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出版业的特点

第一章　浙江出版业概况

中国出版业源远流长，至少在夏朝末年，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刻有各类卜辞及其他事件的龟甲、兽骨，这是目前可知最早的书写载体。商周时代，随着青铜铸造工艺的进步，青铜器成为当时重要的书写载体，并产生了青铜铭文。与此同时，竹木简牍开始成为主要的记录载体，直到公元404年，东晋桓玄下令废简用纸，竹木简牍才真正完全被纸张所取代。除了这些记录载体，布帛、石碑都曾经作为文献记录的载体，促进了知识信息的保存和传播。西汉时期，充满智慧的劳动人民使用麻、树皮等原料制成纸。东汉时，经过蔡伦的改进，纸张得以推广与普及。纸张的发明和改进，使知识记录、传播的载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图书出版印刷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与革新，使得刻书业的发展日趋繁荣，为人类勾勒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出版史画卷。

浙江出版业作为中国出版业的一部分，同样可圈可点，为浙江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知识的保存、传播和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浙江出版业不仅在我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同时也是两浙文化史的一颗璀璨明珠。浙江出版事业滥觞于中唐、五代。两宋时期，浙江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业中心，与福建、四川鼎足而立。南宋时期，浙江的出版事业达到巅峰，一度成为全国出版业的翘楚。元代，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文化事业的发展有所衰退，然而以杭州路为代表的浙江出版业却一枝独秀，成为全国出版业中的奇葩。明代以降，浙江的藏书家与图书编纂家，可谓人才辈出，风起云涌，尤其藏书阁的建造和湖州套版印刷成为这一时代的特色。清代乾嘉时期的浙东学派，使得一度有所沉寂的浙江出版业重启中兴的局面，不仅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出版家与学者，而且创立了浙江书局等出版机构。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浙江的传统出版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西方的印刷技术开始涌入钱塘大地，其革新意味着传播媒介的革新，新的出版群体也就应运而生，白话报与商业杂志渐趋显现；另一方面，一批浙江籍学者开始投身文化出版事业，使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蜚声海内外的出版机构在开明启智、传播西学、保存古籍等方面持续发力，鲁迅、郑振铎、胡愈之、张静庐等人则投身报刊的编辑活动，在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西泠印社等出版机构，则将民国时期的浙江出版业推向了新的高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出版在舆论宣传方面作用巨大，为抗战胜利和人民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浙江出版业历史环境

浙江作为吴越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波澜壮阔的人文环境造就了浙江出版业发展的两大重要基础。追根溯源，距今5000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与距今4000至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点之一，足以印证浙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从行政区划来看，春秋时期，浙江分属吴、越两国。吴越两国的争霸，早期越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摩擦与碰撞，不仅使浙江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英雄豪杰，而且开启了浙江历史上思想与文化激荡的时代。勤劳并充满智慧的浙江人民，汲取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使浙江在荒蛮中迎来了文明的曙光。战国时期，浙江属楚国。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浙江属会稽诸郡。两汉时期，浙江属扬州刺史部所辖。三国鼎立之时，浙江入东吴版图，成为当时东吴重要的经济与文化重镇。唐初，浙江属江南道，后属江南东道。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为了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在江南东道的基础上，又析出浙江东道与浙江西道，浙江作为行政区域的名称自此肇始。五代十国时期，浙江属吴越国，杭州一度成为吴越国的都城。两宋时期，浙江经济与文化迎来了鼎盛时代。北宋时，浙江属两浙路。宋室南迁后，南宋建都临安，即今天的杭州市。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元代，浙江属江浙行中书省。明初，建有浙江行省。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改称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洪武十四年（1381），湖州、嘉兴两府划归浙江所辖，至此浙江省的版图基本定型。浙江共辖杭、嘉、湖、宁、绍、台、金、衢、严、温、处等11府及安吉州，境内共有75个县。清代康熙年间，改浙江布政使司为浙江省，沿袭至今。

