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与《京华时报》报道方式比较

在我党的新闻政策中，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重要法则。坚持正面的宣传“就是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流，让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1] 在党报报道演进的过程中，最能够准确、及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同时鼓舞人民群众的莫过于党政会议新闻。党政会议新闻包括了党的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报道，关于国务院颁发的重要法规和法令的报道，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活动和重要讲话的报道，等等[2]。由于党政会议新闻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关系着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行各业的工作，因此，党政机关报在刊载时一般都会以头版位置显著处理。

然而，曾几何时从市民读者的角度出发，党报的党政会议新闻报道往往成为“全文转载中央政策文件”、“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和活动”或者“就重大问题向党中央公开表态”。同时，党政会议新闻报道形态存在新闻太少、内容太空、文章太长、数量太多等弊端。这几个问题往往又是互相关联：会议报道里真正的新闻少内容自然会空，只能在会议的程序上做文章，在出席会议的首长名单上兜圈子。内容空文章自然就会拉长，全文都是会议要求、会议强调等。[3]到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报业迈进商业化后，一向强调党政会议新闻报道的党报发行量急剧滑落。以《人民日报》来说，极盛时期曾拥有高达600万份的发行量，到2004年已下滑到172万份[4]。 这也促使从90年代起新兴的都市报不得不改变过去党报党政会议新闻挂帅的报道方式，转而刊载以市民角度出发的实用性、服务性新闻，强调传媒的信息功能。

不过，都市报虽然在日常新闻的处理上逐步减少党政会议新闻报道的比重，以争取市民自费订阅，但并非意味着这些多数由省委党报在省会城市，或者地市级甚至中央级党报创办的子报已经可以卸下宣传责任。特别是在报道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国务院颁发的重要法规和法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活动与重要讲话等事件时。在这种情况下，都市报针对党政会议新闻避免长期以来党报冗长的会议报道形态，改以从市民角度出发，刊载市民喜闻乐见的实用性、服务性新闻，以吸引普通市民的阅读。

本章选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由《人民日报》面向北京市民创办的都市报《京华时报》针对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两会”）这种例行重大党政会议新闻报道的个案，通过框架理论比较分析两报在新闻报道上的异同，借此探析我国报业体制变革对报纸报道内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选择《京华时报》作为观察市民报纸党政会议新闻报道的样本，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该报是于2001年由《人民日报》主办，上市公司北大青鸟集团出资创办的。该报创刊时就明确定位报纸的属性，强调地域化、市民化、市场化与综合性。地域化指的是不走全国性发行道路，而集中在北京发行，充分体现新闻的接近性。市民化要求尽可能地争取广大市民读者，目标是文化程度高、收入较稳定的中青年市民。市场化强调主打零售市场、家庭市场，力争每一份报纸都是读者自费购买以确保其有效发行。综合性力争全方位地提供市民关心的各类新闻、市民最需要的丰富信息、市民最欣赏的体育娱乐等信息。

其次，在栏目设计上，《京华时报》32个版中除去4个广告整版外，开辟财经版4块、证券版4块、娱乐和体育版4块，这12个大版显然是面向读者群中人数最多，也是最有价值的金融、商业和市场销售人员以及学生。该报试图将北京市民一网打尽，因此在栏目设计上还包括国内时事动态、社会热点、国际事件等，不仅满足不同读者需求，更贴近百姓生活。[5]《京华时报》创刊首日就组织了2000多人的流动售报队伍，建立涵盖北京市城八区的36个发行站，首日便创下30万份发行量。该报运用这种方法快速提高市场占有率，接着采取逆向发行策略压低发行量，然后运用广告收入弥补。创刊来年底，广告收入就从创刊时的450万元激增到4500万元。2004年广告额更达到7.2亿元。至于发行量，2004年则为34.1万份。[6]

