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对媒介素养教育的解读
张 玲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场全球性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开始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向全世界蔓延。世界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兴起,给传统教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在媒介环境下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素质,无疑是这场运动赋予中国教育界的重大使命。
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自1997年发端以来,至今已经历了八年时间。2003年以后,研究这一领域的国内学者逐渐增多,中国传媒大学也正是在此时开始招收国内第一批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生。2004年中国国内掀起了不小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热潮:1月,中国传媒大学申请设置的传媒教育硕士点得到批准。6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办的《媒介研究》媒介素养教育专辑出版。7月,《光明日报》公布了教育部的重点招标课题“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中标。10月,全国首届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同时,全国首个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网站在复旦大学开通。12月,由国家七部委联合召开的“2004媒体与青少年论坛”在上海召开。我国第一本针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著作《新闻·传媒·传媒素养》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上述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开始从最初的酝酿时期进入启动和发展时期。
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世界媒介素养教育专家、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认为,各国应该发展自己的媒介素养教育,而不应该照搬别国模式。[1]英国电影学院专家凯利·巴扎勒格特(Cary Bazlgette)也指出,虽然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带有不同目的的人,会把它引向不同的方向。如媒介产品销售商会说,媒介素养教育是使用新媒介的能力,如果你没有掌握那些技能,就意味着你的媒介素养不高;电影发行商会说,不看我的电影,不会欣赏我的电影,你的媒介素养也不高,来看我的电影吧,等等。[2]毫无疑问,在发展和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中国学术界需要有自己的理解和把握。本文正是从中国教育学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教育学对媒介素养教育概念的解读
由于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件舶来品,因此对其基本概念作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当前,我国学术界急需理清的主要概念有:
一、对于“Media Education”的理解
目前国内对于“Media Education”的理解尚不统一,由此导致了大致这么几种译法:媒介教育[3];媒介素养,如全国首届媒介素养研讨会主题“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其英文原文为“Media Education in Information Age”;媒介素养教育[4];媒介素质教育,如《光明日报》公布的教育部的重点招标课题“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传媒教育[5];媒体素养教育[6]等。笔者认为,对“Media Education”含义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国内学者对这一研究领域概念的理解、规范和统一,而且有利于国际的交流。据初步统计,目前国内学者把“Media Education”译成“媒介素养教育”者为数较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这种译法是否合理?如果合理,那么对“Media Literacy”、“Media Literacy Education”等又如何理解和解释?显然问题需要从概念的界定开始。
有关对“Media”的界定,2003年英国著名媒介素养教育专家大卫·帕金翰教授在其新著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我在本书中使用‘媒介’这个术语时,‘媒介’包括了现代传播媒介的所有范围:电视、电影、录像、广播、摄影、广告、报纸和杂志、音乐唱片、电脑游戏和互联网。媒介文本有节目、电影、图像、网站等,由传播的不同形式传递……我无法理解既然书籍也向我们提供经过转述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和再现,为何这种更加传统的传播形态——书籍,却不能被看做是‘媒介’。”
对于“Media Education”,该书是这样解释的:媒介教育是关于媒介的教授和学习。媒介教育是教授和学习媒介的过程,媒介素养是结果——学习者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参见原书第4~6页)同时,该书强调了媒介教育与教育技术或教育媒介的区别。
对于以上论述,笔者有以下的理解:
1.该书的“Media”不包括书籍,这与大众传播学的界定是一致的。
2.该书的界定已清楚地表明,Media Education(媒介教育)与Media Literacy(媒介素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Media Education仅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它与该过程所要达到的目标无关。而Media Literacy是一种结果,它是一种可评价的能力。当我们把Media Education的教育目标定位为Media Literacy时,Media Education便是达到Media Literacy目标的一个教育过程,此时Media Education的教育目标应当与Media Literacy的目标一致,即可表述为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媒介素养教育);在这种情况下,若把Media Education解释(或翻译)为媒介素养教育也是可以的。而当Media Education的教育目标非Media Literacy时,Media Education就有可能成为其他的教育,如以培养媒介从业人员技能为目标的教育,即美国所谓的新闻教育、传播教育,英国所谓的职业媒介教育(Vocational Media Education)等。此时对“Media Education”的理解需要有特殊的把握。一般来说,判断一种教育究竟是素质教育、应试教育还是专业教育,仅凭教育过程是不易区分的,关键看其教育目标的定位,而教育目标对于教育过程具有必然的引导作用。笔者根据对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和探索认为,英国的Media Education是一种以提高媒介素养为目标的养成教育,而非专业教育。这就给我们进一步正确理解媒介素养教育与新闻教育、传播教育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对于媒介素养教育与新闻教育、传播教育关系的理解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媒介素养教育与新闻教育、传播教育的认识也是一个尚需理清的问题。根据我国的国情,人们往往把培养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称之为新闻教育或传播教育。而它们与Media Education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它们至少存在着下述区别:
1.发展的路径不同:从历史上看,Media Education与新闻教育、传播教育的发展路径是完全不同的。Media Education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它的发展路径是沿着甄别模式—文化研究与大众艺术—屏幕教育与解密意识形态—超越保护主义(走向新范式)的途径。[7]新闻教育则于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它的发展路径是沿着报业新闻教育—报业、广播、电视等新闻传播教育—大众传播教育的路径发展的。
2.教育的理念不同:目前,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大致分为三种模式:(1)以美国为首的“学院制”,其核心理念为强调新闻的专业性,由此导致美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新闻、传播等专业院校。(2)以英国为首的“学徒制”,其核心理念为强调新闻、传播人才的综合文化基础和通识性,由此导致英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重点在各媒体内部,学校主要是打基础。因为英国学界认为,任何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人经过媒体内部的培训都可以胜任该项工作。(3)二者结合模式,如日本。
