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播音主持语言的美学特质

谈播音主持语言的美学特质

徐树华

播音主持艺术的本质属性是新闻性,其重要属性是艺术性,它首先是一种语言传播活动,其次是一种语言艺术创作活动。我们可以说它是艺术化的语言传播,也可以说是为传播而进行的语言艺术创作。这两种表述中心词不同、关注点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最后的旨归都是讲究语言传播的技巧性、艺术性,都是为了增强传播的效果。艺术是美的集中创造和体现。艺术的传播,就是美的传播,要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陶冶、美的教育。在实践当中,对于播音主持的新闻性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但是由于其“创作活动的日常性”、“创作范围的社会性”,^[1]使得我们对它的艺术性的认识往往显得不足,或者说播音主持语言的美学特质、审美功能常常容易被忽视。有人认为,播音只要说清楚就行了,其他无关紧要。这种满足于“意思的沟通”的看法,降低了播音主持语言传播的品质,以至于当前在一些本应该给人以美感享受的文艺性播音主持创作当中,也有很多不美的、不和谐的语言表现。因此,深入探讨播音主持语言的美学特质仍然是必要的。

一、美的必然

播音主持语言要不要提升到美学的层次,应该说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还处于“启蒙阶段”。“说清楚就行”、“口语至上”等观点还存在,也还有一定的市场。这使得一些人对于播音主持语言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工具性”的层面,或者有意无意地将之贬低到“工具性”的层面。曾有人一度建议把播音员的称呼改为“念稿人”,言下之意,播音自然也就只是见字出声的念稿子,是一种简单机械的符号转换活动,没有什么创造性可言,也更不可能是具有美学价值的艺术创作了。我们认为语言的“工具性”固然重要,但无论是从口语交际还是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看,人们对语言美的要求是不可忽视的。

列宁1914年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里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最基本功能无疑应该是交际,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或交际不同于机器之间的信号传递,情况要复杂得多。好友聚会、邻里交往、同事往来、公务沟通都是交际,在这些交际活动中,人们除了要传递意义外,往往还要传递情感、态度,乃至情趣、味道,这都是人类交往的自然需求。也可以说,人们要取得交际的成功、圆满、和谐,在语言交往中在求真的同时,也必须要求美。因此也有人把语言沟通看成是一种技巧、一门艺术———操持同样的语言,有人口吐莲花,处处逢缘;有人却语言无当,四面碰壁,说明能不能掌握这门艺术对人生是有着重大影响的。

“交际”是语言学的术语,在传播学当中,这种类似的人与人之间的意义沟通行为一般被称作“传播”(在英文当中似都是一个词communication)。20世纪四五十年代Shannon和Weaver信息取向的传播学研究影响巨大,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传播中的信息流,试图找出信息从一点到另一点最快速、最便捷的方式,并想将其系统化及数学公式化。但这类研究往往并不顾及信息的意义,更不怎么考虑人的因素,基本上走的是形式化、机械化的路径。五六十年代,耶鲁大学一派对传播的研究就比较重视人和信息的关系了,代表人物有Hovland,Janis等,这一派研究重点放在沟通和说服方面,虽然他们关于学习和态度改变正相关的假设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是他们重视传播中人的因素仍然是有重要意义的。到了六七十年代Brelo的“过程取向”,人们已经把传播看成一个有来有往的多向性(trancactional)的沟通过程了,重视传播过程的动态性(dynamic)、持续性(continuous)和常变性(constantly changing),而这些都是传播中“人的特性”作用的结果。现代传播学的研究更是认识到传播中既有象征性“符号”(symbols)的交换,也有人的本能性“符号”(symptom)的交换,^[2]这实际上是从人性的层面来重新认识传播活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承认了传播中人的因素,实质上也就等于承认了传播艺术学的合法性:有很大一部分的传播活动并非单单传播“信息”,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比如传播美。

经过几千年的文学滋养和文化积淀,汉语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的表达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意韵。在书面语的表达当中,美的要求和美的表现已经蔚为大观。从应用文到纯美文,在不同层面的书写当中,对美感的要求和品位、美的创造规律、鉴赏规律,人们都有着较为深入、细致的体验和研究。但是对于有声语言美的关注却远远不够,这并非人们没有美的要求,而是因为有声语言稍纵即逝,把握驾驭更为困难;再则有声语言的传播范围较窄,影响力也有一定的限度。随着现代社会电子媒介的发展,有声语言无论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在艺术创作当中,都将担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的要求也必将日益凸显出来。

