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宋：浙江出版业的鼎盛
第一节 南宋浙江出版业鼎盛的历史背景
经过了中唐、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发展，南宋时期浙江出版事业有了更为扎实的根基和底蕴。从社会发展的大层面来看，从唐代中叶开始，我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学术思想上经世致用与义理性命的思想并存，杭州在靖康之乱之后成为宋王朝首都，这些对出版业的发展都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历史底蕴深厚，政府高度重视
据文献记载，早在唐代中期，浙江就刊刻白居易和元稹的集子。到了五代时，浙江，尤其是杭州的印刷业已经比较发达。当时吴越国国王钱俶和延寿和尚所刊印的佛教经像、咒语，有数据可考的，共计有60 200卷（本），数量之巨，在我国印刷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北宋时的杭州，与四川成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福建建阳并称为四大刻书中心。王国维在书中写道：“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1]北宋时期杭州有专门机构来完成这一任务，由杭州知州衙署进行管理，刊刻书籍以经部和史部居多，子部较少。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两点：一是政府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形成了良性的运作流程，这就为南宋时期图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当时杭州一定云集了大量技艺高超的刊刻能手和印刷能手，不然如此数量的典籍，要按时按质完成，是难以置信的。及至南宋，宋室由开封迁至临安（今杭州），大批刻书工匠也随之来到杭州，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浙江在刊刻人才方面的力量。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八中提到“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四方士民”的到来，使书籍刊刻的技艺也得到了交流，这就更加促进了杭州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
南宋时候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图书事业的重视，是浙江雕版印刷事业空前繁盛的政治保证。北宋末年的连年战乱，使大量珍贵典籍或在战火中被烧毁，或被金人掳掠而去，究竟有多少图书被损毁，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据《宋史·艺文志》中记载依然可见一斑：经过北宋历代政府的搜求，到北宋末年，崇文院已有图书“六千七百零五部，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卷”，一场靖康之难，所藏图书荡然无存。这还仅仅是中央藏书机构的状况，更不用说地方政府藏书和民间藏书的情况了。
及至南宋正式定都临安以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充实国家藏书机构的藏书。一是建立了秘书省，搜访遗书。绍兴元年（1131）秘书省先后颁布了《四库阙书目》和《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两书，以为访求图书之用。秘书省成为当时国家的图书管理机构和藏书处所——国家图书馆。至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秘书省藏书已将近6万卷。二是命令各地监司郡守，对献书的给予奖赏。三是对进献图书的普通百姓士子给予官位。官阶的高低，由进献图书的数量而定。四是对于一些藏书世家所藏图书，朝廷派士儒抄录。五是社会上凡是有出卖书籍的，政府全部收购，若遇珍本、秘本，也不惜重金购买。从高宗绍兴初年至宁宗嘉定十二三年的90多年间，国家藏书又逐渐丰富起来。“中秘所藏，视前世独无歉焉，殆且过之”，“典籍之盛，无愧先朝”。[2]
除了搜求遗书，政府还不惜重金刊印图书。绍兴八年（1138），南宋高宗命杭州马上重新校刻经史群书，不惜重费，“虽重有所费，盖不惜也”。据王应麟《玉海》载：绍兴九年（1139）朝廷下诏州郡索北宋国子监原颁善本校对镂版；绍兴二十一年（1151）朝廷又下诏国子监访寻五经三馆旧监本翻刻。
政府对藏书的重视，使读书、著书的人多了起来，“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这为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藏书数量的增多，也使图书校勘有了质量保障，为善本刊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些都有力刺激了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政府对图书刊刻的重视，南宋浙江图书出版业的空前繁荣就有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二、教育事业发达，文化氛围浓厚
当时杭州的教育事业十分发达，除中央所办的太学、武学、宗学、算学、书学、医学和画学等专科学校外，还设有杭州府学及钱塘、仁和两县学，各府、州、县均办有州学、县学等，“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3]。这些各级学校的师生总数有数万人之多。
宋淳熙十年（1183）象山县学刻本《汉隽》10卷
除了官学和私学外，南宋时期的书院也是主要的教育机构。随着程朱理学的形成与传播，两浙地区的书院相继兴起，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地位之高，远远超过了地方官学。据不完全统计，南宋有150多所书院，两浙地区的书院有30多所，超过当时书院总数的1／5强，数量之多居全国第二位。名士鸿儒往往集中在各地书院，或创办、主持书院，或讲学切磋，教授生徒，著书立说，培养了一批有思想、有文化的士子，加快了思想文化的传播。南宋时期的大儒如朱熹、吕祖谦和陈亮等都曾到浙江一些书院讲课授学。吕祖谦创立、主持并主讲于金华丽泽书院，还曾到东阳石洞书院讲学；陈亮曾讲学于永康五峰书院，还创立过一个书院形式的“保社”。南宋时浙江著名的书院（包括前代所建）有金华丽泽书院、道一书院和双龙乡的鹿田书院，东阳石洞书院、南湖书院、西园书院和横城精舍，永康方岩的五峰书院，开化包山书院，江山逸平书院，缙云美化书院、独峰书院，衢州柯山书院和清献书院，台州上蔡书院，临海樊川书院，温州虎丘书院，永嘉浮沚书院，平阳会文书院，湖州安定书院，绍兴稽山书院，上虞月林书院，淳安石峡书院、瀛山书院，慈溪慈湖书院、杜洲书院和石坡书院，明州（庆元）甬东书院、杜州书院、南山书院、桃源书院、石坡书院、翁洲书院、广平书院、楼氏精舍，等等。[4]
教育事业发达，教育水平也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南宋两浙状元共23人（南宋状元总数49人），居全国首位，进士达6900人左右，占全国总数37．9%。南宋两浙先后有23人任相，比第二位的福建9人多出数倍。
教育事业发达对于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活跃学术氛围，培养人才，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一切都无形中刺激了出版事业的发展，不仅形成了数量众多的高质量的原创书稿，而且对图书需求量也不断增加，出版与阅读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除了教育事业发达外，南宋时候浙江浓厚的文化学术氛围也是出版业高度繁荣的推力之一。以杭州为例，杭州高度发达的文化事业，刺激了其雕刻印刷出版事业的繁荣。首先是南宋的科举制度，广泛地向文人开放，只要文章合格，不论门第高低、出身贵贱，均可录取，这大大刺激了社会各个阶层读书应考者的热情，营造了社会各个阶层倾心学术、精心文章、崇尚文化的浓重气氛。当时的杭州更是如此，“士多好学，家尚蓄书”[5]。叶适在《汉阳军新修学记》中说道：“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6]由此可见，南宋时的杭州人比较强调精神生活的享受，文化程度也是比较高的，这势必促进雕版印刷业的繁荣。当时的临安城内集结了大批的官僚和流寓的士人。据统计，单是京师的各级官吏就有7万多人。再加上临安每三年要进行一次科举考试，赴试的士子多达数万人之众，有时竟集有10万人纳卷。这些居民、官僚、流寓士人、各级学校的师生、赴考的士子等，构成了庞大的书籍消费队伍，有力地刺激了临安雕版印刷事业的繁荣。[7]其他地区，宁波有四明学派，温州有永嘉学派，金华有金华学派和永康学派，这些学派的学者在教学、著书的过程中都为浙江出版业整体发展提供了推力。南宋时期府、州印刷的书籍，就有很多是这些学者的著作。
另外，南宋还是文学家、诗词作家辈出的年代，浙江的文学家最著名的就是陆游，还有温州的“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诗词家有张炎、朱淑真、吴文英等，由于当时杭州是全国的首都，大批的文人聚集这里，文风空前繁荣，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到了后期，陈宅书籍铺刊刻的诗籍更为南宋的出版事业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从藏书数量来看，不论是国子监、地方官府藏书还是私人藏书，南宋时期的浙江藏书都堪称全国之最。据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统计，宋代浙江藏书家有33位之多，而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时期的藏书家。
三、经济发达，物质保障
南宋咸淳元年（1265）刻本《咸淳临安志》100卷
南宋时期浙江的临安（即现在的杭州）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杭州从隋唐开始，经济就不断发展，早在隋唐就已经成为“珍异所聚”“商贾并凑”的都市，并且“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工商业非常发达。到了北宋，杭州已成为“百事繁庶”的“地上天宫”了。宋室定都临安后，杭州“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耳”。[8]它不仅号称“东南第一州”，而且被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为当时“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咸淳年间临安府的人口，已达到124万多。“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9]此外，当时的临安还是全国四大海港之一，使杭州成为东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所有这些经济水平的发展，为南宋临安雕版印刷业的鼎盛创造了前提条件。
南宋绍兴间临安府翻刻北宋监本《周易正义》
经济的发达带来了物质的丰富产出，南宋时期杭州造纸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兴盛，也有力地促进了雕版印刷事业的繁荣。杭州早在唐代就是我国纸的重要产地之一，到了宋代，钱塘的油纸，临安府余杭县由拳村的亦亭纸、谢公笺，富阳的小井纸，嵊县的剡藤纸，温州的蠲纸，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更负盛名，人们争相购买。两浙地区的竹纸同样有名。《会稽志》中提到：“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遂掩藤纸矣。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三等皆又有名。”[10]《负暄野录》也说：“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11]另据《武林旧事》卷六“游手”条所载，当时临安的一些商人，为了牟取暴利，竟“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用纸张做成衣服来欺骗顾客，但也充分说明了杭州造纸业的进步，制造出的成衣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境地。两浙地区造纸业的发展，为书籍刊印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浙江图书出版业的发展。
第二节 南宋浙江出版业概述
南宋时期的浙江（两浙地区）包括浙东、浙西两路所属的临安、嘉兴、绍兴、庆元、瑞安等府和安吉、严、婺、衢、台、处等州，其范围约今天浙江全省及上海、安徽的一部分。南宋时期，浙江出版业以杭州为中心，扩展至两浙其他地区，各地州府均有刻书活动，杭州成为浙江全省也是全国的出版业中心。
这一时期，随着两浙地区特别是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浙江出版业呈现出鼎盛之势，刻印质量依然保持领先地位，“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12]。出版系统齐备，从官刻、私刻、坊刻到书院刻书、寺院刻书等都有精品传世；出版机构和人员众多，图书种类众多，校勘精良，流传广泛，对文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刻书系统
（一）政府刻书
政府刻书，也称为官刻，是指中央国家机构、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以及地方文化机构出资或主办的出版印刷业。这些机构包括中央各殿、院、监、司、局；地方各州（府、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漕司、公使库、仓台、计台；各州学、府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泮宫、学舍，各县县斋、县学等机关单位。这些机构用国家经费所刻的书，称为官刻本。
南宋时期浙江官刻既包括中央刻书机构如国子监等，也包括地方刻书机构，如使司，公使库，各路、州、县官府，以及当地的州学、县学等。
南宋绍定元年（1228）严陵郡斋刻本《钜鹿东观集》10卷
宋书棚本（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刻本）《常建诗集》
（二）私人刻书
私人刻书不以营利为目的，或是为了传承前辈先贤的著述，或是为了保存古籍不至于被湮没，或者为了校订前人版本中存在的舛误。南宋两浙有名的如唐仲友、廖莹中、岳珂、陆游、沈作宾、汪纲等，都曾刊刻了大量的图书，而宋代私人刻书在中国出版史上有影响力的刻书家族“赵、韩、陈、岳、廖、余、汪”七家，其中四家就在南宋两浙地区，即陈起、岳珂、廖莹中、汪纲，只不过陈起属于书坊刻书。
与官刻侧重于正经、正史有所区别的是，私刻更倾向于子部和集部图书的刊刻。
（三）书坊刻书
一般来讲，书坊刻书往往编撰、刻板、印制、销售“一条龙”经营，并且注重宣传，广开销路。所刊刻的图书多是科举应试用书、日常参考书（医书、农书等）、戏曲、小说等。由于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往往会出现刻印质量不高或随意删改内容的现象。但是综观南宋时期浙江书坊刻书，所刊刻的图书品位相对于其他地区要高，这是因为这些坊肆或者坊主本人就是学者或诗人，或者是以学者或诗人为主要的服务对象。南宋浙江坊刻以临安和婺州两地最为有名，代表性人物为临安府的陈起与陈思二人。
（四）寺院刻书
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一些寺院多有刻书。杭州净戒院新印《长短文经》9卷、临安府南公开院刻有《四分律比丘尼钞》6卷、南山慧因院寺有《华严经随疏演义钞》60卷等。绍兴二年（1132）归安县（县治在今湖州）思溪村王永从、王永锡兄弟捐资，思溪村圆觉禅院雕印《大藏经》（世称《思溪圆觉藏》）5480卷，是南宋最早的一项私人大规模刻经工程。孝宗淳熙二年（1175），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院又雕印《大藏经》，世称《思溪资福藏》，共5704卷。
