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浙江出版业发展概况

第三章　北宋：浙江出版业的繁荣

第一节　北宋浙江出版业繁荣的历史背景

一、北宋时期的浙江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的王朝。它于公元960年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到公元1127年政权南迁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北宋。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虽然宋朝在对外政策上比较软弱，屡遭侵扰，但是其作为我国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朝代，文化方面的成就在这一冲突与转折的鲜明时代中也显得尤为突出。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中评价宋朝的文化成就时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宋代的文化成就登峰造极，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年间，出版业已渐渐繁荣起来，刻书业遍布全国。其中最发达的是浙江杭州地区，加上四川成都和眉山地区、北宋首都开封、福建建阳和麻沙地区，还有江西的赣州、南昌等，这些地方成为宋代五大刻书中心，并出现了浙刻、蜀刻、汴梁刻印、闽刻、赣刻等不同刻书风格。北宋初年，成都一带刻书业即蜀刻最盛。四川是雕版印刷技术的发祥地，成都作为宋初雕版印刷《大藏经》的基地而驰名全国。蜀刻校勘精当，字体方正，行宽疏朗，为宋代刻本中的精品，历来为版书界所看重。由于掌管校刻图书的机构国子监设在北宋首都开封，从而带动开封刻书业的发展。闽刻以刻印速度快和发行量大而闻名，故有“福建本几遍天下”之说。而在浙江，由于杭州具有较发达的经济和优良的文化背景，因而成为中国的刻书中心之一。浙刻刻工技术娴熟、字体优美、纸墨工料上乘而刻印精美，是宋版书中的佳品。

苏　轼

而北宋时期的浙江为全国最为富饶的地区之一。曾任杭州知府的苏轼就在《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中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富供馈，不可胜数。”^[2]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浙江地区经济是非常发达的。经济的发达为书籍的出版提供了物质、运输、销路等各个方面的便利。除了经济发达以外，当时的浙江地区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状况也为出版事业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文化教育方面

图书出版和文化教育事业互相影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图书出版业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北宋年间，由于统治阶级推行的是“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因而在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重视文化的浪潮。由于整个北宋的社会风尚主要在于大力提倡读书，因此民间文风极盛。这在当时的一些民谣中也多有反映，如“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3]，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些民谣从民间的角度表明了当时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也就是“重读书”，这种思想的深入人心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然图书阅读成为一种风尚，那么对于书籍的渴望则成倍剧增，这也是北宋年间出版事业能迅速发展的社会基础。

以北宋朝廷对图书的搜集整理为例，北宋秘书省等各官方藏书机构的图书来源主要为派专员在各地向藏书家与书坊购买，宋太祖是武将出身，但热爱读书，并要求“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太宗赵光义也自称“无所爱，但喜读书”。受他们的影响，即位的宋朝列位帝王都出重金购求图书：真宗时期长乐郡主献家藏书800卷，赐钱30万；仁宗时期以一匹绢换取一卷书；徽宗时期更以蔡攸为提举秘书省，安排其通过秘书省再购买天下图书，献书人可封官赐爵。

浙江地区，自古以来文化氛围就相当浓厚，而在北宋时期尤甚，这从很多诗句中能够看出。宁波之学者“鼎撑角立，雨戴笠，宵续灯，互相过从，以资攻错，书带之草，异苔同岑，其亦盛哉”^[4]，绍兴“自宋以来，益知向学尊师择友，南渡以后，弦诵之声，以屋相闻”^[5]。由此可见，文化氛围在整个浙江地区是非常浓厚的，由此也带来了教育的稳步发展，书院的盛行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北宋庆历四年（1044）朝廷通令各个州、县立学；熙宁四年（1071）又令各地设置学官；崇宁元年（1102）又令州、县均置小学，令十岁以上儿童入学；崇宁三年（1104）又增加县学弟子员额。可以说，朝廷对教育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当时，浙江各地的知府、学者对教育也是相当重视。杭州地区，苏轼任职期间曾亲自主持地方考试，十分重视教育。湖州地区，著名学者胡瑗任教于湖州州学，努力培养人才。温州地区，北宋神宗年间，周行己、沈躬行、刘安上、赵霄等九人在温州讲学期间对温州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影响也相当大。这些学者的学术活动，同样对图书的编辑和出版事业都有影响。

浓厚的文化底蕴、官方和学者对教育的重视，都为教育事业在浙江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同时使得图书的出版和需求量大大增加，为这一时期浙江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二）经济政治方面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初，为了避免宋朝重蹈五代十国短命王朝的覆辙，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首先在军事方面，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大将对军队的控制，并设立中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使宋朝对军队有了完全的掌握权。另外，宋沿袭唐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各官的职权，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超过了历朝历代。在科举方面，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试的方式对考生进行最终的考核。这样一来，北宋王朝的官僚阶级队伍得到了壮大，从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巩固了政权。^[6]后经仁宗、英宗至神宗时期，社会趋于平稳，政局稳定，经济规模空前，人民安居乐业。

