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与浙东四明王氏刻书

第五章　元代：浙江出版业的持续发展

第一节　元代浙江出版业概述

一、元初浙江出版业的发展概况

元代浙江出版业正值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上承两宋时代浙江出版业的辉煌与鼎盛，下启明代浙江出版业的复兴。如果将元代浙江出版业与两宋时代的浙江出版业做一个比较，虽然可用“无复当时盛况”^[1]来概括，但是依然表现出这一时期的特色。浙江，尤其以杭州为代表，依然是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

先看看元代初期浙江出版业“无复当时盛况”的原因。

从南宋入元的鼎革时期，浙江地区的老百姓无疑是幸运的，这里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或是出现平民被屠杀的情况。但是对图书而言，则称得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南宋时期出版业的鼎盛在临安城被攻破的那一刻起急转直下。元军将领焦友直接将收藏于临安城内南宋秘书省的大内禁宫图书搜刮运往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还派了一个叫伯颜的蒙古人率军统领江南，他来临安城后所做的头件大事，便是派孟祺将临安城内原南宋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及学士院凡有藏书地方的图书清洗一空，由水路直接运往大都。

那么，原本蔑视儒学，不兴科举的元朝统治者，为什么会对汉民族的图书典籍那么感兴趣呢？

其实有不少历史被我们今人所误读。但凡谈及元代，人们总是与“九儒十丐”“废止科举”等史实联系在一起，认为当时的文人都走投无路，只能混迹于烟花柳巷之中，写写词、曲、剧本之类的聊以度日。当然这些确实是元代时期部分儒生，尤其是中下层儒生生活境况的真实写照。由于科举废止，加之出身背景，以致报国无门，只能在寻欢作乐或是故国忧思中消解一生。但是对于上层儒生，元朝统治者还是比较开明并愿意采纳他们意见的，譬如契丹人耶律楚材及赵宋皇室后裔赵孟 等，他们一直都受到元世祖的赏识，并且在国家大政方针方面，他们的意见也大都被采纳。正是由于这些儒生的影响，元世祖对汉民族的经典传统文化格外重视，认为这是治世谋国的根本；正因为如此，元世祖派遣前方将领搜集图书解送入京，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有个叫许衡的人，向当时的元世祖忽必烈进言，应当仿造南宋在大都建立兴文署以整理、校编图书。这个意见，很快被元朝的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并派遣使臣前往临安，将临安所藏官书的刻板以及部分江西诸府郡所藏的刻板解送入京，也许是所藏刻板太多，以致其中的大部分留在了江南。

赵孟

另一个使元代浙江出版业“无复当时盛况”的原因是杭州政治地位的变化。南宋时，杭州是全国的首都，自然也就是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加上杭州毗邻海洋，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因此当时的杭州也是全国海外贸易与交流的重镇。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杭州一举成为全国刻书业的中心。入元以后，政治中心北移至大都，杭州由都城变为省城，各方面的事业发展自然也就大不如前了。不过，元代浙江凭借优良的刻印传统，以及品质上乘的纸张生产等因素，出版业仍旧具有相当的优势。当时，整个浙江地区形成了杭州、嘉兴、宁波三个刻书重地，这三个地方无论是出版的数量、品质还是雕版的工艺，都是十分突出的。因此，元代浙江地区的出版业在全国刻书业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至于元代浙江出版业持续发展的原因，后文将详细阐述。

二、元代中后期浙江出版业的发展概况

据元代史书记载，有元一代全国共形成了四大出版中心，分别是大都、平阳、建阳与杭州。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是元代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特殊的政治地位造就了其繁盛的出版业。平阳位于今天的山西省临汾地区，从金代开始，平阳的刻书业就十分繁荣，当时以私刻中的坊刻尤为突出。入元以后，元政府在平阳设置了经籍所，将平阳的刻书事业推向了一个高潮。建阳位于今天的福建省建阳市境内，由于此地位于武夷山南麓，境内盛产翠竹，因此建阳自古就是造纸业极为发达的地方。入元以后，建阳的刻书书坊层出不穷，素有“图书之府”的美誉。当然在四大刻书中心里，杭州府的“浙本”无论从品质还是字样上看，实属上乘之品。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元代浙江出版业不能与南宋相比，但是浙江所拥有的深厚根基与精良的传统工艺，使得其在全国出版业中仍负有盛名。当时元政府有很多重要的官书都交由杭州刊刻出版，譬如《玉海》《国朝文类》《大藏经》《农桑辑要》，以至于国史馆编撰的《辽史》《金史》《宋史》等卷帙浩繁的大部头巨著都是在浙江刊刻的。当时浙江除了杭州之外，庆元路（今宁波）、嘉兴路（今嘉兴）、严州（今建德）、婺州（今金华）、绍兴等地的出版业发展也十分兴盛。

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儒学刻本汉戴德撰、北周卢辩注《大戴礼记》13卷

元代中后期的浙江出版业如同前代一样，也都具备官、私、书院、寺院等几大刻书系统，但尤其以官刻与书院刻书系统最具代表性。南宋时期设置在杭州的兴文署、广成局随着元朝政治中心的北移也迁往北京，但是许多官方所需刊刻的图书仍旧在浙江承印刊行。《辽史》《金史》《宋史》的刊刻工程就是中书省奉圣旨直接命令浙江刊刻的。至正五年（1345）四月，当时的中书省右丞相就向朝廷陈奏，要求将修纂完成的《辽史》《金史》送至江浙与江西两行省开版刊刻，而后《宋史》编订完成时，也将其送至浙江刊印。为前朝修史，历来是封建王朝的一件文化盛事，这么重大的工程交付浙江刊刻，这是对浙江精湛的刻书技术的最好证明。除了官修史书外，元政府还将本朝的实录、农书及其他行政公文交由浙江刊印。如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九月，当时的中书省就奉圣旨将《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交付浙江开版刊刻。延祐元年（1314），当时的元仁宗因嫌《农桑辑要》初刻本的字样欠佳，遂直接命江浙行省在杭州重新刊印，所印数量多达万余部。此外，大都国子监的呈本监牒等，也往往通过中书省下令浙东道宣慰使司等地方行政机关要求本路儒生开雕成书。

元（后）至元五年（1339）湖州沈伯玉家塾刻本《松雪斋文集》

除了中央直接命令浙江刊刻图书外，江浙行省的地方官员也大力扶持本地的文化事业发展。元（后）至元三年（1337）浙东宣慰使、蒙古人也乞里不花就专门拨出经费资助王应麟的《玉海》刻书工程，但是由于《玉海》卷帙浩繁，仅靠政府资金也不能全部解决，随即命令浙东所属的县学与书院均征纳一定的税赋，用以刊印图书。原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苏天爵所编撰的《国朝文类》也安排在杭州西湖书院刊行于世。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王恽的《秋涧先生大全集》的刊行过程。王恽，字仲谋，号秋涧，是元代著名的学者、诗人与政治家。他一生为官清廉，好学善文，历经三朝，位极人臣。他一生著述不绝，仅刊印于世的诗文就达100余卷，后人将其编纂成《秋涧先生大全集》。为了褒奖圣贤，御史台呈报中书省，经礼部议准交由江浙行省或是江西行省刊行。但是当时的江西行省已经承担了另外一部文集的刊印工作，于是在江浙行省官员的大力支持下，最终在元大德庚申年冬，由江浙行省嘉兴路儒学召集本路县学与书院，共同将其著述刊刻成书。

元代浙江的书院刻书系统也十分发达，虽然元代政府对科举时废时兴，但是元代的社学却十分发达。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全国著名的书院中，有十成多的书院都位于浙江，譬如杭州的西湖书院、湖州的安定书院、台州的上蔡书院等，这些书院都有自己专属的刻书机构，它们凭借已有的学田，加上地方政府的捐赠与乡绅的捐纳，在资金上面有充分的保障。此外，书院的山长及相关教职人员都学富五车，他们不仅参与图书的刊刻，而且对图书进行编撰与校订，对保障刊刻图书的质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儒学刻本《汲冢周书》

三、元代浙江出版业持续发展的原因

既然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丧失了全国的政治及文化中心的地位，那么为什么元代浙江出版业依然能够继续发展，并且刻书中心的地位依旧稳固呢？

要揭开这个谜底，我们首先不得不从元代浙江在当时所处的经济地位入手进行探究。随着南宋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江南地区俨然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宋代时，民间就流传着一句谚语“苏湖熟，天下足”。这里“苏”指的是江苏的苏州，而“湖”指的是浙江的湖州。事实正是如此，元灭南宋以后，浙江虽然不是全国的政治及文化中心，但是仍可谓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元代大运河的疏浚与海运的开展，使得地处杭嘉湖平原的浙北地区，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杭州依旧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及手工业中心。就连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杭州后，在其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对杭州繁华的街市、鳞次栉比的商铺及眼花缭乱的各种商品也是赞不绝口。当时的杭州有20多种手工业，这些手工作坊均雇用工人进行生产。这些工匠所从事的行业，包括纺织、印花、酿酒、铸铁等，当然也有为数众多从事刻书业的工匠。据历史记载，仅杭州府所征收的税收就占当时全国总税收的九分之一，涉及门类包括盐税、糖税、酒税，以及各式大宗的货物税等。嘉兴是当时远近驰名的农桑产地，当地的农民主要以种桑养蚕为业，棉纺及纺织业十分发达。而湖州不仅是当时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而且是绫绢丝织等手工业的主要集散地，经营丝绸的手工作坊遍布全城，所产“湖丝”也远销海外。当然除了经济繁荣的杭嘉湖平原外，浙东的宁绍平原也是浙江十分重要的经济中心。当时庆元路的治所宁波，是仅次于泉州、杭州的几个重要的大港，港口贸易十分繁盛，不仅有行运南北的国内海运专线，而且有前往印度、波斯等地的国际航线，商品流通十分发达。此外，严州、婺州等地的商业及手工业亦较为兴盛。经济上的繁荣，无疑是元代浙江刻书事业财政支撑的重要保障。

