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能阻止报纸成为社会生活最伟大的代言人吗”（贝内特）

三　故事模式的产生：“有什么能阻止报纸成为社会生活最伟大的代言人吗？”（贝内特）

（一）进入平等时代

为什么当时便士报普遍采用的是故事模式，而不是如今被作为新闻生产准则的客观模式，后者不就是致力于提供关于社会的“事实”的吗？普利策回答了这个问题。在1910年，即普利策去世前一年，他致信《世界报》总编查尔斯·林肯（Charles Lincoln）阐述其办报理念，其中有这么一段：“一般说来，要牢记大众报纸和阶级报纸的区别。在使用大众一词时，我是指所有的人。所有人，包括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读了我创立的报纸都觉得有趣，但我不会使我的报纸只成为大法官和其阶级的读物。我要使报纸轻松而又不失格调”（Bleyer，1927：349）。答案即是，便士报采用故事模式是因为发现了新的读者群，他们的读者是普通大众而不再是少数的阶级或阶层。

1824年，曾和美洲人民在独立战争时期并肩作战的拉斐德侯爵应詹姆斯·门罗总统之邀，重返美国。各阶层的公民们聚集在花园城堡，向这位昔日的战士表示敬意。但人群的一致却使拉斐德感到大惑不解。据报道，他当时问菲利普·霍恩市长道：“但是人民在哪里？”（兰克维奇，2005：82）。拉斐德的困惑道出了当时纽约社会最鲜明的特点：往日的阶级分化正在开始为一个更民主的社会所取代。1821年，在纽约举行的州制宪会议对有资格投票公民的定义做出重大改动。新宪法废除财产认定委员会，借此取消财产认定权以大幅度增加投票。新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对白人选民而言，普遍授予几乎所有男子以选举权。选举权的扩大使政治不再像往日那样为绅士们所独占，宪法的变革将潜在的选民数量扩大了六倍。

而这一趋势是全国性的。从19世纪开始，各州相继废除自17世纪下半叶开始实施的对有关选举权的财产、宗教、受教育程度和居住期限的资格要求。新泽西州、马里兰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都于1807-1810年之间在普选方面取消了财产和纳税方面的要求。1815年之后加入联邦的各州中，有的州内所有白人男性具有普选权，有的则在纳税方面的要求极低。从1815年到1821年，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取消了在财产拥有方面的所有要求。1824年，选举团成员仍旧由六个州的立法机关选出。从1828年起，除了特拉华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以外，其他各州的总统选举人都由各州投票产生。1828年大选的—个重要的标志便是参与选举的范围不断扩大，“再没有比安德鲁·杰克逊那令人炫目的竞选过程更能凸显美国人的民主情结了”（美国新闻署，2003：211）。美国的许多史学著作将19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称作“杰克逊时代”，在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看来，杰克逊1828年入主白宫，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是，普通人战胜了特权阶层，西部战胜了东部，民主战胜了保守，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即所谓的“杰克逊民主”（张友伦，2002：181）。在废除财产资格限制的同时，各州也废除了宗教和担任公职的资格限制。这样，到内战前夕，基本实现了白人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与此同时，开始出现选民直接参与选举。根据布尔斯廷的记载，19世纪30年代到美国的欧洲旅行者会在旅行中发现这个国家的民主氛围，而19世纪中叶美国人在衣着上的民主可能更使外国人惊讶（布尔斯廷，1997：166-174，133-134），所以也就难怪拉斐德侯爵会有如此一问。

与政治民主化相伴而生的是市场经济，在19世纪30年代原有的都市金融领导阶层被一群数目更大的新生资本家所取代。政治民主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得美国由一个贵族价值观统治的自由商人联邦演变成了一个倡导市场平等主义的民主社会（Schudson，1978：44-45）。在这样的社会里，金钱获得了新的权力，个人有了新的地位，追逐自我利益受到推崇，商业开始集聚统摄一切的能量。一些身无分文的美国人因为金矿油田的开采而一夜暴富，而一大批成功的经济人士后来又相继改头换面，成了政界要员。人们称这些人为泥腿子贵族（Robber Barons）。美国巨富洛克菲勒与卡耐基就是这样白手起家的典型。此时的作家霍雷肖·艾吉尔（Horatio Alger）描写了众多出身穷苦但最终实现美国梦的人物形象，人们将之称为“霍雷肖·艾吉尔式”神话。虽然“霍雷肖·艾吉尔式”的依靠个人奋斗最终发家致富的故事也许只是神话，但在那个时代它看起来一定会成为事实，或至少可能成为事实，人们就因这样的“美国梦”而充满希望。“在整个十九世纪，平等观念渗透到美国的生活和思想领域，他们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和文学、宗教和政治，无不体现平等观念，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无不受这种观念的制约”（康马杰，1988：16）。

平等的时代需要并催生了平等的文化。在19世纪，理性、民主、科学观念使得美国社会形成了文化的统一，社会学家阿尔文·高尔德（Alvin Gouldner）将其称为“功利文化”（utilitarian culture），在这一文化中，现实主义取代宗教成了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人们都将注意力聚焦于“事实”（Schudson，1978，121）。因为平等的文化相信人人都可以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以它需要并相信事实，而不相信价值。美国人正变得更加务实，他们“开始将眼光投向了更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不再是空泛的意识形态问题。衣、食、住、行已经彻底取代了宗教、道德、幻想的热点地位”（丛郁，1995：45）。

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发轫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19世纪末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哲学体系。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逻辑出发，主张通过考察其实际效果来检验一切理论和学说。这些主张不但符合美国人那种求实的价值观念和进取精神，也适应了那种复杂多变、不断开拓、剧烈竞争的美国社会生活的要求”，所以，实用主义“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各种改革的理论基础”（丁则民，2002：375），迅速风行一时。

在史学领域，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1893年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美国历史协会上宣读了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的论文，系统论述了西部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它不但奠定了特纳“边疆假说”的基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史学的转折点：美国历史的研究重心开始从美国历史欧洲起源（“生源说”）转向结合美国实际，开始从北美大陆转向西部。用特纳自己的话说，美国就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与独特的地理因素接触”后相互作用的产物（丁则民，2002：381）。美国独立后的一个多世纪，多数美国历史学者认为美国制度不过是欧洲制度的延续，而特纳的“边疆说”则将美国具体而特殊的条件纳入研究视野。

在文学领域，现实主义已经取代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要求在创作中包容种族、社会环境以及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一部作品的‘现实性’就寓于对独具地方色彩的细节的描写以及对与之相呼应的重大民族思想意识变迁的描写之中。现实主义创立的是一则崭新的、应时的信条。现实主义在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时，不考虑两者之间的区别，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不是创造性的艺术家，而是一名记者、社会评论家和心理学家”（丛郁，1995：46）。

哲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都在凸显现实生活的意义，而报纸也对此作出了同样的承诺。达纳对于美国现实给予了肯定，他反对美国报纸对于英国报纸的一味模仿，认为报纸应该契合美国的实际生活，“另外，美国人富于求知欲——热心而勤奋工作，急于致富，虽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极端勤奋，但确实事务繁忙；可是同时他也是有着快捷的情感和十分热爱趣味。他厌倦冗长的社论、教诲，要求直接和尖锐并充满智慧和幽默的写作风格；并且，他还经常会要求对真诚之心的温柔触动”（Bleyer，1927：191）。布莱尔将达纳这番富于自我意识的言论视为美国新闻业的独立宣言。此时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外部世界可以被客观报道的观念（Schiller，1981：87），而记录外部世界成为便士报的基本职责。这也就是提供新闻在这个时代取代社论成为报纸首要职责的原因，因为新闻最能迅速准确地提供现实生活的事实，反映现实生活“有形”、“应时”的特点。

