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

“我是谁”:论当前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

邵培仁　　邱　戈

“身份”这个概念来源于identity这个英文单词,在我国有时被翻译成认同。这是一个被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日常生活等各种各样的话语介入的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概念,‘身份’已被置于一系列急迫的理论论争和政治问题的核心地位”,具有错综复杂的内涵。^[1]因此,出于分析的实际需要,我们将避开关于身份问题的复杂和庞杂的理论话语梳理,而直接选择与我们讨论的主题相关的身份概念群作为我们的论述基础。这有利于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澄清一些问题,增进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也可能给这个概念增加某些新的内涵,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偏颇。

“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2]身份或者认同包括个体或者集体的社会性构成因素,这是其客观的物质现实,同时也包括对自我客观物质存在的意识和确认,这种确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观意识的能动性。这种界定涵盖了身份和认同两个概念的不同语义侧重面,构成一个概念整体。

本来身份概念主要是针对人的个体或者民族的,那么用于分析媒体这个社会性的结构或者组织是否同样有效呢?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媒体作为一个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机构对人们的身份或者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促使许多的研究者讨论媒体和个人以及群体、国家民族认同的关系。^[3]那么,媒体在人的身份和认同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使我们联想到媒体在传播和影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对社会成员和群体自身身份界定和认同的影响,等等。另一方面,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和影响力发射物,要发挥其社会功能,必然要具有某种社会地位和“身份”,同时也会产生对自身身份的界定和认可,并通过其传播行为反映出来。因此,将“身份”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用来分析中国媒体及其存在的问题是适用的。

当代中国媒体身份的角色构成

关于身份的研究,我们可以从早期社会学的角色理论中发现某些端倪。他们主要是从角色和地位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们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这已经部分涉及和预示了身份问题。^[4]社会学者还从社会结构角度出发提出了“角色丛”概念:“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行为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用‘角色丛’这个概念来描述与行动者的各种身份中的某个身份相联系的所有角色的集合。”^[5]角色概念主要是通过对角色和地位的复杂互动来讨论个人的自我确认的,概念本身已涵盖了身份问题,但是角色概念和身份概念显然属于不同的话语范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6]在本文中我们借用角色和“角色丛”的概念来确认社会各种力量和因素对中国媒体提出的角色要求,各种角色要求所形成的“角色丛”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媒体身份整体的社会性现实权力基础,这些角色要求构成了差异面和影响媒体认同的力量因素,是媒体自我认同的起点。

1.政府“喉舌”。中国媒体的一项中心的使命就是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喉舌”不仅是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对新闻媒体的明确要求,也得到了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认同和肯定,并且也落实在具体的传播行为中。这种角色的扮演在媒体的身份构成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党和政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忠实的代表”的理论推演,媒体又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人民代言人”的角色。社会对媒体主导角色的要求和媒体对自我身份的定位,是如此的和谐统一,身份问题根本不存在。当前,“喉舌”角色定位仍以三种方式继续存在:一是历史记忆的力量。因为“只有以个人的记忆为基础,才能形成某种个人认同感”。^[7]那么,对于党的“喉舌”的历史记忆必然成为当下媒体认同、身份界定的重要来源。二是现实控制的力量。媒体领域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表达空间宽松了,但党和政府仍“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领导作用和控制功能”。^[8]三是媒体利益的考量。媒体承担党和政府代言人的角色不仅已经“习惯成自然”,而且他们发现这利大于弊。