这一时期，地处江南地区的浙江，人民安居乐业，文人雅士辈出，一度成为经济文化的繁盛之地。据考证，北宋时期，浙江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当时全国每年漕粮600万石，两浙路就占1／4。苏轼《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中记载：“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富供馈，不可胜数。”从这里可以看出，浙江地区的政局稳定、经济繁荣，这为北宋时期浙江出版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7]

另外，北宋时期的宁波、温州、嘉兴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海外贸易繁荣，造船业发达，杭州、湖州等地丝织业发达，这些为北宋时期浙江出版业的繁荣同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印刷技术方面

宋代杭州文化荟萃，刻工精良。余杭盛产藤纸，所以监本《新唐书》《资治通鉴》《史记》《汉书》《后汉书》《周易传》及“十三经”等计1662卷，以及医书等，都在杭州刻板印刷。杭州除承办国子监刻书外，还有其他官刻本，如《旧本杭州图经》《吕氏春秋》《楚辞》《东坡集》等。当时的“市易务”刻书机构，为官办刻书所。北宋初年，官府禁止民间刻书。熙宁元年（1068），禁令松弛，杭州的民间刻书业逐渐盛行。晏氏、钱氏是杭州较早的两家著名书坊的主人。可以说，杭州乃至整个浙江刻书业的繁荣都与其物资的富饶息息相关，由于浙江历来造纸技术都不错，产纸质量上乘，而纸质是影响书籍出版质量的载体，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北宋年间，苏易简在《纸谱》一书中说“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可以看出，浙江人刻书讲究纸的质量，对一般的书籍采用的是麦茎、稻秆等制成的脆薄的纸，但是书的质量好的话则采用麦藁、油藤等材料制成的纸。这同时也应是北宋年间浙江地区商品经济繁荣的一个缩影。

松烟制墨法

另外，雕版印刷中所使用的油墨以松烟墨为上。松烟墨通常是松木烧成的烟炱加入动、植物胶炼制而成。这种墨墨色如漆，久不变色，历久弥香；印刷时，墨从印版转印到承载物上，纸不会收缩，墨不会把宣纸印得揪起来，而且松烟墨对印版和书又具有防蛀作用。用松烟制墨要选择肥腻、粗壮的古松，而浙江地区多山地丘陵，松木遍山皆是，所以松烟墨的原材料也就可以就地取材。

二、“崇文抑武”政策对出版业的影响

“崇文抑武”，也有称“重文轻武”，就是指北宋时期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而有的一项重视发展以文治国而对武力治国不太狂热的基本治国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使得当时的文化氛围繁荣至极。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曾经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建立统一政权后，汲取五代十国时武人权力过大而影响统治稳固的教训，形成国家宏观政策向“崇文”倾斜的态势。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措施。可以说，从北宋时期开始形成的这种文化高峰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这种国家政策又深深作用于出版业，并且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由于浙江地区一直是出版业发展的领先地区，因此北宋时期开始的这项“崇文抑武”的政策对于浙江出版事业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一）科举制度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

作为中国历史上体系最为完备、持续时间久远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影响群体广泛，社会功能强大，对同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都产生了显著的统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中央君主集权制的形成正是以科举制度为其强大的内在支撑：打破魏晋以来世家贵族的政权垄断，官员的选拔和录用完全由君主控制，以往各事其主的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文化之核心——儒家文化也是借助科举制度得以普及天下，深入民心，而儒家价值体系正是维系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根本手段。因此，在隋唐至明清时期，与科举制度这种自下而上的政治攀登的阶梯并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儒家文化教育普及的桥梁，而维系二者的是图书编撰刊刻事业。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视思想的钳制。自先秦以来，大规模的图书编撰活动多由帝王授意、政府组织，官方力量始终是中国历史上出版活动的主导力量，严格控制了出版的主体和出版的内容，给出版蒙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为了维护和推广科举制度，隋唐至明清时期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科举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工作，仅唐代就两次颁定官方教材。唐太宗曾召集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等著名儒士修撰《五经正义》，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太和四年（830），唐文宗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介等用楷书分写，花费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837）刻成的《开成石经》，由114块巨大的青石组成，每块石碑有2米多高，碑上共镌刻了650　252个字。内容包括儒家最重要的12部典籍，分别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后唐长兴三年（932），为印行经籍标准文本，宰相冯道向皇帝建议雕印儒家典籍，经皇帝批准由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等人任校勘官，李鹗、朱延熙等书写，依唐刻《开成石经》，并和经注合刊，开雕“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以端楷书写，能匠刊刻。到了后周广顺三年（953）五月雕印完成，历时22年。因刻书事业由国子监主持，故史称“五代监本九经”。这次图书刊刻活动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使用雕版印刷术来刊印儒家经典著作，因此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封建政府对民间发明的接纳和使用，标志着我国知识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是政府刻书事业的肇始。当时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对此，元代王祯评为“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印本后来失传。

