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日之事态校对昨日之背景，从而说出明天的意义来”（高普鲁）

一　解读模式及其特点：“以今日之事态校对昨日之背景，从而说出明天的意义来”（高普鲁）

对于新闻报道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主观性的认知，对“事实”并非“真相”的怀疑，一方面使得新闻界更加执着地拥抱客观性原则，另一方面也使得新闻界尝试接受新闻报道中的主观性，而新闻报道方式因此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20世纪60年代，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吉米·布雷斯林（Jimmy Breslin）、盖伊·塔利斯（Gay Talese）、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作家开始试验一种后来被称之为“新式非虚构报告文学”或曰“新新闻主义”的文体。这种报道方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一般说来，它是指利用感知和采访技巧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而不是依靠一般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标准手法。它还要求利用写小说的技巧，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写方面（埃默里等，2004：534-535）。这种写作文体与信息模式的最大不同即在于采访者“完全卷入到了他们所写的东西之中去了”（Weber，1974，1，转引自李良荣：1997，71）。尽管新新闻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但它主要出现在各种杂志和书籍中，这场写作运动并没有扩展到报纸上。在上述有影响的作家中，只有布雷斯林在从事其他形式的写作时，继续撰写报纸专栏文章。大多数报纸主编并不接纳新新闻主义写作技巧，他们将其与“鼓吹式”或“行动主义式”报道联系在一起（埃默里等，2004：536）。

20世纪60年代，还有一群人宣称找到了修正信息模式不足之处的方法，这就是精确新闻报道。这种报道形式采用民意调查、内容分析及实验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搜集材料、查证事实以进行新闻报道。1924年总统选举前，《宾夕法尼亚人报》记者调查了当地选民对当年四位总统竞选者的态度，并于7月24日公布了这项调查结果。这次行动被认为是第一次精确新闻报道的尝试。1935年《幸福》杂志发表的关于美国人吸烟情况及购买汽车品牌意向的调查，被认为是由新闻机构所做的第一个科学的民意测验。20世纪70年代，精确新闻报道成为美国新闻界普遍重视的一种新闻报道方式，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日报都曾至少做过一次精确新闻报道。从主题上看，竞选是早期精确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但到了70年代，精确新闻的内容已不限于大选。与信息模式相比，精确新闻强调科学的精神和系统的观察，记者采用系统性的科学方法，主动搜集新闻资料，进而挖掘隐藏的真实。乔治·黑格（George Hage）认为这无形中改变了记者被动报道的工作习惯，也使得新闻的定义发生了变化（Hage et al.，1983，转引自罗文辉，1991：5-6），新闻不再是对“新闻事件”被动的报道和解释，更包括对“新闻问题”的主动探究与分析（罗文辉，1991：6）。然而，精确新闻的报道领域和读者面都相对狭窄，并且采访与写作均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写作周期长，耗费资金多，是制作成本较高的报道方式，难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常规形式。

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揭丑报道又中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揭露了越南美莱屠杀的真相并及时加入《纽约时报》以调查中央情报局的问题后，“调查性”报道变得极为流行（埃默里等，2004：534）。调查性报道是指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强有力的解释（埃默里等，2004：533）。当时的记者致力于挖掘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卡车司机工会、犯罪集团和腐败政客活动的内幕。而《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对“水门事件”展开的调查成为调查性报道无可争议的代表作，详述该调查如何完成的纪实作品《总统班底》被记者们当作从事调查性新闻的教科书来阅读（Schudson，1978：188）。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得十分复杂，风起云涌的反越战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1969年的通货膨胀，1973至1975年的经济危机，都使得社会矛盾趋于尖锐，社会冲突日益激烈。在这种背景之下，调查性报道又一次受到新闻界的重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报纸都建立了自己的调查性新闻小组。1969年“调查性报道基金会”、1975年“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协会”的成立都成为调查性报道具有影响力的象征。但是，基于调查性报道本身的性质，真正的调查性报道只能由那些资本最雄厚、影响力最大的媒介来做，而它们也很少接受这种挑战。首先是成本问题。调查性报道是各类报道中花费最大的，它需要时间，需要金钱，完成“水门事件”那样的杰作绝非易事。其次，从事调查性报道要承受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对于报纸来说极具风险。因此，大多数调查性报道是否发表都要同报社的律师商议后才能决定。律师将就哪些事你可以发表而不会出问题，哪些事你不能发表等，提出意见。而大部分主编会尊重律师的意见（布鲁克斯等，1986：396）。这也就是虽然成功的调查性报道可以使报纸获得巨大效益，但它依然未能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上的原因。