2.经营主体。市场经济要求中国媒体既要追求社会效益,也要追求经济效益;既是传播主体,也是经营主体;既是事业单位,也是企业机构。作为经营主体,它必须通过特殊的生产和营销模式来获利,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它的生产不是单纯的媒介生产和物质生产,而是信息生产与媒介生产、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有机结合;它的营销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N次性的:一是将信息转化成商品买卖,二是将受众转化成商品买卖,三是将经营过程转化成增益过程。^[9]在这个意义上,媒体作为经营主体,实际上既是“生产者”又是“营销者”,既是“信使”又是“商人”。这种角色的出现和身份的转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全球媒介。媒介全球化是指一种对媒介经营活动应该是全球性的而非只局限于本地范围内的认识及其活动过程,具体表现为媒介生产、销售和传播的全球化,以及媒介管理、法规和影响的全球化。一方面,媒体作为一种信息、文化传播的工具,本身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中介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信息的传播和沟通,就不会有全球化这个提法,因为全球化在当前各个特定的地域、国家最大的影响和最清晰的表现体现在观念体系和文化体系方面。另一方面,媒介自身也必然被卷入全球化这一浪潮中,会引起媒介角色定位的一些变化。媒体有了一定全球化的角色要求,它构成中国媒体“角色丛”上的重要一极。中国媒体不仅仅是中国的,它还是世界的。在这里我们是把全球化当做一种简单化的外来力量,这种力量很强大,必然对中国媒体提出角色的要求。这种整体角色要求的变化也会深深影响中国媒体的其他角色定位。

4.社会公器。媒体作为一个信息和文化传播的中介,一直是以公正的“人民代表”的角色自居。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力量决定了其角色地位。首先,媒体具有物质基础的力量。根据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传播沟通就是主体间的交往过程,这个过程是理解的过程,是意义在主体“之间”生成的过程。有效的传播沟通则必须遵守四项游戏规则: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它又以主体间性开辟出了一个有别于“官方领域”的“公共领域”,并以此作为现代传播的生存空间。^[10]这也就是媒体被称为“社会公器”的现实基础。虽然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基本是属于精英话语的,但也可以部分说明民间话语的情况。从传播的实际情况来看,传播的优势和权力正在向受众转移,消极、被动的受众正变得日益积极、主动,他们的视听感受也牵动着媒体人的每一根神经。因此,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必然要满足受众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声音,维护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生活,有时甚至要迎合他们并不高雅、健康的视听欲望和需求。受众也需要从媒体了解信息,表达心声,从媒体获得一定的表达空间。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之后,受众的自由表达空间有所拓展。但是,媒体与受众的双向互动只有在特定的物质基础和传播空间才能达成,媒体的受众代言人的角色才能得到确认。

其次,社会观念体系的力量。这主要表现为虚构的公众观念。实际上不管是“人民”、公众和受众都是极度抽象的产物,是难以捉摸的、看不见的虚构物。“人们制造出它们是为了让不同的制度掌管它们自我生存的机制。可以从经验、理论和政治等方面想象受众,但想象出来的永远是满足进行想象的制度所需要的虚构物。受众决不是‘真实的’,或外在于它的话语结构的。并不存在作为一个不是制造出来的范畴的‘实在的’受众,也就是说,受众本身作为陈述时,人们才能遇到它们。而且,它们极少自我陈述,以至于几乎总是空缺。”^[11]因此,受众概念的界定是某种观念的结果。从这些抽象的观念出发,宣布代表公众和正义无疑是一种最好的策略:从政府立场出发,为人民说话是媒体言说合法性的保证;从市场经济出发,为受众说话,获取受众的信任是媒体获得最大利益的手段;更加重要的是传播理论和传播教育体系对这种虚构的公众观的推广,不管是“社会公器”的说法,还是“人民喉舌”的说法,甚至包括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理论,合力建构了媒体是公众代言人、社会公器、社会正义的虚构的观念。我们认为,虽然媒体作为受众代言人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并非就是错误的,实际上它已成为一个媒体应该和必须面对的现实,当然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5.传播角色。任何媒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一些基本的普遍意义上的功能性的传播要求和角色,它报道新闻被称为“社会哨兵”,它传递知识被称为“人民教师”,它揭露腐败、鞭挞丑恶被喻为“社会医生”,它丰富生活、愉悦身心被比作“娱乐工厂”,等等。但是,这些称呼并不具有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特征,它只是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纯功能性的传播角色。这些角色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丰富和充实了媒体作为“政府喉舌、市场主体、全球媒介、社会公器”四种基本角色的具体社会内涵。在这四种基本角色中,全球媒介的角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媒介全球化的趋势无疑是一种复杂而又新颖的角色要求,具有当代性,它将给其他三个角色所要求的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变化。

