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江出版业概述

第七章　清代：一度衰落，而后重兴

第一节　清代浙江出版业概述

清王朝建立起来以后，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在政治上，一方面对各地抗清活动进行严厉镇压，绝不姑息；另一方面又大肆笼络汉族地主，使他们为清政府的统治服务。在文化上，一方面厉行思想控制，对一切不利统治的思想言论进行残酷的控制，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又大力鼓励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授予官职，从而巩固统治。清政府的政治文化政策的作用非常明显，有效地镇压了反清势力，巩固了统治。

综观历史发展轨迹，文化事业的勃兴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与支持，清代浙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更是印证了这个观点。清政府的思想文化政策对浙江的出版业影响非常深远。清朝统治前期，对江南文人及汉族文化大肆打击摧残，屡兴文字狱，沉重打击了浙江的出版业。此时，浙江出版行业一片凋零，真可谓“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1]乾嘉以后，清政府江山一统，统治稳固，放松了对汉族的防范与镇压，转而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再加上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浙江的文化事业逐渐得到发展，出版业也得以重兴，并逐渐走向鼎盛。具体说来，浙江出版事业的重兴主要表现在：

第一，官方刻书成绩斐然。虽然清代的浙江地方官刻书不如前代兴盛，但是仍然可圈可点。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刻书处用木活字开始刊印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该丛书的刊印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活动。由于乾隆帝认为“木活字”名称不雅，于是改称“聚珍版”。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将这套丛书颁发至东南各省，使其发行天下，以显示皇恩浩荡。当时，浙江省也奉命刻印39种，这套书是袖珍本，版式仿照原版。无论是版式还是字体，仿刻得都非常精细，质量非常好。另外，浙江省还在乾隆六十年（1795）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对已经印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翻印，促进了此书在坊间的流传。

第二，私刻是这一时期浙江出版业最有特色的地方。浙江文化发达，人文鼎盛，私家刻书历来就有传统。乾嘉以后，浙江的私家刻书更为发达，不断涌现，一家接着一家。如杭州鲍廷博父子刊刻《知不足斋丛书》，共收书208种（含附录12种）。该丛书前27集由鲍廷博所刻，后3集由其子鲍士恭续刻。这套丛书所收录的书籍都是全本书籍，很多属于流传稀少的抄本，而且在刊刻的时候做了严密的校订，质量精良，对保存书籍和文化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卢文弨刻有《抱经堂丛书》，该丛书考订精博，尤其对于古籍的版本，颇有见地。嘉兴陆烜刊刻《奇晋斋丛书》，马俊良刻有《龙威秘书》等。私人丛书刊刻为保存文化、流传古籍，贡献尤大。

除了私人刻书之外，书院刻书也非常频繁。我们知道，书院是传播文化、培养后学的学术机构，因此特别重视书籍的刊印。只有不断地出版书籍，才能促进学术的不断进步。受到乾嘉考据学术的影响，浙江书院刊刻了许多经史训诂之学的书籍，如阮元创立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亲自主持选刻了《诂经精舍文集》，杭州紫阳书院刻有《紫阳书院文集》，龙山书院编刻有《龙山书院课艺》。除了这些学术书籍的出版，书院还出版大量的书院文献，对书院的教学、研究、管理及其他基本建设服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据陈谷嘉、邓洪波编著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统计，浙江省的书院刊刻书籍不下数十种，而且有许多质量精良之作，深受读者喜爱。

第三，肇始于南宋的浙东学派到了清初开始走向鼎盛，以黄宗羲为首，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浙东学者为代表，在继承发扬前人学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续写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浙东学派的学者除了留下了丰富的著述之外，在图书编纂与出版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绩，如全祖望对《乾隆宁波府志》的编修，对《明史》修纂的六次上书，提出了很多建议；章学诚参与编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志书。

此外，宗教刻书和民间坊刻虽然不能和前代相比，但是也有一定发展。

总的来说，清朝前期，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既定政策与文字狱的打击，浙江出版业一片凋零；乾隆嘉庆以后，浙江的出版业逐渐开始重兴，尤其是私人刻书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出版名人。相比于宋、明两代，浙江的出版业有所退步，但是，在这种退步中，仍有不少亮丽的色彩值得一书。

第二节　文字狱对浙江出版业的摧残

一、层出不穷的文字狱

由于以“异族”身份入主，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为了控制士人思想，清政府推行残酷的文字狱政策，打击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而浙江在抵抗清军的运动中又曾有着“不俗”的表现，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就指出“那时满廷最痛恨的是江浙人。因为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反满洲的精神到处横溢”^[2]，故而清政府对于江浙地区自然“照顾有加”。在这种情况之下，浙江的出版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出现了衰落的现象。以下就略述一下几桩发生在浙江的文字狱大案。

（一）庄廷 明史案

明代湖州的出版业在全国出版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这里却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文字狱——庄廷 明史案。这是清政府对江南出版事业的一次摧残。

庄廷 ，字子襄，出生于湖州府南浔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他从小就很聪明，15岁中贡生，入国子监。可谓少年得志，好不风光！他也想凭自己的才华闯出一片天地，但是很不幸，因患一场大病而致双目失明。博功名仕进的梦想破灭了，但庄廷 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遭腐刑而传《史记》，官场进不了了，但是还可以在文化界名垂青史。庄廷 决心以残疾之躯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以达成扬名万世的理想。一个机会摆在了庄廷 的面前，此时他并不知道这竟然是庄氏的祸事。

南浔镇上原来出过一个鼎鼎大名的朱相国，名为朱国祯，做过明朝内阁首辅。后来因受魏忠贤一干人等的排挤而引病归故里。朱国祯生前编有《皇明史概》一书，“举其大经大法者笔之”，已经刊布于坊间，但尚有稿本《（皇明）列朝诸臣传》没有刊印，而且由于朱国祯于崇祯五年（1632）病故，所以这部《皇明史概》缺乏天启、崇祯朝的史实。后来，朱家家道中衰，其子孙遂有意将此稿本出售以补贴家用。正好庄廷又有志于编著一本史书以传于后世，知道这个消息后觉得和自己的意愿恰好合拍：既有补充的空间，又有续写以达成自己愿望的价值，便有意购得此书。于是他的父亲庄允诚用一千两银子买下了那个稿本。

由于自己双目失明，庄廷 就邀请了当时的名士茅元铭、吴炎、吴楚、吴之铭、吴之镕、张隽、严云起、韦全佑等十六七人参加编写、修订。庄廷 对《（皇明）列朝诸臣传》进行了彻底的修订，增补了稿本所缺天启、崇祯两朝的史实，并增加了史评。虽然当时清朝统治已经确立，但是他们增补史实的时候参考的还是明人写的资料，比如茅瑞徵的《五芝纪事》，另外还包括一些杂说逸闻。这样一来，书中就难免会有一些触犯清朝统治者禁忌的语汇了。比如称清太祖努尔哈赤为“明建州都督”，并且直接写他的名字，没有丝毫的避讳；又实录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然后又收养努尔哈赤等史实；在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纪年上仍用南明的“隆武”“永历”年号，斥明将降清为叛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为了给此书增色，还请当时的名士、曾在南明弘光朝担任礼部尚书的李令晳为之作序。

书成之后，庄廷 定名为《明史辑略》，并将其当作自己的成果，准备将其刊布于世。但是很不幸，庄廷 于顺治十二年（1655）病逝，没有看到此书的刊行。其父庄允诚万分悲痛，于是打算自己将其刊印以达成爱子的遗愿。为了筹措刊印经费，庄允诚四处奔波，他首先到亲家朱佑明处求他资助。这朱佑明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却大字不识，时常遭受书香门第的鄙视，所以他也想附庸风雅，略表斯文，而且对于女婿的早亡也心存悲伤。恰巧庄允诚施了一点小礼，此事一拍即合，朱佑明慷慨解囊，在南浔镇北圆通庵找工匠刻印。经过五年的努力，这部凝聚着数十人心血的著作终于在顺治十七年（1660）冬刻印完毕。