仅仅有经济的后盾并不能成就刻书业的发展，作为一项文化产业，刻书业的发展更离不开文化事业的推动。南宋灭亡后，蒙元统治全国。元朝统治者虽然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构建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但是对于如何治民则感觉茫然无措。元朝立国之初，有部分蒙元贵族提出将所有的汉人从土地中迁移出来变为牧民或是奴隶，而将农民赖以生存的田地悉数变成牧场，以供蒙古人游牧驯猎。庆幸的是，这种近乎荒唐、偏执的想法最终被大多数人所反对而没有付诸实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如此，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也十分轻蔑，根本不重视教育，更不用提开科取士了。当时有个来自西夏的党项人高智耀，他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认为只有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才有助于治国，如果弃之不顾，则必将失国。为此他游历至大都，觐见了当时的元宪宗。然而元宪宗对他的一番高谈阔论却不屑一顾，认为“儒者何如巫医”。这反映了当时蒙元统治者对儒生的看法。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大肆起用儒学之士，譬如契丹贵族耶律楚材、赵宋皇族赵孟 等，都先后进入元政府的中枢机构，为元朝统治者建言献策。在他们的影响与鼓动下，元政府开始重视教育，先后在大都建立国子学和蒙古字学，以及培养色目人的回回国子学等，并且颁布文告要求各路设立医学、天文学、数学，以及蒙古字学和儒学等。至元年间（1264—1294），元政府还下令各州县所属村庄，每五十家成立一社，每社设立学校，称为社学，用于教导农民耕田养桑的技能，以及封建礼教和道德。在元政府的支持下，江南等地的儒学和县学内都纷纷设立小学，甚至书院等机构，诏令学田养士，训诲成材。正因为如此，文教发达的浙江，并没有因为政治更迭而出现教育停滞的局面。

根据《文献通考》一书中的记载进行统计，全国著名的41所书院中，浙江就占有14%，其中湖州的安定书院、东湖书院，慈溪的慈湖书院，处州的美化书院和台州的上蔡书院等在浙江乃至全国都享有盛名，当然在浙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当数杭州的西湖书院。此外，宁波的宣公书院、稼轩书院，慈溪的龟山书院、泽山书院，金华的说斋精舍，衢州的明正书院，绍兴的和靖书院，兰溪的斋芳书院，温州的岱山书院等也是浙江颇有名气的书院。这些书院都有地方政府和官学所拨给的学田作为经济保障，除了平时提供必要的日常开支外，其余的部分都用来刊刻书籍。这些书院除了进行日常的教学工作外，还专门组织人员对刊刻的书籍进行考据与校订，所印之书也并非用于售卖，而是为提供教学的需要或是文献收藏，因此这些书实属上乘之品。

此外，文化昌盛，著述丰富，也是推动元代浙江出版事业发展的不竭源泉。浙江历来是人文渊薮之地，群英荟萃，所著各类书籍甚多。理学家如钱塘人邓牧，兰溪人金履祥，以及金华人许谦等，都是元代浙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方面以宁波的王应麟与宁海的胡三省成就最大。诗坛也是人才辈出，如元代江南诗派中以诸暨人杨维桢的名气最大。此外还有著名的戏剧家高明等。浙江优美的山水也孕育了不少书画奇才，如赵孟、黄公望、王蒙、吴镇、王冕等人，这些文人骚客都有文集画作流传于世。浙江文风之盛，客观上推动了出版业的传承与发展。

元大德十年（1306）绍兴路儒学刻明修本《吴越春秋音注》

浙江悠久的刻书传统，以及优良的刻工技能，是元代浙江出版业发展的基石。浙江从晚唐以降，历经五代、两宋时期，已经成为全国出版事业的中心。从纸张工艺到印刷质量，从文字校勘到刊刻技艺，浙江刻书业都是首屈一指的。浙江地处江南腹地，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资源是出版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单从纸张来讲，东晋时浙江的纸张，如剡藤纸已经进入了兴盛时期，被列为官方的文书专用纸。及至唐代，皇帝用剡藤纸作诏书，文士们更以用剡藤纸为荣。北宋时汴京的监本书很多要送至杭州府刊刻，纸张工艺好于其他地方是一个重要原因。元代浙江闻名的纸张有常山纸、上虞纸，以及绍兴出产的蜡笺、黄笺、花笺等，这些纸张都是印书的必备佳品。所以，入元以后，许多政府重要的官书及文书等也往往送至浙江刊印。此外，浙江的刻工也并非一般的手工工匠，他们普遍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的工匠本人也参与创作，一代代薪火相传的精良技艺，使得浙江所刊刻的图书品质在全国都是位居榜首，长盛不衰。

四、元代浙江出版业的特点

综上所述，元代的出版业发展虽不及两宋时代的辉煌，但仍具有其鲜明的特点。首先，浙江仍旧是全国刻书业的四大中心之一，无论从刊刻的数量、品质，还是工匠的技艺和纸张的质量来看，在全国都居榜首。其次，元代浙江的出版业以官刻和书院刻书两大系统为主。就官刻而言，一方面是由元中央政府秉承皇帝旨意，或是由皇帝直接钦命浙江刊刻，然后由浙江的地方行政机构安排资金相对充裕的路、府、州、县等组织刊印，经费除中央政府拨付外，大部分来自儒学、书院本身的学粮。另一方面，江浙行省各级官僚机构也十分支持浙江的刻书业发展，往往举地方财力进行浩繁巨著的刊印工程。书院刻书系统在元代浙江刻书系统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以杭州的西湖书院所刊刻的图书最具代表性。再次，元代浙江的私刻与坊刻处于衰落期，远逊于两宋发达的私人刻书业。不仅刻书书铺的数量不如前代，就连刻书书铺的规模及所刊刻图书的数量也大不如前，即便有些主要以诗歌文集和元杂剧居多，所刊刻的门类也远不如两宋时期。究其原因，在于元朝不重视教育与文化事业，对江南地区也采取了较为严密的文化控制等，这些都与元代私人刻书业的衰微休戚相关。

第二节　元代浙江的官刻与坊刻

一、官刻

元代虽然实施的是文化钳制政策，对儒学思想的重视程度远逊于两宋，但是江浙行省仍旧是全国图书刊刻的中心之一。元政府往往将一些重要的官刻书，由朝廷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令江浙行省予以刊行。因而，元代浙江的官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总体而言，元代浙江官刻的书类中，大抵以医书、农书及史书类为主。

（一）医书

杭州府刊刻的《大德重校圣济总录》，是宋徽宗赵佶所编著的医书，全书共200卷。宋代，朝廷对医学事业十分重视，宋徽宗赵佶诏令全国名医会聚汴京，准备对已刊刻的《圣济经》进行重新校订。为了便于编撰此书，宋徽宗下令特许名医可入宫廷图书馆遍览内务府所藏之医书，而且可以查阅其中的偏方、禁方、秘论。北宋政和年间初刊，金世宗大定年间重刊。元大德四年（1300），元政府责令相关人员重校《圣济总录》，并定名为《大德重校圣济总录》。经朝廷官员举荐，下旨由江浙行省刊印。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一书中，著录：“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大德三年九月内钦奉圣旨刊造《大德重校圣济总录》，至大德四年二月内毕工。”据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中所载，该刊本共8行17字，大版心，细黑口，四周双阑，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字体疏朗劲挺，与一般的元刊本迥然有别。

《大德重校圣济总录》

（二）农书

元政府对农业十分重视，并设置大司农司，作为元代农业的专门机构。《农桑辑要》是元政府编撰的重要农书，用以指导全国的农业耕种。明代《永乐大典》中载有王磐所撰的序：“圣天子诏立大司农司，不治他事，而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全书共计7卷，镂为版本。《农桑辑要》最早在延祐元年（1314）刊刻于大都，元仁宗因嫌初刻本字样不好，故命江浙行省在杭州重新开版印刷。元延祐年间所刊印的《农桑辑要》，框高25．5厘米，广21．2厘米，共9行15字。字体为元代通行之赵孟 体，刻本上刊有元仁宗“皇帝圣旨里”一道。（后）至元五年（1339），换成元顺帝之圣旨。这道咨文共约1500字，刊印5页，详细记录了《农桑辑要》大字本刻板以来之相关情况。此后，又陆续刊刻了千余部。截至元末，杭州府刊刻的《农桑辑要》已逾万部。江浙行省还奉朝廷的旨意，刊刻有《栽桑图》数卷。此书主要介绍桑树的种植及相关情况。目前遗存的（后）至元五年（1339）印本的《咨文》载：“天历二年，江浙行省又行印造到《农桑辑要》三千部、《栽桑图》三百部”。

杭州江浙行省刊印元大司农司修纂《农桑辑要》

（三）史书

史书是诸多官刻品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元朝统一中国后，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辽史》《金史》，然因体例、年号不一而未成。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至正三年（1343），脱脱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脱脱于至正四年（1344）五月辞职，中书右丞相阿鲁图继任，但他名为都总裁，却不认识汉字。至正五年（1345）十月成书，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至正六年（1346）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三史中，以《宋史》的卷帙最为浩繁。全书“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共496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元至正年间刊刻的《宋史》，今尚存137卷。据《中国版刻图录》所称：“匡高20．8厘米，宽15．1厘米，共计10行，每行22个字，细黑口，四周双边。”《大元一统志》是元代最为重要的当代史，由孛兰盼、岳铉等人编纂，是元代官修地方总志，内分建制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行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目。后明人纂修的《元史·地理志》多取材于此，原刻本全帙久逸，北京图书馆藏有元刻残本5卷，刻工有王正卿、胡进之、张君用、袁云卿等。上述几人均是元至正年间杭州地区有名的刻工。本书框高24．9厘米，宽18．2厘米，共计10行，每行20个字，细黑口，四周双边。

元至正六年（1346）江浙等行中书省刻本元脱脱等撰《宋史》496卷，目录3卷

元至正五年（1345）江浙等行中书省刻本《金史》

元至正五年（1345）江浙等行中书省刻本《金史》

二、坊刻

元代的坊刻不如南宋时期兴盛，刊刻的书坊也不如南宋数量多、影响大。囿于元代在文化政策上的钳制，浙江地区的坊刻主要以文学类著作为主，尤其是元杂剧的刊刻颇为兴盛。

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嘉兴顾逢祥等人雕刻的《妙法莲华经》的卷五扉页画

（一）佛经

元代坊刻主要以民间日常所用之书为主，缘于元朝统治者笃信佛教，所以佛经的刊刻尤为兴盛。譬如，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刊刻的《金刚般若婆罗蜜经》1卷，杭州睦亲坊沈八郎刊刻的《妙法莲华经》7卷，湖州道场山禅幽庵刊刻的宋代释道原所撰《景德传灯录》30卷，湖州思溪圆觉寺所刊的《天台教苑清规》等。在坊刻本佛经中，尤以《妙法莲华经》最为著名。《妙法莲华经》共7卷，原为东晋时后秦鸠摩罗什所译，据记载元代有杭州睦亲坊沈八郎与杭州书棚南经坊沈二郎两种刊本。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记载：“宋刊梵夹本，五行十八字，经文加句读。高五寸八分，宽二寸八分。末有‘杭州睦亲坊内沈八郎印行’一行。有碑式牌子载仁宗皇帝御赞莲经文如下：‘六万余言七轴装，无边妙义广含藏；白玉齿边流舍利，红莲舌上放毫光。喉中甘露涓涓润，口内醍醐滴滴凉；假饶造罪过山岳，不须妙法两三行。’全经后大牌子，文曰：‘杭州大街睦亲坊内沈八郎校正重刊印行’。”^[2]