杭州净戒院新印《长短文经》卷第九
北宋靖康元年至绍兴二年（1126—1132）两浙路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溪村圆觉寺院刻印《思溪圆觉藏》第131卷
（五）书院刻书
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在我国教育史、文化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推动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如此，书院还积极参与到图书刊刻活动中来，刊刻了大量的传世精品，对于学术成果的保存与传播、文化典籍的流传和发掘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而且书院刻书促进了学术研究与交流，有利于人才培养与文化氛围的营造，对于中国古代刻书业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书院刻书，如丽泽书院先后出版了《切韵指掌图》《新唐书略》等书。
二、书籍出版的特点
南宋绍定三年（1230）越州读书堂刻本《切韵指掌图》1卷
每个时期刻书的风格和面貌，反映着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风尚。而书籍校勘的精粗、开本的大小、版式的规制、纸张的优劣、墨色的好坏、字体的风格、刀法的精拙、装帧的特点等，也是每个时期书籍的明显特色。对于南宋时期浙江的书籍出版特色，我们可以从书籍的出版风格、刻印技术及发行特色等几方面粗略了解一下。
（一）图书类别
要了解一个时期的书籍出版特点，图书内容是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它一方面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能直接反映该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南宋时期浙江地区不同出版者群体的出版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中央及路一级政府机构出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思想文化的引导，注重出版正经、正史类书籍；府县地方政府则侧重于子、集类书籍，特别是文学类文集和地方志的编辑刊刻；书坊刻书侧重于大众类、实用类读物的出版，如科举应试类、农书、医书、历书等。
（二）印装技艺
刻印技术的优劣会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感受，进而影响销量。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出版刻印技术可以用字体优美、刀法圆润、版式工整、线条齐一来概括。例如，临安太庙前尹氏书肆所出版的《三辅黄图》，做工“极妙”，被后人誉为“书中之奇品”。[13]在字体方面，浙江地区喜欢欧体，欧体字瘦劲秀丽，字形略长，转折笔画轻细有角，也为浙江出版的特色之一；用墨方面，南宋时候编书用墨质量较高，“墨色香淡”；装帧方面也是竭尽所能的精美和别具特色。
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临安府荣六郎铺刻本《抱朴子》
（三）发行特色
综观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出版业，官方出版和民间出版的发行特色是不同的。就官方出版系统而言，主要有内部赠送、定向发售、公开发售等几种方式。如淳熙十年（1183），庆元府象山县学出售《汉隽》一书，以售书盈余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便是定向发售的典型例子。与官方出版的发行不同，民间出版系统的发行工作较为简便灵活，特别是那些书坊，不仅互相联系，形成遍布各地的发行和销售网络，而且注意进行“广告”宣传。在《容斋随笔》当中曾经提到婺州刻书远销临安的记载。更为广泛流传的案例是绍兴二十二年（1152）临安荣六郎书坊所发行的《抱朴子内篇》卷二十中有这样一段广告：“旧日东京大相国寺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14]在这个“广告”中，发行者把版者的名称、版本、质量等方面交代得非常清楚，而且突出了本店的特色——版本经严格挑选、质量上绝对保障，可以说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相比较于官方出版物发行的中规中矩和严肃性，这样的发行方式更能够引起购买者的兴趣，可以说是很成功的。
第三节 官府刻书的繁荣
官刻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就南宋时期的浙江刻书业而言，中央刻书系统以国子监为主要机构，其他机构如秘书省、国史院、左廊司局、德寿殿及太医局等也刻些与本职相关的专业书籍。地方刻书系统可分为三部分，一是中央在地方各路设置的使司的刻书，如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的转运使司、茶盐司等，二是各地各级公使库的刻书，三是各路、州、县官府，以及当地的州学、县学的刻书。
一、中央政府刻书
中央政府刻书以国子监刻书为主。这里简要介绍，后文详细阐述。
国子监刻书侧重于正经、正史、医书等方面的刊刻，其目的主要是为统一国家的思想文化，巩固国家政权。南宋初所刻经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等儒家典籍。另外，有《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等经注。
国子监还校勘刊印了一些医书，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大观证类本草》。原因是医书关系人们的身家性命，“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15]，所以南宋国子监对某些重要医籍进行详校，而后镂版颁行。据《玉海》载：“（绍兴）六年（1136）正月四日，置药局四所，其一曰和剂局。十八年（1148）闰八月二十三日，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二十一年（1151）十二月十七日，以监本药方颁诸路。”所述“监本药方”即《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在《和剂局方》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和剂局方》是和剂局制售成药时的处方和制剂规范的总结，北宋大观元年（1107），由当时名医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校正而成，全书共分10卷，附指南总论3卷，分伤风、伤寒、痰饮、诸虚等14门，载方788帖。所收方剂均系民间常用的有效中药方剂，记述了其主治、配伍及具体修制法，是一部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临床方书。书中许多方剂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大观证类本草》系在民间医生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及《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绍兴二十九年（1159）刊印发行。
其他机构亦有刻书活动，如德寿殿（原为秦桧府邸，后经扩建改为德寿宫，宋高宗退位时居住场所）刊刻有宋代刘球撰写的《隶韵》10卷；秘书省下属的太史局专门刻印历书；左廊司局（皇家内府服务机构）刊刻有《春秋经传集解》30卷，另外有《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后三本书用枣木刻板，椒纸印刷；修内司（主要负责宫城、太庙修缮事宜）刊刻有《混成集》100余卷、《绍兴校定本草》22卷；太医局刊刻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脉经》等。由于这些机构刻书规模有限，故不展开阐述。
二、地方政府刻书
宋代的地方官制，初期基本上沿袭唐五代旧制。行政机构分州、县两级。宋太宗以后，又把全国分为若干路，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元代的省。这就变成为路、州、县三级。北宋徽宗崇宁时共24路。宋室南渡之后，共有17路、200多州郡、660多县。
大体上说，路的官僚机构，主要有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机构，每路有4个系统的长官，职权彼此平行而又互相监督。安抚使司统辖军队，掌管兵民、军事、兵工工程诸事，兼管民政。转运使司，掌管一路财赋，保障上供及地方经费的使用。为了履行其本职，转运使司经常巡察辖境，稽考簿籍，举劾官吏。时间长了，转运使也就成为事实上的大行政区（路）的监司官。与转运使平行的又有提点刑狱司及提举常平司两种，前者管司法，后者管赈荒救济、河渡、水利等相关事宜。由此可见，各路使司掌握着当地的财政大权，有经济实力进行图书刊刻活动。
南宋时期，路、州、县三级行政机构都进行过图书刊刻活动，另外还有各地的公使库和地方官学。
（一）路一级的政府机构刻书
路一级的政府机构在北宋时期很少涉及图书刊刻。北宋末年，由于国子监书版基本上被金军抢掠一空，到了南宋初期，国子监开始一方面搜集旧版刊刻经籍，另一方面委托浙江州府来刊刻印版，然后将书版收归国子监印刷书籍。其中，路一级的政府机构成为国子监刻书的重要补充。
南宋淳熙五年（1178），两浙西路转运使司刊刻《中兴馆阁书目》70卷、《序列》1卷。《中兴馆阁书目》是南宋秘书省藏书目录。该书在编撰体例上仿照《崇文总目》，有大小序，有提要，但提要比较草率。只抄辑原书序跋和旧目录的评论，参合众家，连缀成篇，因而疏谬之处所在多有，使书目的质量大大下降，不过由此也引发了书目编制方法的变革，即辑录现有参考资料，不管多少，都提供给读者，比空疏无用、空话套话的提要更有价值，这就使辑录体提要得以广泛发展。以后王应麟《玉海·艺文》、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在辑录体的采用上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赵士炜说：“《崇文》《中兴》二目，著录浩博，虽间出谬误（如撰人、时代等舛讹），然欲辨古籍之真赝，识著作之大旨，舍是无由津逮。”（《中兴馆阁书目辑考》自序）陈垣则进一步指出：《中兴馆阁书目》具有“考存佚，验同异”“订正史阙”的功用，“其重要转在《崇文》之上”（《中兴馆阁书目辑考》自序）。[16]
另外，两浙西路茶盐司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刻《临川王先生文集》100卷。
两浙东路茶盐司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刻扬雄《太玄经》10卷。该书书后有刊记“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刊”。南宋绍兴六年（1136）刻《事类赋》30卷，以及无年号《唐书》200卷，另外就是著名的八行注疏本，后文将详述。
两浙东路转运使司刊刻有《通鉴外纪》15卷、《前汉纪》30卷、《后汉纪》30卷。
两浙东路提举常平司刊刻有宋代桑世昌撰写的《兰亭考》12卷。
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司刊刻有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胡仔曾在吴兴（今浙江湖州）苕溪一带隐居，自号苕溪渔隐。绍兴三十二年（1162），赴官闽中，后来又归隐苕溪。《苕溪渔隐丛话》是南宋胡仔编纂的诗话集，与阮阅《诗话总龟》、魏庆之《诗人玉屑》同为今存两宋诗话集的代表作。该书分前后两集，据作者自序说，前集完成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后集完成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前后相距达20年之久，该书几乎耗费其毕生精力。胡仔为了弥补《诗话总龟》在收录上的缺憾，“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纂集，庶免重复”。《前集自序》中既采前人之论，又录时人之说，间述编者己见。《丛话》的编纂体例，以年代为序，以人为纲，兼及同类他人。从《国风》、汉魏六朝以至宋室南渡，凡是著名诗人，都有所记载，其余的则归入到杂记一类，共列100多位诗人。这种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本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体例，方便读者考察古今诗话的异同之处，并能看清诗歌发展的线索。据王国维先生考证，该书大概刊刻于淳熙元年（1174）至淳熙二年（1175）间。[17]
在图书刊刻过程中，各使司多有创新，如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司将经、注、疏合刻为一本，便是创举。
我们知道，到宋代时，经书已有13部之多，正史、诸子百家学说、各类文集也是汗牛充栋，随着时间的推移，典籍文字在传抄、刊刻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讹、遗漏，抑或因为时间久远，典籍中提到的礼制、名物难以理解，这就需要对原书本义进行阐释，对这些经书、史书原文进行注解的称为注，又称传、笺、解、章句等。而对注的意义进行阐释的则称为疏，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注、疏内容主要是对经籍中文字正误、语词的意义、音读的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的解释等。在南宋以前，注、疏一般都单成一册，与原书原文并不会出现在同一本书中。士子儒生在读书学习时，比如要学习周易的相关内容，至少要有一本《周易》原著，一本对《周易》进行解释的图书如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王弼的《周易注》，一本对《周易注》进行阐释的图书如孔颖达撰修的《周易正义》，其实单有这三本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周易》进行注解的书有很多，根据《周易注》进行正义的书又有很多。读者就需要将《周易》原书和各家的注、疏都找来，然后对照着读，可想而知，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尚书正义》
南宋初期，为了解决这种阅读障碍，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司进行了大胆创新，在刊刻《易》《书》《周礼》三经时，将三部经书各自的经文、注、疏三部分内容合刻为一本，免去了读者在读书时东翻西找的麻烦，极大地方便了当时士子们的阅读。这三部书分别是《周易注疏》13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20卷（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周礼疏》50卷（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绍熙二年（1191）黄唐主政（官衔为“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司，见这种合刻本受到读者欢迎，于绍熙三年（1192），又取《毛诗》《礼记》二经的经文、注、疏，刊刻了《毛诗正义》《礼记正义》。《礼记正义》卷后载有黄唐跋文，跋文题“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壬子即绍熙三年（1192），所以也称为黄唐本。由于这些注疏汇本皆刊于越州（今绍兴），而且都是半页八行，也称“越刊八行本”。这两部书分别是《礼记正义》70卷（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毛传郑笺[18]，唐孔颖达疏）。
南宋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刻本《汉官仪》