此外，隋代已成立专门的修书机构，归秘书省管辖，隋炀帝时，为适应大规模的图书编校工作，整个秘书省扩充至百余人，皆为鸿儒硕学。到了唐代，由于图书编撰活动频仍，集贤院、史官取代秘书省而成为最主要的官方修书机构。宋代设有崇文院和秘书省，明代则成立翰林院取代秘书省，专门负责经史子集等大型图书的编辑整理工作。

（二）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宋开国之君赵匡胤吸取前代“重武轻文”的教训，把“重文轻武”作为既定国策。他曾立有三条戒规，其中一条便是不杀士大夫，并要求后代继皇位者世代遵守。因此，从宋太宗开始，对文人、文士就非常尊敬，所以宋王朝基本上都遵循了重仕人的政策。尽管在有宋一代也存在诸如苏轼“乌台诗案”的政治事件，但通常情况下，仕人批评朝政得失，最严重的处罚是贬职流放，决不会招来杀身之祸。正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所说的“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8]。

宋建国后，吸取前代经验，改革完善科举制度，决定不以门第高低衡量，只需文章合格皆可录取后量才使用，并增加了取士的名额。经过一些学者的统计，宋代科举取士人数，远远超过唐代，即使是元明清三代也望尘莫及。^[9]国家对文士和仕人的重用政策，大大吸引了社会各阶层人们希望通过读书而取得功名，并使仕人队伍不断扩大，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事业的进步。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改革，使得社会对各种经典、类书及应试之书的需求猛增，从而使出版刻书投资人增多，进而客观上促进了宋刻的发展，使其走向商业化道路。北宋时期政府在京师设有太学、律学、宗学、武学、算学、道学等，在地方设有州学、府学、军学、县学。而分布在各地的书院，往往请名家执教，成为一个地区的最高学府，全国形成了浓厚的读书风气，尤其文化底蕴深厚、富庶的浙闽一带，更是涌现出了不少经学仕人。洪迈在书中写道：“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盛，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10]由此可见当时的浙江地区教育是非常发达的。

对文人和文化的推崇，使得北宋时期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与改革，激发了各阶层为求取功名而倾心学术、潜研诗文的浓厚风气，从而极大地刺激了浙江地区雕版印刷的发展。学生人数的增加必然引起书籍需求量的增长，进而又促进了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其他很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凡教育发达的地区，雕版印刷事业也很发达，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充分说明了教育与雕版印刷事业的密切关系。^[11]

（三）政府对图书藏刻的重视形成了浓厚的藏书刻书氛围

宋朝从建朝之初，就非常重视图书典籍的收藏整理，政府一方面注意收藏平定各地所藏的图书，如“乾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一方面多次下诏，不惜以重金和官职相诱，希望百姓进献图书，从而充实政府藏书。

乾德四年（966），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史馆：凡是史馆中没有的图书，如果有百姓进献，应当买下；献书人经过考核之后，有学问能力的，应当给以官职。

太平兴国九年（984），宋太宗赵光义下诏：“……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诏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者，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12]同样是通过收购、赐官、抄录等方式来充实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三馆的藏书。

此后，宋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奉行该政策。这极大地调动了民间献书的积极性，使得宋代国家藏书的数量与增长速度方面远远超过了唐代，到北宋末增长到73　877卷。^[13]宋代统治者重视图书的收集扩大了对图书量的需求，引起士大夫的藏书兴趣，对宋刻事业的发展起了刺激作用。

同时，北宋时期的统治者也注重书籍的刊刻工作，皇帝经常亲自视察主持刻书的国子监、崇文院等机构，并对编修官、修书人给予金帛器等奖励，由于这一时期杭州也承担了国子监的部分刻书工作，所以浙江的出版业也受到了政府统治者的重视。例如，淳化五年（994），太宗亲命将杜镐、陈充等人校订之《史记》《汉书》《后汉书》送杭州镂版；咸平四年（1001）十月，真宗遣内侍裴愈将李沆、杜镐校就之《周礼疏》《仪礼疏》《春秋公羊传疏》《春秋穀梁传疏》《孝经正义》《论语正义》《尔雅疏》等共165卷，送杭州镂版；等等。在政府鼓励刻书政策的影响下，除中央机关中的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刻书外，各地大小官衙、教育机关，如茶盐司、转运司、安抚司、提刑司、左廓司、哀司、仓台、计台、潜台、潜康、潜院、学官、学舍、太医局等，都风行刊版印书，除儒家经典典籍外，还遍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和唐、宋名家诗文集、文选等。宋政府还组织刊刻了卷帙繁多、工程浩大的释藏、道藏及著名的四大类书。^[14]凡此种种，无不反映了统治者对图书藏刻的重视，正是这种国家政策的倾斜，促进了北宋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从而使书籍需求量和流通量增加，所以刻板印书事业之由创始而渐盛行。

