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戏剧化的方式描写生活中吸引人的事

一　故事模式及其特点：以戏剧化的方式描写生活中吸引人的事

1833年9月3日，《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创刊，莫特将随后与之类似的一系列便士报的出现喻为“太阳东升”（Mott，1962：215），这的确是美国报纸的新气象。

《太阳报》采用街头零售的方式，价格低廉，只售1便士。当时的报纸一般是订阅而非零售，一年的订费在8-10美元之间，如果到印刷所购买单期报纸，则为6便士，而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不到85美分，一年的收入在300美元左右，报纸对他们而言算是一种奢侈品。该报有4版，每版的大小相当于现代小报的2/3，头版分3栏。报纸以新闻报道而非言论为主，报道的内容主要是当地发生的事件，包括大量的犯罪、法庭新闻，取材多是无足轻重的琐事，但读来却饶有趣味。在短短6个月里，《太阳报》的发行量便达到了8000份左右，几乎是与之最接近的报纸的两倍（埃默里等，2004：127）；1834年其销量达到10000份，“在美国已无报能比，在世界除了英国的一两家报纸外也鲜有敌手”（Mott，1962：224）。

1830年以来，有35家便士报在纽约创办，除了《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以外，其他报纸都夭折了。到1840年，美国四个最大的城市都有了便士报。这些报纸和随后出现的黄色新闻报纸都采取了类似的报道模式：

1.事实选择上，偏向于选择能够吸引人的事实，到黄色新闻时期更加强调事实的刺激性，题材上集中于犯罪、灾祸、性丑闻和奇异事件等。便士报大量刊登本地社会新闻，尤以犯罪、法庭新闻为主，国外和本国其他城市的新闻也主要是犯罪、事故、审判，摘自当地的报纸，特别注重趣味性。《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曾宣称憎恶“不道德和罪恶的犯罪报道、广告和其他玷污主要便士报版面的事件”（Mott，1962：270）。但不久，为了吸引读者，增加销量，《论坛报》自己也开始刊登雷蒙德精心撰写的关于考特谋杀案件的报道，几个月后，《论坛报》自己也开始刊登广告。《先驱报》曾用头版整版篇幅报道鲁滨逊-朱厄特（Robinson Jewett）案件，引得其他便士报纷纷效仿，甚至费城的便士报也不例外。在此期间，《先驱报》的销量增加了3倍。1836年时，《先驱报》拥有2万读者，而到了1860年，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日报（埃默里等，2004：131）。普利策在圣路易斯之时，其《邮讯报》（Post Dispatch）就喜欢报道关于谋杀事件、犯罪行为和两性问题的消息，还喜欢用煽情的手法描写殴打、私刑、绞刑和暴死等新闻。当他接手《世界报》（World）时，第一期的头条就是关于新泽西州发生造成百万美元损失的风暴的报道。另一些头版报道则是对一名判了刑的杀人凶手的访问记、对华尔街的一名跳楼自杀者、在匹兹堡执行的一次绞刑、海地的暴动以及一名被冤屈女仆的悲惨状况的报道。第二天，《世界报》的新闻就成了纽约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在其出版的第一个月里，位于头版的本地和电讯新闻的“标题”极具吸引力，诸如“尖叫饶命”、“只因一个女人的爱”、“一位母亲的罪恶”等等。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的《新闻报》（Journal）常常报道日常生活中那些浪漫和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在某期的二、三页上，有通栏标题“女人——她悲伤、恋爱、欺骗；她仇恨、恐惧、同情、死亡”，标题之下是一系列的新闻故事和插图，都以女子为主人公（Bleyer，1927：369）。

2.就事实呈现而言，报纸极尽渲染之能事。便士报新闻报道经常采用的一种写作手法是加强对事件细节的描绘，通过对事件场景的描述来达到吸引人的效果。贝内特动用了他报纸的全部手段来报道鲁滨逊-朱厄特案件。他激起了公众对此案的极大兴趣，因此当被告出庭受审时，法庭竟然无法继续听取证词。《先驱报》报道此案所用的笔调，从该报在对法庭开庭及庭上骚乱的主要报道之前加上的这则“引子”中可见一斑（转引自埃默里等，2004：130-131）：

少校——县治安官，均致力于恢复维持秩序——然而均无济于事。室外暴雨滂沱——室内暴民作乱。法官和法警们离开了审判庭。鲁滨逊被带下法庭。就在本期号外付印之时，公共当局正在设法清理厅内的暴民。