从手工业来看，浙江素有“文物之邦”的美名。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为了能在争霸中取胜，铸造锋利的青铜宝剑，铸剑术十分发达。东汉时期，浙江的制瓷与铜镜制作工艺十分精湛。唐代中后期，蚕桑养殖逐渐在浙江兴起，丝织业渐趋繁荣。随着丝织业的发展，浙江的刺绣工艺巧夺天工，堪称一绝。浙江的民间工艺也绚丽多姿。浙江的“三雕一塑”蜚声海内外，它们分别指的是东阳木雕、青田石雕、温州的黄杨木雕及瓯塑工艺。自元代以来，浙江湖州生产的具有“尖、齐、圆、健”特点的“湖笔”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毛笔品种。而浙江嵊县（今嵊州市）生产的剡藤纸在西晋时期已经名声在外，晋中叶，剡藤纸被官方定为文书专用纸。唐代，称公牍为“剡牍”，荐举人才的公函，亦名“荐剡”。剡藤纸的影响可见一斑。此外，渔歌、民间乐器、刺绣、剪纸、编织、彩灯等手工艺术也异彩纷呈。

从宗教文化来看，五代时期，佛教艺术十分兴盛。吴越国主笃信佛教，在浙江建造有大批的寺庙、佛像雕塑及佛阁金塔。位于新昌大佛寺的弥勒像，被称为“江南第一大佛”。在崇佛政策的激励下，佛经刊刻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浙江的造塔技术在全国也是堪称一流的，始建于北宋年间的杭州六和塔与湖州飞英塔，被誉为全国造塔工艺的典范。

从藏书事业来看，浙江的藏书之盛，自古闻名。明代范钦营造的宁波天一阁是古代遗存至今历史最为悠久的藏书阁。明清时代，浙江藏书家人才辈出，杭州文澜阁、湖州嘉业堂、瑞安玉海楼等都是久负盛名的藏书阁。民国初年成立的浙江图书馆，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至今已逾百年。

从书法曲艺来看，浙江的书画艺术，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会稽郡的兰亭被誉为中国的“书法圣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璀璨夺目的明珠。清末民初在西湖成立的西泠印社，是中国最早以研究篆刻与金石书画艺术为主的学术团体。民国初年成立的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是中国最早的美术高等教育机构。浙江的戏剧艺术底蕴丰厚。元代浙江就是南戏的主要发祥地与传承地。明代以后，随着曲艺技术的发展，越剧成为浙江最大的剧种，流传甚广。此外，浙江还有绍、婺、瓯、甬、姚、湖等多个剧种。曲艺的发展，带来了话本艺术的革新，客观上推动了刻书业的发展。

最后，人才辈出成为了浙江人杰地灵的坚实验证。东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王充就是会稽上虞人，他撰写的《论衡》一书是中国古代不朽的唯物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袁康与赵晔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袁康撰写的《越绝书》与赵晔撰写的《吴越春秋》，开中国地方志的先河。东晋时期，著名山水派诗人谢灵运是浙江会稽人，本为陈郡谢氏士族，他是中国诗歌史上山水派的开创者，一改魏晋以来晦涩的玄言诗之风，所创作的诗歌大多清新自然、恬静并富有韵味，对中国的诗歌艺术具有卓越的贡献。隋唐五代时期，浙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诗人，诸如骆宾王、贺知章、孟郊等，他们对推动唐代的诗歌艺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唐一代，浙江的书法艺术在全国独领风骚，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是闻名一时的书法家，尤以褚遂良的成就最大。褚遂良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书法家。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徵也称赞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杭州钱塘人沈括是北宋著名的科学家，他的撼世巨著《梦溪笔谈》，在中国科技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梦溪笔谈》一书翔实地记录了中国11世纪的科学成就，沈括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南宋时代的浙江，是文人辈出的地方。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原籍浙江绍兴，著有《剑南诗稿》等数十个文集，他诗作极多，号称“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九千余首，是我国现存诗歌最多的诗人。此外，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嘉学派的叶适、永康学派的陈亮等都是南宋时期浙江学术的重要领军人物。元代国祚虽短暂，但是浙江也产生了不少著名的文人学者。书法家赵孟 ，与唐代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为“楷书四大家”。赵孟 博学多才，不仅在书法艺术上有着突出的贡献，而且擅长诗歌，通晓音律，精于绘画，开创了元代新画风。元代还产生了一批著名的画家，诸如吴镇、王冕、王蒙等，他们的绘画作品笔调清新，画风隽永，盛极一时。明代浙江也是人才辈出，不仅有著名的政治家于谦，文学家宋濂、刘基，此外还有水利专家潘季驯、针灸家杨继洲等人。在思想领域成就最大的莫过于王守仁。王守仁，原籍浙江余姚，字伯安，号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与军事家。王阳明为集心学之大成者，将宋代陆九渊开创的心学加以完善，形成了阳明心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不仅精通儒家、佛家、道家等思想，而且能够统军征战，在明代堪称“大儒”。徐渭，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著名的书画家、文学家。徐渭擅长水墨写意画，创立了泼墨技法，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徐渭本人还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最有名的莫过于《四声猿》，充分展现了徐渭不惧强权、洒脱自然的本性。明清之际还有思想家黄宗羲、史学家谈迁、画家陈洪绶等人，在当时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清代浙江以浙东学派最为著名。浙东学派，发端于宋代，盛于清代，是清代重要的学术重地，被世人称为“浙学”。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庞杂，著作繁多，强调学术应当“经世致用”，主要以研究经学与史学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人。此外，清代还有戏剧家洪昇、李渔，药学家赵学敏等人。近代以来，浙江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人物：巾帼英雄秋瑾，教育学家蔡元培，国学大师章太炎、王国维，书画家吴昌硕、潘天寿，科学家茅以升、竺可桢、钱学森、童第周、苏步青，以及文学家鲁迅、茅盾、郁达夫、冯雪峰、徐志摩、丰子恺、吴晗、夏衍、艾青等一批浙江籍的文化名人。

