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出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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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九章　民国：多元发展，丰富多样第一节　民国浙江出版业概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惊雷震响了中国大地。抗战爆发后，浙江是南京的门户，战略位置重要，成为日军侵略的重点地区。

第九章　民国：多元发展，丰富多样

第一节　民国浙江出版业概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惊雷震响了中国大地。随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腐朽的清王朝瞬间崩塌。浙江在辛亥革命时期具有重要地位，是反清基地之一，著名革命团体光复会中坚力量也是江浙一带的会党，为辛亥革命养育了许多优秀的革命家，如秋瑾、徐锡麟、章太炎、蔡元培等。^[1]

1912年1月，浙江临时政府成立，浙江都督公布了施行案第一号——《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其中第五条规定：人民享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书信秘密、迁徙等自由。虽然军政府并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真正实施这部法律，但这毕竟第一次承认了人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临时军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如禁绝鸦片、禁缠足、禁蓄婢女等，这些措施促进了浙江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好景不长，浙江临时政府没有持续多久，袁世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后，从1912年8月浙江都督朱瑞上任到1919年卢永祥继任浙江都督的这段时间，浙江陷入了一个动荡不堪的时期，浙江的政治、文化、经济都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浙江出版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的浙江出版业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新式出版业比重加大，伴随着出版业的发展，一批新式出版家逐渐成长起来，如张元济、陆费逵、杜亚泉等。同时，传统出版业仍有所发展，他们在整理乡邦文献上做出许多成绩，以嘉业堂为代表。第二，一些出版机构成为这一时期出版业的中心，如浙江图书馆、西泠印社等，它们产生较大影响，在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第三，新式印刷技术的发展虽然逐渐成为主流，但是传统的雕版印刷仍在发展，呈现出新旧出版技术并存的局面。

新文化运动爆发后，民主知识分子积极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成为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浙江籍的知识分子发挥了巨大作用，如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等等。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此后一批新式的出版刊物不断涌现，新式装帧技术、印刷技术，尤其是图案、人像等装饰技术都有发展，使得出版物更为美观、漂亮。五四运动爆发后，浙江杭州、绍兴等地的学生也组织集会游行，声援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6月以后，浙江全省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全省各地也纷纷成立社团，出版刊物，宣传进步思想。这时期的出版事业洋溢着青春革命的气息，尤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潮的刊物引人注目。

20世纪20年代以后，浙江的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以轻工业为代表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较快，与此相关的印刷业和造纸业也发展迅速。辛亥革命时期，杭州的新式印刷企业已经有10多家，这些印刷厂大都是从上海购进新式印刷设备，招聘工人进行培训。到20年代后，杭州的印刷企业进一步增加，而且宁波、温州、永嘉等地的印刷业也有新的发展。为了提高印刷质量，浙江的印刷厂在20年代开始引进新式机器，其中较早的是武林造纸厂，从美国买回一台造纸机，其产品除了满足省内需求，还远销全国各省，甚至南洋。之后还开办了禾丰造纸厂。印刷业和造纸厂的发展，再加上浙江商业的发达，为浙江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时期，大型图书不断出版，特别是对于古代典籍和地方文献的出版更是盛极一时，浙江方志就是在这时候完成编纂的。

大革命以后，浙江图书出版业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阶段，出版机构既有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等设立的分支机构；也有正中书局、国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设立的经营部门；还有许多进步文人设立的图书出版机构。出版物的内容也是丰富多样。浙江虽然没有大型的出版机构，但是靠近南京、上海，浙籍知识分子也往来各地，文化消息非常畅通，这就为大型出版机构向浙江渗透创造了便利条件。商务印书馆早在1913年就在杭州设立了分馆，专营本版书，以小学教科书、文具为重点，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14年，中华书局也来到杭州设立分局，经营业务与商务印书馆一样，成为商务印书馆在杭州的强力竞争对手。以后，其他书局也纷纷来杭开店营业。国民党的出版机构正中书局也开始来浙营业，20世纪20年代末设立了办事处，不久正式设立杭州正中书局。除此之外，浙江还有许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店，如生活书店、群众书店、民智书店等等。这些书店在传播革命思想、开展文艺斗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如“我等书店”被封事件集中反映了进步书店与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被国民党的迫害吓倒，他们继续出版刊物、宣传革命，成为这一时期出版事业的主旋律。

抗战爆发后，浙江是南京的门户，战略位置重要，成为日军侵略的重点地区。1937年11月5日，日军集中兵力从杭州湾登陆，12月24日，杭州沦陷。12月，黄绍竑第二次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将省府迁往浙江内地。这次，他总结了第一次主政浙江的教训，积极联合各方势力，尤其是重视共产党员的作用，重视舆论宣传。1938年2月新《浙江潮》在金华创刊，主编严北凕。《浙江潮》的编辑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为宣传鼓动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抗战的艰难环境中，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不断发展，不断印行进步和革命书刊。其中邵荃麟领导的浙江省文化界抗敌协会及后来的东南文化工作委员会推动了革命出版事业的前进。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相应的东部各省的机关也纷纷回到本省。浙江省的相关出版机构也迁回来了。在国统区，迁回杭州的出版单位有商务印书馆杭州分局、中华书局杭州分局、正中书局、国民出版社等等。随着战后复原的渐次展开，出版机构及其业务渐渐得到恢复，当时主要的出版物有三类：一是教材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类的出版物是永远少不了的。教材及教学用书主要集中在中小学这一块，出版这类图书的单位主要有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中华书局杭州分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等几家。二是医药卫生及生活保健类。这类出版物是广大市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出版这一类图书的单位主要有新医书局等。新医书局创办于1935年7月，是一家实力比较雄厚的私营出版企业。它不仅在杭州有相应的业务，而且将触角伸到了外省，在北京、上海等地都有分局。三是科学普及读物与少儿读物。这类书籍需求量最大、市场最广阔，出版此类读物的单位主要有中国儿童书店、中华儿童书报社等。除此之外，许多学术类期刊也纷纷复刊，这类刊物主要有《浙江经济》《妇女旬刊》等。另外，共产党控制区域的出版业也越来越发达，而且代表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方向。

第二节　西泠印社

作为著名的篆刻学术团体，西泠印社有“天下第一名社”的美称，可谓是名震天下。那么西泠印社的名气从何而来，它又是如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的呢？

一、西泠印社的创建

中国的篆刻艺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商代时期。以后历经时代的锤炼，到了宋代，大批文人墨客纷纷为之吸引，投入这门艺术和学问中来，由此而诞生了一门独立的学问——金石学。一时之间，名流墨客都以金石学作为自己地位和名望的代表。虽然篆刻艺术逐渐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情调和乐趣，但是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篆刻一直没有从书法与绘画艺术中独立出来，这种局面直到西泠印社的出现才有了改变。

清末，浙江的篆刻艺术在全国占据着特别的地位。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派”篆刻艺术从乾隆年起就风靡印坛100余年。特别是以丁敬为首的“西泠八家”对于篆刻史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西泠八家”是指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浙派”治印常常参以隶意，非常讲究刀法，善用切刀表达笔意，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虽然以杭州为中心，但是影响却不只是浙江一隅，开启了近代篆刻的新潮流。

“浙派”兴起之后，杭州西湖一时成为篆刻艺术的中心。1904年，吴隐、王褆、丁仁、叶铭四人先后来到杭州，倡议成立印社。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他们四人的背景：吴隐，浙江绍兴人，对于书画篆刻都很精通。他曾得到一代宗师吴其昌的授业，精通金石碑版，以及陶、玺、封泥和古钱币之类。他既富有财力，又干练通达，有较强的社会交际能力。王褆，杭州人。他对于印学的造诣，可谓博大精深——篆隶行楷无一不通。他自称“印佣”，可见他对于印学的痴迷了。丁仁，丁丙的后人。由于家学渊源的关系，从小就耳濡目染，所以他非常喜欢金石书画，尤其是印章。他对于诗词歌赋的造诣更是令人佩服。叶铭，祖籍安徽，来到杭州已经有几代人的时间了，他与吴隐同门、同庚。

虽然一般都将这四人作为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吴隐在发起倡议成立印社的时候，身在上海，因此不可能是倡议的四君子之一。据史料显示，当时作为倡议者之一的应该是一个叫吴潮的人，他与吴隐同乡而且同宗。但是在后来的印社发展过程中，这个人逐渐消失了。而由于吴隐在印社发展中逐渐发挥出来的巨大作用，大家便逐渐将吴潮淡忘了，而代之以吴隐。因为丁仁等人将房屋买在杭州孤山西泠桥畔，社以地名，所以称为“西泠印社”。

二、西泠印社的发展

建社不久，吴隐又在上海设立分社，同时建立书肆，不仅出售印谱，也经营书画篆刻用品，并出售各色精印泥。^[2]因此，在清末民国间以西泠印社为名的出版物还有一批是在上海编印发行的。印社建立之初，其资产只有数峰阁旁的几间房屋，仅仅够社员活动交流而已。因此，为了筹措资金，丁仁将其家藏的“西泠八家”刻印精品，编成《西泠八家印选》出版发行，此举为西泠印社出版图书的先河。1910年，西泠印社排印出版了由叶铭所辑的《叶氏存古丛书》，一共收录四种书籍，三种为叶铭自撰，另外一种是由陈介祺撰写、叶铭校正的《传古别录》。陈介祺，山东潍坊人，著名的金石学家。他一生喜好收藏青铜器、陶器、印玺等物，海内无人能比，其中最有名气的收藏就是毛公鼎。

1913年，西泠印社召开建社10周年纪念大会，修订了西泠印社社启、社约及印社宗旨。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以此来弘扬国粹。会上，大家公推艺术大师吴昌硕先生为首任西泠印社社长，并开展了集会、展览、收藏、出版等一系列活动。吴昌硕是浙江湖州人，篆刻、书法、绘画三艺都非常精通。他被公认为艺坛领袖，与创社的四位大师都非常熟悉，常常切磋探讨刻印技术。他的篆刻技术从“浙派”入手，之后受到赵之谦、邓石如等人的影响。特点是大开大合，很有气势，往往聚丑与美、拙与朴于一体，在不经意间展现出深厚的篆刻技法。吴昌硕担任社长后，吸引了一批优秀的篆刻精英的加盟，如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商承祚等均为西泠印社社员，而杨守敬、盛宣怀、康有为等人则作为赞助社员。

此后西泠印社迅速发展，声望日隆，逐渐成为天下第一名社。1927年，首任社长吴昌硕逝世。此后社长一职由著名金石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继任。马衡与印社的四位创始者及吴昌硕都有往来，互相切磋篆刻技术。他也是为数不多的早期社员之一。马衡在故宫博物院古博物馆担任副馆长时，曾经主持重拓乾隆时期编纂的古印玺《金薤留珍》的出版。王褆就是负责钤拓的人员之一。马衡与王褆的良好合作既为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开展提供了便利，也为以后马衡成为西泠印社的社长打下了良好基础。正是在王褆的大力举荐下，马衡在1927年成为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马衡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在政界、学术界、艺术界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关系，极大地提升了印社的社会影响力。他还为保护西泠印社社产发挥了重要作用。^[3]抗战之前，西泠印社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名社，会员众多，影响海内外。尤其是海外社员日本人河井荃庐、韩国人长尾甲等将中国的篆刻艺术带回国内，在日本、韩国相继创立了全国性的篆刻团体，推动了篆刻艺术与文化走向国际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西泠印社的工作大受影响，一直到1947年才补办了他们的40周年庆典。新中国成立后，西泠印社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力。

三、西泠印社的出版活动及其影响

（一）西泠印社的出版活动

民国初年，西泠印社刊有《西泠五家印谱》，这五家分别是：丁敬的《丁敬身先生印谱》、钱松的《钱叔盖先生印谱》、奚冈的《奚铁生先生印谱》、黄易的《黄小松先生印谱》、赵之琛的《赵次闲先生印谱》。之后由吴隐辑刊的印谱更为众多，如：《遁庵秦汉古铜印谱》，此谱是秦汉古铜印，可称印谱中的精品；《遁庵秦汉印选》，钤印本；《浙西四家印谱》5卷；《遁庵古匋存》2册、《遁庵瓦当存》1册、《遁庵古砖存》1册、《遁庵丛编》甲乙两集，使用木活字排印出版，共收书11种。