总之，20世纪虽然出现了诸多新的报道方式，但由于这些报道方式与报纸新闻生产的模式并不十分契合，所以它们都未能成为报纸的常规报道形式，只有解读模式一方面修补了信息模式的某些不足，而另一方面又符合报纸日常生产的需要，成为在现代报纸上占据主要地位的报道模式。

解读模式是指运用背景材料来分析一个新闻事件发生的原因，说明其影响、意义，或者预示其发展趋势的报道模式。它是一种通过“在报道新闻事件中补充新的事实……使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更加明白易懂”的报道模式（林兹特诺姆，转引自程道才，2004：124），它试图“以今日之事态校对昨日之背景，从而说出明天的意义来”，由此将新闻带进读者关心的范围内，告诉读者重要的事实、相关的缘故以及丰富的背景材料（高普鲁，转引自程道才，2004：20）。

与以往的报道模式相比，解读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信息容量大、意义清晰。就事实选择而言：

1.较多地关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报道事件通常与社会趋势和社会进程有关。这很容易理解，只有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件才会引起读者获知其原因和意义的欲望。虽然解读模式也有不少报道从读者的身边事入手，但在采写过程中，记者注意挖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意蕴，以期达到对社会总体态势和发展趋势的观照。

2.解读模式的信息量更大。因为它不仅报道了新近发生的事实，并且它还集中呈现了大量与之相关的事实。美国新闻学教授卡尔·林兹特诺姆即建议为了使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更为明白易懂，应当注意在报道中适当补充以下与之有关的事实：历史性的、环境性的、简历性的、数据性的、反应性的事实（转引自刘明华，1993：81）。有西方学者将解读模式看作是对传统新闻报道要素（即5W和1H）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拓展和延伸。具体而言，在“时间”要素上，由“现在”延伸到“过去”和“将来”；在“地点”要素上，从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扩展到现场之外；在“人物”要素上，由“当事人”扩展到“相关人”和“其他人”；在“事件”要素上，由新近发生的事件扩展到相关事；在“原因”要素上，由表层的原因扩大到深层原因；在“结果”要素上，由现在怎么样扩展到原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以及应该怎么样（转引自程道才，2004：20）。并且，解读模式通过对与新闻事件相关事实的集中、整合，将新闻事件呈现于一定的语境中，藉由信息的集束化而使新闻事实获得了更丰富的内涵，提高了信息的质量，而这有助于使读者获得对新闻事件的意义的全面清晰的理解。可以来看两则报道实例：

美国汽车工人罢工

美国汽车工会向美国汽车工业发动进攻

[本报密执安州弗林特城1936年12月30日电]

在美国工联组织约翰·L.路易士委员会支持之下，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今天向美国汽车工业发动了进攻。这个联合会发难之处，恰恰是通用汽车公司关键的部位，这就使该公司设在本城的五个分场中的三个陷入瘫痪。今天深夜，弗林特城汽车车体一厂工人发动了静坐示威，使该厂生意完全停顿。五个分厂除一个外，都受到影响。

夜间10时，该厂工人吃完晚饭后，一群数目不详的男工拒绝返回工作岗位，于是，该厂只得停工停产。在此以后，上夜班的300名女工立即离厂回家。两家车体厂中都没有发生混乱。车体二厂有1200名工人，今夜留在厂里的不到500人。经公司当局许可，工会会员给留在厂里的工人送去食物。

《纽约时报》（转引自程道才，2004：337）

这则新闻报道属于典型的信息模式，它提供了对罢工基本情况的介绍，包括who、what、when、where、how 5项要素，但对于罢工的原因却只字未提。读者读后只是获知了此事，但还远不能理解此事。

