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闻记者人文精神的自觉

一个新闻记者人文精神的自觉

(根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周强的报告录音整理)

(任老师,我思之再三,还是决定把部分内容删掉了。关键是不想让大家对记者印象太差。因为典型事例容易被放大化,会让人们认为媒体人都很差,其实并非如此。呵呵,咱们关起门来说一说,自我反省、检讨一下是必要的,对外刊登,我不愿太给媒体人丢脸。谢谢任老师,也请代我向院长表示感谢!)

(节目录音)

主持人:刚才我联系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周强,今天早晨在救援人员和记者一同抢救被掩埋在废墟下一位母亲的时候,周强告诉了这位母亲关于她女儿的情况。她的女儿是为了救学生而牺牲的女教师。很不幸的是,这位母亲最终也遇难了。记者周强亲历了整个抢救过程,还一直陪着老人家聊天,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情况。

主持人:周强你好!

周: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主持人:虽然你一定不愿意回忆那个过程,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介绍一下你所经历的那件不寻常的事。

周:其实主持人刚才说的话,就是我心里想的。刚才当我知道要和北京交通台连线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愿意再回忆起那一段经历。在这里我想首先感谢交通台和广大听众朋友对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记者的关爱。

虽然事情的发生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因为就在昨天。但是我真的希望它离我很远很远,永远不要想起它。因为最终我们没有把我们想救的人救出来。昨天,天刚亮的时候,我还是像之前一样去震区采访,当走到一处坍塌的楼房前时,我看见了那位老人。事实上,在那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试图去挽救她的生命。那栋楼已经挖出了一个能够供一个人身体进出的洞,可以看到她上半身已露在外面,下半身却被紧紧地掩埋住。我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着急,因为她还活着,我希望她能被救出来。

主持人:你到现场的时候,救援工作在进行吗?

周:没有,因为前期抵达的救援部队说他们的工具太简陋,只有铁锹和铁镐。仅依靠这些工具是无法救出老人的。他们之前做了很多次尝试想救老人出来,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要救的人很多,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先救那些相对容易被救出来的幸存者。

主持人:你到现场的时候,这位老妈妈的神志还清醒吗?

周:她神志是很清醒的。

主持人:所以你陪她聊天,陪她走过最后的路,对吗?(哽咽)

周:是的……

主持人:这样的景象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作为记者我们必须面对。在映秀,你看到这样的景象,我想对于这位老人来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几秒钟,还有记者在她身边,还有解放军官兵在她身边,我想……

周强,虽然这位老妈妈没有对你说谢谢,但我们想对你说一声:谢谢!在她要离去的时候她不是孤独的。

周: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前我们的搜救人员几次尝试想挽救她的时候,没有能够救出她。她选择了割腕自杀。她不愿意让更多的人因为救她耽误更多的时间。我见到她的时候,就赶快叫医务人员来先把她的伤口包扎好,然后我就跟她说:“你一定要活下来,因为你的女儿已经牺牲了,她是为了救13名小学生而牺牲的。”她的女儿是一位很年轻的教师,今年才28岁。

主持人:当那位老妈妈知道自己的女儿是因为挽救孩子而牺牲的时候,她说了什么?

周:当我跟她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她说她的女儿是一个老师,这是她应该做的。如果她独自逃生出来,就不是她的孩子。

主持人:就是因为有这样好的妈妈,才会有英雄的女儿啊!

周:所以我就跟她说,“你的女儿已经牺牲了,可是她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如果你放弃了你的生命,就意味着你的外孙女就会成为一个孤儿。”老妈妈想了好久,最后她很坚定地跟我说,她要活下去,她说她一定要活下去。当时,我就爬在那个洞口和她说话,鼓励她一定要活下去。

当老妈妈重新唤起了生的希望以后,我突然感觉到了她有了非常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但是很不幸的是,正当我想要去找人对她进行抢救的时候,余震发生了。余震发生的时候有很多碎砖头落了下来,落在了我的身上。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因为在那一刻,我的眼睛就在离她头部只有一尺的距离,我看到压在她身上的那个巨大的预制板又往下落了一下,在那以后,她就不能再和我对话了,因为她已经昏迷了。后来,我们终于又找来了搜救队的官兵,再次奋力地想把她就出来,但是所有努力都失败了。最后我握着她的手,逐渐感觉到了冰凉,越来越凉,越来越凉。这时候我摸她的脉搏也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心跳也停止了。

主持人:一位伟大的母亲养育了一位同样伟大的女儿!

