课堂所学的知识与做记者所接触的广博的社会现象是没有可比性的。”[10]因此,国内新闻传播学教育中一再强调,新闻记者是新闻报道的专业性人才,而不是某个现实领域中的专家,在新闻报道中应该尽可能避免记者自己对问题发表意见和观点。多引用专家学者对于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态度,既是为了客观、平衡,也是记者自身能力不及所致。但是,当网络新媒体给予各个领域专家学者以更多的表达空间和渠道的时候,那些缺乏见地和没有深度的新闻报道就成为“浅薄”的代名词。受众自发地向那些资深而又敢言的网络专家们聚拢,他们成为传统新闻生产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媒介融合和大数据的世界里,媒介最需要的是新闻记者的专业特性——创造力、直觉和专业主义精神,因为只有这些特性才是优质新闻不断产生的源泉。

因此,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教育应该不仅仅是新闻的专业素养教育,也应该向其他专业领域拓展和延伸,双专业甚至多专业的记者人才是融合新闻生产所迫切需要的。经济记者有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背景,法律记者深谙法律系统的运作,国际新闻记者不仅掌握语言工具而且有跨文化的研究背景。这样的专业记者在融合新闻生产中既是新闻的采集者、生产者、评论者,甚至还是舆论的引导者。

第二节 融合新闻教育的美国模式

从时间上来说,作为互联网发源地的美国,其传统媒体遭受到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要早过世界其他地区;从强度和影响上来讲,美国也是传统媒体倒闭、裁员、减薪的重灾区。因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媒体行业就呈现出媒介融合的趋势,并引起了新闻传播学界和教育界的关注,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的新闻传播教学改革。

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建于1908年,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新闻学院,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成功的新闻院校之一,为世界各国新闻教育学习和效法的榜样。其创办者威廉制定了最早的《记者守则》,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新闻工作者共同遵守的条律,被称为“永不过时的《记者守则》”。[11]其教育秘诀是“学习新闻和广告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实践”。但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并不是美国媒介融合教育改革的率先尝试者,美国堪萨斯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在1999年就已经启动了媒介融合教育计划,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也于2002年进行了媒介融合教学改革。事实上在2000年前后,全美大约有60%的新闻专业院系都对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进行了改革,以适应媒介融合的需要。在2001年,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就有79%的人认为,新闻行业未来会以媒介融合作为发展方向,并认为应将媒介融合纳入到新闻传播的课程设置中去。

2005年秋季学期,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开设的媒介融合专业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世界上最早开设新闻学教育的高等学府,长期以来在美国新闻专业中排名第一,被誉为“美国记者的摇篮”。不言而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举一动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而言,无疑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和作用。其次,中国新闻专业教育规划多是以美国模式为样板,尤其是受到了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模式的影响,不仅每年有为数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前往这两所大学深造,而且这两所学校也是中国新闻学者赴美考察的重要目的地。在历史上,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对于中国早期新闻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中国最早的两所新闻系——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和燕京大学新闻系,就是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帮扶下建立的,课程基本上也是照搬密苏里大学,双方也有交换学生和互换教师的协议。1924年燕京大学新闻系初创时,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不仅向燕京大学新闻系派出了教师,当时的系主任也由密苏里大学的教师担当。民国时期,许多从事新闻宣传的人也都曾在密苏里大学学习过。[12]2005年,在密苏里大学创办媒介融合专业前夕,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恰好在此调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感慨:“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改革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转向培养专家型记者的思路不太相同,它以紧跟技术发展潮流、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这种尝试显然是有前瞻性的。”[13]因此,密苏里大学新闻传播教学改革率先进入了国内新闻学研究者的视野并备受关注,是有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1.专业设置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针对本科生的教学中设置了6个平行专业方向,分别为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杂志新闻(Magazine Journalism)、图片新闻(Photo Journalism)、印刷和数码新闻(Print and Digital News)、广播电视新闻(Radio-Television Journalism)、策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六个平行专业的选择并不是从本科生入学就开始的,事实上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可以在完成一年半的本科课程学习后,自主选择六个专业方向中的一个继续深造。而前期一年多的时间主要是针对新闻学本科生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新闻素养的培养。