而《纽约时报》在2005年12月24日头版的一则关于纽约公交系统25年（自1980年以来）来首次大罢工的报道，则是典型的解读模式（见附录4）。这篇1227个字的报道题为“公交工人罢工反映出全国性的养老金棘手问题”，报道深入挖掘了纽约公交工人罢工背后的深层原因，即美国全国性的养老金问题。报道导语如下：“政府雇员迅速增长的自筹养老金金额促成了本周纽约市公交工人的罢工，许多预算专家估计政府退休计划将遭到抵制”。而对于罢工本身的情况，报道只在文中做了简单交代：“罢工持续了60小时，致使全国最大的公交系统瘫痪。当城市交通局拒绝了工人提出的或者降低退休年龄年限或者提高政府对养老金财政支出的比例时，罢工爆发了”。在对于罢工原因的分析中，报道引用了多方相关人士或团体的有关材料或评论，包括政府官员、财政专家、研究所、企业、劳工组织、交通主管部门、纽约市长、康奈尔大学工业和劳工关系学院的院长。报道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拓展了纽约公交工人罢工这一新闻事件，它记述了新泽西州、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面临的养老金问题，指出养老金问题已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它比较了现在和1960年的公务员与私人雇员享受养老金待遇的比例变化，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36.4％的公务员有自己的工会组织，而只有7.9％的私人雇员加入了工会组织；报道通过一位研究人员之口揭示出问题的未来趋势，他提醒纽约州政府如果不解决养老金问题，州政府将在未来20年内面临诸如教育和健康需求的令人更加头痛的烦恼。通过提供大量与罢工相关的纵向和横向的背景材料，该报道不但揭示了罢工的起因，还将罢工问题放置到全国的大背景中去理解，深化了新闻事件的内涵，并且经由单一新闻事件反映出重大的社会进程和趋势。

为了实现对信息意义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深化和拓展，解读模式在事实呈现上亦有自己的特点：

1.深入挖掘新闻事实的内涵，但宜各有侧重。解读模式的写作重点并不像信息模式那样集中在新闻事件的诸般要素上，它要解释的是新闻事件发生的原因、意义和未来趋向。解读模式在写作中一般是围绕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背景材料。当然，在实际写作中对每一则新闻事件的解释可能会有一到两个侧重点，比如重大的政治经济内幕报道，包括政权更迭、企业转让、股市涨跌等等，可能最主要的是解释原因；而某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比如货币政策、物价等新闻事件，则需解释影响；而对于极具震撼力的事件，人们渴望获知的是其意义和未来趋势。所以，解读模式的写作应根据实际需要，找准突破点，通过将其写深写透而凸显新闻事件的内涵。

2.客观呈现记者的评价。解读模式的主旨既然是挖掘新闻事实的起因和意义，实际上就允许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发表观点，做出评价。但新闻界对于记者在解读模式中做评价的方式是相当谨慎的，他们要求记者的评价必须客观。他们力图避免解读模式可能成为记者发议论的渠道。《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的前主编莱斯特·马克尔提出要注意区别解读模式中的评论和一般的发议论：“解释是以充分的背景为依据的客观的加工过程，其中有一部分是评价”，“而发议论是一种受论点和感情影响的主观加工过程。解释是新闻的基本组成部分，而发表议论则几乎应该严格地限于社论文章”（转引自海顿，1980：213）。因此，解读模式中记者的评价一般是通过搜集与呈现大量的背景材料来进行的，特别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引用相关人士或权威人士对新闻事件的评述，因为这种引述仍然属于报道新闻事实，符合客观呈现的原则。而海顿亦通过一个案例，告诫记者应如何在解读模式中做出自己的评价（杰克·海顿，1980：213）：

下面是一个明显的发议论的例子，“目光短浅的市政厅拒绝在瓦茵街和培佑街安装路灯，致使五人丧失性命。”