（二）平等时代的便士报

虽然此时搜集事实已被报纸自身认定为其首要职责，且相信事实，相信外部世界可以被客观反映是新闻客观性的假设前提（黄旦，2005：85），但自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出现直至19世纪末，人们对事实真实性却没有太严格的要求，报纸主要采用的是故事模式，对于报纸来说重要的仍是怎样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地区间的经济活动的增多，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出现了第一次城市化浪潮。1812年战争以后，东北部地区的城市化就开始加快。19世纪40年代新英格兰地区的城市化已经颇具规模，在以后的10年间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的城市化也加快了步伐。内战后，伴随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这突出反映在城市化的速度上。1790年美国联邦政府首次进行人口普查时，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5.1％，至1920年则跃增至50.9％，这种具有决定性意义变迁的高峰期恰恰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1860-1900年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8％上升到39.6％，这一速度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城市的数量也有显著增长，其中10000到25000人的城市由58个增加到280个，100万人以上的城市由9个增加到38个（丁则民，2002：296）。而工业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工业取代农业成为就业的第一大市场，美国劳动力中越来越多的人一生都在工业中谋求生计。工业劳动力大军开始形成，并流向城市。

并且，19世纪还有大量移民来到美国。统计数字表明，1820年至1860年间，500多万移民来到美国——他们中大多数来自西欧。更近期的估计认为该时期的移民人数高达700万；实际移民人数可能更高（阿塔克等，2000：232）。在1860—1900年期间，美国人口总数增加了一倍多，即从3100多万人增至7600多万人。在全国人口增长中，外来移民占有很大的部分，仅在这40年间，就有1400多万移民涌入美国。1880年至1890年尤为突出，那10年总共有500多万移民进入美国，比以往任何一个10年增长了一倍。在1880-1900年的20年里，美国人口中一共增加了大约900万在外国出生的人，相当于1880年之前40年的移民人数总和。其结果是，1890年纽约市的报纸的读者对象有80％是在外国出生的或其父母是外国人；其他美国城市也有25％至40％外国出生的居民。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美国的社会生活，报纸也在变。一组简单的统计数字可以清晰地说明报纸的变化。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1倍，城市居民的人数增加了2倍，但在这30年中，报纸数量增加了3倍，日销售量增长了近6倍。日报数量和总发行量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孕育它们的城市的发展速度。面向大众发行的英文日报从1870年的489家增加到1900年的1967家。所有日报的总发行量从1870年的260万份上升到1900年的1500万份（Bleyer，1927：199）。报纸规模与都市新阶层人口规模的同时膨胀，暗示了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公共纪事报》（Public Ledger）称：“在纽约和布鲁克林共有人口30万，便士报每日销量不少于7万份。这足以使两市人手一份报纸，甚至可以阅读的儿童也能分到一份。这些报纸遍布大街小巷、旅馆、酒店、账房、商店等等。几乎所有车夫走贩在工作闲暇之际，均一报在手”，《家庭》（Family Magazine）杂志也称便士报：“到达了社会最底层，并搅动了大型日报不曾到达的、搅动的、平静的、而力量强大的水流”（Mott，1962：241-242）。不仅如此，便士报的新闻内容与六便士报也大不相同，他们均表示要提供现实生活的图景。《纽约太阳报》一创刊，就大量提供地方性的新闻内容。为了战胜对手《太阳报》和《纪事报》，《先驱报》在第二期就宣布要提供世界的正确图画，而其他报纸会更多地依赖他们的新闻，“富于生气的《先驱报》将会极大地缓解晨报十分枯燥的现状，它将会使早餐桌更加多彩和令人愉快，而且为其他晨报提供大量材料……。但娱乐和愉悦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我们要提供一幅世界的正确图画，包括华尔街、交易所、警察局、剧院和歌剧界，一句话，充分展示人性与现实生活的特异之处”（Bleyer，1927：186-187）。1868年在接手《太阳报》之后的第一篇社论中，达纳谈到办报宗旨就是努力以最晓畅和生动的方式呈现全世界每日活动的景象（Bleyer，1927：295）：

……《太阳报》将一直提供所有新闻：国外、国内、政治、社会、文化、科学和商业的新闻。将自由地利用经营来尽可能地提供最好、最便宜的报纸。

将研究如何简明清晰地写作，努力以最晓畅和生动的方式呈现全世界每日活动的景象。

当读到《太阳报》时将不再是如同读到伦敦《泰晤士报》和韦伯斯特的字典；但当你阅读《太阳报》时，你会获得所有的世界新闻。……

1871年，《春田共和报》编辑塞缪尔·鲍勒斯将新闻界的职责划定为报导社会生活的种种情态（转引自Roshco，1994：55）：

报纸的存在，就是为要呈现现实。某一刻所发生的事件、某一天所出现的讯息——不论是流行病、谋杀案、堕胎争议、龙卷风、教宗、明星、张三、王五——亦即任何有反常态或蒙上帝特别宠幸之事——就是新闻界必须报道的事件，所应该关切的主题。

报纸的版式也发生了变化：报纸变小，标题的字体放大，运用插图，强化新闻的导语——将一条新闻的所有最重要的信息都集中在第一段。便士报的发行方式也有所改变。此前，标准的商业报纸一直是以订阅方式销售的，但便士报主要在街头叫卖。

报纸的这些变化都说明了什么？埃默里对这一变化的解释是为了契合工人的需要。工人不仅无力预付大笔订费，而且许多人流动频繁，无法长期订阅报纸。工人因为工作或贫穷而根本看不到报纸的情况常常出现；沿街叫卖的方式可以使报纸到达这类读者手上，并且主编们设法通过美化版面而采用易于阅读的字体从竞争对手那里将读者吸引过来（埃默里等，2004：129）。其所论不虚，当时办报人的言论可以为埃默里的看法提供佐证。《太阳报》在其创刊号上即宣传（Bleyer，1927：155）：

本报的目的是刊载每天所有的新闻，并以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价格，使报纸置于公众面前。同时，也为广告提供一种有利的媒介。

“以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价格”表明这份报纸的读者就是普通大众。1836年，《太阳报》在社论中再次明确提出：“自从《太阳报》的光芒普照纽约城的居民，劳工阶级的条件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通过启蒙普通民众而不是其他的阶层有益于社会”（Bleyer，1927：160）。可见，《太阳报》不仅把自己的服务对象确认为城市的普通人，并且，他还相信自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同样，按贝内特自己的说法，他“计划的这种廉价报纸有广大的空间，可以在所有阶层发行；使那些商人、有志于学习的人和劳工阶层感到有趣”（Bleyer，1927：187）。

便士报就是这样提供给大众本国本地新闻而使得这些都市外来者逐渐融入了都市生活。这些从乡村或国外进入美国都市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面临改变。社会学者沃思（Wirth）将都市生活描绘为“间接接触取代了直接接触，家庭的社会意义减退了，邻居消失了，保持社会稳定的传统基础削弱了”（Schudson，1978：59）。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了解外界的方式也不得不发生变化，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是依靠习惯和传统维系着的，“行为建立在面对面的基础上——也就是邻里之间的闲言碎语”（Park，1922：10）。而城市是斑驳的拼贴画，人们关系疏远，社会急剧变动，以前靠乡间的闲言闲语就可以了解周围的事，但现在是不可能了。“社会”（society）终于出现了，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community）（Schudson，1978：59）。帕克通过对以进入美国城市的欧洲移民为读者的移民报刊的研究，给新闻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闻是人们在做调整以应对一个新的环境时需要的一种紧急信息，用它来改变旧习惯，形成新观点”（Park，1922：9），帕克的观点反映出他对当时都市里普通大众心理需要的判断，他们迫切需要了解外界环境的变化，这一环境对他们而言是全新的，是超越了以往的旧习惯与经验的。这些新的阶层刚刚学会阅读，他们对于政党报纸高深枯燥的政治言论不感兴趣，便士报就为他们提供有趣、可读性强的新闻，就像他们从小就听惯了的故事一样；而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每人每天花在看报纸上的时间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大城市的男男女女们都是在上班途中的交通工具上看报纸的，报纸就被设计得尽量适于浏览。报纸从人们将都市生活作为观察图景中受益，它也造就了人们的这种取向。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日常生活获得了日新月异的魅力，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社会”开始浮现，报纸，特别是便士报，是这种变化的推动者和表达者（Schudson，1978：60）。

