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与传播研究

世界大战与传播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的诞生总是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可谓实践决定认识，传播学也不例外。实际上，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信息传播活动，而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却还是不到一百年的事。如果要寻找各类型传播活动的案例，我国古代历史上不乏诸如“四面楚歌”、“空城计”、“声东击西”等经典的范例。但是只有在人类步入现代文明后，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技术演进，大众传播的实践才逐渐增多并受到关注。在传播学诞生前夜，两次世界大战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宽广的实验场。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为传播业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催化剂和兴奋剂，一门新的学科——传播学遂在战火中以及战后人们理性的思考中应运而生。”^[1]战争造成生灵涂炭、地区动荡，但两次世界大战却成了孕育传播学的沃土，一位位杰出的学者在炮火声中投身于传播学，一项项传播学研究在火光中成为了经典之作。

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两次世界范围的战争。用下页图可以表示出两次世界大战与传播研究的关系。

一战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一战历时四年，把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15亿人卷入战争，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67%。战争中死亡人数达1000多万，受伤人数达2000多万，所有参战国家的战争费用总计达3400亿美元。战后，交战各国城市残破、经济衰退、人民贫困。战争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一战是人类第一次将现代传播手段作为宣传（Propaganda）工具用于战争。此时无线电通讯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但由于收音机的缺乏限制了广播在宣传上的作用，广播无法成为主要的宣传工具，同时由于报纸的宣传只能面对各参战国的后方公众，很难做到跨国传播。这时，一种像是专门为一战而设计的战时传播工具——传单出现了，传单一般同时印有文字、照片和图片，它成本低廉，可以大规模散发，内容简单，易于理解，传单在战争中正是“小兵也能立大功”。

提到一战中的传单，首先要提到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美国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是他开创了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的早期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普曼作为一名美国陆军上尉在法国服务，在那里他是前线宣传传单的一名主要作者”^[2]。李普曼享誉世界的著作《舆论学》（PublicOpinion，1922）与他一战期间在法国从事战时宣传的实践经历休戚相关。

当时法国的情报官员发明了一种计算军队损失的方法，可以使伤亡估计数大大增加，这样法国公报就可以借此夸大战争中血淋淋的牺牲、成堆的尸体等恐怖细节而成为政府宣传战争的材料，李普曼认为这种错误的信息就是宣传。身处战争当中并坚持这样的宣传观点，为李普曼未来的舆论观点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

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的“刻板成见”、“拟态环境”和“意义构成”，是最早的“议程设置”的雏形，可以看做是麦库姆斯（MaxwellMcCombs）和肖（DonaldShaw）的理论（1968年）的最初缘起。李普曼第一个开辟了传播研究的潮流，他的研究比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整整提前了五年。

这里提到的拉斯韦尔^[3]的里程碑式的研究，即拉斯韦尔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inthe World War，1927）也与战争，确切地说是与战争传单息息相关。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拉斯韦尔到欧洲进行了实地考察，访问了一些参与过战争宣传的学者和官员，并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当时拉斯韦尔就使用了内容分析法。因此拉斯韦尔被看做是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的鼻祖，他开创的这一研究方法日后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至今仍非常实用。

他的研究重点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信息所使用的符号上，诸如从气球或飞机落下的传单，或由炮弹向敌方战线散发的传单，以及征兵宣传画等等，通过对这些宣传物品做内容分析以确定敌我的宣传策略。对于战争中传单的分析最终促成了拉斯韦尔宣传观的形成，并将这些研究成果集结于《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当中。这也刺激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宣传研究，使之成为当时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学界和社会各界对战时宣传（Wartime Propaganda）的关注，促使多个国家的记者、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和社会评论家等在战争结束以后，开始从各个角度回顾和反思这场史无前例的宣传运动，出现了一系列对研究战争宣传有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的著作。

社会各界对于宣传的空前重视和深入研究从一个侧面推动了传播研究的发展，为传播学的诞生奠定了一个极好的基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大众传播具有强大效果的“枪弹论”（Bullet Theory）等论断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一战中宣传的明显效果的影响。

二战

人类并没有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惨痛教训，事隔不到25年，1939年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全球性大战爆发了。此次大战历时六年，61个国家和地区，20多亿人口被卷入其中。参战兵力超过1亿人，大约9000万士兵和平民伤亡，3000万人流离失所。二战对20世纪及以后的人类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宣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战后各国对于传播学的总结及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直接成为了战争工具。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类对于电子技术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无线电技术的成熟大大改变着战争的面貌，战时宣传的手段和方法也是一战时望尘莫及的。