《古杭新刊关目的本李太白贬夜郎》

（二）元杂剧、话本小说

元代浙江的坊刻，以市场为导向，大多刊印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元杂剧、话本小说等作品。主要有杭州无名氏所刊《京本通俗小说》、失名书坊所刊《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古杭新刊的本尉迟恭三夺槊》《古杭新刊的本关目风月紫云庭》《古杭新刊关目的本李太白贬夜郎》《古杭新刊关目辅成王周公摄政》《古杭新刊小张屠焚儿救母》等。“新刊”，表示不是重印本，而是重新校正之后的新的刻本。“的本”是指原版本。“关目”，通常指情节，应当是“具备全部情节”的意思。这些剧本名称前加上的词语其实都是书坊主为了扩大宣传打出的广告语。

在所刊的话本小说中，尤以《赵氏孤儿》的影响最大。《赵氏孤儿》共1卷，乃为元纪君祥所撰，后由杭州路失名书坊所刊。《赵氏孤儿》全称《冤报冤赵氏孤儿》，描写的是春秋时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全家，并搜捕孤儿赵武。程婴与公孙杵臼定计救赵武，由程婴抚养孤儿成长，最后得报冤仇。据《中国版刻图录》著录，全书框高15．2厘米，宽9．4厘米。16行，行25字，黑口，左右双边。“观纸墨刀法，疑亦元时杭州坊本。”^[3]

另外，有代表性的如《京本通俗小说》，这部书具体的刊刻时间与书坊名不详，只知道是元代两浙的古刊本，主要著录的是元代北方的杂剧与闲话等，这对于我们了解元杂剧的发展历程与表演形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还有一本比较著名的元杂剧剧本是《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这部书是由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撰写。对于关汉卿的具体生卒年已经无从考证，只知道他是元大都（今北京）人。据钟嗣成《录鬼簿》中的记载，关汉卿曾做过太医院的主事，并创作有杂剧共计60余种，是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讲述的是关羽镇守荆州时去东吴赴宴的事情，表现了关羽豪迈的英雄气概。

除此之外，元代浙江坊肆还刊刻有《李太白贬夜郎》《辅成王周公摄政》等多部剧本。当时浙江也有一批从事戏剧工作的艺术家，譬如浙江海盐人杨梓就是其中一位。他曾担任过杭州路总管，著有《霍光鬼谏》1卷，每半页有14行，每行有24个字，字体隽秀，刊刻清晰，也是在浙江刊印成册的。

三、元代浙江佛经与南戏的刊刻

（一）佛经的刊刻

元代的统治者笃信佛教，蒙古贵族就尊崇藏传佛教，并一度成为国教。在中央及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中都设有宗教的管理机关，称为总制院。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改成宣政院，并且在全国的各路都有设置。宣政院的功能类似于现今的宗教管理局，主要对僧官、沙弥、比丘尼等从事宗教人员的管理。由于元政府一直奉行扶持佛教的政策，因此佛寺在元朝十分盛行。元政府一方面将大量的农田划拨给寺院作为寺产，另一方面还允许寺庙从事商业与手工业的经营与生产，因此江南比较大的寺庙都有丰厚的财资，这些也就给元代佛寺刊刻经书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当时杭州路的佛寺主要承担了卷帙浩繁的《大藏经》的刊刻。^[4]《大藏经》本是汉传佛教的经典总称，主要包括《藏经》与《一切经》等多部经书，内容分为经、律、论三藏，由包括天竺与中国的佛教著述在内的众多经书合成，由此观之，《大藏经》无疑是汉传佛教的经典著作，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由于《大藏经》内容广博，卷帙过于庞杂，所以自问世的1000多年以来，也只刊刻了几十部而已，与《大藏经》的实际数量相比还相距甚远。自宋代以后，浙江就开始刊刻《大藏经》，曾经在湖州刊刻有《思溪圆觉藏》《思溪资福藏》等多本经书。入元以后，在浙江刊刻的诸多佛经中，当数杭州路刊刻的《河西字大藏经》及《普宁藏》等几部经书最为有名。这几部藏经的刊刻，充分展示了元代浙江精湛的刊刻水平与高超的刊刻工艺。

元大德年间杭州路刊本《梁皇宝忏》

当时一个僧号为广福大师的和尚，于元大德十年（1306）在杭州路的大万寿寺内刻印了《河西字大藏经》。“河西字”在当时指的是西夏文。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于西夏宝义元年（1227）一举灭掉了西夏，自此以后西夏流传于世的文物日渐散失，而用西夏文写成的经书更是旷古奇珍。这位广福和尚为了继续弘扬佛法，于是又在浙江各地募集资金准备继续刊刻这本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佛经。这无疑体现了浙江刊刻水平的高超，不仅能开凿汉字雕版，而且能雕刻少数民族文字的印版。后来在多方筹措之下，广福大师又“钦此胜缘”在杭州刊刻了30余部藏经，并且将《大华严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等多部经书先后刊刻成书，这在当时无疑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为了弥补江南经书中的缺本，在江浙行省宣传佛法，广福大师还不远千里来到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在北京的弘法寺内遍览佛经，将寺内所藏的《大藏经》与江南所刻印的《大藏经》进行比对，将江南所缺少的经、律、论、疏等共计500余部经书带至杭州路大万寿寺进行刊刻。这些对《大藏经》的保存无疑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普宁藏》卷一一

另一部十分重要的《大藏经》名叫《普宁藏》。这部经书共计587函，有6010卷之多，主要是在杭州余杭的普宁寺完成的，所以又叫《普宁藏》。这部经书开雕于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然而由于当时政局动荡，加上资金等因素的制约，这部经书的刊刻工作一直处于停顿的状态。一直到元大德三年（1299）才刊刻完毕，耗时长达20余年。后来这部经书的流传十分广泛，在太原的崇善寺与苏州的灵岩寺及日本的寺庙中都有收藏。《普宁藏》全书框高25．3厘米，每页6行，每行17个字，装帧精美，字体清晰，是一部刊印质量上乘的经书。《普宁藏》的刊刻主要由普宁寺内的白云宗僧等负责募刻，所需的资金也大多来自于信徒们的捐赠。在众多捐资的信徒中也不乏女施主，当时在平江路吴江县（今苏州吴江）澄源乡新兴里章奥村有个名叫徐氏十一娘的施主，她几乎捐献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用于大藏经的刊印，在当时被传为佳话。此外，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有个来自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名叫曹氏四十娘的女施主，同样“谨施净财”，用于《普宁藏》的刻印。可见，这些佛经的刊刻与信众的广泛支持是密切相关的。

《普宁藏》

除了《河西字大藏经》及《普宁 藏》的刊刻外，元代浙江还刊刻有《至元法宝》《大藏圣教法宝标目》等多部经书，对我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突出的贡献。

（二）南戏的刊刻

南戏起源于南宋光宗时期，浙江永嘉人作《赵贞女》《王魁》二剧目后，使得南戏这一艺术形式很快在南宋兴盛起来。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南戏的起源持异议，他们认为南戏实则“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虽然早在北宋宣和年间，南戏就初见端倪，但“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5]。元初，南北统一之后，北方杂剧流传至南方，一时间蔚然成风，宋词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南戏亦衰微颓废。直至元顺帝年间，顺帝亲南而疏北，使得人们对戏曲艺术的欣赏品味，也由杂剧转为南戏，使得南戏一度在全国兴盛起来。总括而言，南戏的发展从南宋开始，经历了南宋“永嘉杂剧”、元代“南戏”、明代前期“戏文”等多个时期。

南戏虽发端于江淮地区，但是直至南宋末年，以浙江为中心的广大江南地区仍未普遍流传。元代语言学家周德清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论述道：“南宋都杭，吴兴（今浙江湖州）与切邻，故其戏文如《乐昌分镜》等类，唱念呼吸皆如约韵。”^[6]当时，周德清将南戏称为“闽浙之音”，并评判道：“惜无有辨约韵乃闽浙之音。”入元以后，南戏因受北杂剧的影响，在唱腔和语调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使得南戏不再是“顺口可歌”“不叶宫调”的市井乡间的小曲，在节奏、韵律和剧目等领域都有了显著的创新，并且在江南一带广为传唱。元代词人张炎曾作《满江红》一首，赠予南戏艺人，“韫玉传奇惟吴中子弟为第一流，所谓识拍、道字、正声、清韵、不狂，俱得之矣。作平声‘满江红’赠之”^[7]。

南戏的发源地温州仍是南戏的兴盛之都，周密《癸辛杂识》录恶僧祖杰勾结官府残害平民的事情，人们将其写成南戏到处流传，引起“众口难掩”，使贪官不得不毙祖杰于狱。^[8]浙江的戏曲艺人与当地百姓，将日常生活趣事与官民斗争等题材融入南戏这一曲艺形式之中，增添了南戏的剧目与表现形式，推动了南戏的发展。此外，南戏从“用宋词益以里巷歌谣”“随口令”到写时事并自觉运用其宣传效果，在内容和创作上有所进步。随着南戏流传的日益广泛，杭州以其市民经济的繁荣作为基础，逐渐成为南戏活动的中心。南戏的演出场所大多为城市的勾栏瓦肆与民间的庙台，南戏作品不仅在内容上通俗易懂，在演出形式上也根据观众的接受习惯追求热闹的效果。南戏本无宫调，亦罕节奏，曲词大多比较俚俗，面向的正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下层观众。“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9]

令人遗憾的是，南戏作家远没有像元杂剧作家那般幸运，名存史册。流传至今的南戏剧目大多为无名氏的作品，留存名字的甚少。元代学者钟嗣成所著的《录鬼簿》，虽然主要以记录北杂剧作家为主，但亦记载有少量兼作南戏的作家，如沈和、范居中、萧德祥等。