在我们所关注的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专业方向之下,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又分出5个平行的专业兴趣方向,分别为融合图片新闻(Convergence Photo Journalism)、融合广播报道和制作(Convergence Radio Reporting and Producing)、融合电视报道(Convergence Television Reporting)、新兴媒体(Emerging Media)和新闻产业化(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不同的专业方向及专业方向之下的兴趣方向中均有不同的课程设置与之相配合,以满足学生对媒体不同领域的知识需求,可见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师资力量之雄厚。

2.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方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设有一系列的专业必修课,也就是新闻学的核心课程,其中包括新闻职业训练、美国新闻业守则、跨文化新闻、新闻报道、美国新闻史、实践问题解决、传播法和重点媒介领域的毕业研讨课。学生要取得学位就必须要修满19个学分的核心课程和完成3个学分的毕业设计。

在6个平行专业共有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各个不同的专业方向还设有自己的核心课程、专攻课程及推荐选修课。融合新闻方向的核心课程主要包括四门:电视、广播和新闻摄影基础,融合报道,融合编辑与制作,专业研讨。同时,融合新闻方向的学生还需要修满6个学分的专攻课程。专攻课程划分非常细致,包括广电新闻类专攻课程、信息制图类专攻课程、国际新闻类专攻课程、调查性报道类专攻课程、在线新闻类专攻课程、新闻摄影类专攻课程、纸质媒体设计类专攻课程、纸质媒体编辑类专攻课程、纸质媒体报道类专攻课程,以及电视新闻生产类专攻课程。每个专攻方向下设有两到多门的专业课程供学生选择。

同时融合新闻专业的学生还需要完成6个学分的推荐选修课,如:可视化传播、新闻摄影发展史、传播实践课、新闻业问题探究等。

可见,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作为全美最优秀的新闻学府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出了强大的实力,整个新闻学院开设数十门不同类型的专业课程,覆盖了广播、电视、纸媒、图片、网络等媒体所需知识和技能的各个方面。

3.师资力量

在师资力量方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倾向于聘请媒体中资深的新闻从业者。这些教师在媒体界都取得了社会认可的新闻专业资格,许多人还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或者美国新闻的其他奖项。在融合新闻方向,共有9位教职人员,他们全都是经验丰富的前媒体从业者。他们不一定具有博士学位,但给学生带来的知识来自亲身实践,对新闻工作的理解非常具有指导作用。他们有的曾是网站的新闻部总监,有的曾是报纸记者,有的曾是摄影记者、电视编导。新闻教学中大量来自媒体一线的专业人才的加入,使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融合新闻专业的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媒体实践,使学生的能力培养更为符合当下媒体的实际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融合新闻教育其意义在于让学生掌握真正的媒体实战技能与经验。

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是一所享誉全球的新闻学院,将其称为美国乃至世界的新闻学第一学府绝不为过。学院于1912年按照当时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的遗嘱投资200万美元创办。创立学院后,在1917年根据普利策先生的另一个遗愿,设立了普利策新闻奖,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一新闻学界最高奖项的评审与颁发机构。同时,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美国常青藤名校中唯一一所拥有新闻专业的院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学院的知名度,使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成为世界公认的新闻学顶尖学府,不仅为全球各地的新闻学子们所梦寐以求,更是成为各国新闻学院学科设计、教学规划效仿的楷模。

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侧重于本科生教学不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是全美少有的新闻学研究生院。在学院1912年创办之初,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每年还有10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一同在学院深造,到了1935年,时任院长的卡尔·阿克曼认为似乎用4年时间完成新闻报道专业知识的教学没有必要,这样的目标在10个月时间中就可以达成。因此,学院决定改革成为全美第一所新闻学研究生院,只招收和培养研究生人才,其中研究生培养仅为10个月;博士生教育相对较长,一般为4—6年,最多可以延长至8—10年。

1.专业设置

在研究生培养的专业设置上,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现在提供三种不同的教学计划,分别是MS科学硕士项目(Master of Science Program)、MA文学硕士项目(Master of Art Program)以及PhD哲学博士项目(Doctor of Philosophy),分别授予硕士与博士学位。其中,科学硕士的课程设计更为强调媒介实践能力的训练,而文学硕士则更强调媒介理论的培养。学生可以在经过一年学习获取MS学位之后,再申请延长他们在新闻学院的学习时间,以获取MA学位。除此之外,哥伦比亚大学还有数字新闻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以及其他专业与新闻专业的双学位项目(Dual-Degree Program)等。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学中有四个方向可供选择:

