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

新闻报道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

单晓红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拥有占总人口近40%的少数民族人口,然而在新闻报道中,这些少数民族群众呈现出怎样的形象,在目前的新闻传播与宣传研究中却是一个空白,因此,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此进行梳理和总结,从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上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对于促进民族宣传、加强对少数民族题材报道的把握、改进报道的技巧等,无疑都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方法

为调查少数民族群众在主流报纸中的形象,本文特采用判断式抽样的方法,选择具有代表性地区的、具有代表性类型的报纸为抽样单位,以期获得对于新闻报道中少数民族形象的特定区域(云南)的具有代表性的分析结果。最终选择了《云南日报》、《春城晚报》、《北京日报》和《解放日报》作为初级抽样单位。之所以选择《云南日报》和《春城晚报》,一方面是因为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形象应该主要以云南的报纸为主,其关于少数民族的报道应该是最多、最全的,比较具有代表性和操作性;同时这两份报纸是云南省主流报纸中最成熟的报纸,在报纸类型上一份为党报,一份为市民性晚报,相对比较全面。而选择《北京日报》和《解放日报》是想将其作为前两份报纸分析的参考对比单位,以期得到云南媒体与其他大城市(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媒体情况的对比分析,而选择北京和上海的报纸既覆盖了政治中心的党报,又覆盖了经济中心的党报,相对也比较有代表性。

另外,为了了解从改革开放30年来主流报纸所反映的少数民族的形象,故采用历时性的抽样思路,分别对以上四份报纸选择了1984年、1994年和2004年的报纸进行分析,以期对比后得到历史变化、变化趋势等相关分析。

在报纸选择之后用分级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首先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每隔十天抽样一次,共抽取了438天的报纸。其中《云南日报》和《北京日报》采取的是从1月1日开始的抽样,每份报纸抽出111天;《春城晚报》和《解放日报》采用的是从12月31日开始依次按月倒退的抽样,每份报纸抽出108天作为次级分析单位。它们分别是:

在确定了报纸日期之后,再采用顺序抽取版面的方式,从每天报纸的第一版开始,分别依次每天抽取一个版面,四家报纸共抽取438个版面作为最终分析样本。因为本文研究的是新闻报道中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内容,所以在抽取具体版面的时候,排除了副刊、广告等与新闻报道关系不大的版面。

在编码完成之后,采用SPSS 13统计数据。

统计情况描述

在《云南日报》的111个版面、《春城晚报》的108个版面(共218个版面)上,共有各类文章1998篇,其中涉及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物的文章为202篇,占了10.11%。而这些文章中有具体的人物形象48人。《北京日报》和《解放日报》共208个版面上,共有涉及云南少数民族内容的文章4篇。从年代分布来看有关内容的报道量的变化如下:

各篇少数民族内容文章年代分布

三年中报道量相对平均。其中1994年最少,这与1994年全国经济开始大力发展,而有关少数民族内容相对较少有关,因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有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特点,所以在全面提倡经济建设的年代,对这一群体、地区的报道量降至最少。2004年稍高,与云南省委省政府将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大力扶持,而文化产业中许多内容涉及少数民族有关。

在报道类型的统计上,参照《新闻文体大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的分类,将新闻报道的类型分为七类,分别是消息、通讯(包括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新闻特写、专访)、新闻资料(包括新闻背景、版面介绍、小常识、信息性资料等)、公报(指涉及政府各部门文件式消息、政策类解说、会议类精神介绍、单位总结调研等文章)、新闻评论、边缘性报道(指报告文学、杂文、影评、书评、游记等文体)和新闻图片。

新闻报道类型统计

在这些文章中,具体涉及的内容被分为22类,除了民运会、拥军类、五好家庭、尊老、修建烈士陵园等几类是特殊现象单独成系列外,其余分类进行严格规定,如在文艺类、旅游类、文化保护类中明确提及“文化产业”的文章,归为文化产业类。

排在前五位的是经济建设、教育状况、文艺和民俗活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扶贫助困等内容,而前十项内容共占全部报道的86.3%(如下图),其余内容占13.7%。

统计表明,事件报道是所有涉及少数民族报道中最多的,占到了46.1%,人物报道占10%,会议报道只有2.2%。

从文章涉及的地区来看,报纸将主要的报道视角放到了少数民族生活的当地农村和城镇,有关当地农村和城镇的报道占到了42%,对大城市的报道也有一些,占了9.7%,主要是一些民族节日时大城市里的活动、少数民族的演出(如《云南映象》)等,这里的大城市指省会城市昆明。

报道内容分布图

在调查中,针对事件报道中当地人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办法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大多数这类报道中,问题解决主要是依靠政府与政府各级干部帮助的,都占了22.3%,而大量的“不明确”数据表明有大量的报道并未涉及少数民族地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一问中,有20.1%的文章不明确,在“解决问题的主要人物”一问中,有39.9%的文章不明确。