书既刊行，可谓大功告成，但是，祸水悄悄地流到了庄家乃至参与过修订《明史辑略》的诸位才俊的家门前。书成后曾经有过一段小小的插曲，庄家遇到了性贪的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的勒索敲诈，但是被庄家用重金买通关系应付过去了。庄允诚顺便也对该书做了一些修改。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引子，又引得另一个性贪的李廷枢要拿这书做文章，但他因贪腐免职，不便操作，就通过自己的学生、时任湖州知府陈永命过问此事。这陈永命号称“灭门太守”，庄允诚不敢怠慢，给他送了千两白银，陈永命就独吞了银两，息事宁人。李廷枢半点好处未得，白忙活了，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从陈永命处要回了《明史辑略》，给了一个名为吴之荣的人。这吴之荣何许人也？吴之荣，原籍江西抚州，曾任归安县令，因贪赃入狱，遇赦后寓居湖州，专门做些敲诈勒索、无事生非的勾当，是李廷枢的亲家。吴之荣得了书之后，觉得又是个生财的好路子，顺便也可作为自己复官的资本，便去庄家勒索，但因前已有赵君宋敲诈之事，庄允诚并不十分紧张，他又打通关系过了关。如此一连几次，吴之荣恼羞成怒，将此书告上杭州将军松魁处，控告庄允诚、朱佑明合伙编写“逆书”，于是庄氏贿赂众人，并删改原书中有关的问题字句，重新刊行。吴之荣见此计不成，于是另外购得初版图书告上京师，鳌拜听闻这件事后开始查办此案。

大祸即将临头。刑部对吴之荣的控告十分重视，定性此事为“指斥昭代”，很快将庄允诚拿到北京严刑审讯，庄允诚仅说出李令晳为之作序的事情，其余尚未交代就被折磨致死。康熙二年（1663）正月二十日，在吴之荣的带领下，清政府派两名满族将领率数百旗兵并调集了杭州、严州的军士数百人到湖州吴兴，紧闭城门，分头逮捕与《明史辑略》有关的人员。据《庄氏史案本末》记载，共抓捕了李令晳家数十百人，朱、庄两家又各数十百人，一时湖州气氛恐怖、人人不安。当时庄廷 已死，就开棺戮尸。

由于清廷的高度重视，此案办得迅速又严厉。“康熙二年五月刑部审讯定谳，拟罪奏报”，此时的辅政大臣鳌拜等四人以“庄氏书传闻异词，赞扬故明，悖逆已极，着将朱庄两家和参加该书编纂的人及其父兄弟子侄年十五以上处死”。五月二十六日，朱佑明等为此书作序者、刻者、读者、藏书者76人被处死，其中朱佑明、庄廷钺、李令晳、茅元铭、吴炎、吴之镕等18人被处以凌迟。吴之荣因揭发有功而东山再起，后来官至右都御使。

庄氏明史案是顺治康熙两朝数十年间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对于江浙的士民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这是清廷为稳定局势以立大清国威而制造的大狱，事实上也起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无疑对浙江地区的刻书、藏书事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査嗣庭科考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袁花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得隆科多赏识，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就是这一次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引出了一场震动朝野的文字狱大案。

传统所言査嗣庭科考案的故事出自《清稗类钞·狱讼类》，其中是这样记述的：“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遽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于是雍正皇帝下令将査嗣庭严办，最后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死于狱中，并被戮尸。査嗣庭的儿子也死于狱中，族人被流放，浙江全省士人6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这是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为平民百姓所耳熟能详。

但是法式善《清秘述闻》的记载，却推翻了这种说法，当年江西省乡试的三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一节、“日省月试”一句、“山径之溪间”一节，并没有所谓“维民所止”的题。而査嗣庭的著作《维止录》中的记事则有对雍正不利的字句，如首页云：“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据此，也有人认为《维止录》是査嗣庭获罪的原因，从而附会到江西科考题目上去。近年来有专家研究发现真实原因也并非如此，而是另有蹊跷。顾志兴先生据一档案馆所藏雍正四年（1726）《著将乡试命题悖谬之江西主考査嗣庭革职拿问上谕》文件，认为此案的真实原因是打击査嗣庭的举荐人隆科多。“制造一起査嗣庭文字狱，等于给隆科多又加了一条罪状”，既以查嗣庭出题“悖逆”为名，又搜查出日记，作为叛逆实据。^[3]如此看来，査嗣庭科考案竟然是一件天大的冤案，只不过是一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可是浙江士人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三）吕留良文选案

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南阳布衣、吕医山人等，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著述颇丰，有大量文集、文选传世。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吕留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清军入关后，他曾经散万金之家以结客，往来湖山之间，跋风涉雨，备尝艰苦。吕留良不仅用家产支援义军，而且也曾直接参加抗清战斗，并因左股中箭而留下终身创伤。康熙年间，多次拒不应召，晚年削发为僧。

这件大案的发生与一个名为曾静的人有关。曾静，永兴县人，康熙十八年（1679）生。县学生员，授徒为业，号蒲潭先生。此人“性迂阔，喜谈道学”，具有反清思想。在他应试靖州时，偶然见到了吕留良的著作，发现其中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宣扬反清思想。于是曾静就差使门人张熙到浙江吕家访求吕留良的遗著。吕留良的儿子吕葆中将其父著作悉数送给了曾静，曾静深受其著作的影响。之后曾静又与吕留良的门人严鸿逵，以及严鸿逵的门人沈在宽往来。曾静的反清思想也是与日俱增，并且付诸行动。

他听说陕甘总督岳钟琪不被朝廷信任，就使其门人张熙联络岳钟琪，劝其反清。但没想到的是岳钟琪却将此事上奏给了雍正皇帝。雍正随即派人拿问曾静，曾静供认不讳，被押解到京师，张熙也同时被带到。因曾静在供词中涉及吕留良所著书的事情，雍正帝就下令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各家的书籍，连同案内有关人员押解进京，亲自审问。曾静承认轻信流言，妄论国事，为吕留良等所误。此时离吕留良去世已有60年之久，但没想到的是，清政府连死人也不放过。

雍正十年（1732）判决如下：吕留良及其子葆中已身故，俱戮尸枭示；次子毅中改斩立决，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严鸿逵戮尸枭示，其孙发配宁古塔为奴；沈在宽斩立决，其嫡系也获罪处罚。黄补庵常自称吕留良私淑弟子，车鼎丰、鼎贲曾刊刻吕氏书籍，孙用克、敬舆等私人藏吕氏书，都遭株连坐罪，死者甚众。并且将吕留良的著作限期一年焚毁。这是对浙江士人和出版业的又一次巨大打击。几年之后，乾隆即位，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将曾静、张熙处死。此案遂告一段落。

（四）齐召南跋天台山游记案

齐召南（1703—1768），字次风，号息园，浙江天台人。此人颇有才气，因而官运一路亨通。乾隆十三年（1748），擢任内阁学士，命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

但是此案可以说跟齐召南几乎没有多大联系，案子的主角是他的堂兄齐周华。齐周华（1698—1767），字漆若，号巨山，又自号孤踱仙，天台县城龙门坦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月，浙江巡抚熊学鹏到天台县盘点仓库，齐周华带着他所著的《名山藏》初集等书请他作序，并交《为吕留良事独抒意见奏稿》一本。熊学鹏翻阅之后，发现书中有很多“悖逆谬妄”的话语。查抄齐周华的家之后，居然还找到了祭奠吕留良的文章，文章对吕留良极力推崇，“比之夷齐孟子”，而对于“庙讳御名，公然不避”。其中有《天台山游记》一书，齐召南曾为这本书作过跋。案发之后，同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1768年1月20日），齐周华被凌迟处死，两个儿子、两个孙子都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妾媳及幼孙被判给功臣做家奴。还有刻书匠也受株连，齐召南则被遣回原籍，闭门思过。齐周华所著书籍悉数销毁，刻板也一并销毁。

（五）卓长龄等诗集案

仁和监生卓长龄著有诗集《高樟阁诗集》，其子卓敏、卓慎，族人卓轶群，分别也都有诗集，因为诗集中被指有狂悖叛逆之语，乾隆帝大怒，下令严办。因案发时卓长龄、卓敏、卓慎、卓徵已死，被戮尸；卓长龄之孙卓天柱、卓天馥判斩立决，妇女幼童则被罚为奴。