由此，报纸又找到了不同于政党喉舌的新的存在理由。贝内特将商业新闻业认定为一项伟大的事业，“是一项宣扬真理、公共信仰和科学，反对谬误、欺诈和无知的事业”（转引自Schiller，1981：80）。丹·席勒认为贝内特的宣称意味着商业报纸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科学地呈现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事实”而成为主要的进行公共启蒙的社会机构（Schiller，1981：80）。新闻史家乔治·佩恩也认为“贝内特通过向民众提供他们很少了解的日常生活的新闻，激起了他们对自身和同类的兴趣，贝内特激活了民众生活的意义，因此增强了他们的政治力量”（Payne，1920：xv）。1899年，戈德金在评价贝内特时曾说：“……民主哲学家和信心十足的牧师们可能不愿意承认现代报刊正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民众所需要的，他们试图证明报纸不过是几个邪恶的报纸出版人的活计。但庄严的事实即是：这是需要与满足在起作用”（Bleyer，1927：210）。戈德金作为一名对煽情报道极度不齿的报人，能对贝内特有这样的评价，恰恰说明公众要求报纸担当公共启蒙机构的需求已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

便士报均不约而同地表明报纸独立于政党之外的立场，藉以显示他们对于自身新角色的认知。1854年，小塞缪尔·鲍勒斯（Samuel Bowles Jr.）在《春田共和报》的社论中称：“在这个国家，独立报纸正迅速取代纯粹的党派报纸。……纯粹的党派报纸现在受到轻视，不再被看作最好的大众报纸。……报纸的真正目的是理解和据此实践。它们是世界事实和观念的反映。它们自由地对事实发表评论，对观念予以最新鲜和最认真的累积”（Bleyer，1927：258）。1867年，《民族周报》（Nation）在社论中称：“我们声称要如实提供观点，并不是为了取悦、鼓励或安慰谁。如果我们使共和党和其他好的政党受到威胁，我们很抱歉；但在为读者提供关于公共事务的诚实的评论时，我们不是为了政党利益，宣称我们不同意的而压制我们同意的……”（Bleyer，1927：277）。几乎所有的便士报都宣称要服务于公众。1836年，贝内特宣称“有什么能阻止报纸成为社会生活最伟大的代言人吗？书籍、剧院、教堂都有其作为社会生活代言人的时代。而报纸在人类思想和文明的伟大运动中的作用将远远超过前三者。除了赚钱，与纽约的教堂相比，报纸可以送更多的灵魂去天堂，也可以救更多的灵魂出地狱。请让我们尝试”（Mott，1962：232）。1841年，《论坛报》周报版发行，该报社论再次重申《论坛报》要成为人民权力和利益的临危不惧的支持者（Bleyer，1927：224）：

《论坛报》，不论日报还是周报，一如其名，是人民权力和利益的临危不惧的支持者，坚决反对肤浅的理论家的谬误、不完善和不公正的法律的影响以及谋求自我利益的政客的计划和诡辩。

本报将认真记录议会活动；迅速清晰地报道国内外新闻，所有有利于提升社会道德、维护社会秩序、扩大受教育机会和有利于人类最大进步的伟大事业，都可以在本报找到一席之地。

早在圣路易斯，普利策就确定了办报理念是不为党派，而是为人民服务（转引自埃默里等，2004：219）：

《邮讯报》不为党派服务，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真理的喉舌；不追随任何主张，只遵循自己的结论。不支持“行政当局”，而是批评它；反对一切骗局，不管发生于何处，也不管它是何种性质的；提倡原则和思想，不提倡偏见和党派性。

1883年买进《世界报》后，普利策承继着这一理念，他在报纸发刊词上说（Bleyer，1927：434）：

在这个日益发达的大都市里自有这种报纸存在的余地，它不仅便宜而且精彩，不仅精彩而且还很大，不仅很大而且是真正民主的——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是有财势的统治者，致力于更多地发表新世界而非旧世界的新闻，将揭露一切诈骗和无耻，反抗一切公共弊端和滥用，将以最诚恳的真诚为人民而战。

这就是新《世界报》的唯一目的，恳请各界支持指教。

约瑟夫·普利策

普利策对于新旧世界的区分耐人寻味，什么是新世界的新闻？就是发表致力于人民事业的新闻，为人民而不是统治者而战。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被这些报纸的豪言壮语所打动，人们对这种宣称还是有所怀疑的，特别是对贝内特、赫斯特这样为吸引读者无所不用其极的人。他们被怀疑是打着拯救灵魂的幌子赚钱（Mott，1962：233）。尤其是赫斯特，招致了更多批评和怀疑。戈德金就曾批评黄色新闻不是为公众谋福利，而是为了卖报纸。赫斯特们高举服务公众的大旗究竟是为大众谋利多些，还是为自己赢利多些，的确不太好测量。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点值得思考。第一，不管人们认为贝内特或赫斯特的话多么伪饰，认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赚钱或为其政治目的造势，对此却可以追问，他们为什么要用服务于公众来进行伪饰？这说明了什么？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强调报纸是公共服务机构是可以取悦大众和标榜自身的，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潮和需求。第二，报纸自身的表现会有助于对这个问题做出评判。

便士报并不仅仅满足于为普通大众提供描绘现实世界的事实，它还试图改变现实世界。随着战后重建的展开，政治腐败和黑幕层出不穷，报纸开始投身到以实现更广泛的民主和社会公正为目的的“进步运动”中。报纸积极倡导社会改革，这期间，产生了大量调查性报道，出现了大批“扒粪者”（Muckrakers）。1897年，《新闻报》在一篇社论中谈到报纸讨伐的成就时说：“（《新闻报》）信奉两个原则：‘别人靠说，而《新闻报》靠行动’；‘所有人的职责就是《新闻报》的职责’”（Bleyer，1927：365）。在成功营救了被西班牙判处通敌罪的古巴女孩艾文琳娜·斯诺罗丝（Evangelina Cisneros）后，《新闻报》更是宣称：“行动——这就是新式新闻事业的最大特点。它是一个世纪以前开始的现代报纸发展的最后阶段，那个时代的‘新式新闻事业’是讲述新闻并尽很大努力发现新闻，而今天的新式新闻事业虽然也刊印新闻，但它做得更多。它不会等着事情改变。它会让事情改变”（Bleyer，1927：371）。爱德华·斯克里普斯（Edward Scripps）说，虽然他的报纸有时因“始终反对富人、始终支持工人”而犯错误（埃默里等，2004：274），但是，他认为，如果他能保持这样的基本方针，他就能促使他所希望看到的社会逐步形成。