政府的推崇、民间的效仿都使得北宋年间各地的图书需求量大增，图书的质量不断提高，浙江杭州地区作为当时重要出版地之一，承担着国子监的官方出版任务。同时由国家引导的这股崇文热潮也使得浙江地区民间的出版热情不断提升。可以说，北宋时期“崇文抑武”的国家政策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一定程度上也为后来南宋时期浙江出版业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北宋浙江出版业发展概况

北宋时期的浙江出版业，基本形成了临安府和绍兴府两个中心。临安府以北平江府及湖州以南属两浙西路，两浙西路下辖平江府、湖州、吴江、嘉兴府、临安府、明州、桐庐等；绍兴府以南至温州以北属两浙东路，两浙东路下辖绍兴府、庆元府、严州、台州、婺州、衢州、括苍、温州等地。^[15]这些地区一方面是因为和浙江两大路驻地位置较为邻近，便于在刻书和印刷上的交流，再者也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达、文化积淀深厚不无关系。

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出版物，私刻流传较少，官刻与坊刻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国子监刻书

北宋建朝初期，就十分重视对历代典籍的收集与整理，建隆元年（960），即设立了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等机构于崇文院中，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此后不久，历代典籍就陆续整理出版。而国子监在当时，作为国家的最高教育机关，除行使教育职能外，还兼事刻书。根据《宋史》记载，淳化五年（994），判国子监李至上言：“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名为近俗，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而且该单位具体“置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哲宗元祐五年（1090），礼部言：“其他书籍欲雕印者，纳所属申转运使、开封府牒国子监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凡不当雕印者，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从之。”^[16]从这里可以看出，到了南宋时期曾经在临安繁荣一时的国子监刻书，实际上从北宋初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在刊刻、发行及管理出版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发展速度很快，根据《宋史》记载，景德二年（1005）夏，真宗亲御国子监检阅库书，询问雕刻出来的经书版片有几何，国子祭酒邢昺答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备……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从公元960年北宋建朝至1005年，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国子监雕刻出的版片就增加了25倍。而这45年还仅仅是个开始，刻书最多的是其后的仁宗朝（1023—1063），包括1000卷的《太平御览》在内的许多大部头典籍都是那时雕印的。

尽管杭州在北宋时期并不是国家的行政中心，但是它在国子监书籍的出版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与浙江特别是杭州的刻印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曾经写道：“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17]因此，到杭州出版的国子监书籍仍然很多。由于国子监刻书必须讲求质量，而当时杭州地区的刻书业，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技术力量均处于全国一流水平和地位，所以北宋监本多在杭州镂版。王国维的《两浙古刊本考》载有：“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可见北宋监本的经书和史书在杭州刻印的居多。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北宋国子监奉旨交由杭州镂版颁行的典籍有：淳化五年（994）刊刻有《史记》《汉书》《后汉书》；咸平四年（1001）刊刻有《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等的疏，以及《孝经》《论语》《尔雅》等的正义；嘉祐五年（1060）刊刻有《新唐书》；治平二年（1065）有南北朝七史；熙宁二年（1069）又将《外台秘要方》等重要医书降旨交付杭州镂版摹印；元祐元年（1086）有司马光等纂的《资治通鉴》。

至于到了南宋时期迁都临安以后，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杭州刊刻的国子监书籍更为广泛，就不足为奇了。

二、坊刻、私刻

北宋时期，我国印刷出版业进入了黄金时代。尤其是江浙、福建一带，出版业发展尤为迅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些地区聚居了很多刻书世家，坊刻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政府的提倡，国家大量印刷历代经典，政府的印刷出版行为也刺激了坊刻的发展，而最为明显的是以印书为业的作坊，在一些地区很快发展起来，形成几个印刷中心。其中，江浙一带刻书地区遍布临安、吴兴、绍兴、衢州、婺州、明州、台州、严州各地，这些地方当首推临安。

北宋时期，浙江最为著名的坊刻代表便是晏家经坊和钱家经坊。

晏家经坊。北宋庆历二年（1042）杭州晏家请僧人校勘《妙法莲华经》，此经为卷轴装，每板37行，每行17个字，无栏线，上下单边。新中国成立后，在山东省莘县宋塔中有实物出土，上面留有刻经时间“大宋庆历二年壬午岁正月，杭州晏家重请讲僧校勘”。北宋熙宁元年（1068）杭州晏家再次刊刻《妙法莲华经》，现存6卷，该经卷为梵夹装，行款与庆历二年（1042）刻本相同。卷首佛像下题“杭州新开大字经忏”。序言后为刻印时间：“大宋熙宁元年戊申岁，杭州晏家再请讲僧校勘，又命工重开印造，广行天下，愿与受持人同契法华圣会。”这部经卷在山东省莘县宋塔中也被发现。