二、文字狱对浙江出版业的影响

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兴文字狱，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打击，特别是对江南地区的士人进行残酷严厉的镇压。前面所述发生在浙江的几次文字狱摧残了浙江的文化，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浙江的思想、文化与出版业造成了持久的不良影响。

第一，“文字狱”不仅摧残学术事业，而且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江南自古为学术重镇，浙江作为江南一隅，历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具有浓郁的学术氛围与思想基础。清政府对江南文士的磨刀霍霍，牵累了不少知识分子。庄氏惨遭污名，前后株连者多达十余口。查嗣庭案后，清廷罔顾事实，竟责令全省童生六年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这在浙江籍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屡次的打击与威慑，最终使江南知识分子慑服于朝廷的淫威。文人墨士对朝廷不敢妄加非论，乡党之议更是形同虚设。强势的压制，钳制了学术思潮的发展，造成了诸多学术禁区，使得知识分子墨守成规，缄口不言，抑制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浙江籍出版家在著述、刻书领域，更是谨小慎微，唯恐暗合朝议，或牵扯时政，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第二，“文字狱”对图书出版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文字狱并非肇始于清代，但有清一代极为酷烈，可谓空前绝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夷夏严防”的观念，使得清代的统治者不得不加强思想控制与言论禁锢。浙江籍的知识分子，秉持文人固有的经天纬地的思想传统，“针砭时局，眷恋前朝”亦是历史的必然。譬如，庄氏史案中，《明史辑略》遭禁毁；吕留良案中，吕留良的诸多著述也遭受噩运，作品被毁版。通过文字狱的恫吓，清政府借机搜罗民间书籍，分类禁毁，这对浙江图书文化事业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诚如在齐周华《天台山游记》案中，齐周华所著书籍及刻板悉数被销毁，这不仅是浙江文化事业上的一次憾事，同样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折损。

第三，“文字狱”同样造成了图书出版人才的匮乏。“文字狱”中牵连的文人，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大多或私人刻书，或经营有刻坊，“文字狱”造成这些文人学士或噤声不语，或志趣转移，或被祸害致死。在庄氏史案中，为《明史辑略》作序者、刻者、读者、藏书者都被处死，这无疑撼动了湖州的出版群体与藏书家的根基。在吕留良案中，刊刻、收集吕留良著作的文人都惨遭株连。其中不乏名士。在齐召南案中，许多普通的刻书匠也遭受株连，这些都对出版业的人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历经数次文字狱的打击后，浙江的出版人才与刻书群体大多避之不及、一度消沉。

第三节　浙江出版业的重兴

一、重兴的背景

康雍乾三朝屡兴文字狱，浙江作为文化重地，首当其冲，损失惨重。浙江所受处罚之重、所牵涉人数之多实在是亘古未有，作书者、刻书者、藏书者生者处以凌迟、斩立决，逝者戮尸枭首，族人也被处死、流放，甚至株连九族，略微沾边的也是被处以极刑。不消说，这几起文字狱大案对浙江的士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尤其是从事出版业的知识分子，更是成了惊弓之鸟。试想，经过这几次迭兴的大案之后，还有几人敢于著书？几人敢于刻书？几人敢于藏书？浙江的出版业会是怎样的光景！通过残酷的文字狱，清政府在浙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权威，成功地达到了维护统治的目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浙江出版业路在何方呢？

厉行文化钳制政策固然是稳固统治的有效手段，尤其在政权草创之初更为明显。但随着清政权的日趋稳固，社会经济逐步恢复与发展，清朝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倘使一味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势必会危及政权本身，于是在实施高压政策的同时，综合运用了一些怀柔政策，以弱化儒学士人对清朝统治的抵触情绪。

乾嘉以降，清政府适时改变统治策略，使得浙江出版业逐渐走出了颓废的阴霾，开始迎来了重兴的时代。究其缘由，浙江出版事业重兴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清政府文化政策的改变，使得浙江剑拔弩张的氛围有所舒缓。清政府一面监视地方士人的活动，一面实施怀柔政策，接受儒学思想，通过“开科举、兴书塾”，笼络知识分子。在正取科甲之外，清政府广开博学鸿词科，以荐举、自荐等方式搜罗民间学者。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自身儒学文化程度不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入关后，努力学习儒学思想，在文化政策上实施“尊孔读经，崇尚儒术”。顺治二年（1645），清廷册封孔圣人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于大成殿奉祀。康熙皇帝甚至亲临孔庙祭拜孔子，行九叩之礼。除了尊孔，清廷还不断完善科举制度。理学历经宋元明三代的发展，至清代已成为体系完备的学说。清廷继承了理学的传统，并借用各种场合，宣扬理学思想。康熙曾亲自编纂《性理精义》，重新刊印《性理大全》，可见理学发展绝非一般。此外，清政府对于当世的理学名士，轻之犒赏，重则授官。这无疑刺激了广大儒生的激情与动力，许多以遗民自诩的士人，也转而接受朝廷的招抚。

其次，清政府非常重视图书的收集、整理与编纂。康熙四十五年（1706）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一部类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成书的《四库全书》是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虽然在修书的同时，清廷对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或者学说进行了篡改乃至销毁，但是大部分丛刊的编修，对于保存和发展文化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明史》的修纂。从清顺治二年（1645）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共94年。即使从康熙十八年（1679）正式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60年之久，以致《明史》成为我国历史上修纂时间最长的史书。《明史》成为继前四史之后，质量较好的一部官修史书。清政府修《明史》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大致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借此宣告明朝已亡，天下易主，效忠大清乃为正统；二是以此笼络明朝遗臣，通过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同时也向尚未降清的汉人表明，大清招抚之心犹存。在图书整理和编纂的过程中，浙江学者、藏书家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万斯同就参与编修《明史》的工程，这些都为浙江图书的出版与发行业提供了莫大的契机。

第三，浙江学术的发展促进了浙江出版业的勃兴。清初浙江学术的发展异常繁荣，与江苏、安徽鼎列三甲。浙江学术分为浙东、浙西两学派。其中，浙西学派主要活动在杭嘉湖地区，代表人物如张履祥、吕留良、陆陇其、朱彝尊等；浙东学派主要活动在余姚、绍兴等地区，以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毛奇龄等为主。在浙江的学术流派中，尤以浙东学派成就斐然。在乾嘉时期考据汉学之风日盛的年代中，浙东学派始终坚持“经世致用”的思想，重视经世史学的研究，既有对明史的深入爬梳，又有对学术思想史的严谨考据，在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学术的发展需要出版业作为有力的支撑，学术家的著述同样需要借助出版广泛传播与流布。因此，浙江学术的发达为浙江出版业重兴提供了有利支撑。

清政府的怀柔政策、重视图书的搜集和整理、浙江学术的逐渐发展，这些都使浙江出版业在乾隆、嘉庆以后逐渐走出了清初的衰落光景，重新迎来了辉煌。重兴的主要表现有：

一是官方刻书业有了发展，尤其是浙江官书局的刻书之多、之精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是地方官书局的代表；

二是私刻特别发达，各地著名的私人刻书数量很多，质量也很精良，堪称这一时期浙江出版史最亮丽的风景；

三是浙东学派的著述非常丰富，而且有许多学者参与编纂出版的工作，为出版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二、官方刻书事业的发展

（一）前期的官刻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清代前期的官刻书主要集中在中央及“内府刻书”。康熙十二年（1637），武英殿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增添了新设的中央政府刻书机构，由翰林院词臣管理，其所刊刻之书称为“殿本”。这个机构在清前期全国的刻书业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刊刻一些皇帝的著作或者是皇帝批准的书籍，所以在刊刻的时候往往冠以“御制”或“钦定”等字样，也有一些当世名人或者前人的文集、学术著作，还有就是历代王朝都会刊刻的历代的经学、史学名典。这个中央的刻书机构，直接就在天子眼下，可以想见它所刊布之书的质量肯定是非常高的，而尤以康熙、乾隆年间所刻的最为精美。

