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媒介与政治民主化

二、电视新闻媒介与政治民主化

1.大众媒介与政治民主化进程

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大众媒介承担着政治主张的宣传者、民主改革的鼓动者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展示者角色，同时还是各类政治信息交流沟通的平台。正如台湾学者郑贞铭所言：理想的大众传媒应当具备“提供一个交换评论与批评的场所”的重要功能^[19]，大众媒介作为信息交流沟通平台的工作机制在于：媒介能够生产现成可得的信息以影响公共利益（public good），并促进一种自由公开而理性的公共对话来引导一个社会的公共方向^[20]。“大众传播是社会的耳目，它为社会提供做出决断的工具和判断自身的准确声音，它是传递社会价值的主要源泉”^[21]。英国学者麦克奈尔将“理想化”的民主社会中媒体的功能归为五种：一是告知民众在他们的身边发生了什么；二是教育民众，让他们知晓发生了的“事实”的意义和重要性；三是为政治讨论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促进公共舆论的形成；四是给予政府和政治机构曝光率；五是在民主社会里政党对大众公开自己政策和纲领的途径以及鼓吹政治观点的渠道^[22]。而上述五种功能中与政治民主化有着直接关系的是第三、四种。大众媒介参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方式就是提供公共话语空间，即公众舆论交流的平台。在自由主义理论中，代表人民向当局提出异议是媒介的第三个关键的民主功能。在向人民提供基本情况和提供辩论的舞台之后，媒介向政府传达了作为辩论结果的公众的共识。媒介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提供信息和辩论的公共服务机构，使民主政体的功能易于发挥，有助于一个社会澄清目标，阐明政策，协调行动，完善自我^[23]。在美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作为现代言论自由的原理，提出了获知权的概念。获知权的主要问题是保障市民（国民）获知政府、行政机构等有关公共信息的权利。而以市民、居民的自律性、能动性和对生活利益的关心为“发条”的市民运动、居民运动，可以说为现代的民主政治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24]。在现代市民社会，社会公共事务繁杂，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依靠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大众传媒同样具有舆论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大众传媒可以唤起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关注与讨论，在公众中形成较为一致的公共舆论，以推动政府采取相关措施，制定公共政策，改善社会环境，提高公共生活质量。而大众媒介对政府管理活动的民主监督本身也可以提高决策的民主程度和公共性。社会转型期是社会利益关系大调整的过渡时期，利益的调整必然会带来认识上的错位，导致认同危机和信息迷茫^[25]。这时候就需要大众媒介出面协调各种利益团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使之适应社会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变迁。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以舆论为基础的民意政治，而民意的集中与协调是民意政治的根本。公众的意见和舆论经过大众传播媒介的碰撞和论辩，往往能达到协调与互动。

公众广泛地参与社会决策过程，既是社会民主的标志，又是真正调动公众的积极性，使之共同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保证。而大众传播媒介是公众参与决策的重要渠道。大众传媒既向公众报告决策机构的运行及决策过程，又为公众提供发表自己意见和想法的讲坛，成为下情上呈的便利的渠道，而且还是社会各部门、各阶层相互对话、协商与联系的重要渠道。社会公众对于“议题”的共同了解和关注，是形成社会共同认识的前提。而引发热点讨论，可以成为使公众经过参与对“议题”的讨论形成共同认识的有效方式^[26]。正如英国政治学家阿伯拉斯特所言：一个普遍参与的民主是这样一种体系，决议和政策是作为一个最广泛自由和公开讨论的结果而被作出和制定的。民主的实质是人民有权力使政府以及使他们的代表们同意接受公众意志和公众要求。民主包括争辩和讨论，这种讨论的结果应该是公众性的决定和普遍性的要求，政府的工作就是接受和贯彻公众意志^[27]。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法治来规范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另一方面是鼓励公民对政治的普遍参与。而就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言，鼓励公民对政治的参与的关键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在此基础上，公民还应当享有对政治的监督权。大众传媒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参与不仅仅在于为上述公民权利的践行提供便利与保障，还在于通过对社会改革信息的传播及合法的舆论监督，沟通思想、反映问题、考量政策、引导舆论，从而唤起人们参与政治、支持改革的主体意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都离不开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它的途径和方式包括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等^[28]。在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通过提供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来影响公民的政治行为，将是大众传播媒介发挥自己在政治领域的影响的最重要的方式。

2.电视新闻媒介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几个阶段

电视新闻媒介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电视新闻媒介对政治民主化的助推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治民主化的演进，政治民主化程度高，政府对媒介的社会控制就开明，媒介就能充分发挥其推动作用，反之则会阻碍这种作用的发挥。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电视新闻媒介推进政治民主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中间还与电视新闻媒介从业人员民主参与意识的觉醒有着密切的关系。归纳起来，电视新闻媒介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大体上包括三个阶段：民主参与、舆论监督的起步阶段，民主参与、舆论监督的栏目化、规模化阶段，构建公共话语平台阶段。