从《京华时报》创刊时的自我定位与栏目设计来看，党政会议新闻绝非是其报道卖点，但是在面对“两会”这种例行重大党政会议，为了善尽宣传报道任务以及兼顾市民读者权益，于是发展出一套有别于党报会议报道形态的新闻报道方式。同时选择《人民日报》作为比较样本，除了考虑该报是《京华时报》的母报外，还因为《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曾拥有高达600万份的发行量，到2004年曾下滑到172万份，但仍位居国内报纸发行量第二名。《人民日报》的社论更是直接承担着宣传意识形态理论，解释党的方针和政策的责任，对下级党报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相较于近年来报业商业化对党报舆论宣传角色的松动，《人民日报》堪称是党报政治喉舌的堡垒，在处理重大党政会议新闻时仍然谨守喉舌任务，但是面对《京华时报》强调读者兴趣导向的报道方式，该报也开始有所回应。

传统新闻学理论将客观报道视为新闻媒体遵守的重要信条，不仅是新闻工作的专业规范，也是主要的新闻专业理念。客观报道原则强调公正、平衡地处理新闻，并将事实与意见严格区分，因此成为新闻报道的基本。出于对传统新闻客观报道的再认识，近年来一些社会建构论和文化研究的学者提出新闻框架的概念，认为新闻不是简单地对社会事实的客观反映，强调新闻媒体再现真实时会受到新闻组织框架、新闻工作者个人认知框架、新闻文本框架与消息来源的影响。[7]

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来看，新闻工作者生产新闻的过程就是创造框架，将社会事实转化为媒介事件的过程。新闻工作者就是通过框架进行信息处理，撰写新闻。框架使新闻记者得以常规化地迅速处理大量的信息，并且将它们以有效的方式包装输出给受众。新闻工作者作为框架的工具包括了词汇、比喻、概念、象征、影像等符号，以及句法结构、情节结构、主题结构和修辞结构等元素。新闻工作者撰写新闻内容，其实就是使用这些框架工具进行符号设计，这些符号设计就是新闻文本框架的基本结构。这说明采写新闻不但含有价值判断，更是一种语言意义建构的过程。[8]

简言之，新闻本文框架就是将故事整理出一个中心主题，这一整理过程是通过选用(或排除)以及强调(或忽略)上述语言结构与字词来完成的。采编新闻内容就是对各种符号进行设计与安排，目的在于界定社会真实并取得读者的共识。新闻框架的概念除了揭示新闻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时要受到新闻组织框架、新闻工作者个人认知框架、新闻文本框架与消息来源的影响，也给学术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概念工具，通过分析新闻文本内容找出隐藏其中的框架。

我国长期实行的报业体制，要求报纸兼负宣传喉舌与舆论工具的双重功能，使得报纸在长年的舆论宣传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新闻文本框架。而在报业体制变革后崛起的都市报，强调报纸的信息功能，从市民角度出发刊载市民喜闻乐见的实用性、消费性新闻，形成了一种迥异于党报的新闻报道方式，这无疑是我国报业体制变革在新闻采写与报道方式上的直观体现。近年来，赵月枝等学者已有数篇论文探讨我国报业在报道特定新闻时采用的新闻框架。[9]本章即试图借助框架理论途径，研究分析我国报业体制变革给报纸报道内容带来的影响，意在进行一次积极的尝试。

按照框架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内容分析，首先需要建立研究分析的项目。基于本章的研究是比较《京华时报》与其母报《人民日报》在对“两会”的新闻报道上存在的异同，分析《京华时报》是否已经形成了强调市民取向、满足市民消费需求的报道方式，并借此验证报业制度变革对我国报纸的报道方式和报道内容产生影响，因此，确定了三个分析项目，属于“说什么”的实质项目为“报道框架”、“消息来源”；属于“如何说”的形式项目为“报道方式”。内容分析样本选择的是2004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京华时报》在3月4日至15日所作的有关“两会”的新闻报道。

① 报道框架

在报道框架上，本章确定了五个子项：凝聚团结、展现成就、宣传政策、建言献策、传达信息。试图从这五种报道框架分析《人民日报》与《京华时报》如何选用（或排除）与重组新闻内容，一方面再现“两会”的真实，一方面传递“两会”的深层政治涵义。