钱家经坊。北宋嘉祐五年（1060）、八年杭州钱家经坊雕印《妙法莲华经》，两次均为梵夹装。新中国成立后，同样在山东省莘县宋塔中有实物出土。行款与晏家经坊刊刻的佛教行款相同。

卷轴装

梵夹装

这四部佛经上的每卷佛像构图各不相同，线条细致流畅，法像庄严，所书字体方正圆润，刀法遒劲古朴，宋代浙江雕版印刷事业兴旺发达由此可见。此外，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古代，一部佛经由杭州传到莘县，也说明这部佛经刊刻数量之多、流传之广。

明嘉靖三年（1524）徐焴刻本白棉纸线装明翻宋精刻本《唐文粹》

除了坊刻之外，这一时期浙江的私刻代表作也较丰富。例如，临安进士孟琪于宝元二年（1039）刻姚铉《唐文粹》100卷，殿中侍御史施昌言在后序中给予该刻本极高的评价，认为其“校之是，写之工，镂之善，勤亦至矣！”这也是《唐文粹》的第一次刊刻。《唐文粹》为宋初姚铉（968？—1020）编纂，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断代总集式诗文选本，书中选录了褚亮、虞世南、魏徵、司空图、罗隐、沈颜等人的作品，从唐初到唐末的诗人都有涉及，各体作家超过200人。《文粹》的规模，虽然无法与宋代四大类书之一的《文苑英华》相抗衡，但是由于其选录标准和编选志趣鲜明，篇篇都为精品，方便后人的学习，因此，不但得到文坛的高度评价，而且其以儒家为主的思想内容符合当时科举取士的需要，也得到了儒生们的推重，此后屡有刊印。

钱塘沈括著成《梦溪笔谈》。书中记述的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及其制作方法，是今知对此项发明的最早记述。《梦溪笔谈》包括《笔谈》《补笔谈》《续笔谈》三部分。全书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农学、工程技术、文学、史事、音乐和美术等。该书以超过1／3的篇幅记述并阐发自然科学知识，这在笔记类著述中是少见的。因沈括本人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他所记述的科技知识，也就具有极高价值，基本上反映了北宋的科学发展水平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因而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还称誉沈括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梦溪笔谈》宋刻今皆不存。目前最古的版本就是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元代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该刻本开本很大，极为铺陈，而版框很小，装帧为当时流行的蝴蝶装，独具特色

钱塘颜氏刊《战国策》十卷，这在王国维的《两浙古刊本考》中有考证和记载。^[18]

临安某书坊，书坊名无可考，曾刊江钿编《圣宋文海》15卷。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八云：“先是临安书肆有江钿所编《圣宋文海》者，孝宗得之命校正刊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有记载：“临安书坊有所谓《圣宋文海》者，近岁江钿所编。”杭州陈氏万卷堂，淳化五年（994）曾刊司马迁的《史记》。

北宋时期浙江的坊刻和私刻，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刻本，校勘刊刻都非常精良，这与杭州一直以来的刻书传统密不可分。其实早在唐五代时，杭州就出现了不少刻本，在这个基础上，造就了一批刻板、印刷的能工巧匠。到了宋代，其刻印技艺更加成熟，居全国之冠。北宋时，国子监的很多书籍，都由汴梁送往杭州开雕，从而又促进了杭州印刷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后来到了南宋时期，杭州作为全国的首都，且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人文荟萃、商贾云集的江南第一都会。政治地位改变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使杭州的刻书事业处于十分优越的地位，印刷业更加蓬勃地兴盛起来。可以说，北宋时期坊刻的发展，为南宋时期坊刻世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寺院刻书

寺院刻书是民间刻书的一部分。民间刻书，主要指寺、观、祠堂的刻书，其资金来源，有时也由国家出资，但大多数是寺观自己募集资金和家族集体捐资刻书。故其既非官刻，也非私刻，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民间集体刻书形式。

宋泥活字印回旋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叶

北宋时期浙江的寺院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杭州，自古以来就是佛教经典作品印刷的重要地方，经学者考证，当时浙江的寺院数目是很多的。杭州净慈寺、临安府菩提教院、杭州慧因讲院、湖州圆觉禅院等有十多家，这些寺院通过刊刻佛教的经典经文，对推动整个浙江出版事业的发展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例如，杭州明教寺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刊刻《韩昌黎集》，为浙江寺院最早刊印的文人结集。崇宁二年（1103），用胶泥活字印成《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此经残叶于1965年从温州市郊白象塔出土，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经宽13厘米，残高8．5—10．5厘米，纸色发黄，但质地柔韧，经文按回旋形排列），这也是毕昇在杭州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被运用的实物见证。