周强,你要坚强一点!不哭好吗?听众通过手机平台发短信来说,要把眼泪化作力量!你现在还在那里,是吗?

周:对!一场巨大的灾难能给我们带来痛苦,也能让我们更加坚强!

主持人:我们活着的人,就希望用我们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让那些离去的人安心……

也请你保重!你也是我们的英雄!再见!

(录音完)

首先,我很感谢我的母校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回到这个温暖的家来谈谈我的感受。

这些日子以来,我很怕听这样的节目,因为一听这样的节目,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那些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2008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大的灾难,是一个大灾之年。一月中下旬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5月12号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灾难接踵而至。1月21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爱心守望风雪同行》,在1月28号的时候,我从北京启程到了贵州,贵州是凝冻灾害最严重的地方。在贵州,我到了包括黔南、黔东南州在内的很多区县。5月12号的汶川大地震,我们台推出了《汶川紧急救援》。我在5月14号到达震中———映秀镇。随后又去了都江堰、什邡、北川等重灾区,看到了很多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场景。在经历了这些后,我想说的是,这一系列的采访报道任务,对我个人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生的,它让我在很多方面都有了转变。

首先我重新认识了一个人活着的价值。毕业之前我想的是什么呢?实话实说,那时候看到自己的师哥师姐们都在各个著名的媒体工作,很风光。我想我毕业之后也要像他们那样,出人头地,既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又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是心里话。所以在参加工作之后,曾经也走过了和自己的师哥师姐相同的轨迹:一方面在单位里努力地工作,另一方面,去社会上做一些配音工作,多赚一些钱,过上好的生活。在工作若干年之后,应该说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达到了,生活也很好,各方面都不用愁,在工作单位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业绩也不错。总之,当年给自己设立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是说真的,那一刻我并没有感觉到兴奋,也感觉不到幸福。那时候我很困惑,我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去追求什么?很彷徨。

后来工作有一些变化,我成了一名记者。在2002年的时候,根据台里的安排,我被调到《新闻纵横》节目组工作。它的性质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一样,具有舆论监督的作用。到那里去做记者之后,我突然间发现自己很有激情,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每次外出采访都很辛苦,也经常遭到白眼,有时还会遇到危险,但是当节目播出的时候,自己的心里真的很有成就感。感到自己所进行的采访报道,能够真正地帮助一些弱势群体,为人民群众伸张正义,甚至帮助他们改变所面临的悲惨境地,也打击了一些贪官污吏。在《新闻纵横》工作的这些年间,最初有一个目标,希望自己做的节目能得到全国新闻最高奖。从2002年开始,得到的奖项越来越多,但是很奇怪,当我拿到这些奖项之后,依然无法使自己兴奋。那个时候又开始困惑:我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又一个目标,当这些目标一个一个实现的时候,为什么自己却始终兴奋不起来呢?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目标显得有些幼稚。在经历了抗击暴风雪和抗震救灾的报道后,我才发现,无论是名还是利,都变成了过眼云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现在的我不再困惑。在今年的两次采访报道中,遇到的那些生与死的抉择,让我重新认识到了人的生命价值。