广播、电影相继投入战争宣传战中，尤其是广播在战争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战争开始前希特勒就发动了被学界称为“广播大战”的宣传战，纳粹德国不停地向欧洲、非洲和美洲广播，用声音影响和征服敌方。战争爆发后的鼎盛时期纳粹的对外广播曾达到39个语种，这个数字对于今天的国际广播电台都是相当可观的。

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广播大战的同时，针对战场的传播研究也在进行，如何鼓舞士兵士气，如何瓦解敌方斗志，怎样的宣传才有效等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研究也相继展开，传播研究有了大有作为的天地。

1939年9月1日德军突袭波兰，英、法被迫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的闪电战略使欧洲形势一夜突变，就在波兰等国相继被占领的同时，战争也改变了远在美国的一个研讨小组的研究目的，从而对于传播研究以后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个小组就是著名的“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这个研讨班由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资助，固定成员包括有以后被列为传播学奠基人的拉斯韦尔和拉扎斯菲尔德。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在发展大众传播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意义，它将有志于传播研究方面的杰出学者们联结起来。这些都源于德国的闪电战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战争开始后，拉斯韦尔等人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在华盛顿开始了一个战时传播项目（1940～1943年），地点就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1940年的美国并没有介入战争，但为了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传播项目的主要任务是对交战双方的宣传信息进行内容分析。在二战中，拉斯韦尔除了延续一战中的方法，还在内容分析法中加入了定量和统计学的方法，使内容分析走向定性与定量的结合。

定量方法的使用也促成了研究者中性观察者角色的确立，并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传播学研究。正如斯普劳尔（1989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宣传分析的量化、拉斯韦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项目，这三者共同代表着一个转折点。最终，‘宣传分析’这个承载着价值的术语让位于‘传播研究’。”

从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到战时传播项目，拉斯韦尔的身边总有一个人出现——拉扎斯菲尔德。拉扎斯菲尔德出生于维也纳，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从事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活动，1933年在法西斯政府的压迫下流亡美国。在传播学领域，他提出了意见领袖、两级传播^[4]等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创立和使用了将定性与定量结合，将观察与深度访谈结合，以及社会调查、焦点小组（FocusGroup）等方法。

拉扎斯菲尔德一生执著于以经验为依据的社会科学研究，焦点的范围主要在美国国内，对于战争的联系不是很大，除了与拉斯韦尔的两次合作以外，广播研究项目（1939～1944年）是战时他主要涉及的研究项目，这一项目源于20世纪30年代广播的迅速扩散、希特勒的“广播大战”以及新的广告方式的兴起，因为这三大事件引起了从政府到商家对于广播的重视。

拉扎斯菲尔德能来到美国并从事一系列推动以后传播学发展的研究工作是与法西斯势力在欧洲抬头的历史背景相关。欧洲的知识精英流亡到美国，获得了生活上的平静以及研究所需的资金及支持，同时也充实和丰富了美国诸多学科和文化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传播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从欧洲为美国带来了诸如勒温、拉扎斯菲尔德、阿多诺等流亡学者；它吸引了像霍夫兰和拉斯韦尔那样的美国学者从事传播研究；它还把那些将要开创传播学领域的学者连成一个密集的网络。”^[5]

1933年希特勒开始执政时，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开始流亡。勒温来到美国之后，主要兴趣在于群体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在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学科基础上，他逐渐演绎出社会心理学这一学派，勒温因此被誉为“社会心理学之父”。此时，勒温受华盛顿的资助在衣阿华大学展开了著名的关于动物内脏的食品研究，他通过设计的对比实验观察到了群体对于个体的影响，这为他提出“场论”（20世纪20年代）和“群体动力论”^[6]（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地实验。战时食品研究同时也启发了勒温，他对于家庭中食物的主要选择者——家庭主妇的论断成为“把关人”^[7]概念的最初思想。战争将勒温送到美国，战争又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好的素材和机会。

在大量的知识精英从欧洲颠沛流离地来到美国，为这里带来了知识繁盛的同时，美国本土的学者也不甘示弱，其中卡尔·霍夫兰就是一位代表，同样也是战争将他与传播学研究联系在一起，作为当时最令人敬重的实验心理学家之一，霍夫兰也开始涉足传播学。1942年身为耶鲁大学副教授的霍夫兰被任命为美国陆军部信息和教育局研究处的首席心理学家，开始了他关于士兵士气的研究项目。