同时,角色并不等于身份。这些媒体的基本角色和功能角色所要求的背后的具体物质现实基础和媒体自我认同的倾向(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将决定媒体身份的性质。就“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这个概念来说,角色要求的真实物质现实基础就是“其所是”;媒体的自我认同倾向就是认为它“是其所是的意识”,两者合一构成媒体身份。如果媒体自我意识能够和角色的物质现实基础协调一致,那么我们说媒体身份是同一的;如果媒体的自我意识和角色不统一,那么媒体的身份就是分裂的,就会产生身份危机。

中国媒体的角色冲突

由上分析可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媒体面临着多种角色的要求,但是这些角色要求并不是一致和均衡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的冲突和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政府代言人角色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冲突。作为政府代言人,媒体首先应该追求最大的政治利益和最佳的社会效果,维护政府所要求的社会整体秩序的建立。但是,作为市场的主体,媒体追求的又是最大的商业利益和最佳的经济效果,维护媒体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机制和自主决策权力。在冲突和矛盾的双重挤压下,媒体为了生存与发展有时会契合权力的要求,有时又会解构权力的取向;有时讨好了政府却让公众拂袖而去,有时公众叫好又让政府怒发冲冠。左右为难的中国媒体正在丧失原有的尊贵职业的身份,而变得与“卖东西的”没多大区别。

(2)政府喉舌角色与公众代表角色之间的冲突。虽然说,政府利益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但是从现代社会理论角度来看,政府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的合理性,其利益分配并不能每一次都涵盖到所有的具体个体或集体。特别是某些社会个体或集体的一些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同政府的整体目标和利益相冲突;也可能政府决策和行为本身不够科学,公众的一些要求和反应有些超前或不够理性,等等。一旦政府和公众处于某种矛盾状态,必然引起媒体角色的冲突和选择空间的挤压。

(3)公众代表与市场主体的角色冲突。媒体是社会公器,是用它追求经济利益,还是用它表达公众声音?公众代表与市场主体两种角色的目标取向并不一致,发生冲突在所难免。当媒体以客观公正的立场伸张正义、报道事实时,如果此举会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它会干吗?相反,某些传播行为能给自己带来巨额广告,但会侵犯了一部分公众的利益它又会做何选择?对与错只有一步之隔。

(4)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第一个冲突就是全球化媒体和本土化媒体的冲突。媒体应该认同自己作为一个全球信息传播者的形象,还是作为一个有特定的地理边界、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媒体形象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到底是全球化还是本土化,中国大多数媒体似乎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而本土化也是媒体生存的根本。因此,中国社会的自我转型和全球化趋势的浪潮把中国媒体推入了一个巨大的角色冲突场,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抗中,中国媒体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引发了其自我认同和身份的危机。

中国媒体的认同紊乱和身份危机

“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12]长期以来,中国媒体不存在身份问题,媒体的强势角色认同一直是政府喉舌。喉舌实际上成了媒体主导的、唯一的认同来源,这种认同整合了所有可能存在的角色力量,使中国媒体的角色地位、社会期望和媒体行为三种身份因素之间取得了空前的一致,身份根本不成为问题。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民主化进程的提速和全球化趋势的凸显,媒体的原有身份被解构和淡化,新的身份要求得到表达和尊重,在暂时缺乏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主导身份来统摄纷乱的角色时,身份失去平衡,面临危机,媒体的“我是谁”作为一个身份问题就被提出来了。

一、新的认同定位

中国媒体面对这么多角色冲突,曾经试图通过自己的传播行为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它一方面是追求国际性,推销西方的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按照国际标准和口味生产媒介产品,自觉充当国际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实际上,外国信息、外电报道已占据了中国媒体的太多的版面和时间^[13],甚至设定了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议程^[14]。

另一方面是追求商业性。媒介集团纷纷成立,经营意识日益强烈,发行、广告、观众争夺战烽烟四起。观众被当做收视率上的数字卖给广告商,发行量成了报社最大的商业秘密,如今许多东西都可以作为媒体获取最大利益的工具和手段。

国际性和商业性又是相通相连的。中国电影到国外电影节参加评奖,既是为了获得海外市场,更重要的也是争夺国内市场,电影一旦获得什么国际级奖项,票房收入一定会直线上升。当前媒体的某种集体怀旧风格,也是为了迎合全球化趋势中某种全球化的“乡愁”^[15]情绪。

