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生产和监督成本

六、团队生产和监督成本

报纸生产过程是由许多人分工合作而完成的，是一种团队生产活动。而报社则是一种团队生产的组织形式。团队生产的必要性产生于，在许多情况下合作劳动的效率比个体劳动的效率更高，即如果多数人合作劳动的产出大于每个人独自劳动的产出之和，而且能够消化后者将其成员组织起来所需花费的成本，则就有进行团队生产的必要。与个体生产不同，团队生产会产生对生产者努力程度和劳动效果的识别问题。因为，团队生产的特点是，许多劳动者共同劳动，生产的成果是共同劳动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生产成果究竟是属于哪个劳动者的贡献，并不很清楚。所以，就可能产生投机取巧、滥竽充数、偷懒等现象。因此，在团队生产过程中就必须解决如何识别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和贡献大小以及对劳动者进行监督的问题（简称监督问题）。

进行监督就必须花费监督成本。对于有些劳动的识别和监督是较容易的。例如，搬运工一天搬了多少箱货物，可以采用计件的方式来估算其劳动贡献；仓库管理员的劳动可以采用计算工作时间的方式来估算，所以，监督成本较低。而对有些劳动的识别和监督是比较困难的。例如，教授、研究员、律师等是否努力工作了，就很难进行准确的估计。所以，如果要对其劳动过程进行直接监督就需要花费很高的监督成本。但是，这类劳动的成果是很容易识别的。因此，对于前一类劳动过程适宜采取严格监督的方式；对于后一类劳动过程则适宜采取不很严格的监督方式，如允许其“不坐班”。

在报纸生产过程中，编辑、记者等业务人员属于监督成本很高的劳动过程。但是，报纸的产品特点又可以对编辑、记者的工作成果进行直接的识别，即将发表的文章和版面进行个人署名。这样，编辑、记者的劳动贡献和质量就表现在产品（报纸）之上。由于劳动成果同个人责任直接相关，编辑、记者的劳动具有“自我激励”的特点。

在报纸生产过程中，另外的许多辅助工作（包括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也属于监督成本很高的劳动，而且，他们的劳动成果很难直接反映在报纸产品上。如果不对这类劳动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就很容易发生“自我松怠”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人事管理体制不很完善的报社中，辅助部门往往人浮于事，冗员充斥。

在报纸生产过程中，也有一些属于比较容易进行监督和劳动计量的工作。例如，文字录入、校对、发行等，都可以通过计件来计量其劳动。

为了对员工进行监督就需要有监督者。因此，报社越大执行监督职能的各级管理干部也往往越多。对管理干部也有一个监督问题。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现实观察，都表明，对监督者进行监督，对管理者进行管理是一个更复杂、更困难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特别是在报社的科层结构组织体系中，监督者或管理者处于较高的职位等级，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又往往具有较高的工作“资历”，而且，监督劳动和管理劳动的努力程度和业绩贡献又难以直接计量，所以，对他们的监督需要花费非常高的成本。因此，精简报社的管理机构对于成本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现实中这又往往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所以，一些报社往往不得不承受非常沉重的监督成本，包括必要的监督成本和不必要的监督成本（管理冗员）。后者实际上是一种没有经济价值的“沉没成本”。

监督成本本质上是一个信息问题，是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信息处理能力不足而产生的成本。因此，推进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将有助于节约监督成本和提高监督的效率。

专栏10—3

为什么对员工进行监督的严格程度会不相同？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名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研究了在不同的社会信任度条件下，劳动监督及管理制度的严格程度为什么会很不相同。他指出，在人们眼中，专家理所当然地具有高度的判断力和进取心。判断本身是复杂且视环境而定的。因此，事先无法给出具体的结论。但是，这就是一旦获得技术达标论证，专家们可以——如果他们自己投身商业——完全不受监督；或如果在等级行政单位工作，受到的监管相对松弛的原因。换言之，较之非专业人士，专家往往获得更高的信任，因而可在一个法规制约较少的环境中行事。尽管他们有时背叛了人们对其寄予的信任，但是在人们的概念中，专家就是高信任的典范，是受管制较少的职业。无可避免地，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较低，信任的程度也随之下降。一个技术工人，即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车工，他的自主权也小于一名专家的自主权，一个无技术的装配线工人受到的监督和管制比有技术的手艺人要多。

从经济的角度看，能够在相对无管制的环境中工作当然有一些较为突出的优势。这从官僚化一词的贬义含义中便可窥一斑。如果所有的员工，不仅仅是那些最有技术者，能够像专家一样行事和被对待，那么工作效率将会突飞猛进。为了监督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不断制定法规并不是理性、效率的标志，而是社会功能障碍的体现。法规与信任的关系通常是成反比的：人们越依赖法规来监管其交往，他们之间的信任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