报道特点及存在问题分析

从统计中可以总结一些关于少数民族报道的特点。

第一个报道特征是,新闻报道中坚持党和政府的有关少数民族政策,坚持在报道中宣传民族团结、平等等正面报道,并做到尊重少数民族原有的信仰和风俗。

从作者的写作立场看,83.8%的文章是正面立场,13%的是中立立场,只有3.2%的文章进行了负面报道,彰显了报纸的民族政策体现,坚持从正面报道少数民族地区的事件与人物。在对报道中出现的人物进行性格分析和统计的时候,本调查将性格特征分为正面性格、负面性格和不明确三类,正面性格包括了勤奋积极进取、外向开朗、忠厚老实和遵纪守法几个选项,负面性格包括了被动懒惰、压抑、狡猾奸诈和愚昧暴力几个选项,可以多选,不进行排序,累积结果。

结果显示,所有涉及少数民族人物的报道中,以正面性格描写报道最多,占75.7%,只有24.3%的涉及负面性格。在正面性格中,以描写少数民族勤奋积极进取特征的为最多,占到了55.7%。具体分布见下图:

性格特征分布图

这一报道特点也能够从新闻图片中反映出来:

人物新闻图片内容统计

总之,在新闻报道中,云南少数民族的外在形象应该是:积极勤奋的、幸福快乐的、进步忠厚的,以及美丽多姿的。

第二个报道特征是以发展经济、教育和文艺活动为主。在所有涉及少数民族的报道中,大部分内容为经济建设、发展教育、生态保护、旅游开发和文化产业等,不同年代的报道主题有些不同,现将三年新闻报道中最多的报道主题选取前五位进行了统计,如下表:

少数民族报道主题前五位列表

上表中,三年中均有的报道项目为发展经济、教育和文艺演出。其中,文艺演出指的是包括所有少数民族民间活动中的民俗展示、民俗演出、活动以及纯粹的少数民族文艺演出,特别是文艺演出,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由1984年的第四位上升至2004年的第一位,说明发展文化产业,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尊重其风俗习惯,越来越受到媒体的重视。教育的报道则均位于前三位,说明新闻报道一贯重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状况和教育发展的内容。

关于经济报道,在编码的时候规定,凡是文章主体为描写某地或某人物经济收入情况、市场活动(贸易)、产业建设、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小康指标等(不包括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皆归入此列。而从上表来看,发展经济的报道量逐年下降,而文化产业的报道量则逐渐增加,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单纯的农业经济、贸易向复合型经济模式转变,文化产业在其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理,旅游也是如此,如果说旅游在1984年还是一种不被重视的经济方式的话,到了1994年全国发展经济的时候便成为报道中的关键词了,说明那时把旅游作为重要的一种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宣传和报道。到了2004年,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渐丰富,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崛起,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有了更多的途径,因此关于旅游的报道相比1994年有所下降。

涉及文化产业、文艺演出和文化保护的报道量经过统计如下:

文化产业、文艺演出和文化保护的报道量统计表

除文化保护以1994年的报道量最多,2004年有所下降外,文化产业和文艺演出则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在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中,文化产业、文艺演出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统计中,对于文化产业是依据文章明确提出这一名词的标准进行统计的,因此在文艺演出和旅游开发中都不排除有发展文化产业的思想,但未明确提出。这一编码思想使文化产业的统计量比实际的报道量有所下降,即有的文艺演出应该属于文化产业开发的范畴,但因记者未明确指述这一活动的文化产业意义,所以在统计时就未将其归入文化产业。现实中有关文化产业的事件、活动等应该比统计数据更多一些,其增长态势应更明显一些。

第三个报道特征是,报道的逐年变化体现了科学发展、重视生态的特点。对于科技主题的报道,在1984年、1994年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到了2004年,有了这方面的报道,而且报道量进入前五位,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科技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已经逐渐被认识到,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应的报道量还是不够多。而对于自然生态、土地资源的报道,1984年没有,1994年、2004年出现了相关报道,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土地资源、生态环境也逐渐重视起来。

在统计中,也发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

首先是报道分量的问题。而《北京日报》三年中有两篇文章、一幅新闻图片涉及云南少数民族,其中一篇为消息,一篇为评论,两篇涉及的人物活动地点都是在大城市。《解放日报》则只有一篇关于生态方面的边缘性文章被统计到,事件地点在小城镇。出于目标受众群的接近性考虑以及报道重点地区的差异,对于这两份地方性报纸而言,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报道量小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云南本地的报纸,《云南日报》承担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真实反映云岭大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党报责任,而《春城晚报》作为市民报纸,则承担了关心民众、贴近百姓生活的责任。然而在《云南日报》和《春城晚报》被抽样的所有版面上,共有1998篇文章(包括图片),却只有202篇文章(包括图片)多多少少涉及了少数民族,只占到了全部报道量的10%,这对于云南省这个拥有占总人口近40%的少数民族人口省份的主流报纸来讲,是远远不够的。