沈和，字和甫。生卒年不详，杭州人。其生父早逝，母亲后改嫁黄姓。元代后期知名曲家黄天泽即其同母异父弟。沈和后来寓居江州（今江西九江）。《录鬼簿》列其入“方今已死名公才人相知者”，称：“能词翰，善谈谑。天性风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腔合调，自和甫始。如《潇湘八景》《欢喜冤家》等曲，极为工巧。”《录鬼簿》小传未言其官否，考其所存《仙吕·赏花时》套数，有“弃朝中俸禄，避风波仕途”“得失荣枯总是虚，便做道三公位待何如”“不求玉带挂金鱼，我则待离尘世访江湖”等句，视功名利禄相当淡薄，则其曾出仕为官，或即官于江西，后可能辞官隐居。其能词曲、善书法、通音律。钟嗣成对其极为尊重，所作《凌波仙》悼词称：“五言尝写和陶诗，一曲能传冠柳词，半生书法欺颜字。占风流独我师，是梨园南北分司。当时事，仔细思；细思量，不似当时。”时在江南地区享有相当高的声望。《录鬼簿》小传录其文坛雅号：“江西称为‘蛮子关汉卿’者是也。”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评曰：“沈和甫之词，如翠羽孔雀。”不过，其所作诗词、书法，今皆不可得见。所作散曲，仅存《潇湘八景》一套。但这种南北曲调交互使用的新形式，不仅使时人耳目一新，更主要的是促进了南北地区间民族音乐的交流与融合，扩大了曲调的来源和容量，丰富了曲的表现功能，对于曲的进一步发展是一重大贡献。所作杂剧，《录鬼簿》著录5种，均逸；《太和正音谱》增补1种；《潇湘八景》，当今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朱权误补。^[10]

范居中，字子正，号冰壶。杭州人。生卒年不详。《录鬼簿》列入“方今已死名公才人相知者”一类，小传称其大德年间（1297—1307）陪同妹妹北行赴都，后卒于家。据王钢《录鬼簿三种校订·前言》，《录鬼簿》第一次修订传世当在至正二年（1342）至五年（1345）间，则其活动约在元代中期，卒于至正二年（1342）之前。《录鬼簿》小传叙其家世生平甚详：“父玉壶，前辈名儒。假人术为业，居杭之三元楼前。每岁元夕，必以时事题于灯纸之上，杭人聚观，远近皆知父子之名。公精神秀异，学问赅博。尝出大言于肆，以为笔不停思，文不搁笔，诸公知其有才，不敢难也。善琴操，能书法……以才高不见遇，卒于家。”在当时文坛享有一定声誉，钟嗣成对其多才多艺极为称赞，为之撰《凌波仙》悼词云：“向歆传业振家声，羲献临池播令名。操焦桐只许知音听，售千金价未轻，有谁知父子才能？冰如玉，玉似冰，映壶天表里澄清。”惜其所作书法作品，今已不见；杂剧作品，曾与施惠、黄天泽、沈珙这三位当时名流合撰《鹴鹴裘》，亦逸；所作散曲，仅存南北合腔《秋思》一套，写秋日思恋情人。^[11]

萧德祥，名天瑞，号复斋。杭州人。《录鬼簿》将其归入“方今才人相知者，纪其姓名行实并所编”一类。他的生活年代，与《录鬼簿》作者钟嗣成大致同时，具体生卒年已不可考。他在从事戏曲创作的同时，还以医为业，其他事迹不详。萧氏生活在元后期南方地区，不仅创作杂剧，还开始创作南戏，天一阁本、曹本《录鬼簿》称其“凡古文俱 栝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戏文”。贾仲明称他“武林书会展雄才”，透露了他曾加入撰创南戏剧本的书会组织，当是较早参与南戏创作的一位较有影响的剧作家。曹本《录鬼簿》于其名下录《小孙屠》一目，《永乐大典》又存有同名戏文。所以，现代研究者对《录鬼簿》著录的剧目是杂剧还是戏文意见极不统一。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不载萧德祥，而以之入《宋元南戏全目》。王钢《录鬼簿三种校订·前言》认为：“有理由相信他是一位南曲作家，所作剧目5种是戏文而非杂剧。”徐调孚《现存元人杂剧书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则均归于杂剧。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认为，尚无确实的证据，证明此五剧确是萧作南戏；《录鬼簿》所列剧目有许多与南戏同名，但一般都认为是杂剧，此处似应也不例外，钟嗣成破例的可能性较小。其戏曲作品今存杂剧《杀狗劝夫》一种，戏文《小孙屠》一种。萧氏散曲，今亦不存。^[12]

杂剧家兼作南曲，充分说明了南戏这种伎艺形式，已经进入文人的视野之中，客观上推动了南戏的发展。南戏这一曲艺艺术的发展与推广，使得元代浙江出版业中刊刻了不少南戏剧目，但大多散佚。从遗存的编目中，有杭州刊刻的《小孙屠》、温州刊刻的《白兔记》《蟠桃会》等。据近代学者钱南扬在《戏文概论》的《剧本第三》所载，宋元戏文存目大约有238种，其中现有全本流传的仅19种，仅存佚曲的有134种，完全失传的有86种。^[13]元代南戏遗存的曲目则少之又少。

第三节　杭州西湖书院藏版与刻书

一、杭州西湖书院的营建

在元代浙江的众多书院中，以杭州西湖书院的影响最大，其刊刻的图书与成就也最为显著。西湖书院毗邻风景优美的西子湖。自宋代以后，西湖周边就是杭州重要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尤其是南宋建都临安后，逐渐形成了以西湖为中心的文化网络，成为杭州乃至全国的文化集散地。江南的鸿儒文士，慕名而来，群贤毕集，徜徉于西湖美景之中，博览群集，专攻经学。

西湖书院兴建于元代至元末年，由浙江廉访使徐琰在南宋太学的旧址上设立而成，因毗邻西湖，故名西湖书院。西湖书院的旧址最早为民族英雄、抗金名将岳飞的府第。元至元十三年，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蒙古骁勇铁骑攻破南宋都城临安，虽然文天祥等大臣力主要死守临安，怎奈宋室早无抗敌意志，很快就投降于蒙元，太学也因为朝代鼎革而再次遭到荒废。蒙元统治江南以后，为了泯灭江南人民的抗元斗志，当时派了一个总管江南佛教的官员叫杨琏真珈的统领江南事务。杨琏真珈原是西夏党项人，后投靠元政府，率军攻打南宋。这个人性情残暴，作恶多端，但凡有忤逆之意的，就不经任何审判便当场处死。他本人喜好敛财，放纵手下公然抢劫老百姓的财产，以致江南百姓哀怨不断。杨琏真珈想在杭州郊外的凤凰山大内行宫故址上修建“镇南塔”，所谓镇南塔就是想永远威镇江南故民，但是要建如此浩大的工程，必须要有坚实的基座，否则容易坍塌。为此，杨琏真珈将太学院内的石经搬去做塔基。当时的读书人听闻后，莫不号啕大哭，这些都是历经几代人心血刊刻而成的石经，是南宋历代学术精华所在，杨琏真珈的行为无疑是对汉民族文化最大的摧残。最后在当时随行的江南行台大员申屠致远的据理力争下，这些石经才得以保住。太学遗存的石经虽然保住了，但是太学依旧荒芜不堪。至元末年，时任浙江廉访使的徐琰在多方筹措资金之下，才在旧址上营建了当时的西湖书院。为了表彰前人功绩，西湖书院还建有四贤祠，又有史料记载称应为三贤祠。

二、西湖书院的山长与文人逸事

“山长”是当时人们对书院最高管理者的一种称呼，又有“掌门”等其他称呼，相当于现在的校长一职。西湖书院由于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与历史地位，担任西湖书院山长之人，都是当时才学渊博、学术造诣极深的文人墨客。陈恕可是西湖书院的首任山长。陈恕可（1258—1339），字行之，一字如心，宋末时参加过铨试，后来被朝廷授予虹县主簿。入元以后，陈恕可坚决不仕新朝，遂归隐钱塘。浙西廉访使徐琰十分推崇他的为人与才学，在徐琰的极力劝说之下，他才勉为其难担任西湖书院山长，由于其本人过着较为隐逸的生活，加之在位时间也不长，因此后世流传的史料甚少。

第二任山长是奉化人陈泌。他的父亲就是宋代颇有声望的理学名儒陈著，被当时人们尊称为“本堂先生”。陈著与著名爱国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南宋宝祐四年（1256）的同榜进士，因为同时拜为天子门生，两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交往甚密。后来在南宋灭亡前夕，文天祥被元军抓住后慷慨就义，陈著很敬佩文天祥大义凛然的气概，对他的牺牲感到十分难过，终日郁郁寡欢，闭门不出。陈泌从小受到父亲儒教思想的熏陶，耳濡目染，勤读诗书。由于其父亲只做南宋遗民，坚决不仕新朝，加上元初朝廷不开科举，陈泌只能将自己的一腔热血付诸学术研究。经过多年的勤勉与努力，陈泌的学术造诣极高，成绩斐然。后来西湖书院兴修成立，当时的地方乡绅都推举陈泌担任书院山长，但是陈泌仍旧犹豫不决，后来陈恕可卸任后，在当地乡绅的极力劝说之下，陈泌才出任第二任山长。陈泌在担任山长期间，对西湖书院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凡西湖书院有藏书、刻书的活动，他都事必躬亲，亲自主持活动，而且陈泌还凭借他的名望，经常邀集好友会聚西湖书院，给学生们讲解儒学，并互相研讨，专攻经册。多部传世巨著，都是在陈泌的亲自主持下修纂而成的。

在有元一代西湖书院的百年光景里，有众多江南鸿儒文士出任西湖书院的山长，这当中也包括西湖书院的缔造者徐琰。徐琰本人就是当时东南的学术翘楚。正是有这么多的学术名士在西湖书院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才使得西湖书院成为江南乃至全国闻名的书院，也使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三、西湖书院的经费来源

西湖书院作为元代江南地区重要的学术与教育机构，承担着教学、学术研究、书籍刊刻等诸多繁重的任务，只有经费来源充足才能保证日常运作与图书刊刻工作的顺利进行。那么，西湖书院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哪些渠道呢？“学田”收入是西湖书院经费来源的重要支柱。所谓学田，就是通过政府拨款或是地方乡绅捐纳给书院的农田，以专门提供给书院用于日常开销，所以称之为学田。西湖书院创立之初，徐琰就捐纳过义田作为西湖书院筹建的财资。通过每年向佃户收取租金的方式，维持西湖书院的日常开销。