这是最早将五部经书各自的经文、注、疏合刻为一本书的，称得上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创举。
黄唐跋文清楚地表达了为了方便阅读而刊刻合刻本这一出版思想：“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
黄唐的这篇跋文同样是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文献，因为它清楚地记载了注疏本合刻开始于何时、何地、原因等。
从总体上看，路一级机构的出版活动基本上属于国子监等专职出版机构职能的一种延伸或补充，其出版的书籍也以经、史类居多。
（二）州县一级的政府机构刻书
州县一级的政府机构刻书，数量较多的是各地的地方志和当地学者的文集，且与当地官员个人影响密切相关。如绍兴府刊刻的《松漠纪闻》2卷、续1卷，《隶释》27卷都是洪适任绍兴府知府时所刊刻，其中《松漠纪闻》作者洪皓为洪适父亲，《隶释》为洪适本人所编撰；《万首唐人绝句》101卷为洪迈所编撰，其中约一半刊刻于洪迈任绍兴府知府时。《吴越春秋》10卷、《越绝书》15卷、《嘉泰会稽志》20卷则是与绍兴相关的史书或地方志。《战国策》10卷为王信任绍兴府知府时所刊刻，该书从宋鲍彪注。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载王信跋语：“吾乡先生鲍公彪守习孤学，老而益坚，取班、马二史及诸家书比辑而为之注，条其篇目，辩其讹谬，缺则补，衍则削，乖次者，悉是正之……”，可见鲍彪为王信同乡，加之王信曾出使金国，对宋朝国家防备提出过自己的计划，刊印《战国策》，也可认为是他以书明志的一种象征。
严州（南宋咸淳元年（1265），升严州为建德府）的两次大规模出版活动，是在陆游任严州知州及其子陆子聿担任建德府知府期间，陆游父子二人都非常重视图书刊印，在他们担任知州（府）期间，所刊刻的图书一方面是陆游父亲、祖父及陆游本人所编撰、撰写、集注的图书，如《新刊剑南诗稿》20卷、《剑南诗稿》67卷、《老学庵笔记》10卷（陆游撰），《春秋后传》20卷、《尔雅新义》20卷、《陶山集》20卷、《二典义》1卷（陆佃撰，陆佃为陆游祖父），《鹖冠子》3卷（陆佃解），《春秋后传补遗》1卷（陆宰撰，陆宰为陆游父亲）等；另一方面是一些文集，如《唐柳先生集》《南轩先生文集》《近思录》《严陵集》《桐江集》等；再一方面是一些地方志，如《绍兴新定志》《淳熙严州图经》《景定新定（严州）续志》等。
州县官学也有图书刊刻，如婺州州学刊刻的《古三坟书》《周礼注》《梅花喜神谱》；严州州学刊刻的《通鉴纪事本末》；温州州学刊刻的《大唐六典》《读书管见》80卷等。
州县一级的官府刊刻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与两浙地区学术氛围的异常活跃和文风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前文已有阐述，在此不予赘述。
（三）公使库刻书
公使库刻书则是宋代地方政府刻书中最有特色的一种。公使库的职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官办招待所，主要是为了给来往官吏出差提供饮食住行的方便。公使库的费用在宋代以前是由老百姓负担，宋朝建立后，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其费用由中央财政拨款。然而来往官员花销远远超出国家下拨的公使钱，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国家允许公使库自找财源，补偿机构运作过程中的花销。于是，各地公使库就各显神通，用公使库钱贸易收利、开当铺、放高利贷、兼营地产、卖地方物产、卖药、卖酒等等，多方开发财源，以增加公使库的收入。刻书卖书也是其广开财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当时很多公使库都设置有印书局，专门从事书籍刊刻，所刊刻书籍统称为“公使库本”。北宋时期，苏州知州王琪曾因修葺官署而超支了公使钱，无奈之下，王琪就打起了出书获利偿还债务的主意。当时《杜甫诗集》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市面上没有全本，王琪就拿出家藏杜甫诗集的善本，在公使库刊印了1万多本，“每部直千钱，士人争买之”。王琪不仅还清了公使库的欠款，而且还有剩余用来充当公使钱。
宋绍兴十七年（1147）婺州州学刻本《古三坟书》3卷
公使库利用刻书积累了大量资金，反过来也促进了公使库刻书事业的发展。为提升刻印质量，公使库还利用自身的权力，网罗了一批技术高明的刻工，保证了公使库刊本的质量。
凡用公使库钱刻印的版本都称公使库本，由于刻书质量精，向来被后世藏书家所推重。
南宋浙江公使库刻书最有名的当数唐仲友。
唐仲友（1136—1188），字与政，号说斋，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其父亲曾担任殿中侍御史，以直言见称。仲友幼承家学。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为衢州西安簿。绍兴三十年（1160）再中宏词科，任建康府通判。隆兴（1163—1164）初年，调任信州知州。乾道七年（1171），改任台州知州。在台州知州任内，兴修学校，建中津桥，赈济饥民，兴利除弊，颇有政声。后被朱熹弹劾，最终被罢官。罢官以后，唐仲友益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研究。淳熙十五年（1188）去世，终年53岁。唐仲友与吕祖谦、陈亮同为当时金华学派（婺学）的创始人。著作有《六经解》《九经发题》《经史难答》《愚书》《诸史精义》《帝王经世图谱》《天文地理详辩》《故事备要》《词科杂录》《说斋文集》等。
唐仲友刊刻图书主要是在任台州知州时，所刊刻图书有：（1）《颜氏家训》7卷，北齐颜之推撰，宋淳熙七年（1180）台州公使库刻本；（2）《荀子》20卷，宋淳熙八年（1181）台州公使库刻本；（3）《后典丽赋》40卷，宋唐仲友编，淳熙八年（1181）台州公使库刻本；（4）《扬子法言》13卷，汉扬雄撰，淳熙八年（1181）台州公使库刻本；（5）《中说》10卷，隋王通撰，淳熙八年（1181）台州公使库刻本；（6）《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唐韩愈撰，淳熙八年（1181）台州公使库刻本。
尽管唐仲友在经学和文学上的影响都很大，但是在《宋史》中并没有出现他的传记，其学术思想几近失传，声名也泯然于众人。究其原因，与同时期的另外一位著名理学家朱熹有很大关系。
关于唐仲友与朱熹论争的是非曲直，本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所在，然而朱熹六次上书弹劾唐仲友，其中第三、四、六三道状文中均提到唐仲友利用公使钱刊刻图书，运回婺州老家售卖，所得钱财均中饱私囊的事情。
《扬子法言》13卷
其中，第三状中称：“仲友自到任以来，关集刊字工匠，在小厅侧雕小字赋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搬运归本家书坊货卖。其第一次所刊赋板印卖将漫，今又关集工匠，又刊一番。凡材料、口食、纸墨之类，并是支破官钱。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缬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
这道状文中的“小字赋集”，指的应当就是《后典丽赋》。唐仲友“以辞赋称于时”，《后典丽赋》是他自己选编的赋集。《后典丽赋》是相对于《典丽赋》而言的，《典丽赋》是辑选古今律赋而成的书名，在唐仲友之前，有杨翱所辑的《典丽赋》64卷、王咸所辑的《典丽赋》93卷。唐仲友编选的40卷，名为《后典丽赋》。
印版雕刻之后，每集印2000道。而古时雕版印书，为了保证质量上乘，据说一次只能印300部。若超过300部，印版就会因刷墨时吃水过多而使印版上的文字笔画膨胀变形，印出的文字就没有那么清秀美观。唐仲友为《后典丽赋》雕刻一次印版居然印到2000道，说明已经印过六七次，所以版片漫漶模糊，不能再印，因此只能再重新开雕一套印版。朱熹由此弹劾他将刊印的书籍运回婺州贩卖，在印版漫漶之后，又使用公使钱，重新购买印刷材料、支付刻工工钱，再次进行刊刻。
第四状称：“据叶志等供，草簿内仲友以官钱开《荀》《扬》《文中子》《韩文》四书，即不见得尽馈送是何官员。”在这一状文中，朱熹还称：“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于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计价值，还纳本州军资库讫。但其所印几是一千来本，不知将作何用，伏乞圣察。”
朱熹认为唐仲友以公使钱雕印诸子之书，然后拿这些书贿赂部分官员。由此我们可知，唐仲友刊刻《荀子》《扬子法言》《文中子》《昌黎先生集》四书。
第六状称：“据蒋辉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内，因同已断配人方百二等伪造官会事发，蒙临安府府院将辉断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务着役，月粮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开书籍供养。去年三月内，唐仲友叫上辉，就公使库开雕《杨子》《荀子》等印板。辉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雕开……将梨木板一十片双面，并《后典丽赋》样第一卷二十纸。其三六宣教称：‘恐你闲了手，且雕赋板，俟造纸来。’其时三六宣教言说：‘你若与仲友做造会子留心，仲友任满带你归婺州，照顾你不难’。辉开赋板至一月。
“至十二月中旬，金婆婆将藤箱贮出会子纸二百道，并雕下会子板，及土朱、靛青、棕墨等物，付与辉。印下会子二百道了，未使朱印。再乘在箱子内，付金婆婆，将入宅中。至次日，金婆婆将出篆写一贯文省，并专典官押三字，又青花上写字号二字。辉是实方使朱印三颗。辉便问金婆婆：‘三六宣教此一贯文篆文并官押是谁写？’金婆婆称是贺选写。至十二月末旬，又印一百五十道。今年正月内至六月末间，约二十次，共印二千六百余道。每次或印一百道，及一百五十道，并二百道。直至七月内，不曾印造。”
蒋辉本是明州（今宁波）的一位刻字工人，因伪造“会子”而获罪，被发配到台州牢城。作为台州知州的唐仲友，得知蒋辉的本事之后，非但没有严加管教，反而乘人之危，对蒋辉采用了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蒋辉继续为他自己伪造“会子”，前后共印2600多道。
除了伪造会子之外，唐仲友更是利用蒋辉为他雕刻书版，刷印谋利。
在第六道御状中，朱熹称“唐仲友开雕《荀》《杨》《韩》《王》四子印板，共印见成装了六百六部，节次径纳书院，每部一十五册。除数内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后节次送与见任寄居官员，及七部见在书院，三部安顿书表司房，并一十三部系本州史教授、范知录、石司户、朱司法，经州纳纸，兑换去外，其余三百七十五部，内三十部系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系黄坛纸印到。唐仲友遂旋尽行发归婺州住宅。内一百部，于二月十三日令学院子董显等，与印匠陈先等，打角用箬笼作七担盛贮，差军员任俊等管押归宅。及于六月初九日，令表背匠余绶打角一百部，亦作七担，用箬笼盛贮，差承局阮崇押归本宅。及一百七十五部，于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陈先等打角，同别项书籍亦用箬笼盛贮，共作二十担，担夯系差兵级余彦等管押归宅分明。”
从这道状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仲友将所刻之书，一部分送回婺州老家售卖，一部分送给各地各级官员，作为礼品书，“三十部系表印”，也就是用细润薄纸装裱在一起然后进行刷印，“三百四十五部系黄坛纸印到”。据李致忠先生考证，黄坛纸就质料而言乃是皮纸，与其他宋版书比没什么太特殊的地方。
以上三道状文大体可反映唐仲友刊刻图书的内容、刻印质量及最终去向。
我们在前文已经讲到，公使库是可以使用公使钱来进行图书刊刻并获取利润的，所以唐仲友使用蒋辉等人刊刻图书并没有什么过错，蒋辉本来就是要“每日开书籍供养”的，送几本书给同僚上级，也算不上行贿之罪。问题在于唐仲友假借刻书的名义，私自雕印会子，利用公使钱所刊刻的图书，大部分又送回婺州老家售卖，所得钱财全部收入个人囊中。如此一来，就属于贪赃枉法了。
朱熹与唐仲友之间本来就有罅隙，加上外人从中挑拨，朱熹自然要抓住这些罪责进行弹劾。
至于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是非曲直，并非仅仅是因为唐仲友刊刻图书中饱私囊，这其中涉及双方的思想取向、个人性格，所处社会的政治环境与学术环境。作为“金华学派”创始人的唐仲友倡导经制之学，不像朱熹、陆九渊等道学家那样着力于以“天理”匡正君心，他鄙视道学，认为“富以儒术，强以道德之盛”。朱熹则属于程朱理学，道学学说在后代社会中得到封建统治者的认可和采纳。作为朱熹学说对头的唐仲友受到打压、曲解是可想而知的。至于一些学术论文只抓住唐仲友与官妓严蕊一事大做文章，批判唐仲友道德败坏、以权谋私，却看不到朱熹的“良苦用心”和两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与学术立场，以及唐仲友本人的经制思想与诗文成就，实在让人叹息。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惋惜地感叹道：“可见仲友被劾，伪造会子亦其一节，非专因刻书也……使其居官能饬簠簋，亦岂非当时之贤士哉。”
南宋绍兴二至三年（1132—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
台州公使库所刊刻的《荀子》校勘精良，刻印精美，后人称为“宋椠上驷”，叶德辉也称赞道：“今黎庶昌刻台州大字本《荀子》，版心有蒋辉等名十八人。字仿欧体，想见当时雕镂之精，不在北宋蜀刻之下。”《荀子》刊刻质量可见一斑。
《荀子》一书在北宋时期曾有监本印行。北宋皇祐二年（1050）司马光上疏，奏请由崇文院校订《荀子》《扬子法言》《文中子》，并送国子监雕造颁行。奏请得到采纳，校订后由国子监下杭州镂版，至熙宁元年（1068）刻成颁行，这是三本书最早的监本。靖康元年（1126），典籍和书版被金人抢掠一空。宋室南渡后，图书损毁严重，书版也大都被金人运往北京。淳熙八年（1181）唐仲友任台州知州时，访得善本，于是用公使库经费刊雕版印刷，其《唐杨倞注苟子后序》中记载有：“皇朝熙宁初，儒官校上，诏国子监刊印颁行之。中兴，搜补遗逸，监书寖具，独《荀子》犹阙，学者不见旧书传习，闽本文字舛异。仲友于三馆睹旧文，大惧湮没，访得善本，假守余隙，乃以公帑锓木，悉视熙宁之故。”台州本《荀子》，行款同《扬子法言》，半页8行每行16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下方有刊工名。刊工以蒋辉为首，序言、目录及第一卷由蒋辉刊刻。
除了台州公使库外，其他地方公使库也有图书刊行。
宋绍兴十九年（1149），明州公使库刊行有宋代徐铉撰写的《骑省徐公集》30卷；婺州公使库刊行有唐代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10卷。
宋绍兴二年（1132），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刊行有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考异》30卷。宋绍兴三年（1133），刊行有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294卷、目录30卷，该书现存于国家图书馆，此本版式字体，依然保留北宋时的遗韵，傅增湘先生《藏园群书题记》分析：“缘公库开版，例宜进御，故写官削氏必选精良，校勘监修又皆时彦。且时属南渡之初，旧工犹在。用是详审齐整，迥然不同。”
公使库本多使用欧阳询体。这是因为宋代的官刻从中央到地方都推崇欧体。公使库本字体方正整齐，俊俏秀丽，字形棱角分明，刀法圆润峭厉。由于公使库有公使钱作为本钱，刻书售卖获利丰厚，所以刻书的积极性很高，而且注意版式、质量。公使库本版面文字排列较为整齐疏朗，校勘精善，工艺精良。
三、官方出版系统的特点
通过上文对官刻的主要书目及刻书情况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南宋时期浙江官方的出版事业已经渐成体系，并且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南宋浙江的官方出版系统是分等级和层次的，主要围绕国子监和各府（州）县政府两个核心构成，其中国子监是面向全国的，对全国图书刊刻具有指导和管理作用；而（州）县政府主要是面向本地区的，具有地方性特征；浙东、西两路有关部门的出版活动是对国子监职能的补充；府（州）县学的出版活动则是对地方官方机构的补充。
