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息模式的破与立

三　信息模式的遭遇：对信息模式的破与立

（一）对报纸独立地位的质疑

既能满足社会需求，又契合媒介组织特性的信息模式似乎可以让报纸一劳永逸了，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处于20世纪复杂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媒介的实际运作状况令人担忧。

1917年4月，美国宣战后一星期，威尔逊总统就任命成立了公共资讯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布有关战争的消息，并协调政府的宣传工作，负责政府与报纸之间的联络。它制订了一套以自愿为基础的新闻检查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家报纸的主编都必须避免刊登可能会对敌人有帮助的材料，关于一般的交战、伤亡和部队番号的消息，只有在官方公报已经提到的情况下才能发表。1917年，国会通过《间谍法》，1918年通过《煽动法》。借战争期间的特殊需要，政府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多年后，一位研究公共资讯委员会所发布新闻准确性的历史学家得出结论，公共资讯委员会所发布的6000多条消息几乎没有一条曾在事实方面引起过质疑，没有哪一个大国在发布官方战争新闻时能与之相比，但是，公共资讯委员会的失职之处在于它犯了“省略”的错误，虽然没有协约国的做法那么严重，但是公共资讯委员会和军方对消息的掩盖程度已经超过了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要求。公共资讯委员会的负责人、报纸主编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将该委员会的工作直接等同于纯粹的宣传机构，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和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4：320）。一战期间政府的信息控制和战争宣传使得人们对“事实”充满了怀疑。

此时兴起的公关行业使得新闻报道中“事实”的可信度进一步下降。英国学者J.A.R.平洛特（J.A.R.Pimlot）这样评价公关行业在美国的兴盛：“公共关系并非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但是它在哪里也没有像在美国那样繁荣。别的国家的这种活动不会如此普遍、如此赚钱、如此招摇、如此体面而又声名狼藉、如此广受怀疑和如此被吹捧得天花乱坠”（埃默里等，2004：481）。公关行业的兴起对新闻生产造成了很大冲击，它使得新闻越来越少地报道世上的事件，而是更多地复制能够雇用得起公关顾问的特殊利益者眼中的事实。公关先驱埃韦·李（Ivy Lee）在给洛克菲勒的一封信中就媒体大量报道后者捐款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事发表评论，他认为，这不是一条真正的新闻，报纸那么注意它，看来似乎是因为此消息经过“包装”之后更适合报纸的需要（Schudson，1978：138）。李普曼即认为，公关行业的发展表明现代生活的事实并不是自发地被认作是新闻，这些事实必须由某些人提供；由于记者在日常工作中不能把事实报道出来，由于情报组织没有兴趣，于是就有必要由有兴趣的一伙人提供新闻。公关宣传员就是干这项工作的，他为记者提供清楚的情况，这当然减少了记者的不少麻烦。但是，宣传员给记者提供的情况却是他希望公众知道的。他是审查者或宣传者，仅仅对他的老板负责，全部事实只是服务于老板所谓的自己的利益（李普曼，1989，228）。根据斯拉斯·本特（Silas Bent）的统计，1926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的255条新闻中至少有147条来自于媒介代理，1926年1月14日《纽约太阳报》的162条新闻中的75条是来自于媒介代理人（转引自Schudson，1978：144）。在一战之前不久，纽约的报纸统计了固定受雇用和固定委派的报刊宣传员的数目，大约有1200名。因此，“新闻的许多直接渠道已关闭，公布的消息都是首先通过报刊宣传员传播的。大企业、银行、铁路、所有商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组织都有报刊宣传员，他们是一种传播新闻的媒介。甚至连政治家也有报刊宣传员”（转引自李普曼，1989：227-228）。