为何不召集民兵呢？

我们还将提供最后一刻的情况……这场血淋淋的活剧的神秘性在增加——增加——增加。

《新闻报》曾对1897年纽约一个望族举办的化装舞会进行过报道，整个头版都被舞会的插图所占据；第2页有一个4栏的插图，插图被一圈部分客人的侧影肖像包围着；当时一位著名的杂志艺术家所绘的图画几乎占据了整个第3页；在第4页有两个宽达7栏的插图，“描绘了某些没有参加舞会的人，为的是和400位到场者相比较”；在第5页报纸提供了一些数据，说明整个舞会花费超过36万美元（Bleyer，1927：363）。

第二种方法是在版式上通过字体、特大标题、插图还有其他特殊处理的方法，以最醒目的方式凸显报道事件。《世界报》标题用词就常押头韵：“血的洗礼”（Baptized in Blood），“小洛塔的情人”（Little Lotta’s Lovers）等等（Bleyer，1927：328）。在黄色新闻时代，不仅是性、犯罪等社会新闻，几乎新闻报道的所有内容都被赋予煽情和夸张的方式，科学发现也不例外。对于发现的化石，《世界报》的报道题目是“真正的美国怪物龙”，还附有一张占了半页纸的插图，题为“5000年前的生物一跃而出”（Bleyer，1927：358）。即使是重大的战争报道，也采用这样的处理方法，《世界报》和《新闻报》利用美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吸引人的方式报道“缅因号”事件^[1]，以求抓住读者。报纸第一次使用横跨整页的标题和整页的插图。在冲突前一个月，《世界报》通常在头版采用宽达两个4栏、上空一行的标题，而横跨整页的标题也很常见。4月1日，通栏标题为“西班牙必须马上决定要战争还是要和平”，并且，还有两个8栏宽的边框；4月7日，通栏标题为“总统和国会因战争而团结”，同样有两个8栏宽的边框；4月11日，通栏标题为“麦肯利总统不再等待。今天就向国会发出咨文”。最大的通栏标题出现在4月14日：“国会以322票对19票批准战争。空军已经飞向南部，也许是到圣汤姆森”，为两行字体一英寸高的上空标题（drop-head）。4月17日，一行通栏标题，字体有一英寸半高，但只有两个字：“宣战”（Bleyer，1927：342-343）。《新闻报》的煽情手法与《世界报》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898年2月21日，该报采用题为“全国战争狂热”的通栏标题。编辑阿瑟·布里斯班（Arthur Brisbane）还利用美术字做标题，用两三个字就填满报纸的头版。他在1898年晚些时候写道：“在没有出现最大的铅字时，可将‘必战’两字排成一行横贯全版。这两个字果真被排成一行，并且被爱国报童沿街喊叫了多次。既然战争必将爆发，这也就无妨了”（埃默里等，2004：252）。“缅因号”事件后的三天里，《新闻报》的发行量分别为1025644份、1063140份和1011041份（Bleyer，1927：374）。赫斯特在使新闻吸引人方面不遗余力，他不断试验噱头和更具有吸引力的新闻呈现手法。他试验过很多排版式样：采用对称的标题形式、醒目的铅字体等等，他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后来为其他许多报纸所效仿的样式（见图2-1）。《世界报》甚至对其社论版也进行了彻底的版面改革：运用较大的字体、较宽的版面、四周加框，还有一个占去半页篇幅的引人注目的图画。

这种始于《太阳报》而被《世界报》和《新闻报》发挥到极致的报道模式被称之为“故事模式”（Schudson，1978：89），故事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以戏剧化的方式描写生活中吸引人的事。它的目的就是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这是美国“国内悲喜剧第一次在报纸上上演：它像‘戏剧一样好’，读者们感到十分有趣”（Mott，1962：224）。故事模式兴盛的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延续至19世纪末。虽然1833年《纽约太阳报》即已创办，但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仍属政党报纸时期。

与先前的报纸相比，故事模式的新意有二：第一，发现了新闻。关于“发现了新闻”，并不是说故事模式首创了新闻，它主要有两层含义：

图2-1　赫斯特《新闻报》晚报版（1898年5月2日）的整个头版（采用超大字体、通栏标题报道杜威将军炮轰马尼拉城的消息），框内“号外”标题之下的内容还用红色字体印刷（图片来源：Bleyer，Main Current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1927：379）