第二，就书籍种类而言，官方刻书主要以经史子集和地方志为主，宗教书籍与农桑稼时为辅。国子监和浙东、西两路机构以出版政治性较强的经、史类为主，例如国子监刊刻的《壁经》《春秋》《左传》等书；府（州）县政府以出版文化性较强的子、集类为主，例如方志等；各地方学校兼及经、史、子、集诸类，注重教育性，例如陈亮的《龙川集》、吕祖谦的《观史类编》等。按照等级分工的形式在官方出版系统内形成了政治性、文化性、教育性出版功能的明显的分工合作格局。
第三，刻工精湛，注重传承。由于官刻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思想统治、文治教化，从中央国子监到地方路、州、县及公使库，都非常重视。另外，官方刻书有充足的经费支撑，优秀的校勘人员、刻工，完善的管理制度，加之多有善本作为底本，所以，官刻图书校勘精良，刻印精美。官刻宋本传到今天，不仅仅是一部部重要的文献史料，而且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第四，敢于创新。这在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五经”合刻本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另外，图书版式和装帧形式上也有所突破和创新。
第四节 书坊刻书的兴盛
书坊刻书，即书坊和书肆，也称书林、书堂、书铺、书棚、书籍铺、经籍铺等刻印图书。书坊最早只限于贩书、卖书，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书坊的业务范围大大拓展，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开始向出版产业的上下游延伸，不仅贩书、卖书，而且编书、著书、刻书和印书。也就是说，很多书坊兼顾编撰、校勘、刻印、发行，相当于今天一家兼有出版社、印刷厂和书店的出版发行机构。书坊刻书主要面向普通大众读者，营利是其主要目的，由于接近读者，对图书市场风向变化最为敏感，所以书坊刻书刻印快、书目新、行销手法多样并且范围较广。
坊刻在五大刻书系统中产生最早，分布广、数量多、影响大，是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业的基本力量，在出版内容和版刻风格上各有特色，有力推动了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及至南宋，坊刻最为著名的当数福建的建阳、建安，浙江的临安，四川的成都、眉山等地。
一、杭州书坊刻书
据文献记载，在浙江临安城广为人知的大书铺铺名及所刻之书可考的就有近20家，主要有：（1）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2）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3）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4）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5）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6）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7）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8）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9）保佑坊前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10）行在棚南街前西经坊王念三郎家；（11）杭州沈二郎经坊；（12）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13）太学前陆家；（14）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荣六郎家；（15）钱塘俞宅书塾；（16）钱塘王叔边；（17）临安府金氏；（18）临安赵宅书籍铺；（19）临安李氏书肆。这其中，前四家可能都是陈起父子所经营的书坊。这么多的书坊积聚于当时的临安城，在今天看来，规模也相当可观。
在这些书铺中，以临安府陈起父子的陈宅书籍铺历史最长，刻书最多，声名也最大。陈起，字宗之，自称陈道人。南宋宁宗赵扩在位时，曾应试乡贡第一，人称陈解元。陈起父子在棚北睦亲坊南开办有陈宅书籍铺，另外在洪桥子南河西岸、鞔鼓桥南河西岸设有分号。陈宅书籍铺刊行的图书被称为“书棚本”。关于陈起父子的刻书活动，后文将详细介绍。
除了陈宅书籍铺外，尹家书籍铺也刻印了许多小说和文集，如《述异记》《续幽怪录》《北户录》《郤扫编》《钓矶立谈》《渑水燕谈录》《曲洧旧闻》《茅亭客话》《箧中集》《剧谈录》等。这其中除了《北户录》主要是记载唐代岭南风土与物产，《箧中集》是唐诗选集外，其他都是文言小说。
宋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本《续幽怪录》4卷
尹家书籍铺刊刻如此数量的小说，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南宋时期，从文人学士到普通市民都热衷于阅读文言小说，并喜欢纵谈神怪故事。洪迈著有《夷坚志》，并称“以三十年之久，劳动心口耳目，琐琐从事于神奇荒怪”，他组织了一支至少有五六百人参与的谈奇说怪的庞大队伍，共同创作。王明清著有《投辖录》，声称“齐谐志怪，由古至今，无虑千帙，仆少年时性所嗜读，家藏目览，鳞集麏至，十逾六七”，他在《投辖录·序》中还说“夜漏既深，互谈所觌，皆侧耳耸听，使妇辈敛足，稚子不敢左顾，童仆言变于外，则坐客忻忻，怡怡忘倦，神跃色扬，不待投辖，自然肯留”，可见故事的吸引力之大。很多文言小说也是文人墨客或坚持记录，或将平日里听得的逸闻趣事辑录，最终形成的集子，如洪迈的《夷坚志》、王明清的《投辖录》等都是如此。加之整个宋代重视文化教育，大力宣传读书治学，文人们无书不读，间接促进了文言小说的盛行。尹家书籍铺将图书刊刻重点放在文言小说上，而不是过多地去刊刻文集、历书、科举用书等，说明其对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图书市场了解得非常清楚，并且有意识地形成自己的特色。大量刊行这样的图书，自然受到读者欢迎，盈利也就不在话下。而同其一样的一批刊刻文言小说的出版人士，也直接促进了宋代文言小说的发展。
尹家书籍铺还刊行有《历代名医蒙求》2卷，附“释音”。该书是宋代周守忠所撰写。书中内容辑自历代正史、医籍序跋、州县史志及各种杂著中有关各个朝代名医事迹、传说、掌故等等。从伏羲氏、神农氏直至宋代名医，共收录了202人的事迹。正文以联句方式撰写，简易明了，其后抄录史料出处，不加删改，故极有文献史料学价值。本书在宋朝为习医必读书目。
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刻印有《文选五臣注》30卷。纸马铺原是经营香烛纸马的店铺，《梦粱录·十二月》云：“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纸马是一种迷信用品，但钟家兼营刻书、售书业务，成为一个书坊。《文选》即《昭明文选》，由梁萧统主持选编而成。之所以称为“五臣注”，是因为唐代开元年间，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为之作注，并由吕延祚于开元六年（718）进呈御览，世称《五臣注文选》。杭州开笺纸马铺钟家所据以刊刻的便是此本，刊行于南宋初年。钟家所刊刻的图书当然不止这一本，只是没有相关文献记录而已。
宋临安府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刻本《文选五臣注》。该书由梁萧统辑，唐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该刻本写刻内敛含蓄，具质朴沉稳的北宋风格
临安府荣六郎家书铺刻印有《抱朴子内篇》20卷。该书卷二末有刊记，曰：“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现）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荣六郎家书铺原来开设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靖康之变后，随宋室南迁到临安继续营业。
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印有《容斋随笔》。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印行《寒山诗》1卷。
此外，众安桥南街东的开经书铺贾官人宅和棚南街前西经坊的王念三郎家是专印零本佛经的。贾官人所刻的《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和佛经扉画、王念三郎所刻的连环画式的《金刚经》等都是当时书画中的精品。贾官人经书铺还刊有《妙法莲华经》7卷等。《妙法莲华经》“字体方正圆润，刀法遒劲古朴”，比五代钱弘俶所刻经卷又进了一步。
南宋嘉定三年（1210）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刻本《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1卷
南宋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刻本《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绘刻精工，样式一致，左图右文，图下配诗，富有生活情趣
当时的坊刻书籍影响力甚至进入了宫廷。宋孝宗时期，江钿编撰的《圣宋文海》本来由临安书坊所刻，淳熙四年（1177）四月，该书传入宫中，宋孝宗看过之后，令临安府重新开雕再版此书，足见它在当时的影响。
二、婺州书坊刻书
除杭州外，绍兴、宁波、严州、衢州、湖州、婺州等城市也有书肆从事图书刊刻、售卖，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婺州的书坊刻书活动。
婺州书坊所刻图书如下：
《尚书孔氏传》（一作《婺本重言重意互注尚书》）13卷，题孔安国撰，宋婺州最早刊巾箱本，10行20字；
《尚书全解》58卷，宋林之奇撰；
《梅花喜神谱》2卷，宋宋伯仁撰写，景定二年（1261）金华双桂堂书坊重刊本；
《容斋随笔》16卷，宋洪迈撰，淳熙十四年（1187）婺州刊本；
《精骑》（一作《精骑集》）6卷，宋秦观编，婺州永康清渭陈宅刊本，13行23字；
《周礼》（一作《周礼注》）12卷，汉郑玄注，北宋末、南宋初，婺州市门巷唐宅刊本，13行25—26字；
《周易程氏传》6卷，宋程颐撰，乾道五年（1169）东阳学宫刊本，一说婺州市门巷唐宅刊本；
《礼记》（一作《礼记注》）20卷，汉郑玄注，咸淳年间婺州义乌县苏溪蒋宅崇知斋刊巾箱本，10行20字；
《礼记月令》1卷，汉郑康成注，宋婺州苏溪蒋宅崇知斋刊巾箱本；
《书学会编》6种16卷（《法帖释文》10卷、《书史》1卷、《法帖刊误》1卷、《法帖谱系》1卷、《法帖音释刊误》1卷、《书法正宗》1卷），宋义乌苏溪蒋宅崇知斋刊本，刊年不详；
《三苏先生文粹》（一作《三苏文粹》）70卷，宋苏洵、苏轼、苏辙撰，乾道年间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刊巾箱本，14行26字；
《三苏先生文粹集》四周双边白口双鱼尾
《三苏先生文粹集》
《三苏先生文粹》（一作《三苏文粹》）70卷，宋苏洵、苏轼、苏辙撰，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刊修补本，19行26字；
《老泉先生文粹》11卷，宋苏洵撰，乾道年间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刊本，14 行26字；
《文章正宗》20卷，《续录》20卷，宋真德秀编，咸淳间婺州倪澄刊本，11行21字。
宋婺州门市巷唐宅刻本《周礼》12卷
以上所列的书目只是从现存的全国性古籍书目类图书和各地方志书中查找并予校订、汇编而得出的，加上散佚的书目，婺州书坊刊刻的图书远远不止以上这些。
从刊刻图书的机构来看，书坊分布较广，不仅婺州城有书坊，如双桂堂书坊、婺州市门巷唐宅，地方县城也有书坊，如义乌县苏溪蒋宅崇知斋、义乌青口吴宅桂堂、东阳胡仓王宅桂堂、永康清渭陈宅等，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婺州刻书业的盛况。至于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实为福建建阳的书坊，东阳是建阳别名，东阳崇川就是建阳崇化，并不是婺州东阳。
从刊刻类别来看，经注与文集较多。经注的刊刻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需要，而不止一家书坊刊刻“三苏”文集，则是因为到了南宋，特别是孝宗时期，皇帝对苏轼等人的文章大为推崇，上行下效，士子们有阅读需求，书坊自然想办法满足。至于《容斋随笔》，婺州书坊见洪迈抄本书广为流传，于是就找来抄本刊印，甚至由金华卖到杭州，继而被当时的皇帝所熟知，“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寿皇圣帝清闲之燕，圣语忽云：‘近见甚斋随笔。’迈竦而对曰：‘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无足采者。’上曰：‘煞有好议论。’”由此可见婺州书商的眼光，其对“畅销书”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另外，当时图书能由婺州卖到临安，可见图书流通也已非常畅通。
从刊刻内容来看，除了经注，剩下的大多是文选类读物，如《三苏先生文粹》《老泉先生文粹》《文章正宗》，甚至还有《精骑集》这样“取经、传、子、史事之可为文用者”教人写作的书。这类书同样是为了迎合当时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的必备书。
另外，《尚书孔氏传》《三苏先生文粹》刊刻有巾箱本。叶德辉认为，婺州应当是宋代刊刻巾箱本最早的地区之一。
婺州虽然不如杭州那般市场条件优越，经济上甚至落后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地区，如越州等，但是书坊刻书却能在南宋时期的浙江地区脱颖而出，这与婺州独特的人文环境、地理位置、人才队伍等有很大关系。
从人文环境来看，南宋时期，书院在各地兴起，讲学的风气日益兴盛起来，陈亮在永康时曾做过一段时间的老师，“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并在永康五峰书院讲过学。吕祖谦曾主讲于东阳石洞书院，又长期主持并主讲于金华丽泽书院。叶适、魏了翁、陈傅良等学者也都在浙江东阳讲过学。在南宋“右文”政策的大背景下，类似于陈亮、吕祖谦这样的教学活动和学术活动，不仅为本地培育了众多的人才，而且吸引其他地方的士子们前来访学问道。学术氛围浓厚，又积聚了众多学子，这就刺激了当地刻书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刻书事业的繁荣。台州知州唐仲友将公使库本《荀子》一书运回婺州贩卖，就说明婺州本地对图书有较大的需求。
从地理位置来看，婺州虽然不像越州那样，既是京师杭州的陪都，又是浙东行政中心，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在刻书方面得到的政府财政支持也相对较少，加之其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其官刻并不发达。然而，正是因为远离京师，受到杭州刻书业的影响较小，官刻系统的相对薄弱也为坊刻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坊刻主们一方面满足本地读者需求，一方面还将图书行销到其他各地。前文讲到洪迈的《容斋随笔》被婺州书坊刊刻，并售卖到京城临安，便是有力例证。另外，婺州离福建较近，而福建建阳也是刻书中心之一，特别是麻沙、崇化两地，被誉为“图书之府”，由于闽本价格低廉，婺州坊刻很有可能受到建阳坊刻的影响和冲击，在此情况下，婺州书肆就必须研究读者需求、提高刊刻质量，这同样有助于促进婺州坊刻的发展。
从人才队伍来看，婺州本地拥有一批技术高超娴熟的刻工群体。在台州为唐仲友雕刻《荀子》《扬子》《后典丽赋》等书的刻工徐道、蒋辉等人就是婺州人。蒋辉在去台州之前，曾在义乌县苏溪蒋宅崇知斋做过刻工。义乌青口吴宅桂堂雕印《三苏文粹》时，所雇刻工达24人之多。东阳木雕早在宋代已经就享有盛誉，到宋代用于刻板印书，技术已十分成熟。另外，本地学者如吕祖谦等为本地书坊提供了充足的稿源。