年初,我在贵州采访,看到了很多让我非常感动的场面。我们一行三人去贵州雷山采访,那里是整个贵州受灾最严重,也是救援工作最为困难的地区之一,因为那里四面环山。当地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我采访的那些天面对的艰苦条件是在此之前我的人生中从未遇到过的。每天吃不到热的食物,一瓶矿泉水和一块压缩饼干就是一天的食物。到了晚上,房间里非常非常冷,呼出的气都是一团一团的白雾。穿上所有的衣服裹在被子里还整晚冷得发抖,不能入睡。当时我就想,整个雷山的群众自雨雪冰冻灾害以来就过着这样的日子?晚上没有光明,吃不上热的食物,而且冷的食物也不能随便吃,因为救灾物资运送不进去,仅有的一点食物,还得省着吃。那时候,我特别特别盼着雷山能够通电,因为通电后就可以取暖,可以加热食物,晚上也有照明了。于是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雷山的通电上。我想,雷山为什么无法通电?我想实地走访、调查一下。但是,大家都知道,输电电路系统通常都在相对偏远的地方。当时所有的人都不让我去,因为进山太危险。但是最后我还是坚持去了。

进山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电路系统无法恢复。山里的景象简直吓人,满山的树看不见绿色,就好像冰雕一样,每一根电线都裹着大腿粗的冰柱。那么细的电线怎么经得住这么沉的冰?!所以到处都是断了的电线。当时还在下着冻雨,武警官兵翻山越岭,扛着大捆的电线进山抢修,可是往往刚修好了就又被新的雨雪冻起来,然后再被压断。

当我做完采访,真的像留在雷山的同事们说的那样,我无法出山了。我采访的地方距离雷山县城大约30公里。这30公里与我们平常概念中的30公里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全是山路,另一方面地面上全是厚厚的冰。我从山里徒步往外走,几乎是摔着出来的,走几步就摔一跤。在我走了大约20公里的时候,就真的走不动了。当时真的想到了自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如果我走不出去,一定会困在那里,甚至会死在那里。当时冻雨还在下,我的衣服上结满了冰,好像穿了一副冰的盔甲。尽管我不停地为自己鼓劲,告诉自己要坚持,一定要走出去,否则我就得死。可是有时候意志力也不一定起作用,因为当时体能完全透支:一整天没有吃东西,热量跟不上,身体感到越来越冰凉,快冻僵了。

那时候我想到了放弃,放弃出山!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救我了!这个人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就是贵州站的司机肖圣清。老肖已经快退休了,当时我之所以不让他们两人进山,是因为老肖年龄大,体力吃不消,并且家里还有孩子;而另一位年轻的记者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尝到和另一个人共同生活的快乐。所以我说最应该进去的人是我。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山里面雾气很重。选择放弃的我,在又一次摔倒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这时,远远地,我听到一个声音,车的声音!后来我看到,老肖开着车进来了。大家知道,在那种山道结冰的情况下,开车进山危险性有多大!可以想象,只要有稍微一点点闪失,下面就是万丈深渊,瞬间粉身碎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来接我。说实在的,我那时候非常非常感动!因为作为他来说,他知道他选择那样做,对他意味着什么———开车比走路还要危险。我走路顶多摔跤,车要滑了,滑下去那就可以直接向马克思报到了!就是他开车把我从山里拉了出去,我才能活到现在。如果说他不开车接我,我今天也不可能坐在这里,可能已经死在了山里。可以说,我当时在山里所走的那20多公里,所想到的很多东西真的改变了我对一个人活着的认识;老肖来接我,又让我进一步地改变了这种认识。

这次在四川汶川采访,也遇到了很多的人,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节目当中提到的两个人物:杨大妈和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在地震发生时,是完全可以逃生的,因为她已经跑出来了。而且她跑出来的时候,已经带出了几个孩子。但是,在这种时候她的选择是什么?是进去,是继续救孩子!结果当她救出第12个孩子的时候,大楼整体坍塌了。我们可以想一下,她为什么要进去?她对人活一辈子的认识又是什么?她救的是别人的孩子,她自己也有孩子,她孩子才一岁多,她死了她的孩子怎么办?可是她还是进去了,最终没有出来。她临死的时候怀里护着的还是孩子!一个女教师,身体那么单薄,她靠什么去救孩子?居然还让一个孩子在她怀里活了下来。而杨大妈在发现营救自己很困难的时候,她的选择是什么?大家知道,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任何一个被困群众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活!谁都要活,谁都想活。但是杨大妈却选择了自杀,选择了死。为什么?是为了节省时间,好让营救队员去救别人。可后来呢?她又选择了要活。那又是为什么?都是为他人。我想,在这一次次的生与死的抉择当中,她所思考的那些东西,真的可以让我们去体会一辈子,思考一辈子。