民国5年（1916）以后，西泠印社还出版了以下书籍：

《武林金石录》，丁敬撰，1916年古字排印。

《印典》，朱象贤撰，1918年。

《缶庐精拓》，吴昌硕撰，1919年珂罗版刊印8册。珂罗版是印刷上使用的照相版的一种，把要复制的字或画晒制在涂有感光胶层的玻璃片上。

《六朝志铭丛录》，吴隐辑，1920年。

《遁庵金石丛书》《遁庵印学丛书》，吴隐辑，1921年木活字排印。

《殷墟文字类编》《殷墟文字待问编》《契斋古印存》，商承祚辑，1923年。^[4]

由以上几种书籍可以看出，西泠印社所刊印的书籍大部分是由印社的同志辑录的，而且关于印学的书籍占了绝大部分。到了20世纪30年代，西泠印社进一步扩大出版业务，他们在上海成立了通讯处，专门从事印谱、碑帖、画册及有关工具书的出版。

（二）西泠印社的影响

西泠印社被冠以“天下第一名社”，自有其根据。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创立时间之早、存在时间之长都是首屈一指的。西泠印社是创立时间最早的印学团体。在近代历史上，当然有比西泠印社创立更早的社团，但是在影响力与存在时间上却不能与西泠相提并论。唯一在影响力上能与西泠印社相媲美的只有南社，但是南社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比西泠要晚。而且西泠印社从成立之初到现在，一直没有中断发展，而南社几经分离，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上没有活动了，再加上社员星散，连一个固定的社址都不存在。因此，南社是无法与西泠印社相比肩的。

二是西泠印社的影响力。西泠印社成立之后，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篆刻艺术名家，在倡导学术研究、繁荣篆刻艺术方面做了很多贡献。西泠印社在民国时期总共出版了数百种丛书、画册、印谱等书籍，这些出版活动对于繁荣艺术发展，推进篆刻技术的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西泠印社在海内外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日本及东南亚一带影响突出。日本友人河井荃庐特地远涉重洋来到杭州拜会吴昌硕，对其执弟子之礼，学习篆刻。以后，河井荃庐与长尾甲都成为印社的海外会员，他们将西泠印社的篆刻艺术带回国，分别在日本、韩国创立了全国性的篆刻创作与研究团体。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具有国际影响与崇高声望的学术团体，国内只有西泠印社这一家。

三是西泠印社促进了篆刻文化的发展。在西泠印社创立之前，刻印艺术只是书法绘画艺术的陪衬，西泠印社成立之后，使篆刻艺术也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而且通过一系列的出版活动与会员大会，集结了一大批篆刻界的精英人才，对篆刻艺术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节　浙江图书馆的出版活动

一、浙江图书馆的创立

1900年，杭州郡绅邵章、胡焕呈请杭州知府在菜市桥下东城讲舍旧屋试办杭州藏书楼，由邵章任监理。第二年，杭州藏书楼建成并对外开放，成为浙江也是中国第一所对外开放使用的公共藏书楼。根据资料显示，当时的杭州藏书楼收藏书刊718种、9499册，报章14种。^[5]杭州藏书楼还编印了《杭州藏书楼书目》，将馆藏分为经学、史学、性理、辞章、时务、格致通学、报章、图表等九大类。邵章（1872—1953），字伯炯，仁和（今杭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又赴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学习。1900年，杭州养正书塾创立，1902年，养正书塾改名为杭州府中学堂，邵章任第三任总理，并制定了《杭州府中学堂章程》，为杭州其他学堂所沿袭。邵章后来还担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平政院评事兼庭长。1903年，邵章与胡焕再次倡议，将杭州藏书楼扩建成为浙江藏书楼。时任浙江学政的张亨享与浙江巡抚等人商定，调拨银两将杭州藏书楼扩建成为浙江藏书楼。扩建后的地址在杭州大方伯里（现在的解放路85号），光绪皇帝为其书写一匾曰“敦彝牖慧”，并准许调拨各省官书局所印书籍入藏。光绪三十年（1904），浙江巡抚派杨复、胡焕为浙江藏书楼监理，制定章程，对外开放，开始借阅业务。

1909年，浙江府院决定将浙江官书局、浙江藏书楼归并扩充创建浙江图书馆。2月11日，就浙江藏书楼设立创办浙江图书馆事务所，委任浙江提学使支恒荣为督办，候补知府许邓起枢为坐办。^[6]浙江巡抚增韫在上创办奏折中认为，“窃为古今中外文化之递嬗，学识之交通，必借图书为之津导”，点出了创办浙江图书馆的价值。增韫是满洲镶白旗人，杭州光复的时候，不愿反正，被擒。因为与都督汤寿潜关系非常好，免于一死。后被军政府礼送出境，寓居上海。

浙江图书馆初创之后，急需扩建楼房作为馆舍。1911年5月20日，西湖孤山图书馆馆舍开始动工兴建，第二年落成，号称白楼，是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专用建筑。1913年3月25日，新建孤山馆舍正式开放，作为总馆，原先的大方伯里馆舍作为分馆。1917年，浙江省都督汤寿潜病逝，遗嘱捐银20万元作为浙江省教育事业之用，其子提议将这笔款项用于建造省立图书馆。省政府同意了这个请求，并拨款3万元作为赞助。于是，浙江图书馆又开始了新馆的建设。1928年，新馆开始动工，1931年竣工，1932年正式开放。坐落在大学路的新馆就作为以后浙江图书馆的总馆，蒋梦麟为新馆题名。自此，浙江图书馆形成了大学路总馆和孤山、新民分馆的三馆分布格局，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省级图书馆。内部设有成人阅览室、儿童阅览室、杂志阅览室、报纸阅览室；外部设有流通图书库、巡回文库。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图书馆接收了嘉业堂藏书楼，声势更为扩大。如今，浙江图书馆成为设备齐全、功能全面的优秀省级图书馆，馆藏文献500余万册，其中古籍84万多册，善本14多万册。浙江家谱与浙江地方文献是最有地方特色的馆藏。

二、浙江图书馆的出版活动

浙江图书馆成立后，由于不断地进行馆舍建设，增加了浙江官书局的刻书业务，出版事业越发地兴盛。首先是关于期刊报纸的编辑出版。最早开始的是《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编辑，每年出一期，从1916年到1926年，一共刊行了11期。年报主要刊登图书馆新购图书、杂志的目录，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日常工作及年度计划与总结。1927年以后，改年报为《浙江省立图书馆报》，一共出版了6卷5册，常年设置的栏目有“文献考证”“文献书目”“本馆概况”等。1930年编有《丛书子母索引》等工具书，以后又出版《浙江图书馆工作》，这就是《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的前身，该刊物至今仍存在。1935年开始，浙江图书馆创办了著名的《文澜学报》，它的宗旨是“研讨中国学术，阐扬浙江文献”。《文澜学报》内容主要为“通论”“专著”“译述”“专评”“序跋”“原著”“馆藏善本书志”“特载”“文苑”“书材”各栏，每期并附图若干幅。^[7]《文澜学报》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支持。许多学者纷纷赐予大作，如今许多论文已经成为研究浙江文化的重要史料，如朱希祖的《宋高宗六龙书海记考证》、陈训慈的《晚近浙江省文献述概》、孙延钊的《文澜阁嘉惠堂与玉海楼》等等。《文澜学报》是研究浙江地方文献的开端，为以后的浙江地方研究奠定了基础，意义非常深远。

浙江图书馆早期的出版业，仍以浙江官书局以前的雕版印刷为主，在海内外影响巨大。从1909年到1929年都以木刻板为主，内容大都为乡邦文献，总计印书有400多种，1914年木刻书曾送往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1915年，浙江图书馆刊刻了由丁谦编纂的《蓬莱轩地理丛书》，又名《浙江图书馆丛书》。这套丛书分为一、二集，第一集34种（又有说是35种），第二集13种，总计47种。里面收录丁谦所撰地理学著作30种69卷，主要涉及我国自周朝至明清的边疆地区及外国地理书籍，并且有许多考证发明，以考证精密独到而著称，为后来学者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许多资料。丁谦（1843－1919），字益甫，仁和（杭州）人，同治年的举人，曾经担任象山县教谕20多年，专门研究历史、边疆史地和外国历史地理。^[8]他原来准备在象山官署的蓬莱阁编纂，所以将其命名为《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但是由于身体不适一直没有机会出版。直到1915年，这套丛书才由浙江图书馆刊刻出版，出版后即被誉为“天下之奇书”。这套丛书曾经被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收藏。

1917年至1919年，浙江图书馆又刊刻了《章氏丛书》，此套丛书共计13种。《章氏丛书》的著作者就是闻名遐迩的章太炎先生。章太炎（1869—1936），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原名学乘，字枚叔，别号太炎，余杭人。后易名炳麟。青年时期就学于经学大师俞樾，对音韵、训诂、典章制度之学很有造诣。中日战争以后，他感到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于是投身政治活动，热心向西方学习。在戊戌变法中参与编辑《时务报》，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在横滨结识孙中山，并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后渐渐地转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03年，他受“苏报案”牵连被捕入狱，出狱后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并负责编辑出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痛斥保皇派，鼓吹革命。《章氏丛书》13种，其中章太炎的著作12种，另有一种是其学生吴承仕的作品。1915年，上海右文社搜集章氏历年著作，首次排印了《章氏丛书》，但是错误较多，章太炎对此非常不满，所以两年以后重新由浙江图书馆整理刊印。这套丛书的出版，为近代思想史、哲学史与经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9]此后，1924年，上海古书流通处根据浙江图书馆的刊本进行影印，由此可见此套丛书的影响力之大。此套丛书在今天仍然保存完好，版面清晰，天头敞阔，品相极佳，深受收藏者的喜爱。

三、浙江图书馆的影响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新馆启用之后，浙江图书馆成为一所收藏丰富、服务周到的新型图书馆，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0]陈训慈馆长曾经力主：“近代图书馆已不能‘坐而论道’，被动地待人上门；而应当主动地深入社会，以为推动一切社会事业之主力。”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之下，浙江图书馆积极将出版业与普及社会教育、方便读者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新的办馆服务模式。

首先，与报社、大学及有关机构紧密联系合作，借助各方优势，开展宣传活动。1932年起，创办《读书周报》，并与浙江大学史地系联合举办浙江学术讲座，影响较大。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11月1日至18日举办了一场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展出珍贵图书文物6　000余种20　000余件，观众76　000余人次，盛况空前。^[11]这次展览会影响巨大，此后其他各地也仿效举行了类似的活动。

其次，出版图书馆专门刊物，如《浙江图书馆馆刊》《图书展望》《文澜学报》等。《文澜学报》双月刊，16开本，创办于1935年，主要以研究中国学术，阐扬浙江文献为宗旨，内容有通论、专著、译述、书评等。其插图特别有意思，除了有章太炎撰写的“文澜学报”四个大字篆书外，还有善本书影、乡贤遗像、文献摄影，读者非常喜爱，^[12]至今令人赏心悦目。这些图书馆刊物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抗战以后，浙江图书馆为了保护《四库全书》及其他珍本古籍的安全，分别将这些书籍运往内地，一迁再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到1944年抵达重庆后，成立了《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进行保管。这是浙江图书馆保存民族文化复兴余脉的关键之举。

第四节　嘉业堂与抱经堂

晚清以后，传统藏书楼散的散，倒的倒，已经趋于没落了。随着时代的变幻，多少荣耀与盛衰都成为一抔黄土。但是，依然有传统的藏书楼在演绎着最后的荣光，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南浔的嘉业堂。