从物质基础来看，婺州的纸张、板材都非常丰富。义乌苏溪，水源丰富，盛产水竹，竹纸名闻天下，而且婺州与盛产纸张的衢州、嵊县也不远。书籍雕版所用的木材，以枣木或梨木为佳。宋嘉庆《义乌县志》记载：“本县宋时，青枣、三花梨即已闻名外郡。”所以具有丰富的雕版材料。况且义乌离徽州不远，墨、砚、笔供应充足，拥有发展印刷业的良好物质基础。
婺州坊刻本大多镂刻精工，譬如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刊印的巾箱本《三苏文粹》，被傅增湘赞为字体俊整，镌工精湛；又如市门巷唐宅所刻的《周礼注》，也被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一誉为“字学独极精审，几与倦翁所谓偏旁点画，不使分毫差误”。宋景定二年（1261）金华双桂堂重新刊刻的宋伯仁《梅花喜神谱》，刊印梅花百图，可以说是我国刊行最早的一本画谱，该书字迹端庄秀雅、刀法古朴明快，而被后人视为珍宝。
婺州坊刻在图书类别、图书内容、刊刻形式等方面都从读者需求出发，尽可能满足文人学子们学习、考试的实际需求。从文选、文粹到巾箱本，都是顺应社会发展，尽力满足读者需求的创新创意之作。婺州书业特别是坊刻发展在当时的规模与影响力也就可想而知。
第五节 南宋国子监刻书
南宋中央机构刻书，以国子监刻书为主。国子监出版书籍的规模和数量发展很快，追溯国子监的发展历史，需要从北宋年间开始。据历史记载，景德二年（1005）夏，宋真宗到国子监视察书库，询问雕刻出来的经书版片有多少，国子监祭酒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备，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从北宋开国（960）到景德二年（1005），经历了不到半个世纪，国子监的书籍版片就增加了25倍，可见国子监出版事业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北宋时期，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构的国子监就已经开始刊刻正经正史。端拱元年（988）三月，国子监奉敕刊刻孔颖达《五经八义》180卷，此后，《五经》的释文、正义又多次刊刻。到咸平四年（1001），《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仪礼》《论语》《尔雅》等经书的释文、正义都一应俱全。对正经如此，对正史同样不遗余力。从太宗淳化五年（994）到仁宗嘉祐七年（1062），《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十七史前后共花费了66年的时间，经过众多学者的精心校勘，最后由国子监刊刻印刷。而这其中众多监本均在杭州刊刻。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载：“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可见北宋时期，浙江与国子监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及至南宋初年，由于北宋时期国子监所藏书籍和书籍版片都因为金人攻入汴京而被劫掠一空，重新校订刊刻经史群书也就成为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而这一重任最终由国子监来完成，这是因为国子监在北宋时期就是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和出版机构。南宋迁都临安以后，虽在江南求得暂时的安宁，但是依然非常关注文化事业特别是典籍刊刻。绍兴中期局势稍定，朝廷就开始了刻印经籍的工作。对此，叶德辉评价说：“绍兴南渡，军事倥偬。而高宗乃殷殷垂意于此。宜乎南宋文学之盛，不减于元祐也。”[19]据《浙江历代版刻书目》等现存资料来看，南宋时期的国子监所刊刻图书主要集中于高宗、孝宗时期，孝宗以后各朝史料记载相对较少。[20]
一、南宋国子监所刻书目
南宋建都临安，国子监设在纪家桥（今延安路与庆春路交会处）附近。在100余年间，刊书数量颇多。南宋初所刻经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等儒家典籍。
据王应麟《玉海》载：绍兴九年（1139）朝廷下诏州郡索北宋国子监原颁善本校对镂版；绍兴二十一年（1151）朝廷又下诏国子监访寻五经三馆旧监本翻刻，约于绍兴末年完成《周易传》《尚书传》《毛诗传》《周礼注》《仪礼》《礼记注》《春秋经传集解》《春秋公羊传集解》《春秋穀梁传集解》《孝经注》《论语》《尔雅注》《孟子章句》等13部经书的刊刻。所刊史部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后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五代史记》等17史。此外，尚刊有《淳熙礼部韵略》《说文解字》《经典释文》《尔雅疏》《国语解》《唐艺文志》《资治通鉴》《刑统》《扬子法言注》《冲虚至德真经注》《孔子家语》《白虎通德论》《昌黎先生集》等，以及部分医药书如《大观证类本草》等。
二、南宋国子监刻书的特点
国子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职能。首先，作为国家最高教育及管理机关，并代表皇上发布有关教育的政令。其次，出版发行书籍，即所谓“掌印经史群书”，相当于中央直属出版总社。另外，作为出版管理机构审查全国图书。这几个方面的职能决定了国子监在引领整个国家的书籍出版事业中发挥着积极有力的作用，也使得国子监发展到南宋时期出现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刻书主体的特点。
南宋初期，由于战争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国子监并没有充足的经费来刊刻图书。南宋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四中写道：“监本书籍者，绍兴末年所刊也。国家艰难以来，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张彦实待制为尚书郎，始请下诸道州学，取旧监本书籍镂板颁行，从之。然所取诸事多残缺，故胄监刊六经无《礼记》，正史无汉唐。二十一年五月，辅臣复以为言。上谓秦益公曰：监中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镂板，虽重有费，盖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21]从此文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始请下诸道州学，取旧监本书籍镂板颁行”，另一方面是“监中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镂板”。
一方面，国子监将杭州、湖州、衢州、台州、泉州、四川等地旧有的书版收集起来，然后进行图书刷印。宋人魏了翁《六经正误序》说：“南渡草创，则仅取板籍于江南诸州。”意思是将江南一带的书版收归国子监。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初，吴兴人思溪王氏刻《藏经》，有余板，以刊《唐书》及《五代史》，置郡庠中，中兴监书多阙，遂取其板以往，今监本是也。”由于浙江湖州人王氏兄弟刊刻过《唐书》《五代史》等，书版仍然保存在当地的一个学府中，中兴年间国子监里很多图书都没有，于是就将王氏兄弟的书版收归国子监所有，并用来印刷《唐书》和《五代史》。《唐书纠谬》20卷、《五代史纂误》5卷、《杂录》1卷等也有类似的记载：“宇文时中守吴兴，以郡斋有（唐、五代）二史板，遂取二书刻之，后皆取入国子监。”《通鉴纲目》59卷，“此书尝刻于温陵，……今板在监本”。宋末王应麟《困学纪闻》也记载有：“今监本《荀子》，即唐与政台州所刻熙宁旧本。”唐与政即唐仲友，熙宁旧本，即熙宁元年（1068）刻成颁行的最早的监本。
另一方面，国子监委托浙江州府，如临安府、绍兴府来刊刻印版，然后将书版收归国子监印刷书籍。这些实际由地方州府代刻的书籍，也称作“监本”。如绍兴二年（1132）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刻监版；绍兴十五年（1145）下临安府雕造《十二经义疏》；《玉海》载绍兴十五年（1145）闰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请群经义疏未有板者，令临安府雕造”即是明证；绍兴中下两淮江东转运司刻《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洪迈《容斋续笔》云“绍兴中，分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等，然后将此类书版收归国子监刷印图书。《毛诗正义》题记云“绍兴九年九月十九绍兴府雕造”，说明这本书的印版也是在绍兴刊刻的。另外，《春秋左传正义》为婺州府所刻，《尔雅疏》为温州府所刻。
南宋国子监刻书除了上述的特点之外，还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出版的图书数量有限。整个宋代监本总数，据《两宋国子监监本考》所载统计，约有187种9440卷（其中29种不计卷），其中北宋有118种6826卷，南宋有69种2614卷。相对于北宋而言，南宋国子监图书数量并不多。这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南宋初期和晚期，战乱不断，刻书一事自然无暇顾及。长年战争，耗费大量财力，自然也会影响到国子监刻书。
其次，正经、正史、诸子学说书籍居多。由于国子监机构的特殊性，刻书目的主要在于为官方的文化教育事业服务，并由此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故其出版活动具有明显的官方正统性。南宋国子监所刊刻颁行的多是正经正史类书籍，其中经部41种545卷、正史22种2039卷、诸子6种30卷。由此可见宋代国子监刻书的重点所在。[22]
最后，质量上乘、技艺精湛也是国子监刻书的显著特点，使它成为当时所有出版书籍中最有价值的。国子监所刻之书，关系到思想统治、社会教化，所以校勘认真，纸墨精良，又多请名人刻板，并且往往不惜人力、物力，又有严密的校勘制度作为保障，质量自然有保证。宋代国子监的刻本很重视校雠。宋初即制定了三校制度，保证了书籍的质量。南宋国子监依照国家藏书机构制定的《校雠式》进行校雠。《校雠式》对书籍校勘的原则、方法、格式及所用符号都做了细致的规定，是我国最早的校雠式例，标志着中国古典校勘学到宋代已成为一门专门之学，对后世有较大影响。[23]
尽管南宋的国子监刻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南宋国子监刻书仍然都不及北宋时期，究其原因，有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由于南宋初期和晚期战乱不断，政府自然没有心思和财力去支持图书刊刻。加之南宋监本要么是收集州府书版归国子监所有而后印刷的，要么是国子监委托州府雕印而成后由国子监印刷的。所以在质量上比北宋国子监刻本稍有逊色。
由于种种原因，国子监刻书在南宋灭亡后尽管有所发展，但留有的余力明显不足。据元人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记载，国子监印版皆归入西湖书院，仍用于印书。明初，西湖书院内的书版被移入南京国子监。至清初，有个别南宋监本书版还被用于刊印，成为有名的“三朝本”。遗憾的是，南宋国子监所刻书籍绝大部分已经失传，只有极少部分流传至今。
第六节 科举用书的刊刻
南宋时期，科举考试用书非常畅销。南宋同北宋一样，非常重视科举考试，参加考试者只要文章写得好，不论出身贵贱，都有被录取的希望。科举考试用书在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中都占有一定的比例，而尤以杭州、婺州两地居多。
根据考试用途及考试阶段，科举用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对经、史、子、集的注疏，一类是将科举考试必考内容整理编撰成书，一类是参加科举考试的随身备书。
对经、史、子、集的注疏类图书多是官刻机构刊行，像国子监、各类使司、各地公使库、学校等。如南宋初国子监对十三经的刊刻，对《礼记注》《周易正义》《扬子法言注》等注疏类图书的刊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司刊刻的《周易注疏》，首次将《周易》经、注、疏合刻为一本，所刊刻的《尚书正义》《周礼疏》，同样是经、注、疏合而为一的第一本，这样给读者阅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书坊也有不少参与到这类图书的刊刻中，如临安府和婺州的书坊，其数量和质量并不比官刻机构差。官方及官刻机构对经、史类书籍的重视，必然吸引和刺激坊肆参与到这类图书的刊刻中来。
第二类是将科举考试必考内容整理编撰成书，这其中点评本和节选本数量较多。
点评本的出现与文风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联。
蔡京、秦桧掌权时，科举考试的文章全是歌功颂德的废话，谄谀之风盛行，及至秦桧于1155年病死，政治风向开始转变。绍兴二十七年（1157）是科举考试年，南宋高宗赵构要求负责科考取士的考官，对于那些“指陈时事、鲠亮切直”的文章要给予高分，并宣称“无失忠谠，无尚谄谀”的人才是自己需要的人才。这一年王十朋被点中状元正是因为文章秉笔直书，不仅直接抨击了秦桧及其党羽，甚至批评了高宗不能揽权和任贤的错误，气势充沛，胆魄非凡。到了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退位，皇太子赵昚继位，这位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对于阿谀奉承的文章更是深恶痛绝，令省试诸科进士务取学术深淳，文词剀切，策画优长，其阿媚
茸者可行黜落，并对苏轼的文章大为推崇。此后，陈亮编《欧阳文忠公文粹》20卷，希望通过学习欧文，使“科举之文”回到“嘉祐之盛”。
一方面是高宗、孝宗希望改变谄谀文风，一方面又有苏轼、欧阳修的文章作为典范，破旧立新的条件都已具备，科场的学风、文风开始改变。而在苏轼、欧阳修的文章成为文坛典范的大背景下，评点、批注一类的科举用书开始盛行起来。
吕祖谦
最早以这种方法来编写图书的是浙江婺州人吕祖谦（1137—1181）。吕祖谦选取了唐宋著名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的文章共60多篇，作为门人学子科举考试时的参考文章，取名为《古文关键》。该书首次确立了唐宋散文的经典。他一方面是通过笔抹等方式提醒读者需要注意的字眼、句子等，一方面通过分析文章的整体架构、章法布局、呼应铺叙，来指导读者如何作文。从此，古文评点成了科举用书的一个重要门类，一直到明、清两代依然如此，长期直接影响着科场的学风与文风。
此后，浙江鄞县（今宁波鄞州）人楼昉编选《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20卷，同样是点评古文，以教授科举学子如何作今文。王霆震编《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真德秀编《文章正宗》、谢枋得编《文章规范》等都是以“时文之法行之”，目的均在于教授科考学子在科举考试中写出一篇篇让人拍案叫绝、赞不绝口并深得考官喜爱的好文章。
在这种环境之下，经过名家评点的科举取士用书受到众多科考学子们的欢迎。《宋文鉴》《圣宋文海》《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经传集解》《文章正宗》等都是科举考试的参考用书。而这其中，数临安、婺州的书坊出版此类图书较多。
除点评本外，节选本也成为学子们的考试必备书。由于经史子集数量庞大、内容庞杂，学子们要在短时间内遍览全书并且能够运用自如自然非常困难，而一些节选本正好解决了学子们的这个难题，像《精骑集》《三苏文粹》《曾南丰先生文粹》都是此类图书。《精骑集》是秦观为了弥补自己记忆力下降的缺憾，将经、传、子、史中在写文章时可以用到的语句，摘录了几千条，编为图书，取名为《精骑集》，此书有婺州永康清渭陈宅刊本。《三苏文粹》《曾南丰先生文粹》同样是将精选后的文章编为图书，这些书籍最早同样是婺州书坊刊行的。
《吕氏家塾读诗记》33卷
如果说这些节选本还只是精益求精，优中择优的话，那么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成的《通鉴纪事本末》则更能例证这种现象。