媒体由来已久的商业性传统使得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其经营的不二法则。广告在报纸上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评论和广告的比例从70∶30发展到50∶50，甚至更低。在19世纪80年代广告占报纸总收入的44％，到了1900年就成了55％（Schudson，1978：93），1905年为56.6％，1910年则增加为60％（Park，1922：364）。大多数报纸为广告提供的版面从25％扩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与新闻版平分秋色。当时的都市日报的发行人认为，只要发行收入可以支付新闻纸和发行的费用，自己的生意就稳当了，而在50年以前，报刊还主要靠发行费过活（Park，1922：364、363）。某些新闻工作者对于报纸对利润的重视亦心存不满。在报纸成为“大规模事业”的时候，阿瑟·布里斯班就径直道出媒体“心随财动”的特征：“报业的成功带来了金钱。编辑已经成为商人”。著名的揭丑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更是认为：“报业财政运作金额的庞大已使得新闻业本末倒置”（Mott，1962：489，547）。

报纸也是兼并浪潮中的一部分，当时美国两个最大的报团——赫斯特报团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展开大规模的兼并活动。前者通过从1918年到1928年的集中购买，扼杀了16家报纸，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也造成1923年到1942年期间15家报纸倒闭。在1900年，8家报纸连锁控制了27家报纸，占全国日报总数的10％；在1935年，全国63家报纸连锁控制了328家报纸，占全国总数的41％（Sloan，1991：213）。并购造成了全国范围内报纸数量的减少。1892年，芝加哥有人口110万，英文晨报6份，而到了1918年，通过并购，只剩下2份：《芝加哥论坛》和《先驱观察家》（Herald and Examiner）；尽管到了1925年，芝加哥人口已经达到300万，但只有4份晚报。很多大城市只剩下1份晚报。底特律在1925年人口100万，但10年以来，只有1份晨报：《自由报》。在圣路易斯、圣保罗、安纳波利底斯、亚特兰大、新奥尔良都是如此（Mott，1962：637）。报纸数量的减少以及报纸的集中垄断造成的后果就是“意见市场”的多样性声音的减少，而这是有悖于民主理念的。

商业力量的渗透使得媒体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备受争议。报业本身存在的内幕也成了揭丑报道的题材。1905年，《柯里文》杂志发表了一篇匿名报道，题为《对抗新闻自由的专卖药阴谋》。该篇报道揭露了马萨诸塞当地报纸为何回避报道1904年在马萨诸塞州州议会众议院展开的一场关于专卖药辩论的内幕。这场辩论围绕这样一项议案，即在该州出售的每一瓶专卖药上应该附有标签，以说明瓶中药品的成分。但是，这场“既妙趣横生又意义重大的辩论”并没有得到当地报纸头条的青睐（斯蒂芬斯，2000：206）。记者对此十分好奇：

为什么这个题材遭到如此忌讳？为什么第二天的各家报纸上对立法活动的日常报道被压缩为平时冗长篇幅的一小部分，删去了所有触及那天下午关于专卖药辩论的内容？为什么那场辩论的发言者们无法在第二天的报纸中找到他们的发言？为什么报道立法活动的记者看不到他们的作品见报？为什么漫画家们被禁止利用这个未被利用过且极具诱惑力的机会来展示他们的才能——马萨诸塞州州议会的成员们神情肃穆地啜饮一口佩鲁纳，然后把药瓶递给下一位。这种实践认知能否成为立法行为的基础呢？

调查结果令人吃惊，报纸的沉默源于一种协议（斯蒂芬斯，2000：209）：

阅读以下协议书，品味一下马萨诸塞州举足轻重的沉默吧！此协议是胡德—艾尔与穆尼恩公司在与全美上千份报纸所立协约时的惯用模式。

……

协议最后附有两个重要条件：

一、双方一致同意，一旦任何有损于J.C.艾尔公司利益的法律或法规确立，自立法之日起，此协议失效。已刊之广告按协议价格按比例支付费用。

二、一旦报纸刊登的其他药品广告欲代替本药品或含有其他不良动机，或者，任何有损于J.C.艾尔公司利益的内容出现在阅读栏或报纸的其他版面，J.C.艾尔公司可以撕毁此协议。