② 报道方式

我国报纸在长期的宣传中相当重视发挥不同体裁的功用，常用的体裁包括消息、通讯与评论。评论可说是报纸的旗帜，媒体往往通过评论态度鲜明地表明对新闻事件的立场，借此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评论的主要形式包括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时评、编者按、编后语等；消息是传媒新闻报道的主体，以沟通信息为主要任务。消息一般配有醒目标题，具有“本报讯”或“电头”等字，结构上往往采用倒金字塔式，按照重要性递减的顺序安排事实；通讯主要是运用叙述、描写和议论等多种手法，详细地报道一些重大事件或典型人物。[10]除消息、通讯与评论这三种常用报道体裁，近年来国内报纸也逐步采用西方报业惯用的深度新闻报道、解释性新闻报道、调查性报道、专访等报道方式。

③ 消息来源

框架理论将消息来源视为社会行动的竞争者，彼此竞相在媒介中争取表述的主控权。[11]本章将“消息来源”分为：记者观察、新华社、两会代表、党政人士、专家学者、市民读者与网民、其他媒体7个子项。

对党报来说，如何正确报道“两会”新闻是一项高度政治性的新闻宣传任务，从版面的安排、文章及标题撰写到编采人员的组成都有缜密严谨的作业流程。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党报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宣传框架，如“凝聚团结”、“展现成就”、“宣传政策”、“建言献策”。强调市民读者消费取向的都市报异军突起后，在处理“两会”等党政会议报道上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党报的报道方式。如何兼顾宣传任务与满足读者需求，是两报都要面对的问题。

从表4.1可以看到，《人民日报》采用的报道框架依序为“建言献策”383篇（50.7%）、“展现成就”173篇（22.9%）、“凝聚团结”80篇（10.6%）、“传达信息”71篇（9.4%）、“宣传政策”48篇（6.4%）。基本上，《人民日报》采用的还是一贯从政府立场出发的官方宣传框架。

表4.1　《人民日报》、《京华时报》报道框架数量分配表

① “凝聚团结”框架

“凝聚团结”框架将“两会”的召开营造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团结胜利的大会。强调凝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对国家建设的信心、发自内心的激动以及普通百姓对政府施政求真务实的感激。同时也再现“两会”振奋、热烈的场景。2004年3月5日全国人大开幕时，《人民日报》报道：“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肩负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出席今天的盛会。在为期10天的会议期间，他们将认真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听取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12]同样的， 3月12日全国政协会议闭幕时，《人民日报》分别以“会议号召人民政协的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切实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13]

“凝聚团结”框架也强调了出席委员们内心的激动。《人民日报》3月15日报道：“14时刚过，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胸戴鲜红代表证，精神饱满，步履从容，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东大厅茶桌旁，代表们握手相拥，心潮澎湃。多次参加党代会、人代会的代表李桂莲说：‘这是一次民主团结的大会，站在新起点，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代表们畅所欲言、坦陈直言，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河北省副省长郭庚茂代表说：‘这是一次求实鼓劲的大会，肯定成绩实事求是，分析问题客观深刻，谋求发展科学积极，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14]

“凝聚团结”框架同时描述面对严寒，出席委员们仍然精神抖擞。3月5日北京刮起了4～5级偏北风，气温已经降至零下2摄氏度。《人民日报》隔日报道：“‘天气虽冷，但是我们心潮澎湃’，来自湖南的乐寿长委员兴奋地对记者说，‘去年我们祖国遇到的困难比往年大，取得的成就却比往年多，我们来参会的委员们都是精神抖擞。’”[15]

“凝聚团结”框架除了再现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对国家建设的坚定信念外，《人民日报》也捕捉到街头百姓对“两会”召开的兴奋与感激。“北京百姓对今年的‘两会’充满信心”，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小区居民祝宝文说，“大家都满怀信心迎接‘两会’的召开。前几天北京新当选的市长发言对我们鼓舞很大，特别是廉政建设、就业问题都讲得很实在。我们也希望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求真务实，多解决老百姓关心的实际问题。”[16]

“凝聚团结”框架同时再现“两会”振奋、灿烂的场景。《人民日报》3月4日报道：“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灯火辉煌，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协会徽悬挂在主席台正中，十分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格外显目。”[17]3月12日全国政协闭幕时，《人民日报》隔日也报道：“12日下午，长安街上嫩黄的迎春花和盛开的玉兰花展示着春天的活力，天安门广场四周红旗高高飘扬。就在天安门广场的北侧，不少群众在那里驻足眺望，即将闭幕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成为大家聚焦的内容。”[18]