如此这些，都是北宋年间浙江寺院刻书繁盛的最好的证明。

1967年，浙江瑞安县仙岩的慧光寺佛塔里，发现了一部北宋初刊刻的《大悲心陀罗尼经》，经卷尾有“明道二年十二月日太中，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致仕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胡则印施”两行文字。其中提到的“胡则”，是北宋端拱二年（989）进士，曾担任永嘉郡知府，字子正，是浙江永康人。该经本字体隽秀，镌梓精美，墨印清晰，是早期浙江雕版印刷品中的精品。慧光寺藏经的发现证实了在宋代的刻书业中，浙江所处的重要地位。

第三节　杭州市易务刻书

一、市易务发展概况

市易务（也称市易司），是北宋年间开始设立的一个官署名，掌管贸易，有平衡物价的功能，同时兼有金融机构职能。市易务是王安石推行市易法时特设的官商机构。熙宁三年（1070），北宋政府为了“稍笼商贾之利”，采纳保平军节度推官王韶的提议，在陇西古渭寨设置了一所市易务，假官钱为本，以图控制当地的边境贸易，从而收其盈利以助军费。熙宁五年（1072）三月，在魏继宗的具体建议下，王安石又参照了王韶的实际经验，决定在东京开封府设置市易务，推行市易法，接着又在全国进一步推广。^[19]该机构从熙宁五年（1072）三月建立，到元祐初罢去，大约经历了14个年头。

苏轼曾在元祐四年（1089）担任杭州知州时写了一篇《乞赐州学书板状》，向宋哲宗上疏建议朝廷下令“尽以市易务书板赐与州学”。

《乞赐州学书板状》这篇文章，论辩清晰，体量丰富，大体涵盖以下几个意思：一是北宋杭州有专门的刻书机构市易务。二是市易务历年来所刻之书非常多，所积书板价值约达一千四百六十贯九百八十三文之多，所以“市易务”所刊印的书目，也不是一个小数字。由于苏轼在这个文件中没有具体记载刊印书籍的数目和书名，所以不能知道详细情况。三是宋时刻书主旨是为便益学人，但出版书籍售卖仍有一定盈利可得。苏轼在这份“状”内写道：“市易务元造书板用钱一千九百五十一贯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净利，已计一千八百八十九贯九百五十七文。”而现存之书板尚价值一千四百余贯。由此可以看出，市易务的刻板、雕刻书籍的价值是很可观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请求皇帝“尽以市易书板赐与州学，更不估价收钱”，即是请求当局将这些资金无偿调拨给州学使用，其目的就是支持教育事业。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市易务书板印书出售，有一定的收入，也可以补充教育经费。^[20]这是目前我国有文献记载的官办商业兼营图书以充作经费来源的先驱，苏轼后更经奏请朝廷，申请把本地市易务所藏书板捐献给了杭州州学，杭州州学因而解决了经费问题，做到了盈利“以助学粮”。

此外，在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大事年表》中，元祐四年（1089）的条目就记载道：“苏轼请将杭州市易务所刊书版付州学，印赁收钱，以助学粮。”这也是市易务繁华的另一个写照。

二、市易务经营与运作

熙宁五年（1072）开始，随着市易法在全国推广，市易务的网络也逐渐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开来。关于市易务的运作方式与职责，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一所载，大致有以下8个方面：^[21]（1）诏在京诸行铺牙人^[22]召充本务行人牙人；（2）凡行人令通供己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5人以上充一保；（3）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人牙人与客平其价；（4）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5）行人如愿折博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1分，一年纳即出息2分；（6）以上并不得抑勒；（7）若非行人现要物，而实可以收蓄转变，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8）其三司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就收买。根据记载的8个方面，可以看出市易务的职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借贷和收购。其中，（4）和（5）是官府向商人借贷，（3）和（7）是官府收购商人手中滞销的商品。此外，（1）和（2）规定了市易务行人或牙人的担任；（8）规定官府所需物资，如较向外采购为便宜时，可由市易务一并在京收买；（6）借贷或收购都不得强迫。^[23]从这些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市易法试图构建的是一套由政府用其财力参与的，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的，目的在于促进商货流通、平抑物价的经济政策，然而，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与立法初衷相悖的情形。

根据市易法立法的初衷，这本是一项属于非营利性质的政府经营活动，除了上文的《长编》外，从都提举市易司王居卿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市易之法有三：结保赊请，一也；契书金银抵当，二也；贸迁物货，三也。”^[24]前两条是放贷方式，属营利性经营。第三条是促进商货流通，平抑物价。在理论上，贸迁物货“出入不失其平”，从政府财政的视角分析，与常平仓法的功能是类似的。^[25]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官府违法强制买卖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以至于在熙宁七年（1074），当宋神宗听说市易务“收买货物，有违朝廷元立法本意”，而从王安石口中又难以了解真实情况时，夜下手札，令市易务的上级长官——权三司使曾布调查，这就是在王安石变法中掀起巨大波澜的“根究市易务违法案”。^[26]究其原因，与市易务机构和官职的设立有很大的关系，使得官商勾结现象大量存在，利益的驱使使得掌权者不再为普通经营者着想，也导致了在历经十四年后不再具有其应有的存在价值。