这样的协议在专卖药行业并不少见。在美国，专卖药产业在经济上占有极大比重，在美国人民每年为专卖药支付的这1亿美元中，有整整4000万流入报界的腰包。美国至少有5种专卖药每年向报界支出的广告费用高于100万美元。波士顿的格林公司破产时，它拖欠报界的广告债务高达535，000美元。药品制造商们手挥经济利益这只大棒对报纸颐指气使，《柯里文》因为对于专卖药发表了某些评论，一年就损失了80，000美元。这些制造商们甚至会联合起来制裁某些报纸对专卖药的不利报道（斯蒂芬斯，2000：219）：

正因为我们寄出的这封信，《克利夫兰新闻报》在48小时内收到来自6位专卖药生产商的电报，电报声明取消上千美元的广告业务，这造成药品行业煽情性事件的剧减。仅仅一份报纸就在广告方面损失18，000美元。先生们，你碰到某人的腰包时，你也就触及到他安身立命之本。这个法则同样适用于报纸主编及药品零售商，它适用于整个商业领域。

药商这番话反映出在他们眼中，报纸主编也是商人，报纸也属于商业领域，因此，商业领域的逻辑在报纸那里也会畅行无阻：“你碰到某人的腰包时，你也就触及到他安身立命之本，这个法则同样适用于报纸主编…”。这种肆意的嘲讽不仅仅会让有尊严的报人不高兴，对于以社会生活代言人自诩，期待自己可以与医生、律师平起平坐的报纸来说，这种看法将极大地消解其作为专业组织的权威性与合理性。

1911年，欧文在他的连载于《柯里尔》杂志的15篇文章中追溯了报纸广告的发展，他认为，美国报业发展过程中出现衰退与腐败的原因不在于广告商，而是在于贪婪的报纸出版商，因为正是他们让其产品纳入了商业轨道。欧文为广告“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美国新闻事业探求真理的道路”而忧心忡忡。他指出，更有甚者，到了20世纪，广告商们再也不必费力去控制报刊内容，因为他们的报社执行部门的盟友会按照他们的思路工作。在一个报纸胆怯软弱的地区，广告商常常要求拥有每一样特权，甚至包括政策支配权（阿特休尔，1989：7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出现了多部揭露报纸统治者——“报阀”的作品，厄普顿·辛克莱即在其名为《无耻收买》（Brass Check）（1919年）的书中，辛辣嘲讽一家胆小怕事、被营业部门和广告商控制的报社。

政治经济力量对媒体的侵蚀使得人们质疑媒体是否具有独立的地位。早在19世纪末期，《民族》（Nation）周报就对有些同行将新闻业视为一种专业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新闻业由于过于商业化而无法成为一种专业（Mott，1962：489）。杰出报人普利策曾宣称《世界报》不需要朋友（巴格迪坎，1986：55），在他看来，一份独立的报纸不应与任何势力结盟。但是，媒体向政治经济势力的妥协已使得某些有识之士对媒体能否保持独立深感忧虑。对于媒体是否具有独立性的担忧与质疑直接关系到媒体在美国社会中承担角色的合法性。独立的媒体通过采集报道事实，而使理性的读者更易发现真相，通过培养知情的受众使其参与到民主生活中去，媒体因此而享有新闻自由。但是失去了独立地位的媒体能否做到像其宣称的那样客观？人们对此充满怀疑，他们不再相信事实（fact）即真相（truth）（李普曼，1919，转引自Schudson，1978：151）：

……人们失去对周围现实的掌控，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骚乱和宣传的牺牲品。只有在一个受众被剥夺了接触信息渠道的社会里，江湖骗子、侵略分子和恐怖分子才会肆虐横行。当所有的消息都是二手消息，所有的证词都不确定时，人们不是对真相而只是对观点有所反应，人们行动的世界不再是真实的，而只是由报道、谣言和揣测所构成的虚拟环境。思维的整个基础不再是事实而是人们宣称的事实。

