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于上游，湖州崛起

第六章　明代：居于上游，湖州崛起

第一节　明代浙江出版业概述

一、明代浙江概况

元朝末年，由于统治者的荒淫无道与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元朝统治者奉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分化政策，长江以南的原南宋管辖的汉族人民被视为四等人中最下等的“南人”，长时间受到严重的剥削与压迫。这种畸形的政策使得各族人民不堪压迫，农民起义很快风起云涌。1351年，刘福通领导的农民军在安徽颍州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头巾，称为红巾军。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数万人，各地农民纷纷举兵响应。这时江浙行省的杭州、婺州、衢州、庆元、台州等地也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浙江境内以台州黄岩人方国珍所领导的佃农和渔民起义影响最大，曾一度攻占了庆元、温州、台州三路。后来张士诚所带领的起义军也陆续南下，攻占了浙江重镇杭州。朱元璋所带领的李文忠、胡大海等部也陆续由安徽境内攻入浙江的建德路，旋即将建德路改为严州府。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朱元璋攻下了婺州、衢州等地。此时的浙江被农民军三分天下，一段时间内饱受战争摧残。直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一举将方国珍与张士诚等部尽数扫平，浙江全境为朱明王朝所控制。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的封建统治，明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杀戮专权功臣，废黜丞相，建立厂卫特务机构等。在文化方面，朱元璋为了加强对儒生阶层的控制，采取八股文的方式选拔官吏，并且在全国大兴文字狱，使得思想方面日益禁锢。在洪武年间（1368—1398），这些政策对浙江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不利影响。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采取大臣的建议，开始着手“削藩”。卫戍北部边境的燕王朱棣听闻风声，立刻起兵南下，发动了长达三年的内战，史称“靖难之变”。1402年，燕军攻占南京，朱棣获胜，1421年迁都北京，是为明成祖。虽然政治中心由南方向北方转移，但是江南地区始终是明朝重要的经济命脉所在。因而有明一代，明王朝对浙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采取了较为严密的控制。

明朝建立以后，浙江的行政区划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明朝将元代的地区行政机构“路”改为“府”，从元代江浙行省中析出了浙江省与南直隶的部分区域，从而奠定了现今浙江行政区划的大致版图，共设置有11个府。明确了各地之间的行政规划区分，自元末农民战争之后，明代浙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相较于前代，进入了飞跃式发展阶段。

就经济领域而言，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技术的提高，单一的稻作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蚕桑、棉麻为主的经济作物种植业与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浙北的杭嘉湖地区为例。杭嘉湖地区，不仅是浙江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植桑饲蚕的著名区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明代以降，植桑更为普遍，几乎人人皆种植桑麻，户户养蚕，蚕桑种植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逾越了稻作经济，成为杭嘉湖地区主要的税赋来源。据明代天启年间所编撰的《海盐县图经》所载，海盐已是“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矣”。与此同时，在湖州府则是“计无不悉，尺寸之堤，必树之桑；环渚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1]。杭州府城东北的笕桥一带，历史上就称之为“茧桥”，是浙江重要的蚕桑丝茧的生产中心，故以茧名。由于大面积种植桑树，当时种植桑树的旱地农田总亩数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崇德县为例，据明代万历年间所编撰的《崇德县志》和张履祥所撰之《补农书》的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旱地桑田的总数达162　323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15．66%。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旱地占总耕地数量的26．72%。

农业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变革。浙江境内的许多农村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迅速解体，社会阶层产生了分化。明代中后期，浙江地区出现了经营地主、士绅、新式富农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由以往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转化为雇佣关系，资本主义萌芽就此产生。在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刺激下，一些地主改变了原有的经营生产方式，采用奴婢、雇工来经营土地，以牟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地主中也有一部分人，凭借雄厚的资本，开始将经营中心向城镇转移，城镇化也因此在客观上得到了进一步推动。他们大多为地方上有权势的或科举及第的绅衿，家富千金之产。譬如，湖州府双林镇的茅氏父子、南浔镇的董汾等，皆拥有数万亩土地，本身也是官宦世家，其后皆移居于城镇之中。这些士绅地主为了在经济上保证地租的实现，以维持他们居住城中所需，开始推行货币地租。货币地租的出现，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发展。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是封建地租形态最重要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农业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

随着浙江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大量的富余商品需要在市场上出售并交换，以城镇为中心的市镇经济迅速崛起并繁荣起来。明代以后，尤其是在浙江等沿海地区，一批自发地由于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中、小城市勃然兴起，呈现出一派鼎盛繁荣的景象。明代以前，浙江的市镇数量还相对较少。以嘉兴府为例，宋代时有记载的市镇仅有4个，规模也不大。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日益扩大，明中叶的市镇已达33个之多，比宋朝时增加了近8倍，这些市镇主要有乍浦、当湖、新丰、新城、魏塘、斜塘、濮院、石门、风泾等，如乍浦、濮院等市镇不仅成为嘉兴地区重要的市镇中心，进而发展为浙北乃至整个江南地区重要的商品物流与经济贸易中心。此外，湖州的市镇也发展到了31个，杭州的市镇也增加了近10个。^[2]有的市镇是单一性市镇，有的市镇则为综合性市镇。以湖州的南浔为例，在南宋时期，南浔仅为一个普通的江南村落。明代以后，随着丝织业、棉纺织业的发展，南浔成为了丝绵等产业的重要商品交换与物流场所，地位进一步提升。到明代中叶时，南浔已经成为江南著名的五大巨镇之一，市镇南北袤5里，东西广3里，与府城（4×6里）已不相上下。

浙江的手工业在明代初期，还处于手工作坊式的生产阶段，工艺水平相对低下。早期的手工艺人，大多为满足自身日常生活所需而进行生产，或出卖劳动力帮助富户绅衿进行生产，以维持生计。但是随着手工艺人的增多与商品生产数量的递增，手工艺商品市场交易异常活跃。以商品性较强的丝织业为例，它的生产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为交换后缴纳赋税，囿于官府与官营手工业的严格控制和束缚，民间的丝织业交易量相对较少。直到成化二十一年（1485）将徭役制改为货币税以后，民间私营的手工业才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之中，更促进了城镇手工业商品生产的蓬勃兴旺，并带动了商业乃至整个城镇和城镇辐射区域内的农村经济的飞跃。这种城镇经济的发展，无疑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

就文化领域而言，明代浙江的文化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明初主要以宋濂、刘基等为代表，主要的活动区域以金华为中心，他们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于继承朱学，文学上有着较高的造诣，其学术源流与脉络可一直追溯至宋朝。明代中后期主要以阳明心学的崛起为代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王阳明的心学在浙江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宁波和绍兴一带，以及浙东沿海等地。据《明儒学案》所载，明代浙江共有44位哲学家，其中以山阴、余姚最多，此外鄞县、永康、会稽、临海等地也有不少著名的鸿儒，诸如刘宗周、王守仁、黄宗明、程文德、赵谦、黄润玉、张元忭、钱德洪、周莹等。从区位分布来看，浙东明显盛于浙西地区。史学与哲学一样，大抵以浙东最为兴盛。据朱仲玉先生考证，明代史学家大多集中在金华、绍兴、宁波、台州4地，著名的有宋濂、张孟兼、胡应麟、苏伯衡、宋僖、马欢、钱应充、黄润玉、戴璟、陈基、陶凯、方孝孺、王宗沐等。文学艺术方面，以杭州最为兴盛，其次为湖州、嘉兴等地。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无疑成为明代浙江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基石。

二、明代浙江出版业发展概况

明代的刻书与出版事业较前代尤为繁盛，出现了盛极一时的局面，其刻书出版中心的地位也有所变化。首先是南京的崛起。南京在明代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内府刊书颇多，书坊林立，占全国第一，私家刻书亦多。此外，另一个刻书的中心就是北京。自明代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除了北京国子监刊书外，中央有关部院亦有刻书，书坊、私人刻书亦多。此外，苏州、建宁也是当时十分著名的刊刻基地。

而浙江形成了主要以杭州为中心的刊刻基地。在历史传统上，杭州在宋元时代就是全国刻书中心，明代的杭州刊刻数量不下宋元。但是相较于前代而言，杭州的刻书名声稍逊于南京、苏州等地。

总体上看，明代浙江的图书刊刻，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的局面。万历以后主要以湖州为中心。此外，嘉兴、宁波、绍兴等地的刊刻也十分重要。究其繁盛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文化荟萃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是明代浙江刊刻兴盛的原因。明代的浙江孕育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余姚人王阳明就是其一，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此外，明末的黄宗羲也是著名的思想家，是浙东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湖州人凌濛初是当时著名的话本小说家与刻书家。他所刊刻的《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都是享誉文坛的著名之作。此外，浙江的南戏发展也很繁盛，诸如宁波鄞县的屠隆、绍兴的徐渭及杭州的高濂等都是著名的艺术家。

明代浙江的出版事业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藏书热。这一时期的出现是各种藏书机构和许多藏书家促成的结果。嘉靖以前，著名的藏书处有开一代风气的宋濂“青萝山房”。当然最著名的是号称“江南书城”的范钦的天一阁藏书楼，此外，嘉兴项元汴的天籁阁，项笃寿的万卷楼，都是堪称与天一阁南北对峙的著名藏书阁。浙江兰溪的胡应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而且是一位闻名于世的藏书家。他对刻书业十分热衷，在其《少室山房笔丛》一书中对此有大量的史料记载。

书院的发展及教育事业的发达，都是浙江刻书业在明代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诸如杭州的西湖书院、万松书院，嘉兴的宣公书院、东湖书院，湖州的安定书院、长春书院，还有宁波的南山书院、镜川书院等，都是当时较为著名的书院。由于教育事业的发达，书院比比皆是，这在客观上也大大刺激了图书的需求量。

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知府陈柯刊本《武林旧事》6卷

第二，经济上的繁荣，为刻书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持。明代建立以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恢复措施。譬如明代政府采取移民垦荒、兴修水利等措施，使得浙江的经济迅速从元末明初的战乱中恢复起来。在手工业方面，杭嘉湖地区的丝织业迅速兴起，当时的浙江是全国闻名的桑麻种植基地，产品十分丰富。手工业与商业的发达，带动了市镇的兴起。浙江的西塘、濮院、乌镇、南浔等地都因为经营丝织业而成为当时著名的市镇，并在明代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方式。

当时的杭州也是仅次于北京、南京等地的全国第四大都会。到万历年间，杭州的商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兴起，他们对文化生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客观上刺激了市民文学的产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明代浙江出现了一系列的拟话本小说及长篇章回体小说，包括戏曲书籍等。与此同时，浙江的书坊也十分兴盛。当时杭州的镇海楼、涌金门等地都是较为集中的书肆场所。后来在浙江的湖州，还产生了“书船”这一流动售书场所，即便是一叶扁舟，内装若干书籍，也可以沿各州县兑卖。这些书籍无疑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对开拓图书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二节　明代杭州坊刻与版画