报纸积极投身到维护普通人利益的运动中。赫斯特利用报纸对工人、小商人和其他普通老百姓表示了强烈的支持，他对“罪恶的托拉斯”——制冰、煤炭和煤气托拉斯以及不正派的政客头子发动猛烈攻击，不满现状的人对他颇为赞赏。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工会，赢得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支持。纳尔逊（Nelson）为堪萨斯城的公共事业付出了很大努力。他为实现廉价而高效的公共交通而奋斗，结果在该市的山坡上开通了缆车。为了在堪萨斯城建成著名的公园和林荫大道，他进行了多年的努力。他还与政客和赌徒作斗争。在普利策创办《世界报》的头两年中，代表移民、穷人和工人阶级利益的改革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移民妇女在服装厂的血汗车间里受到的非人待遇、缺少就学机会、不公平的税收负担，都成了普利策的社论和新闻题材。1883年7月，纽约许多人口拥挤的贫民窟遭到热浪的袭击，死了不少人；《世界报》发现，在前一周报道的716名死亡者中，有392人是5岁以下的儿童。记者赶赴现场进行了采访。标题制作人制作了“孩子们是怎样被烤死的”和“小棺材成排”等标题，以引起当局的震惊与关注，使之采取行动（埃默里等，2004：221）。《世界报》的廉租公寓改革运动一直持续到1884年初，当时，它报道了费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教授为帮助穷人做出的努力。其他报道则与后来几十年中见诸《世界报》的大同小异，讲述的是移民社会的宗教聚会、针对移民的暴力、工厂里拥挤不堪的状况、工人星期日参观博物馆和其他公共建筑的权利，以及政治机构中的偏见等。

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各种特权机构以及政府成为讨伐的目标。1905年，《世界报》记者戴维·弗格森（David Ferguson）和路易斯·赛博尔德（Louis Seibold）提供的事实证明，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把保险单持有者交纳的基金挪用于私人投资，由此而积累了巨额资产。《世界报》认为，这无异于拿人民的钱财进行赌博。《纽约新闻报》（New York Press）的欧文·汉德曼（Erwin Wardman）等另一些主编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并把斗争的目标转向共同人寿保险公司和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在人们的要求下，成立了一个立法委员会以调查这些保险公司的情况。《世界报》指责公平人寿保险公司专设一笔巨额基金向州议员行贿的说法最终得到证实。“阔佬富豪”控制人寿保险公司的威胁引起公众舆论一片哗然，以致纽约州不得不通过严格的管制性立法对此加以限制。

1908年，《世界报》编辑科布（Cobb）发表社论要求国会对他所称的“巴拿马运河丑闻始末”进行调查。事情的起因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对《印第安纳波利斯新闻》（Indianapolis News）主编进行的“诽谤性的人身攻击”，因为这位主编对巴拿马运河项目提出了质疑。科布指责罗斯福“蓄意歪曲事实”，概述了无端向最初打算修建运河的那家法国公司购买开凿权的经过。对此，罗斯福采取的报复行动是向国会发表特别咨文，指名攻击普利策本人，并宣称政府将指控他犯有刑事诽谤罪。最后，罗斯福撤销了诉讼。科布称这是反对暴虐政府、维护新闻自由的一次全面胜利。最终，国会就丧失巴拿马地区向哥伦比亚作了赔偿，又于1979年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归还给了巴拿马共和国。

斯克里普斯的报纸抗议过时的政府制度，抗议不民主的政治行动，抗议富人和知识分子的篡权争名，抗议不公平的机遇，抗议宗教、法律和政治上的各种权威——为人类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力除外，抗议腐败，抗议大企业的权势，他的目标是建立—种进步的民主制度（埃默里等，2004：274-275）。另外，像《丹佛邮报》（Denver Post）、《旧金山公告报》（San Francisco Bulle-tin）等报纸都倡导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不仅限于政治，还有公共事务。埃默里认为“在世纪之交的报纸发行人和主编当中，除普利策、赫斯特和斯克里普斯之外，还有很多人是为普通老百姓伸张正义的，他们反对大企业托拉斯、反对公用事业经营特许权被垄断、反对政治不健全和腐败（埃默里等，2004：278）。虽然无法将所有人一一列举出来。但是，纵观全国的情况，便可以对新闻工作者所作的贡献有所了解。莫特也认为当时几乎所有的便士报都有着这样的宏愿：“首先，应使广大民众对现实生活有真实的了解，而不应顾忌种种禁忌；其次，应揭发教会、法院、银行和股票市场的种种弊端；……”（Mott，1962：242）。

报纸的表现证明了报纸的确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代言人。实际上，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中就蕴含着对报纸成为公共服务机构的期待。报纸有责任培养知情的公众，而另一方面，报纸是舆情表达的通道，是民意的代表，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不过，在政党时期，报纸深受政党利益的牵制，是政党意愿的喉舌，无法更好地代表民意来监督政府。为了进一步强化享有新闻自由的合理性，报纸应该也必须具有独立的地位，它必须独立于政府、政党之外，否则便不可能成为民意的载体，也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

便士报依靠巨大发行量来吸引广告从而摆脱了对政党赞助的依赖，实现了经济独立。由于理顺了经营结构，报纸商业实力在不断增强。在1872-1892年间，许多华丽的新建筑都是报社建立的，纽约公园街成了新闻业的代称，正如华尔街是金融业的代称一样。面向大众的报纸的惊人的发行量吸引了众多广告商。在只有少数人购买的每一种出版物上刊登广告是一种昂贵但收效甚微的推销行为。现在，便士报巨大的发行量为商品提供了极好的宣传机会。第—个广告代理商沃尔尼·B.帕尔默（Volney B.Plamer）于1849年开业，开始充当报纸与商人之间的联系人，他很快在好几个城市开设了分号。在1892-1914年的22年间，报纸广告额增长了3倍半，在1914年，报纸广告总额大约有2亿5千万美元，这样惊人的增长是日报数量涨幅的10倍还多，这意味着出版报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巨大的利润（Mott，1962：593）。据称普利策的庞大遗产在3000万-8000万美元之间，保守估计也超过1852万，一个拥有三家报纸的人有这样的财力足以让世人震惊。而《世界报》在1908-1911年间的年纯利也达到536，580美元（斯旺博格，1989：418）。商业的成功使得报纸的独立地位更加稳固，而报纸作为民意代表的角色在实践中也可以落到实处了，报纸大可睥睨群雄，指点江山了。

但是，切莫认为在所谓的报刊独立时代，报刊已经彻底地远离了政党，实际上报刊只是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以一种更独立和自觉的方式介入政治。《春田共和报》在创刊后的最初10年里一直支持辉格党，但当辉格党在奴隶制问题上摇摆不定时，《春田共和报》就放弃了这种支持，并在社论中明确指出：“对我们而言，不论别人做什么，我们将支持我们所阐明的原则，和政党无关”（Bleyer，1927：277）。《论坛报》虽然倾向于辉格党，但格里利还是宣称（转引自Bleyer，1927：213）：

我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份报纸，既不对政党过于屈从，又不束手束脚、装腔作势地保持中立。我们国家的党派精神如此强烈和不能忍受，使得无党派报纸的编辑在对最近的重要事件发表看法时深受限制，而另一方面，民主党、辉格党、共和党的报纸的态度一般被寄希望于或褒或贬，或喜或恶，与其政党的观点和利益高度一致。我相信在这些极端之间存在着一个令人愉快的中间状态——一种立场，报纸可以开放和热忱地支持其赞同的原则和措施，并且，坦白地反对某些特殊问题，甚至谴责那些能力或品格不合格的候选人。

在其长达30余年的报人生涯中，格里利的确是这么做的，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格里利是反对奴隶制的，但内战结束后，他主张对南方采取宽容态度，这招致了对他的批评和谩骂，但他初衷不改。1868年，他在《论坛报》的社论中说：“真正的品格是因真理本身而热爱真理。传播全面而真实的观点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是对编辑辛勤劳动的报偿。”