当然仅仅依靠这些学田收入是不够的，西湖书院也需要政府与地方乡绅的大力支持。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当时的两浙都转运盐司使瞿霆发就资助西湖书院学田451亩，每年可得大米130余石。后来，西湖书院还购置杭州仁和县的68亩农田，以扩充西湖书院的学田规模。元延祐六年（1319），西湖书院还利用多年的积蓄，在湖州的乌程县（今湖州乌程）及平江府的昆山县（今苏州昆山）等地购置大片庄园，田亩数量多达1129亩，每年光收到的禄米就多达752石，这些都无疑大大地扩充了西湖书院的经济实力，为日后的图书刊刻工作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来源。此外，西湖书院还参与到投资经营活动中。延祐以后，西湖书院还将在乌程与昆山两地庄园中的荒山与多余的屋舍拿出来出租，每年的租金就多达二锭三十八两中统钞。当然，地方乡绅的捐纳也是西湖书院发展的重要财政来源。当时有一个文人叫黄溍，他编写了一本名为《西湖书院义田记》的书，这本书主要详细记录了元代杭州西湖地区的农业发展概况。书中就记载有这样一件事，说是在元末至正年间有个杭州人叫朱庆宗，他是本地一个有名的富商，后来他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入书院学习，二子肄业后因感念西湖书院教子有方，于是便一次性捐纳出自己在江苏宜兴州阳村所购置的275亩圩田给西湖书院，这在当时来说可以算得上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除了固定的学田收入外，西湖书院还经常得到地方乡绅们不定期的资金捐助，以添置图书或刊刻书籍。元末至正年间，书院的尊经阁因年久失修，损毁十分严重。当时的江浙行省地方官、蒙古人金哈剌就捐出白银作为修缮的经费，这在当时而言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工程。终元一代，虽然蒙元统治者对科举采取的是较为消极的态度，但是统治者对儒家与文教事业的发展还是有所支持的。当时的江浙行省的各级地方官员，无论是蒙古人、色目人还是汉人与南人，都曾拨出官银资助西湖书院的刊刻工作。如果没有江浙行省等地方官员的大力资助，诸如《元文类》《文献通考》等罕世巨著是无法刊刻成书的。当然，元朝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官署也经常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西湖书院刊刻各类书籍。

四、西湖书院的藏书与刻书活动概况

西湖书院的藏书与刻书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对宋代所藏石经与所刻图书的收藏与修缮活动；另一个是对元代所藏石经与所刻图书的收藏与刊刻活动。

（一）对宋代遗存藏版与书籍的整理与修缮

西湖书院本是在南宋国子监的遗址上营建而成的，虽然国子监旧址在宋元之战中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是许多南宋时刊刻的石经都大抵完好地保留下来了。西湖书院建院以后，首要的任务便是对院内所珍藏的宋代书版进行精心的修缮与添补。据史料记载，元初的时候，西湖书院曾招徕92名江南工匠对院内所藏宋版及石经进行修缮，共计补刻了四部缺版共计7389块，修补残版1671块，所涉及的数量与范围之广实属罕见。这次对宋代藏版的修缮除了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外，还对宋代遗存至今的汉传佛经与道教经文进行了修缮，为后人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与文化珍品。为了保障修缮的质量，当时西湖书院所聘请的工匠也并非一般的工匠，这些工匠都是江南地区长期从事图书刊刻工作的手工业从业人员，有的工匠不仅掌握有精湛的技艺，而且通晓经学及史学，因此修缮的质量也可见一斑。

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刻本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348卷

西湖书院珍藏的图书版籍是南宋150余年所汇集而成的。据王国维先生在《两浙古刊本考》中的估计，“凡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余万（片），约合三千七百余卷”。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对院内所有版籍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与核查工作。后来在西湖书院山长的主持下，还编纂了《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其中关涉的书籍种类涵盖经部49种，约合1100卷；史部35种，约合1600卷；子部11种，约合近百卷；集部亦有24种，约合900卷等。而这当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宋代所遗存的各类藏版及线装图书。西湖书院因承袭南宋国子监藏书，无论从藏书的种类、数量或品质而言，都可谓是旷世珍品。从遗存的宋版书中可以窥见，西湖书院所藏宋版书，无论字体、墨力、纸色、刻工或刊印的技术可谓天下第一，校勘考据也十分精细，所藏的种类也是其他私人藏书阁所无法比拟的。

为了对藏书与刻板进行妥善的维护与保管，书院将遗存的善本与版片收藏于书院西隅的大成殿，而后书院山长在大成殿后专设尊经阁用于藏书。元延祐三年（1316），又在尊经阁北面建有彝训堂，专贮藏书版与经文石刻。此外书院还制订了严格详明的借阅制度。当时西湖书院规定，西湖书院所藏图书均由书院的山长统一负责保管与整理，但凡生员要借阅图书都必须先向山长进行订阅，然后互相之间传阅诵读，而且对于孤本、善本类书籍，书院还规定生员只能独自前往藏经阁查阅，不能将书带出藏经阁等。山长除了对日常书院中所藏的书籍进行管理外，还经常聘请当时的一些江南名士入院，进行书籍的校刊与学术研讨活动。但凡院内书籍要进行修缮或是重刻时，山长都会聘请当时江南的一些鸿儒名士到院内，对所存的藏版进行研究与整理，然后互相探讨藏版中存在的舛误与阙如之处，待校勘完毕后，再聘请当时杭州有名的工匠对藏版进行修缮，有的还刊印成册，装裱图书。西湖书院对每部藏书都要求精益求精，对每一道工序都追求完美。

（二）对元代石经与书籍的编纂与刊刻

西湖书院除了修复与补刻南宋国子监所遗存的书版外，还十分注重对新书的刊刻工作。当时西湖书院并非纯粹的官方教育机构，因此日常的刊刻工作所受到的外界干扰因素较少。而且元代时期，浙江的图书刊刻技术又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无论是刻工还是刊印的水平，都较前代有了极大的提升。此外，西湖书院在刊刻图书方面往往不计得失，经常不惜重金购买上乘的油墨与纸张等原材料刊刻图书，这些无疑都使得西湖书院的刊刻质量相较于全国其他书院都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也受到了当时文人墨客的青睐。在西湖书院所刊刻的元代书籍中，当数《文献通考》与《国朝文类》等旷古巨著最有影响。

《文献通考》是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所编写的，全书分为24门，共计348卷。这本书上起三代，下至南宋宁宗嘉定年间，是继唐杜佑《通典》以后又一部十分重要的典章类史籍。马端临，字贵与，号行州，江西行省乐平县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他本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之子，其父因政治上遭到排挤，被迫辞官归隐山林。在居家的17年里，马端临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从小钻研经书，家中所藏图书也十分丰富。父亲去世后，马端临并没有出仕新朝，而是到处游学，后来在别人的极力举荐下，短暂地出任过浙江慈湖书院与柯山书院的山长，以及台州路学教职官等，一生主要的时间就是闲居家中著书立说。在其34岁之时，马端临开始撰写《文献通考》，为了更好地写作此书，马端临遍访所藏古籍与文献，用了近20年的时间才将这本书撰写完毕。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一名道士来到马端临的家乡，在口耳相传之下，这位道士才访得此书，后来他将此书献给朝廷。当时的中书省下令将此书交由西湖书院负责刊印，西湖书院曾于泰定元年（1324）首刻，后于至元元年（1335）再版。《文献通考》一书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选举”“刑名”“物异”“经籍”等卷目，贯穿古今，囊括唐代以降历代典章、刑律，详赡厚实。时任江浙行省儒学提举司提举的余谦遍览《文献通考》，认为其文夹杂舛误与逸佚之处，便打算重新刊刻。当时马端临已经谢世多年，其婿在杭州东湖书院承教，于是余谦聘请他与西湖书院山长、教员等共同校勘再版此书，为后世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善本。《文献通考》确实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典章类史籍，正如马端临自己在《文献通考》自序中所说的那样，他编撰此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续补杜佑《通典》天宝年间以后的事迹，另一方面是要配补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的缺憾。后世对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评价甚高，认为《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古今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相互参证而不可偏废。后来历史学家将杜佑所著的《通典》与郑樵所著的《通志》及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在我国古代史籍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元代官府刻书除责令兴文署、广成局等官署刊印外，还经常以公文的形式要求各路儒学书院一并刊刻图书，而在江浙行省承担刊刻任务的主要是西湖书院，《国朝文类》的刊刻就是这类当中颇具代表性的工程。《国朝文类》，又名《元文类》，是元代的一部诗文总集，全书70卷，目录3卷，由苏天爵辑录而成。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河北真定人。他原本为国子监学生，师从吴澄、虞集，曾历任监察御史、肃政廉访使、集贤侍讲学士、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编纂有《文宗实录》《国朝名臣事略》等书，著有《滋溪文稿》。苏天爵编纂的《元文类》卷帙浩繁，包罗了王百一、阎高唐、元清河、马祖常、元好问等诸多知名文人的诗文集，涵盖古赋、骚、词、乐章、四言诗、五言古诗、律诗、绝句、奏议、表、箴、铭、碑文、记序、墓志铭等多达40余种文体，很多已经鲜见的文集，均收入于此。清代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曾将其与姚铉的《唐文粹》、吕祖谦的《宋文鉴》相提并论，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史料。（后）至元二年（1336），翰林院国史院谢瑞等人进呈翰林国史院，请求江南的儒学刊刻此书。经中书省批准后，下达给江浙行省转浙西肃政廉访司，浙西肃政廉访司遂选定西湖书院作为刊印的地点，这充分反映了西湖书院的学术水准及在全国的影响力。《元文类》的刊刻过程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故事。当时（后）至元二年（1336），西湖书院刊刻成书后，在后来的整理与装裱过程中，发现刻板时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其中第41卷中少刻了下半卷，脱去的字数多达9390多个字。当时负责刊刻的儒生是一个名叫叶森的人，他并没有掩饰错误，而是重新仔细校勘，再经过反复论证后，于当年重新开版刊刻。可见当时西湖书院刻书工作的缜密与细致。目前流传的《元文类》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西湖书院于至正二年（1342）刊刻的版本，该本半页10行19字，细黑口，左右双边，装裱十分精良，民国时期张元济便将这个本子收入《四部丛刊》中流传于世；另一个是元代翠岩精舍所刊刻的版本，该本半页13行24字，细黑口，四周双边，但具体的刊刻时间不详。

除了校刊新书外，至正二十一年（1361），西湖书院山长张士信还召集左司员外郎陈基、钱用等人，对已经散佚、虫蛀的书版进行重新修补，并登记造册。这次重修当数有元一代西湖书院最大规模的一次修书活动，共重刻经、史、子、集版片达7893块，约计340余万字，缮补各类书籍1670余块，共耗费粟米1300余石，木料900余根。为了纠正校勘书版的舛误，西湖书院还延聘余姚判官宇文桂、广德路学正马盛及绍兴兰亭书院山长凌云翰等人集思广益，校勘图书。