你不发议论同样能够阐明你的观点。你可以先写出事实：五人因没有路灯而死于车祸，然后引用某个交通警察的话说应在十字路口安装路灯。你还可以引用某个公路管理官员的话，指出他的部门曾要求安装路灯，但遭市政厅的拒绝。为了公正起见，你应该弄清楚市政厅为什么拒绝安装路灯。或许是它没有钱。

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将解读材料纳入信息模式中，记者通过对相关人士和权威人士的采访，在报道中引用他们的评述和意见作为背景材料，而这些人的评述和意见则按原有的信息模式的呈现方式来加以引述。

3.写作手法比较灵活。因为解读报道一般篇幅较长，且时空跨度较大，大容量的材料对写作提出了较高要求，记者必须使报道富于人情味，写得引人入胜，这样才会吸引读者。所以解读模式在写作手法上有时会借鉴新闻特写的某些手法，譬如对话、场景描写、细节描写和倒叙、插叙等等。

解读模式的新意在于对新闻真实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媒介不再简单地认为只是客观呈现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即达到了新闻真实，他们已经认识到“事实”不等于“真相”。李普曼在其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一书中即对新闻事实的真实性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在我看来，最存益的假设是新闻和真实并不是一回事，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分。新闻的作用是突出地表明一个事件，而真实的作用是把隐藏的事实显露出来，将它们联系起来构成一幅真实的情景，人们能够根据它来行动。只有当社会形势呈现可以认识和觉察得出来的状态时，真实和新闻才恰好相符”（李普曼，1989：237）。在1959年“全国媒体俱乐部”庆典的一次演讲中，李普曼将探索真实的希望寄托在了解读模式的身上：“新闻报道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形式，如果我们只是报道了已经发生了的事——谁做了什么，谁说了什么，新闻就会像桌子上一堆杂乱的七巧板。未经整理的原始新闻无法构成一幅图画，而将其拼成一幅图画正是记者不可推卸的责任”（Walter Lippmann，1959：25）。正是在此种意义上，解读模式成为对信息模式的僵化与缺陷的修正。因为后者明显地局限于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只允许记者去报道那些他们观察到的已经发生了的新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只能孤立地呈现单个新闻事件，使新闻事实的呈现流于表面化和简单化。而解读模式为了追溯新闻事实的缘起，探究新闻事实的意义和趋势，就必须围绕新闻事实在时空上对其进行拓展，寻找更多与之相关的事实，以还原新闻事实的语境，力图使其在自己的语境中体现出自身的意义，从而使新闻事实更接近于真相。因此，解读模式对记者主观性的介入也更宽容，记者需要运用自己的理解去寻找和连缀相关事实，他对新闻事件的价值判断总会或隐或现地存在于新闻报道之中。

但是，解读模式并未颠覆信息模式，它依然处于前者客观呈现事实的报道原则的规制之下。一位获得尼曼学者资格的年轻记者即称如果要为解释报道创造一项准则的话，那么“这项准则就应该是：记者和编辑们必须永远记住自己的第一要务——正确、完整地为读者提供新闻资讯。如果忠实报道某位候选人的演说或声明已能达到这项要求，那就应该止于忠实报道。然而，如果忠实报道实在不足以使读者正确认识这位候选人以及他的立场，这才该是新闻界扛起责任为读者提供补充资讯的时候”（转引自Roshco，1994：85）。在这位记者看来，解读模式只是对信息模式的补充。在提倡解释性报道的同时，麦克道戈尔不忘强调新闻业的根本目的是报道，“这就意味着搜集新闻和发现事实”，任何行为科学式的浮夸语汇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所有的新闻业事实上都是报道”（MacDougall，1977：viii）。换句话说，新闻业的立身之本就是通过报道发现事实，所有新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改变新闻业的这一基本责任，包括解释性报道，“即服务于民主，这是自由报刊存在的理由”（同上）。门彻写作《新闻报道与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提供进行准确并含有信息的报道与写作必需的背景知识”（Mencher，2003：xxi）。罗斯可在揭示了新闻生产的先天限制之后，依然重归客观性，“新闻界要追求进步，与其从毫无限制的鼓吹式报道下手，还不如致力于严谨的客观报道”（Roshco，1994：197）。信息模式客观呈现事实的这一核心原则因符合了新闻自身和媒介组织的特性而具有了强大的包容性。实际上多年来，人们对客观理念的批评并不是要摒弃讲述事实的新闻传统，而是通过对客观理念的批判与反思，理解其复杂性，使人们摆脱对其天真、肤浅的认识（哈克特等，2005）。