(1)报纸(News Papers)。选择报纸专业方向的学生,必须学习秋季学期常规的6个学分的“报道与写作Ⅰ”和春季学期的“报纸工作室”。

(2)广播电视(Radio and Television)。这个方向的全日制学生必须修完秋季学期的8个学分的广电方向的“报道与写作Ⅰ”和春季学期的“广电业务”,还要修秋季学期的“广电新闻写作”,有些广电方向的学生也会改选春季选修课中的“广播电视管理”。学院鼓励所有广电方向的学生选修“报道与写作Ⅱ”中的一门,当然须先获得指导教师的许可。

(3)杂志新闻(Magazine Journalism)。杂志新闻课程通过George T.Delacorte中心提供。因为杂志方向的学生必须上春季学期的“杂志业务”,所以不要求选修秋季的“杂志”方面的选修课。但是,要求参与春季学期的“Delacorte夜晚报告”的学习,并可以拿到半个学分。由Delacorte中心提供的杂志课程包括杂志写作、文学新闻、叙事写作和杂志生产。

(4)新媒介(New Media)。选择新媒介方向的全日制学生必须修“报道与写作Ⅰ”,秋季选修课“报道与写作Ⅱ”中的“网络新闻”,还有春季学期的“新媒介工作室”。

2.课程设置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之所以能以十个月的时间速成新闻记者与编辑,这与学院侧重于新闻业务训练的教学模式、课程设置有直接关系。其每个专业的核心课程几乎都围绕着如何写好新闻、如何制作好新闻来展开。其中,学院特别强调新闻记者的写作能力的训练,将其作为融合报道记者的一种核心能力来重点培养。学院的学生在一年学习期间通常要进行大量的写作和报道训练,从短篇新闻到长篇报道,甚至大论文般的新闻特写,都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同时,学院还开设针对不同媒体的写作课程,如“报道与写作”“广播电视新闻写作”“杂志写作”等,并且要求全日制学生必须参加学院的报道与写作讨论会、媒体工作室等,进行实践锻炼。

另一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培养新闻从业者通过增加报道领域的专业知识来实现,认为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已经不需要再学更多的新闻了,他们需要的是选择专业的方向,获取相关的专业知识。因此,其课程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能提供给学生一个用于报道这些主题的全方位菜单,并且将非新闻的专业知识同训练记者的实际应用结合起来”[14]。中国传媒大学考察团在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参观后感慨:“哥伦比亚大学所追求的是纯粹的新闻专业教育,着力培养报刊、广播、电视、新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课程设置紧紧围绕着新闻工作技能展开,专业课程划分非常细致。哥伦比亚大学关于新闻写作的选修课就包括了‘世界报道’‘移民报道’‘地区冲突报道’‘经济报道’‘环境报道’‘政治报道’‘种族报道’‘特稿写作’等21门。”[15]

关于融合新闻生产方面,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数字媒体的专业方向,针对未来媒体的需求进行了课程的调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动画、视频剪辑、图像处理、网络写作等融合新闻报道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2010年初设立的数字新闻中心,也是为了适应融合新闻报道环境下对于新闻记者的全新要求。来自英国《卫报》的前数字内容总监艾米丽·贝尔(Emily Bell)担任数字新闻中心主任。

3.师资力量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拥有堪称全美国最杰出的教师团体,目前任职的有40名全职教员及10名荣誉教授,其中绝大多数拥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譬如,数字新闻中心主任艾米丽·贝尔(Emily Bell)教授从1990年就开始担任财经记者;国际新闻专业教授安·库伯(Ann Cooper)拥有超过25年的广播和印刷媒体的工作经验;作为小说家和专栏作家的教授海伦·本尼迪克特(Helen Benedict)不仅曾经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写过专栏,而且在1990年就开始出版自己的著作;摄影专业教师妮娜·伯曼(Nina Berman)从1988年就开始了自己的摄影生涯,作为一名独立摄影记者为世界各地的杂志提供图片作品。除此之外,学院的教职人员中不少还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丰富背景,譬如,商业新闻教授纳萨尔(Sylvia Nasar)拥有文学和经济学的学科背景,拥有德国和土耳其生活的文化背景;媒介创新研究所的马克·汉森教授拥有的是数学和统计学的专业背景;教授阿里·戈德曼(Ari Goldman)不仅有《纽约时报》20年的从业经验,更是跨文化和宗教领域的专家。