由此观之，西湖书院的藏书除了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外，其所藏图书、版籍还以质量好闻名于世，其中不乏善本、珍本。西湖书院藏书，源自南宋太学，故其质量更为上乘，无论是字体、用墨、纸张、刻工、印刷都是第一流的，校勘也是精益求精。这不但是元代其他书院所不具备的，也是其他藏书机构与个人藏书家所无法比拟的。西湖书院还有着一套健全而严格的管理制度。它建立有专门贮藏图书和版籍的书库，并数次加以修葺、扩建。书库还有专人掌管，号书库官。^[14]故书院所藏图书与书版等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原来宋代国子监书版，以及书院新刻、补刻之版片到明初均移入南京国子监。而有些流传于后世的宋刻图书如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即是曾入藏西湖书院的“院本”。^[15]又如南宋国子监本的南北朝七史等。在绍兴中淮南转运司刊本大字《史记》，“宋时取入监中，自是而元西湖书院，而明南雍。明之中叶尚有印本，南雍志《史记》大字130卷，即是板也”^[16]。由此可见，倘若没有西湖书院对这些宋监书版的妥善保管，后世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珍贵的宋版典籍了。西湖书院所藏宋刻书版至元末明初都还基本完好，可惜到明代都被毁坏。西湖书院在保存和传播文献典籍方面做出的历史贡献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五、西湖书院对后世的影响

书院是元代刻书业发展重要的助推力，西湖书院无疑是元代书院刻书系统的典范之所在。书院刻书之盛，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书院的山长制度是刻书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山长作为书院的核心，大多是博学鸿儒之士，他们往往邀集当时的社会名流与知识分子参与图书刊刻活动，学者们勤于考辨，校雠精审。其次，类似于西湖书院的文化机构，不惜耗费巨资刊刻图书，而且精益求精，力求完善。再次，书院所刊刻的版籍不贮藏于官府，容易刊刻发行。这些条件无疑在推动书院图书刊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西湖书院在藏书与刻书方面卓著的成绩，为时人与后世瞩目。除了“山长无所事，勤于校雠”，还因为历任山长大多是知识渊博、学术造诣很高的专家与学者，如陈恕可、陈泌等。西湖书院从建院到元亡，还一直受到历任地方官的支持。事实上，书院的创建、修缮及藏书、刻书活动都是在江浙行省与杭州地方官的直接倡导、主持下进行的。这些地方官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儒学之士，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学识水平。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富学识、懂学术的地方官的关心、支持和直接组织、参与，西湖书院既能较好地进行日常的图书贮藏、整理与修补工作，又能圆满完成如刻印《元文类》《文献通考》这样重要典籍的任务。

作为当时众多书院刻书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书院之一，西湖书院不仅是元代江南地区藏书与刻书的中心，而且也是当时的教育及文化中心，对于保存与传承古代文化具有显著的作用。有元一代的文士，虽素有“十儒九丐”的谑称，但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官署并没有忽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反而通过各种形式资助书院的兴办，西湖书院日渐宏大的规模与官僚及乡绅的资助和文化政策的支持是休戚相关的。也正是有诸如西湖书院等一批地方儒学乡校的传承与发展，才使得浙江繁荣的出版业在元代得以延续。元亡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将西湖书院所藏刻板尽数迁移至南京国子监，至此西湖书院所藏珍本已荡然无存。南京国子监所藏的西湖书院刻板也因随后的“靖难之役”，而焚毁殆尽。

第四节　王应麟与浙东四明王氏刻书

元代江浙行省的庆元路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有一个声名远扬的“四明王氏”家族，他们是元代浙江地区最有名气的鸿儒世家。四明王氏主要指的是王应麟、王昌世、王厚孙祖孙三代人，他们勤勉著书，对儒学经典有很深入的研究，成为当时元代浙东学派的领军人物，同时也书写了元代江南文士由前朝遗民逐渐入仕的心路历程。

一、王应麟生平概况

王应麟，生于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卒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教育学、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及文献学家。王应麟祖籍河南浚仪县（今河南开封），因战乱而避祸江南，其祖辈由河南迁往浙江庆元府鄞县定居。在南宋时期，四明王氏便是东南名门望族，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们家族的族人在南宋历代均参加科举考试并考取功名，大多都历任各级地方官，甚至朝廷的首辅大臣，有的还在学术上很有建树，专门研究儒学义理，成就斐然。在绵延南宋百年的时间里，四明王氏可谓人才辈出。直到南宋末年，政局十分动荡，内有佞臣当道，排除异己，外有元兵屡犯边境，国势可谓岌岌可危。正在这个时候，南宋有不少正直的人开始强调事功，认为学术应当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因此在浙江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异军突起，影响很大，冀望通过学术上的革新而改革政治，挽救宋室危亡的江山社稷。然而当时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只贪图享受，一味主张委曲求全，颓废的政治氛围，无法洗涤学术上的空乏与浮躁之风，学术界又开始陷入沉寂之中。当时的宋朝虽然年年举办科举考试，但是科场舞弊的情况却愈演愈烈，当时素有“蝈蝈宰相”之称的贾似道，上欺瞒君父与朝廷重臣，下欺辱百姓，公然收取贿赂，以致考场上公然怀挟私带，以人代考，竟然还恬不知耻，引以为荣。王应麟的父亲就是因为直斥科场弊病才遭到排挤的。

王应麟

王应麟出身书香门第之家，很小就受到父亲的耳濡目染，为人慷慨正直。他9岁便通晓“六经”，19岁便参加科举考试，并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登进士科，后朝廷授予其迪功郎及县主簿等职。入仕以后，王应麟发愤图强，闭门读书，立志要考取博学宏词科。那个时候博学宏词科是所有科举考试最难的一科，一般只有被认为是通才的人才能被录取，因此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能考取博学宏词科，意味着无限的荣耀。南宋宝祐四年（1256），经过15年的勤勉苦读，王应麟终于考取了博学宏词科，并高中魁元。王应麟此后仕途坦荡，扶摇直上，然而他为官清廉，一生为民请命，因为不与佞臣同流合污而遭到排挤，被罢官外任。后来，朝廷的政治斗争风向又发生了变化，王应麟再次被召入台阁，官居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摄吏部尚书等要职。虽然此前王应麟被屡次罢黜，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王应麟耿直、率真的个性，他在朝堂之上直言纳谏，对不少贪官污吏的行为直斥是非，因此再次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尤其是王应麟在朝廷上对当时的权相丁大全、贾似道、留梦炎等人的行为屡加斥责，再次遭到佞臣的排挤，后来因得罪留梦炎而被罢黜归乡。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王应麟辞官归隐后改号深宁居士，年老之时自称深宁老叟，又因为王应麟祖籍为河南浚仪人，所以当地的百姓又称其为浚仪遗民。他回乡后，出资兴办乡校，广招门人弟子讲学，因此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百姓们尊称其为厚斋先生。南宋灭亡以后，王应麟痛心疾首，对宋元易代无限感伤，因此更是大门不出，闭门读书。当时的元世祖为了显示出新朝的气象，稳固在江南的统治，拉拢江南知识分子，于是派赵孟 等人专门前往江南求贤拜谒。当时的江浙行省地方官极力推荐王应麟出仕，几次登门劝说其出山，但是他就是坚持不仕新朝。王应麟在家中潜心治学，打算将毕生著述都刊刻成书，以传后世。王应麟久居家中，已不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他朝夕坐于堂上，取经史诸书日夜诵读。虽然王应麟归隐山田，但是很多人都慕名而来，他们来到王应麟的家中讲解论辩，探讨学术。王应麟在他的儿子王昌世的协助下，开始整理并校刊图书，尤其以《困学纪闻》《玉海》《蒙训》《三字经》等最为有名。

元泰定二年（1325）庆元路儒学刻本宋王应麟撰《困学纪闻》20卷

二、王应麟的著述

王应麟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元代时，虽然科举考试屡兴屡废，但是江南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并没有锐减，而且随着元政府在统治政策上的调整，乡校与社学开始稳步发展起来。王应麟在其所著的《小学绀珠·序》中说：“君子耻一物不知，讥五谷不分。七穆之对，以为洽闻；束帛之误，谓之寡学。其可不素习乎？乃采掇载籍，拟锦带书，始于三才，终于万物。经以历代，纬以庶事，分别部居，用训童幼。夫小学者，大学之基也。见末知本，因略致详，诵数以贯之，伦类以通之，博不杂，约不陋，可谓之善学也已。”他认为家庭的幼儿教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呼吁应当重视幼童的启蒙教育。王应麟正是从关心幼童成长的目的出发，利用自己的闲暇时光，对前代遗存的《急就篇》《兔园册府》等启蒙书籍进行注疏与考订，对其中的舛误进行更正，而且添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后来，王应麟还根据自己多年的教育心得，编撰了《蒙训》《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三字经》等传世佳作，尤其以《三字经》的影响最大。此后，元代以降，人们都将《三字经》作为幼童入门识字的基本教材。王应麟在编选启蒙书时，还十分重视将知识性、趣味性等融入教材的编写中，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说理念。

王应麟时常感念到，蒙学教育不仅应引导学童读书识字，而且应该将自然与社会的一些基本义理讲述给幼童，即我们现今说的基础常识等内容，因此他认为幼童的教材不应当只是单纯的识字课本，而应当是融文字学、自然科学与社会学为一体的综合性教材。他在编纂《姓氏急就篇》的时候，不仅将基本的姓氏知识告诉给幼童，而且将历代名物、典故、天文、地理及自然万物的道理均囊括在教材之中。《姓氏急就篇》就将2000余个姓氏以韵文体排列，组成具有一定意义的名物或是典故，譬如“宰我贡、子游张、楚屈原、赵荀卿、先董贾、后班扬”，这样整齐、押韵，念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十分悦耳，既合乎学童的兴趣，又容易记诵，便利了学童的学习。他还主持编写了《三字经》。《三字经》不仅内容广博，朗朗上口，而且将许多儒学经典的理念与做人做事的道理融会贯通，因此这些都是对他所倡导理念的良好体现。《三字经》将常用字以三字歌诀的方式进行编排，寓忠孝节悌等伦理纲常于故事之中，既能使学习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又达到了通俗性与趣味性相融合的目的，因而备受学童喜爱，这也使得《三字经》等书可以流传百年而长盛不衰。通过《三字经》《姓氏急就篇》等蒙学教材使我们看到，王应麟在编写教材的时候不仅注重教材本身内容的丰富性，而且使得幼童在日常诵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纲常伦理的训导。为了使学童能够更加容易记忆与诵读，王应麟在编排教材时恰到好处地运用韵文、歌诀等形式，使得所著之句诵读起来脍炙人口，十分悦耳。