但是,在国际性和商业性背景下生产的媒体内容,并不等于媒体真正的自我认同,甚至可能反映了媒体的身份分裂或人格分裂。媒体的怀旧风格,并不是媒体认同过去的形象和过去的价值观,而是因为这种被迫扮演的角色在观众中有一定的市场。

二、身份整合失败

中国媒体对这种新的全球性市场主体身份的过度强调和全力整合,实际上是一种认同的偏移,在其他角色尚在场并具有强大力量的情况下,它必然会遭遇顽强而有力的抵抗。这些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反抗的存在,使得媒体新的认同倾向缺乏足够牢固的社会基础,新身份整合的企图归于失败。

丁刚在《中国媒体替谁说话》一文中认为,中国媒体在接受美国媒体的报道议程和报道内容以及话语风格时,可能一不留心成为美国政策的“传声筒”。^[16]这无疑是和我们国家利益相悖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引发热烈讨论。外交部长李肇星说:“问题是,媒体应为谁说话?回答是,要实事求是,为自己的祖国说话,而不应盲目追逐洋时髦,随洋新闻之风而摇摆。我说,‘新闻是没有国界的,新闻记者是有祖国的’。”^[17]国家意识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媒体必然要受到来自政府喉舌角色要求的压力,并对媒体过分追求利润的市场要求带来一定的钳制。同时,作为全球化角色的要求必然会伴随民族国家的角色要求同步出现,两者是如影随形的。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文化记忆是不会轻易消失的,相反它会在全球化的刺激下变得更加清晰。传统文化必然会要求在媒体的内容、风格和形式上获得足够的表达空间。

媒体紧盯富人的钱包,正在引起现实大众的不满和反抗。媒体对于“上流社会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情调”的营构,实际上是中国“新贵”的形象表达,也是媒体的心理投射的结果。这是因为“新贵”是广告商诉求的对象,认为他们是有真正购买力的人群。然而,如果说“新贵”代表了金钱在量上的优势,那么“新贵”之外的广大群众,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城市低收入者和打工者在内的人群无疑拥有人数上量的绝对优势。虽然媒体可以用远离现实的电视剧和过量的娱乐来疏导他们的情绪,用一个光明和天堂般的世界来欺骗公众,用“民生新闻”和“纪录肥皂剧”等伪平民主义来博取人们的好感,或者用负面社会新闻来迎合大众的窥视欲望,把阴暗面“他者化”来转移这种无名的不满和仇恨,但是只要这种无名的焦虑和不满得不到真实的反映和正面的文化表达,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他们对全球化和市场化媒体角色的反抗就不会停止。

与全球化同步的是民族主义的升温,媒体对民族主义的表达虽然满足了它追求市场最大化的目标,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吸引了受众的眼球,但却导致了反全球化的后果,当然这种反全球化本身也已经全球化了。这说明在全球化要求和媒体的市场要求之间,媒体更加偏向市场主体的认同。媒体赚钱的欲望往往是压倒一切的。

三、身份危机

通常在复杂的经验中,属于两种或不同“参照团体”或“参照环境”的人,会体验到严重的心理冲突。这将产生身份危机,心理学描述为“一种因无法调和的分裂元素而在某些人格中造成的心理混乱”。^[18]据此考察中国媒体,其处于多种角色要求难以平衡的冲突处境中,新的主导认同由于其偏向性和缺乏足够的中国现实国情基础而难以统合其他的角色要求,必然产生“意识”分裂,陷入身份危机状态,简单地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当下,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主要有如下症状:

(1)认同飘忽和失语症。媒体在行为中经常出现某种认同混乱的现象。就像一棵墙头草一样,风吹两边倒,缺乏相对统一的立场,随着情境的变化不断更换自己的角色。

媒体的内容本来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当前的中国媒体缺乏一种比较稳定和统一的立场和风格来界定,也就是说没有通过对各种角色要求的整合努力,形成媒体自己独立的身份特征。总是由一个个他者取代了媒体自我的存在,结果就是立场飘忽不定,患了典型的失语症。比如播报国际新闻,采用外国的播报风格和标准,一副西方化的姿态;播报当地新闻,则是方言土语,一副土著形象,^[19]比如重庆电视台的《生活麻辣烫》、湖南经视的《越策越开心》、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等等。这种在节目和新闻播报中使用地方方言的热潮,既不符合全球化的要求,也不符合国家政府的要求^[20],是媒体的身份飘忽和身份倒错。还有媒体的克隆、模仿现象,缺乏新意,枯燥无味。这反映了媒体正在失去自己独特的表达能力和话语的创造能力,只能任由他人的声音来填充自己的话语空间。临时的单向认同和盲目跟风,实际上既不能化解媒体的现实危机,也不能化解它的身份危机,只会引发新的危机。