一、明代杭州刻书业地位

杭州出版业的发展时至明代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基础。宋元时代的杭州刻书业已经著称于世。南宋定都后，杭州的国子监刻书独步天下，北宋时期国家重要的官刻史书大多都在杭州开雕制版，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叶梦得曾赞誉道：“今天下刻书杭州为上。”南宋时期，杭州作为全国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中心，刻书业十分兴盛，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的全国刻书业系统。元代虽然将政治中心迁往北京，但是仍旧将许多重要的图书交由杭州路刊版印制。此外，杭州的西湖书院也成为闻名一时的刻书业基地，《玉海》《元文类》等鸿篇巨制均在西湖书院进行刊刻。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以后，为了巩固应天（今江苏南京）的文化地位，强制将西湖书院的书版与碑刻运至南京。洪武八年（1375），明政府以行政命令将杭州西湖书院中所藏的宋元旧版共计20余万书版全部调往南京国子监。这一事件对杭州的刻书业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从此以后，南京取代杭州成为全国的出版业中心，但是南京国子监的藏版并没有流传于世。朱元璋死后，他将皇位传予朱允炆。建文帝朱允炆由于削藩，引起了诸位藩王的激烈反抗。位于北京的燕王朱棣旋即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历经4年的靖难之役，南京最终被朱棣的铁骑所攻破，而藏于南京国子监的书版也尽数被毁。明代中期以后，南直隶的苏州与常熟的刻书逐渐兴起，而福建的建宁书刻也长盛不衰，相比之下，杭州的刻书业地位经历这一浩劫已不如往昔。

明代中后期逐渐形成了北京、南京、建宁、苏州与杭州等几处刻书业中心，杭州虽不如宋元时期成为全国刻书业的中心，但仍旧是全国重要的刻书与出版业基地之一。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持异议。明代学者陆深就认为“今杭州绝无刻”，谢肇淛也说“今杭刻不足称矣”。毛春翔在《古书版本常谈》中也认为“有明一代，杭州刻书业，凋敝不堪，无足称述”。这一对比是建立在纵向对比之上的，不过此时的杭州刻书业依然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二、明代浙江坊刻

明万历杭州书坊王慎修刻本《三遂平妖传》

明代杭州的坊刻远逊于宋代杭州的坊刻，但是其为数也不少。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一书中对杭州的坊刻有较为明晰的记载。胡应麟生于1551年，卒于1602年，祖籍浙江兰溪，是明代浙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藏书家。他从小便对中国传统的儒学十分钟情，喜爱藏书，并随父亲胡僖在全国宦游。他的足迹遍及北京、南京、苏州、山东、河南等地。每到一地，便四处搜集图书，一生藏书三十载，对各地藏书、刻书情况也颇为熟悉。在他看来，明代海内刻书业中心主要有四地，分别为“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所谓“燕市”，指的是当时的京师北京；所谓“金陵”，指的是南直隶首府南京；所谓“阊阖”，指的便是当时的苏州，而临安指的就是杭州。可见胡应麟十分肯定杭州在当时刻书业内的重要地位。

当时的杭州不仅是刻书业的基地之一，而且也是全国重要的藏书基地。明代杭州的藏书事业在全国都名列前茅。关于杭州书坊经营销售书籍的情况，胡应麟在他的书中也认为，“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从胡应麟的笔下，我们依稀可以窥见当时杭州坊刻的情形。明代杭州无论是通衢大街还是委巷小里之中可以说是书肆林立，而且当时从全省各地赶赴杭州的举子也十分多，为了满足这些读书人的需要，杭州许多流动书摊也专门兜售相关的应考书籍。此外，明代杭州的佛教事业也十分兴盛，当时从岳坟到昭庆寺的这段道路，游客如云，这里有许多僧人在路边向游人兜售梵书。由此可见，杭州的民间售书是十分盛行的。目前可考的明代杭州书坊有20余家。

明胡文焕格致丛书本《方言》

“文会堂”作为当时杭州坊刻的代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创办人胡文焕参与刻书近百余种，尤其以刻丛书闻名。胡文焕，字德甫，号全庵，浙江杭州人。他深通音律，尤其擅长词曲，堪称多才多艺之人。此外，他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书商，府上有文会堂，主要为藏书刻书之所。他设总店于杭州，在金陵设分店“思莼馆”，当时在版刻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丛书刻有“百家名书”154种，“寿养丛书”等。“寿养丛书”为我国古代养生保健及气功导引的丛书，共34种，计68卷。内容涉及养生保健、延年益寿的饮食、起居、调摄和情志的修养及禁忌等，以及气功及养生学中的呼吸导引功法、常用的食疗药物等，另外也讲述了养生的基本理论，以及关于宇宙万物、五运六气与人的生理、病理变化关系。最有名的为制版技术优良的“格致丛书”329种，保留了大量的孤本珍本书，流传至今，为现代文化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单本刻有《会文堂琴谱》《新刊寸札粹编》等。在技术上，他延续了宋版书双线鱼尾的传统，上版细致精美，产品在当时图书市场很受欢迎。

钱塘的清平山堂也是当时十分著名的刻坊，由洪楩创立。洪楩，字子美，杭州钱塘人，曾担任过詹事府主簿一职。他十分有才学，藏书无数，并且精通刻书。他居住的地方名为仁孝坊，在当地俗称清平巷，于是他将自己的书坊命名为清平山堂，所刻的书也都署上“清平山堂”。洪楩善于经营书坊与从小的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洪楩的祖父名为洪钟，原本是明代成化年间的进士，曾担任过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这在当时的明政府是职位较高的官员。洪楩的父亲名叫洪澄，官至中书舍人。洪楩的儿子洪瞻祖，是万历进士，官至右都御史。可见，洪氏家族四代都是书香门第，乡绅阶层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经济实力使得清平山堂所刊刻图书的质量也十分精良。

《清平山堂话本》就是清平山堂在明嘉靖年间刊印的话本小说。《清平山堂》原名为《六十家小说》，今存有29个篇目。本书收录的都是明代时期在江南地区流行的话本小说，主要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张子房慕道记》《西湖三塔记》《合同文字记》《蓝桥记》《洛阳三怪记》《花灯桥莲女成佛记》《错认尸》《董永遇仙记》《汉李广世号飞将军》《李元吴江救朱蛇》等篇目。清平山堂话本在宁波天一阁等地均有收藏。清平山堂还刻有《蓉塘诗话》《六臣注文选》等文学典籍。除了文学著作外，清平山堂还刊刻医学书籍，洪楩刊刻的《医学摄生类八种》就是当中十分重要的一本。本书刊刻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含有八种医书，分别为《医学权舆》《寿亲养老新书》《食治养老方》《太上玉轴气诀》《陈虚白规中指南》《霞外杂俎》《逸游事宜》《神光经》等。

《清平山堂话本》序目

武林书林徐象橒曼山馆也是明代杭州较为有名的刻坊。关于这个刻坊的主人，现有的史料记载较少，只知道曼山馆的主人叫徐象橒，字孟雅，浙江钱塘人，生卒时间不详。在所有刊刻的图书中，以《国史经籍志》最为有名。本书共6卷，由明代史学家焦竑编撰而成。目前尚存的是武林书林徐象橒曼山馆万历间刊本，书侧印有“曼山馆”的字样。除了刊刻史学类书籍外，还刊刻有《唐荆川先生纂辑武备前编》《古诗选九种》《东坡先生尺牍》等书籍。

《唐荆川先生纂辑武备前编》共计6卷，由明代散文家、儒学大师、抗倭名将唐顺之编撰，纂辑于明代嘉靖时期。当时，明廷武备废弛，军队养成懒惰散漫的习性，一旦有战事，将士们蒙头缩项，胆战心惊，毫无战斗力。唐顺之有感于此，为振兴武备，广搜博采，从历代兵书及其他史书中辑录对武备有所禆益的资料，内容包括将帅选拔、士卒训练、行军作战、攻防守备、计谋方略、营制营规、阵法阵图、武器装备、人马医护等等，“一切命将驭士之道，天时地利之宜，攻战守御之法，虚实强弱之形，进退作止之度，间谍秘诡之权，营阵行伍之次，舟车火器之需，靡不毕具”（吴用先《武编序》），由此编纂成《武编》一书。后来唐顺之抗倭和巡抚凤阳期间，多得力于该书。明郭一鹗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得是编熟之化之，天下无就敌矣！荆川先生熟而化此，以南剿倭，北创虏，十用其七八。”荆川先生即唐顺之，荆川是唐顺之的号。

《国史经籍志》

然而这本书问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刊刻发行，只有抄本传世，为南京焦竑所收藏。焦竑对这部书非常珍爱，经常有一些人向他索要藏本刊行，他都以“兵阴道也，乃阳言之乎？危道也，乃安谈之乎，非其时也”为由，拒绝刊印。到了明万历戊午年（1618），后金政权起兵反明，明军损兵折将，连连败退。这时，他才认为是刊印此书的时候了。于是将抄本拿给徐象橒曼山馆雕版印行，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刻而成，方使这部沉睡多年的兵书得以广泛流传。该书是半页10行本，每行有20个字，白口，上下单边，左右双边。

《东坡先生尺牍》是武林书林徐象橒曼山馆刊刻的重要古籍，由宋代著名诗人苏轼撰写，明代学者焦竑批点而成。本书刊刻于天启元年（1621），同样是半页10行本，每行18个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下方均刊刻有“曼山馆”三字。

曼山馆刊刻的还有《国朝献征录》120卷、《钜文》12卷等。

作为当时全国印刷技术先进地区的传人，徽人在浙江地区设立的书坊往往有较好的声名，除前文所述的“文会堂”以外，万历年间的“容与堂”也是这类机构的代表之一。“容与堂”的图书以小说杂话为主，其品种繁多，受众面广，多在卷首加入连页或单面形式的插图，画工技艺高超，且也从徽州聘请。主要图书多注明“李卓吾先生批评”，如当时流行的《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等。

除了有名的坊刻外，还有不少失名的书坊。《牡丹亭还魂记》就是当时杭州武林一个失名书坊于万历年间刊刻的。本书共2卷，由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编撰而成。本书并未署名刊刻者，仅留有武林的字样。本书框高20厘米，广14厘米。本书中署名的刊工有黄德新、黄德修、黄一楷、黄鸣岐、黄瑞甫等人，版画插图十分精美，是明代《牡丹亭》坊刻本中质量较为上乘的本子。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牡丹亭还魂记》插图

《水浒叶子》也是由当时杭州的失名书坊于崇祯年间刊刻的，它由明代艺术家陈洪绶画，黄君倩刻图而成。本书框高18厘米，广94厘米。“水浒叶子”本是一个酒牌名。所谓叶子，又称为酒仙谱，是古代博彩游戏器具，相当于后世的骰子格或升官图之类。这类游戏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欧阳修在《归田录》中就曾经记载过这种游戏。据欧阳修称，这类游戏在唐代的时候十分盛行，每逢士人宴请聚会之时，便盛行玩叶子格。五代的时候，这种游戏依旧在江南等地流行，直到宋代以后，才有所消沉。叶子戏在明代的时候较为盛行，尤其在当时的江南很盛行，它类似于一种斗纸牌，始于明万历末。