1.在故事模式中，“新闻”战胜了社论，“事实”战胜了“观点”（Schudson，1978：14）。与政论模式中屈从于政治言论下的新闻不同，在故事模式中，新闻开始取代社论在美国报纸上占据首要位置。此时，许多较好的报纸开始将重要新闻放在报纸首页而将广告移到内页，显示出对新闻的重视。特别是报纸增至8页以后，广告一般在3、4页刊登。而在此之前的1801-1833年间，一份典型报纸的版面，1版是广告占3/4，余下的为文学或政治言论；2版是新闻版，刊载外国和国内新闻，并附有政治演说或读者来信；社论和本地新闻为3版内容，并留出广告与杂著的版面；4版则全部为广告（Mott，1962：200）。内战期间，早已成为全美新闻重镇、唯一拥有8版报纸的纽约，几乎所有报纸皆以新闻资讯取代了原先一向占据头版的广告。这种新的版面安排使得新闻而非评论成了新闻媒体中最重要的内容项目。到了1890年的时候，通常大日报的首页都不再有广告。而由于新闻内容占版面的比例越来越高，评论性内容也逐渐与新闻相区别，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是全美第一份将“言论版”独立出来的报纸。

《春田共和报》（Springfield Republican）编辑塞缪尔·鲍勒斯（Samuel Bowles）尽管对于贝内特的煽情做派不以为然，但对于贝内特对“新闻的开掘”还是给予很高评价：“在贝内特的领导下，《纽约先驱报》是全美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份真正领悟到新闻界的第一天职，就是不计代价地去取得新闻的报纸，而这正是贝内特先生此生最大的使命与信念，因此，虽然《纽约先驱报》的政治新闻通常不足征信，社论也没什么价值，但它还是成为全世界报业发展的一项标志。……我们无法否认贝内特先生在新闻业的地位，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强调将新闻采集作为报纸的第一要务和利润的首要来源。尽管近几年，有些报纸在这方面已经超过了贝内特先生，但这一原则的提出和成为普遍还应归功于贝内特先生”（Bleyer，1927：208-209）。在创刊号上就宣称是辉格党报纸的《春田共和报》，同时也强调：“我们的报纸不只致力于政治，还将成为一张新闻纸，特别是本地新闻，还有作为本地事务的论坛”（Bleyer，1927：254）。1851年，格里利指出，在美国：“新闻比社论更重要；报纸都努力最快地提供新闻”（Mott，1962：223）。在庆祝赫斯特掌管《新闻报》一周年之际，《新闻报》发表社论解释其成功的原因在于：“首先，它努力获得一切新闻，《新闻报》意识到经常被新闻业遗忘的，就是寻找需要的新闻。《新闻报》将寻找新闻视为自己的职责，不论新闻在何处，它不囿于先例，也不计困难和代价”（Bleyer，1927：362）。可见，在此时编辑们的心目中，提供新闻已经成为报纸的第一要务，即使是某些依然具有政党色彩的报纸，也认为报纸应当是新闻纸。

2.故事模式发现了读者身边事中的新闻，亦即本地新闻。便士报通过提供本地、本国新闻而改变了国外新闻在美国报纸上占主导的局面。自美国报纸产生直至19世纪30年代，外国新闻一直是报纸新闻的主角，国内新闻较少，本地新闻更少。1805年，《奥尔良公报》（Or-leans Gazette）的社论就曾这样说：“昨日信箱空空如也——我们完全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填充版面，才能使它看来还像份报纸。如果我们收不到任何邮件；邮船也不送来任何外国报讯，我们就只好不发新闻——或者干脆自己制造一些新闻。为此，我们请求各位容许我们请一阵子假，以便在本市寻觅一个适当地点，建立一座能够充分满足我们需求的新闻制造工厂”（Mott，1962：197）。而这样的新闻制造厂就被便士报找到了，它就是美国的都市生活。《先驱报》在开辟本地新闻报道领域方面的确堪称先驱。《先驱报》甫一创刊，就刊载纽约及其周围地区重要的社会事件。贝内特是第一个对谋杀案进行新闻报道的编辑，也是现代商业新闻的首创者，他的报道不再局限于当时一般报纸所提供的股市行情及商船船讯，而是专门开辟了“金融版”以吸引商人阶层，曾经教授过经济学的贝内特撰写“金融版”的文章。早在其他主编认识到体育新闻的魅力之前，贝内特就开始提供体育新闻了。他还是社交新闻的鼻祖，整个纽约社会从中下阶层到上流社会都进入了《先驱报》的报道视野，他甚至还大肆报道了自己结婚的消息。1849年，《先驱报》用了整个头版报道罗得岛纽波特的一场化装舞会。对此，贝内特是很得意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家报纸报道华丽、光彩、轻松的社会生活。……我们的宗旨就是，报道纽约上流社会的华丽、刺激和独特，这些使得那些欧洲的没落贵族完全相形见绌”（Bleyer，1927：195）。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本市新闻编辑不过就是“主任记者”。在内战之前和战争期间，就有小部分职员在报道本地新闻方面展开合作，到了60年代，报社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负责将本地新闻出售给其他报纸。而70年代开始，本市新闻编辑的地位仅次于主编，普利策对《世界报》组织结构改革后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使本市新闻编辑成为报纸的重要职位之一。