报纸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却脆弱得难以实现人民主权论的全部义务，难以自发地提供民主主义者所希望的天生的真实，李普曼不免嗟叹道：“我们误解了新闻的有限性和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们自己的忍耐力、热心公益的精神和各方面的竞争”（李普曼，1989：239）。报纸不能履行对民主政治应尽之义务，这是对媒体专业性的致命打击。在美国，民主政治与新闻自由互为前提，民主政治是新闻自由存在的制度保障，而它又依赖于公众自由而公开的讨论。如果说，自由形成公众合意是民主社会正常运作的必要前提，那么，为了令这种合意具有意义，公众必须充分地通过一个不受政府或其他任何力量控制的新闻界来获知信息。客观性原则正是致力于使媒体不带偏见地向“市场”提供可以据以形成“意见”的新闻报道等各种材料（李良荣，2002：147）。杰斐逊简洁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如果新闻界是自由的，而且人人有阅读能力，那么一切便是安全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使这种体制具有了可行性。新闻界承担起了向公众公布它认为重要的议题之责任，这样公众便能自由而公开地进行讨论。文化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希说：“新闻界的工作就是鼓励辩论”（转引自Mencher，2003，634）。民主政治与媒介的命运休戚相关，对二者任何一方的质疑都会动摇对方的根基。1919年，李普曼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撰文（此文即是后来被重印的《自由与新闻》）称：“西方民主现在的危机也就是新闻业的危机”，他质问道：在一个“民意任由私人企业塑造的世界里，民主体制能够存活吗”（李普曼，1919，转引自Schudson，1978：151）？

（二）客观性理念成为报纸的职业意识形态

不仅媒介的独立性受到质疑，由于对人类理性的怀疑使得对民主政治的绝望也在美国社会中普遍蔓延。这种怀疑与迷茫从一战结束之后即已开始，历史学家亨利·梅认为20世纪20年代可视为美国文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美国文化都较为统一，而20世纪20年代却是一个“共同价值和信仰被独立和彼此冲突的信仰所取代的”时代，是“消解”和“分裂”的时代（May，1956：425-426）。理性主义的沦丧首先使公众是否具备理性的能力受到质疑，哲学家庞德认为每个人都不过是受荷尔蒙驱使的生物（Pound，1929：368，转引自Schudson，1978：126-127），这一观点取代了理性主义的信仰，公众因而被定义为非理性、旁观者和消费者。而客观性理念的基本假设是有个真相，或者若干真相，记者的任务去收集它们，然后传输给读者（Hawpe，1984，转引自彭家发，1994：67）。现在读者的理性受到怀疑，这一真相是否会被他们接受和理解就值得怀疑。不仅如此，新闻工作者对所谓的事实和天真的经验主义也产生了怀疑（Schudson，1978：141），就是说，这个真相是否存在也值得怀疑，这直接构成对客观性理念的威胁。古德温认为客观性理念的基础信念是“真相紧随在事实之内”，而他认为这正是客观新闻无可挽救的缺失，因为事实可以蒙蔽真理（Goodwin，1974，转引自彭家发，1994：74）。

在这个“为民主政治写墓志铭”（Frankfurter，1930：146，转引自Schudson，1978：125）成为潮流的时代，内忧外患的客观性理念亦是四面楚歌，看起来，信息模式也是凶多吉少。20世纪初的信息模式，是相信知识不需要语境可以自明（或者提供想当然的语境），相信新闻可以像镜子一样地反映现实。然而，20世纪20年代以降，美国的社会现实粉碎了这一信仰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日益复杂，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势力不断增强，美国政府对于国内经济大萧条的应对疲软无力。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复杂态势似乎超出了美国人的理解范围。著名揭丑记者雷·贝克尔（Ray Barker）悲观宣称，他已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他在1936年称自己唯一肯定的是无力解决世界的问题，甚至理解也存在困难，所有的事情都太复杂（转引自Schudson，1978：126）。