这本书中插图的作者陈洪绶是浙江籍的著名画家。他生于1599年，卒于1652年，为浙江诸暨人，尤其擅长绘画山水与人物，他与名扬北方的画家崔子忠，并称为“南陈北崔”。正是由于他参与了本书绘画，因此《水浒叶子》一书的身价倍增，而且本书对明代所刊印的《水浒》一书的插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顾志兴在《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一书中所统计，明代杭州的书坊大约有20余家，所刊之书涉及文、史、医、话本等多种艺术形式，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十分丰富的。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也认为，杭州明代书坊可以考证的有24家。但是这些统计与明代文学家胡应麟在书中描绘的杭州当年书肆的繁华盛景还相距甚远，可以推知，当时杭州民间的书坊应在20余家之上。然而明代杭州书坊与宋代杭州书坊相比还有所不同，因为明代杭州的民间书坊无论从数量还是名声上，均与宋代杭州书坊无法相比。但尽管如此，明代杭州书坊在全国刻书业中仍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迭经元明，杭州的刻书盛况已逐步被徽州、苏州两地所取代。在目前遗存的明代前期传本中，杭州书坊所刊刻的书，其数量已经很少，见于著录的有武林坊间所刊刻的明代杨尔曾所著《东西晋演义》12卷，共50回。前有附图，刊印精细。武林书坊人文聚刻杨尔曾撰《新镌批评出相韩湘子》共30回。有天启三年（1623）烟霞外史序和精图16页，前封面题“武林人文聚藏板”。杨尔曾，字圣鲁，号雉衡山人，浙江钱塘人，著名的小说作家，有不少传世作品遗存。万历四十八年（1620），武林藏珠馆刻《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8卷。前有附图，版心下镌刻“藏珠馆”三字。眉栏刻评。

杭州书坊刻书比较著名的是前文所述的容与堂，刻印戏曲、小说很多，如元代施惠所撰、明代李贽所评《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2卷，版心下刻“容与堂”三字，共有图20幅，甚为精美。^[3]还有明代高明所撰《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2卷，有图10幅。两书为同时所刻，都半页10行，每行22字。此外，万历年间还刊刻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100卷，共100回。卷七、卷八的版心下间刻有“容与堂藏板”5字，刻印俱精良。

明朝杭州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100卷

杭州李氏刊刻有《月露音》4卷。每卷首所题辑者不同，卷一题“沛国林虚子汉瞻父辑”，卷二题“西方美人浮筠氏辑”，卷三题“武襄王孙凤章甫辑”，卷四题“西湖小谪仙房陵氏辑”。字体写刻，书写自然，半页10行，每行22字。四周单边，白口，单线鱼尾，有插图16页，刻印极其精美。在封面右下角钤一朱文长方印，文曰：“杭州丰乐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八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此书传世甚稀，只有国内部分图书馆藏有全帙，大多传世的均为残本。雕版印书事业的发展，使得杭州成为明代刻书业的重要地区之一。

三、明代杭州版画

版画艺术的创作与绘画艺术的发展休戚相关。明代的画坛主要分浙派与画院派两个重要派别。明代绘画中的浙派从戴进、吴伟开始，至谢时臣、蓝瑛而终。

明代前期的绘画，尤其是山水画，以画院派为主，主要以南宋画院的马远、夏珪的画风为代表。戴进是这一时期画坛的中心人物。戴进字文进，浙江钱塘人，因而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画派就称为“浙派”。戴进的山水画采前代诸名家之长，追随李唐、马远的画法，长于神像、人物、走兽、花果、翎毛。他表现神像的威仪、鬼怪的勇猛，在衣纹及色彩处理上的熟练程度可以与唐宋诸大家相比。他尤其精于临摹古画，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戴进用斧劈皴画水墨淋漓的山水，画人物用铁线描，间而用兰叶描；他又稍变兰叶描，创造了蚕头燕尾之法，行笔顿挫有力，丰富了人物画的水墨表现技法。戴进以后，吴伟和陈景初更提升了戴氏的影响，特别是吴伟以健壮奇逸的笔墨风格成为当时非常引人注意的画家之一。蓝瑛是承袭浙派画风的另一位重要代表。蓝瑛，字田叔，浙江钱塘人。虽然他被称为浙派，但他的画风与前代浙派画家迥然有别，更接近黄公望等人。他的山水画早年秀润，晚年苍劲，并擅长做人物写生。蓝瑛之后也有一些追随者，但没有很显著的表现。谢时臣，字樗仙，苏州吴县人。他的画风得到戴进和沈周两位画家的笔意，虽属浙派，但早已远离了浙派本来的面目。蓝、谢二人的出现，表明曾风靡一时的浙派，最后逐渐被“吴派”所压倒。

版画艺术的发展与印刷术是密不可分的，随着印刷技术的革新，版画逐渐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传播载体。版画这一艺术形式在中国起源甚早，早在汉末晋初之时，版画就已经出现。经过唐宋时代的工艺发展，版画在明代万历年间前后的100年左右时间，达到了高峰鼎盛的时代，成为中国版画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

明代的版画艺术与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图书出版业得到全面快速的发展，在全国主要的城市中出现了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的盛况。作为全国重要的刻书业基地，杭州的版画技术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综观明代杭州的版画业，无论是艺术风格还是刊刻品质，在当时都堪称上乘。

明万历七年刻本《西湖志类纂》插图《雷峰夕照》

明代杭州版画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首先，明代杭州的版画无论形式样式还是品类，都远胜于宋元时代。宋元时代的版画主要是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等几种，但是明代杭州的版画已经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版画形式的丰富，为刻书家与画家的创作提供了选择余地，推动了刻书业的发展。当时杭州的版画品类也十分丰富，不仅有规模较大的官刻、坊刻，而且还有大量的民间书肆刻坊。在插图方面，版画的应用也十分广泛，遍及经、史、子、集、工、小说、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与种类。此外，明代杭州还出现了雕版民间年画，并且在工艺上比以前更为精湛。

其次，明代的杭州版画名匠也是群英荟萃，创作队伍日趋专业化，尤其以浙江籍的陈洪绶与徐渭最为有名。而在当时活跃在杭州地区的徽州籍工匠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赵万里在《中国版刻的发展过程》中说：“徽籍刻工在徽州、杭州、吴兴、苏州、南京等地镌刻的木刻画，特别是戏曲、小说的插图，具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时代风格，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他们独特的刀工和别出心裁的设计风格对当时浙江地区版画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明代杭州的版画深受徽派艺术的影响，不过据部分学者后来考证，杭州的版画与徽州的版画并不完全相同，在创造中刻工们汲取了杭州本地的元素，具有杭州乡土本色，因此可自成一体。总体来说，杭州的版画在明代是首屈一指的。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博古堂刻本《元曲选·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博古堂刻本《元曲选·六使私下瓦桥关》

当时在江南地区，活跃着许多著名的版画家，诸如唐寅、仇英、丁云鹏、汪耕、蔡冲寰、何英都与陈洪绶、徐渭等齐名，名扬于明代的版画界。他们不仅参与版画的创作，而且为版画设计画稿。专业水平的画家参与版画创作，大大提升了版画艺术的水平。明代杭州地区从事雕版艺术的匠师不仅比以前大大增加，而且技艺超群。活跃在杭州的版画工匠，采取父承子业或兄弟相传的方式延续技艺，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钻研刻画技艺，使得工艺水平延绵不绝。

此外，明代杭州的版画在技法上也突飞猛进，渐臻精良。早期的杭州版画技术相对粗浅简朴，格调也相对单纯。但是自万历年间以后，杭州的版画技术异军突起，水平有所提升，而且一改前风，十分讲究绘画技术的精细，做工也讲究精益求精，逐渐由稚嫩的水平向精丽繁缛的方向发展。从流传至今的陈洪绶所绘的《牡丹亭还魂记》中的画版，就可见一斑。

从时段上看，明代的杭州版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在洪武至隆庆年间。这一时期的杭州版画处于初创阶段，所刻版画数量也相对较少，品质也十分粗劣。这一时期最为有名的当数杭州众安桥杨家书坊在洪武年间所刊刻的《天竺灵签》，这本版画使用的是厚黄纸双面印，人物描绘相对简单。第二阶段主要是万历年间，这一时期是杭州版画最为繁荣的时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当时寓居杭州的徽工黄彬、黄端甫等人合刊的《青楼韵语》共有20余幅画，本系张梦征所绘。画中的山水人形及人物离愁伤感之情，无不刻画入微。黄氏一门还刊刻有《南琵琶记》中的插画，此画本系汪耕所绘，对山石的点染、树木的描绘、人物的活动、背景的衬托，皆不相含混，诗情画意，相映成趣。第三阶段主要是泰昌至崇祯年间，这一时期杭州的版画处于鼎盛时期，主要以私人刻画为主。崇祯年间，项南洲为山阴延阁刻的《西厢记》的插图，为陈老莲所绘。本插图分为正、副两种，正图精雕细刻，副图简单为之。正图版式为月光型，方寸之内，所刊刻的人物形象清秀隽永，堪称明末杭州版画的优秀代表。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徐氏起风馆刻《王李合评北西厢记》插图

第三节　天一阁的藏书与刻书

一、天一阁创立

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绿荫深处，坐落着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它建于明代嘉靖末年，由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天一阁建造的具体年月，已无文献确证，据学者考证，大约建于嘉靖四十年间，即范钦辞官回家后所建。范钦生于1505年，卒于1585年，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他本是嘉靖十一年（1532）的进士，官至兵部侍郎等职。嘉靖三十九年（1560），范钦辞官返回乡里，他潜心收藏图书，并在家乡宁波筹建了天一阁。天一阁藏书最盛的时候曾多达7万余卷，且多为珍藏善本。乾隆以后，天一阁屡次遭到战火的洗礼，即便在和平时期，天一阁也遭到盗窃，散失甚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天一阁藏书进行系统的统计，发现仅遗存1．3万余卷，其中多数为明代遗存至今的方志丛刊。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屡次征集与捐赠，目前天一阁藏书已达30万卷，其中善本就多达8万卷之多。天一阁从建阁的400多年历史至今，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书文化，是一个颇具个性的古籍文献馆，其中有不少藏书成为《四库全书》有益的补充，在中国文化史与藏书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可见天一阁无疑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遗存与文化瑰宝。

天一阁藏书楼系二层六开间硬山顶建筑，它坐北朝南，前后开窗，面阔21米，进深12米。楼上原来通六间为一，每间中间用书橱隔开，书籍就放在橱里，正中刻有明隆庆五年（1571）郡守王原相立的“宝书楼”匾额。楼下当中三间连在一起，作为中厅，两旁悬挂着文人学士们题写的楹联。随着岁月的推移，书楼的建筑材料续有调换，后人在楼上的第一间和第二间各增板壁一道。阁前有一个池塘，池水清澈，游鱼可数。范钦的后人曾经在清康熙四年（1665）邀集能工巧匠对天一阁进行了整修，在池边堆筑有假山，环植竹木。1933年，天一阁维修过程中加入了旧府学内的尊经阁藏书与碑石，因而后院与书院连成一片。从今天遗存的天一阁中，我们可以看见，天一阁的假山面积虽然不大，但是造得十分精巧。山上重峦叠嶂，高峰秀出，山下茂林修竹，曲径通幽。阁中石兽出没其间，禽鸟飞鸣不绝。山后有一株数百年的香樟树，浓郁蔽空，依然显得生机勃勃。整个园林将天一阁藏书楼点缀得分外幽雅，身历其境，醉心读书，使人乐而忘返。