第二，故事模式开创了“人情味”写作方式。由查尔斯·达纳（Charles Dana）担任主编，以“人情味”写作著称的《纽约太阳报》曾刊出这样一则报道，题为《他酣睡在桥梁桁上》，报道说一名男子躺在一座桥的横桁上，横桁只有1.1英尺（约合52厘米）宽，下面是湍急的河流，这位先生居然躺在那里睡着了。正在执勤的巡逻警察看此情景却不敢呼喊，怕他惊醒而翻下桥去。于是，警察就在横桁下面装上保险网，用绳子套住他的脚，才把他叫醒。那人醒来还不以为然地说：“啊！很愉快，睡得真香”。这则报道写得饶有趣味，而他的主人公却是一位在报道中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先生”（转引自张建毅，2001：40）。“人情味”报道不是因为事件或人物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有趣的或能引起人们共鸣或是有意义的（Mott，1962：376），“人情味”使得新闻本身具有可读性（Hughs，1940：113）。布莱耶认为《太阳报》对于其时代的主要贡献就在于良好的写作技巧——多彩、机智和饶有趣味（Bleyer，1927：374）。

贝内特将自己报纸的成功归因于报纸反映了日常生活感人的元素，1837年，他说：“无疑《先驱报》的成功是因为我在其中注入的新意。以前的报纸，只有枯燥的细节、无趣的事实、无意义的政治、个人争吵、过时的争论、单调的船讯或少量的市场消息。我改变了所有的一切。我将生活、热烈的雄辩、哲学、品味、感情、智慧、幽默注入报纸……”（Bleyer，1927：191）。《太阳报》总编爱德华·米切尔（Edward Mitchell）曾这样评价达纳：“……他使人情味取代其他传统标准成为新闻价值的最重要的判断标准；现代报纸通过日常生活的情感和幽默来判断新闻的价值……与25年或30年前的来自英国新闻业的古老法则相比，‘新闻’一词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达纳先生的机智、专业和得到广泛认同无疑对这一巨大改变的形成，特别是在强调对人类和日常生活的欢乐的兴趣方面，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Bleyer，1927：305）。而据当时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报纸批评家威尔·欧文（Will Irwin）讲，记者判断新闻要写多长时，不再依靠传统标准，而是“你能使新闻多有趣？”（Bleyer，1927：303）。由此可见，便士报使得美国传统的新闻理念出现了新意，报纸开始刊登有趣和好读的东西而不再考虑其意义和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报纸不刊载重要问题而只是不像六便士报那样长篇累牍（Mott，1962：224）。