也莫认为报人们此时都成了超然的办报人，他们对政治依然具有强烈的热情。格里利曾经参加总统竞选；雷蒙德在共和党身居要职（1863年，雷蒙德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是美国政治中的关键职位之一，他主持了1864年的大选，还起草了党纲，被选入众议院）；普利策早年醉心于政治（他作为共和党人从一个民主党占优势的选区被选入众议院，1872年的总统竞选，他同舒尔茨在密苏里州为格里利竞选展开游说，l876年他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竞选）；赫斯特办报也是有政治目的的，他在芝加哥“创办《美国人报》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赫斯特报系的其他报纸的情况一样，他绝没想到为赚钱去办那家报纸。创办《美国人报》的最早目的是想帮助他入主白宫”（Murray，1992：39）。

报人们对政治的影响力和参与政治的热情决不是个别现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政界要人过往甚密。《恩波里亚新闻报》（Emporia Gazzete）的主编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与纽约州年轻的共和党人，日后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友谊甚笃；《世界报》总编科布与威尔逊总统是密友；林肯很重视新闻界，他很仔细地阅读报纸，他与许多编辑保持通信，有时还是经常性的。1872年，反对激进共和党及总统格兰特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召开全国大会，以推选合适的总统候选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报人，其中最重要的有：《春田共和报》的塞缪尔·鲍尔斯、《芝加哥论坛报》的霍勒斯·怀特（Horace White）、《辛辛那提商业报》的穆拉特·霍尔斯特德（Murat Halstread）和圣路易斯《西部邮报》（Westliche Post）的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他曾在海斯总统的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长。大会最后推选著名主编霍勒斯·格里利作为候选人，格里利也得到了民主党的提名。

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这段时间堪称美国报人的流金时代，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染指政治，洋溢着强烈的自主精神。1899年，赫斯特与美西战争马尼拉湾战役的英雄乔治·杜威（George Dewey）上将一同乘船进入纽约港时，他对杜威说：“将军，你的国家感谢你。当我说我们将以任何荣誉或者你想得到的职位（包括总统职位）给你时，我是代表全体美国人说话”（转引自Murray，1992：44）。自诩为全体美国人的代表，口气可谓不小，而这个时代的报人确实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贝内特自称将是堪与莎士比亚、司格特、弥尔顿和拜伦比肩的“报纸天才”（Bleyer，1927：91）。鲍勒斯认为报纸可与宗教媲美，“……报纸的伟大使命也许尚未被真正领会。它是，或将是，历史的伟大传教士，它赋予社会以活力，它是世界伟大的改革者、监督者，它表达公共思想和观点，为人类精神输送新鲜血液。它是专制的强敌，是自由的利器，它注定要超过任何其他机构，将世界敌对的国家融合在一起，这长久以来就是基督教和博爱之士的理想”（Bleyer，1927：257）。普利策甚至认为报纸比总统更有力量，“《世界报》应该比总统更有力量。总统受他的政党和政治形势的束缚，而且只有四年的任期；而报纸却年复一年地生存下去，可以绝对自由地发表真理，实实在在地为公众的利益服务”（斯旺伯格，1989：379）。在精神世界里，堪比宗教，在世俗世界里，堪比总统，报纸的确称得上是无冕之王了。在戈德金退休之际，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相继致信表示其领导下的《民族》周报和《晚邮报》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黎奥特（Charles Eliot）称《民族》周报对其观点和行为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达40年之久，并且他也相信成千上万的有教养的人也同样深受影响；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说：“30年来，只有几期《民族》周报我没有读过，长期以来我始终阅读它是因为它在知识和政治上给我以启示”，甚至连西尔曼（Gilman）总统也声称他个人非常赞同戈德金“对当前复杂政治的指导意见”（Bleyer，1927：289）。

当然，他们与政党时期的报人还是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再把报纸当作纯粹的政治工具，而是将给公众提供新闻看作是报纸的首要职责，赢利也是报纸的重要目的。就像埃默里察觉到的，“沉迷于政治的雷蒙德主张他的报纸采取一种消除了党派偏见的客观立场”，但埃默里只是将此简单地归因于仿佛雷蒙德“这个人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这未免有点隔靴搔痒，与其说是因为雷蒙德的双重性格，倒不如说是对报纸角色认知的新变化使然。《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的创办者梅尔维尔·斯通（Melville Stone）将一份报纸的主要职责总结为三条：一是刊登新闻，其次是引导公众舆论，再次是提供娱乐（埃默里等，2004：210），这种自身角色认知已经相当明晰。商业性、公共性以及与政治剪不断的联系使得这时的报纸具有了多重身份，而这多重身份纠葛不会只让报人感到自信和愉快，他们也有无所适从的时候，杰出报人普利策的办报生涯即是鲜活的例证。

（三）普利策的矛盾

1911年，普利策去世，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他逝世的消息并加了评语，这自然包括其老对手《世界报》，欧洲各国首都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一事件。竞争对手赫斯特给予普利策以崇高评价：“一位美国和国际新闻界的杰出人物已经去世；在国家的生活中和世界的活动中的一支强大的民主力量已经消失；一种代表民众权利和人类进步而一贯行使的强大权力已告结束。约瑟夫·普利策已经与世长辞了”（转引自斯旺伯格，1989：418）。

在遗嘱中，普利策为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再次捐献100万美元，连同1892年的100万美元，他对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的贡献很大。他还要求成立一个25万美元的基金会，作为优秀的新闻、历史、音乐和戏剧作品的奖金和年度奖，这就是日后成为美国新闻最高奖的、声名远扬的普利策新闻奖。然而，人们对这位赢得了生前身后名的杰出报人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的。

人们似乎更乐于谈论他性格的矛盾性，但其实，他办报行为的矛盾性不仅源于他的性格，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报纸的两重性：他知道提高发行量，吸引读者注意力是报纸获得独立地位，实践其公共性的前提，“如果一家报纸真是为公众服务，它的发行量一定会很大。因为第一，它的新闻和评论必须吸引广大民众；第二，因为发行量意味着广告，广告意味着金钱，金钱意味着独立。如果我当场发现《世界报》有人由于我们的某个广告客户的反对而不登新闻的话，我会立即解雇他；我不管他是谁……”。作为一个出色报人，他由衷地感叹：“新闻事业的一条最难之处就是既要保持消息的生命力，又要使其受到精确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斯旺伯格，1989：403、303）。

他在报纸经营方面屡出奇招。他首创按照报纸实际的发行量来确定广告价格，并且广告价格有固定基价；同时废除了广告稿不准有插图和跨栏的限制。这在19世纪80年代是个打破传统的创举，彼时编辑们认为广告会侵占版面，会侵害报纸的传统，大幅广告会损害小广告的利益。在报纸竞争不如纽约激烈的城市，报纸广告政策的发展则明显迟缓，《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1898年之后才摈弃了这一传统。但是普利策又明确表示他的兴趣一直在社论版，他曾在某种场合说过“任何时候，我在经营办公室待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一个小时”（Bleyer，1927：332）。1884年，当星期日刊发行突破10万份时，《世界报》的社论自称：“我们可以负责地宣称，我们相信《世界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是由于正确的原则而非新闻的特质和报纸的价格”（Bleyer，1927：332-333）。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符合实际，但普利策对《世界报》的殷切期望却十分真切。1889年，普利策为《世界报》大楼奠基发来的电报表达了他对其一生所系之职业的所有期望（转引自Bleyer，1927：334-335）：