② “展现成就”框架

对出席“两会”的各界政协委员、各地区人大代表来说，如何抓住这难得的政治盛会，向党和国家展现取得的成就可说相当重要，“展现成就”框架自然成为《人民日报》报道较多的题材。“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安康市委书记黄璋说，去年安康坚持‘打绿色牌、走生态路’，关闭了流域内所有污染的矿产企业，实行退耕还林50多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超过了50%，减少了水土流失。”[19]又如“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以来，政协委员、政协的各参加单位和政协专门委员会，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积极建言献策，共提交提案3819件，经审查，立案3576件。截至目前，98.8%已经办复。”[20]

③ “宣传政策”框架

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他的国家机关包括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都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部会首长依法必须出席“两会”，并作工作报告。为此，《人民日报》采用“宣传政策”框架，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部会首长在“两会”召开期间宣布国家相关政策的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2004年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21]

④ “建言献策”框架

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的角色既然是作为汇聚各阶层、各民族、各地区、各民主党派以及各团体、职业代表利益的场所，“建言献策”自然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最基本的职责。出席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克明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结合河北实际，去年河北省的GDP突破了7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1.6%，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达到了近年来最好水平。可以说，我们实现了‘加快发展’的目标。”白克明话锋一转：“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离‘更快发展’的要求还有距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目前，全省还有2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产业结构仍不尽合理，各地区之间发展还不协调。所有这些都迫切要求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2]

“建言献策”框架有时也来表达委员、代表以国家大局为重，自我奉献与甘当配角的决心。《人民日报》报道：“谈及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代表认为，‘结合自身特点，江西要甘当配角，错位发展。’他说，‘论资金、技术我们比不上发达地区，但我们有丰富的原料资源、廉价的劳力资源、广阔的市场资源、优美的生态资源。在区域合作中，我们要有甘当配角的勇气，为发达地区提供原料、劳力和市场，为他们提供生态屏障，提供休闲条件，在当好配角的过程中谋求发展。’”[23]

⑤ “传达信息”框架

《人民日报》大量采用从政府立场出发的官方宣传框架，但在面临报业商业化的冲击下也开始增加“传达信息”框架的报道篇幅，占了71篇（9.4%）。而对定位于市民报纸的《京华时报》来说，“传达信息”框架已成为主导框架。从表4.1可以看到，《人民日报》采用的主要报道框架，如“建言献策”（50.7%）、“展现成就”（22.9%）、“凝聚团结”（10.6%），在《京华时报》的报道中所占比重甚小。《京华时报》的报道框架弱化了《人民日报》大量出现的委员、代表对国家建设建言的交心表态、自我标榜取得的政绩，以及对国家建设的信心、发自内心的激动等内容。取而代之以“传达信息”框架报道新闻。

从表4.1可知，《京华时报》报道使用“传达信息”框架者达313篇（76.7%），其次依序为“凝聚团结”47篇（11.5%）、“建言献策”26篇（6.4%）、“展现成就”20篇（4.9%）、“宣传政策”2篇（0.5%）。“传达信息”框架试图舍弃党报长期来一贯从政府立场出发的宣传框架，而改以从市民消费者角度出发，如实报道市民关心的实用性、消费性、实时性的新闻。

《京华时报》使用“传达信息”框架，从冗长的委员、代表发言中找出与北京市民生活权益内容有关的新闻集中报道，拉近了与北京市民读者的距离。例如，由于在此次“两会”上公共安全问题再度成为代表、委员及公众关注的热点之一，国务院目前已着手规划重大突发事件的统一应急方案。《京华时报》意识到北京市在公共安全问题如何处理的问题攸关着北京市民权益，立即派遣记者从北京市科委方面了解到，一项以王府井步行街和西单文化广场的地下商场为代表的城市开放类和封闭类场所的公共安全评估项目已通过验收，同时已将禽流感等动物疫情监测纳入北京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系统。[24]