三、市易务刻书的影响

尽管市易法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达到预想的完美结果，但是这项法令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还是对当时的刻书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首先，从市易务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出，北宋年间，北宋官营商业发展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对当时的商品经济市场秩序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对市易务的官商业务活动作一详细的考察，我们不但能看到王安石变法失败某一侧面的具体过程，而且从北宋官营商业的畸形发展及其兴衰利弊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其次，市易务形成了一定的经营管理和发行方法，给后代官府的刻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淳熙十年（1183）汤王休记载了南宋时候象山印林钺《汉隽》的情况，文章中写道：“象山县学《汉隽》，每部二册，见卖钱六百文足。印造纸一百六十幅，碧纸二幅，赁板钱一百文足，工墨装背钱一百六十文足。”又写道：“善本锓木，储之县库，且借工墨盈余为养士之助。”^[27]据这些记载的内容再参考苏轼的“状”，从中大致可以看出北宋杭州刻书之盛，且可看出当时的出版事业已形成一定的经营管理和发行方法。

再次，市易务是市易法与刻书业相结合的很好的例子，也正是通过这两者的结合，官府能够用官钱作为本钱，控制经济发达地区的边境贸易，这是通过货币参与贸易的一次很好的尝试。虽然在推行之初遇到了一点困难，但最终还是顺利建立起来，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引领整个浙江出版事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市易务所刊刻的图书虽然没有留下太多，但是其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第四节　活字印刷术与浙江刻书业

一、沈括、毕昇与活字印刷术的出现

活字印刷思想早已有之，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这一技术虽已发明，却未能广泛应用。而古代的印章对活字印刷也有一定启示作用。活字对于出版印刷业的影响，还要从北宋时期的毕昇说起。

毕　昇

毕昇（又作毕晟，约970—1051），北宋浙江杭州人（也有认为是今湖北英山县人），中国发明家，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技术，关于这项活字印刷术，宋朝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有记载。

沈括《梦溪笔谈·活板》内容如下：“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而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由此可见，毕昇所发明、沈括所记载的这项活字印刷技术已经具备了现代活字印刷技术的雏形，造字——印刷——排版的操作流程，多用字和冷僻字的灵活使用，对活字的备用保管等基本操作手法一直沿用至今，与传统的雕版印刷相比，雕版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板费时费工，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

仿毕昇泥活字印版

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

关于毕昇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发明活字版的经过，除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的记载外，找不到其他的文献资料。对于毕昇的生平，沈括只说他是个“布衣”^[28]，没有介绍他的籍贯、生平事迹等信息。关于毕昇的职业，以前曾有人做过各种推测，但最为可靠的说法，毕昇应当是一个从事雕版印刷的工匠。因为只有熟悉或精通雕版技术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活字版的发明者。由于毕昇在长期的雕版工作中，发现了雕版的最大缺点就是每印一本书都要重新雕一次版，不但要用较长时间，而且加大了印刷的成本。如果改用活字版，只需雕制一副活字，即可排印任何书籍，活字可以反复使用。虽然制作活字的工程大一些，但以后排印书籍则十分方便。正是在这种启示下，毕昇才发明了活字版。从《梦溪笔谈》中我们可以看到，毕昇的活版印刷术是在前人版印书籍的基础上改进而来。而《梦溪笔谈》对于活版印刷的流程描述，对于后人的研究也是一笔重要的财富。我们只知道毕昇死后，他制作的泥活字为沈括的侄子所收藏，从这一点我们揣测毕昇和沈家或者是亲戚，或者是近邻。沈括是杭州人，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人。杭州是当时雕版印刷较为发达的地区，活字版在这里发明，也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为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活字印刷术与浙江出版业的发展

毕昇是否浙江杭州人，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确切的论断，因为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对毕昇的籍贯和发明地也没有完全肯定的答案，但是近年来多方研究都倾向于毕昇为杭州人。因为沈括在书中写他的“群从”居住在杭州，所以毕昇与杭州的渊源应该还是有的。另外，从环境上来看，杭州是全国印书的中心地区，刊印的书籍质量高、闻名天下，如果毕昇在这里研究改进印书速度和质量的方法，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由于雕版印刷在北宋时期仍然承担着主要的印刷使命，所以北宋时期流传下来的能够验证活字印刷广泛使用的书籍和作品并不多，但是从已经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活字印刷确实使用过。浙江省温州市文物管理部门在整理1965年于该市市郊白象塔出土的一批北宋文物时，发现其中有一件佛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叶。在发现了这件佛经残叶以后，有学者对它进行了鉴定和讨论，认为这是用活字排版印刷的版本。