第二节　浙江出版业的特点

浙江出版业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浙江是全国重要的刻书基地之一，不仅刻印历史较早，而且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技术之精与书籍流通之广，都是全国少有的。“浙本”已成为浙江出版在版本学上的常用术语。

一、浙江刻书业的特点

从浙江出版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浙江刻书业大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浙江出版文化史源远流长

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发端于中唐时代，崛起于五代，兴盛于宋元，到明清臻于鼎盛。可以说，从雕版印刷普及的那一天起，浙江就有刻书业，并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全国最早也是功能最完善的刻书基地。浙江从中唐、五代时候起，就一直成为全国重要的刻书业发展基地，刻书事业十分繁荣。尤其是两宋时期，是浙江刻书业最为兴盛的时代，从官刻、坊刻到私刻，以及佛教刊刻、书院刊刻，样样俱全。1127年，宋室南渡，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刻书与藏书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此后的数百年间，出版业也是人才辈出。据学者统计，仅藏书一项，浙江历代的藏书家就多达1062人，占全国藏书家总数的22%之多。

（二）浙江出版业遍及全省，影响深远

从北宋开始，国子监就将部分卷帙浩繁的类书交由浙江刊刻，如《资治通鉴》《太平御览》等。南宋由于政治中心发生南移，国子监等中央文化机构纷纷迁至杭州，使得杭州成为全国重要的刻书基地。元代虽然对南方采取相对歧视的民族政策，但是元代许多大部头巨著也交由杭州西湖书院进行刊刻，其中以《元文类》及王应麟的《玉海》最为著名。杭州的坊刻十分发达，早在宋代就有书坊与坊肆，尤以南宋的陈起、陈思父子所开设的书坊最为著名。宋代的私刻也十分普遍，婺州地区的唐氏家族，诸如唐尧封、唐仲温、唐仲义等人，就专门从事私刻。所以，无论是通衢大邑，还是乡间僻野之地，都有刻书的作坊，网点分布相当普遍。浙江的刻书工匠以技艺精湛闻名于世，不仅刊刻技术十分高超，而且还积极从事刊印技术的改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明代湖州的套版印刷技术革新，闵齐伋、凌濛初等人就专门从事彩色套印技术的改良与革新。

（三）浙江出版活动重视文化传承

清刻本《直斋书录解题》22卷

刻书业本身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文化事业。为了更好地推动刻书业的发展，从事刻书的出版家，除了刊刻图书外，还从事两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是注重图书的学术研究，二是整理并出版图书。浙江刻书家在大量刻书的基础上，开展了诸多有关图书刊刻方面的文化研究活动，产生了不少经典之作。南宋陈振孙利用家藏并参考当时官修目录和私家藏书目录，历时20年撰成的《直斋书录解题》是我国第一部以“解题”为书名的目录，于每书书名之下，记载篇帙、作者、版本等信息，并评论其得失。《直斋书录解题》共著录图书51　180卷，是目录史上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该书“宋末已为世所重”，在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元代著名出版家、文学家、史学家王应麟在编辑图书的过程中，潜心研究文学。他所编写的古代文学笔记《困学纪闻》就是这一类的代表性著作。他还十分重视对义理的考据，对“九经诸子之旨趣，历代史传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工巨儒之诗文议论”无不有深入的探究与钻研。王应麟在考据的同时，发前人所未发，辞章简约而明达，将道理融会贯通于其中。清代兴起的浙东学派，不仅从事图书的编辑与刊刻，而且对史学与经学的研究造诣甚深，对于推动中国宋明理学的发展具有十分突出的贡献。