发现了“新闻”的便士报，围绕着“新闻”展开了一系列竞争。《先驱报》创刊以来，贝内特一直注重利用远方的通讯员，包括美国去国外的旅行者、旅游作家等人来报道来自国外的见闻。到1837年9月，贝内特宣称他至少有10名国内外通讯员。1837年9月，贝内特向其读者宣告，为了“得到事态进展的最真实的描述”，他欲派遣一组特别记者到加拿大去报导武装起义，使记者成为报纸“公正、不带偏见的信息”的唯一来源（Bjork，1994：852，853）。《先驱报》是美国新闻史上最早使用战地记者的报纸之一。实际上，贝内特并不是当时唯一使用战地记者的，《商业日报》、《信使问询报》、《商业报》、《太阳报》也都有自己的记者，《向导报》（Atlas）、《看守人报》（Argus）和《新闻晚报》（Evening Journal）都雇用了布法罗、尼亚加拉瀑布、罗切斯特等地的记者。而且，贝内特的记者也并不总是第一个发回消息的。尽管如此，但是博卓克还是认为《先驱报》的报道在两个方面超过其他竞争者：第一个是组织化的程度。贝内特将从奥尔巴尼到尼亚加拉瀑布的记者串成一线。在奥尔巴尼，一位被称作莫罗（ Moreau）的记者，整理归纳来自布法罗与罗切斯特报纸的消息，访问、会见从布法罗来的旅游者，叙述引用私人信函中的内容，评论报道首都对边界事件的反应。还有一位名字从未公开的记者，他更接近于一名战地记者，因为他亲临了现场。第二个特征是记者的态度。贝内特自夸他指派了“能干的记者奔赴战场，他们将提供真实而可靠的事实”，他也将自己的信念灌输给他的两位记者：在新闻活动中采集消息高于一切。在那位无名记者的来信中，他称必须得到“事实，反映所有的真相，不管其好恶”（Bjork，1994：851）。贝内特努力使记者尽可能从战争现场迅速而真实地传递信息，并极力强调收集事实的重要，显示了他对于新闻的重视及对新闻真实性和时效性的认知，但他并没要求记者不偏不倚，他希望读者自己从报道中得出结论，他声称“观点与感情是记者自己的，而事实是属于历史的”。他的两个记者观点相左，莫罗蔑视“美国叛徒”与纳维岛上的“暴徒”，认为他们正把美国拖入与不列颠的第三次战争中，而那位无名记者则正相反，在报道中通常称这群反抗者是为独立而战的“爱国者”（Bjork，1994：855）。

在蒸汽轮船、火车和电磁电报相继取代帆船、快马和信鸽之后，贝内特都很迅速地利用了这些新的交通工具，不过他的竞争对手也不甘落后。1841年，贝内特、斯温（《费城大众纪学报》）和艾贝尔（《巴尔的摩太阳报》）合租了一辆专用火车机车，把哈里森总统的就职演说辞从华盛顿送到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墨西哥战争中各家报纸为了把报道发回国内不惜重金。他们结合快马邮递、汽船、火车及刚刚出现的电报的传递能力，建立了长达2000英里的通讯联络网，把前线的新闻发回国内，其速度之快曾一再使军方信使和合众国的邮政瞠乎其后。甚至连那位心情焦急的波尔克总统也是从《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行人艾贝尔的一则电讯中获悉美军在韦拉克鲁斯取胜的。波士顿的一位撰稿人这样评述道：“如果我军杀向敌人时能够像报童们举着号外冲向公众那样，那么胜利毫无疑问将属于我们”（埃默里等，2004：147）。

报纸雇用专门记者的数量在增加。到1860年，采访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在册记者分别为23位和51位（埃默里等，2004：142）。此时更有报人认为记者比编辑还重要，纳尔逊（William Nelson）称：“……报纸最重要的是记者。……没有各类编辑，我们的报纸可以很好地进行下去。但是如果没有记者，我们的报纸将难以维继。记者的工作决定了报纸有趣还是枯燥；决定了能否吸引读者”，“记者可以直接得到事实并将其化为平白简洁的语言，是报纸中真正重要的人”（转引自Bleyer，1927：316），而他最初的编辑部里就有7名记者。

便士报在新闻报道中表现出的进取心，再次说明此时的报纸已经把新闻采集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这与政党报纸相比是很大的不同。莫特认为这显示出人们对于新闻内涵的新的理解，这一新的理解反映在三个方面，每一个都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新闻：⑴当地新闻的增加；⑵更加注重煽情新闻，特别是犯罪和性；⑶“人情味”新闻。