一、刘承幹与嘉业堂

（一）嘉业堂的创建

刘承幹（1881—1963），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字翰怡，号贞一。刘家祖籍浙江上虞，康熙、雍正年间，由刘尚贤举家迁往南浔。到了他祖父刘墉的时候，家境开始发达起来。刘墉出身贫寒，15岁在绵绸布店学业，17岁到丝行当伙计。4年之后，与人合作创业，开办丝行。通过努力经营，到了37岁的时候，刘墉已经成为拥有数十万财富的巨商。刘墉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希望儿子们都能够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因此，从小就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来家教育儿子。最后四个儿子果然不负众望，在仕途上都有所成就。刘墉创下的万贯家财，刘墉对儿孙的文化教育，刘墉身体力行的赈灾善举，都对刘承幹的人生道路起着重要的作用。^[13]刘承幹的生父刘锦藻一生经历有许多值得一说的地方：一是金榜题名；二是发展实业；三是积极参与浙江保路运动；四是编纂《皇朝续文献通考》。

刘承幹的大伯父早亡无子，刘墉便将他过继给刘安澜为嗣。1899年，祖父刘墉病逝，他以长孙的身份继承了祖父遗留下来的偌大家业。祖父曾经也想要他一心走科举仕途之道。但是不久，清政府就停废科举，使得他有机会关心其他“俗事”了。家庭的氛围对刘承幹是一个很好的熏陶，刘承幹也继承了行善的好习惯。清末，他先后捐银三万两用于赈灾；又先后捐银二万五千两建立救济族人的“刘氏义庄”。

慈善事业只不过是刘承幹生平的一朵小浪花而已，而藏书刻书业才是他一生的辉煌所在。刘承幹受到家庭文化的影响，一生酷爱书籍，又继承了万贯家财，这使得他有兴趣也有财力去收集古籍。此时又正值清末旧世家的藏书楼星散之际。因此，刘承幹的藏书业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备了。早在1910年，他参加南洋劝业会期间就开始大肆收购古籍善本，引起了许多书商的注意。此后书商有好的藏书都是送货上门。辛亥革命以后，刘承幹寓居上海，以丰厚的财力，开始大量收购古籍善本图书。他结交在上海做寓公的许多“前清遗老”，通过他们收购了一些书籍。此时，许多世家大都面临经济困难，因此纷纷出售藏书楼。刘承幹既有财力，又愿意做个好人，乐得收购。因此，他接连收购了卢氏抱经楼、丁氏八千卷楼、丁日昌持静斋等十数家藏书楼散出的珍贵书籍。

日益增长的藏书，难以容纳在小小的上海求恕斋。因此，刘承幹准备建造一个更大的藏书楼来收藏书籍。1920年，他在故居旁边买地20余亩，花费10多万元，开始建造藏书楼，1924年竣工。由于刘承幹曾经捐巨资帮助清皇陵植树，溥仪赏给他“钦若嘉业”匾额一块，他欣喜莫名，一直引以为豪。因此，刘承幹就将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嘉业堂”，以示纪念溥仪皇帝的恩德。嘉业堂是一座口字形回廊式的两层建筑，前后两进，共有房间80余间，另外还设有阅览室、工作室、刊印房。这样一个偌大的藏书楼，成为民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14]

嘉业堂建好之后，他继续搜罗书籍，使嘉业堂成为最大的藏书楼。全盛时期在1925年至1932年，总共藏有古籍1．2万余部16万册60万卷，都是线装书。藏书数量之多、质量之精都是首屈一指的。藏书数量上已经超过历史上的铁琴铜剑楼、丁氏八千卷楼等。而且质量精良令人惊叹：有宋刊本书籍65部，元刊本74部。为了保存著名的四部宋刊史书——前四史，他还专门设立了宋四史斋。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刘承幹家业不断败落，嘉业堂的藏书也不断散出。抗战爆发后，嘉业堂受到进一步的打击。刘承幹心急如焚，为了保存书籍，他通过贿赂伪军，在一夜间赶紧将3万余册珍本古籍运往上海寓所，对于无法运走的书籍，均抽去一册，藏在刘氏宅屋的天花板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刘承幹在1951年将嘉业堂藏书楼及其藏书全部捐献给浙江图书馆。

（二）嘉业堂的刻书

刘承幹确是一个书痴，他刻书不以营利为目的。首先聘请专家学者鉴定稿本，选取最好的版本，请专家作跋。然后不惜重金聘请著名的刻工陶子鳞、饶星舫等人镌版，刊刻非常精细。刘承幹一共刻印了约200多种图书，耗资30余万元。刻印的古籍大多赠送给图书馆或者学人，并被他们占为己有或以此谋利。

首先，丛书的刊刻。丛书是资料性很强的文献，刘承幹将购得的书籍版本，加上自己所藏的书籍，刻印成一套丛书，名为《嘉业堂丛书》，这套丛书是他校勘丛书的开始。一共收录57种书籍，分经、史、子、集4类，主要是自唐至清的著作，其中不少为孤本、辑佚稿。第二种丛书是《吴兴丛书》，这部丛书共收书66种，不分类，都是刘家湖州地区的乡邦文献。刻印时间在1913年到1929年之间。第三种丛书是《求恕斋丛书》，求恕斋本是刘承幹在上海的藏书斋的名字。这套丛书一共30种，不分类别，书籍大都为清代、民国近人所著。第四种是《留余草堂丛书》，收书11种，都是宋明清三代人的著作。第五种是《嘉业堂金石丛书》，5种金石书籍。

其次，刘承幹不惜重金再次刻印了章太炎的《章氏遗书》，以补前人不足，该书收有章太炎全部著作7种，另有《外编》10种。^[15]除此之外，他还刻印了许多单行本，如刻印《景宋四史》《旧五代史》等。

刘承幹的刻书在海内外均有很好的反响。鲁迅先生曾经深为赞许，曾戏称他为“傻公子”。他在《病后杂谈》中表示：“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16]刘承幹刻书几乎大部分是分送学人的。为了送书，他专门雇用了一个叫邹履冰的职员。他的任务就是把印好的书籍贴好邮资寄送给海内外学人。据说当时求书最多的是一位日本汉学家，他每次求书，刘承幹都不让其失望。刘承幹的藏书刻书，为学界、为中国、为世界保留了丰富的古籍善本，其精神之可嘉，令后人感佩于心。

二、朱遂翔与抱经堂书局

朱遂翔（1894—1967），字慎初，绍兴曹娥镇人。因家境贫寒，14岁的时候到杭州河坊街文元堂书店当学徒，拜杨耀松为师。朱遂翔天资聪颖，每天在书店耳濡目染，对于旧书收购业务逐渐有所心得。师傅非常赏识这个学徒，并让他出去收旧书，以长见识。朱遂翔利用这个机会，很快熟悉了杭嘉湖一带世家藏书的兴衰，同时结识了一批书商，积累了做生意的经验，特别是掌握了古籍版本鉴别常识，从而为以后“独闯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

1915年，朱遂翔满师后，在杭州梅花碑开设了抱经堂书局。抱经堂名字取自乾隆年间杭州卢文弨所刻《抱经堂丛书》。从此以后，他开始了收购旧书的艰难历程。每天不辞辛苦下乡，进行访寻搜集。由于经营有方，不几年，抱经堂书局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大书局。朱遂翔逐渐与当时的许多文化名人建立起亲密的联系，如傅增湘、汤寿潜、顾颉刚等学界名流。这些人既是他鉴赏古籍的强大后盾，又为他提供许多购书的来源。通过不断的发展，抱经堂书局经营的宋元明清善本及其他稿本、抄本达到数百万之多，许多图书馆如上海东方图书馆、涵芬楼及北京国立图书馆都通过他收过书籍。

除了藏书、卖书，朱遂翔还进行出版书籍的工作。首先，出版旧书目录，鉴于古书无定价，书价常随着需求多寡而增减。朱遂翔汇编了《抱经堂书目》，使读者对书籍目录有所了解，方便读者。其次，翻印古籍善本，抱经堂将收集过来的古籍善本进行翻印，以利于流通和传播。抱经堂书局翻印的书籍主要有：《榆园丛书》《唐文粹》《西湖雷峰塔藏经》等。

朱遂翔还撰有《抱经堂藏书图》传世，借学人之口为其一生做一个总结。马一浮、傅增湘、顾颉刚、张元济、陈去病都有题跋。

第五节　浙江出版名人

一、民国浙江出版名人辈出的原因

民国以来，浙江名人辈出，尤其是文化知识分子占据了整个民国的半壁江山。在出版业也是如此，民国浙江的出版名人如沈知方、陆费逵、杜亚泉、鲁迅、茅盾、郑振铎、章锡琛、胡愈之、张静庐等，他们在近代出版史上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人物。为什么近代浙江出版名人辈出呢？可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浙江的优越地理环境养育了杰出的浙江文人。浙江气候适宜，杭嘉湖地区平川广野、河流纵横。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适于人类居住的好场所，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浙江的气候、水土养育了浙江人，有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的水土正是孕育浙江文人的好土壤。浙江背靠苏沪，与南京、上海联系紧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频繁。这就为浙江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沟通对话的机会。

其次，浙江自南宋以后，经济发达，一直延续到近代。杭嘉湖地区很早就开始发展蚕桑业，经过历代经营，丝织业成为全国的代表。除此之外，浙江的粮食生产也一度成为支撑江南发展的动力，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到了近代，鸦片战争后，宁波开埠；甲午战争后，杭州开埠。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加，加上浙江原有的经济基础，没有多久，浙江的经济发展继续占据着优势。清末，杭州的工业资本总额居全国第五位，仅次于上海、广州、天津和武汉。^[18]正是这种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为浙江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次，浙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积淀非常深厚。浙江文化源远流长，现今发现的河姆渡文化距今已经7000多年，古代浙江的文化发展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南宋以后更是如此。到了近代，浙江宁波是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浙江历代名人辈出，文化鼎盛，尤其是藏书家非常著名。《中国私家藏书概述》一书里面讲到：按籍贯来说，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藏书家，浙江籍1062人，占到22%，排名第一。这些历代的藏书家以藏书为乐，刊印大量古籍文献。浙江藏书家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出版家，民国出版名人之多也是受传统藏书家精神的熏陶。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时势造英雄”。近代以来，浙江较早受到列强侵略的冲击，不少浙江人深为民族的命运担忧，纷纷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不少人还纷纷留洋寻找真理，秋瑾、鲁迅、周作人、沈泽民、丰子恺、徐志摩等均有过留洋经历。浙江文人在寻求国强民富的道路中，深深感到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因此纷纷投身出版事业，这是民国浙江盛产出版名人的重要动力。

二、民国浙江出版名人的出版活动

民国浙江出版名人辈出，数不胜数，主要有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杜亚泉、章锡琛、鲁迅、郑振铎、徐调孚、胡愈之、张静庐等。笔者在这里将他们粗略分为两类，一类是创办三大出版机构的出版家，一类是在出版机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出版家。前者以夏瑞芳、陆费逵、沈知方为代表，主要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大出版企业的创始人为代表，后者虽然可能也创办过出版机构，但是影响力无法和前者相比。在此，简要记录其出版活动。

（一）三大出版机构的出版家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海盐张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从明代起就是书香世家。张元济在清末中过进士，曾进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902年开始，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在商务印书馆的那段时间，是张元济一生最辉煌的时候，他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出版事业。

陆费逵（1886—1941），祖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汉中。1905年参加日知会，1912年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先后担任经理、总经理兼编辑所长、董事长。陆费逵始终把出版教科书作为中华书局的主要经营业务，如编写《中华新教科书》《新教育国语读本》等；除此之外，中华书局还排印出版了仿宋版的《四部备要》，影响很大。

沈知方（1883—1939），绍兴人，原名芝芳。早年入奎照楼书坊做学徒，后来又成为商务利群书局的职员。1912年，他与陆费逵共同创办中华书局，并担任副经理。1917年，沈知方独资创办世界书局，1921年改组成为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世界书局的主要营业书目是教科书和通俗小说。其出版的《ABC丛书》影响很大。

（二）重要出版家

杜亚泉（1873－1933），字秋帆，号亚泉，笔名伧父，绍兴人。杜亚泉在1900年创办亚泉学馆，刊行科学书籍和杂志。190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任职，前后三十年，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积极出版一批自然科学书籍，影响深远，特别是对《东方杂志》进行改革发展。