上帝赐福，这座建筑将成为一份永不满足提供新闻的报纸的家，它将永远与谬误斗争，永远独立，永远追求启蒙和进步，永远恪守真正的民主理念，永远激励自己充满道德力量，永远为成为最好的公共机构而努力。

上帝赐福，《世界报》将永远为最高理想而奋斗，不仅是每日的学校还是每日的论坛，是正义的机构，震慑犯罪、援助教育，倡导真正的美国新闻业。

让我们铭记这一恢弘的建筑是属于公众的；它的建筑风格也是公众喜欢的；它的道德基石是对自由和正义的热爱；而这正来源于人民，代表了公众对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认可。

这样发自肺腑的崇高期望显然不会只是为了取悦公众，获得商业成功那么简单，普利策确实将报纸作为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是心之所系。在一个时人认为大学培养新闻记者就如同大学培养商人或船长那样，实属奇闻怪谈的时代，他致力于将“新闻事业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希望新闻工作者不再被视为匠人或技术工人，“他需要的不是一所单纯的新闻学院，而是希望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责任感和地位。使他们与律师和医生平起平坐，甚至在他们之上”（斯旺伯格，1989：303）。

普利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扒粪传统的先驱，他的报纸致力于揭露特大城市中政治机制的种种腐败及大企业的垄断行为，他的新闻版和社论版紧密配合，凡在新闻版报道的改良运动的事件，言论版都给予评论。后来调查性报道惯常使用的那套采访手法——派遣记者隐匿身份潜入采访禁地进行报道，也是由《世界报》推广的。欧文即认为“普利策展现了以新闻争取大众福祉的方式”，他认为普利策的创新之处在于“在邪恶之事尚未引起公众注意之前，就有系统地从事揭发的行动，普利策无疑是第一人”（Roshco，1994：58）。普利策就巴拿马运河事件和罗斯福总统持续叫板，直接诘问：“谁拿走了那笔钱？”，并且《世界报》发表社论，表示即使是罗斯福先生，也不能使《世界报》沉默不语，而“为了让美国人民了解全部事实真相，美国国会应该对巴拿马交易的始末进行彻底的调查”，虽然《世界报》的主人可能有囹圄之灾，“但是，就是坐牢，《世界报》将仍然是一名无所畏惧、言论自由的斗士，一家自由的报纸，一位自由的公民”（斯旺伯格，1989：358）。由此可见，日后享誉盛名的“水门事件”并不是《华盛顿邮报》的首创，它只是新闻业公共精神的彰显和延续。

维护报纸的公共性一直是普利策的理想。他教导《世界报》的编辑：“要始终传达真理，要始终站在文明和道德一边，要铭记准确的情感是强有力的写作的利器，并且，公共性、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生活的最有道德的因素和力量”（Bleyer，1926：349）。在遗嘱中他还殷殷告诫自己的子孙：“我特别叮嘱我的儿子和子孙后代有义务保护和完善《世界报》，还有义务使它永存下去。我为它的生存和发行献出了我的健康和精力，本着同样的精神，我竭尽全力创办报纸，并把它当作公共机构，因此它的宗旨是为大众服务，而不只是为了获得利润……”（转引自斯旺伯格，1989：419）。

但是，普利策的行为方式和其新闻事业中存在的矛盾亦是十分突出。他明智的社论和煽情的新闻的背离与对比，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新闻都是这样的一些刺激性内容：“圣路易斯的显赫人物”、“爱上了厨子”、“牧师图德先生酗洒吗？”（Bleyer，1926：219），在新闻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普利策的报纸充满夸大之词、不实之言以及捉弄人的笑话。《民族》周报即称：新式新闻事业的内容就是“直接告诉读者其生活主要就是强奸、自杀、谋杀、通奸、打斗、诈骗、造假、私奔、弑亲和牧师的堕落”（Sumpter，2002：65）。1895年，对于美国试图干涉委内瑞拉与英国的事务，以及英美关于阿拉斯加水域皮毛海豹问题的争端，普利策都反对诉诸武力。但是，在美西战争期间，为了和赫斯特竞争，他抛弃了自己的反战立场，对诉诸战争煽风点火，而纽约的其他著名报纸却表现得相当克制，《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和《纽约晚邮报》都明智地反对任何战争宣传，提出在美国海军调查委员会对“缅因号”战舰事故的调查结果公布以前要忍耐。普利策的最后一任秘书艾尔兰在接受面试时，曾大胆承认他早期居住在纽约时，只看《世界报》的社论版，从来不看新闻版，因为他认为新闻版刊登的都是犯罪和灾难性新闻，他还朗读了从《生活》杂志上剪下的一篇关于纽约各报特点的评论文章，其中描写《世界报》的一段是这样的（转引自斯旺伯格，1989：401）：

这份报纸具有双重性，

既爱国圣洁又无耻卑鄙；

论事实，不符办报原则，

而它的社论版却无与伦比。

这里是明智的劝告，而那里是荒诞无稽，

第一版是良言，而第六版是恶语，

保守与冒进同施，

《世界报》给予读者忠告和垃圾。

对于报纸风格存在着的鲜明的矛盾性，普利策给出的理由也是大多数煽情报纸的理由：揭露罪恶有助于人们与罪恶作斗争。人们必须知道关于罪行、邪恶和灾祸，这样他们才能与其斗争，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秘密发展的。而当普利策被问及为何不将《世界报》办成其爱读的《晚邮报》时，他的著名回答是：我是对着全国而不是对着一个委员会讲话（Mott，1962：441）。《世界报》以生动的方式报道更多新闻，以满足变动中的社会需求，并以煽情主义的新闻内容和版面来适应社会变化趋势。这表明身为移民的普利策对当时席卷全国的移民潮非常敏感，他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知道他的读者既希望得到娱乐，又希望报纸起到有效的和进步的引导作用。看来，普利策利用煽情报道似乎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对策，先吸引读者眼球再对其实施教化。《世界报》的主编朱利尤斯·张伯斯（Julius Chambers）曾说：“美国所有成功的日报都建诸于煽情主义之上；但我们发现，这个基础一经建立之后，就要以绝对正确与真实为保持成功的唯一基础”（Mott，1962：443）。这个看法与普利策的想法完全吻合。不过，实际情况是张伯斯这段话前半部分似乎可以成立，但后半部分却似乎站不住脚。1877年进入《世界报》，历任本市编辑、夜班编辑和总编的约翰·斯彼得（John Speed）对1881和1893年的纽约4份报纸所做的内容分析，就提供了反证。在这个被称作“美国报纸的第一个内容分析”中（Sumpter，2001：65），斯彼得选择了1881年4月17日和1893年4月16日的《纽约时报》、《论坛报》、《太阳报》和《世界报》作为样本，他将4份报纸的内容分了13类。这4份报纸的页数在1881年是平均10页，而到了1893年页数则几乎增长了2倍。在1881年，报纸使用4.5栏报道闲言闲语，1栏报道丑闻，到了1893年，则分别是116.25栏和7.5栏。流言所占篇幅的比重增加最多，特别是《世界报》从1栏增加到63.5栏。斯彼得认为结论显而易见，虽然报纸页数增加了很多，但读者并未因此而受益，因为增加的页码主要用来刊登流言和丑闻，而民主社会的读者需要的新闻并没有增加（Sumpter，2001；69）。

曾做过报社记者的美国历史学家朱利安·莱弥尔凯普（Julian Rammelkamp）认为虽然普利策不愿意自己被看作一个商人，但他“的确是一名商人，而且恰巧是新闻业的商人”（Rammelkamp，1967，转引自Sloan，1991：193）。而莫特也认为大多数报人都是以赢利为目的（Mott，1962：242）。对有人抱怨《先驱报》刊登布莱德莱斯博士的药物广告，贝内特的解释是：“给我们比布莱德莱斯博士更多的广告，给我们更高的价格，我们就不再登他的广告，或者至少削减其广告的篇幅。商业就是商业，钱就是钱……我们不许死脑筋来干涉我们的生意”（Mott，1962：301）。当他垂垂老矣之时，也曾忏悔“报纸长期将刊登广告作为首要目的”（Mott，1962：242）。