乾隆三十九年（1774），武英殿刻书处用木活字刊印了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部丛书一共有134种2416卷。乾隆四十一年（1776），朝廷将其颁发至东南五省，使其通行流布，以示皇恩浩荡。当时浙江受命刻印其中的39种，无论是版式还是字形，所刻之本皆仿武英殿本。此外，浙江还在乾隆六十年（1795）对六年前印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翻印，不仅传承了文化，而且拓展了经籍在民间流通的渠道。

清朝前期各省所刊印的书籍有很大一部分是地方志书，浙江省也是如此。康熙、雍正两朝都曾纂修过浙江省志，最早刊刻的《浙江通志》是于康熙二十三年（1683）所刊行的。雍正年间的《浙江通志》比康熙年间编纂的规模要大，所以更具影响力。此后，在乾隆元年（1736）、嘉庆十七年（1812）对所刊通志本又进行补注。目前所见的《浙江通志》大多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浙江书局所刊刻的复刻本。至于地方所刊刻的各州府县志，更是数量众多。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翻刻武英殿本的书籍还是刊印地方志书，浙江省用的都是雕版刻印，而非活字印刷。雕版刻印比活字印刷所费时间要长，工艺要细，自然印的书也比活字所印精美许多。所以浙江省所刻印书籍的质量在全国都是鼎鼎有名的。

有清一代在浙江省的刻书业中刻书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非浙江官书局莫属了，虽然它设立的时间不长，但由于浙江地区的藏书家、校勘家以至于刻板的人才资源异常丰富，故而成就了浙江官书局在近代浙江出版史上，乃至近代中国出版史上非比寻常的地位。

（二）重兴时期的浙江官书局

清朝自嘉庆以后，国势渐趋衰退。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发动了鸦片战争，从此以后国无宁日，割地赔款。巨额的赔款转变成了百姓肩上沉重的负担，富庶的江南更是清政府财税的主要来源。终于，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爆发了。此后十余年间江南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生产、文化教育、人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社会秩序遭到极大的破坏。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破太平天国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鉴于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江南的社会遭到重创，官府、民间藏书损失颇巨，所以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时也注重重新振兴文化事业。咸丰十一年（1861），在打下安庆时曾国藩就注意收集民间残存的书籍，等到克复南京后，他即在冶成山开创江南官书局。以此为开端，各地纷纷设立官书局，出现官刻书的中兴之景。浙江官书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的，并且在地方官书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1．浙江官书局概况

关于官书局的成立时间，现在比较认同的观点是在同治六年（1867）。^[4]第一批刊印的书籍有《钦定七经》《御批通鉴辑览》等书。最初设立的地点是杭州小营巷报恩寺。光绪年间，印刷业务逐渐发展，官书局将地址搬迁到了杭州正中巷的三忠祠。宣统元年（1909），浙江巡抚增韫向朝廷上奏提议将官书局与藏书楼合并成立浙江图书馆。朝廷批准后，官书局改为浙江图书馆附设官书印售所。至此，存在时间达40多年的浙江官书局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2．官书局的管理与经营

第一，人员构成。官书局早期的主要人员是这样的：总办2人，襄办1人，驻局提调1人，司事2人，总校4人，分校8人，助校若干、缮录20人，刻匠110人，印工20人，司阍、杂役各1人。^[5]总办是官书局的领导，负责官书局的全面事务。首任总办由杭州崇文书院山长薛时雨和紫阳书院山长孙衣言兼任。在他们二人之后，由谁来继任总办产生了较大的争议。自此以后，总办人数改为1人，而且都是由浙江学使担任。提调也是官书局内的重要职位，负责辅佐总办处理各种事务。司事负责具体局务的进行。总校、分校、助校都是编校人员，他们是书局的主要业务人员，负责搜罗底本、校勘等关于书籍出版的事务。官书局的编校人员都是饱学之士，在经、史等方面成绩卓著。正因为有质量过硬的编校人员，官书局的刻书质量才能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

第二，经费来源。官书局的经费初期主要来源于官府的资助，后期随着出版业务的发展，营业收入也逐渐成为经费来源的一大部分。

第三，经营业务。官书局的设立并非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是以丰富书籍数量、服务学子为己任，许多刻印精良的书籍要价非常低廉。其销售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依据印书的纸张不同将书分成不同档次，以不同的价格出售。这样就方便了贫寒学子的选购。二是书籍可以打折。为了方便外省的书友，官书局还将书籍转运到其他省份出售。另外，官书局还提供书籍以供上呈或上调。除了书籍业务，官书局还代理省城各衙门刊印通行公件。

浙江官书局的经营管理方式体现了服务性、官方化的特点，这与许多营利性的书坊有天壤之别。

3．浙江官书局的刻书业

浙江官书局从开局之日到宣统元年（1909）并入浙江图书馆为止，共40多年，刻印图书不下数百种。据丁申《武林藏书录》所记载：“自丁卯开局（同治六年）至光绪乙酉凡二十年，先后刊刻二百余种。”^[6]在1932年转移浙江书局所刻版片的过程中，毛春翔先生曾经就所有的版片做过统计，根据这一次统计出的数字，顾志兴先生怀疑丁申《武林藏书录》所记载之数目有夸大的嫌疑。虽然无法得知具体的刻书数量，但是根据统计，“清末的浙江官书局，自刻书版122　000余片，捐赠和寄存者39　000余片，总计拥有163　000余版，版储之富，印书之多，位居各省官书局之前列”^[7]，是铁板钉钉的事情。由此可见，浙江官书局出版书籍之丰富。

官书局所刻书的内容涉及经史子集等传统书籍，但是也有一部分是近代科学、法律的书籍，如《日本国志》《算法大成》《各国通商条约》等，这体现了浙江官书局的时代特色。传统书籍中首先刊印朝廷钦定或御纂书籍，但是也有很多地方色彩的书籍，尤其是有关浙江的地方文献，如《浙江全省舆图》《浙江贡院图》及王应麟的《玉海》等。

官书局刻书基本采用雕版印刷，但是也开始引进石印技术印刷书籍。所采用的版式灵活多样；纸张主要使用连史纸、赛连纸、毛太纸和官堆纸四种；装订基本采用线装，也有应顾客要求进行精装的；雕版的板材使用梨木。

浙江书局刻《两浙金石志》

4．浙江官书局的地位与影响

浙江官书局是各地官书局中最为突出的。我们通过与其他省份官书局的比较，可以看出浙江官书局的独一无二。金陵官书局是由曾国藩于同治三年（1864）四月在安庆创设的书局演变来的，前后刻印图书56种，计2776卷690册。崇文官书局由李瀚章于同治年间在武昌创立，存在70年，据方振益先生研究，先后刻书有300余种，积累书版144　700片。广雅书局由张之洞于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在广州创办，宣统二年（1910）后隶属于广东省立图书馆，改称广雅版片印行所。广雅书局刻书最多，为众书局之首，达300余种。顾志兴先生指出：“浙江书局所刊之书数量虽不是最多，但其质量确是一流，可以说居于诸局之首，这在学界是有定评的。”^[8]那么在全国数十所官书局中，浙江官书局何以能做得这么好呢？其后学者对此也深有研究，大体如下所言：

第一，浙江丰富的藏书资源是浙江官书局刻好书的重要支撑。浙江的藏书在明代已经很出名了，入清之后清政府一方面厉行残酷的文化钳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又以科举制度笼络社会贤达、文人士子；再加之浙江省文人学者有喜好藏书的优良传统，浙江的藏书业在全国来说是十分兴盛的。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浙江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三十九年（1774）的短短几年中，向四库馆共献书达4　588种，位居全国之冠，大大超出其他各省。^[9]丰富的藏书为官书局刻书储备了足够多的底本，刻书用的底本好，其价值就相对高，质量自然也就上乘了。

第二，浙江官书局十分注重编辑、校勘队伍的建设。比如曾经在官书局主持校勘的李慈铭、谭献、黄以周、张大昌、张颜等等，无一不是当世之才俊。顾志兴先生曾作如是评价：“其时浙江书局的编纂、校勘队伍，可以说是集中了当时全国第一流专家、学者，文学俊彦、学界名宿聚集一堂，皆致力于书局刊书之校勘，故所出之书皆甚精善，一时浙江书局刊书名声大噪。”^[10]