珍珠港事件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年轻人争先恐后地自愿入伍，总共有1500万美国青年从军。对于人数众多、来自不同行业的新兵，训练成为一件棘手的事，更为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激发他们的作战意志和士气，针对新兵的战争宣传影片被看做是方法之一。霍夫兰战时研究的核心是态度，以《我们为何而战》系列军事宣传影片作为材料，新入伍的士兵作为对象，霍夫兰和他的研究同事设计了测试影片改变态度的实验，并试图发现什么条件下能够产生更强大的效果。

军队的配合，使实验可以任意操纵研究对象，无论是数量、时间或是地点，这在今天还让许多使用实验方法的学者羡慕不已。实验设计的结构之严谨和定量方法的使用令这一研究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经典之一，并在今后的延续发展中最终促成了耶鲁学派在传播学说服（Persuasion）研究方面不可动摇的地位。

作为“传播学之父”的施拉姆在传播学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他人无法取代的贡献。施拉姆在二战期间任华盛顿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教育主任（1942～1943年），他与他的小组成员一起商议应该向美国公众传播什么样的信息，以鼓舞国内的士气并试图通过调查来评估这些传播行为的影响。正是在这15个月与众多学者的交往过程中，施拉姆对于新兴的传播学领域发生了兴趣并形成了他的传播学观，这对于一个可能影响未来的学科的建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传播学的奠基人及创立者

奠基人：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97）美籍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Lewin，1890～1949）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F.Lazarsfeld，1901～1976）

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CarlI.Hovland，1912～1961）创立者：

威尔伯·施拉姆（W.Schramm，1907～1987），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传播学家，被称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

以上列举的诸位学者，共同之处是战争将他们与传播研究和传播学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影响了一个崭新学科——传播学的建立与发展。同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Nobert Wiener）、信息论创始人香农（Clavde Shannon）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改变和影响；而对于一个新生的、有着多学科交叉背景的学科，信息论和控制论的知识也是传播学成长所必需的“营养”。

用《传播学史》上的一段话作为二战与传播研究之间联系的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联邦政府涉及几种类型的传播研究，其中的每一种都对传播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长时间的影响。在美国陆军中，霍夫兰等人从事军事训练影片的评价工作，由此，说服研究的传统得以发展起来。在国会图书馆中，拉斯韦尔对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宣传进行了内容分析。在坎布里奇的麻省理工学院，维纳教授就如何改进防空袭火力的准确性的数学问题——它由五角大楼资助——撰写他的‘黄色险境’报告。这项工作导致了控制论，后者涉及通过反馈来对自身进行调节的系统。在纽约的贝尔实验室，香农开展密码分析，这会有助于构成信息论的基础。在统计局，施拉姆帮助罗斯福进行著名的‘炉边谈话’……在1942年年间，施拉姆形成了他的传播学观。”^[8]

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在传播学史上，世界大战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战争直接促成了传播研究的发展和传播学的创立。战争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战争使传播的研究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和支持并促使了一批学者走上了传播研究之路；战争期间大量建立的研究机构发展了传播研究的方法和技巧。

总之，人类历史上除了传播学，没有哪个社会学科与战争有着如此亲密的联系——在战争的硝烟中，传播研究得以与实践结合并在多方面得到充实和发展，在硝烟散去之后，一个影响人类未来的学科终于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福特纳著，刘利群译：《国际传播》，华夏出版社，2000年。

2.［美］沃纳·塞佛林、小詹姆斯·坦克德著，郭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

3.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4.ShearonA.Lowery：《传播研究里程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

5.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

6.齐世荣主编：《人类文明的演进》，上、下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

黄　可

【注释】

[1]刘继南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第270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

[2]［美］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第24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3]拉斯韦尔是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为避免破坏文章的完整性，我们在本文的第二个链接框中把所有奠基人和创立者做了简要说明。有关他们的介绍在本文中已经比较详细，在本书其他文章中也会从不同角度有所涉及。

[4]有关舆论领袖和两级传播的解释请见本书“听他的”。

[5]［美］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第1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6]有关“场论”、“群体动力论”和有关动物内脏的食品研究实验请见本书“‘场’的力量”。

[7]有关“把关人”请见本书“把关人”。

[8]［美］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第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