二、美的可能

这里要谈的是播音主持所使用的有声语言能不能美的问题。关于有声语言,张颂老师认为:“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叫做口语,并同书面语相区别。我们通常所说的‘有声语言’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的音声化。”张颂老师所谈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既包括“从内部语言外化形成的口语”,也包括“从书面语转化形成的语言”。^[3]这样就较为完整和全面地概括了广播电视传播当中的最主要的语言形态。

同书面语相比,有声语言表达也有自己的优势。张颂老师在《“口语至上”批判》当中曾列举了三点:“(一)有声语言可以改变文字语言的语义和方向。(二)有声语言增减文字语言思想感情的色彩和分量。(三)有声语言还可以伸缩文字语言的美学尺度。”对于有声语言的创造功能和优势,在一些语言学理论、文艺理论等著作当中也都有过一些零星的阐述,比如朱光潜先生就曾经指出:“情感和语言的密切关系在腔调上最易现出。比如说‘来’,在战场上向敌人挑战说‘来’和呼唤亲爱者说‘来’,字虽一样,腔调绝不相同。”^[4]这也可以印证张颂先生的第一个论点。

有声语言的优势同它的特点紧密相关。有声语言往往是说话人在场的表达,语言同表达者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在表达当中表达主体的作用更为现实、明显。在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中,语言之外的人的作用更大,人的创造性作用更能得到发挥。

有声语言的表达有自己独特的技巧性和艺术性。朱自清先生曾经谈到自己听朗诵诗的一些经历,颇可以印证这种艺术性:

笔者过去也怀疑朗诵诗,觉得看来不是诗,至少不像诗,不像我们过去读过的那些诗,甚至于可以说不像我们有过的那些诗。……可是参加了几回朗诵会,听了许多朗诵,开始觉得听的诗歌跟看的诗歌的确有不同之处;有时候同一首诗看起来并不觉得好,听起来却觉得很好。笔者这里想到的是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乳母的名字);自己多年前看过这首诗,并没有注意它,可是在三十四年昆明西南联大的五四周朗诵会上听到闻一多先生朗诵这首诗,从他的抑扬顿挫里体会到了那深刻的情调,一种对于母性的不幸的人的爱。会场里的听众也都体会到这种情调,从当场热烈的掌声以及笔者后来跟在场的人的讨论可以证实。这似乎是那晚上最精彩的节目之一。……笔者那时特别注意《大堰河》那一首,想来想去,觉得是闻先生有效地戏剧化了这首诗,他的演剧才能给这首诗增加了些新东西,它是在他的朗诵里才完整起来的。

朱自清先生所注意到的闻一多先生的“演剧才能”在现在看来,大概应该是朗诵者的声音、语气、节奏等,应该属于有声语言所特有的艺术潜质。也正是这种艺术潜质使得“它”在“他的朗诵”里才完整了起来,成为有声语言艺术作品。

关于有声语言的表达技巧,在有稿播音当中已经讲得比较多了,从内部的情景再现、内在语、对象感,到外部的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已经比较系统了。在即兴口语表达当中,这些表达技巧依然具有较高的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即兴口语也具有创造美的能力,“脱口秀”节目受到人们的欢迎,“说话”也能够“秀”(show,展示)给人看,给人听,而且能非常引人,正是因为其语言当中所蕴涵的辞采、故事性或机智、幽默等要素给人以美的陶冶和享受。

无论是人们最朴素的直观感受还是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都证明了有声语言具有深厚的艺术潜质,有声语言作品可以当之无愧地进入艺术的殿堂,创造美的经典。

三、美的表现

“美在哪里?”应该是探究播音主持语言美学特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难用几句话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如果简明地揭示有声语言美的内涵有些困难,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来看看什么样的有声语言创作才是美的吧。简单来说,我们认为凡是给人以美感享受的播音主持语言作品起码都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那就是:富有创造性,具有韵律美,情声和谐、自然天成。

1.创造之美

任何一种艺术的美都是人的创造力的体现,播音主持也不例外。创造既包含克服,也包含抒发。“每种艺术都用一个媒介,都有一个规范,驾驭媒介和迁就规范在起始时都有若干困难。但是艺术的乐趣就在于征服这种困难之后还有余裕,还能带几分游戏态度任意纵横挥扫,使作品显得异趣横生。这是由限制中争得的自由,由规范中溢出的生气。艺术使人留恋的也就在此”。^[5]有声语言是播音主持艺术创作的媒介,它有着自身的规律和规范,创作者必须下苦功学习语言,掌握规律,把握规范,最终征服媒介,使之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达到“任意纵横挥扫”的境界,进行自由的表达和抒发。这种“由限制中争得的自由,由规范中溢出的生气”让人欣赏,使人留恋,令人陶醉,这是播音主持艺术创造力的表现,也正是美的源泉。