解读模式的出现与客观性理念成为新闻业职业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麦克道戈尔即称新闻必须解释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出的。世人对于那次战争的爆发目瞪口呆，他们对于战争的根源感到茫然无措。而当时的通讯社，尤其是美联社，未能就政治局势的因由和影响做背景性或解释性的报道，记者只被要求采访那些已经发生了的新闻事件。一战以后，新闻界汲取了教训（MacDougall，1977：160）。1923年，亨利·卢斯（Henry Luce）创办《时代》（Time）杂志。卢斯和他的主编们认为新闻客观性这一普遍的概念是神话。《时代》宣称，它不想做到不偏不倚，而宁可把“公正”作为它要达到的目标。一篇纪念该杂志创刊2周年的论文指出：“不偏不倚与公正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对在他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进行分析时，是‘有偏向的’。他只要不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歪曲事实，只要不隐瞒说明一个不同观点的事实真相，他就是公正的”（埃默里等，2004：421-422）。《时代》将每周的新闻加以组织和分类，注重对事实的阐释。美国报纸很快就竞相仿效《时代》周刊的报道结构、文体风格。不过，报纸一开始并未对新闻报道的基本模式——信息模式做出多大调整，而是扩增了新闻评论。报纸不仅更广泛地采用政治评论家的署名专栏，还容许自己的资深记者具名发表分析性的新闻特稿，这些文章将新闻报道与作者的评论一起呈现给读者。某些日报则开始采取每周出版一次新闻评论的方法——《辛辛那提询问者报》及《纽约太阳报》首开风气之先河，《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几年内纷纷效法。每周末的新闻回顾，遂成了深入说明该周内重大新闻的一项工具。但是，广播很快就开始播出新闻分析。尽管广播的形式在搞深度报道上天生受到局限，它还是造就了一批新闻评论员，他们把对时事的深刻洞察与口语播出形式合二为一。本来，印刷媒介应是承担解释性工作的理想角色，但报纸执着于“客观性”的理念而不愿投身于此。在广播兴起之前受过新闻学教育的报纸编辑，几乎就像拒斥广播这一新媒介一样地拒斥新闻报道中这一新兴的解释潮流。有一度，由于日报普遍不愿适应这种新的媒介环境而使得新闻周刊、评论期刊和广播垄断了新闻分析（福克斯，1999：14）。到二三十年代，各大通讯社在首都和驻各地新闻中心派驻国际问题专家，既致力于报道重大的新闻事件，又注意分析和解释这些事件。李普曼即将解读模式视为1929年大萧条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和30年代二战迫近的社会形势的产物（Lippmann，1959：24）。1933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通过一项决议，敦促全美的报纸编辑要“对解释性新闻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及版面，并为读者提供背景资讯，以帮助一般读者充分地了解新闻事件的发展及重要性”（转引自Schudson，1978：148）。1938年，麦克道戈尔将其1932年首次出版的新闻写作教科书《新闻报道入门》在第二版中更名为《解释性报道》，作为对该报道模式的肯定与倡导。1943年甚至连客观报道的中流砥柱——美联社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报道理念必须有所改进，美联社总经理库珀发布一项备忘录，要求所属必须致力于“直接、忠于事实、绝对客观，且深入事件表面现象之下、说明事实真相的新闻报道”（转引自Roshco，1994：72）。