《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多达294卷，而且作为一本编年体史书，它是每年记述，如果一件事情只在一年中便结束的倒也便于查阅，但是对于一件连续好几年的事情，由于该书不是连贯编写，如果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则要查阅很多卷，读者阅读起来非常不便。时任严州教授的袁枢（1131—1205）为了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同时也为了较为便利地阅读《资治通鉴》，于是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每事标以醒目的标题，抄上原文，并抄上司马光的史论。《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弥补了编年体与纪传体的不足，将1300多年的历史转换为一个个完整连续的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
这本书完成之后，得到了杨万里、吕祖谦、朱熹等人的高度评价。吕祖谦称赞袁枢以自己的辛苦努力换来了读书人的方便，并且人们通过这本节本就可以很好地认知司马光的思想。1175年，这本书由官府刊刻，到1257年的80多年间，这本书至少刻印了4次，重版的频率之高，在古书刊刻中也是少见的，这也说明这本书得到了读者的认可。
到了后来，由于学子们为应付科举考试，已经不再阅读《资治通鉴》，而是将《通鉴纪事本末》作为必读之书，以至于当时史官侍郎黄由向皇帝进奏，主张宫中侍读官应该认真研读《资治通鉴》。
为了严正视听，1246年，《通鉴纪事本末》在重新刻印时，章大醇不得不写了一篇《重刻通鉴纪事本末序》，以说明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他在序言中写到，编撰类书，是为了方便人们阅读、检阅，而士子却将这种便利用在了科举考试上，导致他们不再博览群书，而只是拘囿于类书。他因此冀望“学者能因《本末》而详之于《通鉴》，因《通鉴》而博极于群书，庶无负袁公类聚之旨”。
《通鉴纪事本末》（辽宁省图书馆藏古籍精品图录）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学子们已经将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视为《资治通鉴》的节本，也就是说，节选本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学子们的必备之书。由于存在市场需求，以逐利为目的的坊刻主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市场机会，“文粹”“文选”一类的书出现在图书市场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类是参加科举考试的随身备书。这类图书以“巾箱本”居多。巾箱是古人放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的就是那些开本很小、可以放到巾箱中的书，也就是古代的袖珍书。
巾箱本最早出现于南朝。南朝时，衡阳王萧钧为了便于阅读，“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进而成为社会的一种风尚。巾箱本由此得名。
由于巾箱本小巧易带，刻印成本相对低廉，正好迎合了参加科举考试士子们的需求，他们从全国各地奔赴临安，所携带的图书自然越轻越好，而且巾箱本成本低廉，对于还没有功成名就的这些士子们来说当然也是求之不得的。书商们由此发现商机，刊刻了数量不少的巾箱本，以实现薄利多销的目的。
南宋浙江刊刻的巾箱本有《仪礼注》17卷，汉郑玄注，南宋初国子监本，又有严州复刊巾箱本；《礼记》（一作《礼记注》）20卷，汉郑玄注，南宋初杭州国子监刊本，又有咸淳年间婺州义乌县苏溪蒋宅崇知斋刊巾箱本，10行20字；《礼记月令》1卷，汉郑康成注，宋婺州苏溪蒋宅崇知斋刊巾箱本；《尚书孔氏传》（一作《婺本重言重意互注尚书》）13卷，题孔安国撰，宋婺州最早刊巾箱本，10行20字；《三苏先生文粹》（一作《三苏文粹》）70卷，宋苏洵、苏轼、苏辙撰，乾道年间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刊巾箱本，14行26字。另外，吕祖谦的弟弟吕祖俭刻印其兄《东莱家塾读书记》32卷，也是巾箱本。
从已知的这些巾箱本来看，基本上婺州都有刊刻，而且大多数是初次刊刻。
第七节 陈起父子与江湖诗集
一、陈起简介
陈起（生卒年不详），字宗之，号芸居，南宋临安人。主要活动于南宋光宗绍熙年间至理宗淳祐年间，即12世纪末至13世纪50年代前。南宋宁宗时参加乡试，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所以也被人称为陈解元。后来他弃官从商，开始了自己的选书、编书、刻书、卖书、藏书的编辑出版生涯。
陈起既是诗人，又是书商。作为诗人的陈起，与刘克庄、叶绍翁等诗界名流交好甚密，著有《芸居乙稿》《芸居遗诗》等书。作为书商的陈起，设书铺于杭州睦亲坊，刊刻大量唐人诗集和南宋江湖诗人诗集，所刊刻的图书大都署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等。由于陈宅书籍铺所刊刻图书刻印精良、墨色厚重，后人将该书坊所刻之书通称为“书棚本”。
陈起有一个儿子，号续芸。至于续芸是否就是当时另外一位书坊主陈思，时至今天，依然没有定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陈起与陈思的生活年代与所刊刻的图书类别上。《浙江印刷出版史》（顾志兴著，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陈宅书籍铺考略》（曹之著，《图书情报论坛》1998年第3期）都认为陈思并非陈起的儿子续芸，而是另外一人；而《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李致忠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南宋的职业编辑陈起父子》（姚福申著，《编辑学刊》1986年第4期）则认为陈思就是陈起的儿子续芸。李传军在《南宋临安睦亲坊陈宅书籍铺考略》《陈思与陈续芸关系补说》中通过考察陈起与陈思书铺位置所在地、图书刊刻特点与种类、两者生活年代、陈思官职等，认为陈思与续芸实为一人，陈思为陈起的儿子。
陈思所编撰并刊刻的图书有《两宋名贤小集》《宝刻丛编》《书小史》《书苑精华》《海棠谱》和《小字录》六部。《两宋名贤小集》重在收集宋人遗稿和中小作家的作品，一些大家如欧阳修、苏轼、陆游、黄庭坚等反而不见著录，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借此书才保存他们的部分作品，是研究南宋江湖诗派的重要史料。《宝刻丛编》为金石学著作，全书20卷，著录从秦石鼓文至五代石刻文字的目录，按南宋地方行政区划编排。每条石刻名称之后，附诸家题跋考证，从而保存了亡佚著作的部分内容。《书小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书家专史，汇集历代书法家生平事迹，各为小传，其编排体例仿照正史，“纪”1卷，载历代帝王能书者51人；“传”9卷，依次为后妃（附诸女）、诸王和其他书家480人。《书苑精华》可谓《书小史》姊妹篇，该书编集汉魏以来古人对书法的点评语句，与《书小史》相辅而行。《海棠谱》是一本关于海棠花的园艺学和文学著作，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为“叙事”，录有关海棠的故事，其中很多内容是有关海棠的栽种之法及品类之别；中、下2卷分别为诗上、诗下，汇录唐宋以来有关海棠的题咏。《小字录》将史书中著名人物的小字，汇为一编，对研究历代人物小字有一定参考价值。
根据姚福申先生与李传军先生等人的观点，本书认同陈思即陈起的儿子续芸。
二、陈起父子与图书刊刻
（一）唐人别集
周端臣《挽芸居二首》其中一首诗中提到“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24]。“诗刊欲遍唐”说明了陈起所刊刻的唐诗非常之多。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标据陈起刻本影印编辑《唐人五十家小集》，说明陈起刊刻的唐人诗集至少有50种之多。而且这50人中，卢照邻、羊士谔、周贺、章碣、司空曙、吕温、李咸用、李远、李建勋、鱼玄机、释齐己等近40位诗人的别集都以陈起刻本为最早，后代所有刻本都是由此本发源而来。如果没有陈起的辛勤整理，很多诗集恐怕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为后人所知了。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曾评价道：“今日所传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唐人专集、总集，大抵皆出陈宅书籍铺本也。然则唐人诗集得以流传至今，陈氏刊刻之功为多。”
陈起作为一位书坊主，追求利润是其从事图书出版行业的主要目的，这也是坊刻的特点之一，刊刻如此众多的唐人诗集同样也不例外。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陈起在文化的整理、保存、传承方面的功劳，恰恰说明陈起熟悉当时的图书市场，了解文坛风向与读者需求。那么，陈起为什么要刊刻大量的唐人诗集呢？这与当时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南宋临安睦亲坊陈宅书籍铺刻本《周贺诗集》1卷
南宋继续实行重文重儒的“右文”政策，读书氛围浓厚，读书人数量激增，科举取士则大大刺激了寒门学子期望通过读书来改变人生命运的梦想，诗词文赋之类的图书自然受到学子的欢迎。至于唐人诗集受到当时读书人的欢迎，除了上述的大背景外，还与当时诗人们对唐诗的推崇有关。
我们知道，唐诗对于宋人而言，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宋代诗人为了超越唐诗，只能另辟蹊径，比如深挖题材，创新风格。题材方面向日常生活倾斜；风格方面，王安石的平易雅致，苏轼的雄放畅达，黄庭坚的奇崛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自然活泼等，都是对唐诗风格的一种转向。这其中，以黄庭坚为鼻祖的江西诗派影响最大，在欧阳修、苏轼以后，宋代的诗坛，无不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就是南宋几位出色的诗人，如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也不例外。但是靖康之变之后，宋室南迁，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书写书斋生活，重视遣词用字”的江西诗派风格对于稍有现实感的诗人而言，都是一种束缚和制约。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虽从江西诗派入手，但是在创作风格上已明显脱离江西诗派，诗风为之一变。杨万里曾将学习江西诗派的作品1000余首，付之一炬，就能表明他后来对江西诗派风格的不满。张戒、姜夔、严羽等人更是从诗学理论上对江西诗派展开批评，而对唐诗则是非常推崇。张戒认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严羽主张尊盛唐，因为盛唐的诗有特殊的长处，他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影响力已经日渐式微的江西诗派自然不能成为当时读书人学习模仿的对象，而唐诗一直是宋人作诗的参考对象，唐人诗集自然受到读书人的热爱与推崇。
《王建诗集》10卷
刊刻唐人诗集固然是陈起满足读者需求的表现，表明陈起对当时图书市场的深刻洞悉。然而，陈起并没有满足于刊刻李、杜等人的文章。当时社会对杜甫的诗作十分推崇，有“千家注杜”之说，千家固然夸张，但是说明数量之多，今存南宋刻佚名编《分门集杜工部诗》所汇注家有149家，董居谊在《黄氏补注杜诗序》中云：“近世锓版，注以名集者，毋虑二百家。”为了避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开辟新的图书市场，陈起选择了唐代一些知名度不高但是诗作质量较好的诗人的别集进行刊刻，用今天的话来讲，说明陈起不仅熟悉当时的图书市场，而且对于如何避开“红海”，开辟“蓝海”，从而形成自己书坊的核心竞争优势颇有心得。
（二）宋代江湖诗人作品总集
陈起不仅刊刻了大量的唐人别集，而且刊刻了众多江湖诗人的作品总集。陈起采用的是分批编刻的方法，即收集一批、编审一批、刻印一批。据《永乐大典》所录，有《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等，由于当时“刻非一时，版非一律”，各藏家所收种数也不一致。《四库全书》收有《江湖小集》和《江湖后集》。《江湖小集》收有62家作品，包括洪迈、叶绍翁、敖陶孙等。《江湖后集》收有49家作品，包括巩丰、周弼、刘子澄、林逢吉、周端臣等。其中，吴仲方、张辑为词，剩下的都是诗作。敖陶孙、李龚、黄文雷、周文璞、陈起等17人之名已见于前集，而未收其诗，“唯是当时所分诸集，大抵皆同时之人，随得随刊，稍成卷帙，即别立一名以售。其分隶本无义例，故往往一人之诗而散见于数集之内[25]。《江湖集》和《江湖后集》收录的诗作是否陈起所刻原数？肯定不是。例如江湖诗人曾极、赵师秀等人的诗就没有收录。[26]
《唐女郎鱼玄机诗》1卷
陈起刊刻如此众多的江湖诗人总集，原因在于，一方面，他自己本身就是江湖诗人，是江湖诗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其诗作得到其他江湖诗人的推崇，他与这些人关系甚好，交往甚厚；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宋诗发展到当时，江西诗派已成为强弩之末，前面提到杨万里、范成大等人已经有意识地要走出江西诗派的束缚，而真正正式反抗，形成派别的，则是四灵派和江湖诗派。
四灵派指的是“永嘉四灵”：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和赵师秀（号灵秀），因他们的字号中都有一个“灵”字，又都是永嘉人，诗风也非常相近，所以被称为“永嘉四灵”。四灵以晚唐诗人贾岛、姚合为楷模，以反江西诗派为宗旨，由于叶适的提倡和他们的创作实绩，声名鹊起。他们学习晚唐，尤其重视五律的创作，在诗风上，刻意求工，爱好生造，不掉书袋，在内容上，满足于寄情山水的闲逸生活，较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派诗人以学问为诗的习气，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当时诗风尚待改革的文学潮流。
以刘克庄为代表的江湖诗派承接四灵诗派而来，他们既不满意江西诗派的刻意用典、以故为新的风格，也不满意“永嘉四灵”专守律体、尽力锻造的做法，而以通俗化和平民化的语言来写景状物，写市井百态与城乡风俗。也正因为如此，境界不高，气度狭小成为他们的通病。
江湖诗派人数众多，据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一书考证，江湖诗派诗人人数多达138人，活动时间很长，从宋室南渡之初到南宋灭亡，长达百年左右。如此众多的数量和庞大规模，说明江湖诗派对江西诗派形成了一定的冲击，确立了自身的“江湖地位”，事实上，江湖诗派确实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
南宋临安睦亲坊陈宅书籍铺刻本《宾退录》11卷
江湖诗派崛起，江湖诗人的作品自然也有一定的读者基础和市场需求，陈起适时不断推出江湖诗人的总集，满足了当时市场的文化需求，获利自然不在话下，对于扩大江湖诗派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同样有积极意义。
（三）志怪小说
陈宅书籍铺不仅刊印了唐人别集、江湖诗人作品总集，而且刊印了数量众多的志怪小说。如《述异记》2卷、《宾退录》10卷、《续幽怪录》4卷、《经 
堂杂著》8卷、《灯下闲谈》2卷、《湘山野录》3卷、《郤扫编》3卷、《挥麈录》20卷（《挥麈前录》4卷、《后录》11卷、《第三录》3卷、《余话》2卷）、《续世说》12卷等。
陈宅书籍铺所刊刻的小说，与主要以志怪小说刊刻为主的尹家书籍铺，相同的书目有《述异记》《续幽怪录》《郤扫编》。
（四）绘画理论著作
陈宅书籍铺所刊行的绘画理论著作如下：
《古画品录》1卷，南齐谢赫撰；《续画品录》1卷，唐李嗣真撰；《后画录》1卷，唐释彦悰撰：均为南宋临安府睦亲坊陈道人书籍铺刊本，11行20字；
《续画品》1卷，南朝陈姚最撰，南宋临安府睦亲坊陈道人书籍铺刊本，11行20字；
《历代名画记》10卷，唐张彦远撰，南宋临安府睦亲坊陈道人书籍铺刊本，11 行20字；
《米海岳画史》（又名《画史》）1卷，宋米芾撰，南宋临安府睦亲坊陈道人书籍铺刊本，11行20字；
《唐朝名画录》1卷，唐朱景玄撰；《五代名画补遗》1卷，宋刘道醇撰：均为南宋临安府睦亲坊陈道人书籍铺刊本，11行20字；
《图画见闻志》6卷，宋郭若虚撰，南宋临安府睦亲坊陈道人书籍铺刊本，11行20字，国家图书馆藏有后3卷；