另外,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地处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各类型人才相对集中,新闻学院还聘请了123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授,这些专家定期或不定期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或研究领域来为学生作专题讲座,这在美国新闻院系中还是非常少见的。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不仅拥有无与伦比的师资力量,而且学院对教职人员的要求也有其独特性。学院的副院长Klatell说:“在这里教书,我们不需要博士文凭。我就没有。但我们坚持教师应该有高水平的专业经验。我希望有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学院对教授没有研究方面的要求,但有很严格的发表作品方面的要求。我们希望他们能定期出书,但不是关于理论的书,也不是教科书,而是关于新闻的书籍,深度的、非虚构的、需要作者本人进行大量报道的书籍。”[16]也就是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那些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新闻学教职人员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学院还鼓励他们继续强化他们所擅长的新闻传播实践,而不是投身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工作中去。学校希望他们能够在教学的同时继续从事新闻生产,使之不与媒介行业的发展现状脱节,从而能够有效地保持教学团队的专业化水平。

三、融合新闻教育的改革路径与走向

2010年,旨在促进新闻行业创新的“骑士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副主席艾瑞克·牛顿(Eric Newton)教授在论述媒介融合语境下美国新闻教育转型中的对策时,提出了四种改革路径和发展趋势,现结合自己的理解进行论述。

1.改革创新

新闻与传播学院应该成为传播内容和媒介技术的革新者,要积极尝试新的叙事报道方式,向学生讲授数据可视化、网页抓取、计算新闻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老师甚至还应该带领学生一起开发用于新闻报道的新软件。传统的新闻学教育往往只充当媒介业界新闻改革创新的旁观者、总结者和失败时的嘲笑者,现在应该站在新闻传播改革的第一线,深入媒介领域调查研究,利用学校先进的实验室设备和知识密集的优势,主动开展各种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产品开发和报道改革。

2.协调沟通

新闻与传播学院应该更多地与其他学院保持紧密联系,借助整个大学的知识资源,促使大学新闻教育不断地向外延伸,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之外的健康、商业、娱乐等领域,甚至包括电脑程序等,否则传统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会不堪重负。艾瑞克·牛顿(Eric Newton)建议“新闻传播学院最好与自己学校的其他院系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17],尽可能地运用其他院系的学科资源来充实和丰富新闻学教育。

3.开放共享

新闻与传播学院要积极施行开放式的、协作式的新闻传播教学方法,提倡不同的新闻传播学院之间要彼此分享教学方法、工具和实验室等,进行更多的网络教学,共享大数据、网络教学资源和研究资源。

4.组织发动

新闻与传播学院还要“深刻理解社区媒介生态,不仅作为社区数字新闻的提供者,而且还要发动社区中的人们参与进来”[18]

在融合新闻教学改革中,我们需要梳理出一种重点突出、逻辑清晰、主次分明的逻辑思路,也需要设计出一种中心明确、层层递进、以上统下、先主后次的具体路径。新闻与传播学院固然需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但还要尽可能地从客观实际和教学实际出发,充分盘活和利用学校的各种现有资源(包括教师、科研、教学、实验室、图书馆、网络等丰富资源),最大限度开展开放式、协作式的资源共享和教学互助,从而不仅可以迅速地将新闻传播教育不断地向其他领域延伸和拓展,有针对性地开设面向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商业、体育、娱乐等新闻报道专业领域的课程,而且可以有效地解决新闻与传播学院专业性课程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承认,完成融合新闻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任务,是一项全体新闻传播学院甚至是全社会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不是哪一家可以单独完成的。因此,需要加强同类型新闻传播学院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相互学习,彼此借鉴,交流经验,共享资源,积极、主动地将越来越多的教学内容(教学课件、PPT、讨论题、案例、参考资料、阅读书目等)上传到网络,不仅跨越学院、高校,而且跨越地域时空交流分享,从而共同促进新闻传播教学创新,提升新闻传播教育的整体水平。

过去的新闻教育提倡个人英雄主义,将名记者的辉煌事迹作为学生学习和模仿的榜样和案例,主要培养学生个人单打独斗的能力和本领。在媒介融合的时代,新闻传播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独立进行新闻采访写作的能力和水平,而且要培养学生了解国家历史和文化,知悉媒介生态和走向,掌握新闻本质和价值,更好地融入社区、服务社会,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融入并参与到融合新闻生产的流程中来。只要新闻传播教育坚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媒介生态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有一天,当人们看到这些进步,也许不再将其看作是什么新的趋势,而是一种新的教育传统。