透过“传达信息”框架，《京华时报》让读者体会到了记者抢新闻的临场感。《京华时报》在3月4日政协开幕式报道中，舍弃了《人民日报》作为惯例在头版刊登的开幕式会场全景与全国政协主席报告的大幅照片，取而代之的是在头版刊登了一张多位记者追访曾在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贡献突出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照片。同时在同日4版中报道，钟南山与其他政协委员一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立刻被数十名守候在此的中外记者围在当中[25]。《京华时报》记者也迅速捕抓到委员发言的及时情形：“昨天上午，在全国政协41组医卫界委员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当场执笔写下一份为政协报告中的‘非典’更名的紧急提案，要求修改今年政协工作报告中‘非典’的提法。下午5时30分，这份由30多位委员郑重签名的紧急提案正式被提交给小组秘书处。”[26]

“传达信息”框架在再现与会代表、委员发言时，很明显不同于“凝聚团结”框架再现的“信念坚定”、“心情激动”、“交心表态”，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发言时的“言论交锋”。《京华时报》报道：“在分组讨论中，经济界的发言异常火爆，每位委员手中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做了密密麻麻的着重号、双实线及旁注。争论最激烈的是今年温总理所作报告中经济成长预期目标的变化，委员们普遍认为，政府不崇拜GDP的增长变化体现了务实的中央精神。”[27]

不同于《人民日报》处理“两会”新闻时突显重要政府官员的做法，“传达信息”框架捕抓到一位“特殊”的人大代表。《京华时报》报道：“前来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笑星赵本山身穿一身崭新的褐色夹克衫，头戴一顶普通的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几乎快遮住了眼睛。赵本山以这身装束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时，差点从众记者眼皮底下溜走。”[28]

表4.2　《人民日报》、《京华时报》报道方式数量分配表

由于“两会”的代表、委员人数众多，发言踊跃，文稿数量十分庞大，从表4.2可以看到，《人民日报》采用的主要报道方式是摘编、简讯，高达409篇（54.2%）。这是因为《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主要的宣传喉舌，必须详尽报道“两会”代表的建言与政府工作报告，由于篇数庞大，便以“代表委员建议、心声”、“分组讨论”、“代表发言摘编”、“政府工作报告摘登”等方式加以报道。同时，摘编、简讯的标题经常是冠以“年年关注岁岁情”、“代表委员传捷报”、“心语快递”、“代表委员论国是”、“两会速递”、“情系大众为民谋利吐诤言”、“胸怀全局求真务实献良策”等。

评论一向是《人民日报》的旗帜，因为这些评论直接承担着宣传党的理论、路线以及政府的方针、政策的任务。《人民日报》的评论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编者按、编者的话、短评等十多种形式，评论的作者包括党的高级领导、专业写作班子、专业评论作者和业余评论作者。从表4.2可以看到，《人民日报》评论、社论、时评总计47篇（6.2%），相较于《京华时报》仅有的2篇（0.5%），显示出《人民日报》在报道“两会”这种例行重大党政会议新闻时仍然坚守宣传喉舌的任务。

当然，应对报业商业化对报道方式的冲击，为了吸引市民读者阅读，《人民日报》与《京华时报》在报道方式上都相当注重消息报道，《人民日报》为217篇（28.7%），《京华时报》则为223篇（54.7%）。

《京华时报》作为新兴崛起的市民报纸，为了回应日益激烈的报业商业化竞争，更引进西方报业经常采用的报道方式，如解释性新闻报道、深度新闻报道、调查性报道，分别为69篇（16.9%）、13篇（3.2%）、6篇（1.5%）。相比之下，《人民日报》这三种报道方式则分别为3篇（0.4%）、0篇、0篇，显然少了。

所谓解释性新闻报道，是指可以针对一个单字、一个名词、一个词组、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作解释，也可以针对整个新闻事件内容作阐释。可以在同一则新闻中解释，也可以另写一则新闻加以解释。例如，3月10日北京市刮起大风却不见漫天黄沙，甚至还能看见蓝天。此事引起见过“沙尘暴”的代表委员们的好奇，也是广大北京市民相当关心的。《京华时报》隔日立刻刊载对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华的采访，报道沙尘暴的形成因素已在逐步减少，个别扬沙天气不会影响北京的“蓝天工程”。同时，该报也采访国家林业局工作人员，获悉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初见成效，北京本地形成沙尘暴天气的可能性不大。[29]再如，《京华时报》于3月6日针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舍弃《人民日报》逐条摘登的方式，以百姓提问的方式由记者分头采访北京市相关部门负责人，整理成37个议题，以4个冠上“全国两会解读”标题的版面详尽报道，让北京市民了解北京市将采取的相应举措，充分发挥解释性新闻报道的功效。[30]