《画继》10卷
《画继》10卷，宋邓椿撰，南宋临安府睦亲坊陈道人书籍铺刊本，11行20字；
《笔法记》1卷，五代荆浩撰，南宋临安府睦亲坊陈道人书籍铺刊本，11行20字。
这些关于绘画理论的著作是陈宅书籍铺的又一大特色。这些图书每半页都是11行，每行20字，与其他类别的图书每半页10行，每行18字，形成明显区别。据考证，《五代名画补遗》《画继》《图画见闻志》都是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由此可以推知，这一批书的版式应该是一样的。
陈宅书籍铺刊刻如此大量的绘画理论著作，也是顺应当时社会风尚和满足市场需求的举措。两宋是中国画发展的高峰时期，北宋继承前朝旧制，在宫廷中设立了“翰林图画院”，推动了绘画技艺的发展，山水、人物、花鸟得到了全面发展，同时培养了一大批绘画人才。宋室南渡后，书画艺术并没有因为偏安江南一隅而停滞不前，由于临安经济繁荣，风光秀美，文风颇盛，绘画技艺有所创新，山水画、风俗画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临安书画市场已经形成了画家、消费者和专职的书画中介人这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书画市场的繁荣，催生了对书画图书的需求，因而书画理论著作方面的书籍受到产业链上三种人群的欢迎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从陈宅书籍铺所刊行的四种图书来看，陈起父子进入了三种领域，面向的是三种不同的读者群体，虽然这三种群体有交集，但是每个群体的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这对于书坊主如何根据不同的图书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售卖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陈起与江湖诗派
江湖诗派的形成，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同时与南宋当时的时局变化和社会风尚变迁有密切联系。
宋室南渡之后，南宋王朝偏安于江南一隅，虽然有很多大臣如张浚、韩世忠、岳飞等反对议和，主张北伐，收复失地，但是由于秦桧等奸臣当道，抗金总是受到阻碍，岳飞被陷害之后，北伐的呼声就越来越轻了。南宋王朝通过割地纳币求和，以求得一时太平，这给以儒家思想安身立命的读书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屈辱与压抑自不待言，再加之奸臣弄权，政治斗争激烈，政府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强大号召力与影响力，一批读书人在失去了追求功名利禄的欲求的同时，开始追寻个体精神的自娱自乐。
江湖诗派的出现与当时读书人出仕无门也有很大关系。宋朝奉行的是重文重儒的“右文”政策，官员数量本来就多（北宋初年，官员总数大概有10 000人，到南宋宝祐四年（1256），已有34 000人），而科举制度发展到南宋时期已经非常完善，寒门学子将科举看成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有效途径。冗官逐渐增加只会造成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考试落第，被拒于宦门之外。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场室士子日盛，卷轴如山，有司不能遍睹。”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试卷堆积如山，以至于考官不能全部批阅。大批屡试不第的士子只能流落江湖，他们或以文字结交权贵，乞食豪门，或流落民间，卖文卖诗。当然，江湖诗派中也有一些地方上的小官员。
陈起作为江湖诗派中的一员，刊刻了大量江湖文人的诗集，为江湖诗派的发展壮大，为当时图书市场的繁荣，为中国古代文献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也正是因为刊刻这些诗集，陈起招来了杀身之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江湖诗案”。
南宋宁宗赵扩在位时，立赵竑为太子。当时，杨皇后掌握国政大权，丞相史弥远亲信遍布朝野，权势熏灼。赵竑对丞相史弥远十分不满，他曾经在书桌上写杨皇后与史弥远的事情，并说道：“弥远当绝配八千里。”赵竑宫壁有地图，一天，他指着地图上海南岛的位置，说道：“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海南岛在当时为蛮荒之地，多是发配贬谪官员或罪犯的地方。史弥远得知这些事情后非常惊恐，于是就谋划着废掉赵竑，另立新君。
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宁宗驾崩，史弥远认为时机成熟，于是便立赵昀为皇帝，即宋理宗。同时废赵竑，后又降赵竑为济王，出居湖州。理宗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潘壬等人率众拥立赵竑，但以失败告终。事情平息之后，史弥远更加忌恨赵竑，于是假称济王有病，命门客秦天锡前往诊治。秦天锡宣称朝令，逼迫赵竑自杀，对外称病死。赵竑死后，史弥远剥夺了他的王爵。
史弥远废立一事，让朝野一片哗然。众多大臣包括理学大师真德秀、魏了翁上书为赵竑鸣冤，都被史弥远贬出朝廷。同时，史弥远等人还捕风捉影，大兴文字狱，“江湖诗案”由此而起。
据周密的《齐东野语》记载：“宝庆间，李知孝为言官，与曾极景建有隙，每欲寻衅以报之。适极有春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乱时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复改刘子翚《汴京纪事》一联为极诗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今所改句，以为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刘潜夫《黄巢战场》诗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缘郑五欠经纶。’遂皆指为谤讪，押归听读。同时被累者，如敖陶孙、周文璞、赵师秀，及刊诗陈起，皆不免焉。”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诗祸”条也有记载：“渡江以来，诗祸殆绝，唯宝、绍间，《中兴江湖集》出，刘潜夫诗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缘郑五欠经纶。’又云：‘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敖器之诗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曾景建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乱时多。’当国者见而恶之，并行贬斥。景建，布衣也，临川人竟谪舂陵，死焉。”
元方回《瀛奎律髓》卷二○“梅花类”中对刘克庄《落梅》诗的评讲云：“当宝庆初，史弥远废立之际，钱唐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俱与之善，刊《江湖集》以售。《南岳稿》与焉。宗之赋诗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哀济邸而诮弥远，本改刘屏山句也……言者并潜夫《梅》诗论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初，弥远议下大理逮治，郑丞相清之在琐闼，白弥远中辍，而宗之坐流配。于是诏禁士大夫作诗……”
史弥远及其党羽认为上述一些诗句是借古讽今，既有人痛惜赵竑轻率浮躁，缺少韬略，不能及时制敌，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境地，也有人攻击史弥远专横跋扈，专权弄事。“江湖诗案”发生之初，幸好有郑清之极力斡旋，才使陈起等人免于杀头之祸，但江湖诗人由此遭到的打击报复不能幸免：陈起的书版及江湖诗集被销毁，本人也被发配。其他人如曾极、刘克庄等也被发配到边远地区。
总而言之，陈起对江湖诗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陈起刊刻了大量的唐人诗集，为当时的江湖文人提供了可资借鉴、模仿的范本，这是陈起为满足当时图书市场需求而进行的刊刻活动，大量唐人诗集的刊行，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和扩大了当时社会盛行的晚唐诗风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江湖诗人。其二，陈起刊刻江湖诗集，并不是简单地刊刻了事，而是兼具编辑家的身份，对文稿进行编选审定，往往是收集一批、编审一批、刻印一批。陈起对诗集的判断是基于个人的审美倾向、艺术偏好和诗稿的质量，同时也是对当时图书市场的回应，是为满足读者需求而进行的编选。加之陈起与江湖文人们交往甚密，交流频仍，在他长期编选、刊刻江湖诗集的过程中，他个人对诗集的选择毫无疑问将影响到当时的江湖文人们对诗作的认识和判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其三，陈起的书籍铺成为江湖文人们的活动中心。大家可以从他的藏书楼“芸居楼”中借书，可以从他的书籍铺赊书，对于一些贫寒之士，陈起甚至还向他们赠送书籍。如此一来，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江湖文人。陈起的书籍铺为江湖文人聚会、酬唱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也正因为陈起重视编著往来，与当时诗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常常能得到作者最新的第一手的稿件。
四、对陈起父子出版的评价
（一）编辑精益求精[27]
陈起刻书质量之高，得到了后人的赞誉。清人法式善在《存素堂文集·跋〈江湖小集〉》中言：“旧本提宋陈起编……世所藏宋善本，皆其所刻，又称陈道人雕版者也。”清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披沙集》中亦称：“盖陈氏在临安刊书最多，而且精也。今观此本，刻印雅洁，全书复完美无缺，信可宝也。”这些都可以证明陈起刻书在内容和装帧方面都被后人所称赞。
首先，从内容上讲，陈起对所编刻书籍常常亲自编辑，精心取舍，这与陈起的身份有关。他并不仅仅是个书商，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他在选择文稿进行刊刻时必然会体现其作为一个文化人的审美情趣、创作风格乃至思想价值取向。不论唐人诗集还是江湖诗集，陈起都表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叶茵在《赠陈芸居》诗中写道：“气貌老成闻见熟，江湖指作定南针。”可见陈起对江湖诗人的影响力。
其次，陈起对所出的每首诗歌也是斟酌再三，慎而又慎，有独到眼光。据张至龙《雪林删余》自序：“予自髫龀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为摘为小编，特不过十四之一耳……予遂再挽芸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绝各数首，名曰《删余》……芸居所删，非为芜滓设，特在少而不在多耳。”张至龙在当时亦有名，可陈起并不迷信“大家”，而是根据作品质量，多次进行删减，而且得到了作者的肯定。
最后，除了选稿时的严守标准，陈起在出版时还能忠于原著，不随意妄改前人著作，尽量保存文稿原貌。
（二）出版经营有道
不论是书籍铺的位置选择、作者联系、图书刊印抑或是装帧设计等方面，陈宅书籍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经营意识。
在书籍铺的位置选择上，棚北大街睦亲坊虽然并不靠近宫城和中央政府各个官府衙门，但是离宗正司和宗学很近。宗正司是宋代管理外居宗室的机构，宗学则是教育皇族子弟的学校。宗正司官员既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又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宗室族属更是拥有强大的购买力。宗学里面的众多学子既有消费需求也有消费实力。陈宅书籍铺设在此处，不愁自己书铺所刊刻的图书卖不出去。另外，睦亲坊一带也是书铺集中的地方，这对于图书市场信息资源交流、劳动力资源共享等都大有裨益。
在联系作者方面，陈起与当时的江湖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张宏生等人考证，与陈起相交并建立深厚友谊的有40多人。在江湖系列诗集收录的作品中，有大量的江湖派诗人与陈起相互唱和、赠答的诗作，如赵师秀《赠卖书陈秀才》、吴文英《梦窗丙稿·丹凤吟·赋赠陈宗之芸居楼》、危稹《巽斋小集·赠书肆陈解元》、朱继芳《静佳乙稿·赠续芸》等，这都表明陈起与这些诗人关系的密切程度。与陈起交游的这些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对于作者身份的这些文人们来说，陈起帮助他们删定诗作，为他们刊行图书，扩大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对于读者身份的这些文人们而言，陈起向他们借书、赊书，甚至赠书，并且为他们提供交流、唱酬的场所。作为出版者的陈起与作者、读者形成了互依互存、互相支持的良性循环。
在图书刊印方面，陈宅书籍铺能够从社会需求和读者需要出发，刊行了不同种类而又切合社会需求的图书，如唐人别集、江湖诗集、志怪小说、绘画理论著作等，每一种类的图书与当时社会的文学动向、社会风尚等都有着密切关系。上文已有分析，在此就不作赘述。
在装帧设计方面，同种类的图书行数、字数都是一样的，如绘画著作理论类图书，都是半页11行，每行20字，而诗集一类的图书特别是江湖诗集则是半页10行，每行18字。同类图书行数、字数的一致，有利于在读者心目中形成相对较高的识别度，为图书售卖和建立图书品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八节 南宋浙江出版业代表人物
一、私刻代表：婺州地区唐宅
（一）唐宅与图书编纂[28]
婺州地区唐宅是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私刻著名代表。唐宅指的是唐尧封、唐仲温、唐仲义、唐仲友一家。
史料记载，唐仲友（1136—1188），字与政，号说斋，东阳（今属浙江金华）人。其父唐尧封曾为侍御史，声名清直。其兄仲温、仲义皆为进士。唐仲友少承家学，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绍兴三十年（1160）再中博学宏词科，次年以从事郎出任建康府学教授。乾道年间历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除著作佐郎，又出知信州，以善政闻。淳熙七年（1180）移知台州，迁江西提刑。因贪污腐化，被朱熹弹劾，后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从此专心讲学治学，致力于经史百家。
南宋淳熙年间，唐仲友在台州任职，刻书数种，计《荀子》20卷、《中说》10卷、《扬子法言》13卷、《昌黎先生文集》40卷及其《外集》10卷，并编撰刊印《后典丽赋》40卷。
唐仲友一生著述虽然很多，但是声名最著、刊印次数最多的当推唐仲友所撰写的《帝王经世图谱》。《宋元学案·说斋学案》称其学“不专主一说，苛同一人，隐之于心，稽之于圣经，合者取之，疑者阙之”。唐仲友提倡学经经世，故广涉天文、地理、行政、经史、传略等。这本书以图谱形式著录帝王所关心之经国大事，广泛采用了《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孟子》、《晏子春秋》、《国语》、《荀子》、《白虎通》等书证明他的说法。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这本书“考证之学，议论易而图谱难；图谱之学，阴阳奇偶推无形之理易，名物制度考有据之典难。仲友此编，可征其学有根柢矣”。
（二）廖莹中与图书编纂