二战前后的一系列复杂政治事件，给报纸的报道施加了巨大压力，以促使它为这些纷乱事件提供某种解释。于是，报纸的诸多驻外记者得到机会将自己的观察与判断融入报道之中。但是，在美国国内，报道市政厅新闻的记者还处在知识结构老化的编辑的监视之下，还不得不偷偷传达此类解释性信息，将它说成是“消息来源”的见解（福克斯，1999：15）。在1968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档名为《60分钟》的新闻杂志类节目开始于每周日晚上播出，它很快获得了高收视率。许多与它类似的致力于解读新闻事件的电视节目也在美国纷纷出现。面对广播电视即时传播的技术优势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报纸固守信息模式的压力愈来愈大。日报开始在发表更能说明问题的新闻上进行严肃认真的尝试，他们报道新闻时注重读者兴趣，为他们从电视上已看到的新闻事件提供前因后果的背景分析。到了七八十年代，刊登解释性报道终于成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报纸的通常业务。克里斯丁·奥根（Christine Ogan）等5位学者对1900-1970年间《纽约时报》首页新闻所做的内容分析显示，解读模式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解读模式在整个头版新闻中所占的比例从1900年的13％增长到1970年的43％（Ogan et al.，1975：42）。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华尔街日报》也以其出色的解释性新闻而博得许多读者的好评。1978年版的《世界大百科》把解释性报道的增加列为20世纪美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大趋势（李良荣，2002：212）。

与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不同的是，解读模式更符合媒介的生产需要，它需要的资金和制作周期都在媒介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门彻的教科书甚至也为解释性报道的写作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鉴的程式。《费城问询杂志》（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Magazine）副主编阿特·凯里（Art Carey）发现长篇报道最常见的问题是组织松散。很多作者对如何把他们收集到的大量信息按照易懂的和吸引人的方法组织起来缺乏计划和想法。多年来，他的杂志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可靠的杂志报道套路”，这就是（Mencher，2003：209）：

·一个设定的导语，即在一个概括了主角的个性或追求，涉及主角的冒险经历或倾向的精彩的情形中介绍报道主角。

·一个“狂乱的”段落或一场“轩然大波”。它明白地叙述故事前提，勾勒出要点，并用一些最吸引人的引语、珍闻和即将出现的以及引人注目的东西的前瞻来引诱读者，旨在将故事推销出去。

·这个段落也应当告诉读者为什么故事如此重要、新颖或与众不同。应当有足够的关于故事的重要性的热热闹闹的介绍，使读者确信值得他们花费生命中接下去的20分钟。

·一个背景段落，解释他是怎样成为主角，或如何处在某个位置，或牵涉到各样的争论。

·有几个详尽的，依次展开的段落，揭示之前预报的故事内容和主题。

·一个总结性的“结局”段落，它具有某种戏剧性的巨大力量，把一切包容在一道精巧的“彩虹”中，把它的全部意义告诉读者，也许还可将一些意义深远的思考留给读者。

门彻将凯里的写作公式放在他的新闻报道与写作的教科书中，不外乎想给新手们提供一个迅速上路的方法，但是凯里的这套公式恰恰反映出媒介将解释性报道程式化就是为了使每个记者都掌握它，以便于在每天的新闻生产中都使用它。由此，解释性报道也就成为当今报纸上的常规报道方式，而现在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也有了信息模式（纯新闻）和解读模式的分野。

20世纪美国社会发展状况对新闻报道提出新的需求促使了解读模式的产生。政治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使得“世界缩小成一个强权政治的巨大竞技场”（埃默里等，2004：394），美国人开始明白他们也绝不只是看台上的看客，而是场内的一名角斗士，他们需要理解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对他们生活的意义；而20世纪美国国内接连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民权运动此起彼伏，社会越来越复杂，不同大众群体之间的矛盾与摩擦增多，利益集团对立加剧，公众普遍感到无所适从，“这一切都要求采取一种新的新闻处理方法”（埃默里等，2004：394）。李普曼宣称“这样的事件开始出现，如果不加说明，它本身的意义将是不清楚的。于是一个时期开始了，在这个时期，‘为什么’变得同‘什么’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华盛顿的记者只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而没有告诉原因并指出意义，那么他只干了他工作的一半”（转引自曼切尔，1981：139）。再加之广播电视的竞争压力，这些都促使报纸寻找新的报道模式以满足新的受众需求和应对新的挑战。但是，解读模式的出现并不是需求与满足简单的直线型的对应，它的产生过程是媒体对自身角色的反思与社会新的需求之间的复杂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