与解释性新闻报道比较，深度新闻报道更着重于新闻事件的内涵，前者只要分析事件背景，后者还要让读者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对民众具备的意义、可能的影响、应该如何回应等。换言之，它要对一则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做多种不同角度的分析，以呈现它的价值与含义。

《京华时报》颇能根据与会代表发言发现北京市民关心的议题，撰发深度新闻报道。该报在3月7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张钟宁提交有关防止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立法议案。张钟宁告诉记者，传播蔓延是有害生物威胁生态安全的主要方式，像美国白蛾，传播地区已到了天津、河北等北京的毗邻地带，虽然对人没有直接影响，但他强烈希望国家制定具体法规，割断传播，减少损失。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市保障生态安全的工作已紧张有序地展开。[31]这则报道另外还有四则新闻：一则访问北京市林业局办公室谈应对举措；一则报道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润志关于建立国家生物入侵预警机制及加强立法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则访问农业大学动物遗传专业教授张沅，建议由国务院领导成立一个独立、跨部门领域的机构；一则是解释性新闻报道，解释美国白蛾。《京华时报》试图透过一整版的报道完整地呈现美国白蛾已入侵到天津、河北等北京的毗邻地带，北京市有关部门相应举措以及学者专家建议等。[32]

所谓调查性报道泛指一切采用访查方式采得的新闻，强调记者搜查消息的突出技巧几乎接近私家侦探的做法，而新闻本身又能引起广大读者的瞩目与兴趣。从表4.2可以看出，调查性报道绝非“两会”新闻的主流报道方式，不过《京华时报》掌握难得的机会，在3月10日根据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杨魁孚透露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对擅自使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者处以刑责的信息，派出记者前赴北京市朝阳区一些不具行医资格的私人诊所暗访，揭露一些医师违规为孕妇鉴定胎儿性别一事。隔日，该报持续追踪报道，刊载违规医生已经受到降级、调离岗位处分。同时，该报也报道这则新闻引起北京市计生委的高度重视。市计生委与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进行了第一次碰头协商，表示要坚决严查违规医院的违法行为。[33]

为了加强与读者的互动，《京华时报》更独具匠心，从3月4日起与人民网合作进行全国“两会”互动报道。该报每天邀请一位嘉宾就一个主题与读者和网友进行交流，由编辑刊发部分交流内容。例如，《京华时报》3月5日报道：“两会”前夕在人民网进行的网友关注话题调查中，“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这个问题以324票位列榜首。在这项专题对话里，网友们围绕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邵道生和制度反腐专家、中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李永忠两位专家，从反腐败的各个层面进行了交流。[34]除了开辟网络互动专栏加强报社与网民的双向沟通，《京华时报》也征集读者建议，欢迎读者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就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内容要求简短、实在。[35]

表4.3　《人民日报》、《京华时报》消息来源数量分配表

对于“两会”这种例行政治盛会，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自然是大会的主角，也理所当然成为主要消息来源。从表4.3中可以得知，《人民日报》、《京华时报》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来自“两会”代表的，分别为570篇（75.5%）、101篇（24.8%）。此外，党政官员也是“两会”的必要消息来源，《人民日报》与《京华时报》就分别占了30篇（4.0%）、68篇（16.7%）。

在我国的新闻系统里有一条行之已久的信条，凡在新闻报道中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都必须以新华社的“通稿”为标准。这种报道上追随新华社的做法，不仅是因为其地位特殊，也因为其发表的新闻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中央高层的意见，标志着舆论宣传的方向。所谓新华社的“通稿”指的是各级新闻单位都必须采用，具有指导性和标准性的稿件。凡新华社发布的重要消息，全国各主要新闻机构都必须转发，这种指令从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36]从表4.3可以看到，《人民日报》与《京华时报》引用新华社作为消息来源的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各为113篇（15.0%）和96篇（23.5%）。这说明我国报业在报道“两会”新闻时仍然必须根据事件性质适当采用新华社发布的“通稿”，反映了处理重大党政会议新闻的政治敏感度。