范钦塑像

二、天一阁冠名

藏书楼的命名非常讲究，因为其命名往往反映主人的文学修养、志向意趣。但是关于天一阁的命名由来，在范钦的著述中却没有任何描述。最早提到天一阁命名的是著名学者全祖望。清乾隆三年（1738），全祖望亲临天一阁考察，随后便撰写了《天一阁碑目记》，文中谈及了天一阁之名的由来：“阁之初建也，凿一池于其下，环植竹林，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书，而有记于其阴，大喜，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因即移以名阁。”全祖望认为天一阁是建成之后，因受碑帖《天一池记》文字的启发而命名的。后来，他在《揭文安公天一池记跋》文中还进一步阐述了天一阁命名的趣旨：“张真人龙虎山天一池，揭文安公为之记并为之书，别有天一池三大字。吾乡范侍郎东明筑阁贮书，亦取以水制火之旨，署曰‘天一阁’。而凿池于其前，双勾文安三大字，将重摹以上石，未果而卒，今其旧刻归于予。”据此，有学者认为天一阁是藏书楼建好之后命名的。

然而，弘历的《文源阁记》和阮元的《天一阁书目序》都认为天一阁的建筑上通为一，下分六间，正是取自“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从范钦刻意安排“天一地六”这一建筑结构来说，也应该是先有命名，至少是在建阁之前，范钦就阅读过《天一池记》碑拓，而不是在建阁之后。

三、天一阁藏书来源

天一阁的藏书来源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一个是范钦足迹所到之处留心收集所得的。范钦在辞官之前，曾经在湖北、江西、广西、福建、云贵等地做过20多年的地方官，足迹几乎遍及当时的大江南北。因此，他有机会收录明代当时各地的乡试录、地方志、诗文集等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第二个是向各地藏书家借阅后传抄的。据史料记载，他曾经向丰氏万卷楼抄书，又向王弇州等藏书丰富的藏书家借阅。第三个途径主要是通过购入已刊的图书。据史料记载，范钦曾经购入丰坊万卷楼及袁忠彻静思斋等藏书家散失而出的书。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说：“是阁肇始于明嘉靖间，而阁中之书不自嘉靖始，固城西丰氏万卷楼故物也。”万卷楼后来遭到过火灾，所藏之书几乎荡然无存，幸亏有不少书被天一阁所收藏，才得以传于后人。后来，丰坊由于管理不善，穷困潦倒，其碧沚园和万卷楼刻石均归范氏，他曾写道：“碧沚园、丰氏宅，售与范侍郎为业。南禺笔。”第四个途径主要是得到朋友所赠，譬如钱大昕在编《天一阁碑目》时曾见《赵圉令碑》背面有范钦手书“凤洲送”三字。

四、天一阁藏书

据天一阁博物馆馆长虞浩旭总结，天一阁藏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孤本多。如《周易要义》《论语笔解》《经义贯通》《铜人针灸经》等。二是抄本多。天一阁影宋、影元的精抄本有好几百种，为历来藏书家抄本之最。三是精校本多。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北堂书钞》等可与他本印证之书。四是明代文献多。尤以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有名。五是金石碑刻多。以宋拓石鼓文最有名。但是随着藏书数量从7万卷减至1．3万卷，天一阁的藏书变为主要是地方志和科举录。

在众多天一阁保存的珍本与善本中，尤以明代文献资料最为丰富，而在明代文献资料中，尤以地方志最为显著。明代地方志除北京故宫留存外，在其他地方大多散失殆尽，许多都流传到海外，唯独天一阁中所藏的明代方志较为齐全。经学者考证，天一阁中藏有的省、府、州、县志共计435种，这比《明史·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地方志还要多得多。近年来，历史工作者对天一阁所藏地方志进行整理与校刊，整理出了正德《姑苏志》、嘉靖《山东通志》、嘉靖《宁波府志》的原刻本，共计271种，其收藏之丰，在全国众多图书馆中也是首屈一指的。由于明代以前的旧地方志多有散失，天一阁中所存的172种地方志成为了现存最早的志书。此外，其中还有164种地方志，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及《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中均被列为仅见的孤本。

地方志之所以珍贵，主要在于它所包含的资料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地方性的一本百科全书。天一阁收藏的地方志大多纂修于嘉靖年间。这些地方志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有江河水利、物产矿藏、政治沿革、赋税徭役、科举学校、民族发展、风俗习惯、人物传记、经济社会、文化史料等各个方面。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天文、地理、旱涝、气候、潮汐、社会、文化习俗等各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据杭州图书馆项真《天一阁的藏书与刻书》记载，当时天一阁仅中国本部地区方志就藏有河北的正德《赵州志》、万历《兖州府志》，江苏的嘉靖《沛县志》、隆庆《海州志》、万历《江浦县志》，浙江的嘉靖《安吉州志》《象山县志》，安徽的成化《颍州志》、嘉靖《宁国县志》、万历《太平县志》，江西的弘治《抚州府志》、正德《南康府志》、嘉靖《瑞金县志》，福建的景泰《建阳县志》、嘉靖《延平府志》，河南的正德《汝州志》、嘉靖《许州志》及《兰阳县志》，湖北的弘治《黄州府志》、正德《德安府志》、嘉靖《归州志》，湖南的弘治《岳州府志》、嘉靖《常德府志》、万历《郴州志》，广东的正德《琼台志》、嘉靖《广州志》及《增城县志》，四川的正德《蓬州志》、嘉靖《马湖府志》、万历《营山县志》等。范钦早年曾编撰有一本书目综录，然而书目已经失传。目前现存最早的旧目是康熙年间的漫堂抄本《天一阁书目》一册，以及康熙年间介夫抄本《天一阁书目》一册。此后，尚存的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天一阁进呈书目》1卷，嘉庆七年（1802）编录的《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2册，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编录的《天一阁书目》12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刘喜海编写的《天一阁见存书目》12卷，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编写的《重修天一阁见存书目》4卷，1914年廖荃孙编写的《天一阁失窃书目》2册，1928年林集虚编写的《目睹天一阁书录》4卷附编1卷，1936年杨铁夫编写的《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1册，1940年冯贞群编写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10卷。这些书目分别反映了各个时期的藏书情况，但是舛误之处也不少。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天一阁中也有不少所藏地方志散落各地。学者多年的调查与统计，使今人能够大致了解散失的情况。这些著作有仪征吴引孙的《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吴兴张万铭的《适园藏书志》，蒋汝藻的《传书堂书目》，刘承幹的《嘉业堂明善本书目》，许博明的《怀莘斋书目》，宁波李庆城的《萱荫楼藏书目录》等。此外，在北京图书馆、上海东方图书馆、台湾省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均有不同散本的收藏。

除了地方志的收藏外，科举录的收藏同样是天一阁的特色。天一阁遗存书中的第二大特藏为科举录。诚如骆兆平先生在《天一阁丛谈》中所言，我国历代科举考试的文献，以明代保存得最完整，明以前各代已属寥寥，开科多，而所存也不及明代的1／5。现存明代科举录的80%收藏在天一阁里。明代科举录的大量存世，这不能不说是天一阁的一大功劳。范氏天一阁藏有洪武四年（1371）至崇祯十三年（1640）登科录51种，会试录38种，各地乡试录较多，约280种，共390余种，多为成化以后的。又有武举录11种，武举乡试录8种，均为嘉庆、隆庆、万历本。

五、天一阁刻书

许多人对天一阁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藏书，其实天一阁也刊刻过大量的图书。自明嘉靖四十年（1561）范钦创建天一阁肇始，他就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刻书等文化活动中来。天一阁刻书是明代私家刻书中较为卓越者，其刻书规模，我们可以从他所刻书上记录的大批写刻工人姓名中得到佐证。从现今遗存的刻本中，我们了解主要的写工有范正祥、黄瑞，刻工有戴锐、徐升、余堂、郭拱、郭良、姜培、王以才等近40人。其中仅《稽古录》一书中的刻工就有25人之多，可见当时刻书的规模。范钦过世之后，其子范大冲继续主持刻书，刻工也有所增加。

在众多的刻工中，主要以宁波本地人为主。即便是外地的刻工，也在书刻中注有明确的籍贯。譬如《关氏易传》一书的版心下就镌刻有“余姚王以道刊”之类的题注。这些刻工与本地刻工有所不同，他们大多临时受雇于个人，因此天一阁所刻各本，刻工往往不同。他们的活动情况，还可以从其他地方收藏的刻本书中得到反映。据学者考证，万历十五年（1587）刊刻的《绍兴府志》，刻工中也有王以南、王以成，并有“余姚王以道刊”一行。又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在南昌刊刻的《欧阳文忠公集》，写工有黄瑞，刻工有翟良才、余答、姜培等人。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元谕吉安刻本《文山先生文集》中，刻工中也有天一阁中的人。可知，嘉靖、万历年间，这批刻工流动于浙江、江西一带。

在天一阁所刻的书籍中，有的是经过范钦亲自校刊的，有的未经范钦校刊，还有的是范钦和范大冲本人撰写的著作。譬如《乾坤凿度》2卷与《周易乾坤凿度》2卷就是范钦校订的刻本。此外，《京氏易传》《孔子集语》等都是范钦等人校订的。

范钦亲自校订并且精心翻刻的古籍有二十余种：《乾坤凿度》2卷、《周易乾坤凿度》2卷，汉郑康成注；《周易古占法》2卷，程迥编注；《周易略例》1卷，晋王弼著；《周易举正》3卷，唐郭京著；《京氏易传》3卷，吴陆绩注；《关氏易传》1卷，唐赵蕤注；《麻衣道者正易心法》1卷，南宋程准序；《穆天子传》6卷，晋郭璞注；《孔子集语》2卷，南宋薛据纂；《论语笔解》2卷，唐韩愈、李翱著；《郭子翼庄》1卷，三一子高允叔纂；《广成子解》1卷，广成子著，宋苏轼解；《三坟》1卷，毛渐序；《商子》5卷；《素履子》3卷，唐张弧撰；《竹书纪年》2卷，梁沈约附注；《潜虚》1卷，宋司马光撰；《虎钤经》20卷，宋许洞著；《两同书》2卷，唐罗隐撰；《新语》2卷，汉中大夫陆贾撰。

范钦刻本《京氏易传》

范钦不曾校订而付梓刻印的古籍有8种：《司马温公稽古录》20卷，宋司马光撰；《孙子集注》13卷，宋欧阳修辑注；《元包经传》5卷，后周卫元嵩述，唐苏源明传、李江注并序；《元包数总义》2卷，蜀张行成述；《说苑》20卷、《新序》10卷，汉刘向撰；《法帖释文》；《奏进郭勋招供》（或称《明武定侯郭勋案资料选编》）。此外，还曾刻印范钦和范大冲著作4种：范钦撰《范司马奏议》4卷、《古今谚》1卷、《天一阁集》32卷、范大冲撰《三史统类臆断》1卷。《天一阁的藏书与刻书》《司马温公稽古录》《孙子集注》《元包经传》等虽由天一阁刊刻，但是未经范钦所校刊。

有关天一阁刻书的版本，明清两代未见著录。民国时期冯贞群编写《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时，开始附录有版片目，其中《周易略例》7片，《论语》19片，《孔子集语》10片，《元包经传》26片，今均无片版存者，其他各书的版片，也自然损坏了许多。现存的25种，共计双面597片之多。而这批明代遗存的版片，已经成为雕版印刷史上现存较早的文化遗物。