第三节 中国融合新闻教育改革与思考

融合媒体新闻生产改革首先是从西方开始的,美国媒体成为“超级记者”“背包记者”等新生事物的率先尝试者。2012年3月29日美国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希望增强收集海量数据、集中提取知识和观点的能力,加快在科学与工程中的步伐,加强国家安全,并着手改变教学研究,开始在大学培养新一代的“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也成为美国最热门的职业领域之一。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各种新式互联网络的普及,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中国媒体融合化步伐在不断加快,新闻工作者切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和大数据的压力和挑战。过去,不论是纸质媒介的记者,还是广播电视的记者,通常只要提交一种新闻文本,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介要求记者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等形式提交新闻文本,甚至还鼓励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方式发布新闻。一些媒体和记者为媒介融合和新技术带来的种种可能而欢欣鼓舞,另一些媒体和记者则更多地感到惶恐不安、力不从心、不知所措。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尽管新闻媒体对于全媒体、复合型新闻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但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并非都在积极回应,有的甚至还认为大学新闻教育应该同新闻行业实践保持一定的间隔和距离,否则大学就会沦为培养工匠的作坊。面对媒介融合的总体趋势和日益复杂的媒介环境,中国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思考如何更新思想观念、优化师资队伍、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以适应融合媒体时代对新闻人才的培养需求。

一、创新升级教学理念

融合新闻生产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首先需要面对的是教学理念的创新与升级。在很长时间内,我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一直是“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四个专业,已经不能适应当下融合媒体人才的培养需要。因此,教育理念的提升和新专业方向的设立势在必行。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例,该校早在2000年就曾经开设了“网络新闻”方向,并招收了两届学生,之后又于2007年在“新闻学”专业中增设“数字新闻传播方向”,“立足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客观变化,整合全院的教育资源来重新规划设计的新专业方向,其目标是造就一批适应新媒体以及实现数字转型的传统媒体需要的新型新闻人才”[19]。除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也开设了“网络传播方向”,试图将网络和新媒体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融入传统新闻学的课程教育当中去。华中科技大学则设立了“传播学”(网络传播与新媒体)本科专业方向,其专业最大特色就是“理科招生文科出口、厚基础宽口径、文理交叉、强调应用训练”,并以“网站策划设计”“网站营运”“数字化信息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以及“科技传播”为学习重点。武汉大学则设置了“新闻学(网络传播方向)”本科专业,专业体现了融合媒体背景下,“全能型”人才的培养思路,专业课程中不但设有“网站策划”“动画设计”等网络新媒体技术类课程,还包括“电视摄像”“节目编辑制作”等广播电视类的专业技术课程。教育部于2012年正式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新闻传播学类”设立了“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五个专业,对个别专业作了调整,新增了“传播学”专业,部分顺应了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的趋势和需求,但并未从根本上对新媒体、媒介融合、大数据等给予足够重视。

当然融合新闻教学的理念创新升级不仅仅局限于专业设置方面,更应该将媒介融合渗入到这个新闻传播的教学培养当中,让教师的日常教学与学生的新闻实践都能够顺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和技术特点,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融入融合新闻的生产流程中去,形成真正符合融合新闻生产需要的教学实践平台。

二、课程体系优化改革

融合新闻生产教学改革除了增设专业方向以外就是课程体系的调整。国内新闻学院系往往是在传统新闻学课程的基础上,再增设融合新闻报道的相关课程。如,中国人民大学将新闻学专业中不同方向的课程打通共享,将“新闻采写”“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等课程作为整个新闻学专业的基础性核心课程,而将“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网络互动管理”“移动信息传播”“新媒体管理”等课程作为基于数字与网络技术的新媒体方面的专业课程供学生选择。这种课程的优化改革就是在原有基础课程之上再增设融合媒体相关课程,这样既可以利用学院原有的资源优势,又可以丰富学生的课程选择,达到融合媒体背景下“全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华中科技大学在课程设计上则更倾向专业的网络技术,将“C语言高级程序设计”“JAVA程序设计”“数据库技术及应用”“计算机与网络硬件”等都纳入网络传播和新媒体课程规划之中,其专业性不可谓不强。