但是，偏偏就在这种绝望之中却生出了一种希望。戳破了民主政治虚幻泡沫的李普曼，因时时出现的虚无感而心生不安，于是他艰难地使用意志与这种虚无抗争，期待理智征服情感，“研究谬误，不仅为了有效的预防，而且能成为引导我们去研究真理的一种激励。由于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脑子里所存在的主观主义，我们才对客观的方法产生了一种不能不有的热情”（李普曼，1989：270）。1920年8月4日，李普曼和查尔斯·梅尔茨出版了一份备有文件证明的调查报告，题为《对新闻的检验》，这份作为出版的《新共和》附录的报告举例说明了美联社和《纽约时报》自1917年到1920年间对俄国事件报道的失实。针对此事，李普曼和梅尔茨的结论是“越是怀疑人们观察结果的可信性，越是要尽可能地坚持客观。如果我们想到现代社会多么依赖新闻的时候，人性的弱点就不应成为人们自我原谅和道歉的借口，而是要时时警醒自己的理由”（转引自Schudson，1978：154）。相当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也抱有这样的心态，一如舒德森指出的，客观的新闻理想正是源于无法扭转的信心丧失。而新闻工作者之所以愿意相信客观，很大程度上是在怀疑和无所适从的情况下的一种出路（Schudson，1978：158-159）。

新闻工作者开始执著地维护客观性，报人们宣称“我们不否认运动需要斗士，进步源于天才的倡导。但对社会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正反两面的报道，此乃新闻事业职责之所在，不是有立场地参与，而是客观地观察”（Schudson，1978：157）。曾任美联社总经理达25年之久的肯特·库珀即十分推崇客观性法则，他将其称之为“真实而公平的新闻报道”，库珀还大胆宣称客观性新闻“作为一种至善至新的道德观念，发展于美国，奉献于世界”（阿特休尔，1989：152）。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联社总经理韦斯·加拉格尔在一篇纪念库珀的文章中盛赞客观性法则，认为记者完全可以和医生、律师平起平坐。阿特休尔将客观性理念喻为新闻工作者确保职业权威性与专业性的圣杯之物，记者如果缺了它，身份就会贬低，其职业也会遭受灭顶之灾（阿特休尔，1989：152）：

批评家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无人能够做到客观性，然而记者职业并不比一名法官或一名医生的职业更容易出错。他可以像法官那样使自己的情感服从于职业的需要，或像治疗病的医生、代理委托人的律师那样去行事。

也就是在这种意义层面上，客观理念具有舒德森所谓的道德哲学的意味（Schudson，1978：8），客观成为记者对自己报道行为的一种道德承诺——他愿意规范自己的行为来实践客观。客观性理念就是这样的复杂，与其说它源于天真的经验主义和相信事实，还不如说它是针对怀疑主义的一种反应；它并非一种直线式的推演而是对民主市场文化的辨证的反拨，它不是对信仰事实的最终表达而是在一个甚至连事实也无法信任的世界里找寻一种肯定的方法（Schudson，1978：122）。客观性理念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因对其的否定与反对而强化了存在的理由，信息模式因此也坚韧得总是驳而不倒，它仍是当今新闻报道的基本形式，在新闻写作领域仍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三）对信息模式的批评

信息模式虽然站住了脚，但媒体自身存在的公共性和商业性的结构性矛盾致使对信息模式的批评始终不绝于耳。媒体在新闻报道实践操作中固守信息模式以至僵化也为人诟病。首先，信息模式过于偏重事件的取向使得新闻报道流于肤浅。在美国，对媒体报道的批评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媒体对于那些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进程或趋势报道得太少。对此最普遍的解释是“报道事件比报道广泛的社会趋势更好，或至少更容易”（帕夫利克，2005：19）。