六、天一阁藏书与刻书的特点

天一阁作为我国目前遗存至今最具代表性的私人藏书阁，已逾4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时代过程中，天一阁产生了别具特色的藏书与刻书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天一阁的传抄与使用极大地扩展了受众面与利用率，不仅保存了书的底本，而且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自古以来，民间藏书都极其隐秘，藏书的目的也大多是为了庋藏。然而这种闭塞的藏书方式无疑阻隔了历史文化的传播，制约了文献的利用。然而天一阁作为私人藏书阁，与以往的民间藏书相比迥异。天一阁的主人似乎更具胆识与开放意识。他首先运用手工抄录的方法，重视书籍的传抄与使用。天一阁自范钦起便开始了藏书的传抄和使用，他不仅从别人那里传抄与借抄，而且允许别人从天一阁中借书抄录。在古代交通不发达和通讯与印刷技术十分简陋的年代，通过许多人的辗转借抄，很多有限的、珍贵的底本变成了多人的传抄本，这对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现今的学者考证，生于明末清初的范氏族人范光燮，曾经担任过浙江嘉兴府府学的训导，为了充实府学中的藏书，就曾抄录过天一阁典藏，抄录过2种书目，涉及藏书多达124种。在印刷业不发达的古代，运用手工抄录的方法，无疑是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途径。从天一阁遗存的范氏家族族规中，我们可以知晓，范氏家族确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规定，其目的无疑是遏制天一阁所藏书籍的外露，客观上也是为了保护天一阁的藏书。正是在这一传统下，天一阁中保存了许多明代传承至今的珍本与善本，并流传后世。在中国古代的藏书历史上，藏书家抄录与传抄并不鲜见，但是一次能够完成如此之多数量的书籍传抄，着实反映了范氏对于天一阁藏书的珍视与利用。

当然，天一阁的藏书并非秘不传世，藏书家之间的私人惠赠与阅览始终没有停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著名的学者都曾经亲临天一阁登楼阅书。因为他们的发掘与阅览，我们至今能够从他们留下的笔记与日记中窥见当时天一阁藏书的情况。而他们利用天一阁的藏书，极大地丰富了各自的著书立说。因此，从文献利用率上来说，天一阁文献的录出与使用，对于提高天一阁的知名度，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天一阁从草创之初，几百年内就没有停止萃集与积累，其卓著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在藏书家的历史作用中，天一阁当属保存典籍的典范。清代乾隆三十七年（1772），当时的清政府为了编撰《四库全书》，在全国各地遍访遗书，开始了浩大的编撰工程。当时在宁波的天一阁范氏后人，也积极主动、慷慨地将自己所藏的638种珍贵的善本书籍捐献出来，并亲自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在藏书人中充当了表率。天一阁作为私人藏书阁，本可以不参与国家的编纂活动，但是天一阁主动积极地参与《四库全书》的编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这主要在于，天一阁一方面有着丰富的藏书资源，同时也折射出保存典籍的不易和为之付出的艰辛。另一方面，也展现了范氏家族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支持与贡献。自四库全书馆开始运营起，上自乾隆皇帝，下至编撰参与人员，都对天一阁中的丰富藏书十分感兴趣。据徐良雄先生考证，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十九年（1774）的两年时间内，在颁发的编书诏谕中，提及天一阁的就有三例之多。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皇帝御赐天一阁铜版画《平定回部得胜图》1套，并且还为天一阁中所藏的《意林》《周易要义》两部书御笔亲题。《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乾隆皇帝还依据天一阁的建筑样式与构造，分别在盛京、北京、承德、扬州等地建立了文渊阁等七阁。由此可以看出，乾隆给予天一阁的殊荣明确了天一阁出类拔萃的地位，使得天一阁声名鹊起，名扬四海。也正是天一阁后人积极主动地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撰，无私地将自己的所藏贡献出来，使得许多明代珍贵的典籍可以从《四库全书》中得到再版，对于我们传承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后，天一阁的藏书具有极大的保护意义。在藏书的搜集上，除之前的地方志以外，完整的明代科举录也是特点之一，万历十一年（1583）之前的明代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基本完整地收藏在天一阁内。明代共开89科，除首科洪武四年（1371）的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以及极为罕见的建文二年（1400）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外，宣德、正统、景泰、嘉靖、隆庆至万历十一年（1583）连续52科的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只有10种天一阁未收藏。这种独一无二的收藏品也让天一阁的保护意义得到了突出的表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天一阁藏书的传抄和使用，为古代文献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的编撰所做出的贡献，充分说明了天一阁藏书的有效利用与学术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至今，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与保护下，天一阁继续履行着它传承文化的价值与作用，并将作为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继续绽放光芒。

第四节　明代浙江套版印刷

一、套印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是最早发明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国家，而套版技术的产生、发展与推广则被视为是刻板印刷技术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据明代学者陈继儒在为《史记钞》所作的序中写道：“自冯道以来，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板；闵氏三变而为朱评。”从这段评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套版印刷术的发明无疑是印刷术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而与雕版和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相得益彰。

所谓套版印刷，指的是将一页书中的不同内容，譬如正文、评注、圈点等，分别刻在几块版式大小相同的书版上。每块书版各涂一种颜色。印刷时，首先固定书版和纸的位置，然后在同一张纸上逐版单独加印的一种印刷方法。由于在印刷时，必须使各版内容部位密切吻合，故称之为“套版”或“套印”。

至于套版印刷术的确切创始年代，还无从考证，但刻写或书写采用墨色以外的朱色，则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诸城前寨遗址出土的一块大陶缸残片上的刻文，就涂有朱红的颜色。以后，殷墟甲骨文的刻痕里有的填以朱色，有的或有朱色字迹尚未镌刻。春秋后期的晋国赵鞅和有关国家订立的候马盟书绝大多数也是朱书。东汉熹平石经在雕刻前是蔡邕用丹将《七经》先写在石碑上的。至于在帛上朱书文献的记载就更多了。譬如马王堆中就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唐宋时期，套版印刷技术继续发展，工艺日益精湛。譬如宋太宗淳化五年（994），翰林学士张洎献重修《太祖纪》时，也“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采摭事，即以朱别之”。宋人范冲《神宗实录》中也有记载：“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朱墨写本的存在。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欲用一种颜色印刷不同著作方式的内容以示区别，就更为困难。为了便于区别，人们进行了多种尝试。有的用大字、小字将不同著作方式的内容区别开来；有的用阴阳文以示区别，如有人雕印《本草经》时，用阴文以示神农经文，用阳文表示名医传注；有的用加括号的方法，将转注之类同正文区别开来；有的把同一著作的不同内容单独印刷，分开发行。虽然以上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相互区分的作用，可是，它们远不如写本那样朱墨分明，既醒目又美观。因此，如何使印本也能像写本那样以示朱墨等色，就成为当时印刷业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正是由于区别不同作用文字的需要，以及评点书籍的流行，在客观上向印刷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最终导致了套版印刷技术的发明。这一方面是由于实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印刷事业本身发展的趋势。譬如，北宋年间在四川民间流通的“交子”货币，就是采用套版印刷的。这种“交子”是用带朱、蓝、墨三种颜色的六颗印记依次盖在纸上制成的，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彩色印刷品。此后，宋元时代这种技术逐渐在书版领域广泛应用。我国现存最早的木刻套印本是元代至元六年（1340）在湖北刊刻的佛经。当时在中兴路（今湖北荆州）的资福寺和尚刻印的朱、墨二色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其经文、圈点及扉页上的《灵芝图》，均为朱色，注文为墨色，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套印作品，它比西方的套版印刷品早了170年。

套印技术虽然在元至元年间已经发明，但当时并未广泛应用。到明代万历年间，套印技术才有了较大的发展。最初的彩色套印，是在一块版上涂抹上几种颜色，如在花上涂红色，在枝干上涂棕色、黄色等，然后伏纸印刷。如万历年间刊刻的《程式墨苑》中的“天姥对廷图”“巨川舟楫图”及万历刻本《花史》等，就是用各种颜色涂在一块版上印刷的。这种印刷技术的使用，显得格外别致而艳丽。稍后，明代的工匠很快就发明了用几种颜色分版套印的方法。用套印方法印刷的古籍，在晚明时期已经被广泛应用。以刻印图书流传既多又广而著称于世的，有万历天启年间吴兴（今浙江湖州）的闵齐伋、凌濛初。两家所刻印的图书有凌氏序跋者世称“凌刻本”，有闵氏序跋题记者则称“闵刻本”。

套印技术虽然早已发明，但是由于耗资巨大，因此使用并不是十分普遍。只是到了明代中期，套印才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明代学者胡应麟说：“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此处所谓的“双印”，就是套印，这是我国最早见诸文字记录的套印技术。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明代套印作品是万历三十年（1602）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印的《闺范》。

综上所述，我国套印始于元代，盛于明清时期。套印的发明和发展标志着我国雕版技术早在元明之际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平。元明清三代的雕版套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印刷史，同时也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明代湖州闵氏的套印

在中国的套印印刷技术史上，最有名的莫过于明代湖州凌、闵二氏的套印。明代中后期，凌、闵两家均有大量的套色书籍出版。《中国善本书提要》与《明代版刻综录》两本书对凌、闵二氏的套版印刷做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并对凌、闵两家的套版印刷技术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尽管湖州凌、闵二氏的套版印刷在明代堪称巨擘，但是两家当年所印书籍并无总目流传于世，后来的套印实物也不多见，而且历史上对凌、闵二家套印发展的历史记载也较为零散，并无原始资料可寻，这些都给我们了解湖州凌、闵二氏的套印发展历程带来了许多困难。

闵齐伋是湖州闵氏套印的代表人物，字遇五，湖州乌程人，著有《六书通》。此书收录在《四库全书》经部的“小学类存目”中，是闵齐伋流传于世的重要书籍之一。原刻本所使用的就是朱墨字版，后来人们习惯将朱墨字版与五色字版的刻书称为“闵本”。闵齐伋的具体生卒年不详，据后人考证，大约出生在明万历七年（1579）。他有一个兄长叫闵梦得，是明代赫赫有名的学者，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工部主事，后来在福建漳州做过知州，曾官至兵部尚书衔。崇祯年间做过宰辅，家资颇为丰盈。闵齐伋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曾广邀湖州有名的刻工，采用朱、墨两色套印了《春秋左传》，后大获成功。此后，闵齐伋先后刊刻有经、史、子、集等一批古典文献，以及戏曲、小说等。因印刷技术精湛，才名声大振，被世人所熟知。

闵齐伋曾经刊刻有套印本《楚辞》，这本书是采用朱、墨、蓝三色进行刊印的本子，刻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卷末著录有“皇明万历庚申乌程闵齐伋遇五父校”的题款。此外，闵齐伋还刻印有文学类书籍，譬如五代流传于世的《花间集》就是闵齐伋所刊刻的。《花间集》本是后蜀赵崇祚所辑，闵齐伋在湖州对其再版，并采用朱、墨套印的方法，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刊刻于世。套印本最大的用处，就在于能够广泛运用于点校本中。《春秋左传》点校本，就是闵齐伋所刊刻的具有代表性的一本书。这本《春秋左传》共15卷，由明代孙月峰所评点，闵齐伋采用朱、墨刊印的方法对其套版。