由英、美两国不同的教育理念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媒介教育即Media Education,是以综合文化知识为基础,以Media Literacy为目标的素养教育。他们把对媒介从业人员的培养称之为“Vocational Media Education”,即职业媒介教育,并认为这种教育会把Media Education降格成为一种技术培训,且会导致媒介理论的批判性的缺失。因此,他们认为Vocational Media Education是比Media Education低一层次的教育。而美国历来强调新闻传播类人才的专业培养,对这类教育早有本土的界定和称谓,即新闻教育、传播教育。故当Media Education被引入美国后,它自然会沿着Media Literacy的方向发展,以示区别。由此,Media Education在美国多被表述为“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即媒介素养教育,也是有其道理的。
透过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更为接近美国的“学院制”,或者说,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更多地参照了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因此,笔者推测,参照美国的发展规律,当Media Education进入中国以后,它也很可能会单独沿着Media Literacy的方向发展,并表述为“Media Literacy Education”。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在世界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即专业媒介教育(或称新闻教育、传播教育)的发展也将会有新的变化,即向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素养的方向发展。
教育学对开展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方法的解读
当我们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概念有了初步认识之后,如何推进和发展本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便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无疑涉及各国媒介素养教育工作者对于推进本国媒介素养教育方法的研究与探讨。
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协会主席约翰·庞杰特(John Pungente)在研究了世界各国媒介素养教育计划之后,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八大成功要素:(1)媒介教育必须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草根”运动;(2)编写适合老师和媒介教育使用者的媒介教材;(3)有足够的相关师资培训课程提供给在职教师和媒介教育者;(4)制定评估媒介教育成效的标准;(5)成立媒介教育专业团体,负责举办研讨会和工作坊,出版通讯期刊,联络社群及游说有关当局推广媒介教育运动;(6)说服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当局,把媒介教育列为学校正规课程的一部分;(7)发行由教育部或相关部门制定的媒介教育指示;(8)在教育学院或大专院校设立正规的媒介教育师资培训课程。[8]
约翰·庞杰特教授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方法,大致为下述三步:第一步,自下而上地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专业化团体,开展相关工作;第二步,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和认可;第三步,在教育学院或大专院校开展师资培训。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条很好的发展思路,是值得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学习和探讨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专业化团体是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但从目前我国具体的发展状况来看,情况尚有所不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尚显不足,尚没有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专业化组织。相比之下,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对这项工作的展开表示出更多的关心,但尚未出台宏观的规划和具体的政策及措施。而在教育学院或大专院校开展师资培训的工作也仅处于起步阶段。此外,中国还有一个具体情况,即媒介素养教育与专业媒介教育的协调发展问题也需进一步探讨。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推进方法的探讨还没来得及认真展开,各学术团体都在按照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开展相关工作。其中有两支比较明显的力量,其一来自于新闻传播学界,主要采取的推进方法是传播学的方法,即“考察和研究我国公民以及青少年媒介接触的行为、对媒介的需要以及公民的媒介观念进行媒介教育实验——进行可行性研究,提出媒介教育的政策,以发展媒介教育内容,确定媒介教育方法和途径,并取得一定经验——培训大量师资,制定相应法规、规定或政策,开展大规模的媒介教育。”[9]其二来自于教育学界,主要采取了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方法。2004年1月,经教育部备案批准中国传媒大学在国内率先设置了传媒教育硕士点,并开始下述工作:(1)梳理媒介教育的历史脉络;(2)梳理媒介教育的基本理论;(3)探索媒介教育的学科体系;(4)开展有关媒介教育的实验等。可以预见,在进行上述研究和探讨的同时,传媒教育学科点将会产生出一批相关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会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媒介教育的发展。同时,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的过程中,学科点将会培养出两类人才:第一类是本学科内部的梯队人员,他们是本学科发展的核心人员,水平会不断提高。第二类是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他们将是这一学科领域的未来和国内媒介教育发展的生力军。其中一部分会逐渐成长为本领域研究的专家,一部分会成为媒介教育机构的教师或进入相关领域。当前,我们已经预感到,要想在中国普及媒介教育,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教师已经刻不容缓。
结语
当前,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国媒介素养教育运动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然而,正如大卫·帕金翰在中国首届媒介素养教育研讨会上指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还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草根”运动——广大民众的进一步觉醒,也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有力组织和支持。广大学术界不仅需要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推进方法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展开大、中、小学等的相关实验研究。应当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是长期的、艰巨的,让我们在学习和继承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为全面提升我国公民的新文化素养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David Buckingham,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Polity Press 2003.
张玲:《新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6月。
〔张玲:中国传媒大学高教所研究员〕
【注释】
[1]笔者会议记录。
[2]笔者会议记录。
[3]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及方法》,《现代传播》,1997年第3期。
[4]大卫·帕金翰著,宋小尉译:《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5]姚云:《传媒教育及其学科体系》,《媒介素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6]石丹、张开:《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发展及其启示》,《亚洲传媒论坛》第一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大卫·帕金翰著,宋小尉译:《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8]石丹、张开:《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发展及其启示》,《亚洲传媒论坛》第一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及方法》,《现代传播》,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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