还有许多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系)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在现有课程基本不变或适当微调的情况下增加一些新媒体和媒介融合方面的课程。浙江大学的本科专业课程设计要求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为指导,聚焦最能反映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知识点,强调传统经典知识与学科发展前沿知识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充分研究,精心设计。浙江大学传媒学院就根据要求和具体实际增设了“网络传播”“网络新闻”“媒体融合”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本科课程。教师在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网络传播、新闻报道和广告设计的前沿案例,最后在实验室或媒体独立完成至少一项网络新闻编辑、融合新闻报道或广告设计方面的作业。

但是,融合新闻生产所需的从业者能力培养并不仅仅在于多媒体技术上的不断叠加,也包括专业领域中的知识提升。譬如,《东方早报》前首席记者简光洲就认为:“非科班出身的新闻工作者,往往在其自己专业的领域会有很好的新闻报道,但相对新闻专业出身的学生来说上手会比较慢。”[20]尤其是对于法律、金融、科技等一些新闻报道的专业领域,科班出身的新闻记者往往不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多媒体技术上的提高也解决不了知识匮乏的本质问题,需要新闻传播院系在课程设置中学习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教育经验,在跨文化、跨学科的专业报道领域中投入更多的教学力量,或者以双专业等形式来丰富和提升新闻专业学生的未来竞争力。

三、整合和强化师资力量

与美国那些拥有着上百年创办历史的新闻院系相比,中国的各大新闻类院系在师资力量和师资结构上尚有较大的差距。

1.新闻类专业教师少

由于中国新闻传播院系普遍存在发展时间较短的问题,且大多数新闻院系都是在传统文史哲学科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师资力量往往也是以文学专业的教师为主,“原先教文学史的改教新闻传播史,教文学概论的改教新闻传播概论,教文学创作的改教新闻传播写作”[21]。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新闻专业的教职人员都是“半路出家”,对于新闻行业的实际运作没有切身感受和体会,更谈不上经验,那么在教学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空洞乏味和脱离实际的状况。

2.有新闻从业经验教师少

美国新闻院系普遍有任用新闻从业人员从事教职的传统,我国早期新闻传播教学历史上也有徐宝璜、邵飘萍等新闻业者直接投身新闻教育的先例。其中,徐宝璜还被誉为中国“新闻教育界第一位大师”和“新闻学界开山祖”。可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新闻传播学科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其与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必然是学科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的根本。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媒体企业与高校之间体制上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考核衡量标准的区别,新闻从业者想进入新闻院系并不容易。同时,“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扩张发展,地方高等院校出于本科教学评估的压力和其他原因,在人才引进上,唯学历是从,把那些具有先进的新闻实践和管理理念、扎实的新闻业务能力和多年的从业经验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使我国新闻业界和学界人才流动的传统被打破”[22]

3.跨文化、跨学科背景教师少

“媒介融合使得当代新闻传播涉及的知识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仅仅靠增加新的专业方向和新的课程,已不能适应变化,只有在知识层面实行完全的学科整合,让各学科在新闻传播现象这一‘公共论域’中建立融合,使学生能对新闻传播现象和问题做出多学科层面的分析和综合,才能从根本上适应新闻传播领域的知识变化与知识创新的要求。”[23]单波、陆阳的这一提法就意味着,新闻专业的教师队伍需要有跨文化与跨学科的专业背景。但我国目前新闻学教职人员的培养方式,往往是一种从高校到高校的培养模式,也就是说,一般高校的教职人员都是从新闻传播专业的本科生一直读到新闻传播专业的博士生,最终进入一所高等院校讲授新闻传播专业方面的课程。他们或许有扎实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功底,但是往往缺乏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背景,甚至也缺乏丰富的业界实践经验,因而要想实现融合新闻教育中的“宽专交”知识面,从师资上来讲变得尤为困难。

因而,对于目前我国的新闻类高校而言,首先,应该大力培养新闻学专业教职人员;其次,多促进学界与业界的沟通交流,尤其是要多吸引媒体行业专才进入教师队伍;最后,应该鼓励现任教师拓展个人的专业领域,尽可能丰富自身知识储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要求。