其次，信息模式使记者过度依赖消息来源和可证实的事实，而很少主动使用文件、研究去发现社会隐藏的真相。1950年，一位评论家这样形容当时记者所经常受到的牵制：“探访主任总是告诉你：‘除非这是引用某人的话，否则你不能写在报道里’”（Roshco，1994：67）。《哈波斯杂志》撰稿主编沃尔特·卡普（Walter Karp）认为：“美国新闻事业的首要问题是过于依赖消息来源，而这些消息来源大多是官方的，通常是权贵”，而一名形成自己议程的记者是不会受消息来源的左右的，这样的记者会走入社区，去界定这些议题（转引自Mencher，2003：625）。艾匹斯坦亦认为美国新闻界的问题不脱一个简单又无法避免的障碍：即记者几乎无法自行挖掘事情真相，而必须完全依赖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消息来源”取得报道的片面现实。我们无法期待受制于截稿时间、有限的版面和固定预算的记者能去发掘真相。即便这些限制都没有了，记者对一件极具争议性的事仍然缺少权威或法律方法，因而仍然无法确认真相。所以，记者陷入了两难困境。不是作为隐藏利益的忠实传声筒，就是得增加、删除、窜改资料，然后加上自己的话。第一种方式确保讯息传递给受众，不过讯息可能有错或误导。第二种方式，降低控制信息的力量，却有更加歪曲的危险性，因为记者无法全盘了解事实，以及消息来源所处的环境。不论哪种情况，记者都无法确知真相。因此，艾匹斯坦将消息来源和记者关系视为现代新闻事业结构的一部分（艾匹斯坦，1992：175-176、182）。

在肯定《纽约时报》展现了纽约和世界的真实图景的同时，欧文亦对《纽约时报》的信息模式提出质疑：“某些我们有权期望于一份报纸的新闻内容，《纽约时报》却附之阙如。《纽约时报》相信报纸的责任应仅限于忠实地报道新闻，并为读者提供某些思考的方向。然而，它却并未致力于揭露这个城市黑暗角落中，藏污纳垢的诸般景况。它极力排拒任何特权侵入它的言论版，但就在它尽心处理新闻的同时，特权却可能在纽约恣意横行。当改革人士将社会中的歪曲情事带上法庭或公听会时，《纽约时报》会公平、正确地予以报导；但在这些歪曲情事正式被送上法庭之前——也就是在传统观念中，它们尚未真正成为‘新闻’之前——《纽约时报》则一概认定此非分内之事，而对此不置一词”（转引自Roshco，1994：65-66）。媒体固守着传统客观报道貌似公允的立场，而忽略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和抨击，必然将无法承担为社会瞭望导航的职责。美国人对越战期间美国媒体的严厉批评即在于媒体除了提供一件又一件看得见的事实之外，并没有从历史角度报道这次战争，新闻工作者“迟迟未能真正理解越南的经验是毫无意义的”（埃默里等，2004：565），除了偶尔的“巨型炸弹式”的解释性文章或电视新闻纪录片以外，美国新闻工作者报道了有关战争的一切情况，然而就是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戴维·哈伯斯塔姆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埃默里等，2004：565）：

问题是，每天都要把某件事作为新闻来报道，而事实上，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这场战争只不过是法国人打过的印度支那战争的延续。那场战争已成历史：所以在每一条新闻中你本来都应该加上一个第三段：“……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正在步法国人的后尘，我们是他们的经验的奴隶。”但是由于有报纸报道规则的约束，你不可能真正这样做。……

所以，欧文当时就希望能将《世界报》与《纽约时报》的新闻作风融合，他认为普利策创立的主动挖掘新闻、唤醒公众注意力的传统为杰出报道立下了标准（转引自Roshco，1994：65-66）。