章锡琛（1889—1969），别号雪川，绍兴人。1912年起先后担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妇女杂志》主编，并编辑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现代妇女》等。1926年，章锡琛在胡愈之等人的支持下创办了开明书店，出版了一系列文学新著和知识读物。特别是在1935年，章锡琛冒着巨大的风险，将瞿秋白的遗作《海上述林》秘密排字制版，转送日本印行，终于使这部书籍畅销书林。

徐调孚（1901—1981），浙江平湖人。学名名骥，笔名孚、蒲梢。早年考入商务印书馆英文函授学校部。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主编《文学周报》。1933年任《文学》月刊编委。他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是不可多得的出版人才。1932年，调入开明书店任职，在章锡琛的支持下，他密切关注从制订编辑计划、组稿、审稿、编稿直到出版发行的每一个环节。在他的努力下，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出版了《六十种曲》，为人们研究或者研读明代戏曲提供了丰富资料。

胡愈之（1896—1986），笔名胡芋之、化鲁等，上虞人。1919年在上海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1925年，积极投入五卅运动，参与编辑出版《公理日报》。“九一八”事变后，他主编《东方杂志》，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主张，推动创办生活书店。在生活书店工作期间，为创办进步刊物进行筹划，出版进步书籍。抗战爆发后，胡愈之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组织翻译出版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胡愈之的一生，是为出版事业贡献的一生。

张静庐（1898—1969），镇海龙山镇（今慈溪）人。五四运动时，参与主持《救国日报》。后在上海泰东图书馆主编《新的小说》。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张静庐与卢芳等人创办光华书局，专门出版新文艺作品。1934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家专营杂志的书店——上海杂志公司，排印出版了影响很大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新中国成立后，张静庐陆续编写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四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等，为我们今天研究近现代的出版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1921年秋，冯雪峰开始在杭州与柔石等人成立了晨光社，之后又组织成立湖畔诗社。192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派，他有效地加强了鲁迅先生及周围作家与太阳社、创造社的联合。1930年，“左联”成立后，他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在此期间，他负责主编了一系列革命进步刊物，如“左联”机关刊物《萌芽》《前哨》，并与鲁迅合编《十字街头》。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冯雪峰努力团结革命进步作家，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做斗争，起到了强大的领导团结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继续为出版编辑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楼适夷（1905—2001），浙江余姚人。小时候随父亲到上海当学徒，五四运动之后，逐渐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他开始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如小说集《挣扎》《病与梦》，散文集《话语录》，等等。1928年，他加入上海著名文学团体——太阳社。1931年，他又加入了“左联”，并参与编辑《前哨》机关刊物。1933年，楼适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7年出狱后，他开始担任《新华日报》副刊主编，并且参加了《抗战文艺》的初期编辑工作。在上海“孤岛”时期，他与王元化、许广平等人一同主办《奔流新集》月刊。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

三、三位出版名人

（一）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前文所述，张元济出身书香世家。祖上出过几位名人，其中第十一世祖张奇龄中过举人，曾经主持虎林书院，他曾有家训说：“吾家张氏，世业耕读；愿我子孙，善守勿替；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六世祖张宗松热衷于藏书、刻书，是有清一代著名的藏书家。家学渊源，祖辈的影响，使张元济从小就对藏书、刊书非常感兴趣。虽然是书香门第，但是到了张元济16岁的时候，遭逢一场变故——父亲病逝，之后张家渐渐衰落下来，只能依靠母亲维持生计。1892 年27岁时，张元济得中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受到光绪帝召见，并授翰林院庶吉士。戊戌变法的时候，徐致靖将其推荐给光绪皇帝，张被拔擢为总理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也深感皇恩浩大，积极参与变法。戊戌政变后，张元济被革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在政治上的前途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官员，却多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出版家。

张元济被革职之后，受到南洋公学的延揽，主持该校的译书院。在此期间，他着手翻译新书，通过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印刷业务，与该馆的主要创办人夏瑞芳结识、交往。1903年，他接受了夏瑞芳的聘请，加入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等人创办于1897年，创设之初，设备简陋，只有2部手摇小印机、3部脚踏圆盘机和3部手板压印机，^[19]初始的注册资本只有4000元。经过几年的发展，渐有起色。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设立了编译所，蔡元培为所长，蒋维乔等人为编辑。但是，1903年，蔡元培由于“苏报案”的牵连，离开上海，避往青岛，这时候编译所就没人主持了。夏瑞芳以前就与张元济有所往来，又了解张对于编译工作有经验，于是聘请张元济担任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认为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重，于是欣然应邀加盟。也正是有了张元济的加入，商务印书馆才从一个小小的印书馆一跃成为最大的民营出版企业。

加入商务印书馆之后，张元济就把出版当作他毕生服务的事业，并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他的主要业绩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贤任能，积极编纂教科书。在他的主持下，他聘请了高梦旦、蒋维乔和杜亚泉等学者兼编辑开展教科书的编写。这类教科书既注意了传统文化知识的普及，又加入了新式的西方科学知识，对于增进道德和文化知识起到很大作用。从1903年到1918年，商务印书馆一共出版各类教材达290多种。这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教材风行全国，成为各地通用教材。这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不少声誉，张元济功不可没。以后，随着中华书局的崛起，商务印书馆的教材市场份额受到一定冲击。

二是组织人才力量，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学术著作。张元济聘请了一批熟悉中西方学术的人才，如严复、林纾、蔡元培等人，比较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学术著作，这些学术著作在开启民智、传播新式思想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其中严复的《天演论》《原富》等译著风靡全国，影响深远。除此之外，张元济还主持编纂了一批工具书，如《辞源》《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以及多种中、外文词典。这些工具书内容丰富，体例新颖，畅销全国。

三是重视古籍整理。为了保护古籍，张元济觉得不如将这些古籍影印出版。影印出版书籍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稀松平常，可是要在当时影印出版这些古籍，难度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两种古籍。张元济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迎难而上。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张元济采用当时最为先进的影印书籍的办法，克服了以往的雕版刻书的缺漏不清的弊端。随之而来的是版本问题，如果没有好的版本，印行的古籍谬种流传，贻害世人。因此，张元济非常注意访求善本，搜罗选择，除了在涵芬楼选书外，还辗转向全国各地图书馆借原书影印，甚至亲自去日本的藏书库如静嘉堂等处商借，摄影印制。张元济亲自参与版本书籍的选择和校勘，从未懈怠。除了影印《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外，商务印书馆还影印出版了《续古逸丛书》《涵芬楼秘笈》《道藏》《续道藏》《道藏举要》等。这些珍本古籍的影印出版，对保存和流传古籍善本，弘扬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四是注意印刷技术的革新，改进新式排字机。1922年、1923年，张元济为了减轻排字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亲自设计新型的坐式排字机，免去了排字工人取字时身体俯仰的动作，他们只需坐在位子上推转取字即可。

五是创办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张元济注重图书馆建设，积极访罗搜集古籍善本，如搜罗的宋刊元修《资治通鉴》、宋庆元刊的《春秋左传正义》等，以后又陆续收集到十余本《永乐大典》等精品。于是，在1909年，将商务印书馆图书室命名为涵芬楼。随着藏书的日益丰富，小小的一个涵芬楼不再能够满足储存书籍的需要。于是张元济和夏瑞芳决定建造一座新式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1926年，东方图书馆正式启用，该馆共藏书33万余册，中外杂志900多种，中外报刊45种，地图约2000幅，各种照片约1万余张。^[20]可惜的是，东方图书馆在1932年日军的轰炸中毁于一旦。但是张元济等人在1941年又重新成立了合众图书馆。在图书馆事业上，张元济可谓耗尽心血，拳拳爱国之心让人感动。

（二）陆费逵与中华书局

陆费逵原籍浙江桐乡，1886年生于陕西汉中。母亲为李鸿章侄女，颇识诗书，对于陆费逵的家教非常重视。

陆费逵出生的时候，清政府已经逐渐走向末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1898年，陆费逵进入南昌英语学塾就读，接触到了一些新知识、新思想。1904年，他在武昌设立新学界书店，销售进步书籍，并加入了日知会，参与革命活动。1905年，他辞掉了书店的经理职务，开始担任汉口《楚报》主笔。因为《楚报》抨击时政，陆费逵被张之洞通缉，他只能逃往上海，受聘为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之后进入文明书局任职。1908年，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国文部编辑。由于陆费逵编辑经验丰富，又肯勤奋学习，很快就在商务印书馆中崭露头角，升任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时任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非常赏识陆费逵，将他侄女许配给陆费逵，并给他非常优渥的待遇。在商务印书馆期间，陆费逵亲身感受了一个组织齐全、人员充足的现代印刷机构的魅力，这为他以后创办中华书局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之后，国内形势变化迅速，尤其是学校教科书面临巨大改革，但是商务印书馆尚难以适应这种新形势。陆费逵敏锐地看到了发展出版业的大好时机，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及时成立了中华书局，开始出版民国后第一套中小学教科书——《中华教科书》。这年是1912年，陆费逵刚刚27岁。中华书局的成立，改变了以往商务印书馆一枝独秀的局面，开创了民国出版业的一个新时代。

中华书局成立之初，由陆费逵担任书局局长，沈知方任副局长，职员只有十来人，资金25　000元，规模非常小。在1917年的时候，中华书局由于投资失败，面临资金周转不灵，欲出租给商务印书馆，最后由于条件太苛刻，没有成功。但是，尔后通过陆费逵的苦心经营与书局同仁的不断努力，重新获得巨大发展。到抗战前，中华书局终于成为国内最大的两家民营出版企业之一，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分局多达40余处，拥有大小印刷机器数百台，单单上海、香港两厂职工就达3　000余人。中华书局的彩印业务居全国第一，印刷设备之新，号称远东第一。^[21]

陆费逵对于教育问题一直保持密切关注。早在商务印书馆时期，他就在主编的《教育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小学教育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在创办中华书局的时候，陆费逵始终把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作为主要业务。因此，教科书出版业务也是中华书局的拳头产品。辛亥革命之后，民国肇兴，中小学教科书也要随之变革，陆费逵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率先推出了民国第一套中小学教科书——《中华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体例新颖，风行一时。1913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新学制教科书》和《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非常受市场的欢迎，这使得中华书局在中小学教科书领域打败商务印书馆而独占鳌头。1919年，民国政府改革教育体制，颁布了新式的标点符号，确定了初小4年、高小3年的学制，旧式的教科书逐渐废弃。中华书局立刻抽调人力、物力，开始编写《新教育国语读本》及一系列中小学教材，并以这些教材为核心，逐渐开始了师范学校教材和大学教材的出版发行。总的来说，中华书局出版了400余种非常有质量的教材，超过了商务印书馆。

除了中小学教科书及教材之外，中华书局也出版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新旧书籍近2万种，还发行了十几种杂志，如《大中华》《小说界》《中华教育界》。其中出版的书籍最为著名的要数《中华大字典》《辞海》《四库备要》了。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当时字典版本参差不齐，陆费逵觉得有必要编纂一本新的字典，方便大家使用，这本新字典就是《中华大字典》。这本字典于1915年12月出版，所收字数有4万多个，还多于《康熙字典》，并且校正了《康熙字典》中的一些错误，成为中国当时最完备的一部字典。该字典流传后，好评如潮，一直到今天仍然不断重印和使用。《中华大字典》出版后，陆费逵又与编辑范静生等商量编辑一部10万条条目的大辞书，这就是《辞海》。《辞海》的编辑历经21年，直到1936年才正式出版。这部辞书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成为人们必备的两种工具书。陆费逵为了更好地保存古籍与文化，利用家藏的四库副本，组织排印了《四部备要》，这部丛书分为五集，共收经、史、子、集各类古籍351种11305卷。这套丛书都是选印的较有代表性的校本、注本，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献的常备书籍。

