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意义的生产和消费

时间：2023-04-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民族主义话语积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青年学生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亚文化风格织入民族主义的意义体系之中,同时又在这一意义体系中完成着对自我的重新定义。民族主义意义的传播离不开各种各样话语制度的维系,从语言文学到教育体系,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媒介。

民族主义意义的生产和消费——对一部青年DV的文化解读

袁　艳

2004年11月,华中科技大学的一批一年级新生自拍自演了一部DV作品,这部从演技到制作水平都平平的作品不仅赢得了当年学校特色团日活动的第一名,而且相继被近十家媒体争相报道。它一改人们对大学生DV的刻板印象,以认真、严肃态度重新演绎了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地雷战》,从而被纳入到民族主义强大的话语体系中,而不再是纯粹的自娱自乐的游戏。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特殊文本的文化解读,超越对民族主义简单的价值判断,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到意义的生产、消费过程中,考察民族的历史是如何被当代青年所记忆和解释的、又是如何被各种话语制度所再现的,以期从中窥视青年民族主义的意义体系之一斑。

理论前提

在本文中,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不是作为一个价值和道德问题来讨论的,它是在世界历史的特定阶段出现并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而生的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政治诉求。这个从1844年开始出现于社会文本中的词语,其基本含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徐迅,1998,P40)“民族”的概念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尽管在字典或常识中,“民族”通常是指具有共同的族群传播语言及历史,居住在由明确边界所划定的领土之内的大部分人民。而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并没有什么原生性的、神圣的、不可质询的起源,领土、种族、语言与文化都不能定义一个民族,换言之,“民族”并非指向一个永恒的“事实”世界,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所指对象——一个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2003)。我们对自身民族的想象和认同并非来自于某个文化神秘地,而是由一个个历史事件、民族英雄、出土文物、民间传说共同建构起来的,它们以各式各样的文本呈现出来,共同讲述着一个民族的神话,为认同于它的个体带来安全感和自信心,使他们自愿承担起神圣的历史使命。民族主义这样一套包含着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信仰和民族优越感的话语体系在历史不同阶段都表现出强大的动员社会资源、凝聚人心的力量,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找到了最好的合法性来源。同时,在政府的号召、政党的鼓吹和理论家的证明下,民族主义话语本身也演变成为神圣的文化符号,并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强大的社会和文化思潮。

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一样,民族主义的意义并不是先天存在于各种文本和行为中,它是传播的产物、文化的产物。为了具体描述这一过程,我们借用经济学中“生产”与“消费”这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将文本和行为中的民族主义意义视为被人生产消费的,是在生产和消费的对话中形成的。从这点来看,民族主义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生产消费主体、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话语制度和权力关系,就会产生不同的民族主义意义,民族主义也由此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比如,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欧民族主义是以工业化和市民社会为诉求的,而20世纪的中华民族主义则是东西方冲突下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产物。中国的民族主义相继经历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民族主义,中间几度出现理性民族主义与激进民族主义的交锋。冷战结束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出现了从政治性向文化性转变的趋势,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即由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和以大众为基础、以知识精英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Suisheng Zhao,1997,P19～25;Chih-yu Shih,2003,P365)各种文化主体都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寻求各自的话语资源,使得民族主义本身成为意义斗争和协商的场所。

在各个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青年学生始终是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活跃的群体,他们既代表着独特的亚文化群体,又扮演着社会知识精英的角色,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色彩最容易在他们身上找到心理同构,他们也需要通过民族主义这种极具号召力的话语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作为民族主义话语积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青年学生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亚文化风格织入民族主义的意义体系之中,同时又在这一意义体系中完成着对自我的重新定义。早期伯明翰学派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青年中那些反常的、边缘化的事件和行为,比如克拉克关于光头党的研究,以及皮尔森、托尔黑对嬉皮士服用兴奋剂的研究等(霍尔等,1976),侧重于关注青年亚文化中的对抗性,而忽略其与主流文化之间的遵从与合作。民族主义恰恰处在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的交集之处,在这一场域下,青年亚文化如何进行意义的生产和消费?其本身又是如何被生产和被消费的呢?

民族主义意义的传播离不开各种各样话语制度的维系,从语言文学到教育体系,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媒介。安德森通过研究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历史,认为正是由于书籍和报纸在18世纪欧洲的兴起,人们渐渐改变了以往对于以宗教和王朝为标志的“神圣共同体”的想象,每个人都确信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处于同时共存的状态,从而导致社会进入了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安德森,2003,P27)不同的媒介以不同的传播方式维系着这种想象,也将自己的技术特点和感知方式带进民族的图景中。1995年索尼公司的第一台数字摄像机问世后,数字DV作为一种新型的影像记录格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高校大学生日渐成为DV文化的中坚力量,这种携带方便、操作简单的新媒介为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影像自由表达的空间。目前大学生中的DV创作大致分为纪实片和情景剧两种类型,主题以反映大学生校园生活(主要是个人情感)为主,以再现革命战争历史、抒发民族主义为主题的DV作品尚属罕见。^[1]一旦这种新媒体被用做民族主义话语的生产方式,它的话语制度又会如何建构我们对于民族的想象呢?

