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是一个符号

一切皆媒介

有好事者总结：英国人的话题常常是从“今天天气不错”开始的，美国人见面最好的谈资是金钱和商业，而中国人则会问：“你吃饭了吗？吃了什么？”但是假如三个国家的人见面，他们应该谈些什么好呢？我想应该是“媒介”。

尽管毁誉参半，尽管众说纷纭，“媒介”（Media）这个词语注定是要被载入史册的。今天，我们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谈论着“媒介”。成年人和学者们热烈地探讨孩子们是否会变成“电视儿童”；我们“媒介”的发展水平是否和国家的国力相匹配；我们对“媒介”的使用方式是否表现出个人的品位和格调，“媒介”使用是否影响到我们的观念……年轻人关于“媒介”的话题就丰富多了——哈利·波特是否会取代孙悟空成为青少年的偶像；张国荣和鲁迅为何可以并列十大文化偶像；获得好莱坞最佳外语片奖的《卧虎藏龙》为何并不受国人喜爱……

就好像生活在大海里的鱼分不清海水是什么味道的一样，“媒介”和我们的生活是那么的贴近，以至于我们从来没有细心分辨“媒介”到底是什么。一个讲媒介传播史的老师可能会从古人交流情感的“口语媒介”说起，古人狩猎时通知同伴所画的动物图案标志着人类进入“实物媒介”时代，渐次说开，结绳记事、烽火传讯，兽皮绸帛，纸张；报纸、杂志和书籍则宣告了印刷媒介的到来；广播、电视、网络等属于“电子媒介”……但是，既然媒介仅仅是用以传输信息的载体，我更愿意相信，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媒介。

符号即媒介

按照符号学的原理，任何物体都是一个有意义的符号，包括空白也传达着一定的意义。就好像咱们的国画，特别讲究留白；没有空白，就很难显示意境。这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看到的物体往往在一定的背景下表述着特定的意义，它们都充当着传输信息的符号，它们就是媒介。

今天，我们习惯于嘲笑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男女见面时要问“你喜欢文学吗”。因为我们不理解，在那个文学作品一路高歌猛进的时代，文学意味着什么。但是那些反映80年代的电影和电视仍然会把图书馆作为情节发展的起点，因为图书馆和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是契合的，它是一个符号，传达着那个时代的气息。而90年代的爱情故事总是发生于歌舞厅、餐厅、电影院，作为一个符号，这些场所提示：现在的爱情总是和物质、消费挂钩。

与此相仿，我们讲述18世纪的西方知识分子，总不免提起那时的咖啡馆。因为，正是在那里，知识分子们以沙龙的形式开始对国家的权威进行理性的论辩，并且逐渐扩大言论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利益调节和政治调节的空间。所以，提起咖啡馆，就表明了那时可爱的知识分子们是怎样做着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事情。

而我们说到今天的国家正蒸蒸日上，就自然会想起运动员在领奖台上凝望国旗的含泪双眼。获奖就是一个符号，一个国力强盛的符号，正因为这样，许多国家都以不正当的方式影响体育比赛的公正，继而从中获益；也是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奥运会的冠军会被当成民族的英雄，而中国队取得世界杯的入场券竟然成为民族盛事。泪眼是另外一个符号，一个充满了深情的符号，它的内涵不仅仅是对运动员个人价值的认定，还包含对国家的报答、感恩、奉献……

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的符号，它们或者显露或者深藏，或者直白或者曲折地表述着信息，展示着意义，它们都是媒介。著名的神学家和文学家卡西尔说“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其实那是因为人首先是“寻求意义的动物”，人习惯于通过符号来寻求意义，而符号恰恰就是承载着信息的媒介。

媒介——想象的共同体

传播的英文是Communication，它的词根和社区或者共同体“Community”是有关系的。在古代，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区域联结成为一个有归属感的共同体（指一个群体，人们归属其中，从中获得身份，像河南人、北京人、上海人），就是依靠口头媒介，比如举办仪式，日常的沟通等。通过这些媒介，人们可以判别自己所归属的共同体。但是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只是面对面的，涉及的区域也不断扩大，要想形成一个得到更宽泛认同的共同体——也叫“想象的共同体”——让人们分享共同体的身份，就需要大众媒介了。