学者赵月枝在《进入世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强国梦与大陆报业有关入世的论述分析》一文中指出，在中国传统党报报道中，专家学者一向不是作为消息来源的重要角色。但是，随着都市白领阶层的兴起以及国家对专家学者在执行现代化计划的日益倚重，使得专家学者在报业的消息来源中也扮演着另一种重要角色。大多数专家学者是以理性、全面的论述表达意见，对于市民报来说，专家学者的消息来源可以增加报纸的信赖、权威，甚至是代表一些独立的声音[37]。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人民日报》与《京华时报》上，两报的消息来源都已注意到选用专家学者的意见以强化新闻内容的权威性，分别为20篇（2.6%）、24篇（5.9%）。

以报社记者为第一人称，作为整篇报道的消息来源已经逐步为《京华时报》采用，从表4.3可看到，为61篇（15.0%）。《京华时报》3月10日派出记者对北京市朝阳区一些不具行医资格的私人诊所进行暗访，揭露一些医师违规为孕妇鉴定胎儿性别一事，以及隔日的持续追踪报道[38]，说明该报记者在报道“两会”新闻时已逐步能够争取新闻内容表述的主导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市民、读者与网民的声音已逐步在《京华时报》的消息来源展现，从表4.3可以得知，比例为12.5%。《京华时报》在3月15日访问了12位包括学生、医院医生、商场经理、地铁值班站长、幼儿园园长等市民，近距离观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描述其亲民爱民的身影，缩短民众与总理的视野差距。[39]

每年一次在北京召开的“两会”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要政治集会，报道“两会”这种例行重大党政会议新闻自然是党报重要的宣传任务。对《人民日报》来说，为报道好“两会”新闻，每年都要组织约50人的“两会”报道组，下设编辑组、记者组，由一位副总编辑挂帅，若干位部门主任分口负责采访报道。[40]在版面安排上，除了前4个版显著处理外还要开辟4个版的“两会特刊”[41]。

框架理论认为框架具备了“选择”与“重组”两种机制。首先，由于在社会现实中每一事件都含有多种表述可能，但是无论真实世界包含的可能因素有多大，媒介只能配合情境因素选取一或两项成为表述内容。从选择机制来看，没有任何单一表述能掌握社会真实的整体意义，因此选择机制在意义再现中显得格外重要。其次，在框架形成的过程中，选择机制只触及了狭义的意义层面。表述的内涵逻辑呈现尚须倚赖“重组”机制。例如，在行文表述中新闻记者习惯将某些素材置于新闻报道内容的首段，或编辑将某些“重要”新闻置于头版，用以呈现其受到特殊重视的程度，这种方式习惯上称为“强调”或“凸显”，目的在于让受众特别注意或特别记忆这些信息，这些都可称为“重组”的过程。

事实上，透过新闻报道框架的选择、重组机制，可以看出《人民日报》与《京华时报》对“两会”新闻的报道呈现了不同的版本。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既然“两会”攸关国计民生，因此《人民日报》自然在报道上采用“建言献策”、“展现成就”、“凝聚团结”、“宣传政策”的框架，以此营造委员、代表与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各界委员、各地代表建言献策、共商国计的热烈气氛。而对于普通市民读者来说，《人民日报》大量使用的四种报道框架，使得“两会”新闻政治气息浓厚，抽象化、概念化的表述较多。

伴随报业体制改革应运而生的市民报纸在市场定位上呈现如下特色：（1） 改变过去报纸以指导性挂帅，朝向实用性、服务性报道为主，提供大量与市民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如水、电、天然气、气象、交通、就业、就医、升学、副食品、菜篮子等实用信息服务；（2） 在经济信息报道方面，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改为从消费者角度出发，改变计划经济报道为市场经济报道；（3） 改变“党报的补充”、“茶余饭后”等传统晚报的新闻价值观，强调满足市民的信息消费需求。同时，与省级党报主要由公费支撑截然不同，都市报走的都是以自费订阅为主的路子，完全靠市场竞争。可喜的是，这些报纸的发行几乎没有例外全部呈上升趋势，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认同。[42]