第三，印刷技术的保障。印刷术自隋代发明以来，到清代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套版印刷，这对于书籍的精美来说是巨大的福音。而此时期活字印刷的广泛应用，又大大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浙江省的经济发达，社会上读书、藏书、刻书的风气盛，故而可以想见其印刷技术的水平。且官书局的资金有充分保障，无论是印书的纸墨、刻板的材料还是刻板的匠人，都有可靠的保障。

浙江官书局在历史上影响很大，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值得一提：

一是保存、传播了典籍文化。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最为人所乐道的就是典籍浩如烟海。但是珍贵的典籍文献由于天灾人祸毁灭的不知道有多少，正是由于有许多的出版家和出版机构，这些文献典籍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一直留存到今天。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地区尤其是浙江、江苏等省的书籍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浙江官书局在浩劫之后，努力致力于典籍文化的出版，拯救了许多濒于消失的珍贵古籍。如官书局刊刻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书原为道光年间王文诰所著，是各家所注苏诗中最为详尽的一种，但是由于时间久远，“原版已毁，印本无存”^[11]。在时任书局坐办俞樾的建议之下，书局四处访寻原书，重新加以刊行，大行于世。

二是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历朝历代，文化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书籍的出版与传播。官书局的刻书数量达到近200种，这些大规模、大数量的书籍的出版，对于发展文化事业肯定是一大促进。尤其是有关浙江地方文献的出版，保存了大量的地方历史资料，对于浙江历史的留存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是一大助益。宣统元年（1909）以后，官书局并入浙江图书馆之后，为浙江图书馆的创立与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都有益于浙江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是促进了官方刻书事业的发展。作为官方刻书事业的代表，浙江官书局是一时之翘楚。浙江官书局的刻书事业是浙江官刻事业发展到清代的顶峰之作。这个地位是已经被大家所认同的。浙江官书局对于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保存文化典籍起到了很大作用。浙江官刻事业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出版业的中心之一。

第四节　私家丛书的刊刻

清政府的文化政策，鼓励学者皓首穷经，不问政治。随着乾嘉考据学术的兴起，浙江学术的繁荣，古籍的整理和研究逐渐成为士人们热心的事业。文化的发展和研究离不开书籍的普及，因此刊刻书籍的风气逐渐兴盛。自乾隆、嘉庆以来，丛书刊刻之风盛极全国。许多学者和文人投身丛书刊刻的事业中去，为之奉献自己的力量。在浙江，私人刻书此起彼伏，为这一时期的浙江刻书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杭州所刊丛书

杭州在明代就是浙江出版业的中心，清代仍然保持中心的位置。私人刻书业也是如此。

（一）鲍廷博与《知不足斋丛书》

1．鲍廷博其人

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祖居歙县邑西之长塘，世称长塘鲍氏。后其父携家移居杭州。鲍氏祖业以业盐为生，所以家里还算富裕。其父酷爱读书，不惜重金收藏古籍，近至嘉兴、吴兴，远至大江南北。他一生藏书非常丰富，并且许多书籍为收藏家罕见，其藏书处名“知不足斋”，取自《大戴礼记》“学然后知不足”。后来刊刻了最负盛名的《知不足斋丛书》，于1814年病逝。

2．藏书刻书业

鲍廷博自幼聪慧异常，但是科举上却不大顺利，只得了个诸生的功名，以后不再科举。父亲常年经商在外，因此，鲍廷博常在祖父身边侍奉，深受祖父喜爱。他特别喜爱读书，于是不惜花费重金购买书籍。由于声名在外，大江南北有奇书异书来到杭州售卖的，一定先到鲍家让他首先挑选。除了买书外，鲍廷博还与浙江其他藏书名家互通有无，相互借抄。如赵氏小山堂、卢氏报经堂、汪氏振绮堂、金氏桐化馆等等。通过鲍廷博的多方搜集和辛勤维护，鲍氏藏书楼的藏书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断地提高。于是鲍廷博将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知不足斋”。

乾隆年间，清政府设立四库馆，诏求天下遗书。鲍廷博献书626种，《四库全书》采用了250种，是各家献书中采用最多的。因此，鲍廷博赢得了乾隆皇帝的嘉奖，被赐予《古今图书集成》《平定伊犁得胜图》《平定两金川战图》等，受到士林的艳羡。

我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但是保存下来的却非常之少，鲍廷博对此每有感叹。再加上他认识到藏书楼藏书困难，一旦衰落下来便是瞬间崩塌之势。与其给子孙后代留下万贯家财，还不如刊刻一套书籍流传后世。为此，“从广求博采天下孤本秘籍，到选书、考证、校勘、作注、撰写序跋，最后刊出《丛书》，前后经过数十年，鲍氏笃行不倦，历尽了艰辛”^[12]。

通过遍地访求书籍和善本，鲍廷博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知不足斋”之名开始校勘刊刻《知不足斋丛书》，一共30集。其中前27集由鲍廷博所刻，后3集由其子鲍士恭续刻。共收书208种（含附录12种）。为了保证图书的质量，鲍廷博非常注重图书版本的选择。有的书是仅有传抄，却没有刻本；有的是旧版散失，刻板重新刻印；有的是刊刻过，却没有很好地校勘。对于这样的书籍，鲍廷博都予以严密的校订，重新刻印。在校勘上，鲍廷博更是一丝不苟，每刻一本书，都必定经过广求善本书籍互相校勘，取最精到的进行刻印；有的错误明显但是不好改掉原文，就在原书上标上注释注明，不妄改一字；有的书籍刻印好了之后，鲍廷博还要仔细校订，确定没有错误之后才肯放手。这套丛书，凝聚了他的全部心血，众多的序跋就是最好的体现。

3．影响

《知不足斋丛书》由于校订严密、刻印精良，问世后深受学人喜爱。嘉庆帝看过丛书后，再次嘉奖，赐鲍廷博举人。这套丛书内容丰富，涉及经史子集各大类，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为保存文化和经典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校勘精密、版本精良，深受大家的喜爱。

另外，有趣的是鲍廷博的刻书业还促成了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的刊刻。本来对于这类不入文人法眼的小说，除了以营利为生的书坊外，一般的刻书家是不屑一顾的。鲍廷博却是慧眼识珠，积极倡导并促成了该版本《聊斋志异》的刊刻，对于保存、流传《聊斋志异》这部志怪小说起到了重要作用。

卢文弨刻本《抱经堂文集》

（二）卢文弨与《抱经堂文集》

卢文弨（1717—1796），字召弓，一作绍弓，号矶渔，又号檠斋、抱经，晚年更号弓父，人称抱经先生，清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卢存心之子。乾隆十七年（1752）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历官左春坊左允、翰林院侍读学士、广东乡试正考官、提督湖南学政等职。

乾隆三十四年（1769）辞官归杭，曾先后在江浙钟山、紫阳、龙城等书院主持讲席，桃李满天下。他非常喜欢藏书，精于书籍校勘，家中有一藏书楼，名为“抱经堂”。当时浙江的藏书楼有两报经楼之说，东为宁波卢址抱经楼，西即卢文弨的抱经堂。

卢文弨潜心汉学，是藏书家中有名的汉学大家。他与戴震、段玉裁非常要好，时常一起探讨汉学问题，精于校勘学。因此，洪亮吉称他与翁方纲为“藏书家中的校勘家”。

卢文弨刻有《抱经堂丛书》，一共17种。傅增湘先生认为，“惟卢绍弓先生《抱经堂刻书》尤精博矣。……每校一书，必搜罗诸本，反复钩稽，……是此书之奄有诸家之长，而无其短”，其评价甚为公允。所辑古籍，都经过编订者的细心考证，旁征博引。尤其是对于古籍的版本，通过考订，提出了可信的新解释，特别可贵。