陆费逵在经营管理上，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首先，他努力将优秀的出版人才吸收到中华书局来。在创办之初，陆费逵就将范源濂、沈知方等优秀人才网罗到中华书局。对于这些优秀人才，他大胆使用，敢于放手。这样，中华书局就会集了一批比较出名的出版人才，如戴克敏、姚汉章、郭农山、薛季安、李叔明等，他们都敢于任事，或者编辑才能出众，或者管理训练有素。通过范源濂的关系，中华书局还邀请梁启超担任《大中华》杂志的主编，这对于中华书局的社会声望与影响产生了很好的正面作用。其次，陆费逵花了很多精力大力培养人才，如派遣可造之材远赴国外留学和深造。早在1916年中华书局的发展计划中，就将“派人出洋留学养成完备之人才”列入其中。^[22]钱歌川在中华书局做了10年编辑，仍然有志于出国深造学习。陆费逵知道后非常赏识，准许他一年休假，薪水照领，还资助路费供他赶赴伦敦。印刷界巨子沈逢吉也是在中华书局的帮助下，赴日留学，归国后担任中华书局雕刻部部长。陆费逵的人才观念，也使得中华书局人才济济，成就了出版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陆费逵在出版史上的声誉和影响，使得他一度担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务。1941年7月9日，陆费逵病逝于香港。

综上所述，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民国第一套教科书，总计约有400多种教材；出版发行了一系列书籍和杂志，尤其是编纂了两部辞书——《中华大字典》与《辞海》；在出版人才管理上，他非常重视吸收优秀出版人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并鼓励人员出国深造，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华书局终于成为了国内最大的两家民营出版企业之一。陆费逵一生为教育事业及出版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称为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与出版家。

（三）胡愈之的革命出版活动

胡愈之，上虞人。父亲中过秀才，在地方兴办学校，从事教育事业。胡愈之共有五兄弟，他是长子。在上小学的时候，胡愈之熟读《古文辞类纂》《通鉴精览》和《瀛寰全志》。由于父亲思想倾向于民主革命，家里订购了《新民丛报》《浙江潮》和谭嗣同的《仁学》等书报。他非常喜欢阅读这些书报，每天都是爱不释手。通过这些阅读，胡愈之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功底和新学基础。

1914年，胡愈之18岁，考上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在编译所当练习生。在商务印书馆里的这段时间，胡愈之开始接触出版业。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做编辑出版工作，我是非常满意的。我对这个工作很有兴趣，还在小学时，我就爱看父亲订的报纸，成了一个‘读报迷’。后来我还和二弟仲持、从弟伯恳，一起办了一个家庭‘杂志’，那是用手抄在草纸上的‘杂志’。内容有论文，有小说，也有插图，很是热闹……所以进‘商务’正是我的理想。”^[23]正是这种理想，使胡愈之发奋地学习，不久商务印书馆就让他参与《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在做编辑的同时，胡愈之进夜校学习英语，自学日语、世界语，阅读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通过广泛的学习和思索，他在政治、经济、文艺、哲学等方面深入研究，并开始致力于国际问题的评论和写作，发表了许多关于时事评论的译作和文章。1924年，正是《东方杂志》创刊20周年，胡愈之具体负责编辑出版《东方文库》。

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为了躲避迫害，胡愈之以《东方杂志》的欧洲特约记者身份前往法国。1931年，商务印书馆复业，王云五邀请胡愈之重新回国主编《东方杂志》。胡愈之在复刊号《本刊的新生》中宣告“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来以此求“本刊的新生，创造民族的新生”。^[24]此后，《东方杂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变化，许多进步作家的文章也刊登出来，成为进步的革命宣传阵地。这引起了王云五的害怕，于是辞退了胡愈之。

1931年开始，胡愈之一直协助邹韬奋编辑《生活周刊》，筹建生活书店，并在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性文章，后《生活周刊》由于其革命性而被国民党查封。但是胡愈之又积极筹划，于1934年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刊发了许多见解深刻的国际评论文章，满足了进步青年了解时政的需要，成为“国际问题的指路明灯”。这一时期，生活书店的发展也进入轨道，胡愈之与邹韬奋积极联络一大批进步人士为书店做编辑工作，如郑振铎、郁达夫、茅盾等。生活书店出版了一大批进步文化杂志。如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陶行知主编的《生活教育》、沈起予主编的《光明半月刊》等刊物。除此之外，胡愈之还策划图书的出版，如《青年自学丛书》，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提供了广泛的材料。最后，胡愈之还延揽张仲实担任总编辑，专门负责编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出版了如《反杜林论》等一大批经典著作，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37年1月，为了进行抗日宣传，促使国民党政府抗日，胡愈之组织人才创办了一份大型的综合性文摘刊物——《月报》，由开明书店发行。这份刊物集中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受到各方的好评。抗战爆发后，胡愈之坚守“孤岛”文艺阵地，继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出版了一批抗日救亡的宣传刊物，如《团结》《集纳》《译报》等。他做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出版工作：一是《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二是《鲁迅全集》的出版。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进行实地访查，搜集第一手资料，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8年，胡愈之得到此书，为了能够让此书中文版早日问世，胡愈之迅速组织人员进行翻译，其中有王任叔、梅益等12人。通过分工合作，仅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将此书译完发行，印数达到了八九万册之多，成为国统区的畅销书，还远销南洋一带。《鲁迅全集》的出版，是由胡愈之一手促成的。鲁迅逝世后，大量的遗稿和著作需要整理，为了不让战乱毁掉这批珍贵的资料，胡愈之真是煞费苦心。全集的出版，首先要通过国民党相关部门的批准。胡愈之与许广平商议，由他出面写信给邵力子，提出出版要求。邵力子虽然是国民党的官员，但与鲁迅、胡愈之等人相知较深，暗中对全集的出版非常支持。有了邵力子的支持，审查轻松通过。随后，胡愈之为筹集出版经费四处奔波，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筹集了三四万元资金，这样《鲁迅全集》才得以出版。1938年6月《鲁迅全集》出版问世，内容包含了鲁迅生前全部著作和译作，皇皇巨著，600余万言，能够如此顺利地出版，与胡愈之的多方奔走是分不开的。

上海沦陷后，胡愈之辗转各地，最后来到了桂林。1939年，他在桂林创办了文化供应社，计划出版一批通俗书籍，既能配合抗战宣传，又能普及文化教育。供应社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社会科学著作，影响很大。其中由胡愈之任总编辑的《抗战建国实用百科辞典》，介绍新知识、新形势，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

由于国民党的迫害，1940年起，胡愈之不得不在南洋开始了7年之久的流亡生涯。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出版业，而是继续开辟新的抗日救国的宣传阵地。1945年，胡愈之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介绍和推广国内的进步书刊，出版期刊。为了宣传革命，胡愈之还创办了《风下》周刊，这份刊物形式新颖，内容生动，在华侨中影响很大，对宣传共产党的路线政策起了巨大作用。

胡愈之的出版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一说：一是敏锐的眼光，这是写评论文章必须具备的看家本领。那么敏锐的眼光怎么养成呢？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掌握多方面的知识，才有可能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有了广博的知识后，还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判断，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评论编辑。只有这样，才能在时代变化的风云中，把握事情的变化，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二是非常重视读者的需要和接受水平。我们都知道，刊物著作是给人看的，读者的需要是每一个出版家的衣食父母，没有读者的刊物，不办也罢。因此，胡愈之非常尊重读者的需要，把这个放在第一位。比如《世界知识》的创办就是顺应了读者了解国际时事的迫切需要。在出版刊物的时候，胡愈之特别注意出版普及型的读物，而且他认为“一定要心平气和地说道理，切不可居高临下地训人”。这样的出版思想，为胡愈之赢得了许多的读者。

胡愈之的出版业，紧跟时代步伐，一直站在时代的前沿。尤其是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敢于出版进步书籍，敢于说真话，敢于与反动势力做斗争，充分显示了革命出版家的本质精神。

第六节　浙江学者与出版

民国浙江学术名人辈出，浙江籍学者占据了整个民国的半壁江山。浙江优秀学者也不断地参与出版编辑活动。以下试举例说明。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鲁迅既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鲁迅早年的出版活动开始于日本留学时期，在日本的近7年时间里，他开始尝试创办刊物、编著自然科学著作。1907年，鲁迅与许寿裳筹办《新生》杂志。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积极参与《新青年》的编辑活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干将。1921年，鲁迅与人合译《人间的生活》。1924年，鲁迅开始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27年后，鲁迅定居上海，他把出版业作为和国民党统治斗争的重要武器，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领袖。主要编辑出版的书籍刊物有：《奔流》《萌芽月刊》《十字街头》《无名木刻集》等。编辑文艺期刊的同时，鲁迅还编辑出版了不少图书。如先后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并亲自编辑了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编辑了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等。有资料显示，鲁迅一生曾经先后创办过六七家出版社，编辑和参编的各种图书达70多种，丛书10多种，校阅和帮助出版的也有10多种，总计2000余万字。^[25]

郑振铎（1898—1958），浙江温州人。五四运动时期，开始参与编辑出版活动。郑振铎与许地山、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他负责校对工作。1921年，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创办我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1923年，他接手《小说月报》，苦心经营8年，使这份刊物影响力大为扩大。1931年，他到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同时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1935年前后，他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与鲁迅合作编选《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并协助鲁迅编选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抗战爆发后，为了抢救珍贵的文献古籍，他编选影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玄览堂丛书续集》《玄览堂丛书三集》《明季史料丛书》等。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保存鲁迅先生的文稿，他与许广平组织复社，经过一番磨难，终于出版了《鲁迅全集》。

郑振铎一生从事学术研究与编辑出版工作，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他主编或者参编的报刊书籍有50多种。他的代表作是《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等等，有《郑振铎文集》流传于世。

夏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名铸，字勉旃。秀才出身。早年就读于绍兴府学堂。1905年赴日留学，1907年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师范中学教师，一度担任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五四运动前后，致力于新文化的传播，并开始发表小说、诗歌、译文。1926年，章锡琛兄弟创办开明书店，夏丏尊应邀担任编辑所所长。1930年，他主持创办了《中学生》杂志，影响很大。1935年，他与叶圣陶等人一起向全国中学生做了多次国文学习讲座。以后，又创办《新少年》与《月报》，并任社长。编辑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等著作，为指导中学生的语文学习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一位献身教育文化事业的编辑家，他创办的《中学生》杂志曾经影响了几代人。

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人。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其笔名。1916年，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1921年，他与郑振铎、叶圣陶一起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并接办主编《小说月报》。茅盾对《小说月报》进行大胆改革，使其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1927年，茅盾在汉口主编《民国日报》。抗战爆发前，茅盾关心国家安危，编辑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中国一日》。战争爆发后，茅盾主办《文化阵地》，坚守文化领域的革命阵地。新中国成立后，茅盾主编《人民文学》与《译文》等大型文学刊物。

茅盾除了辉煌的编辑生涯外，自己也出版了一系列著名作品。如长篇小说《子夜》及《蚀》三部曲，散文《白杨礼赞》，等等。这些作品的出版发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些作品后来还被搬上银幕。

巴人（1901—1972），浙江奉化人。原名王任叔，巴人是笔名。1922年，巴人就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此后，作为“左联”的发起人之一，他担任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同时，他还担任过《申报》副刊“自由谈”、《译报》的编辑工作。他也是《鲁迅全集》出版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上海沦陷后的复杂形势下，巴人坚守文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许多文艺界的进步人士，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浙江的学者名人与民国浙江的出版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多数学者既是出色的作家，又是优秀的出版家、编辑家。学者与出版业的结合有三个特点：一是，这些学者的著作需要出版，离不开编辑出版业，这对出版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二是，他们自己就是编辑家、出版家，在编辑出版自己作品的过程中，编辑业务水平也不断地提升，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三是，浙江这时期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进步人士，都在文学领域或者编辑出版业里坚持革命的正确立场，这充分体现了浙江学者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第七节　浙江方志的编纂出版

一、民国浙江方志的发展

浙江方志的编纂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如果从东汉的《越绝书》算起，已经近2000年。历代浙江所编纂印行的地方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方面，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到了清代，浙江又出现了像章学诚这样的修志大家，这使得浙江地方志的编纂水平更为进步。