王应麟还反对束书不观、偏听偏信的学风。王应麟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通儒”型学者，就必须博览群书，汲取各家各派学说。年轻的时候，王应麟就十分重视对知识的积累与萃集。为了能够参加并顺利通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他平时就十分重视网罗各类门目的知识，最后编纂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著作《玉海》。《玉海》是一本杂取古今诗词、历史故事、诸子百家著作、历史文献、成语典故等的图书，内容涉及天文、律历、地理、帝系、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等多个门类。全书共有21部，241个门类。所列门类大都是“巨典鸿章”，所录故实都是“吉祥善事”。每类之下按隶属关系以事物或图书名称列若干小标目。每一类目，先有“提要”简释类、目名称或概述事物梗概，然后才汇集有关资料，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至今都是古典文献中十分重要的工具书。《玉海》还突破原有的编排体例，采用书名与分类相结合的办法编排与组织图书，类目下不仅列书名，而且提供有关该书的重要资料，查阅起来十分便捷。此外，《玉海》还附有“辞学指南”4卷，讲述各类文章的作法，类似于现今的作文指导用书，内容涉及编题、作文法、诵书、制、诰、诏、表、檄、箴、铭、记、颂、序等20多个子目，是应举科考的必修课程。

王应麟在南宋时，就目睹权奸专政、佞臣欺民的种种黑暗。他曾针对当时用人唯亲、贪污腐化的行径，多次向朝廷直言进谏，不肯与小人同流合污。然而，由于宋王昏庸，不谙世事，权臣又极力挑唆是非，以致革除弊政、振兴国家的建议付诸东流。元兵入主江南后，到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百姓流离失所，痛失家园，这些都给王应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面对异族的统治与国破家亡的愤懑，他力求寻找到改革政治的途径，倡言历代兴衰成败的得失。进入元朝以后，王应麟始终归隐不仕。当时元朝统治日渐稳定，很多以前与元政府相对抗的南宋遗民，也逐渐转变思想，在迫于各方压力的同时，选择了与元朝政府采取合作的姿态，有的还直接在元政府的各级行政机关中担任要职。这当中的不少人，都专门登门拜访王应麟，表面上是闲话家常，叙叙旧情，实际上是劝说王应麟出山。王应麟对此都表现出坚决的抵制，他专心于学问，将自己对南宋故国的怀念与政治抱负，一并融于传统学术的研究之中。王应麟在探究历代兴败得失后，认为南宋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对军事地理的掌握还不够娴熟。在王应麟看来，军事上贵在用兵神速，而用兵神速最重要的是要使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并行不悖，尤其对地理的掌握十分重要。当年襄阳城能够孤守数年，而元军屡次无法攻破，其关键就在于能够充分凭借与掌握地理上的优势。他为此遍览古今地理书籍，还亲自实地走访考察，在总结各方得失之后，编写了著名的《诗地理考》《通鉴地理通释》《困学纪闻地理篇》等地理学著作。《通鉴地理通释》是较为有代表性的一本军事地理学专著。他在书中将全国所载的地名异同沿革及险要厄塞等位置所在标注详明，成为后世谋国者务必览读的条目。王应麟将各条例厘定成编，其中征引浩博，考核明确，也是前代所没有过的。王应麟之所以重视地理考证，尤其是疆域政区的沿革和军事地理，目的在于明确古今地名所在，使人们从过去的历史得失中探寻政治盛衰与风俗教化，以为王朝兴衰成败之鉴。

晚年的王应麟还十分重视对文学的潜心探究。他所编写的古代文学笔记著作《困学纪闻》就是这一类的代表性著作。《困学纪闻》是一本文史研究价值十分高的读书札记，正如王应麟在《困学纪闻》的首序中所阐述的那样：“幼承义方，晚遇艰屯。炳烛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学之，庶自别于下民。开卷有得，述为纪闻。深宁叟识。”他十分重视对义理的考据，对“九经诸子之旨趣，历代史传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工巨儒之诗文议论”无不有深入的探究与钻研。王应麟在考据的同时，发前人所未发，辞章简明扼要，简约而明达，将道理融会贯通于其中，可以窥见，如果没有常年文学的积累与广泛的阅读，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具备如此深厚的功底的。

王应麟正是秉承了对故宋王朝的无限哀思与黍离之情，在书中谈古论今，品评诸子百家与先贤的得失，不仅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在字里行间中也无不流露出他崇高的人格与民族气节，以及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即便如此，王应麟在著书立说之时，也从来不迷信前人，对前人所著典籍中的舛误与不当之处，都仔细考究，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缜密的推敲，这些对后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王应麟侧重考究宋代遗留的文集、笔记及典章汇编等巨著，而且对宋朝历代皇帝诏书中所出现的谬误也毫不留情地一一指明，所以相对于其他那些笃信前代的遗民，王应麟更多的是理智与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王应麟所刊刻图书

纵观王应麟的一生，也并非完全对元政府采取拒绝甚至对抗的态度。在后期，王应麟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应麟也深深地感到，宋元易代已经是不容更改的事实了，对蒙元始终用“夷夏严防”的态度来对待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所以王应麟开始有限度地与元政府进行接触。

在王应麟编写《玉海》巨著的时候，就曾得到了江浙行省地方官僚的鼎力资助。就连江浙行省庆元路的治中玉吕伯里等蒙古族官员对王应麟也十分敬仰，但凡本地有县衙、庙宇、乡校建立时，都聘请王应麟撰写碑文，并题词留念。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肃政廉访副使陈祥分治庆元路，他一直对王应麟十分崇敬，久仰其大名，因此来庆元路担任地方官，首要的便是前往王应麟的家中进行拜会。在细谈交流中，陈祥流露出恳请王应麟出山奉使新朝的想法，这次王应麟与此前断然拒绝的态度有所不同，表现出了犹豫不决的心态。后来，庆元路的儒学经过多年的重建之后，需要题写碑记，当时陈祥就专门请王应麟题写了《重建学记》。在《重建学记》中王应麟第一次使用了元世祖“至元”的年号，以及陈祥的官讳。王应麟对元朝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剧变，开始由拒绝与不合作转变为默认与有限度的参与，这在当时看来也是一件大事。因为王应麟作为宋朝遗民的表率，已经成为江浙行省乃至江南地区所有南宋遗民的精神领袖，王应麟此番的默许表态对很多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触动。

从后来王应麟所刊刻图书的字里行间内，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应麟的心路转变的动机所在。在王应麟看来，儒学的思想才是立国根本，才是中华民族的不竭源泉，无论是哪个民族或者是哪个王朝，只要奉行儒学，以儒学为根本教化百姓，就是值得肯定的。他认为元朝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崇尚儒学，只有这样才能教化百姓，保境安民。在王应麟看来，蒙元虽然是异族统治的政权，但是只要尊崇儒学，善待知识分子及鸿儒学士，同样可以做到以夷变夏。作为当时的东南儒士翘楚，王应麟的态度转变无疑对南宋遗民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后人从王应麟所刊刻图书中可以感受到，王应麟在言辞之中已经显露出放弃遗民的立场，他认为只有保有儒学，弘扬中华文化，才能维护儒士阶层的根本利益，至于究竟是谁当皇帝也许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四、王应麟对后世的影响

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六月十二，王应麟怀着对南宋无限的思慕与伤感，以及对元朝的惆怅、苦闷与纠葛的心情离开了人世，谢世于自家的府第之中，享年74岁。王应麟不愧是宋元之际名震江南的鸿儒学士，他在浙江文化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给浙江乃至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比璀璨的瑰宝。王应麟虽然过世了，但是他的学术人生并没有就此终结，他的后人还在他的引导下继续在治学的道路上前行，从而开创了辉煌的浙东学派。即便是500多年以后的清代，王应麟的治学理念与学术研究方法，依旧被乾嘉学派奉为圭臬，乾嘉学人也正是依循王应麟的学术道路继续前行，将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五、王昌世的著述与刊刻

王应麟之子名王昌世，他出生于宋元易代的乱世之中。南宋灭亡以后，王应麟归隐家中，闭门不出。王昌世自幼年起便随父亲在家中学习，长大点后便协助父亲校勘古籍。王昌世因为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于是自小就酷爱经史儒学。王昌世本人也是个藏书家，依靠父亲与自己日后多年的积累，王昌世在家中藏有万卷图书，可惜很多都在随后的辗转流离中散失。王昌世子承父业，终日在家中抄录古籍，废寝忘食，编撰图书。

也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王昌世也对元朝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他经常参加当地诗社的一些活动，与文人墨客谈古论今，尤其是经常与南宋遗民一起作诗、填词以此缅怀故朝。王昌世凭借自身的努力，随后才学声名也卓然于世，蜚声江南。许多以前入仕元朝的旧友纷纷规劝王昌世出山为蒙元效力。在王昌世所生活的那个时期，许多江南的故家子弟因为长期的穷困潦倒而生活窘迫，加上当时的元政府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放松限制的政策，使得许多以前并不富裕的知识分子为了生活，不得不攀附蒙元显贵，在新朝求得一官半职，以养家度日。当时王昌世的故交好友袁桷就是这当中的代表，他放弃了所谓遗民的理念，开始在江浙行省的衙门内担任官职。当时的许多人都纷纷举荐王昌世出山，但他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深受父亲的影响，一方面在于王氏家族家境还比较殷实，不必因为生计而去攀附蒙元，所以王昌世对这些人的“好意”都断然拒绝。王昌世相较于其父亲，对蒙元的态度更显得保守、拘泥。他平时为人低调，除了著述考据外，尤其对易经巫觋十分感兴趣，以致后来沉湎于此，荒废了治学的时间，使得他在学术方面的造诣相较于其父略显逊色。

王昌世晚年自称静学居士，撰有《静学稿》20卷，当然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将父亲的部分遗稿整理并刊刻成书。其父王应麟谢世后，王昌世感到只有将父亲的遗稿整理并刊刻出版，才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于是他加紧整理父亲的文集，并且聘请好友牟应龙为王应麟所著《小学绀珠》作序。牟应龙有着与王昌世同样的出身，牟应龙的父亲与王昌世的父亲本是南宋同榜进士，两家世代交好。牟应龙的父亲在儒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其本人也传承其父亲的治学传统，勤勉苦读。元泰定二年（1325）十月，浙东道宪司官行部莅临庆元路肃访时，就向当地的地方官询问王应麟所著《困学纪闻》一书的出版情况，他认为此书是旷世巨著，应当要加紧整理出版并早日问世。后来王昌世的故交、翰林学士袁桷，也十分关切此书的出版，认为应当尽早刊刻成书。在得到江浙行省地方官僚的支持下，袁桷带头捐资，蒙古人、肃政副使马速忽等纷纷响应，资助《困学纪闻》的出版，袁桷还替《困学纪闻》一书作序。王昌世本人虽著述不多，但是他在整理王应麟的遗稿与文集方面，有着较为突出的贡献。