藏书是图书刊刻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浙江是中国藏书家最多、藏书机构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浙江不仅有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宁波的天一阁，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而且有藏书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嘉业堂藏书楼，藏书有18万余册，共计60余万卷，已经是全国最大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图书经营思想的传入，浙江也出现了全国较早具有近代图书馆性质的私人藏书楼——古越藏书楼，它标志着中国的私人藏书向近代图书馆事业方向的发展。除了丰富的藏书机构之外，浙江还有许多专门从事出版的机构。元代杭州的西湖书院，就是较早兼图书编辑、整理及刊刻的专门性研究机构。清代同治六年（1867）出现的浙江书局是一个具有官方性质的专门性出版机构，到民国2年（1913）并入浙江图书馆为止，前后长达40余年。民国时期出现的西泠印社等出版机构，不仅进行图书的刊刻与编辑，而且围绕经学、文学、史学、金石学等领域进行专门的学术交流，有力地推动了浙江图书刊刻事业的发展与文化事业的进步。

出版家是出版事业发展的核心之所在。浙江出版业可谓人才辈出，除了耳熟能详的陈起、王应麟、胡应麟等名家之外，还有清初的曹溶，其编撰的《流通古书约》对于古籍整理、流通的真知灼见，对今日古籍整理出版仍有启发作用。明清时期涌现出许多藏书家，他们构筑有藏书楼，其目的就在于为故乡培养人才，从而繁荣浙江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浙江出版业的影响

历史上浙江的出版业对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从中唐时代开始的官刻，到两宋时代的私刻，以及明清的藏书阁、古籍考证与整理等，对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总体说来，浙江出版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保存和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

从历史上看，浙江出版家编撰的图书可谓种类繁多、样式齐全。不仅有传统的经部经典著作，还有各种史书、文诰，以及大量个人的文学作品与文学著作，涉及医学、名物、道本、佛经等诸多门类。

作为我国重要古典文学样式的唐诗，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遗存的5万多首唐诗中，浙江出版家在保存与传播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早在中唐时期，浙江绍兴地区就刊刻有白居易与元稹的诗集。但浙江大规模刊印唐诗的，则是南宋杭州著名藏书家、刻书家陈起。陈起父子在刊刻唐人诗集方面，名噪一时。据王国维先生考证，留存至今的就有《常建诗集》等17种。王国维也赞誉道：“陈宅书籍铺所刊唐人集……其存于今日者止此，然当时所刊实不可胜计……今日所传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唐人专集、总集，大抵皆出陈宅书籍铺本也。”^[1]明代浙江海盐人、著名刻书家胡震亨，也参与了唐诗的编撰刊刻。以前唐诗的刊刻，大多以专集性质出版，但是汇辑有唐一代诗歌成编的却还没有。明代胡震亨编撰的《唐音统签》就是个创举，清代编纂的《全唐诗》就是在它的基础上选定而成的。此外，同一时期的胡应麟与王世贞等人也都参与了唐诗的编纂与考订。

话本小说也是浙江出版家涉足的领域。浙江出版家对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最著名的莫过于《清平山堂话本》，这是我国话本小说中最早的刊本。此书为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藏书家洪楩所刊印。洪楩，字子美，杭州人，家富藏书，有《洪子美书目》。他出身书香世家，在祖父“两峰书院”的基础上，构筑了“清平山堂”，成为明代嘉靖年间杭州著名的书坊，曾刊刻有《清平山堂话本》《唐诗纪事》《夷坚志》等多种。《清平山堂话本》刊于明嘉靖年间，原本共有60篇，它保存了宋、元、明以来的话本小说资料，对开创明清小说新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脍炙人口的白蛇传故事，就最早源于他所辑入其中的《西湖三塔记》。此外，《清平山堂话本》还辑入了民间最早流传的包公断案的故事《合同文字记》。

（二）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

在浙江出版史上，浙东学派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浙东学派追根溯源，应肇始于元代的王应麟。王应麟是著名的学者、出版家、史学家、藏书家，他奠定了浙东学派的基础。明代以降，浙东涌现出了不少著名的学者，清代最终形成了浙东学派。浙东学派著名的学者有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以及余姚的“二邵”，即邵廷采、邵晋涵，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浙江乃至全国著名的出版家与藏书家。