（三）陈春与《湖海楼丛书》

陈春，字东为，浙江萧山（今杭州）人。非常喜欢藏书，其藏书楼名为湖海楼，藏书甚富，“凡古今书籍，诸子百家，靡不通晓，所藏不下数万卷”。他有一位朋友汪继培家富，也喜好藏书。汪每次得到善本，就拿出来与陈分享。陈春父亲76岁大寿的时候，汪继培以精校《列子》张注作为寿礼，这也成为《湖海楼丛书》的一部。陈春根据汪继培家藏善本重刻诸子及经史之书，选择有裨实用的书籍，次第写版，汪继培为之校订。以后又得到王晚闻的赞助，刊布《湖海楼丛书》，一共12种，分别是：《周易郑注》《论语类考》《列子》《尸子》《尹文子》《潜夫论》《学林》《卮林》《定伪杂录》《龙筋凤髓判》《永嘉先生八面风》《会稽三赋》。丛书校雠精审，堪称善本，版本一直保存到光绪初年。

（四）胡珽与《琳琅秘室丛书》

胡珽，字心耘，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的父亲胡树生生平喜爱藏书，买书不惜重价，所藏书大多皆为宋元旧本，并抄录了一些难得的书籍。“琳琅秘室”为其藏书之所。胡珽于咸丰三年（1853）继承先世遗书，加上自己所收集的善本书籍，采用木活字排印，汇集成《琳琅秘室丛书》，全书共分4集，收书30种94卷。每集总目，都附有解题，并撰写札记，叙述得书的原委。原书有错漏的地方，都写有校勘记订正。

《琳琅秘室丛书》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所收书籍多为罕见的珍本秘籍，所传极少。而且丛书体例严谨，极为难得。

（五）汪康年与《振绮堂丛书》

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近代报人、改良主义者，创办过《时务报》等报纸。

振绮堂的创建者是汪宪。他中过进士，雅好藏书，家多善本。书籍日多，渐有振绮堂、存悔斋、静寄东轩之设。曾与朱文藻、严可均、鲍廷博等人往来，讨论经史疑义，又各自拿出所藏秘籍，相与校雠。汪宪还请朱文藻为他编辑《振绮堂书录》10册。乾隆时，清政府诏修《四库全书》，积极发动地方藏书家贡献善本古籍。振绮堂献书朝廷，选入《四库全书总目》的就有151种，后蒙乾隆赏赐《佩文韵府》1部。由此，振绮堂闻名天下。

如果没有战火，汪宪的后代很有可能将振绮堂的这份珍贵藏书保存下去。可惜，太平天国战火燃烧到了杭州，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振绮堂也遭到兵燹之灾。书籍散失，百不存一，徒留书目待后人找寻。

振绮堂传到汪康年手中，汪也喜好藏书，并继承前人遗愿，刊成《振绮堂丛书》2集，实为振绮堂又一贡献。

（六）丁丙与《武林掌故丛编》

丁丙（1832－1899），字嘉鱼，别号松生，晚号松存，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家资富裕，自幼好学，喜好藏书。除了沿用其祖“八千卷楼”藏书楼之外，以后又增辟“后八千卷楼”“善本书屋”“小八千卷楼”，总称“嘉惠堂”，藏书近20万卷，其中善本珍籍2000多种，被列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

丁丙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而且在出版事业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他所刊书之多，在清代浙江首屈一指。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37年间，一共刊书200余种。他先后刊刻了地方志书，如《乾道临安志》《仁和县志》等；乡邦文献，如《武林旧事》《梦粱录》等；还有武林先贤的著述，如《武林往哲遗著》《于忠肃集》等；地方掌故，如《武林掌故丛编》。这些书籍的刊布，对于保存乡邦文献，汇集古籍珍本，贡献特别突出。对于有人认为《武林》诸书有“滥收”之嫌，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认为“其实此点足证丁氏识见过人，书中大量保存了与杭州有关之古迹文献”，此说颇为公允。

二、嘉兴丛书刊刻

（一）朱彝尊和《曝书亭集》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是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兼学者。他不仅满腹才华，诗文写得好，对书的收藏也有着特别的嗜好。关于朱彝尊爱好藏书，还有一些趣闻，录之于下以飨读者。

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参加博学鸿词科会试，一举中榜，授翰林院检讨，参加纂修《明史》。在此期间，他不但利用职务之便抄写了大量的书籍——后因此而丢了乌纱帽，而且将一切空余时间都用在寻书抄书上。为了得到一本自己相中的书籍，朱彝尊甚至“不择手段”。康熙二十年（1681），朱彝尊任江南典试官，在四处访购图书时得知藏书家钱曾编有一部目录学佳作《读书敏求记》，便想借来抄写。但是由于钱曾将此书稿藏在一个书箧里随身携带，所以极少有人能够见到此书稿，朱彝尊也难见一面，于是他就以妙计取之。一天，朱彝尊大摆筵席，宴请包括钱曾在内的当地文人学士。他乘机悄悄地以重金买通了钱曾的书童，打开了藏书的书箧，偷出了《读书敏求记》的原稿，交由他预先雇用的10余个抄书手藏在密室中连夜赶抄，终于如愿以偿得此书。

朱彝尊刻本《曝书亭集》

除了藏书与抄书，朱彝尊还以潜采堂、曝书亭、六峰阁等名义刊刻书籍，主要有：《竹垞文类》《腾笑集》《日下旧闻》《明诗综》《词综》《食宪鸿秘》《曝书亭集》等。据说朱彝尊所刻之书在付梓前都要亲校2次，刻后再校3次，可见其认真程度。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有一条“朱竹垞刻书之逸闻”谈到朱彝尊时说：“家刻书则以《曝书亭集》字体整秀疏朗为悦目，讹字亦绝希”^[13]，评价非常之高。

《曝书亭集》可以看作是朱彝尊一生成就的总结，可惜他没有看到此书的刊行就去世了，最终由他的孙子完成。此书共有80卷：赋1卷、诗22卷、词7卷、文50卷，附录《叶儿乐府》1卷。

（二）陆烜和《奇晋斋丛书》

陆烜（1761—？），浙江平湖人，字子章，别号梅谷，又号巢云子。诸生出身。他对藏书、校书都有不俗的见地。他认为校书要用雌黄，可以保持颜色不会很快褪色，因为他曾亲眼见过钱牧斋手批的《元遗山集》，色泽如新，使用的就是雌黄。又认为修补古书，糨糊中加白芨，则能保证年久不脱落。这些都是他藏书的宝贵经验。

陆烜性喜藏书，所藏书籍非常丰富，藏书处有奇晋斋、春雨楼等。奇晋斋取名自有一番来历。原来陆烜得到王羲之的《二谢帖》和《感怀帖》后，当宝贝一样藏起来。于是在春雨楼左边的一个处所写上“奇晋”二字为名，取珍贵少有之意。并书联句云：“门栽彭泽五株柳，案有山阴二谢书。”

陆烜生平最为仰慕胡震亨、毛晋等人刊布书籍，认为这是大公无私的表现。因此，他仿效历代名家，将自己所藏的历代珍本书籍悉数刊刻成《奇晋斋丛书》，共16种。该丛书篇目为：《松窗杂录》《灌畦暇语》《平巢事迹考》《采石瓜洲毙亮记》《鹤山笔录》《临汉隐居诗话》《北窗炙輠录》《文山题跋》《遗山题跋》《大理行记》《云烟过眼续录》《寓意编》《快雪堂漫录》《笔麈》《云间杂志》《云南山川志》。

（三）马俊良与《龙威秘书》

马俊良，石门人，乾隆年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著有《易家要旨》《春秋传说荟要》等书。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刻《龙威秘书》10集。《龙威秘书》的名字可是大有来历的。《云笈七签》载：吴王阖闾游包山，见一人，姓山名隐居，入洞庭之石城，取素书一卷呈阖闾，其文篆书不可识。问孔子，孔子曰，丘闻童谣云：“吴王出游观震湖，龙威丈人山隐居，北上包山人灵墟，乃入洞庭窃禹书。”于是，马俊良将此书命名为《龙威秘书》。

《龙威秘书》共10集，第一集是《汉魏丛书采珍》，第二集是《四库论录》，第三集是《历代诗话》，第四集是《晋唐小说畅观》，第五集是《古今丛说拾遗》，第六集是《丽体金膏》，第七集是《吴氏说铃揽胜》，第八集是《西河经义存醇》，第九集是《荒外奇书》，第十集是《说文解字系传》。