六、王厚孙的著述与刊刻

王昌世死后，留有二子，长子为王厚孙，次子为王宁孙，尤其以王厚孙的学术成就最为卓著。次子王宁孙承袭了其父的秉性，为人十分低调，也不仕新朝，日常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王氏家族藏书的整理与刊刻。王宁孙从小跟随父亲王昌世读书识字，对传统的儒学经典也十分感兴趣。王昌世为了培养他，还专门聘请了当地庆元路最有名气的赵山心等先生讲授经文，并且专攻《春秋》《诗经》等。王宁孙尤其认真，他昼夜苦读，潜心研究儒学义理。元至正三年（1343），王宁孙开始离开家门，出去游学，并随后担任了短暂的庆元路郡学斋长，为当地的幼童讲学辩经，训导弟子要努力学习。当时浙东还有两户望族，一个叫邵氏，另一叫梅氏，他们都十分仰慕王宁孙的才学，尤其对王宁孙的出身十分敬佩，于是纷纷要求他担任本族的家塾教师，但是不久王宁孙就毅然辞去了这份差事。在王宁孙的时代，元朝政府已经开始恢复科举考试，虽然南方的汉人参加考试有许多严苛的限制，而且要比蒙古人多参加两科考试，此外在录取名额上也比蒙古人与色目人要少得多，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南方的汉人高中魁元。正当许多人想借机走向仕途的时候，王宁孙还是秉承其父亲的遗训，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没有去谋求一官半职。他闲散悠然，经常在浙江省内进行游学。有一次，王宁孙来到西湖钱塘游学，当时的江浙行省地方官闻知后，派人将王宁孙请到府上，与其探讨儒学精要，并且表示愿意举荐王宁孙出任白鹿书院的山长。但是他婉言谢绝，并毅然辞疾东归。

长子王厚孙却与王宁孙的性格迥然不同，一直都怀揣着入仕的信念。王厚孙从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才思敏捷，聪慧好学。王厚孙10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论语》《孟子》《诗经》等诸多儒学经典篇章。王厚孙尤其受祖父王应麟的影响最大，很早就钻研祖父所编撰的书籍，习书义，兼学辞赋文章，成绩斐然。王厚孙由于对祖父的言辞义理有十分深厚的研究，乡邻之中每每谈及其祖父之时，都要向王厚孙请教当中的微言大义。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政府诏告天下，准备重开科举。当时的王宁孙对科举抵触情绪十分大，采取消极的态度来应对。而王厚孙则是抱着积极入仕的心态，曾先后三次参加了江浙行省组织的乡试，可惜均名落孙山，当然这当中不乏政治因素的影响，并不全然是王厚孙缺乏才学所致。王厚孙为此十分惋惜，曾感叹人生得失有命，旋即也就放弃了科举入仕的道路。但是科举的不顺畅，并没有影响王厚孙对学术研究的诚挚与热爱。

王厚孙一生都以维护南宋的学术传承为己任，对元代盛行的程朱理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王厚孙在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从小遍览史书，对《春秋》的编年体例十分推崇。他对杜佑在《通典》里所阐述的“史学三长”也十分赞许，认为编纂历史最重要的便是注重年代的考据与人物的归类。此外，王厚孙还认为历史叙事贵在详细而不应繁琐，修辞要言之有物，不能过于从简。他提倡应当独立修史，而不应该集体修史。因为独立修史，可以窥见史学家的见解，对史实的保留也较为彻底；而集体修史，由于要兼顾各家喜好，未免平淡无奇，而且会因为各种因素，使得历史无法展现本来的面目。当时，元政府在时隔几十年以后，开始组织国史馆，编修《辽史》《金史》与《宋史》，但是关于“三史”在体例上的协同问题则争执不休。当时有人认为应该以《宋史》为正统，其他史则以《宋史》为参照。这个提议很快就遭到了契丹与女真官员的强烈反对，于是又有人提出应该“三史”同为正统，互不隶属，这场有关应立谁为正统的争论，很快就在全国知识分子范围内展开。当时浙东学派领军人物杨维桢上疏朝廷，要求立“宋史”为纲，并撰写有《正统辩》及《宋史纲目》，而另一个叫陈桱的人也撰写有《通鉴续编》，认为应当坚持以宋史为正统，以辽史与金史为附的观点。王厚孙随即也参与到这场争辩中，他的立场在当时来看还是比较客观的。他既反对元政府将三朝均作为正统的做法，又对杨维桢等人一味强调立宋史为正统的主张颇有微词。王厚孙认为国史编撰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其目的在于明得失，教化后人，将谁立为正统或不立为正统，无疑从一开始就带有主观上的偏见，这样的史书编写出来，也就不能客观翔实了。

王厚孙本人还十分积极地参与地方志的编撰工作。元延祐七年（1320），其父王昌世的好友袁桷受庆元路总管马泽的命令，开始主持编修《延祐四明志》。袁桷十分钦佩王厚孙的才学，而且两家本就是世代故交，于是便邀请王厚孙撰写了其中的两个章目，主要涉及的是有关宗教方面的内容。此书随后在至治元年（1321）刊行出版。进入元末至正年间，有人向朝廷重臣佥宪沙木斯鼎进谗言，说此书有谋逆之意，要毁其版。王厚孙知道后，立刻见了庆元路总管王元恭，他认为袁公本为中朝名臣，对元朝也是忠心一片，书法更是高古，他编写的这本书不可毁其版。随即向佥宪沙木斯鼎陈奏实情。佥宪沙木斯鼎闻讯后，也十分赞同他的看法，命令将此书与旧志一并刊刻。后来，王厚孙还与徐亮一起合作，负责纂修了《至正四明续志》12卷，并于至正二年（1342）成书。王厚孙在编写时候遵循了袁桷的体例，只是在内容上补充了延祐年以后庆元路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内容，而本书中价值最大的当数有关元代宁波河渠及市舶司往来、贸易的记载，这些都弥补了《延祐四明志》中的缺失，这对于我们了解元代宁波的水利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

王厚孙还积极投入其祖父王应麟著作出版活动中。在王应麟的诸多作品中，以《玉海》的成就最大，但是历经辗转，到王厚孙的时代曾一度失传。《玉海》这本书的刊刻还颇有一番曲折。王应麟过世之后，《玉海》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个是王应麟死后，其王氏族人纷纷争抢《玉海》的作品所有权，于是在辗转抄录中，到王厚孙的时代已经残缺不全了。还有一个版本，是王昌世在其父亲过世后，将《玉海》整理成册的版本，但是官府旋即便将书稿收了去，虽然准备刊刻成书，但是出于经费等种种原因，而没有刊印。此后几经人手，有的部分已经残缺不全，而且散佚之处颇多，后来在传抄的过程中又增添了讹舛之处，所以也很不完整。至顺元年（1330），与王家世代交好的牟家牟应复担任浙东都司一职。他在庆元路寻访好友之时，结识了王应麟的孙子王厚孙，对王厚孙十分崇敬。于是聘请王厚孙担任家庭老师，为其府上二子教授经书，如此两人也便成为好友。后来牟应复在得知《玉海》早已散佚之事后，感到十分的惋惜，他表示将倾其财力资助《玉海》的出版。王厚孙与王宁孙两兄弟得知后，十分感激，表示将访求遗逸，重新整理与校编《玉海》。至顺三年（1332），国子监博士赵承德将刊印《玉海》的公文呈给皇帝，随即便得到了批准。后来朝廷下令庆元路开版，元统二年（1334）五月，庆元路核算《玉海》刊印的成本，共计花费763．65锭银两，并要求由浙东七路儒学分摊刊印。但是由于刊刻的费用十分庞大，经费问题一直都无法落实，后来牟应复也被调任他处。直到（后）至元三年（1337）的时候，一个叫也乞里不花的地方官才重新主持这项工程。如此又过了三年，直到（后）至元六年（1340）四月，《玉海》才与其他几部书正式由庆元路儒学刊印出版。后来在元朝灭亡前夕，当时叫阿殷图野堂的人担任庆元路总管，他聘请王厚孙重新校勘《玉海》，前后一共花费了四个月的时间，才将《玉海》校勘完毕。可见，王厚孙对其祖父《玉海》的出版是呕心沥血的，也从此奠定了四明王氏家族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17]

七、四明王氏的历史功绩及影响

元朝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政治出路的时代。四明王氏作为儒学世家，恰逢宋元易代之际，作为将儒学正统奉为圭臬的知识分子，认为应当只能忠于一个朝廷，而宋元易代并非简单的汉族政权更迭，而是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转移，因此依照当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来看，这便是亡了国。所以出于思想的本能，当时的儒士是不可能为异族政权服务的，于是他们便选择做了遗民。王应麟、王昌世就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遗民的生活，远离官场。而这样的心态，在元代中后期的时候，也悄然发生了变化。随着统治的日益稳固，儒士阶层迫于生活压力，思想上开始慢慢转变，王厚孙与王宁孙的短暂出仕便是鲜明的例证。然而遗民的气节，影响了当时元朝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得这种合作是十分有限度的，于是更多的人选择了著书立说，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四明王氏后来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斐然成就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然在四明王氏的派系中，王应麟是无可厚非的领军人物，他的后裔大部分时间也主要从事对王应麟作品的校编与出版工作，本人的学术成就与王应麟相比逊色许多。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与当时整个的政治与文化环境有关外，更重要的在于遗民的心态使他们缺乏必要的学术交流，所涉猎的范围也就日渐缩小。但是无论怎样，在元朝这样一个不重视文化与教育的时代，浙江仍有像四明王氏家族这样坚持学术研究的世家，可谓十分难得。他们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延续了浙江作为全国文化大省的地位，他们的历史功绩也将激励着浙江后世的文人在学术研究与图书刊刻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注释】

[1]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十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68—869页。

[3]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4]周生春、孔祥来：《宋元图书的刻印、销售价与市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5]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9页。

[6]周德清：《中原音韵》，《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19页。

[7]《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95—2496页。

[8]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1—262页。

[9]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9页。

[10]http：／／www．shigeku．org／shiku／gs／qysq／s071．htm。

[11]范居中：http：／／www．shigeku．org／shiku／gs／qysq／s072．htm。

[12]萧德祥：http：／／book．zi5．me／books／read／2251／145。

[13]钱南扬：《戏文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

[14]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光绪）《杭州府志》卷一六。

[15]《两浙金石志》卷一五，《〈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碑〉按语》。

[16]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

[17]韩震军：《〈玉海〉庆元路刊本刻成时间误解订正》，《辞书研究》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