个案背景、研究方法

2004年10月25日,为了参加学校一年一度的特色团日活动,华中科技大学电气学院0405班的同学在众多选择中通过了一个活动方案:用数字DV重拍一部革命老片,《地雷战》由于剧情简单、场地要求不高而被选中;29日,大家分头进行各项前期准备,完成了剧本改写、角色分配和道具的制作;30日至31日,全班同学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喻家山上完成了拍摄;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完成后期剪辑、刻录光盘;11月27日、12月4日和16日,经学校批准后该片在学校大阶梯教室公映三场,近千名学生观看了影片;2005年1月4日,校党委宣传部将该片放在华工大在线首页并在校内大力宣传;随后,近十家媒体相继报道了此事。

新版《地雷战》片长17分6秒,DV格式,耗资120元,从导演到演员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影视专业训练的理工科大学一年级学生,从演员的表演到拍摄、剪辑技巧难免显得幼稚粗糙,但是以下特点使其对于青年民族主义研究具有独特的个案价值:

1.相对于众多的由政府和专业传媒机构制作的民族主义文本,它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民间文本;

2.相对于一些突发的青年民族主义事件,^[2]它是一个常态下的表达;

3.相对于众多的大学校园DV作品,它也是一个例外,这一个案将丰富现有的青年DV研究;

4.由于校方特别是媒介的介入,该文本事件被动地由一个群体事件演变为媒介事件,进而成为公众话题,其演进过程展现了复杂而有序的意义嬗变轨迹;

5.其时空上的接近性使我们对民族主义意义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能够进行亲切的体验。

围绕这一个案,作者主要做了三个部分的实证研究:

其一,内容分析。主要包括对新老《地雷战》两种影视文本的比较分析和媒介相关报道的分析,我们还收集到了这次活动前期准备的计划书、拍摄记录、团支部的总结报告以及17份本班学生的个人总结(超过了全班人数的一半)。

其二,焦点组访谈。共进行了四场访谈,包括一场与三位创作者(编剧、摄像、导演)的访谈和三场与看过此片的大学生观众的访谈,每场访谈时间为两小时左右。访谈所提的问题多为开放性的,比如,请主创者谈创作的经过、请观众谈对片中角色的看法等。也有一些是相对封闭的,比如,问主创者:“你们的目的是要对观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吗?”问观众:“如果你不那么恨日本人,那么在人们谈论反日的话题时你敢于大胆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吗?”访谈以焦点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借助群体互动对参加者形成激励,对于个人潜在意见的表达、小组一致性意见的达成都有很好的催化作用。当然它的确会造成每个人的意见表达与参与程度的差别,我们并没有试图消除这种差别,而是通过这种差别观察意义在群体中的消费方式。

其三,问卷调查。由于这毕竟不是一部广为流传的作品,我们必须先组织学生观看作品,然后再分发问卷请观众现场填写,这也导致我们的样本数不可能太大。共发放问卷135份,收回134份,其中有效问卷130份。虽然没有经过严格的随机抽样,但是受调查者在性别、年级和专业背景上大致平衡。在问卷中90%是客观选择题,另有10%是开放性问题。

调查主要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新版《地雷战》是否体现了民族主义意义?其民族主义意义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种意义主要被谁在消费,又是如何消费的?哪些因素左右着意义的传播和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意义又产生了何种变化?

调查结果分析

一、关于新版《地雷战》主题

这是一个让我们既陌生又熟悉的文本,陌生得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熟悉得似乎不需要看懂剧情就可以理解它的主题。在活动计划书上,节目的主题是这样设计的:

曾经,我们的祖国饱经战火的洗礼,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只能通过那些黑白胶片,依稀地感受战争的残酷,还有我们伟大的民族的凝聚力以及群众的力量。那么让我们再一次地将那一段段经典的影片搬上银幕,重温历史,珍惜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摘自0405班特色团日活动计划书

在访谈中,三位主要创作者承认,爱国主义是他们在重拍过程中需要忠实于原片的重点,但是对该片是否表达了大学生的反日情绪或是希望以此作为学生的反日宣传片则持否定态度。在问卷调查结果中,关于这部片子的主题,有45%的被访者选择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3],所占的比例最大。在回答“你觉得该片与现实有何关系”时,42%的被访者认为该片反映的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在当代的意义,这与创作者的原意是吻合的。但是我们也发现,观众对该片的理解的现实指向性更强,态度也更为激进,在上述42%的受访者中又有56%的人将该片与当前大学生中的反日情绪直接挂钩,比如,“表达了大学生中的抗日情绪”、“表达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颠覆历史的愤恨”、“表现民间对日本右翼的愤怒”、“反日思潮,让大学生提高警惕”,等等,这又与创作者的原意存在明显差异。

还有一些受访者从其他角度来理解作品的主题。在客观题中有36%的受访者认为它的主题是集体主义(选择革命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分别为18%和1%),主观题中也有部分回答是关于集体主义或是大学生创新能力的。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文本,至少在大学生群体中它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甚至激发一部分人的反日情绪,尽管后一种效果并非为节目创作者有意为之;同时,其主题也表现出多义性和开放性,为观众保留了相当大的解读空间。

二、意义的生产

文化研究学派认为,意义产生于我们通过符号对于某些事物的表征(Representation),表征的过程就是意义生产的过程,表征的方式决定着意义呈现的方式。那么在这部DV作品中,来自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各种符号是如何被组合成民族主义意义的呢?