（四）吴骞与《拜经楼丛书》

吴骞（1733—1813），字槎客，又字葵里，号兔床、兔床山人，海宁新仓人。清贡生。幼多病，遂弃举业。学识渊博，能画工诗，喜藏书，每遇善本，不惜重金购买，或借读手抄校勘。曾得乡贤马思赞道古楼、查慎行得树楼所藏之残帙。积有名刻善本45　000余卷，筑拜经楼以庋藏。常与同里陈鳣、周春，吴县黄丕烈往来，鉴赏析疑，互相抄校。每校一书，必撰题跋。曾得宋版乾道、咸淳、淳祐三朝《临安志》近百卷，乃刻一印“临安志百卷人家”。时黄丕烈拥有宋版珍本书百种，自题其藏书室为“百宋一廛”。吴骞多宋元珍本，便自题其居曰“千元十驾”，以相匹敌，学林传为佳话。

吴氏拜经楼藏书活动有两大特点：其一，没有先人遗藏，完全靠个人嗜书而努力收藏致富；其二，富有宋元旧椠、旧抄，且校勘精审。历史上的许多藏书家，都是靠承接了先祖遗藏，再加上本人收藏而成为名楼的。而吴骞拜经楼之所以名倾一方，则完全是靠他本人以一介穷书生之身辛勤搜讨的结果。他在《愚谷文存·桐阴日省编》中记述道：“吾家先世颇乏藏书，余生平酷嗜典籍，几寝馈以之。自束发迄乎衰老，置得书万本，性复喜厚帙，计不下四五万卷。分归大、二两房者，不在此数……竭平生之精力而致之者也。”他的藏书铭是：“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收藏家的这份心意特别令人景仰，我辈学子岂不汗颜？

收藏家大都具有济世之心，为了流传古籍，吴骞刻有《拜经楼丛书》30种，校勘精审，著称于世。在此丛书中，吴骞打破规则，将妇人著述同存其间。他认为白雪之词、幽兰之调同样可以共存于天地间。因此他在丛书中也刊刻了素庵公夫人徐燦著《拙政园诗集》。这可以说是刻书事业的一大进步。

（五）蒋光煦与《别下斋丛书》

蒋光煦（1813—1860），字日甫，号雅山、生沐、放庵居士，海宁人。10岁父亲去世，慈母亲自教他读书。从小好学勤奋，长大后专意收藏古籍名刻及金石书画。遇到善本，不惜重金购买。藏书处名为别下斋，积累古籍达10万余卷，为海内知名藏书楼，成为继吴骞拜经楼后的又一著名藏书楼。蒋光煦刻有《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素为人们所乐道。可惜的是，别下斋毁于太平天国战火，蒋光煦也因此吐血而亡。

三、湖州所刊丛书

湖州自古人文鼎盛，尤其明代刻书事业非常兴盛，至清代刻书事业仍然继续发展，但已不如前代。

（一）陆心源与《十万卷丛书》

陆心源，生于道光十四年（1834），卒于光绪二十年（1894），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吴兴人。咸丰举人，后入官场，官至福建盐运使。虽然官运尚可，但是仅以官职很容易被人遗忘，青史留名的还是收藏家的身份。他一生收罗书籍甚富，自福建辞官归田时，已有书百椟，退休后更致力于收藏古籍，到光绪壬午年（1882），藏书数量已达15万卷，很多是《四库全书》没有收进去的善本。此时，陆心源与曾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并称为晚清两大藏书家。

陆心源的藏书，分别藏于“皕宋楼”“守先阁”“十万卷楼”。其中“皕宋楼”最为著名，因为楼中收藏了他呕心沥血搜寻到手的200部宋版书，因此也并列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宋版书在明代时已按页论价；晚清时一页价近一两黄金；时至今日，一页价以一万元计矣！让人叹惜的是，在陆心源辞世仅13年（1907）时，他的儿子陆树藩将“皕宋楼”所藏的宋版书售予日本人，引起学术界、藏书界的震惊。

光绪五年（1879）起，陆心源将其所得书籍刊刻成《十万卷楼丛书》，共3编，收书51种，是一部综合性丛书。该丛书收集的大都是一些极为难得的珍籍，收书内容极为广泛，其中又以医书和笔记杂录居多，史料价值很高。

（二）姚觐元与《咫进斋丛书》

姚觐元字彦侍，归安人。举人，官至广东布政使。继承家学，特别精深于声音训诂。《咫进斋丛书》刊于光绪九年（1883），先后编为3集，集以四部为次，其中以阐明声音训诂之学为多。所录书籍有《销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从中可以窥见清代文字狱惨祸之重，对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传说故事，帮助很大。

四、宁波私家丛书刊刻

（一）张寿荣与《花雨楼丛钞》

张寿荣，字鞠龄，镇海人。举人出身，家富藏书。其生平事迹，我们现在已经不大清楚。但是在出版史上的事迹却至今有人纪念。

他在继承先人遗书的基础上，广泛搜罗，藏书不断增多。经过精心校勘，刊刻成《花雨楼丛钞》，分为正编、续钞两部分。正编所收多为清代中晚期学者著述，如戴震、阮元、段玉裁、张惠言等。续钞收录张寿荣辑《各经承师立学考》，清代丁晏《礼记释注》，戴震《考工记图》，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阮元《定香亭笔谈》等。

（二）郭传璞与《金峨山馆丛书》

郭传璞，字怡士，号晚香，鄞县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少年时候师从姚梅伯，工于骈体文，能够作诗。家资比较殷实，喜欢藏书，藏书处称为金峨山馆。

《金峨山馆丛书》共收书11种，所录书籍皆为清代学者著述，如钱大昕的《说文统释自序》、毕沅的《音同义异辨》、齐召南的《明鉴前纪》《宝纶堂诗文钞》、乐钧的《青芝山馆骈体文集》、俞樾的《第一楼丛书附考》等。

浙江私家丛书的刊刻还有很多，如绍兴赵之谦的《仰视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金华胡凤丹的《金华丛书》，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等等。

通过以上对私家丛书刊刻的简单介绍，我们大致可以发现浙江私家刻书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刻书者大都是藏书家。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杭州、嘉兴还是湖州、宁波，能够主持刻书的，都是藏书十分丰富的大藏书家。正是雄厚的财力和丰富的藏书支撑起了他们的刻书事业。

二是刊刻书籍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无论是历代的经典、小说、乡邦文献还是文人雅士的诗词、学者的研究著作，无所不有。因而私家刻书多以“丛书”的形式印行，动辄数十种著作，有的甚至有数百种。

三是刊印书籍质量非常高。刻书者都是嗜书如命的藏书家，他们刻书所依托的底本都是校勘精良的善本，再加上他们把刻书当作大的事业来做，自身又精于校勘、学识渊博，对于书中的讹误多有所校正。所以，私家刻书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毋庸置疑，私家刻书也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一是同官方刻书一样，保存了大量的典籍，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有许多官方刻书时毁坏或者遗弃的著作在私家刻书时得到了保存，因而流传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刻书的不足，或者作为官方刻书的补充，或者与官方刻书同轨并进，私家刻书在保存古代典籍方面的功绩不可埋没。

二是使得当时许多学者的著述流传下来。由于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与众多汉族士大夫对清政府的敌视，许多致力于抗清事业的学者的著述被政府列为禁书，官方不予刊行。私家刻书则大可不必考虑这些事情，全凭刻书者自己的爱好。对于好书，他们总是乐于刊印的。这些书流传至今，对于我们认识清代的学术史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三是促进了私家刻书事业的发展。浙江素有私家刻书的传统，在经历了清初的动荡与恐怖之后，藏书家们又重新振兴了这一传统。这对于促进私家刻书传统的发扬光大，促进文化知识的传播，甚至于促进乡里民风的改善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私家丛书的刊刻书籍之多、善本之多，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尤其是浙江藏书家那种为天下人服务的奉献精神特别难得，值得称赞。私家丛书的刊刻既保存了大量的文献，使众多善本古籍得以流传，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书籍遗产，值得后代人珍藏。