这些特点使得定位于市民报纸的《京华时报》在处理“两会”新闻时必须另辟蹊径，在谨守宣传任务的前提下争取市民读者的注意。因此，《京华时报》淡化了《人民日报》大量使用的“建言献策”、“展现成就”、“凝聚团结”、“宣传政策”框架，转而以“传达信息”框架取代。《京华时报》根据与会委员、代表的发言，针对与北京市民生活权益有关者撰发新闻，强化了与普通市民读者的接近性。在报道方式上，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报业商业化竞争，《京华时报》更引进西方报业经常采用的解释性新闻报道、深度新闻报道、调查性报道等报道方式以吸引北京市读者的阅读。至于在消息来源上，《京华时报》也试图突破传统党报固守的“两会代表”、“新华社”作为消息主角的传统，转而让市民读者、学者专家逐步表达心声。由此可知，在争取自费订阅读者的目标下，《京华时报》已经发展出一套用以满足市民消费需求的新闻报道方式，这也可以说是在市场运作与政府制约下产生的平衡产物。

[1]李瑞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C］//新闻工作文献选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01.

[2]蓝鸿文.专业采访报道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53.

[3]姜圣瑜.深入和跳出会议［J］.新闻战线，1999（4）：41-42.

[4]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一览表［J］.新闻记者，2004（6）.
http://xwjz. eastdaV. com/eastday/xwjz/node23670/node23672/userobjectlai329855. html.

[5]谭晓珊.探析京华时报快速成功之道（2002-02-21）.
http://www.emkt.com.cn/article/61/6163.html.

[6]廖金英.从《南方都市报》和《京华时报》的发行策略看发行在报业发展中的作用（2004-05-20）.
http://www.baoye.net/News.aspx?ID=215010.

[7]冯建三.自反缩不缩新闻系七十年.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编印，2006：214.

[8]同上书，217.

[9]参见赵月枝.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
http://media.people.com.cn/GB/5045720.html.

[10]胡端宁.新闻写作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77.

[11]臧国仁，前引书.221.

[12]人民日报，2004-3-6（1）.

[13]人民日报，2004-3-13（1）.

[14]人民日报，2004-3-15（4）.

[15]人民日报，2004-3-4（8）.

[16]人民日报，2004-3-4（4）.

[17]人民日报，2004-3-4（1）.

[18]人民日报，2004-3-13（3）.

[19]人民日报，2004-3-5（6）.

[20]人民日报，2004-3-4（2）.

[21]人民日报，2004-3-6（2）.

[22]人民日报，2004-3-10（8）.

[23]人民日报，2004-3-11（6）.

[24]京华时报，2004-3-4（A6）.

[25]人民日报，2004-3-4（1）；京华时报，2004-3-4（A4）.

[26]京华时报，2004-3-5（A5）.

[27]京华时报，2004-3-6（A3）.

[28]京华时报，2004-3-6（A3）.

[29]京华时报，2004-3-11（A8）.

[30]京华时报，2004-3-6（A5-A8）.

[31]京华时报，2004-3-7（A4）.

[32]京华时报，2004-3-7（A4）.

[33]京华时报，2004-3-10（A6）；2004-3-11（A6）.

[34]京华时报，2004-3-5（A8）.

[35]京华时报，2004-3-7（A5）.

[36]李爱平.新中国诞生初期新华社国家通讯社地位的确立［J］.新闻与写作，2009（8）.

[37]Yuezhi Zhao. Enter the Worl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id=SsByzUS_EhwC&pg=PA32&lpg=PA32&dq=Enter+the+World+New+liberral+globalization.

[38]京华时报，2004-3-10（A6）；京华时报，2004-3-11（A6）.

[39]京华时报，2004-3-15（A8-A9）.

[40]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日报版面备要［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19.

[41]1996年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人民日报》组成50人的“两会”报道组，并用了6个版面对会议进行报道。本章选样的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和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人民日报》则用了8个版面进行报道。

[42]曹鹏.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