(2)焦虑。当前中国媒体笼罩着的强烈焦虑感,就是一种新的危机。有人称之为焦虑综合征,并总结为“媚俗严重、跟风剧烈、炒作成风、竞争无序、政策博弈”五个方面。^[21]媒体从业人员每天不断地赶新闻、赶节目,无尽的工作伴随着强烈的倦怠情绪;媒体之间也好像处于一种无休止的发行、制作、争夺观众和市场份额的竞赛中。表面上看是严酷的市场竞争的结果(生存原因),深层原因却是媒体身份无法在整体上统合其他角色,不能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利用,而让各个自相矛盾的角色为争夺资源疲于奔命,无法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自我价值感的失落)。于是这种“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22]因此,从身份角度来说,媒体的生存危机还不是主要方面,而更加严重的是生存的唯一目的性导致价值感的失落。利益驱动排斥了其他角色需求,所有其他的角色要求均成了自己获取利益的工具或手段。但是其他的角色要求并没有失去力量,它们不断地给媒体施压,而媒体又不能有效和正面地整合这些要求。缺少精神文化和伦理道义的支持,媒体所感受到的不断增加的压力正在成为破坏性的力量,使其陷入一种观念、行为的严重精神分裂状态,导致身份危机,产生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又产生了媒体身份危机的“弱智”和“功能性飞行”。

(3)“弱智”和“功能性飞行”。虽然“弱智”一词具有典型的情绪化和论战风格,但从某种意义上也指出了媒体的一些病态现象,即媒体缺乏独立品格、节目内容的儿童化和泛娱乐化倾向、信息传播的反智现象。这实际上是媒体应对身份危机和焦虑情绪的比较呆的办法。放弃独立品格和避免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度的反思,无疑可以使媒体在面对如此激烈的角色冲突时处于一种客体化的位置,使媒体在真实的现实和角色冲突中暂时逃避焦虑情绪的压迫。媒体从自我客体化的反应退化到“弱智”和儿童化的状态,无疑有利于避免自我认同的痛苦冲突。同时“弱智”的儿童化状态无疑给媒体留下了一个较大的回旋空间,四处讨好。再严厉的政府都会原谅媒体儿童式的冒犯和偶尔的违禁,媒体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媒体也需要一个被儿童化的观众整体来说服广告商,获得市场利益。而儿童化、游戏、笑声似乎也暗合一种所谓“后现代的文化”的思潮,呼应了全球化的角色要求。

这个时候的媒体可以说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进行的是一种“功能性飞行”,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这种功能性运作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媒体的类生物性功能,也就是媒体的纯功能性角色,这种角色对于媒体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和一般化的规定,不具有身份的影响力。二是简单的经济动因,经济利益的目标几乎成为媒体的终极目标,一切都是为了获利,但是这是短暂、脆弱的,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感。

四、危害

当前中国媒体的认同偏差和身份危机状态,使媒体自己陷入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的深谷,进退两难。既接通不了传播全球化的网络,也追赶不上国家现代化的步伐;既同传统的身份渐行渐远,也与现代的身份若即若离。这导致了媒体公信力的弱化和媒体身份的迷失,失去自己曾有的巨大的社会声望和崇高的社会地位,甚至严重到要被公众摒弃的地步。最近对媒体的怨言和批评的升温就是一个警示。

媒体对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特别在社会转型期的影响力更大。那么媒体的认同紊乱和传播失序,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或不良的后果。重则损害国家利益和安全,扰乱民心,破坏稳定;轻则误导精神文化,误导大众认同,推崇消费文化,迎合大众的低级感官趣味,放大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自我幻想,阻碍了来自大众的真实体验和感受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转化的通道,而仅仅停留在基本的生物性和经济动因的状态,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反智现象。