19世纪末，围绕“黄色新闻”的是非曲直，美国新闻界曾展开一场论争。一位杂志作家曾说：“没有一种职业这样地令人叹息，虽然一直有对报纸的严厉批评，但黄色新闻招致的批评最激烈”（Mott，1962：604-605）。论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什么才是新闻？二、报纸和读者应是怎样的关系（Sumpter，2001：67）？美国学者克里福德·克里斯蒂安斯（Clifford Christians）还将19世纪90年代划作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伦理的发端期（克里斯蒂安斯，1999，转引自李藜青、展江，2004：Ⅳ）。有人称新闻是一种力量而非一种商品，对其传播的社区具有惩恶扬善的作用。而有人则已经开始认为报纸和铁路、金融部门一样，需要巨大的投资，“于是，它们也和其他赢利部门一样地运作——要谋求最大利润。没有其他的运作法则”（Sumpter，2001：68）。

（四）芝加哥学派眼中的媒介角色

19世纪后期报纸的迅速发展使得几位美国理论家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将“现代传播的整体作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首次作出综合性考虑”（切特罗姆，1991：98）。

1892年，哲学家约翰·杜威与财经记者富兰克林·福特创办了一份名为《思想新闻》的报纸，对于这份名字独特的报纸的宗旨，两人在1892年3月有过如下通告（转引自切特罗姆，1991：115）：

将要出版的报纸的宗旨是，履行报纸的职能……我们相信，在舆论界，一份不愿背离事实的报纸是有立足之地的；它将注重去报道思想而不是用过去的旧包装将它乔装打扮；它将不再把力量花在仅仅是详细报道伴随着事实的个别进程上，而将事实本身显示出来；它将不再讨论哲学思想本身而是把它们作为解释思想运动的工具；它将把科学、文学、国家、学校和教会问题作为人类变化着的生活的一部分，因而也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来处理，而不是把它们降到仅仅是某个部门的技术趣味问题，它将报道研究和发现的纯粹成果，而不是它们那巨大臃肿的外壳；它将把思想的新贡献——不管它是来自书籍或杂志——作为新闻来报道，而不是从一个赞助者或审查者的立场来报道这些事件。

杜威和福特赞同报纸职能是报道事实，但是他们眼中的事实却有着特别的含义：首先，这不是普通的事实而是思想的事实，并且这些思想还是被作为解释社会思想运动的工具来报道的；其次，要把种种问题置于正在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中去报道，换句话说，要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

这一通告很快招致了来自当地报界的愤怒攻击，《底特律论坛报》的一篇头版社论攻击道：“约翰·杜威教授的《思想新闻》的那份不完全清楚的通告显示，《思想新闻》会将已经被其他报纸报道了的新闻都包括进去，可以肯定……这家报纸的思想将仅仅是它的编辑们的思想”。杜威对于报界的反对之声显然始料未及并为此烦恼，他解释道，创办《思想新闻》不是要靠引入哲学来改革报业，而是靠引入报纸来改造哲学。此前，福特对于《思想新闻》的目的也有过类似阐述：“社会是一种有机体的观点早已有之，也作为一种观点被接受了。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指出事实，可见可摸的事实，去表达运转着的思想……这就是《思想新闻》要做的事”（转引自切特罗姆，1991：116）。可见，杜威与福特的初衷不过是有感事实在其所处时代的巨大影响力，而要通过选择事实并报道之，去表达社会是个有机体这样的思想。《思想新闻》最终销声匿迹说明杜威设计下的思想与新闻的结合实属不易，他对新闻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是基于想象。

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芝加哥学派思考的核心。杜威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关系本身即是个无意义的问题，而个人与社会就如同字母表与表中的字母一样，字母表就是字母，而“社会”就是彼此联系中的个人（Dewey，1988：278）。库利声称《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的主要目的即是在将个人看作社会整体中的成员的前提下来考察个人（库利，1999：27）。将社会视为由个人的交流与联系构成的有机体是芝加哥学派的逻辑起点，他们将其作为美国民主得以实现的基础。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19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等现实，因为这一现实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使得芝加哥学派对于社会与个人的紧密勾连面临断裂的危险。舒德森将这一社会变迁概括为由“共同体”变成了“社会”。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他认为共同体受“本质意志”驱使，由合作、习俗和宗教构成，其典型表现为家庭、村落和小镇的群体；而社会则是在传统、法律和公众舆论基础上建立的大规模组织，比如城市、州或国家等。“社会的理论构想出一个人的群体，他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滕尼斯，1999：95）。共同体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基础，在古希腊城邦中，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公开聚集在一起，直接交流思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轮流执政，但是这种共同体在现代社会中是无法存在的，因而民主的落实也成了问题。杜威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他注意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事实是社区得到扩张，但这是由于新的、相对没有人情味和机械的人类联合行为，因此这个由蒸气和电力所创造的“大社会”可能是一个社会，但不是一个社区（Dewey，1988：296），而杜威的目标就是在更大的规模上振兴交流的活力，以矫正“直接社区经验”的消失（彼得斯，2003：15）。

19世纪传媒的巨大发展，尤其是新的传媒技术所蕴含的潜力，给了芝加哥派学者们弥合个人与社会之间断裂的希望。库利确信，19世纪展示的现代传播的新纪元使一个真正民主的美国社会的可能性成为现实，因为现代通讯具有可以穿越时空到达所有人群的特征：可表达性，或称它能承载的思想和感情的范畴；记录的长久性，或称对时间的超越；快速性，或称对空间的超越；扩散性，或称传达到所有阶层的人。因此，基本团体中的手势和讲话所做到的，现代传播一定能为整个社会做到（切特罗姆，1991：106）。将共同体与现代传播相提并论显示了库利的思想脉络。在库利的理论中，基本团体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是社会秩序和个人本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库利，1999）。基本团体是依赖于人际传播而发挥作用的，但在库利看来，具有技术优势的现代传播可以像基本团体那样在个人与社会的勾连中起到桥梁作用。

杜威同样对于新媒介在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中重建地方邻居社区价值的潜在力量表示了极大希望，他认为小的社区传播加上印刷传播就可以解决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麻烦了：“在自由与充分地相互交流信息的意义上，可以设想建成巨大的共同体。但是它永不会拥有组成地方社区的全部性质。地方的周围环境会在印刷传播之外再加上口头的传播。小的社区和较大的有组织信息应当为了使社会信息的真正自由传播而相互补充”（转引自切特罗姆，1991：120）。由此，杜威创办《思想新闻》的苦心可见一斑，他深切体会到“信息的社会意义”（切特罗姆，1991：114），希望亲自办报来加速社会有机体思想的流传，进行一场借助传媒的力量缔造一个新社会的实验。因为他们“这一群人相信，由于纯粹的事实报道，加上哲学的洞察和科学的精确，并从最近事态的趋势看，报纸注定会带来巨大而迅速的变革”（转引自切特罗姆，1991：113）。

就这样，传播在芝加哥学派眼中成为社会得以可能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而媒体被看作与移民和城市发展有关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是恢复受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侵蚀的大众民主和政治一体化的组织机构。杜威认为“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共同体和沟通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法”（杜威，1990：5）。库利在《社会组织》中的《传播的意义》一章中为传播下了定义：“传播指的是人与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存的手段。它包括表情、态度和动作、声调、语言、文章、印刷品、铁路、电报以及空间和时间的其他最新成果”（Cooley，1972：61）。米德“提出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基础的原则，是包括他人参与在内的交流原则”（米德，1992：223）。而帕克将传播限定为“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通过传播接受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是用人们之间的理性和道德的秩序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的过程”（转引自切特罗姆，1991：125）。