民国时期，经过几十年欧风美雨的洗礼，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发生了变化，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寻求救亡图存办法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汲取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营养，促使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成长起来。这些新式知识分子为了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积极投身修志的事业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纷纷对志书的体裁和修志方法进行改革。浙江方志的编纂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民国浙江方志相比于前代有哪些进步呢？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编纂体裁上，对新志进行改革，如改革志书的序，使用章节体叙述。这些都使民国浙江方志的体裁相比以前有所进步，从而开启了现代方志体裁，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二是在内容上，增加图表的使用，并开始使用“大事记”。三是印刷出版有所变化，从以前的雕版印刷变为使用石印、铅印，印刷的质量也有所提高。整个民国时期，浙江总共纂修方志大约80余种。

民国时期，浙江地区的发展在全国都是非常突出的。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浙江虽然历经几次政权更迭，但是基本没有爆发大的战乱。整个社会基本稳定，没有大的动乱，尤其是经济的发展使浙江成为财富比较集中的地区。以后的江浙财阀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钱袋子。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文化建设的要求就逐渐提出来了。宋代以来，浙江就有地方文献整理的传统。在建设地方文化的过程中，地方志的编纂不可或缺。方志一方面可以保存大量的地方文献，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该地区以后的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因此，在民国时期，浙江编纂地方志的动力就越来越强烈了。

有了编纂方志的内在动力，方志编纂理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浙江的经济基础也颇为深厚，这就促使民国时期浙江编纂地方志的高潮到来。

二、浙江方志的编纂出版

（一）民国前期方志的编纂

民国初期到五四运动时期，浙江出版了20余种志书，主要有：

《续修浙江通志采访稿》，1916年铅印；

《新纂杭州府志稿》，1916年修；

《诸暨县志》，1916年铅印；

《海宁县乡土志》，1918年石印；

《杭州府志》，1922年铅印；

《新登县志》1922年铅印。

以上所举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时期方志的编纂，传统体裁与现代体裁并存，属于志书发展的过渡阶段。

（二）民国中后期几部重要方志的编纂刊行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有许多著名学者积极参与修纂浙江方志，这时期编纂的几部方志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下略作一说明。

1．《浙江通志》

1914年春天，浙江设立通志局，决定在《雍正浙江通志》的基础上编修通志。聘请著名学者沈曾植为总纂，其他编纂学者有喻长龄、王国维、朱祖谋、朱福清等等，总计30余人，还设立各县采访若干人。

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另外还有很多别号。1880年中进士，后历任江西广信知府，安徽提学使、布政使、巡抚等职，为官清廉，颇有声誉。甲午战争之后，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之后，寓居上海。沈曾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鸿儒”著称于世，他精通史地学、律法及书法艺术，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主要著作有《海日楼诗集》《海日楼文集》等。近人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上、下册通行于世。

沈曾植上任之后，开始拟定修纂大纲，因为是在《雍正浙江通志》基础上纂修，所以时间段定在乾隆元年（1736）到宣统三年（1911），所以称为续修，志书的门类设置大体因袭《雍正浙江通志》，另外增加了大事记、经纬度里程表、地方自治等门类与内容。经过努力，共修成志稿300余册，但是都没来得及出版，沈曾植就去世了。由于各种原因，1919年，通志馆解散，这部书稿没有很好地保存，有一部分散落在各地。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图书馆花费巨大精力和功夫将散失在外的所有《浙江续修通志稿》稿本全部抄补完成。^[26]虽然这部书稿还只是旧方志的延续，也没有出版印行，但是在沈曾植的指导下，对浙江100多年的历史进行总结，为以后的方志纂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浙江省政府设立了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聘请著名的学者余绍宋开始进行新《浙江通志》的纂修。

余绍宋（1883—1949），字越园，龙游人。早年留学日本政法大学，回国后担任外务部主事、北京政法大学教授、北京美术学院院长。他在1926年后辞官回杭州定居，以后积极参与浙江的各项事务，是浙江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担任通志馆馆长之后，积极拟订纂修大纲。他认为这次纂修《浙江通志》的体例应该是：一是纪，即大事记，记载浙江自古以来大事，采用编年体。二是考，分疆域沿革、地理等门类。三是略，分党务略、议会略等门类。四是传，分人物传、列女传等。五是谱。另外还有附志在正志之后。余绍宋还特别提出了十项编纂注意事项。余绍宋的方志编纂思想，充分体现了方志编纂水平的进步，为新浙江通志的撰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抗战的艰难情况之下，余绍宋等人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240余册的方志稿。新中国成立后，《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由浙江图书馆收藏，20世纪80年代重新抄录油印装订成125册。

2．《龙游县志》

余绍宋早年受聘为龙游学堂学长时，就有意纂修志书，于是开始搜集资料，并对《康熙龙游县志》进行详细考订，写成《旧志订伪》一书。余绍宋在留学的时候，县志局特别从修志款里面拿出一部分来支持他上学。余绍宋对此非常感激，觉得他日只有修好志书才能报答这份情义。

1921年，余绍宋母亲60大寿，他返乡为母祝寿。这时正好龙游县重新讨论修志的事情。余母积极鼓励他参与修志。于是，余绍宋很快辞职回家出任县志总纂。余绍宋为纂修县志，制订体例主要是：通纪1卷，地理考、氏族考等6卷，都图表、职官表、选举表8卷，人物传、列女传4卷，再其他的门类4卷。另外还有附志17卷，卷首、卷末各1卷。总计42卷。

余绍宋为了纂修县志，废寝忘食、反复修改。经过4年的努力，1924年全部文稿完成，由北京京城印书局铅印出版。《龙游县志》体例新颖、取材翔实、行文简洁而被时人称赞不已。^[27]志书分为纪、考、传、略、表五种形式，体例上既仿效章学诚的志书编纂风格，又有所创新发明。如使用表的形式使读者对于龙游县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的变化一清二楚；大事记的作用也得到加强。梁启超为之作序称：“实为搜集史料、辨证史料之最好模范。”

3．《鄞县通志》

《鄞县通志》由陈训正所著。陈训正（1872—1944），慈溪县（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出身富庶家庭，祖父陈克介及父亲两代经营茶叶及钱庄典当业，家道殷实。他有一个著名的堂弟就是陈布雷。陈训正1903年中举，两年后，担任宁波府教育会副会长，兴办学校百余所。1908年去杭州，担任浙江高等学堂国文教习，1909年任浙江省咨议局议员。1910年到上海参与创办《天铎报》，任社长，倡言革命，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宁波光复后，他积极参与创建宁波公立甲种工业学校、私立效实中学、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正始中学，又发起成立僧尼教育会和佛教孤儿院等。北伐成功之后，他任省政府委员，以后兼任杭州市长、省民政厅代理厅长、西湖博物馆馆长。抗日战争期间，他到永康任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议长。

陈训正虽然出身政界，但是对于地方志的编纂却很有兴趣，而且有所研究。1923年，陈训正就与马瀛一同编纂《定海县志》，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这部县志突破了传统志书的局限，使用现代知识体系来划分志书的门类。《定海县志》1924年铅印出版。

1933年，陈训正又应邀编纂《鄞县通志》，全书分为舆地、政教、博物、文献、食货、工程6志，下辖51编。每一编下面又分别设立分目和子分目。内容非常翔实，体例严整有序。陈训正还制定了编纂的八项原则，那就是：重近世而轻古代；重现在而轻过去；重改革而轻保守；重演变而轻固定；重群众而轻个人；重社会团体而轻家族及少数人；重通俗文艺而轻寻章摘句；重耳目实验而轻引经据典。

陈训正使用现代知识体系对方志进行分类，摆脱了传统方志的旧习。而上述8项编纂原则，使得通志的取材新颖而独特，比如舆地志注重户口、交通、国防、气候、水利；政教志注重财政及社会现象；博物志注重生产实用；文献志注重艺文方言；食货志注重金融、物价、工资等；工程志注重计划构造。由此看来，《鄞县通志》已经完全是一个成熟的现代方志了。

《鄞县通志》的编写始于1933年，到1937年左右，全书大体完成。但是由于卷帙浩繁，字数达500万字以上，出版颇费周折。本来全书预算9万元，为了避免战事的打扰，决定先期付印先完成的文稿。但是到了1935年博物册修成之后，通志馆却没钱印刷。于是，通志馆馆长张传保等人组织董事会多方筹集资金，通过与浙江图书馆签订印书合同，终于在1936年将舆地志、工程志和地图先期印出；又在1937年，印成博物志、食货志与舆地志并首次发行。但是由于战事爆发，仍然有少部分书稿没有印成。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终于将全部书稿出版，前后历时近18年。

第八节　现代装帧设计艺术的进步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印刷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印刷技术不断地进步，从雕版印刷到石印再到铅印，甚至发展到影印。但是在出版物的装印上面仍然因袭旧式的装订方法，即使用线装。直到清末留学生办刊时才开始使用西式装订方法，即使用两面印刷与洋式装订。最早实行这一方法的就是浙江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浙江潮》杂志。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开始了期刊封面装帧艺术的探索性变革。具体表现在：纸张开始采用双面印刷，线装书改为平装，竖排本也开始变为横排本，右开改为左开，毛边书改为切边书。^[28]除此之外，装帧艺术也发生变化，那就是开始寻求字体上的新奇变化，并加入图案、色彩，甚至绘画，摆脱了传统期刊的形象。如1900年杜亚泉创立的《亚泉杂志》就开始在封面使用篆体“亚泉”二字，看起来古朴清新。1906年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的创刊号封面上是一条龙，隐喻中国腾飞的意思。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的印刷出版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书籍装帧设计艺术上也发生了改变，比较明显的就是：纸张的使用以有光纸代替竹制纸，又由白纸代替有光纸；单面印刷改为双面印刷，普遍采用平装和硬面精装；书籍装帧已经采用摄影照相铜锌版印制封面。^[29]

推动书籍装帧艺术变化的并不是那些出版机构，而是一批美术艺术家，他们有陶元庆、丰子恺、孙福熙、钱君匋、鲁迅等。

陶元庆（1893—1929），浙江绍兴人。自小喜爱美术，精于国画和水彩画。后来又到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学习西洋画。以后任教于上海立达学院、杭州专艺等学校。他与鲁迅的学生许钦文是最要好的朋友，因许的介绍而结识鲁迅，鲁迅非常赏识陶元庆，并请他绘制封面，催生了民国历史上堪称绝品的封面佳作。

《苦闷的象征》是陶元庆为鲁迅绘制的最早的一幅封面。日本厨川白村的这本文艺批评集由鲁迅翻译，1924年由北京新潮社出版。陶元庆的设计是：白底上是红色和黑色、灰色线条组成的图案，内有一半裸女性，用温柔的舌舔染了带鲜血的三刺戟的尖头。郁悒中挣扎的形象，藏着无底的悲哀。^[30]随后，陶元庆又为鲁迅绘制了《彷徨》的封面。《彷徨》1926年8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陶元庆绘制的图案是橘红色的底色上，以深蓝色的几何线条画着并列的三个人物。鲁迅非常欣赏：“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随后，《坟》《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的封面版样都是由陶元庆绘制的。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陶元庆为《故乡》绘制的“大红袍”封面，令人印象深刻。画面上那半仰脸的姿态，重叠着绍兴戏《女吊》的影子。那本是恐怖般的表现，但是去掉了病态，保留着悲苦、愤怒、坚强的神情。以后，陶元庆还为《语丝》《白露》《贡献》等杂志做过封面。

丰子恺（1898—1975），曾用名丰润、丰仁，号子恺，字仁，桐乡人。1914年曾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绘画、音乐，师从李叔同先生。1921年赴日学习西洋画、音乐，两年后回国。曾任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1943年起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1946年出版画册《子恺漫画选》。丰子恺创作了别具一格的“子恺漫画”，他的封面设计常使用漫画的笔法，在构图上讲究装饰效果，以具体的现实描写为重点。在装帧设计上，极富诗情画意。由于精于绘画、音乐，又曾留学日本，在融合中西画法的过程中，把诗情画意融入封面设计中，特别富有意思。而且，丰子恺还将书法篆刻功夫运用到封面设计中，篆刻字体线条优美，古朴庄重。