2.韵律之美

王力先生在《龙虫并雕文集·略论语言形式美》中曾经指出:“……语言形式的三种美———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回环的美———总起来说就是声音的美,音乐的美。由此可见,有声语言才能表现这种美,纸上的文字并不能表现这种美。文字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很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始终是语言的代用品,我们要欣赏语言形式美,必须回到有声语言来欣赏它。”有声语言形式美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王力先生所说的“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回环的美”实际也就是音韵之美、韵律之美,“韵律,是我们有声语言中极为突出的方面”,^[6]“韵律是汉语言文字的‘音声化’特质之一。无论是单音节还是多音节,无论是一个词还是一篇文字作品,普遍存在着声韵调、语流音变、音节疏密、双声叠韵、平仄关联、词语格局、韵脚排序等诸对矛盾趋于整体和谐的规律,这便是韵律。……文字作品也应该看做是语言的记录,不能脱离这一要求”。^[7]这里张颂先生概括出了汉语韵律美的内涵,也明确了在韵律美方面有声语言的统领地位。我们认为优秀的有声语言作品必定能够充分显示出汉语言的韵律之美,让人回味无穷。

3.和谐之美

这里的和谐是指播音创作中的“情声和谐”。在具体创作中常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声足情欠;二是情足声欠;三是声情并茂、和谐共进。第一种情况在初学者中比较常见,刚刚接触有声语言艺术创作的人,往往被华美的技巧、绚丽声音外表所吸引、所陶醉,心气上浮,不能静心体味到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在表达上往往是“直着嗓子吼”,乍听似有架势,但就是外行人也会觉出不大舒服,总给人一种“虚假”、“做作”的感觉。在经过一些训练和实践之后,慢慢会进入到第二种情况,“喊”得久了,自己也觉得累了,慢慢能够静下心来,想一想,品味一下,一旦品出其中滋味,却又一下子难以自拔,为情所困,顾不得其他了,或者一泻千里,毫无控制以至失声;或者一时哽咽,难以为声。第三种境地:声情并茂、和谐共进,自然是最理想的状况。声情并茂要求情感和声音都足够的充沛,又都保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在向度上高度统一,在运动方式上高度合拍,相互照应,相互激荡,共同推进创作前行。张颂先生对于以上几种境界及创作之关系曾有过一段论述,可以视为在创作中催动情声和谐,创造有声语言之美的精辟概括:

我们用“情足声欠”和“声足情欠”来说明内外不够和谐的状况,并提出“宁可情足声欠,不要声足情欠”的原则,这作为基础的训练和理论的启蒙,无可厚非,很有针对性;但从语言学,特别是朗读美学的规律层面上考察,应该说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因为“情欠”固然不好,“声欠”也不对。声音上的欠缺,必然影响韵律美。感情再饱满,声音形式上不给以宣泄的空间,连感情也会损耗、干瘪的。再从另一面来说,强烈的愿望、充沛的感情,只有通过声音、韵律才可能得到恰当的表现。声音、韵律犹如扬帆之舟,乘风破浪、控纵自如地前行,既可以显示风力强弱,又可表露水流缓急。说话者、朗读者,就要充分驾驭这扬帆之舟,大显身手。^[8]

四、美的层次

播音主持创作具有日常性,以及团体性和个体性相统一的特点,这和写作、绘画、雕塑等纯艺术的创作都不相同。作家如果觉得没有灵感,可以等有灵感的时候再写,播音主持有时间限制,不可能等。画家对自己的画不满意,可以把它烧了;雕塑家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可以把它砸了;但是播音员主持人不行,即使自己不满意,即使不是精品也要播出。这样也就造成了播音主持作品的艺术品质不可能整齐划一,而是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张颂先生认为播音的目的要实现“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来考虑播音主持艺术当中美感的层次问题。应该说,在这三个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感受,但并不平均。总的来看,美的发生和存在在这三个层面里仿佛是一个加速运动,由浅渐深,由淡渐浓,由松散而逐渐集中、强烈。

1.“信息共享”层面强调“精当”