再次，信息模式有闻必录和客观呈现的手法使其易于被假新闻的制造者利用。议员麦卡锡对此的狡猾利用使《纽约客》（New Yorker）记者理查德·罗维尔（Richard Rovere）认为麦卡锡操纵记者手段之高一如巴甫洛夫操纵条件反射试验中的狗，他认为再没有比将记者的职责只局限于告诉读者事实更能腐蚀新闻界的了（转引自Schudson，1978：168）。麦卡锡的一些声明纯粹是谎言和歪曲，其中有一些是他本人在同记者与编辑们寻欢作乐的宴会中私下透露的。但是大多数新闻机构奉行这样的原则，即只采用引人注目的权威人士的“官方”声明（巴格迪坎，1986：198），麦卡锡作为美国参议员的显著身份使得媒介无法忽略他。道格拉斯·卡特（Douglass Cater）指出当时关于麦卡锡的解释性报道并不少，但并未引起报纸的注意和转载，因为解释性报道不被看作硬新闻而是“记者个人的私产”（Schudson，1978：168）。报纸上对麦卡锡的报道多是纯新闻，虽然有些记者明知他在撒谎，但只能如实报道，任由麦卡锡利用媒体来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势。麦卡锡的谎言最终被揭穿，这一事件也成为信息模式的耻辱柱。只问事实，不问真相的做法，使得许多人认为客观性原则已经成为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因为根据客观性原则，记者可以不必顾虑什么洞见或证据是否足以采信，只要正确地报道信息来源的话就可以了，他们不必成为专家或老手，通才就够了。于1992年获得普利策评论奖的《纽约时报》著名女记者昆达琳（Anne Quindlin），在她的书中说：“光是客观和事实的报道，已经引不起读者的兴趣；所谓5W、1H已经过时。这样的报道方式千篇一律，造成报纸平板呆滞的格局”（转引自彭家发，1994：75）。

20世纪70年代开始，多位研究者展开了对媒体的研究，从媒介的意识形态角色、制度规范、组织运作、专业文化、社会关系和新闻从业人员的日常活动等各个方面，具体考察新闻制作的过程，这使得他们对“客观性”在新闻生产中的角色有了深入理解。客观性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是新闻界持有的一种特殊看法，一种记者在新闻机构以及社区中用来作为指引的参考框架（G1asser，1986，转引自彭家发，1994：42）；甘斯（Gans，1979）更是认为客观性就是为了使记者在新闻报道中防止或摒弃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作为在报道中摒弃意识形态偏见的客观性，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甘斯一语道出了客观性内在机理的矛盾。美国肯特市《路易士维尔信使报》（Louisville Courier Journal）责任编辑哈普（Hawpe，1984）也有类似见解，他认为客观性本身就是偏见。而威廉等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偏见就来自于“不偏见”，但是“不偏见”是一种构想出来的不可能达到的状况，所以如果将客观性理想构想成没有偏见，是一种错误构想（转引自彭家发，1994：67）。塔奇曼建议将“客观性”看作报人规避职业风险的策略性仪式，是一种常规程序（Tuchman，1972：660）。尽管这一程序展示了证据以表明实现了客观，但塔奇曼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一程序：（1）包含选择性的理解；（2）错误地宣称“事实可以自明”；（3）无法很好地呈现记者的观点；（4）受制于特定的新闻组织政策；（5）通过强调“新闻评论”的权威性而误导读者。

总之，看似客观的报道方式无法实现作为最终目的的客观（Tuchman，1972：676）。

新闻也不再被看作单纯的事实。哈维·莫勒奇将新闻看作被建构的现实，公共事件被报道是因为其具有实用目的而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他并不把新闻报道看作是对外部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看作对那些有权决定他人经验的人的活动的反映（Molotch，1974：101、111）。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通过对《纽约时报》和CBS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运动的报道，指出媒介的新闻报道存在一个框架（media frame）。这个框架秉承选择、强调和表达的原则，它会筛选、强调和排除新闻报道的过程，媒介框架保证记者们能快速、常规地处理大量的信息：对信息进行识别，纳入认知类别，然后再进行包装，以更有效地呈献给大众（Gitlin，1980）。

虽然信息模式契合社会需求和媒介组织生产的特性使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合理性，媒体也一直固守着它，但它的不完善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对它的接受似乎也像对待民主的态度一样，目前看起来它最不坏。不过，批判它的声音从未消失，改良甚至探索一种更合理的报道模式以取代它的努力也未曾间断。解读模式的蔚然成风即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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