媒介把我们联结在一起，赋予我们某种共同的社会身份，让我们认同这样的身份，我们才能成为某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成员。我们从小就学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一到台前讲话就会说，我们要为祖国作贡献，为人民服务。但是“中国人”这个身份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认同“中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其实就是因为媒介，不同的媒介，比如课本、歌谣、神话、寓言、电视等等，反复告诉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应该热爱这个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媒介把我们“召唤”成为了中国人。

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当天，全世界的媒介都把焦点对准了忧伤的美国人，美国不仅像过去一样紧紧和民主、自由联系在一起，它还成为了同情、感伤的对象。这时，即使是一直以来对“老美”没有什么好感的中国人，也表示出对美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一群激动的年轻人在网上发表文章，名字就叫《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

文化身份也是“想象的共同体”的一种标记，它和媒介同样密不可分。美国的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在名作《菊与刀》中就反复通过日本的报刊、书籍和电影等媒介内容来判定日本人的文化身份。而性别的身份认同也是一个被媒介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美国的女作家贝蒂·弗里丹就论证了杂志、报纸、电视促成“女性”这个刻板印象的形成，女性受众通过媒介提供的形象来认同性别的“想象的共同体”。

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有着共同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的传承也是依赖媒介。所以，当日本试图通过修改历史课程，重新表述日本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时，曾经受难的中国人、韩国人会表现出无比的愤慨。因为我们明白，一旦这些历史的痕迹在媒介中逐渐淡化，日本人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反思那段真实的历史了。毕竟，我们只能通过媒介去获得集体的记忆，获知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过去。

美国导演科波拉说，电影是表现“集体意识”的一种艺术。其实不光电影，其他媒介都是这样，它们共同凝聚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记忆和现在。

媒介的宗教

人和仪式是无法分开的，比如礼拜、祈祷、庙会、祭拜等等。学者们有的认为仪式让人处于忘我的状态中，从而忘却了焦虑；有的则认为仪式让我们面对生与死的冲突，通过反复出现的仪式，我们就可以熟悉死亡、接受死亡；还有的认为仪式其实是一种社会的纽带，维系着社会和文化。但就我们理解，仪式实际上是一种“媒介事件”，或者说仪式本身就是一个媒介，它承载着很多的信息，它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身处其间的环境和社会状况，应该形成怎样的历史记忆，也传达出一些伦理规范。

人类学者王铭铭就曾经说过，仪式的实质是符号和信息的交换。

反过来说，媒介也已经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仪式。在电影学者伊芙特·皮洛看来，电影和戏剧是一种世俗神话，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仪式化，从而满足了对于完美生活的向往。在法意合拍的电影《新天堂影院》中，编剧兼导演朱塞佩·托尔纳托列将电影院视为一种和教堂具有同样意义的场所，或者说去电影院就像去教堂做礼拜一样，成为了人们去往“天堂”的仪式。

“媒介”和仪式的关系如此密切，而仪式和图腾是相互联结的。所以，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把“媒介”和图腾放在一起讨论。有学者指出，电视塔就是现代社会的图腾柱，成为了大众神话和梦想的对象。每一家电视台、杂志和报纸往往会在信封、名片、屏幕或版面等位置上标示同一标志，以便大家识别和认同，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这些媒介在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图腾。同样，“媒介”作为一个图腾，也向大众传达特定的信仰。

把“媒介”和仪式以及图腾放到一起讨论，其实很自然要涉及到“媒介”和宗教的关系。美国哲学家杜威在《经验与本质》一书中宣称，“所有事物中，媒介是最了不起的……媒介的成果应当被共享和参与。这是一个奇迹，和它们相比，面包和酒化成耶稣的肉和血就显得内容贫乏了。”的确，传播媒介正好是一种中介，它沟通我们和幻想、信仰的距离。它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仪式，也是一种宽泛化的宗教。

所以，在我看来，宗教是一种承载丰富信息的媒介，而大众媒介也可以成为现代的宗教。

有人开玩笑说，“只要你关上手机和呼机，那么你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这句玩笑话对于流动性越来越大的现代人来说，有着一种辛酸的真实。工业时代的预言家曾忧心忡忡地说，一旦没有了电，我们的社会还能运转吗？他们哪里会料到，今天时髦的年轻人早就适应了网络化的生存，他们真诚地相信，网络会发扬光大是天经地义的。

不管怎么说，媒介的确和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了。在我看来，媒介并不仅仅是冰冷的电视机、飘着香味的书报、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广播，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媒介。对于我们每个人，媒介意味着很多很多。

曾繁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