“不过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中，他们对新的传播媒介是如何改善美国人的生活的思索，却更甚于对这些媒介实际上如何发展和运作的研究”。虽然，他们对于媒介的具体表现都存在着些许不满，但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极次要的主题”（切特罗姆，1991：100、129），切特罗姆对于芝加哥学派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在谈到库利的时候，切特罗姆认为库利沉醉于现代传播的前景，而对美国的传播媒介在他的时代或在此之前如何发展的严峻事实视而不见。他对于传播的发明和技术上的改进是如何被转变为一套复杂的系统（或者是这一系统的产物）这一过程从未研究。他从不把他对商业主义混乱思想的厌恶与报纸和广播的经济结构联系起来。他从不愿考虑新传播媒介集中经营的倾向或这些倾向如何影响本地以社区为基础的文化活动。切特罗姆的评价正中芝加哥学派的要害。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更多的是建诸于现代传媒的可能性和潜力之上的，而不是媒介实际的运作状况。他们认为既然技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这一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但他们忽略了媒介自身属性、媒介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与现实制度的制约，使得这种理想状况难以出现。将传播技术与传媒运作实际的剥离最终还是造成了芝加哥学派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杜威想办一份身兼科学之“精确”、哲学之“洞察”与新闻之“真实”的报纸的雄心也只能说明他对于新闻或报纸的理解是多么的一厢情愿，他遭到报人的声讨委实在情理之中。做过记者的帕克对于新闻的理解要比杜威、库利深入，他已经体会到作为知识的新闻具有的某种不同于历史、科学的特性（Park，1940），但是媒体的多重角色对他来说依然是道无解的难题（Park，1923），所以，他才会认为“老实说，现在的报纸已经差不多是办得最好不过的了”（Park，1923：286）。

19世纪的美国经历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美国开始形成以平等主义为核心的统一文化，这是社会意义的美国形成的时期，它奠定了现代美国的基础。而“社会”一词在此“并非仅是对人类社会组织的一般指称，而是指赋予现代社会秩序以特征的一种历史性的理念”（Schudson，1978：58）。活动于这个“社会”之中的报纸，通过提供像故事一样的新闻而成为社会生活的代言人。此时的报纸，传播者是极具主体意识的编辑，他们既对政治和公共事务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又具有独立的地位，不再依附于政党，因而，有人将这个时代称作“个人报纸”时代（Mott，1962；Bleyer，1927）；就传播内容而言，新闻取代社论成为报纸的重头戏，而本地新闻又成为报纸新闻的主角。美国报纸继政党喉舌之后，又找到新的存在理由，不过这个存在理由不那么单纯，报纸既是大众生活的代言人，同时又是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企业。

经常会有人将普利策似嗔似笑的肖像作为其矛盾性格的象征：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其实，报纸才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虽然，普利策深受报纸两重性纠缠之苦，但莫特还是认为普利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具备调适和发展的能力，技术与理念的协调能力，无限的智力和自由精神以及能够采取高标准的编辑政策（Mott，1962：441）。不过，随着报纸商业力量的日益壮大，报纸内在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仅依赖于个人的调适能力来应对这种结构性矛盾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以今人“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20世纪媒体的发展证明了媒体的实际运作状况绝不是一个次要的主题。

参考文献

[1]Bernard Roshco.制作新闻[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211.

[2]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65.

[3]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305.

[4]丛郁.现实主义：美国文学的渊源与传统——美国现实主义再审视[J].山东外语教学，1995（1）：45-47.

[5]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的历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671.

[6]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的历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839。

[7]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和美国人的思想[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212.

[8]丁则民、黄仁伟、王旭等.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第三卷，1861-19世纪末[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63.

[9]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46.

[10]George Murray.赫斯特报系的新闻文化[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2：279.

[11]H·S·康马杰.美国精神[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652.

[12]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31.

[13]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43.

[14]美国新闻署编.美国历史概况（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333.

[15]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343.

[16]乔治·J·兰克维奇.纽约简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33.

[17]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425.

[18]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99.

[19]张友伦、陆镜生、李青等.美国通史，第二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63.

[20]张建毅.“人情味新闻”之借鉴——兼论新闻竞争中报纸的优势[J].新闻知识，2001（11）：39-40.

[21]Bird，S.Elizabeth ＆ Dardenne，Robert W..Myth，Chronicle，and Story：Exploring the Narrative Qualities of News[A].In Berkowitz，Daniel A.（Ed.）.Social Meanings of News：A Text-Reader[M].Sage Publications，1997：535.

[22]Bjork，Ulf Jonas.Latest from the Canadian Revolution：Early War Correspondence in the New York Herald，1837-1838[DB/EBSCO].Journalism Quarterly，1994，71（4）：851-858.

[23]Bleyer，Willard Grosvenor.Main Current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M].Cambridge：The Riverside Press，1927：464.

[24]Brisbane，Arthur.What They Say：Quotes About Newspapers[EB/OL].[2008-05-08].http://www.wan-press.org/article2824.html.

[25]Cooley，Charles Horton.The Signifance of Communication[A].In Cooley，Charles Horton.Social Organization[M].New York：Schocken Books，1972：61-65.

[26]Dewey，John.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M].In Boydston，Jo Ann（Ed.），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 1925-1953[A].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8：239-381.

[27]Hughes，Helen MacGill（1940）.News and the Human Interest Story[A].In Hughes，Everett Cherrington.et al.（Ed.）.The Collected Papers of Robert Ezra Park，Vol.Ⅲ，Society[M].Glencoe，Illinois：The Free Press，1955：105-114.

[28]Leiter，Kelly，Harriss，Julian，＆ Johnson，Stanley.The Complete Report Fundamentals of News Gathering，Writing，and Editing，Seven Edition[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62.

[29]MacDougall，Curtis D..Interpretative Reporting，Seventh Edition[M].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77：514.

[30]Mencher，Melvin.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Ninth E-dition[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644.

[31]Mott，Frank Luther.American Journalism，A History：1690-1960[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62：901.

[32]Pan，Zhongdang ＆ kosicki，Gerald M..Framing Analysis：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J].Political Communication，1994（10）：55-75.

[33]Park，Robert E..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DB/JSTOR].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0，45（5）：669-686.

[34]Park，Robert E..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DB/JSTOR].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3，29（3）：273-289.

[35]Park，Robert E..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M].New York：Hap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22：488.

[36]Payne，George Henry.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M].West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20：453.

[37]Schiller，Dan.Objectivity and the News：The Public and the Rise of Commercial Journalism[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221.

[38]Sloan，Wm.David.Perspectives on Mass Communication History[M].Hillsdale，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1：360.

[39]Sumpter，Randall S..News about News[DB/EBSCO].Journalism History，2001，27（2）：64-72.

[40]Thornton，Brian.The Moon Hoax：Debates About Ethics in 1835 New York Newspapers[DB/EBSCO].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2000，15（2）：89-100.

【注释】

[1]1898年2月15日，美国第一艘战列舰“缅因号”在古巴哈瓦那港突然爆炸沉没，舰上264名官兵死亡，美国以此为借口于当年4月25日对西班牙宣战。

[2]读者来信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835年8月1日-12月31日；社论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835年8月1日-12月1日。

[3]在218封读者来信中有73封涉及新闻事业，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读者来信认为真实是新闻业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