重建中国媒体身份平衡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将给它们自己和国家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同时媒体处于这种身份危机状态有时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社会在发展,任何人或者机构的身份都不可能固定,身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破坏和重建的动态平衡过程。媒体的身份危机状态本身就提出了重建的要求,主动设计和重建能够适应社会新变化、统一和谐的媒体身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因为身份“不是给定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设计”。^[23]

一、准确定位

“当代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展开,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权力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间的权力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识别。”^[24]因此,就中国媒体来说,要想建立中国媒体完整和谐统一的身份特征,就必须确定中国媒体身份的自我认同中心。

如前所述,虽然媒体在自我认同中偏向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角色要求,并且市场主体的要求又处于主导地位,但由于其固有的以及无视基本国情的缺陷,它们并不具有统率其他的媒体角色要求的能力,何况还遭到顽强的抵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媒体自我认同的中心应该首先回归民族国家,也就是回到“中国”的主导立场上来。因为,全球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自由市场规则,西方话语是强势话语,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中国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处于被动地位和守势,如果失去自己的立场,极易成为别人的附庸。如果说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是我们抗拒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保护伞,那么国家作为一个领土和政权独立存在的事实则是一处天然的抵制场^[25]。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政治认同。^[26]只要媒体坚持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放在首位,然后才是全球认同、市场认同,那么我们就能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保持特色,立于不败之地。

从媒体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弱势,即它们无力影响全球传播的议程,这一议程往往由发达国家的媒体来承担,因为它们具有经济、技术和传播方面的各种优势。必须指出,它们特别注意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维持其国家中心意识,并不关注第三世界的实际问题。它们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并没有世界主义,我们的媒体跟着它们转正中其下怀。^[27]因此,中国媒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必须坚守其“中国”身份和中国立场,坚持客观、公正、全面、真实的报道原则。坚持这种自我定位,一是可以对政府实行一定的监督作用,维持社会公正;二是可以防止全球化的一些虚幻和不切实际的标准成为我们的主导标准,导致我们落入“全球化的陷阱”^[28];三是化解市场化无所顾忌的获利欲望。如果一切都被用来作为赚钱的工具和手段,将使媒体和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价值失落和无意义的焦虑状态。

二、融合“他”“我”

身份的构成涉及关于“他”“我”之间的复杂关系,拉康指出“镜像阶段”在形成自我意识中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说自我意识是在“他者”的观照下形成的。^[29]民族的整体自我意识也是在与他者的交往、接触、碰撞或冲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成熟的。因此,每一个民族的身份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实际上是混杂的。爱德华·萨义德在提到自我身份的建构时指出,自我身份的建构总是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30]只有在对于自我相关的他者的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而不是单向度占有之中,我们才可能成为充满风险的竞赛获胜者,才能够有希望弥合自我碎裂的身份,获得完整意义的生存。对于媒体来说,重建身份平衡的状态,就是要以其存在的物质存在现实为自我的基础,努力吸收融合各种新的“他者”因素,构建一个身份整体。^[31]这个新的中国媒体的身份应该是,以中国最广大民众的代言人、社会正义和公正的维护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精神文化的引导者和创造者作为其核心的“自我”表征,充分整合和吸收全球化要求、市场主体和政府代言人等角色要求而构成的一个更加和谐、丰满与合理的身份整体。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

三、媒介教育与批评

衡量媒体身份主要是看其是否符合当前的物质存在的现实,是否有利于健康精神文化的建构。因此,要想建立一个和谐、完整、积极的中国媒体身份,有必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与批评。

一是媒体人才的培养。媒体毕竟是由人来运作的,人才是媒体最重要的资源。通过教育,如果能够使他们建立一种关于自己和中国媒体的清醒的身份意识,认识到中国媒体身份的现实基础,并能够开放性地看待中国媒体身份的养成与构成,肯定有助于一种正确的中国媒体身份的建立。