黄宗羲一生著述丰富，据后来的学者统计，黄宗羲著述的各种书籍多达104种。皇皇巨著足证黄宗羲在学术史上的成就，黄宗羲学识之广博与精深由此可见一斑。全祖望与万斯同在学术上也是成就斐然。万斯同亲手考订并编撰了《明史稿》共计500余卷，此后还刊印了《历代史表》。清末瑞安的孙诒让也是著名的学者，后来他与其父还专门建有玉海藏书楼，同样证明了浙江藏书楼与出版事业之间的关系。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之邦，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历代名人辈出，成就特高，这些与浙江出版事业的发达是密不可分的。

（三）促进了中国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发展

学者在刻书与藏书的过程中，开始探索更具学术价值的编撰与检索方法，从而促进了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发展。南宋浙江人陈振孙，出身书香门第，他早年就开始留心收藏图书，在为官期间，他大量地购置图书。当时陈振孙曾在兴化军（辖境相当于今天的福建省莆田市）担任通判，福建的刻书业十分发达，有大量精良的宋版书流传于世，他十分留心对图书的收集与整理。后来陈振孙官至国子监司业，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整理自己的藏书，并编撰有《直斋书录解题》。陈振孙在担任侍郎期间，对此书又进行了修改与补充。《直斋书录解题》原本为56卷，现行本为22卷，全书按照四部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共辑入图书多达51　180卷。陈振孙并非单纯地著录图书，他在编撰《直斋书录解题》之时，对所录之书，都一一注明卷帙，并加以评论，首创了目录学中的解题体裁。《四库全书总目》称赞该书为古籍校勘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绍兴著名藏书家祁承爜对澹生堂藏书进行过一次整理，在《庚申整书小记》和《庚申整书略例四则》中比较集中地表达了对图书编目分类的见解。在《庚申整书略例四则》中，他提出了因、益、通、互四字分类原则，充分展现了他在图书编撰方面的先进思想。所谓“因”，乃是因袭传统四部分类法。他以为部有类，类有目，若丝之引绪，若网之就纲，井然有条，杂而不紊。他十分赞赏西晋荀勖《中经新簿》四部分类法，以为历代分类之法，多则丛聚而易淆，寡者又寂寥而易失。吸收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优点，而又有所创新，这是祁承爜图书编目分类的基本点。所谓“益”，即“益者，非益四部之所本无也”，而是将“似经似子无间，亦史亦玄之语，类无可入，则不得不设一目以汇收”。所谓“通”，就是“流通于四部之内”。所谓“互”，即“互见于四部之中也”。可见，祁承爜以上这些编目分类的见解，在图书馆学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编撰《澹生堂书目》就是这种主张的实践。《澹生堂书目》采用表格式，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为了便于检索，采取分析著录与互见著录的方法，对同书而卷册版本有所不同的就以“又”字另著一条，对上下或正续编著则分条著录。其目成后续收各书，则续录于各类的末尾。因此对祁承爜的《澹生堂书目》不能视之为书籍的简单登录，而应视之为图书分类和目录学的一份遗产。

（四）形成了系统并富有特色的出版思想

首先，注重图书编纂的思维创新，对出版物的质量十分讲究。南宋绍兴年间浙东茶盐司将《易》《书》《周礼》三书的经文、注、疏各合刻为一本，给士子们的阅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绍熙年间黄唐又将《礼记》与《毛诗》二经的经文、注、疏各合刻为一版，这是最早将五部经书的经文、注、疏各合刻为一本书的。在出版质量上，浙江刻书业始终注重技术的革新，明代湖州闵齐伋、凌濛初在朱墨两色套印的基础上，发明了三色、四色、五色套印法，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十分显著的地位。

其次，在图书分类方面有所革新。明代学者胡应麟自创了书籍的分类体系。他在前人四部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五部分类法，主张在经、史、子、集四大类之外，应该将别录中佛、道二藏及赝古书及类书归为一部，附于四大部之末。

再次，精于校勘，注重出版物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浙江自古为人文渊薮，不少学者长期致力于图书的校勘与编辑，清代浙东学派将治学的严谨风格贯穿于图书的编纂与校勘，字字珠玑，校对精核。

此外，浙江的刻书家还十分考究用纸、用墨与书写的圆润与否，因而浙江的出版物一直冠于群雄，质量上乘。

【注释】

[1]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王国维遗书》第12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