孙福熙（1898—1962），字春苔，笔名丁一、春苔、寿明斋，绍兴人。1915年毕业于浙江省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19年，赴北京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并与其兄孙伏园一起，结识鲁迅和许多进步的教授，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由蔡元培校长介绍，赴法国工读。1925年回国后，出版散文集《山野掇拾》，由开明书店出版。1930年，再去法国攻读。1931年归国，续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孙福熙是在鲁迅的帮助下走上文学道路的，与鲁迅关系非常密切。鲁迅的《野草》《小约翰》等译著的封面及插图画都是由孙福熙设计、绘制的。1928年回国后，创办了《艺风》美术刊物，并发起全国性的美术展览——“艺风”展览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钱君匋（1907—1998），学名锦裳，桐乡人。他是一位诗、书、画、印集于一身的艺术家，曾经担任过西泠印社的副社长。年轻时就读于上海私立艺术师范学校，1927年进入开明书店工作，负责音乐、美术图书的编辑并承担全部图书的装帧设计工作。在民国，许多学者只是把设计封面作为业余事务，只有钱君匋是唯一专门从事美术编辑和书籍装帧工作的。在开明书店的钱君匋，慢慢地成为图书装帧的内行，设计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图书封面。他把许多民族图案大胆地使用于西式开本书籍上，使得封面设计富有浓郁的中国风味。如《文艺与性》《两条血痕》《结婚的幸福》。他的封面设计淡雅而朴素，显示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如《水晶座》《恋歌三十七曲》等。

鲁迅先生自己也设计图书封面。杨永德先生认为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和倡导者。^[31]鲁迅先生自己设计封面的第一本书籍就是《域外小说集》，他第一次把文中的插图运用到封面上。随后他还设计了自己的小说集《呐喊》的封面。《呐喊》于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出版。鲁迅认为图书版式的设计应该多留点空白。

鲁迅1926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的封面画由陶元庆绘制，但是封面上的书名和书脊上的文字都是鲁迅自己设计的。1927年，鲁迅出版了第一本杂文集《坟》，他自己设计了扉页：一个方框，内里有三个字：鲁迅坟。框外是一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这个设计匠心独运，寓意非常深刻。读者一看，就知道鲁迅要表达什么意思，有强烈的视觉冲击。以后鲁迅的作品大都由自己题写书名，加盖印章后再套印出版。

鲁迅的译作出版时也大都是自己设计，再由陶元庆、孙福熙、钱君匋等绘制封面出版的。如前面已经提到过陶元庆设计了《苦闷的象征》；《思想·山水·人物》的封面画由孙福熙设计；《十月》和《死魂灵》由钱君匋绘制。

在鲁迅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努力追求富有时代气息装帧设计艺术的学者渐渐地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他们的设计既简洁明了，富有时代气息，又含蓄庄重、朴实大方，富有文化底蕴。这些图书装帧艺术使读者大为欣赏。这些图书装帧艺术的变革逐渐走向全国，影响了新的图书装帧艺术的发展。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也纷纷进行改革，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等刊物都使用钱君匋等人的封面画。以后，图书装帧艺术不断改革创新，加强了图书的观赏性，使书籍更为畅销。

第九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出版业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11月5日，日寇集中3个师团、80余艘军舰的兵力从杭州湾登陆，浙江省告急。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嘉善、平湖、嘉兴、桐乡、吴兴、长兴、镇海、武康、安吉、德清、余杭、富阳等地已陷入被包围的态势，情势十分危急。12月上旬，黄绍竑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这已是他第二次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了。1934年12月黄绍竑第一次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但是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所以黄绍竑的第一次省政府主席做得并不顺心。这一次来浙后，他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主动采取行动，团结各方力量，以抵抗日寇的侵略。鉴于当时危急的情势，省政府迁离了杭州，到金华地区办公，以后又屡次迁移。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沦陷区的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而是以各种方式顽强地抵抗着惨无人道的侵略者。

1938年2月11日，黄绍竑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结合浙江省的实际情况，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要》，提出“以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创造新的政治及军事力量，保卫浙江，收复沦陷土地，争取最后胜利，为一切努力之总方向”等10条纲领。

鉴于舆论宣传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以黄绍竑为首的浙江省政府十分重视新闻出版、舆论宣传工作。1938年2月24日，浙江省政府的机关刊物《浙江潮》在金华创刊，主编是严北溟，但是由于黄绍竑与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在编辑队伍中也不乏共产党员。这种团结一切力量以赴国难的做法深得国民的认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于是浙江省的出版事业重新恢复发展起来。

由于国土大片沦丧，省府南迁，故而各种新闻出版机构、书店也纷纷南迁，迁不走的或改行，或倒闭。这些南迁的各种机构集中于金华、丽水、温州等地，由于省府暂驻金华地区，所以金华就成了当时浙江省政府管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浙江，除了有一个国民政府作为形式上的合法政府来组织抗战之外，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及日寇在沦陷区组织的汉奸伪政府。此外，个人对于浙江出版业的推动也是不可忘记的，浙江历来不乏出版家，所以我们将其独立出来，而不放在任何一种势力的辖区内。以下我们将分四部分来介绍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的出版事业。

一、国民政府辖区内的出版业发展情况

自从杭州沦陷，浙江省政府及各种机关迁徙至金华地区以后，金华就成了当时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原来在杭州的许多刊物、出版社、印刷厂也都迁移到金华，甚至南昌、汉口等地的一些出版社也迁至金华，所以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金华也是全省的出版业中心。中国共产党也从上海、武汉等地抽调了大批干部到金华创办报纸刊物，1938年11月，中共浙江省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金华成立，积极宣传抗日，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出版宣传工作的发展。

当时在金华一带的主要报刊有以下数种：

《东南日报》。原名《杭州民国日报》，由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办。民国26年（1937）11月18日从杭州迁至金华，社址在金华塔下寺，以后迁至梅花门外望府墩，但是在塔下寺还设有办事处。“当时报纸每天出版对开一大张，第一版为专载及广告，第二版上半角为社论，下面大半版面为国内新闻，第三版为国际新闻和地方新闻，第四版为副刊。专载多是国内各报纸发表的论文；新闻都是采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讯；通讯、特稿少得可怜，和各地的报纸大同小异，内容不如严北溟主编的《浙江日报》、宦乡主编的《前线日报》精彩，可是凭着牌子老，销路仍占首位。”^[32]日销量约4万份。后来日寇进犯金华，《东南日报》分两路转移，分别迁至丽水、江山，后来迫于日寇的压力又迁至福建。

《正报》。民国26年（1937）12月16日从杭州迁至金华，社址在金华牛角尖。日报，4开，日销量1万份。后来迁至龙泉。

《战时生活》。这是一份政治文艺综合性旬刊。民国27年（1938）1月迁至金华，社址在金华四牌楼87号。原先是16开，后改为8开。共出版2卷近30期，次年改组并入《东南战线》。

《浙江潮》。浙江省政府机关刊物，民国27年（1938）2月24日创刊。社址在金华酒坊巷34号。开始时为旬刊，从第7期开始改为周刊，第90期后又恢复为旬刊，共出版128期。民国30年（1941）停刊。

《抗建论坛》。原名《新中国》。民国27年（1938）7月15日创刊，社址在金华桂林巷27号，后迁至文昌巷15号。旬刊，16开，共出版15期，后来并入《东南战线》。

《东南战线》。由《战时生活》和《抗建论坛》合并重组而来，创刊于民国28年（1939）1月20日，社址在金华柴场巷15号。这是一份综合性大杂志，16开，每期60页左右，共出版5期，同年6月停刊。

《浙江妇女》。由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主办，创刊于民国28年（1939）7 月15日，社址在金华默相坊8号。月刊，16开，开始时每期约6万字，后来增至10万字，每期约发3000多份，共出版6卷34期。民国31年（1942）停刊。

《中国儿童时报》。这是我国创办较早的儿童报纸。民国19年（1930）6月1日在绍兴创刊，民国29年（1940）迁至金华。社址在金华塔下寺22号。以“培养社会儿童与科学儿童相结合的新中国儿童”，办成“小学时事教学的辅助教材，儿童课外阅读的补充读物”为宗旨。曾聘请文化界知名人士组成理事会和社外特约撰述。金华沦陷前迁至福建永安。

《浙江日报》。浙江省政府机关报，民国30年（1941）3月12日创刊，社址在永康城北岭下张村。民国31年（1942）迁至丽水，后又迁至龙泉。

此外，还有《战时记者》《作者通讯》《文化战线》《刀与笔》《今日晚报》等数种，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金华从事书刊出版的机构也有不少，比如国民出版社、青年出版社、中国编译社、独立出版社、战时编译社、八一三印刷所、充实丛书社、金华军用图书社、省战时教育文化委员会、大陆周刊社等数十家。在金华出版的图书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兼及教育、文化、艺术和科技等内容，比较重要的图书有以下几种：

《抗建丛书》。民国27年（1938）浙江省战时教育文化委员会出版。收书10种，每种印数都在2000册以上。

《蒋百里抗战论集》和《蒋百里文集》。新阵地图书社民国27年（1938）出版，影响很大。蒋百里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曾经担任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前者印数达3000册，后者印数达10　000册。这样的数字在当时来说不可谓不惊人了。

由于金华在抗战初期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其出版发行业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1938年底全省共有书店229家，仅金华地区就有49家，占了1／5多，居全省之冠。民国28年（1939）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金华设立文化驿站，由此金华成了全国五大图书销售中心之一。在金华地区开办的书店中，规模、影响较大的有商务印书馆金华分馆、新知书店金华书店、杭州正中书局、世界书局支局、中华书局金华支店等等。

除了金华，值得一说的还有丽水和温州地区。

在丽水地区从事出版业务的机构有会文图书社、浙江木刻用品合作社、江南出版合作社、青年读书生活社、群力书店等等，出版的书刊达136种。所出书刊也都是以宣传抗日救国和介绍国际国内局势为主题，也出版一些中小学的教学用书。

丽水地区的期刊主要有《抗战建设》《解放漫画》《战时中学生》《浙江建设》《社教通讯》《浙江商业》《合作前锋》《英大周刊》《三民主义制度导报》等18种刊物。出版社、刊物多了，书店自然也就多了一些。到1940年底，丽水地区的书店数量仅次于金华，居全省第二位。

在温州地区活动的出版机构主要有海燕诗歌社、游击文化社、地方行政出版社、朱公茂印刷所等等。编辑出版的期刊有《游击》《女战士》《先锋》《动员》《抗敌漫画》《联合》《画阵》《海防前哨》《儿童时代》《前哨》等十数种。温州的书店也有不少，1938年底，温州地区的书店有27家。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出版情况

相比于北方的抗日根据地来说，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可谓是“后生”了。但是这“后生”丝毫不比“前辈”逊色。中共在浙江的抗日根据地称为浙东抗日根据地，从名称就可以看出这个根据地在浙江东部地区。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最后在四明、三北、会稽和浦东一带成功开辟出浙东抗日根据地。

浙东抗日根据地有一份比较重要的刊物叫作《时事简讯》，创刊于1941年7月与8月之间，具体时间已无可考。这份刊物用蜡纸刻写，还用分色套版的插图和各种各样的花边装饰，刻印清晰，图文并茂，这在条件比较艰苦的根据地已经算是很不错了。8开，周刊，每期印刷1000余份，后来由于条件改善，纸张由8开改为4开，发行周期也缩至3天1期。1943年11月，国民党军队进犯根据地，条件又变得艰苦起来，《时事简讯》又变为油印。

除了《时事简讯》，抗日根据地还有几份比较重要的刊物，比如《战斗报》《抗日报》《新浙东报》等。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比较重要的出版机构是浙东书局，创办于1944年9月。浙东书局的创办大大促进了根据地的编印发行工作，有效地配合了军队的宣传教育工作。1945年，为了纪念邹韬奋先生，浙东书局改名为韬奋书店。书店翻印出版的书刊主要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整风文献》等。除了翻印，书店还自己编印了许多书刊，比如张瑞昌编写的《政治常识》和《根据地的建设》等。这些书籍深入浅出，很好地适应了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对于提高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素质，促进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抗日战争时期重要出版家