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介具有为公众安排话题的功能,因此受众会根据媒介对某一问题或人物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问题或人物的理解与判断。尽管这一理论存在一些学术盲点,但却为我们引导舆论提供了思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需要长期的努力,摆脱贫困,提高民众生活、教育水平,改善环境等议题,一直是云南省委省政府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作为云南省的主流平面媒体,《云南日报》和《春城晚报》在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其次,在所统计的相关报道中,只有17.1%的报道是人物报道,只涉及了48个具体的少数民族人物,其余都为事件性的、概述式的报道。而这48个具体人物中,一些是人物的通讯报道,另一些则也只是提到而已,在我们的统计说明中规定只要明确提到人物,即便没有进行详细描写也统计在内。

而在性格特征的统计中,我们也发现,所有的报道中有高达84%的文章根本没有对人物进行任何的性格描写,有78.7%的报道没有明确指出所报道的少数民族人物的年龄范围,77.4%的报道没有明确指出所报道少数民族人物的受教育程度。即便是在人物报道中(占全部报道量的17.1%),仍然有13.7%的人物没有明确的身份、职业,更谈不上什么性格特征了。

这一情况导致了在新闻报道中,云南少数民族的具体形象非常模糊、笼统,性格特征不鲜明。

以人为对象的社会认知,是通过对他人的言谈举止、仪表神态以及行为习惯等方面的观察和了解而实现的,通过对他人的细节的观察,人们形成对他人的印象和判断,理解对方的行为。这是认知心理学对社会认知途径的基本判断。而社会印象则是在综合各种社会知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从而形成对对方的刻板印象。^[1]

对少数民族人物的形象刻画因报道的粗糙、随意和模糊等特性,在读者心目中形成对这一群体模糊的、不清晰的认知印象,久而久之将影响人们对这一群体的重视与认同。

最后,报道面窄,以农村报道为主,不够全面,时代感也不强。

在我们统计的所有相关报道中,人物有明确的身份和职业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农民(28.8%)、干部(20.5%)和文化文艺工作者(12.3%)。明显表明报道面、报道题材非常有限,仍然以农业为主,以干部的活动为主,以贯彻少数民族风情的文艺活动为主。这与我们在报道主题统计中所反映出来的以经济、教育和文艺为主的结果是基本吻合的。

新闻报道除了承担社会守望、社会协调和社会化的功能以外,还在无意中建构着媒介环境与世界,形成、影响着社会成员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印象。在对少数民族报道这一问题上,如果仅仅局限于这样的传统领域、报道者的眼光总是投放到这样的地方的话,只能使社会公众对少数民族保持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落后的、原始的、贫穷的、能歌善舞的、奇异风俗的……

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前,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落后,有的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有的处于奴隶制社会,有的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的权益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保护,政府采取了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努力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权利在社会生活和政府行为中得到有效的落实和保障,在形成平等、团结的良好社会环境中,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由于长期的努力,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涌现了许多从事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等现代职业的少数民族精英,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但是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特性,报纸报道需要热闹的、奇异的和美丽的人物和故事,这就使得报纸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文艺活动等报道的分量,记者们热衷于采访演员,报道奇异的民俗、新鲜的旅游景点等内容。同时,对于传统行业如农业生产的报道过多,而对具有现代意味的领域则涉足甚少,一些相对冷静的、严肃的和现代的领域如科技、医疗、文化保护、金融等报道,则相对弱化。

关于人类自我的形成,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说:“个体经验到他的自我本身,并非直接地经验,而是间接地经验,是从同一社会群体其他个体成员的特定观点,或从他所属的整个社会群体的一般观点来看待他的自我的。”^[2]由媒介营造的这个拟态现实将对公众理解现实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上述的媒介环境中,似乎存在这样的暗示:云南少数民族都是生活在农村的、能歌善舞的、天天过节的、落后的、没有文化的、愚昧的、贫穷的一群人,加上媒介日复一日的报道,使公众逐渐形成对于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而这些刻板印象又将作为“他人评价”进入少数民族自身的自我形成过程中,作为“镜中我”,对其自我认同和角色认同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而制约其努力奋发、进取向上和自豪自信的品质获得。