廖莹中（？—1275），南宋刻书家、藏书家，字群玉，号药洲。邵武（今属福建）人，居临安（今杭州）。廖莹中中进士后，成为贾似道门客，曾被任命为太府丞、知州，都没有上任。他醉心于刻书、藏书事业。咸淳间（1265—1274），雇工翻刻淳化阁帖、绎帖，都非常逼真。又与贾似道选十三朝国史、会要、诸子杂说等，例为百卷，取名为《悦生堂随抄》。他所刻的书，用油墨和杂泥并用金香麝调和后，纸宝墨光，赏心悦目，被后世藏书家所珍爱，只是“或者惜删落诸经为可惜耳，反不若韩、柳文为精妙”[29]。他所刊刻的《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版刻精良，著称于世。家有“悦生堂”为藏书之所，又建“世彩堂”专以刻书，所以所刊刻的图书也称“世采堂”本。德祐元年（1275）贾似道被革职，居家待罪，门客们“树倒猢狲散”，只有廖莹中独自追随，“一夕，与贾公痛饮终夕，悲歌而泣。归舍，命爱姬煎茶以进，自于笈中取冰脑服之而毙”。
廖莹中曾刊刻《昌黎先生集》40卷及其《外集》10卷和《河东先生集》45卷及其《外集》2卷。由于他有充足的资金来源，所以对于刊刻成本并没有过多考虑，所刊刻的韩愈、柳宗元的集子，写刻精美，纸润墨香，堪称宋浙本及家刻本的代表作，宋版书之“无上神品”。廖氏世采堂刻本尚有：《三礼节》、《左传节》、《诸史要略》、《文选》、《春秋经传集解》30卷、《论语》20卷、《孟子》14卷、《龙城录》2卷、《礼本传》（童蒙读本）等。
廖莹中刻本《昌黎先生集》
廖莹中刻本《河东先生集》
二、其他刻书家
（一）王永从、王永锡兄弟与刻书业
王永从，生卒年不详。南宋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溪人，曾任密州观察使。宣和（1119—1125）间曾仕于朝，信佛教。在此期间，他与慧林寺和尚慈受禅师交好，受其影响颇深。致仕后在思溪创圆觉禅院，建舍利塔，南宋绍兴二年（1132）捐资雕印《大藏经》5480卷。世称“思溪圆觉藏”，为中国刻印年代较早、影响后世较大的版本。王永锡，生卒年不详。王永从的弟弟，曾任崇信军节度使，与其兄同建寺、塔，刊印《大藏经》。
王氏兄弟所刊经书有：大藏经（世称《思溪圆觉藏》）、唐书（《新唐书》）、五代史记（《新五代史》）等等。[30]
关于《大藏经》，又称《资福藏》《资福禅寺大藏经》《思溪资福藏》《后思溪藏》《宋藏》等。该书是宋代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雕印的。开雕及完成年代不详。全藏共收录1459部5940卷，分作599函（函号为“天”至“最”）。为折装本，版式与《圆觉藏》相同，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从现存的《资福藏》的印本来看，《资福藏》所保存的一些题记实际上都是《圆觉藏》印本上的题记。有学者认为资福寺实即思溪圆觉禅院的后身，故此藏前548函完全依据《圆觉藏》原板刷印，仅后51函为其后补雕。南宋景炎元年（1276），资福寺毁于元军兵燹，经版亦毁。现日本藏有此藏印本较多。清末杨守敬曾从日本购回一部（缺600多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31]
（二）陆游、陆子聿父子与刻书业
1．陆游、陆子聿父子简介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绍兴）人。自幼好学，手不释卷。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应进士试，本来应当列为第一名的，但是因为名列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秦桧大怒，竟被除名。孝宗即位，赐进士出身，除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参与修纂《高宗圣政》。乾道五年（1169）入蜀，任夔州通判。八年（1172）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投身军旅生活。淳熙二年（1175）又在范成大幕中任参议官。五年（1178）离川东归，任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十三年（1186）出知严州。光宗即位，迁礼部侍郎兼实录院检讨，预修《高宗实录》。宁宗嘉泰二年（1202），以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预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次年书成，升宝章阁待制。不久致仕归。陆游一生刻书甚多，有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唐刘禹锡《刘宾客集》、唐李延寿《南史》、宋江公望《钓台江公奏议》、自撰《新刊剑南诗稿》（以上均严州本），另有唐岑参《岑嘉州诗集》、唐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唐高适《高常侍集》、后蜀赵崇祚《花间集》、宋陆佃《春秋后传》和自编《陆氏续集验方》等。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及《入蜀记》《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
南宋陆游新刊《剑南诗稿》20卷
陆子聿为陆游的第七子，也是最小的儿子。
2．陆子聿刻陆游书
嘉定十三年（1220）陆游幼子子聿任溧阳知县，刻《渭南文集》于学宫，跋曰：“今学者皆熟诵《剑南》之诗，《续稿》虽家藏，世亦多传写；唯遗文自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而名以《渭南》矣，第学者多未之见。今别为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遗意，今不敢紊。乃锓梓溧阳学宫，以广其传。‘渭南’者，晚封渭南伯，因自号为陆渭南……”陆子聿刊印其父陆游《渭南文集》50卷，“游”字缺笔，以避家讳。刻印精良，是宋代有名的家刻本。陆游守新定时，自刻了《剑南诗稿》20卷。嘉定庚午（1210），子聿复守严州，续刻之。陆子聿续刻的《续稿》67卷本是为了搜集补充“旧集作者淳熙十五年（戊申）至逝世所作之诗”这个部分，对祖本是很大的补充。《老学庵笔记》是陆游晚年退隐镜湖之后的著作，此书陆游生前并未刊行，直到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才由陆子聿印行。[32]陆子聿刻《老学庵笔记》题跋：“《老学庵笔记》，先太史淳熙间所著也，绍定戊子刻之桐江郡庠。幼子奉议郎权知严州军兼管内劝农事子聿谨书。”同年，子聿刻《老学庵笔记》10卷，续笔记2卷。浙江在宋代是全国刻书中心，而严州在南宋时期又是浙江刻书的重要地区之一，其刻本世称“严州本”，以墨黑如漆，字大如钱，校雠精良，刻印精细驰名。陆氏父子先后居住在严州，其中有不少出自他们之手，这不仅是严州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瑰宝。
岳珂刻本《桯史》
（三）岳珂与刻书业
岳珂（1183—1243），南宋文学家。字肃之，号亦斋，晚号倦翁。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宋宁宗时，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有惠政。自此家居嘉兴，住宅在金陀坊。嘉泰末为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历光禄丞、司农寺主簿、军器监丞、司农寺丞。嘉定十年（1217），出知嘉兴。十二年（1219），为承议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十四年（1221），除军器监、淮东总领。宝庆三年（1227），为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
岳珂著述甚富，所刊刻图书也非常有名。宋代著名的刻书世家“赵、韩、陈、岳、廖、余、汪”，其中岳就是指岳珂。岳珂居于金陀坊时，著有《吁天辩诬》《天定录》等书，结集为《金陀粹编》（28卷，续编30卷），为岳飞辩冤，是研究岳飞的重要资料。又著有《桯史》15卷、《玉楮集》8卷、《棠湖诗稿》1卷、《续东几诗余》、《小戴记集解》（稿佚）、《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1卷等。《桯史》以辨明“公是公非”为目的，通过对南宋朝野各阶层人物言行的记载，表现了他对主战派和投降派人物的鲜明爱憎。书中所载之事，大都翔实可信，其中对文人逸事的记载，诗文作品的转录，可资辑佚、校勘，也有助文学史研究。所著《玉楮集》8卷，有《三恬堂丛书》本。刊刻有《金陀粹编》28卷、《续编》30卷，《愧郯录》15卷。[33]
（四）洪适与刻书业
洪适（1117—1184），南宋金石学家、诗人、词人。初名造，字温伯，又字景温；入仕后改名适，字景伯；晚年自号盘洲老人。饶州鄱阳（今江西省波阳县）人，洪皓长子。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封魏国公，卒谥文惠。洪适与弟弟洪遵、洪迈皆以文学负盛名，有“鄱阳英气钟三秀”之称。同时，他在金石学方面造诣颇深，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为宋代金石三大家。
洪适在学术方面主要致力于金石学研究，尤其在任绍兴府知府和居家16年期间，用力尤多。先后著成《隶释》27卷、《隶续》21卷，又著《隶缵》《隶图》和《隶韵》，但《隶韵》未成。今传世者仅《隶释》和《隶续》两种，所著《隶释》《隶续》，先依碑释文，著录全文，后附跋尾，具载论证，开金石学最善之体例，对后代有重大影响。另著有《盘洲集》80卷。洪适对魏晋和隋唐的碑刻也很精通，曾据《丹州刺史碑》《皇甫诞碑》等碑刻，订正正史上一些记载的错误。
洪适在绍兴任知府和任浙东安抚使期间，刻书较多，所刻图书有《松漠纪闻》（宋洪皓撰）2卷、续1卷，《论衡》（汉王充撰）30卷，《元氏长庆集》（唐元稹编）60卷，《隶释》（宋洪适编）27卷。
三、民间出版业的特点
这里所说的民间出版业，即除了官方刻书业之外的所有刻书出版活动，包括坊刻、私刻、书院刻书、其他民间刻书等形式。综观上述各民间出版机构和人员及其活动，从出版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来看，可分为文化性、教育性、商业性、宣传性等几类；从出版人员和机构来看，从书坊和刻书家、出版家到书院、家塾，从祠堂到寺庙等，有诸多民间机构和个人。由此，我们可从总体上把南宋浙江地区民间出版系统的特点归纳为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全面开花，多有收获。从南宋时期浙江的书籍出版者的身份来看，可分为官员、学者、商人、富绅、僧侣等几类，这些人或为经济利益或为个人声誉参与到编辑出版业中来，使得民间出版业呈现了全面开花的特点，例如以陈宅为代表的坊刻，以丽泽书院为代表的书院刻书，以临安府的廖莹中，建德府的陆游、陆子聿，嘉兴府的岳坷，绍兴府的洪适、沈作宾等为代表的私刻。人员的多和杂，直接导致了出版目的各异。例如，临安的陈起、陈思等人的出版活动，虽有明显的商业目的，但他们并非完全属于书商一类，而是以学者身份涉足出版活动，这其中的私人性质和文化氛围不可小视。民间刻书业也因为这些参与者的身份目的不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仅从家刻来说，就可以分为出版个人著作、出版师长著作、出版他人著作三种，使用目的也有收藏用、传习用、纪念用等等。
第二，刻工精湛，注重传承。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南宋时期浙江刻书业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内容广泛，经、史、子、集种类齐全。官刻方面，以经、史为主，兼刻医书、文集。这既是当时南宋政府采取以文治国政策的真实反映，也是当时科举考试影响下，士子们改变自身命运的映射。民间的刻书主要集中在满足普通群众的需要上面，并且以文化传承为主要目的。不论私刻还是坊刻，由于学者参与其中，并且注重文化传播与传承，所以精于校勘，刻工精湛。著名出版家陈起等人为出版唐宋诸家诗集，不惜以重金征购有关底本，即是例证。
【注释】
[1]《王国维遗书》第12册，《两浙古刊本考》卷下。
[2]转引自方如金：《南宋浙江文化的大发展》，《浙江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6年第1期。
[3]耐得翁：《都城纪胜》，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4]方如金：《南宋浙江文化的大发展》，《浙江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6年第1期。
[5]丁申：《武林藏书录》序。
[6]叶适：《水心别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
[7]徐吉军：《论南宋杭州的印刷业及其兴盛的原因》，《东南文化》1987年第2期。
[8]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该书为南宋浙江杭州人吴自牧著，共分20卷，是一本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
[9]《梦粱录》卷一三。
[10]施宿：《（嘉泰）会稽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88页。
[11]陈槱：《负暄野录》卷下，《论纸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0页。
[12]叶梦得：《石林燕语》。
[13]《癸辛杂识》续集下《画本草三辅黄图》。
[14]陈国灿、陶立方：《略论南宋两浙地区的出版业》，《宁波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15]高濂：《燕闲清赏笺》，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42页。
[16]陈远、于首奎、张品兴主编：《中华名著要籍精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页。
[17]同上，第856—857页。
[18]汉代毛亨、毛苌为《诗经》所作的注解名为《毛诗故训传》，简称“毛诗”，亦称“毛传”。东汉郑玄又为“毛诗”作笺注，名为《毛诗传笺》，简称“郑笺”。“传”“笺”虽然都被称为“注”，但是毛传、郑笺的“传”和“笺”，当时都各有特定的意义，“传”指阐明经义，“笺”有补充与修订毛传的意思，一方面对毛传简略隐晦的地方加以阐明，另一方面把不同于毛传的意见提出，使可识别。
[19]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南宋补修监本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5页。
[20]杨青：《南宋官府对刻书业的管理》，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21]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监本书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
[22]顾宏义：《宋代国子监刻书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4期。
[23]方厚枢：《宋代政府主办的出版事业》，《中国出版》1997年第1期。
[24]见《书林清话》卷2。
[25]见《四库全书总目》。
[26]曹之：《陈宅书籍铺考略》，《图书情报论坛》1998年第3期。
[27]冯敏：《陈起研究——以其诗歌创作和编辑出版为中心》，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28]王菡：《唐仲友刻书今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3期。
[29]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
[30]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1]任继愈：《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6页。
[32]杨玲：《宋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33]百度百科：岳珂，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8413／108047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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