在地震灾区,我还遇到了一位退伍老兵,他是山东人,叫宫志华。他得知地震的消息后,在第一时间就买了机票赶到了四川。然后想尽办法到了震中映秀,这些都是自费,没有别人为他花钱。到那儿以后他就投入到抢险救援当中。在映秀,通过他被救活的人有五个。他每天除了在应急灯用完,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会睡一会儿外,其他时间全部在废墟里面,一个楼一个楼地钻。到过地震灾区的人都知道,那里的余震多到什么程度,那些经历过大震后的楼房已经是酥的了,余震一来,楼房就会不断地坍塌。我问他,“这里的余震这么多,你就不怕自己被埋在里头?”他说,“不怕那是假的,谁都怕。”他说他第一次钻进废墟里去救人时,余震发生了,当时他腿肚子直哆嗦,想跑都跑不动。但是经历过一次又一次以后,当余震再发生的时候,他连跑都不想跑了,继续待在里头。我说,“这样的话,你死了多不值呀?”他说,“不能这么说。因为不断地在里面找,就可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说用我一个人的命能换另一个人的命,至少对等。如果说增加了两个、三个,那我就赚了。”其实,别人的生命宝贵,他自己的生命就不宝贵了吗?也同样宝贵。别人怕死,他不怕死吗?他也怕死。但是他为什么要进去?为什么要去救别人?这让我想了很多很多。这些事,这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对一个人活着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对一个人的价值也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除此之外,对我来说还有一个转变,就是重新认识了工作的意义,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能摆脱从前的那些困惑的原因。原来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想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尽一切努力,哪怕是在采访的时候像一个特工一样,使用各种侦查手段,吃各种苦,都要把第一手资料拿回来。因为心里就一个念头:做精品节目。但是,在经历了四川汶川地震后,我的想法变了。我觉得,无论你是一个从事什么职业的人,面对灾难,你只要能够做一些你能做到的事情,尽一些力,哪怕只是一些微薄的力,都比做一个精品节目有价值。

现在回想起来,在地震灾区自己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徒劳的,比如用手去扒那些瓦砾,哪里能扒得动!可是,那时候想不了这些。哪怕搬掉幸存者身上的一块小砖头也觉得有意义,至少能给他减少点痛苦。可以说,在四川汶川大地震采访过程中,我放弃了很多很多报道。因为当我意识到我的报道方案可能会影响救援的时候,我想我还是应该放弃。虽然我们现在冷静地想,冷酷地想,如果我那时把一些报道做了,那可能是一些很精品的报道。但是我对当时的放弃,至今仍不后悔。因为没有由于我的报道而影响到救援,而影响到一个人生命的延续。