闵齐伋除了刊刻别人的点校本外，还刊刻过自己的点校本。《国语别裁》就是闵齐伋自己点校的版本。本书共计9卷，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刊刻而成，书卷的题款中注有“皇明万历己未仲秋乌程闵齐伋遇五裁注”的字样。此外，他还刊刻过自己点校的《战国策裁注》一书。本书共计12卷，均由闵齐伋裁注，采用的也是朱、墨二色套印，刊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除了经部类著作与诗文类著作外，闵齐伋还刊刻有话本与戏曲本。譬如元代戏曲家高明撰写的《琵琶记》一书，闵齐伋就曾对其进行过套印。本书共计4卷，采用套印方法进行印刷，刊于明代天启年间。而《会真六幻西厢》就是闵齐伋本人辑录的一本戏剧话本。它刊印于明代崇祯年间，其中涵盖了西厢记由唐至明的不同类版本，是研究《西厢记》版本发展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书。这部《会真六幻西厢》共有14卷，分别为唐元稹所著《会真记》1卷，金代戏剧家董解元所著《董解元西厢记》2卷，元代戏剧家王实甫所著《西厢记》4卷，元代关汉卿所著《续西厢记》1卷，明代闵齐伋所撰《五剧笺疑》1卷，明代李日华所著《李日华西厢记》2卷，明代陆粲所著《陆天池西厢记》2卷，以及明代李中麓所著《园林舞梦》1卷，等等。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闵齐伋朱、墨、蓝三色套印本《国语》9卷

明天启元年（1621）闵光瑜刻套印本《邯郸梦》3卷

从闵齐伋遗存于世的套彩印刷本可以看出，目前所知的套彩印刷本有35种，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门类，尤以朱、墨二色为主，少数是朱、墨、蓝三色。就内容上看，大多为集部书籍，次为经部书籍，再次为子部书籍。从时间上看，有明确记载刊刻年号的，最早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最晚为崇祯十三年（1640），刊刻的历史较为漫长。闵氏一门除了闵齐伋外，还有闵齐华、闵声等人从事套版刊刻。闵声就刊刻过《兵垣四编》一书，共计6卷，这是一部记载兵法的书。此外，在《四库提要》的集部中，曾收录了钟惺评选的《东坡文选》20卷，上面就记述有“徐亮元亮、闵振声襄子参阅”。闵氏作为明代湖州著名的套版印刷世家，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其家族对于推动明代套版印刷的发展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明代湖州凌氏套印

湖州的凌氏套印世家同样享誉明代，凌濛初就是湖州凌氏套印世家的代表人物。凌濛初，生于1580年，卒于1644年，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他早年参加科举，获“副贡生”。崇祯元年（1628），任上海县丞。后官至徐州通判。由于在其任上爆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因此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抱有格外敌视的态度。为此，还亲自上书朝廷，撰写《剿寇十策》。后被农民军所困，呕血至死。凌濛初虽然在政治立场上站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边，却是个著述十分丰富的文学家。他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明代著名的短篇白话小说家，曾著有《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世称“二拍”。此外，他还编撰有《南音三籁》，著有《国门集》，以及杂剧《虬髯翁》《北红拂》等著作。所刊刻的套印本甚多，与闵齐伋并称于世，号为“凌本”。

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琵琶记》

凌濛初刊刻的套本种类庞杂，但主要以文学类诗文集为主，这可能与他本人爱好文学是密不可分的。凌濛初刊刻的《东坡禅喜集》就是当中较为著名的一本。本书原为苏轼所著，由明代凌濛初增辑。凌濛初采用朱、墨套印的方式进行出版。本书刊于天启元年（1621），收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先是，徐长孺尝取苏轼谈禅之文，汇集成编，唐文献序而刊之。濛初以其未备，更为增订。万历癸卯，濛初与冯梦祯游于吴阊，携是书舟中，各加评语于上方。至天启辛酉与山谷禅喜集并付之梓。濛初喜取前人小品，以套印刻之，剞劂颇工。”此外，他还刊刻了苏洵的《苏老泉集》、李贺的《李长吉歌诗》等诗文集。此外，他还擅长刊刻明代话本及剧本。譬如凌濛初就刊刻了《西厢记》5卷，这本《西厢记》原为王德信与关汉卿所撰，凌濛初对其有初评。此外，凌濛初本人还撰写有《西厢记解证》1卷。

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琵琶记》

由于凌濛初是一个十分热爱文学的文人，其本人也撰写有许多小说集、诗文集，因此，在众多刊刻的套版中，也不乏其亲自撰写的文卷。譬如《选诗》就是当中颇具代表性的1部。《选诗》又称《合评选诗》，共计7卷，原为梁萧统所辑。明代郭正域就曾有批点，凌濛初对本书也有过辑评。凌濛初采取朱、墨套版的印刷方式，于万历年间将其刊刻成书。《四库全书总目》将其收入于内，曾评价道：“是编全录《文选》诸诗，而杂采各家评语附于上方，以朱、墨版印之。所采惟钟、谭为多，圈点则一依郭正域本，其宗旨可以概见也。”此外，他还刊刻有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所著的《山谷禅喜集》一书。本书刊刻于明代天启年间，《四库全书》也将其收入其中。

除了凌濛初外，凌氏家族还有不少人也从事套版书籍的印刷。凌 初就是凌氏家族中另一位十分著名的套印出版家。凌 初的具体生卒年不详，但是他也刊刻了不少图书，《世说新语注》就是他刊刻的。《世说新语》本是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所撰，梁代刘孝标做过注，凌 初十分喜爱此书，于是采用五色套印的方法进行刊刻。此书刊于明天启年间，半页共9行，每行有29字，白口，上下单边，左右双边。再有凌云，字汉章，因科举不利，后改习医，担任过御医。但是其本人也对刊印书籍十分感兴趣，曾经刊刻有《唐诗绝句类选》3卷及《补唐诗绝句》1卷。此外他本人还著有《人物考》1卷，采用的也是朱、墨套印，刊于明代崇祯年间。凌云还刊刻有《文心雕龙》等文学类著作。

明凌玄洲刻套印本《红拂记》4卷

从后世遗存的凌氏刻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刊刻所涉及的内容同样是五花八门，尤其以诗文为主的“集部”较多。这与凌氏家族喜好文学是不无关系的。凌氏所刊刻的图书，大多在万历至天启年间，他们之间除了凌 初与凌濛初这样的兄弟关系外，还有叔侄或同族的关系。就目前所遗存的凌氏刊刻图书来看，以凌稚隆所刊刻的最早，但以凌濛初所刊刻的最为有名。著名出版史专家顾志兴在《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中，曾有过这样的推断，他认为“凌稚隆于万历七年（1579）刊《史记纂》，其时闵齐伋才刚刚降生，而凌濛初亦未出世，彩色套印本之传播者或发明者其为凌稚隆乎？”^[4]

第五节　胡应麟的著述及其出版活动

一、胡应麟生平

胡应麟是明代中后期的著名学者，一生笔耕不辍，在文学、史学、藏书及刻书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丰富著述及光辉学术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胡应麟，生于1551年，卒于1602年，字元瑞，后更字明瑞，号石羊生、少室山人、芙蓉峰客等，浙江兰溪人。他是明代中后期的著名学者，万历四年（1576）的举人。他凭诗文而名世，又得当时名士王世贞、汪道昆等人的提携，声名远扬。在诸多文人之中，他与王世贞兄弟的交往最为密切，并极其推崇王世贞，他的诗论著作《诗薮》更把王世贞与孔丘相比，后人因此诟病其阿谀奉承，对其多有污词。胡应麟是明代“七子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极群书，学夸一世，开一时读书著述之风气”，为后人所称颂。在实际生活中，胡应麟也有丰富的藏书与刻书经历，并且著述也十分丰富。

胡应麟

胡应麟生活在嘉靖与万历年间，这个时候是明朝经济社会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当时的浙江印刷业十分发达，且人杰地灵，文人辈出。当时的浙江多有诗书望族，学者名士，有读书藏书之风，文化积淀深厚。胡应麟的家族本是书香门第，祖辈都曾为官宦，但家道中落，其母虽目不识丁，却十分支持胡应麟的幼年教育。其父亲也是位饱学鸿儒，为嘉靖年间举人。胡应麟在年少的时候就十分酷爱读书，并且对儒学有很深的研究。在幼年的时候，其父亲在北京宦游，胡应麟就跟在父亲身旁，通读所购之书。由于当时胡应麟家贫境窘，无力购置大量的图书，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父子二人只能相对叹息。这段时间对年少的胡应麟影响深刻。直到胡应麟16岁时，已挟书随父游历大江南北，在京城其诗歌也为当时的达官名士所欣赏，引之为上宾。

胡应麟成年以后，布衣一生，却广交天下学者，无论身份贵贱，只要是胸怀儒学之气，通达天下之志的人，胡应麟都愿意结交。胡应麟是明代浙东学派的领军人物，他深谙浙东学派之真谛，善于汲取宇内文章之精华，虽然境况偃蹇但意志坚若磐石，终于成为一代学术巨匠。

二、胡应麟著述

胡应麟在学术上的研究，内容庞杂，包罗万象。探究其一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文献学、史学及文学方面。

在文献学方面，胡应麟擅长考据学与辨伪学，此外在目录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综观胡应麟一生的旨趣，其用力颇深，且创见迭出。胡应麟长于考据，譬如他在《经籍会通》一书中，就对书籍的源流、类例、遗佚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在书中主张：“‘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多引历代史志、各类私目、笔记；《九流绪论》3卷考论儒、杂、兵、农、术、艺、说、道、释九家，‘皆论子部诸家得失’。”可以说胡应麟在考证方面，堪与杨慎、陈耀文、焦竑等学士并肩相称。后世的学者，对此也颇为赞叹。胡应麟除了擅长考据学外，在辨伪学方面也有卓然的成就。《四部正讹》就是胡应麟一部十分重要的辨伪学专著，书中系统地总结了辨伪的方法，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伪书产生的原因，对伪书的价值体系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且胡应麟本人也进行了大量的辨伪实际工作。其实文献的辨伪古已有之，而胡应麟却系统地总结了文献辨伪的方法。他从理论上全面地总结了前人辨伪的实践和辨伪的经验，概括精要，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能针对性地指导后人的辨伪实践。譬如他对伪书的复杂情况和各种各样的产生原因，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与总结。他在《四部正讹》中说，“凡赝书之作，情状至繁，约而言之，殆十数种。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感之者……有掇古人之文而伪者……有传古人之名而伪者……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有惮于自名而伪者……有耻于自名而伪者……有袭取于人而伪者……有假重于人而伪者……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有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又有伪而非伪者……又有非伪而曰伪者……又有非伪而实伪者”，等等。这些无不揭示了伪书产生的原因，总结其规律，对于辨伪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史学方面，虽然胡应麟没有一部纯粹的史学专著，但是他却写有《史书占毕》《史评》《史蕞》等重要的史学评论专著。对于历代史书，胡应麟都有过较为深入的评述。对于《史记》开篇所记“三皇”之前的时代，胡应麟认为也是有好的史书存在的，三代之后的史书，如《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犹如下阶梯一般，不能称为史著。胡应麟认为这些史书，虽冠之于“史”，却过于冗繁，记载的内容也多余僻滥。胡应麟还认为史书与史家是存在一定关系的。有什么样的史家，则有什么样的史书。《尚书》《春秋》为圣人之史，《檀弓》《左传》为贤人之史。而相比之下，《三国》与《元魏》的史书则有点像小人之史书。对于修史而言，胡应麟充分认识到了收集史料的艰难，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一书中认为：“甚矣！史之不易也。寸管之搜罗，宇宙备焉，非以万人之识为一人之识不可也。”后之学者指出，胡应麟的史学研究成就并非仅限于上述几个领域，他对史学的繁简问题，对历史人物的是非评价，以及史学著作的论赞方面，都有着十分精辟的见解与看法。胡应麟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不容小觑。