第五节　浙东学派的著述与编纂活动

一、浙东学派的鼎盛

浙东学派，本起于南宋，是程朱理学的反对派。当时的浙东学派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他们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理学家空谈性命，更强调事功之学的重要。他们都是浙东人，所以这是浙东学派最开始的溯源。

到了明末清初，浙东学派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次是以黄宗羲为首，下及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形成一个注重研究史料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派别，成为这一时期浙江学术发展的代表。那么清初浙东学派产生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优越的经济社会条件。浙江尤其是浙东地区自南宋以后就成为经济中心之一。这块区域自然条件适宜，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经济发达。发达的经济条件是文化发展的前提之一。有了丰厚的物质资源，才有可能产出更多的精神财富。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到了清代，经过初年的战乱之后，浙江的经济文化发展逐渐进入正式轨道，这为浙东学派的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

其次，浙东学派继承了历史上的学术渊源。我们前面有过交代，浙东学派最早发端于南宋，南宋的浙东学术为清初的浙东学派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此外，明代阳明心学的崛起既为浙东学派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浙东学派批判继承王学、转变学术方向提供了对象。

最后，明清鼎革之后，许多明代遗民仍然念念不忘前朝，不肯出仕清廷。尤其是在反抗清朝统治最为激烈的浙江，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仍存在着强烈的反清意识。他们在总结前朝经验之后，深刻认识到心学的危机，因此对王学进行修正，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这是浙东学派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二、浙东学派的著述与编纂活动

浙东学派的学者，大都有丰富的著述流传于世，以下试做一简要介绍。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晚年自称梨洲老人，一般称之为梨洲先生，余姚人。他的父亲是著名东林党人黄尊素，因弹劾魏忠贤被下狱受酷刑而死。19岁的黄宗羲在京城的公堂上亲手用尖锥击伤主谋，并追杀凶手，为父报仇，真的是英雄少年。归乡之后，发愤读书，师从著名的儒学大师刘宗周。清军入关之后，黄宗羲参加过反清斗争。终生不仕清朝。

黄宗羲一生勤于著述，著作非常丰富，主要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明文海》《易学象数论》等。曾有学者粗略统计，黄宗羲编选前人的著作有10余种，1000余卷，1000万字以上；而自撰的著作有100余种，300多卷，3000万字以上。^[14]他的《明儒学案》，以及由其草创而由全祖望完成的《宋元学案》，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学案体是专门介绍学术源流的史书体裁，开创于黄宗羲，在史学体裁上具有重大价值，为后来者所继承。

黄宗羲非常注重史料的收集，他撰写的《弘光实录钞》4卷、《行朝录》3卷，编选的卷帙浩繁的《明史案》242卷、《明文案》217卷等，都为以后修撰《明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鄞县人。万家是鄞县世家，出过许多有名望的人。万家也参加过抗清斗争。万斯同的父亲让8个儿子跟随黄宗羲学习，万斯同熟读史书和明朝实录，达到了差不多可以背诵的地步，逐渐养成了博学鸿儒的风范。

万斯同最为成功的编辑活动就是参与了《明史》的编撰。清朝统治稳定之后，就开始筹划编修前朝历史，因此，《明史》的编修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万斯同受业于黄宗羲，又出身反清家庭，也有很强的民族气节，绝不参加科举或者做官。康熙十八年（1679），朝廷开局编修《明史》。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入局编修史书的就署翰林院纂修衔，授予七品的俸禄。万斯同遵黄宗羲嘱咐，到了京城之后，宁愿寄居在徐元文家，也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的身份编修《明史》。

万斯同对于明代史料非常熟悉，对于明代十三朝实录，几能成诵。他参与修史时，审阅完稿件后，就对下手说“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依言而行，绝无差错”^[15]。

万斯同修史的时候，特别注重史料的搜集，掌握丰富的资料后，他还注重史料的甄别，曾经对《洪武实录》中的许多记载产生怀疑。这些编撰思想对于《明史》的编修帮助很大，使得这部史书成为继前四史之后的又一部质量较好的史书。

浙东学派的殿军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就是说浙东学术谈天人性命要切于社会的现实、不空谈，所以浙东学派是一个以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学派。

浙东学派的刻书活动主要集中在方志的编纂上，尤其是章学诚的贡献特别突出。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绍兴人。他自小就对经史之学兴趣浓厚。26岁从国子监肄业，以后高中进士，并在各书院主讲。曾经入湖广总督毕沅的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34岁起，开始撰写《文史通义》一书，经过20多年的努力才告完成。这部史学理论著作与刘知幾的《史通》并列为史学理论著作的代表。可惜的是他一生穷困潦倒，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

章学诚一生主修、参修10余部地方志书。在修志的过程中，他的史学理论和方志理论也逐步成熟。他认为“方州之志，考定成编，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务国史之要删”，属于“信史”。方志不仅具有为修史提供史料的功能，而且能够澄清史料的真伪。因此章学诚视“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将方志从地理类中解放出来，具有了独立史书的地位。他在与他人反复讨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修志实践，使方志学理论更加充实，从而确定了方志的性质、体例和编纂要求，提高了方志的价值和地位，真正使方志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方志体例上，他认为应该包括四个部分——外纪、年谱、考和传，这就是“四体”。这是早年的思想，以后在修志的过程中，他逐渐完善了自己的方志思想，将“四体”发展为“三书”，在《方志立三书议》中，他这么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三书是指志、文征、掌故三种文体。

章学诚参与编修的方志有湖北《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这些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方志。乾隆五十五年（1790），章学诚参加了毕沅的幕府，受命编纂《湖北通志》，经过4年多的奋战，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完稿。整部志书分二纪、三图、五表、六考、四略、五十三传，一共73篇，另外还有《湖北文征》8集、《湖北掌故》66篇、《湖北丛谈》4卷。但是，由于毕沅的离任，章学诚与新任的湖北巡抚惠龄意见不合，导致等待刊印的《湖北通志》没有正式刊行，直到民国11年（1922）才编入《章氏遗书》，流传后世。《湖北通志》是章学诚众多志书的代表作，凝聚了他许多的心血，其中包含了他成熟的方志理论和编纂思想。

另外，全祖望参修的《（乾隆）宁波府志》也比较著名。

三、浙东学派刻书简要述评

与官方刻书和私家刻书相比，浙东学派表现出了更多的学者风范。这是前两者所无可比拟的。

首先，浙东学派表现出了相当重的民族气节。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有“傲骨”之风，不肯屈从于政治的高压，浙东学派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像黄宗羲终生不仕清廷，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修纂正史、不计名利，都是值得后人敬重和学习的。

其次，他们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从史书的编纂体例还是史学认识方面，浙东学派学者的见解至今仍然受用。中国的史书编纂体例，向来有编年体、纪传体和国别体，后来又发展出纪事本末体，到了黄宗羲这里，又发展出了学案体。章学诚则将对方志的认识与利用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大事，也是图书编纂史上的大事。

再次，学者刻书，用他们渊博的学识与超群的鉴别力为后世留下了众多十分珍贵的史料。黄宗羲身处末世，对于末世的社会有着切身的感受，后来又亲身参与南明政权的抗清活动，在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而又可靠的材料，因而他编纂的关于晚明的许多史料在修《明史》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万斯同、章学诚对于史料的甄别与考究则促使学者们在研究中国的问题时更加客观与理性。浙东学者的努力与卓识，为后世图书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与借鉴。

【注释】

[1]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3]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223页。

[4]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232页。

[5]宋立：《浙江官书局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本文官书局的内容参考了该论文。

[6]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7]崔富章：《浙江的刻书与藏书》，《文史知识》1996年第10期，第67页。

[8]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9]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上册，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10]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11]宋立：《浙江官书局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2]胡春年：《鲍廷博与〈知不足斋丛书〉》，《四川图书馆学报》2003年第4期，第78页。

[13]叶德辉：《书林清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29页。

[14]王凤贤、丁国顺：《浙东学派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264页。

[15]王凤贤、丁国顺：《浙东学派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