二是公众媒体教育。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公众的信息接受不仅仅取决于媒介内容和形式本身的性质和结构,还取决于公众对媒体的认知和理解,两者是互动的。由于媒体的固有权威和优势地位,可能导致公众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的处境,由此产生“无知的受众”、“儿童般的受众”。如果加强对公众的媒体教育,既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媒体的运作和特征,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更好、更有效、更积极地利用媒介,也有利于帮助自己成长、学习、工作和生活,成为主动的受众。当前中国媒体身份的最新元素,应该是成为公众的代言人和社会公正的卫士,那么更加主动的、清醒的、具有一定的批判识别能力的公众,将有助于媒体这一正向身份的建构与确立。因为清醒的公众就不会落入快感的陷阱,也不会甘心成为无名的沉默群体,他们会运用自己的媒体认识,进行自我陈述,表达自己的真实合理要求和声音,迫使媒体认清自己的身份根基。

三是媒体批评。媒体批评既是媒体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媒体教育的结果。客观合理的媒体批判,能够使公众建立起一种清醒的质疑和批判的意识,从而对媒体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同时,大量的质疑和批判的声音,也不应该被看成是对媒体的敌意攻击,而应该将其作为与媒体相对的“他者”力量,督促媒体认清“我是谁”的真实身份,并切实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总之,只有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媒体的属性和身份,中国媒体才能化解危机、走出迷宫,活出愿景,重振雄风。

〔邵培仁: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党委书记、教授;邱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讲师〕

【注释】

[1]Paul Gilroy,“Dia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Ed.Kathryn Woodward,Sage Publications and Open University,1997。

[2]Peter Straffon＆amp;Nicky Hayes,“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Edward Arnold,1988。

[3]比如莫利·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此类的著作和论文很多。

[4]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17页。

[5]邵培仁、江潜:《知识经济与大众传媒》,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6]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吴予敏主编:《多维视界——传播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379页。文中提到了关于角色和身份的一些微妙的区别。

[7]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8]〔美〕塞缪尔·亨廷顿主编:《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康敬贻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9]邵培仁主编:《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页。

[1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J.哈特立:《看不见的虚构物——论电视的受众》,胡正荣译,《世界电影》,1996年第3期。

[12]K.麦尔塞:《进入乱麻地:后现代政治中的认同与差异》,见J.路塞弗德编:《身份、社团、文化、差异》,劳伦斯与威莎特1990年版,第43页。

[13]参见丁刚:《中国媒体替谁说话》,《环球时报》,2004年6月11日第13版。作者指出,“在国内一家著名网站上,去年某月的30天内有103条消息都是直接引用《纽约时报》的,101篇引用了《华盛顿邮报》,引用经常散布反华言论的小报《华盛顿时报》的也高达31篇,另外还有不少直接编译美联社和其他一些美国报纸的消息,已无法统计。”

[14]参见李希光:《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李希光通过对《中国青年报》的个案分析,认为中国媒体把“新闻议题的设置”的权力交给了美国。

[15]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参见其第十章:“全球化与怀乡范式”。

[16]丁刚:《中国媒体替谁说话》,《环球时报》,2004年6月11日第13版。

[17]李肇星:《读后感三则》,《环球时报》,2004年7月16日第19版。

[18]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吴予敏主编:《多维视界——传播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380页。

[19]邵培仁、李雯:《语言是桥也是墙:对方言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疑虑与拷问》,《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0]国家法规要求使用普通话的。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第12、14、16条。

[21]郑瑜:《中国媒体患上焦虑综合征》,来自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3年5月6日。

[2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页。

[23]哈贝马斯:《新历史主义的局限》,与J·M.费里的对话,见哈贝马斯:《自治与团结》,弗叟1992年版,第243页。

[24]王成兵:《对当代认同危机问题的几点理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5]三好将夫:《全球经济中的抵制场》,王逢振主编:《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26]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27]参照达雅·K.萨苏:《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黄瑞译,尹鸿、李彬主编:《全球化与大众传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参见陈安国:《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陷阱》,《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29]Jac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lan Sheriden,W.W.Norton＆amp;Company,1977,p.1～7。

[30]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26页。

[31]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自我”,“也存在着一个完整自我以回应作为整体的社会。这个完整自我的整体和结构反映着个体所参与的整个社会进程的整体和结构”。参见Jorge Larrain:《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