四、融合新闻教学硬件设施建设

融合新闻生产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一支笔一张纸的新闻报道,计算机的辅助报道、互联网新闻学、新闻图片的数字化处理、视频拍摄剪辑、网站的策划设计等,都已经打破了传统新闻学单纯课堂的讲授模式。学生需要更多的实践与实验机会,将书本中的知识变成真正的技能技巧。在过去,国内大多数的新闻传播院系都是以培养纸媒应用型新闻人才为主,这也就导致了当下高校的实践实验平台还不能满足网络新媒体和数字化环境下融合新闻生产的实践需要。大力进行实验室建设,采购大量的传媒和新媒体设备,成为当下融合新闻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

浙江大学传媒学院韦路教授针对中国新闻业界与学界的实际状况指出:“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得多,做得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24]他认为,应该尽快改变这种局面,让高校新闻与传播教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里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就顺应新闻传播的最新变化,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该学院建立了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reesenews.org),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科罗拉多大学也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试图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和试验。近年来,“浙江大学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等神经传播研究设备,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25]

虽然全国各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系)都在大力推进新媒体和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但在基础设施的投入上往往又存在着重复投资、盲目堆砌、忽视自身需求、缺乏专业特色等问题。奚陆阳、王哲平两位学者就认为:“在推进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中,不能盲目地求大求全,应立足于自身教学研究的需要,首先要增强其教学效果的体验性,满足老师在课堂上的传授内容,课后学生就能在实验室里转换成自己的成果,刺激其学习热情和实践感知。其次也要满足教师的科研需要,为教师提供足够的研究设备、研究对象和研究素材。”[26]在高校投入实验室建设的同时,新闻传播院系也要主动同主流新闻媒体、新媒体企业展开合作,通过合作将最先进的前沿性传播技术、实践方法、研究课题、技术人才等引入教学实践中来,为实验室的设备更新、教学课程体系的改造升级、科研工作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条件。

【注释】

[1]Andrea Tanner,Sonya Duhe.Trends in Mass Media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edia Convergence:Preparing Students for Careers in a Convergening News Environment,Studies in 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Volume 5,Issue 3,August 2005.

[2]董广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新闻战线》2009年第3期。

[3]高钢:《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建构》,《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7期。

[4]Newton E.Four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rend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http://www.Knightfoun-dation.org/blog-s/knightblog/2010/9/14/journed/.

[5]《中国IT支出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IT市场》,搜狐网,2013年3月4日。

[6]石长顺、肖叶飞:《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生产模式的创新》,《当代传播》2011年第1期。

[7]单波、陆阳:《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创新》,《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8]陈忠良:《媒介融合时代新闻教育不可或缺的四种能力培养》,《今传媒》2010年第5期。

[9]潘祥辉、孙志刚:《务实创新:媒介融合时代的美国新闻教育及其启示》,《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0]吴飞:《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新闻记者》2013年第3期。

[11]Frohlich Romy,Holtz-Bacha Christina,et al.Journalism Education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NJ:Hampton Press,pp.209-236,237-253.

[12]Rozanski Mordechai.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74,p.313.

[13]蔡雯:《整合相关学科资源 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中国记者》2005年第7期。

[14]蔡雯、周欣枫:《美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经典个案(上)》,《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5]中国传媒大学赴美考察团:《美国高校传媒教育考察报告》,《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

[16]蔡雯、周欣枫:《美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经典个案(下)》,《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

[17]Amy Starlight Lawrence.Journalism Education’s Four Transformational Trends,Knight Foundation,http://www.knightfoundation.org/blogs/knightblog/2010/8/4/aejmc/.

[18]Amy Starlight Lawrence.Journalism Education’s Four Transformational Trends,Knight Foundation,http://www.knightfoundation.org/blogs/knightblog/2010/8/4/aejmc/.

[19]蔡雯:《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与新闻教育改革》,《今传媒》2009年第1期。

[20]赵琪:《新闻教育与新闻事件相去有多远:一场新闻业界与学界的对话》,《中国记者》2013年第1期。

[21]刘海贵:《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期盼标志性突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2]郑晓华:《媒介融合时代地方高校新闻教育的路向》,《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23]单波、陆阳:《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创新》,《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4]韦路:《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四大转型趋势》,《今传媒》2013年第1期。

[25]韦路:《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四大转型趋势》,《今传媒》2013年第1期。

[26]奚陆阳、王哲平:《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的改革》,《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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