例如，金柏东先生在《文物》1987年第5期撰文（以下称“金文”）介绍：此经残宽13cm、残高左8．5cm、右10．5cm，纸质颇似棉纸，经文为宋体字，可继续联缀成文者约160余字，其内容为《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第四至九观的一部分。经文有以下特征：字体长短不一，其字径有0．3×0．15cm，0．35×0．15cm，0．4× 0．3cm，0．5×0．45cm等多种规格；字体拙劣，笔画粗细不均；字距极小，紧密无间，甚至首尾相插；回旋萦绕排列，在回旋处出现字形颠倒现象，如“色”字横排，还在一个句子中间夹杂着“○”形符号；漏字；纸面字迹有轻微凹陷，墨色亦浓淡不一。根据上述特征，“金文”断定此经“是当前极为罕见的早期活字印刷本”。其具体年代“则依据建塔年代和同出于塔内的崇宁二年五月墨书《写经缘起》残叶推测为北宋崇宁二年（1103）”。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李约瑟主纂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一书的作者钱存训博士亦同意金柏东先生的看法。李约瑟所著《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略评》一文在1990年中国科技史国际研究会上宣读，并在美国一刊物上发表，也认为这一佛经残叶是用活字排版的印本。^[29]

而这一技术还从浙江地区向外传播到了祖国边陲。1989年甘肃武威市博物馆在该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寺遗址发现了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残本）。该经为经折装，高28厘米，宽12厘米；总54面，每面7行，每行17字。据孙寿岭先生研究^[30]，该经“印墨有轻有重，经背透墨深浅有别”，“有的字体歪斜，还有的字，因字模放置不平，印出的字一半轻，一半重”，有的行格歪斜，行距宽窄不一等，认为此经是泥活字版印本。

1991年，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发现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和本续》残本与西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西夏文本版，以及仁宗乾祐十一年（1180）发愿文数件文物，这些文物经专家鉴定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并具有四角不衔接，墨色不均匀，隔行线痕迹明显，个别字颠倒等活字印刷术突出现象。由此可见，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并没有随其去世而被封存于浙江一隅，而是传播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

从目前出土的书籍来看，活字印刷在北宋时期的浙江地区已经开始使用印制佛经，这可以看作是毕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于北宋末年在民间推广、运用的实物见证。

至于说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为何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使用，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对于民间的发明不够重视，认为它们是奇技淫巧，不值得一提。另一方面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取士，导致正统书籍种类有限，书籍内容的固定化，使雕版印刷比活字印刷更为省时、省力，雕刻一次印版，可以长时间反复使用，并不存在捡字、排版等现象。第三，雕版印刷对于场地、资金、人员等要求都很低，雕版工人往往并不识字，但是只要刻工好，效率高，并不愁生活出路。雕版印刷需要的刻刀等工具，便于携带，雕版工人可以四处游走，而且对于场地要求很低，几把刻刀，一张桌子，一条凳子，就可以开工了。而活字印刷不仅要求排版工人识字，整个印刷过程，包括铸字、捡字、排版等对于资金的要求也相当高。当时手工制作的字模也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进行制作、保管，而且缺乏消费者要求的印刷质量和艺术美感。

所以，活字印刷术没有得到大规模推广和使用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注释】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2]张京华：《燕赵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陈傅良：《止斋文集》卷三，《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

[4]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六《同谷三先生书院记》。

[5]董钦德：《康熙会稽县志》卷七八《风俗记》。

[6]参见百度百科：北宋，http：／／baike．baidu．com／view／20422．htm。

[7]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8]杨玲：《宋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9]李弘棋：《宋代的社会阶级与社会地位》，杭州国际宋史学术讨论会，1985年。

[10]洪迈：《容斋随笔》卷五。

[11]杨玲：《宋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12]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叙。

[13]姚广宜：《宋代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14]杨玲：《宋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15]尼志强：《宋浙刻本对唐欧体书法的传承与变异》，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1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18]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19]杨师群：《北宋市易务及其官商业务活动》，《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

[20]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1页。

[21]方宝璋：《略论宋代市易法》，《商业研究》2009年第12期。

[22]牙人：旧时居于买卖人双方之间，从中撮合，以获取佣金的人，类似于中介。

[23]方宝璋：《略论宋代市易法》，《商业研究》2009年第12期。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元丰三年九月甲子，第7478页。

[25]魏天安：《宋代市易法的经营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6]魏天安：《宋代市易法的经营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7]转引自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28]所谓“布衣”，一般是指没有做过官的普通老百姓。

[29]孙启康：《北宋末年使用活字的实物见证——浙江温州白象塔出土“佛经残叶”试判》，《广东印刷》1997年第6期，第30页。

[30]孙寿岭：《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