此外，胡应麟在诗歌和小说方面也有着十分深厚的造诣，其中诗歌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在《诗薮》一书中。《诗薮》是一部纵论历代诗作的诗话，共有20卷，分为内、外、杂、续4编。内编6卷，分述古体诗和近体诗；外编6卷，历评周、汉、六朝、唐、宋、元各时代诗歌；杂编6卷，谈亡逸篇章和载籍，以及三国、五代、南宋和金代诗歌；续编2卷，论明洪武至嘉靖年间诗作。其诗学思想颇得时人汪道昆推重，汪氏在《诗薮》序言中谓此书“轶《谈艺》，衍《巵言》，廓虚心，采独见，凡诸耄倪妍丑，无不镜诸灵台。其世，则自商、周、汉、魏、六代、三唐以迄于今；其体，则自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乐府、歌行以迄律绝；其人，则自李陵、枚叔、曹、刘、李、杜以迄于元美、献吉、于鳞：发其椟藏，瑕瑜不掩。即晚唐弱宋胜朝之籍，吾不欲观，虽在糠粃，不遗余粒。其持衡，如汉三尺；其握算，如周九章；其中肯綮，如庖丁解牛；其求之色相之外，如九皋相马……”可见，胡应麟诗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对不同诗歌体裁的辨析，对诗歌发展史的归纳，以及对诗歌理论的总结方面。

三、胡应麟的藏书与刻书

胡应麟早年的时候就开始藏书，20余岁与母亲离开京城返回故里的时候，已是囊中羞涩，唯一的财产就是常年积累购买的书籍。之后，每当胡应麟在外游学，就必定前往通都大邑，或是文献集散之地，少则半月，多则几月，广收天下图书。除了在外游历时搜寻图书外，胡应麟在家乡也广收书籍，尤其是散落在民间各处的孤本。当时义乌虞守愚及其孙德煜去世后，胡应麟以一折的低价将这些书悉数收入囊中。胡应麟在此事件中虽有趁火打劫之嫌疑（虞氏家族急需用钱，只得以低价贱卖），但也反映了他嗜书如命的特征。

经过多年的搜访与购求，胡应麟的书越来越多，但是家庭却日益贫困。他自己对此谈及：“大率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录之故家，求诸绝域，中间解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肤筋骨，靡所不惫。”及至胡应麟而立之年，其得书已经有4万余卷，并分类以藏之，“所藏之书为部四，其四部之一曰经，为类十三，为家三百七十，为卷三千三百六十。二曰史，为类十，为家八百二十，为卷万一千二百四十四。三曰子，为类二十二，为家一千四百五十，为卷一万二千四百。四曰集，为类十四，为家一千三百四十六，为卷一万五千八十。合之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5]

在经过长时间锲而不舍的积累后，胡应麟为妥善安排他的图书，特地在浙江兰溪城北后官塘思亲桥畔建造了三间房屋作为藏书之处。对于书屋的构造与布置，他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将地基垒高以防止潮湿，而让房屋四面开阔以保证阳光充足，屋内放置了24个统一规格的书架。书屋的周围景物优美，环境宜人，房屋内种有古梿树，高接云汉，中间有一池塘，夏日浓郁绿缛，暑气不侵。这座藏书处初名为“少室山房”，后改为“二酉山房”。据历史记载，古代有大酉和小酉二山为藏书之所，以此命名来喻胡应麟的藏书之富。

胡应麟除了藏书外，还著述有大量的书籍，此外他本人还积极参与刻书活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胡应麟认为，书籍刊刻与典藏的目的在于利用，除了供自己治学之外，书籍应该利于他人。在中国的刻书史上，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主张书籍应该流通，惠及大众；一种主张书籍应该藏之深山，不应流通，以表示对书籍与知识的崇敬。胡应麟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图书流通的观点，但是我们从其后世流传的典籍中可以看出，他本人还是十分赞成图书流通的。他自己在实践中也身体力行，将自己所藏之书馈赠亲友，其目的就在于使书籍能够得到更好的保存与流传。

在刻书的时候，胡应麟自创了书籍的分类体系。胡应麟在前人四部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五部分类法。主张在经、史、子、集四大类之外，应该将别录中佛、道二藏、赝古书及类书分为一部，附于四大部之末。因为他主张，佛道之书乃方外之说，且篇秩极多；而伪书则真假相杂，难以定例，又不宜与真书相混淆；类书则种类繁多，内容复杂，难以恰当归属。因此，应将三者别出四部之外，另立部类。胡应麟的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分类的思想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胡应麟能在当时正确地看待类书、伪书乃至丛书，在图书编辑史及目录学史上实属难能可贵。

四、胡应麟学术成就

胡应麟“学无不窥”，其学术研究内容庞杂、包罗万象。在图书的编纂与刊刻方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胡应麟总结了历代图书收藏情况，对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的古籍流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一是历代虽编写有经籍志，但是各代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其中不免有舛误之处。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中就指出，这是由于“或但纪当时，或通志一代”，例如史志目录为后人所修，是荟萃一代而成，当时官私书目则只是记录一时或一人一地所有。二是由于“或因仍重复，或节略猥凡”，如《宋史·艺文志》主要因袭宋代官修四部《国史·艺文志》，但四志之间，有无增损，互有异同，编史者合此四志，虽做了一些删重除复的工作，终因史官无识，一书数见，重复颠倒之处甚多。诸如此类问题，胡应麟都一一论及。

第二，胡应麟研究了历代图籍的兴废情况。胡应麟指出，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分别是“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此十厄，大抵为历代战乱兵燹。图书经籍所遭受的“十厄”，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胡应麟指出：“观此，则图籍废兴，大概关系国家气运，岂小小哉？”

第三，胡应麟探讨了历代藏书的功用与藏书家的类型。胡应麟本人作为一名藏书家，主张“聚书在读”，并认为“余则以书之为用，枕籍揽观”^[6]。他在《经籍会通》卷四中也表示，应当成为一个富于问学、勤于钻研的学者。胡应麟严于律己，喜好阅读与藏书，既不仅仅为提高个人的才识修养，也并不囿于效法古圣先贤之作为，而是为了从事学术研究，这与前人的读书目的迥然有别。

第四，胡应麟充分探讨了图书形态的演变过程，肯定了印刷术的进步与发展。明代时期，中国的印刷与刊刻技术已有了实质性的飞跃，无论图书数量或品种，均有较大程度的飞跃。胡应麟充分考察了书籍由漆文竹简进化为书册的演变过程，认为“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书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不可名状。秦汉以还，浸知钞录，楮墨之功，简约轻省，数倍前矣。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善具焉。溯而上之，至于漆书竹简，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士生三代后，此类未为不厚幸也”^[7]。这一论述，肯定了书籍由漆文竹简进化为书册的几个主要阶段。

由此观之，胡应麟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图书事业史，总结了历代的图书收藏情况，对中国的藏书与刻书有了较为充分的认知。他不仅梳理了书籍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而且充分肯定了宋元以来印刷技术的进步，并对明代当时的图书情况进行了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胡应麟的思想影响了晚明乃至清代的学者，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为中国的图书编辑与出版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筚路蓝缕之功，不啻为明代浙江出版史的奠基者。

第六节　明代浙江西学书籍的翻译出版

中国的“西学东渐”由来已久，首先是从基督教传入开始的。元代以降，东南海路日益畅通，元代文献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即蒙古语福音教之意，这当中包括一度在中原传播过的景教和新传入的罗马天主教等。当时号称“东南第一州”的杭州与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温州、宁波等地，均已建有基督教教堂。明代以后，基督教又一次大规模传入浙江。早在明嘉靖五年（1526），葡萄牙殖民者就来到宁波，在双屿港建立了贸易据点。自此，葡萄牙人开始在浙东沿海频繁活动，他们在岛上除筑馆舍千所外，还建立了2座天主教堂，以供耶稣会士在此传教布道。当时，岛上各国的天主教徒已不计其数。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与文化力量十分强大，因此基督教只在小部分区域内流传，影响并不太大。

明代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开始从西方携带大量书籍来华，这些书籍涉及西方近代天文、历法、算术、几何、水利、生物、地理、医学、音乐、宗教、哲学等各种社会、科技及文化文献。在耶稣会传教的早期，我国近代许多科学家与学者都参与其中。明代先驱人物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士大夫都合作翻译了许多西方的书籍。他们向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传播鲜为人知的西方科学，给沉闷的学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在这些众多的西学介绍者中，尤其以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最为有名，被称为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其中李之藻与杨廷筠都是名列其中的浙江籍学者。

一、李之藻

李之藻，生于1565年，卒于1630年，字振之，一字我存，号凉庵居士，又号凉庵逸民，浙江仁和人，今杭州市人。他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才学十分渊博，尤其对天文及历法等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天主教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并且最先将西学书籍介绍到中国。

李之藻与徐光启交往甚深，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是好友。李之藻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时候中了进士，被授予平禄寺少卿、南京工部员外郎等职务。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跟随利玛窦学习天文学与地理学等知识。在为官的过程中，他善于利用西法来解决实际问题。譬如万历三十六年（1608），他在开州担任知州的时候，就大力兴修水利，并用西洋算法来核查当时隐匿的钱谷，政绩斐然。万历三十八年（1610）他入天主教。翌年（1611）丁父忧回籍。万历四十一年（1613）改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上疏请译西洋历法。万历四十三年（1615）迁高邮制使，治南河，成绩显著。天启元年（1621）清军陷辽沈，以徐光启荐，任光禄寺少卿兼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上疏力主仿制西洋铳炮，以固防务。天启三年（1623）二月遭劾，以太仆寺少卿调任南京，寻罢官回籍。后从事译述。崇祯二年（1629）新设历局以修正历法，得起复。次年（1630）六月到局视事，旋病卒于任所。

20岁时（1585），李之藻曾作《中国十五省地图》，非常精确。后在利玛窦处见到《世界全图》，即翻译刻制《万国地图》屏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与利玛窦同译《浑盖通宪图说》2卷，次年（1608）又译成《圜容较义》1卷。与利玛窦再同译《同文算指》11卷，至四十一年（1613）译成，计分前编2卷、通编8卷、别编1卷。与徐光启同译的《几何原本》，成为中国编译西方数学最早的重要著作，在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天启间（1621—1627），与葡萄牙人傅汛际合译亚里士多德名著《寰有铨》6卷、《名理探》10卷。《名理探》为逻辑学在我国最初之译本。此外尚有译著《经天盖》、《简平仪说》（熊三拔著）、《坤舆万国全图》、《天文初函》等10余部，撰有关于数学、历算等的序、跋、奏、疏30余篇，对介绍西方科学做出重要贡献。他还协助徐光启修订《大统历》。万历四十一年（1613），李之藻上奏“西洋天文学论十四事”，请开馆局翻译西法。崇祯二年（1629）五月初一日食，《大统历》《回回历》均有预测，而以徐光启根据《西洋新法历书》预测最为精确。七月，诏开历局，命徐光启、李之藻督修。