抗日形势日益严峻，整个民族都在努力。除了国共两党在努力地为抗日而奔走外，民间的有识之士也勇敢地担负起了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他们一方面积极奔走宣传抗日，一方面致力于中国现代文艺作品、典籍的整理与出版。这里拟着重介绍以下几位：

（一）张静庐

张静庐（1898—1969），镇海龙山镇人。他没有上过几年学，却通过自学练就了不凡的文字写作水平。他早年还编印过几种小型的刊物。

1916年，张静庐去天津赴任中华革命党华北总部机关报《公民日报》副刊编辑；1925年他和卢芳、沈松泉等合作创办光华书局，以出版新文艺书籍为主。光华书局曾经出版过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文艺论集》，还出版过“左联”机关刊物《萌芽》和郭沫若的《洪水》杂志。1927年，张静庐又与人合办现代书局，出版《现代小说》月刊、《太阳》月刊等几种刊物，还出版诸多进步的文学名著。后来又与人合办联合书店，继续出版进步刊物。

1934年，张静庐创办了我国第一家专营杂志的专业书店——上海杂志公司，除了代办代订全国各地的期刊外，还自己编印多种刊物，也印发文学名著，影响比较大的是《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大量的战时新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静庐不仅积极宣传抗日，与国民党的文化审查政策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主要著述有《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革命外史》《在出版界二十年》；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等。

（二）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后改名浮，字一浮。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国学大师。不凡的人生经历与渊博的知识造就了马一浮深厚的功力，他的主要著作有《泰和会语》《尔雅台答问》《复性书院讲录》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主要的代表作品是《复性书院丛刊》，分初、甲、乙三编，前后刻印9年（1940—1948）才告成。这部丛书共收宋元明清四代书籍26种，对于保存整理中国古典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张寿镛

张寿镛（1876—1945），字伯颂，一字咏霓，号约园，鄞县人。他对于编辑出版业的贡献是一部《四明丛书》。这部书始编于1930年，历时19年，至1948年方告罄。在日寇的侵略下，条件十分恶劣，他在弥留时刻，仍然十分挂念这部丛书的刻印工作，怎能不让人为之泣下呢！

《四明丛书》原先预计刻10集，但是最终刻了8集。第1集收书27种，第2集收书22种，第3集收书17种，第4集收书38种，第5集收书1种，第6集收书21种，第7集收书23种，第8集收书18种，整部丛书共计收书167种。由此可见这工程的伟大艰巨了。

四、沦陷区的出版事业

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浙西地区就陷入了日寇的铁蹄之下。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屈服于日寇的残暴统治，而是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与穷凶极恶的日寇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派出了诸多干部深入沦陷区帮助、促进沦陷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2月，中共浙西特委成立，在中共浙江省委和浙西特委的领导下，沦陷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沦陷区的同志通过不懈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一时期沦陷区的重要出版物有《救亡三日刊》《火花晚报》《抗战消息》《国魂》《国防线》《抵抗日报》《西塘晨报》《战号日报》《锄奸报》《桐乡抗卫》《浙西导报》《先锋日报》《大无畏日报》《抗敌报》《前进报》《铁血日报》《烽火周刊》《正言报》《中华儿女》《战地合工》《学习工作生活》《民舌日报》等80余种刊物。其中，办刊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抗战消息》《突击》《进攻》《嘉兴人报》《火花报》《浙西导报》和《青读》。

浙西沦陷区出版的图书数量不是很多，多数是抗日组织或团体编印的普及读物、战地诗集和时事读物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青年突击队诗刊》《长超部队》《太湖部队》和《青年歌声》。这些出版物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在宣传抗日、振奋人心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沦陷区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编辑出版机构，那就是1940年成立的浙西民族文化馆。首任馆长曹天风是进步知识分子。浙西民族文化馆所编辑出版的书刊主要有《敌国言论选择》《日本人》和《戈亭风雨集》，这些书从不同的方面介绍了浙西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卫生等的情况。

第十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浙江出版业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相应的东部各省的机关也纷纷回到本省。浙江省的相关单位也迁回了杭州，战后的杭州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一、国民政府控制区的出版发行

当时迁回杭州的出版单位有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中华书局杭州分局、正中书局、国民出版社等等，有相当一部分单位在战争时期并没有远迁，而是就近迁到了浙江省并未沦陷的其他地方，所以返回杭州的时候它们的行动特别迅速。随着各种单位、机构的纷纷复位，原先没有迁走但是被迫改做他业的许多书店也陆陆续续地恢复了它们的业务。于是乎，在战争的废墟上显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复苏气息。

当时的出版物主要分为三大类：（1）教材类。正所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类出版物是少不了的。当时的教材及教学用书主要集中在中小学一块，出版这类图书的单位主要有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中华书局杭州分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等几家。（2）医药卫生、生活保健类出版物。这是广大市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出版这一类图书的单位主要有新医书局等。新医书局创办于1935年7月，是一家实力比较雄厚的私营出版企业。它不仅在杭州有相应的业务，而且将触角伸到了外省，在北京、上海等地都有分局。（3）科学普及读物与少儿读物。与以上两类相比，这一类可谓是需求量最大、市场最广阔了。出版这类读物的单位主要有中国儿童书店、中华儿童书报社等。

除了这些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出版物外，其他的如各类机关刊物、学术刊物等也纷纷复刊，其中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浙江经济》月刊，由浙江地方银行经济研究室主办；《民族正气》旬刊，由民族正气社主办；《浙江共役》月刊，由浙江省军管区司令部主办；《考政通讯》，由中国考政学会浙江分会主办；《图书展望》季刊，由浙江省立图书馆主办；《思想与时代》月刊，由浙江大学文学院主办；《妇女旬刊》，由杭州地方银行信托部中华妇女旬刊社主办；《气象通讯》，由浙江省水利局测绘所主办；《健康医报》，由健康医报社主办。如此等等，不下数十种。

省城以外各地方的出版事业也在蒸蒸日上的恢复发展过程之中，各地战前所出版的诸多刊物纷纷复刊，还有许多新生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内战的开始及战况的逐步转化，国民政府控制区的情况越来越不妙。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经济不断恶化，人心慌乱日益滋长，政府对于各种出版物的审查也越来越严重。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压迫致使相当一部分出版社或者书店难以为继，纷纷倒闭，书刊发行出版业日益萎缩。到1949年浙江全省解放前夕，全省从事出版发行事业的单位仅剩下商务印书馆杭州分局、中华书局杭州分局、杭州正中书局、汇古斋、世界书局杭州分局、拜经楼、当代出版社、杭州书店等20余家，可见当时形势的严峻。至于那些在抗日战争后才成立起来的出版社或者书店，由于没有足够的积累，早就在残酷现实的打击下改行或者关门了。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发行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在浙江境内建立了几块较为稳固的根据地，主要在浙东地区。这些根据地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日寇对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冲击，对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日寇投降之后，这些根据地继续存留，成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桥头堡。

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并没有立即打起来，而是有一个“和平建国”的缓冲期。1945年9月，浙东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北撤的指示。金萧地区的共产党武装迅速北撤，只留下一小部分武装力量和一部分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人员继续与国民政府抗争。

留下的文宣人员有原来金萧支队时事简讯社代理社长石小舟、报务主任杨雷、报务员杨旭伟，他们所拥有的设备就是一架收报机。虽然人数很少，设备很简陋，但是他们组织严密，足够继续主办一份宣传刊物。10月上旬，他们的收报机在政府军的袭击下丢失。12月的时候杨雷就从上海秘密购得了收报机的主要部件，又组装起一台来。此后，他们依靠这台简陋的设备编印了油印刊物《时事小报》和《呼声电讯》，通过秘密发行传送，对于指导路东路西的地方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6年，金萧支队组织编印了政治读物，以“燎原出版社”的名义油印出版。这些出版物主要有《政治时事报告》1—4号及《群众工作提纲》《我们的出路》等数种，可以看出，这些出版物是直接服务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

1947年7月，新成立的路西工委为了加强在文化战线上的力量，决定筹建出版机构——鸡鸣社。这个鸡鸣社，远远超过了那一架收报机的实力，共计有专职刻印、收报人员9名，由路西工委直接领导。鸡鸣社的活动范围随着共产党控制区的不断扩大而不断扩展，先后到过浦江、诸暨、桐庐等地，他们的出版任务主要是服务于现实的革命斗争。其所刊印的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建设问题》等一大批革命理论读物与政治斗争读物。

1948年底，路东县人民政府通过与民主党派合作，印刷了万余册宣传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同年12月，新改组的金萧工委在鸡鸣社的基础上又组建金萧报社。次年1月，《金萧报》创刊于浦江马剑乡石门村。与此同时，会稽中心县工委决定建立路东通讯社，出版《路东简讯》，刊登时事新闻和地区新闻。

浙东根据地的出版工作是在新四军路东留守办事处和浙江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他们出版的刊物主要有《新华电讯》。1948年春为了配合革命工作的进展，又另外编印《干部文丛》，以介绍部队工作方法和经验为重心。3月份，浙东临委又决定创办《四明简讯》。3月下旬，油印8开4版的《四明简讯》正式出版，署名“新浙东出版社”。1949年宁波解放之后，《四明简讯》出了终刊号。在其发行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里共出版66期，还有增刊20余期。

1949年1月，路南地区的领导者决定创办《括苍简报》，以发展路南游击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后来又在此报社的基础上扩编建立出版社。3月6日，新路南出版社宣告成立，主办《新路南报》。9日，《新路南报》创刊于缙云东寮村。这份报纸用毛边纸印刷，油印，4开2版，3日一刊，4月中旬改为日报。《新路南报》主要登载国内时事政治新闻，比如解放军横渡长江、攻下南京等消息，此刊都予以及时刊登出来，如果有重大的新闻，还要出版号外。在编辑出版报刊的同时，新路南出版社还组织了“新路南丛书”的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用毛边纸油印，32开，共出版4辑33册。第1辑至第3辑每辑10册，第4辑有3册，每册的字数多少不等，多者数万，少者几千。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浙江，国统区的出版物相对来说数量要多一些，但是在思想进步上无法与革命根据地的出版物相比；二者出版的刊物的内容、性质也大相径庭，国统区的各种出版社、书店多编印一些科教文卫的书刊，而革命根据地的出版者由于直接受党委或者是军委的领导，多刊印一些革命理论宣传的书报资料。另外，共产党控制区出版工作的逐步开展，出版队伍的逐步壮大，也反映了中国政治舞台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

【注释】

[1]胡国枢：《浙江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

[2]胡学彦：《西泠印社的创建及其出版活动》，《出版史料》2009年第3期。

[3]王幼敏：《马衡与西泠印社》，《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3期。

[4]胡学彦：《西泠印社的创建及其出版活动》，《出版史料》2009年第3期。

[5]赵达雄：《近代名人与浙江图书馆》，《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8年第1期。

[6]浙江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图书馆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页。

[7]沙文婷：《民国时期浙江图书馆编辑出版报刊评述》，林祖藻主编：《当代社会科学文献信息化建设》，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

[8]赵忠文：《中国历史学大辞典》，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9]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7页。

[10]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7页。

[11]浙江图书馆网站：http://www.zjlib.net.cn/Public/LibOverviewArticleInfo.aspx?ArticleID=820d7ecc-18a0-4929-8937-7706749ebae5，2010年12月5日获取。而有的说法认为是在1936年11月，恐有误，见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12]边靖：《中国近代期刊装帧艺术概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

[13]应长兴、李性忠：《嘉业堂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14]黄玉淑、于铁丘：《趣谈中国藏书楼》，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15]黄建国：《嘉业堂藏书楼的刻书》，《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4期。

[16]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17]褚树青：《朱遂翔与〈抱经堂藏书图〉》，《图书与情报》2005年第5期。

[18]叶艳灵：《论杭州城市早期现代化（1895—193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题组，2009年10月10日发布，http：／／shfzxy．hutc．zj．cn／jpkc／jxds／html／info＿view．asp？id＝1639。

[19]胡维革：《中国传统文化荟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2页。

[20]韩文宁：《张元济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图书与情报》1998年第2期。

[21]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第2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22]周国清、夏慧夷：《陆费逵的出版人才观及其践履》，《出版发行研究》2007年第9期。

[23]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