第一，民主参与、舆论监督的起步阶段，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初。

这一阶段由于媒介功能与属性的单一性，新闻媒介作为党的宣传工具，主要承担宣传报道任务而少有民主监督、民主参与的成份。虽然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报纸、广播媒介深度报道、舆论监督的热潮，但就其影响来说，只是波及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和媒介从业人员。而相对于报纸、广播媒介的舆论监督与民主参与而言，电视媒介在这方面尚处于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启蒙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事件主要有：1984年，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建国35周年庆典活动。1985年，现场直播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第一次实现了重大会议现场直播。1986年9月26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人大常委会讨论破产法纪实》，第一次把立法过程包括委员们讨论时发言的实况，展现在公众面前。1987年3月，中央电视台对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报道，在会议期间八次播出中外记者招待会的实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中央电视台首次直播了党的会议的开幕式，录像播出了11次记者招待会。对于电视直播报道政治活动与政治会议的崭新形式，陆晔教授给予了这样的评价：电视摄像机将广大普通受众带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参与到社会历史进程当中^[29]。还有研究者认为这些对重大政治会议的电视报道突破了长期以来政治报道的禁区，意味着对重大敏感问题的公开报道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30]。但是，总的来看，当时的电视新闻传播只是局限于重大时政新闻的报道，重大政治会议、政治活动的转播。再加上电视媒介受众规模有限，电视新闻事业尚不发达，以及电视传播技术的局限，新闻节目形式单一，影响力低下，电视新闻媒介的民主参与、舆论监督处于相当被动的局面，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民主参与、舆论监督的栏目化、规模化阶段，主要是指1993年至2002年。

1992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电视新闻媒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媒介双重属性的确立及媒介功能的进一步拓展，使电视新闻媒介获得了参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与报道各方面信息的主动权。同时，电视媒介获取经济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从根本上提升了电视新闻媒介的经济实力与信息传播的活力。

这一阶段，政府在进一步公开倡导政治改革的纲领中，将新闻媒介的改革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予以紧密结合。新闻媒体在酿就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时代精神、促使民众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展现政治领袖们的政治良知与智慧，提升政党选择民主化模式的能力等方面日益彰显了重要作用。”^[31]这一时期，依靠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的创办和有效传播，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一大批带有舆论监督与民主参与意识的电视新闻栏目群，这类栏目群又培养了大批关注电视新闻节目，关注国家大事，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观众群。胡智锋教授认为1993年的变革确立了中国电视的两个标尺，一个是制片人制，另一个就是舆论监督，第一次以栏目化的方式，明确、有规模地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监督，以至于等同于某种政治权威^[32]。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使电视的传播力量大大增强，逼真的声画效果与强烈的视觉冲击以及越来越频繁的现场报道、直播报道，使电视迅速超过报纸、广播而成长为第一大媒体。人们通过电视现场直播，快捷、便利、直观地“参与”了“香港回归”、“三峡截流”、“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等等重大新闻事件和国家政治生活。1998年中央电视台还首次现场直播了江泽民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首脑高峰会的记者招待会，产生了一定的政治效应和国际影响。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对于重大热点时事问题的“指导性”观点也起到了宣传政治主张、疏导社会情绪、添加舆论遣责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阵热潮过后，人们发现，大多数省台、地方台的“热点”、“焦点”、“透视”类栏目主要关注的并不完全是与老百姓的眼前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就连被誉为“焦青天”的央视《焦点访谈》栏目也出现了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总量下降，力度不够等问题。这一阶段的电视新闻传播活动基本上可以说报道“国计”有余而关注“民生”不足。市场是无情的，电视新闻不能贴近观众的需要，就会被观众舍弃，《东方时空》被迫一再改版，播出时间也已由早间改到傍晚的非黄金时段，而各省台、地方台的同类型节目则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

第三，构建公共话语平台阶段，2002年到现在。

随着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以及央视新闻频道的开播，电视新闻正经历由栏目化走向频道化的变革，传播内容上则是由大众化向分众化、精英化向平民化的转变。电视新闻媒介参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方式与侧重点也发生了变化。电视媒介对信息资源的整合能力以及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社会舆论的开启能力与导向能力日益增强。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值得关注的是，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提出与践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政府执政行为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与决心日盛。特别是政府已经将基层民主改革作为一项率先推进的重要工作，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与城市社区居民民主选举制度的改革与推行，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在这一社会最底层的政治民主化改革进程中，电视新闻媒介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行了大量的较为深入的监督与报道。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出现的以地方台民生新闻为主体的电视新闻节目，高举“民生为本、关注百姓”大旗，充分彰显电视新闻节目的平民化色彩，在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特别关注中形成了独特的“公共话语平台模式”。公共话语平台的构建主要是以社会公众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的热议为契机，通过电视民生新闻这类平民化、地域化的电视新闻节目讨论老百姓共同关心的牵涉到各自切身利益的公共话题。如政策法规、经济文化生活、城市建设、社会治安、交通信息、自然灾害、疾病防治、环境保护等。在公共事务的沟通与处理过程中，电视民生新闻充当的实际是公众代理人的角色，包括适时反映公众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与矛盾，替公共舆论代言，帮助市民对政府、社会管理机构施加影响等等。公共话语平台的构建，以及《1860新闻眼》所标榜的“公共新闻”的兴起，表明在市场与政治的博弈中，中国电视新闻媒介的角色开始从单纯的政治性质中分化出来，成为了“作为政治的公共领域的传媒”，既是政治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又承担了国家与社会“中间领域”的角色^[33]。詹姆斯·库兰认为：一个民主的媒介体制需要拥有某种完善的、专业的媒介层面（special media tier）。这一层面的媒介可以为不同的受众服务，让各种社会集团以他们各自的条件来辩论社会认同、集团利益、政治策略和规范性理解等争议——尤其对那些从属性集团来说是有解放作用的，因为他们将会获得空间和媒介武器去质疑各种社会安排，这些社会安排严格限制了他们对各种社会资源的利用，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机会。他们也将能够质疑那些把他们的从属地位合法化的统治性话语，以使他们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可以发展一些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利益的替代性观点^[34]。电视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尝试，无疑为这种平民利益的替代性观点提供了表达的场所，它使高高在上的政治民主找到了放低门槛的有效途径。虽然其话语交流的效果与发展前景始终还很模糊，但其在现实中国的积极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平民化”所能涵盖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