关于故事模式，人们对“人情味”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人情味”后来成为美国报纸公认的衡量新闻价值的重要标准。在《解释性报道》（第7版）中，科提斯·迈克道戈尔（Curtis MacDougall）将“人情味”列为新闻价值的五项指标之一，位列“及时”、“接近”、“显著”、“重要”之后（MacDougall，1977：55），麦克道戈尔认为“严格说来，符合所有读者兴趣的就是‘人情味’”（MacDougall，1977：60），“‘人情味’会因新闻中包含孩子、动物或女性，尤其是年轻貌美的女性等因素而得到强化”（MacDougall，1977：61）。在美国新闻学经典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第9版）中，梅尔文·门彻（Melvin Mencher）也将“人情味”列为新闻报道的要素之一：“为使报道具备可读性，记者使用一种目击者的戏剧化的方式来报道事件。记者使用的方式之一就是人们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力求使人们身临其境，记者将事件个性化和戏剧化，‘人情味’是新闻的要素”（Melvin Mencher，2003：57）。同样，《全能记者必备——新闻收集、采访和编辑基本原则》（第7版）也视“人情味”为新闻价值的重要指标：细节、数据固然重要，但是读者更希望他能身临其境——去感受与分享人类情感，读者需要戏剧化、激动人心（Leiter et al.，2003：167）。可见，人类本性是颇能经得起时光考验的，一百多年来，“人情味”始终能得到读者和媒体的认可，难怪莫特会说：“凡是符合人类根本和原始欲望的事物都不会只属于一个时代”（Mott，1962：442），他甚至认为煽情也是美国新闻界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如果将煽情定义为激发读者情感的题材和报道方法，那么第一份美国报纸《波士顿公共事件》中即有煽情主义。埃默里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煽情主义可以溯源至18世纪，甚至更早到产生报纸之前的无组织的新闻传播者（埃默里等，2004：125）。20世纪20年代，煽情报道就曾回潮，美国出现了“爵士新闻事业”（Jazz Journalism），整个新闻界都强调人情味故事、图片、连环漫画和其他一些诱人的精神食粮（埃默里等，2004：326）。当时《每日新闻》（Daily News）摄影记者汤姆·霍华德（Tom Hward）曾把一架小型相机绑在脚踝上带进死刑执行室，拍下了被执行电刑时的囚犯照片。《每日新闻》在头版刊出了这张经过修饰的照片，卖出25万份号外，后来又把头版加印了75万份。到1929年，《每日新闻》的销量达到132万份——这是在纽约其他日报的总销量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达到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的销量已突破200万大关。而如今像《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全国探究者》（National Enquirer）这样的煽情小报在美国依然可以找到读者群。

不过，故事模式的极度煽情乃至失实还是为人所诟病。《纽约时报》认为法律应该禁止普利策和赫斯特的报纸一贯采用的“反常新闻学”（Freak Journalism）的手法（斯旺博格，1989：274）。戈德金对美西战争中《新闻报》和《世界报》的表现提出严厉批评：“美国新闻史上没有报纸比本周的两家报纸的所作所为更为不体面的。彻底地歪曲、杜撰事实以煽动公众，肆意地利用前所未有的标题在全国煽风点火……罔顾战争的伤痛和损失。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公众的幸福或道德，而只是为了‘卖报纸’。……在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黄色新闻报纸是通向地狱最近的路。没有比黄色新闻报纸更适合让一个年轻人彻底堕落的”（Bleyer，1927：377）。

尽管如此，黄色新闻在1898年还是迅速蔓延到全国，在1899-1900年间达到高峰。对1900年全国21个大都市的报纸进行认真研究后，莫特认为其中约有1/3显然是黄色新闻报纸。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旧金山是著名的黄色新闻中心。《丹佛邮报》（Denver Post）、《波士顿邮报》（Boston Post）、《费城问讯报》（Philadelphia Inquirer）都是著名的黄色新闻报纸。但是，大多数报纸并非完全采用黄色新闻报道方法，他们只是采用了某些手法，譬如通栏标题和大标题。也有很多报纸模仿《新闻报》社论版的版式，采用比其他阅读材料更大的字体和更宽的栏；一些报纸也模仿《新闻报》将社论放在最后一版，像《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即是如此，将社论放在最后一版，并且大字体、大栏宽。这些技术最终都成了新闻业的常规程式（Mott，1962：539-540）。

与殖民地时期的报纸和政党报纸相比，采用故事模式的便士报赋予了新闻新的内涵。对于殖民地的编辑来说，新闻就是对几个月之前的伦敦报纸的剪贴汇编；对于政党报纸的编辑来说，新闻一直是“可敬的”读者认为“重要”的事件（Mott，1962：243）。对政客们来说，这种重要的事件主要是政治问题，其他就是重大的商业和贸易问题；对商人来说，重要事件是船讯和各种商务消息。格里利就曾认为施帕德博士（Dr.Shepard）创办零售的一便士报纸的想法很新奇，因为当时“一般认为日报是只办给商人们看的”（Mott，1962：219）。而故事模式的主旨即是新闻就是有趣和吸引人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