说到这儿,我就很想说在这次灾难过后我的一些思考。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空前的凝聚。这些在两次报道当中,我都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比如在贵州采访的时候,对于灾区的群众,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蜡烛。为什么呢?一天一天经历黑暗,让大家感到非常恐怖。这种感觉是我们成天在光明下的人想象不到、体会不到的。一开始时还能够忍耐,但是到后来就越来越无法忍耐。每天天一黑就什么也做不了,就守在一个黑屋子里,一点光线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人每天除了工作之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去找蜡烛。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那是一个周末,有一个人花了一整天时间终于买到四根蜡烛,然后拿着四根蜡烛兴高采烈地往回走。走到半道碰到一个人,这个人他并不认识,那个人一看他手里有四根蜡烛,就特别激动,说:“你这蜡烛是从哪儿买的?我也去买点儿。”拿蜡烛的人说:“你别去了,没有了。我这是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才弄到的。”这时那个人就很绝望,垂头丧气地准备往回走。这时候,花了一整天时间才买到四根蜡烛的人毫不犹豫地抽出两根蜡烛分给了他。这两根蜡烛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并不值钱,算不得什么东西。但是在那个时候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可是,在面临是留着自己用还是与别人分享的抉择的时候,灾区群众选择了分享。这说明了什么?我记得,在参加中直机关演讲会时我曾说过,有人曾说中国人在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就会空前的团结,空前的凝聚。但是当灾难过去之后,他们会逐渐逐渐又变得冷漠,这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似的。以至于现在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甚至同住在一个楼里门对门的邻居,可能都不认识,多少年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人情在这个时候就变得跟钢筋混凝土一样的冷,这是我在这次灾后的第一个思考。

我原以为在任何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不管这个人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毛病,当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人们总是应该很自觉地把自己最闪亮的东西拿出来,把最光明的东西拿出来,把阴暗的东西藏起来,甚至让它逐渐消亡。但事实上在整个灾难采访当中,还是经常会看到一些自己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众所周知,被埋了一百多个小时的马元江,他被救出来的时候是在半夜,那时候一片漆黑。除了营救队员以外就是我们的媒体记者围了一大群。当马元江被从废墟里抬出来的时候,架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们就开始疯狂地拍照。大家知道,夜里要拍照怎么才能拍到呢?必须使用闪光灯。可是闪光灯对一个被困在地下一百多个小时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很可能眼睛会瞎了。所以,马元江被救出来的时候,搜救队员们恨不得要跪下了:“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不要给他拍照了!拍照对他非常非常不好!”我想,作为一个媒体的记者,在那一刻他可能是出于职业的反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在别人提醒下,应该马上停止了吧?但是,当时的场景是:闪光灯依旧。甚至还有的记者把自己的相机伸到了离马元江的脑袋一尺以内的距离拍照。难道说这一张照片的价值真的就那么大吗?也许这张照片刊登以后,可能会产生惊人的效果。可是,我们真的应该去拍那样的照片吗?至少我不会这样选择。我在夜里从不拍照。因为我有这样的知识,我知道这样的拍照对一个被救出的幸存者到底意味着什么。可是,在搜救队员一再提醒下,这种事情也依然没有被制止。我不知道那些记者们想的是什么。

还有,我们媒体的记者与灾区的伤员抢直升机的事情。这件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那一幕我是亲眼目睹的。一架直升机很小,它飞到灾区去送一些物资,只能暂时地解一下燃眉之急,飞出灾区时也一下子救不出太多的伤员。但是直升机的轰鸣声对于灾区的群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希望!这种希望的存在可以使很多的人、很多的重伤员继续坚持下去。希望,对于一个人的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每一次直升机降落在灾区的时候,我都会从灾区的群众眼睛里看到那种燃烧着的希望。每次看到这一幕,我都忍不住想流泪。

满地躺着伤员,他们所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许多人连止疼的药都吃不上。地震发生后,平坦的位置就那么一片,我每天晚上会在那片地上躺上一两个小时。我躺的那个地方周围都是伤员,他们因为没有止疼的药就不停地叫喊:“疼啊!疼啊!”真的是疼啊!甚至有的叫着叫着就死去了。我真的是很痛心!他们好不容易被从废墟里挖出来,然后就躺在那里,躺在我的身边,就死去了。如果说他们那时候能被直升机运出去,被运到医院去的话,他们可能就活了。所以我就想问:作为媒体记者,你的这个报道真的是比一条生命还重要吗?你真的应该去和他们抢直升机吗?

其实可思考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时间有限就不多说了,以后慢慢讲吧。谢谢!

编审:马　谛

整理:成寒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