其实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在云南省的各行各业都有大量少数民族在为社会作着各种各样的贡献(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中有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高新领域人才、教育工作者等等,但我们的报道往往忽略了宣传这些人才的少数民族身份,在受众心目中造成了上述的刻板印象。为了使少数民族报道更加贴近真实,更加充实、生动和具有时代感,也为了更好地宣传少数民族的进步、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我们的记者们可以加强这方面的力度,将有关人物的少数民族族别在文章中点明,这样在报道新闻的同时,又宣传了少数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对于改变人们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这样的做法还能有效地扩展针对少数民族报道的题材覆盖面,使报道领域从传统的农业经济、教育和文艺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科技、金融等领域,并使报道更具有时代感。

《云南日报》与《春城晚报》在少数民族报道中的对比

首先是报道数量上的对比——一增一减。《云南日报》在少数民族题材的报道中,数量一直保持平稳上升,甚至在2004年还大幅增长了14个百分点。而《春城晚报》则在2004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春城晚报》的定位越来越突出其城市特色。

其次是报道类型上,《云南日报》注重消息的写作,而《春城晚报》则注重新闻图片的使用。在统计中,《云南日报》上相关报道有56.9%的是有关少数民族的消息(《春城晚报》这一比例是36.5%),而《春城晚报》则有25.4%的是新闻图片(《云南日报》的这一比例是17.1%)。《云南日报》的图片使用一直是其弱项,这与其党报严肃有余、生动不足的特性有关,而《春城晚报》则越来越注重图片、漫画的使用,使其版面生动、形象。

第三,行为主体方面,《云南日报》的主要报道对象是政府行为、集体行为和个人行为,三者平分秋色,分别占37.4%、35.8%和25.2%,而《春城晚报》主要报道的是集体行为,这一比例高达63.9%。这也彰显出两家报纸不同的定位。

第四,内容类型方面,两家报纸关注的内容在基本类似的基础上有所区别,《春城晚报》更加突出其可看性、娱乐性的都市生活报纸特征。

现分别将两家报纸报道分量最大的前三位内容统计如下:

内容类型前三位统计对比表

第五,在写作立场中,《春城晚报》更加客观、中立一些,其中立立场占了24.2%,正面立场为69.4%;《云南日报》则有93.3%的报道采取的是正面立场。

第六,在报道中解决问题的途径和人物,《云南日报》更倾向于政府各级干部帮助解决,有43.7%的解决途径为政府帮助解决,42.9%的依靠政府各级干部解决。《春城晚报》在肯定主要依靠政府和干部帮助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加大了依靠自己和社会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报道分量,在依靠政府帮助解决困难方面比《云南日报》减少了10.4个百分点,而在依靠政府各级干部解决困难方面比《云南日报》减少了4.9个百分点。

第七,在形象报道的清晰、生动方面,《春城晚报》比《云南日报》要好得多。现将各项“不明确”的选项对比如下:

形象不明确的统计对比表(%)

第八,就两家报纸刊登的新闻图片来看,也有一些区别:

新闻图片统计对比表(%)

从上表来看,两家报纸刊登的新闻图片都以人物的群像为主,但从人物的动作表情来看,除了两家报纸的图片都着力拍摄少数民族人物的风俗舞蹈动作以外,《云南日报》的图片更倾向于展现人物的劳动,而《春城晚报》的图片则更注重展现人物快乐的面部表情。

从以上各个项目的对比分析来看,《云南日报》作为云南省委机关报,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和人物的报道,报道分量上有所增加,其新闻报道、图片拍摄的取向严肃、大气、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题材报道,如经济、教育等。但不足之处在于该报严肃有余而活泼不够,这也是这类党报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对少数民族人物的具体报道中犯了笼而统之、高高在上的毛病,虽然报道量大,但传达的具体形象却很模糊,传播效果差强人意。

《春城晚报》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创建的第一份晚报,在保持其可信度、公信力的同时,确实体现了贴近民众的特色。关于少数民族的报道,其新闻报道和图片拍摄的价值取向为:注重可读性、娱乐性,注重少数民族地区与都市的联系,也重视重要题材的报道,如经济类。但不足之处在于对少数民族的报道不是非常重视,且报道量有下滑的趋势,这在抓创收、抓效益的媒介经营语境中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媒介的公共性使得关注边缘、关注弱势应该成为媒介的当然的社会责任。另外,对娱乐、文艺题材的偏重也要注意有度为之,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和群体真实的生存状态应该成为报纸承担的另一项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媒介作为营造社会共同价值体系、形成社会共同认知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于某一群体的报道规模、强度、具体描绘等,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关乎社会公众对这一群体的理解、关注和印象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影响到这一群体对自身的认知和认同状况。因此,考察媒介对于云南少数民族的报道情况,对于他们的观念更新、族群认同、发展机会的获得等,具有学术层面与实际层面的双重价值。

参考文献:

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理论与流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单晓红: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

【注释】

[1]参见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173页。

[2]参见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