二、杨廷筠

杨廷筠生于1562年，卒于1627年，是明代著名的官员。杨家本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家庭，1592年他考取进士，在朝廷中担任监察御史的职务。1600年，他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结识，两人交往甚密。利玛窦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也有意识地向杨廷筠传授天主教教义，但是杨廷筠碍于官员的身份，以及受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因此并没有接受洗礼。

由于受到李之藻的劝说，杨廷筠开始逐渐认识天主教，并接受天主教的教义。他将自己的小妾也遣走了，遵守天主教的教规，并正式接受洗礼。他不仅信奉天主教，而且给传教士提供了许多经费，还把自己的府宅让出来作为居住、传教及举行仪式的场所。许多人在杨廷筠的影响下，也随他入教。1622年，杨廷筠还出资在杭州为传教士捐献了一块墓地。

杨廷筠皈依了天主教后，积极参与天主教的各项传教活动，尤其是协助天主教传教士翻译西方的教义与《圣经》。此外，他还创立了仁馆。这是一个带有文学性质的学馆。入馆学习的都是一些无钱读书的穷苦人家的孩子。杨廷筠还出资帮助刊刻图书与教材，并亲自讲授伦理道德，教育幼童。

纵观杨廷筠的一生，他在传播西方文化及刊刻西方书籍方面多有着较为突出的贡献。他爱国爱教，爱主爱人，常怀仁爱之心，以自己的嘉言善表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成为自中国天主教开教以来，具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三、西学与浙江出版业

根据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关“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的统计，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起，至清代康熙年间下令禁止传教为止，共有各国传教士多达64人，其中有13人是在浙江传教。著名的传教士有葡萄牙人罗如望（号怀中，Jean de Racha，1598—1623年在华）、伏若望（Jean Froes，1624—1638年在华）、阳玛诺（字演西，Emmaneul Diaz，1610—1659年在华），意大利人艾儒略（字思及，Giulio Aleni，1613—1649年在华）、毕方济（字今梁，Francesco Sambiasi，1614—1649年在华），法国人金尼阁（字四表，Nicolas Trigault，1610—1628年在华）等。这些传教士都曾经在杭州、宁波等地传教，发展教会事业，不少人还终老于浙江。在杭州西溪法华山麓有一大方井，凡16穴，就是这些传教士的集中墓地。^[8]匈牙利传教士卫匡国为了传教曾跑遍整个浙江。他在1643年被派到兰溪，1645年因躲避清军入侵而前往桐庐，后转到杭州天主堂，此后又陆续被派往绍兴、金华等地。^[9]

来华的传教士为了博得当地士大夫对宗教的好感，于是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迂回的“以学征教”的手段。将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各种自然知识、科学技艺及哲学思潮等学术的传播贯穿于传教活动中，有时甚至不惜将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儒学经典并介绍西方学术。在华耶稣会传教士领袖利玛窦就深刻地意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就必须“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平”，为此他还专门写信给罗马教廷，请求选派学识渊博的耶稣传教士来华。罗马教廷很快便采纳了利玛窦的这一建议。这些被罗马教廷派来的传教士，大多聚居于浙江。他们将西方的天文、数学、医学、物理等知识带到中国，被当地的士大夫称之为“西儒”。他们不仅在浙江刊刻大量的西方书籍，而且还将西方的出版物带到中国来。明清鼎革之际，来浙传教的金尼阁等人，于1620年一次就携带来教皇保禄第五赠送的图书共计7　000余册。这些图书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西方的各门学科。金尼阁说：“余迄今所获者，无论就数量言（重复者不计），就学术门类之繁多言，就装潢之富丽言，在耶稣会中尚无足以与此颉颃者……以学科之门类言，除吾人图书馆所习有之人文类、哲学类、神学类、教义类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医学、法学、音乐类书，亦复甚多，而今日所已发明之数学书，则可谓应有尽有。”^[10]这些来浙传教的耶稣会教士不仅携西方文化书籍东来，而且亲自著书、译书，系统介绍西学体系。艾儒略就著有《西学凡》《职方外纪》《西方答问》等书。他在这些书中详尽地对当时西方学术做了介绍。邓玉函与王征合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方豪曾称此书“为当时世界最新之物理学书”。邓玉函还和著名传教士汤若望一起参加了修历工作，制定了《崇祯历书》。在此历书中，邓氏引进了不少西方先进科学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引用了被英国科技史家亚·沃尔夫称之为“16世纪下半期的天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第谷所创设的天文学体系。

在浙传教的耶稣会教士著译的有关西方学术的书，还包括《西儒耳目资》（金尼阁），《测天约说》《黄赤距度表》《诸器图说》（邓玉函），《几何要法》《大西利西泰子传》《大西利西泰先生行迹》（艾儒略），《名理探》（傅泛齐），《天问略》（阳玛诺），《西文四书直解》（殷铎泽）。^[11]这些著译从不同角度和视野，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增进了浙江学人对欧洲的了解，客观上推动了明代浙江出版业的发展。

第七节　明代浙江丛书刊刻

所谓丛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丛书就是汇集两种以上专书，当然这不论所集专书是否完整和内容的繁杂与否。从狭义上说，所谓丛书就是汇集两种以上的专书，不但首尾完整，而且内容上必须超过两个部类以上。这里的部类指的是四部分类法。商务印书馆在《丛书百部提要》中就对丛书进行了解释：“萃群书为一书，故名曰丛。少者数种，多者数百种，大抵随得随刊，故先后无定序。”

明代在刻书史上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丛书的刊刻规模远远超过了宋元时代，并且对清代丛书的刊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谢国桢先生在《丛书刊刻源流考》一书中就对明代丛书的刊刻有过这样的论述：“三古遗书，汉唐子集，原书罕见，若隐若亡，经明人刊刻，赖以得存，或记史料，或志乡贤，昔人不易经见之书，今则可置诸几席之间，其功不可胜量。”

由此观之，丛书在明代的刊刻引起了一个新的发展巅峰。

浙江是丛书刊刻最为繁盛的地方。据学者考证，左圭的《百川学海》为丛书之祖。左圭，字禹锡，山（今浙江宁波市）人。《百川学海》一书刊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今有存本。《百川学海》共收有100种书，共计177卷，共分10集，每集七八种至十余种不等。书中主要收录的是唐宋人的著述，当中也收录有不少南北朝时期的作品。《百川学海》一书囊括经史子集四部书，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

就明代的丛书刊刻来说，有一个人不能不著于史书，他就是胡文焕。胡文焕，字德甫，号全庵，浙江杭州人。他精通音律，尤其擅长词曲，堪称多才多艺之人。此外，他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书商，府上有文会堂，主要是藏书刻书之所。

胡文焕本人刊刻有《文会堂琴谱》《诗学汇选》《古器具名》《群音类选》等。在其所刊刻的图书中，《格致丛书》就是具体代表性的一种。具体种数与卷数各家说法不一，但目前能够看见的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刊本。当中有《诗传》《诗说》《孝经》《尔雅》《释名》《大明律图》等。从《格致丛书》的内容上看，当中涵盖有经翼、史外、居官、法家、训诫、时令农事、艺术、说类、艺苑等，这充分体现了丛书“萃群书为一书”的特点。可以说，《格致丛书》一书在刻书界受到了高度重视。

嘉兴人胡震亨也是当时著名的丛书刊刻家。他原籍为浙江海盐虹桥里，后担任江苏高淳教谕、合肥知县，直至兵部职方员外郎。胡震亨本人十分喜爱藏书，家有好古堂藏书楼。本人著有《靖康资鉴录》《读书杂录》《唐音统签》等。在胡震亨所刊的书中，以《秘册汇函》的影响最大，本书刊刻于万历年间。此外，海宁人陈与郊刊刻的《古名家杂剧》，以及湖州人凌迪知刊刻的《文林绮绣》等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丛书。

第八节　明代浙江出版业与小说的发展

明代是浙江刊刻出版业的成熟时期，其发达的印刷技术及高度商业化的刻书业对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明代的浙江涌现出了一批闻名遐迩的通俗小说，而这些通俗小说的刊刻地点基本集中在江浙一带的苏杭地区，成为浙江出版业商业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小说成为一种商品的真实反映。因此，要研究明代浙江的出版业不得不提及明代小说业的兴盛与发展。

明代江浙地区的书坊主和小说作家，主要有凌濛初、冯梦龙与陆人龙等人，尤其以凌濛初的成就最为显著。凌濛初深受冯梦龙的影响，编选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二拍”中的不少题材就来源于当时的话本小说。如“二拍”中的一些篇章《智囊补》《情史》《古今谭概》等都来源于当时的话本小说。冯梦龙也深受凌濛初的影响，曾取凌濛初的《北红拂》和张凤翼的《红拂记》的故事情节改编为《女丈夫》一剧。冯梦龙的《太霞新奏》卷六就曾收录凌濛初套曲《惜别》，其在该套曲后评云：“初成天资高朗，下笔便俊，词曲其一斑也。”凌濛初堪称晚明通俗文艺大师，在他之前，白话短篇小说虽然有冯梦龙“三言”那种集大成之作，但个人创作结集，则始于凌濛初。从这个意义上说，凌濛初在通俗小说的创作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这有开风气之先意义的举措本身，也说明了凌濛初之于通俗文艺的认识，在当时是处于先进者行列的。晚明通俗小说具有广泛的市场效应，凌濛初正是凭借自己在通俗文学方面的精湛造诣，使得他致力于通俗小说的创作，并加以刊刻成书，最终创出了一条出版商业化的道路。

明代浙江通俗小说的接受者主要是指作品的读者和评点者，读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创作发展的总趋势与读者的要求变化基本是一致的，读者群往往迫使作者创作时优先考虑他们的要求，这种强制性的影响，是通过书坊实现的。书坊主人为了扩大销路，获得更多的盈利，便采用迎合读者趣味的手法，小说史上一些流派的兴起、繁荣、衰落，包括各类小说的出现，都与此有关。这些在客观上推动了刊刻的发展，也丰富了通俗小说的创作。伴随小说创作一起发展的还有小说评论，他们是小说在传播中一个特殊的过程，评论家既通过对小说的阅读去接受和欣赏它，又通过自己的批注，使读者阅读有人指点。随着评点这一批评形式的不断成熟和发展，评点的注释色彩渐渐削弱，日益向文学批评的方面倾斜并获得了文本价值，评点的传播功能就大大超过了其他版本，在客观上加快了通俗小说的传播速度，并为小说批评理论的成熟作了准备。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具体的作品和小说的传播接受相互联系、环环相扣，而使它们得以紧密联系的，便是刊刻活动。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作为明代重要的刊刻重镇，不但为通俗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人资源和商业条件，还在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浙江的刊刻活动，激发了明代浙江通俗小说的创作，对其独立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谢肇淛：《西吴枝乘》。

[2]滕复：《浙江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3]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4]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明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5]胡应麟：《经籍会通·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6]胡应麟：《二酉山房记·少室山房类稿》卷九○，续金华丛书本。

[7]胡应麟：《经籍会通》卷四。

[8]钟毓龙：《杭州天主教堂历史》，政协浙江省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

[9]徐明德：《马尔蒂尼（卫匡国）在华活动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朱东润、李俊民、罗竹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

[10]方豪：《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5页。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