在有稿播音当中,“精当”的要求自是不用赘述了,在无稿的广播电视即兴口语创作当中,“精当”的要求同样不能放松。广播电视即兴口语创作是“精粹”的口语。^[9]这就要求创作当中必须要“求精”而且“恰当”。语言要力求凝练、干脆,言简意赅、词约义丰,还要合情合理,切合语境。主持人口语当然要“生活化”,但绝对不是把生活中的初始口语照搬到大众传播中来,我们常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对于广播电视的语言运用也是一样,应该提取生活口语中的精华,而不是良莠不分,把那些糟粕的东西带到大众传播中来。在创作过程中,内容上要追求“精练”,也就是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该突出的,该渲染的,要不惜“口舌”;而不需要多说的,则点到为止,话能减则减,不是“非说不可”的,就不要絮絮叨叨,要尽量提高语言的信息量。在语言的形式上,要力求精干,“啊”“嗯”“这个”“那么”等啰唆拖沓的“零碎”过多,并不会使语言更自然,而只能更啰唆,所以应该尽量避免。求“精”的同时,也要求“当”,说话的同时也要分场合、看对象,要讲求语境效果,当说才说,不能讲过头话,要以准确地传情达意为标准,不应该引起误解、误会。

2.“认知共识”层面强调“周正”

认知共识,也就是要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认识。一般而言,在这个层面,除了客观的表述之外,还应该有所议论和抒发。在认知共识的层面,我们对语言的要求是要“周正”。所谓周正,应该是指要尽量周到、周延,要有正气。周延是要严密,特别是在直播节目当中,更要慎重。有稿播音要忠实于稿件,不能违背稿件的精神实质和播出目的。无稿播音事先要有充分的案头工作,精心准备,在播出现场要精心组织语言,而不是信口开河,毫无限制,任意发挥。所谓正气,更多地应该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和精神,不能应付差使,更不能“玩”播音、“玩”主持。在广播电视当中说话是公开发表言论,要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要有责任感。经过一定深思的、认真负责的话才能给人以真实感,才可能有吸引力,也才可能有理性美的光辉闪现。

3.“愉悦共鸣”层面强调“洁雅”

广播电视节目除了传递信息、引导舆论之外,游戏娱乐也是一项重要功能。在这类节目的播音主持中,主要目的是要带给受众轻松和快乐。不过,娱乐一旦“无极限”,也容易走向低俗,因此在娱乐类或娱乐性节目中反对“三俗”也就成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认为在这类节目的播音主持创作当中,语言美的追求应该占有更高的层次,而不仅仅是愉悦视听。摆脱低层进入高层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讲究“洁雅”。所谓洁是洁净,雅是雅化,总的来说就是要摆脱庸俗化的倾向。这一点在即兴口语表达当中尤其要注意,广播电视即兴口语表达并不是不负责任的胡侃闲聊、格调低下的贫嘴滑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洁雅”的语言创作。这种语言创作应该符合广播电视传播语境的要求,遵循语言规范,吸取了书面语缜密严谨、文雅庄重的长处,同时又发挥了生活口语通俗生动、句式简短、富有感情的优势。在这一层面,强调“洁雅”才能够保障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创作的健康发展。

总之,作为一种有声语言创作,播音主持艺术是应该创造美,可以创造美的。在实践创作当中,创作者也应该主动把握有声语言美的实质、美的特征,积极追求美的表现,在不同层次的创作当中贯穿美的要求,创造汉语有声语言的美的典范,从而推动祖国的语言文化建设,为全民族语言文化素养的提升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注释】

[1]张颂:《中国播音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2]从符号学的观点看,传播是实现意义的共享,其重要凭借就是“信号”或“符号”。信号传播是人和动物共有的,信号的媒介原本就存在于环境中,动物由于本能的直觉或者后天的学习,知道某种信号特定的意义,也有学者称之为natural signs或signals。一般而言,信号的表征和意义之间往往有一定关系,可以论证,比如感冒发烧,害羞脸红,都可以看做是信号传播。符号则是人类特有的,是文化的表现,通常采用的介质并非完全来自自然界,“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是任意的(arbitrary selection)象征关系,如人的自然语言。人类的传播活动中语言是象征性的“符号”传播,非语传播很多是自然的本能性“信号”传播,在文字语言传播中,非语的本能性传播的部分常常是被“过滤掉”的,在有声语言传播中这一部分作用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艺术性的语言传播活动中。

[3]张颂:《“口语至上”批判》,《语言传播文论(续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4]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5]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6]张颂:《朗读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7]张颂:《朗读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8]张颂:《朗读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9]参见吴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章“汲取书面语的精粹口语”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