我们可以将这部DV作品的表征活动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透过原《地雷战》已有的文本框架对抗日战争的表征,并借助抗日战争的话语传统将自身纳入民族主义范畴;第二个层次是对原《地雷战》的表征,通过体现与原片的差异达成创作者自己的风格。前者的手段是借用,后者的手段是拼贴。

1.对原有民族主义符号的借用

这部大学生自拍自演的《地雷战》不仅与原片同名^[4],在人物上,也保留了雷主任、赵虎、石大爷、玉兰等正面角色,以及日军司令龟田、中队长中野、汉奸等反面角色;在故事情节上,它保留了雷主任进村、自制地雷、扫雷、偷雷、汉奸伪装成民兵进村、日军命令被俘村民趟雷、决战、庆功等原片中几个重要的情节,还保留了原片中雷主任的第一人称画外音的叙事方式,在情节之间以字幕和画外音串联,使之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片中的台词同样是模仿老片中的人物对白,连老片中的主题歌也被搬了进来。^[5]总的来说,除了演员和制作手段的不同外,新《地雷战》如果不是对老《地雷战》的完全模仿和复制的话,也绝对没有超出原有的符号系统。

对于这样做的原因,导演刘熙的回答是:“正因为这部片子大家太熟悉了,所以,不论我们的演技和拍摄有多么粗糙都不会妨碍他们理解剧情和主题。”这恰好印证了索绪尔的话:“语言好像一件袍子,上面缀满了从本身剪下来的布料制成的补丁。”(索绪尔,2002,P241)人们总是从已经熟悉的东西中引申出新的意义。“有时新传统可能被轻而易举地移植到旧传统之上……从储存了大量的官方仪式、象征符号和道德训诫的仓库中借取资源。”(霍布斯鲍姆,2004,P7)作为青年群体的表达,其亚文化风格从来就不是凭空捏造或想象出来的,而总是借助于已有的物品或符号系统来实现。这些物品,不仅必须存在,而且它们携带的意义必须能够构成一个和谐的系统,以至于它们的任何变位和变形都能被人当做一种变化体察出来。(霍尔等,1976,P177)

60年前的抗日战争以及后来一系列关于它的表征实践就是这样一个意义系统。“中华民族”的概念是在中西方文化冲突和危机的背景下孕育出来的,这决定了中华民族主义的话语资源主要来自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事件。如果说三民主义把国家、社会、各阶级统一到“中华民族”这一崭新概念里,那么,抗日战争则最终把“中华民族”凝结为一个共同体,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民族主义意识在激发民族情绪、有效动员社会力量的作用第一次得到最好的发挥,“从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功用而言,中华民族符号系统里还没有超过抗日战争的。”(徐迅,1998,P142)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地雷战》在内的一大批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的文学和电影作品进一步将这一意义伦理化、神圣化,将抗战中各种纷繁的事件和人物逐渐“自然化”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下,加固了“抗日战争—民族主义”之间意指和能指的单线关联。尽管现在的大学生距离抗日战争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地雷战》像接力棒一样把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想象中的抗日战争传到了他们身上,也将这个历史事件所负载的民族主义意义传给了他们。在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介的影响下,大多数学生都在青少年时期观看过《地雷战》,这次活动的参与者几乎每人都在以前看过老《地雷战》,观众中看过老《地雷战》的人占受调查人数的85.4%。作者与观众期待视阈的重叠使得人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一文本纳入民族主义的话语,也使得这些非专业的制作者轻易地获得了对于民族主义主题的发言权。

2.对原有符号的重新拼贴

如果新《地雷战》仅仅是对老《地雷战》的简单复制,我们将很难解释为何在受访者中66%的人表示喜欢该片,其中55%的人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大学生自拍自演的”;而在不喜欢的人中,有50%的人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演员演技和拍摄技巧太差”,因为“完全是模仿老《地雷战》,毫无创新”而不喜欢的人只占17%。这就说明这一文本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模仿了老《地雷战》,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具有个性化的言说力量。这一力量产生于文本对原有符号的“拼贴”,这是一种将“客体、符号或行为移植到不同的意义系统与文化背景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义”(菲斯克,2004,P31)的文化过程。

一切都那么熟悉:雄壮的音乐声,一行小字浮现——“谨以此片献给我们伟大的革命先烈”。紧接着,画面上出现了人们熟知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标志——一颗光芒四射的红五星。但是接下来,五角星下面打出的“电气0405班电影制片厂”却让人稍稍一愣,不过很快就莞尔,紧接着,“地雷战”三个鲜红大字出现,影片开始了。

——摘自《学生自拍经典电影,〈地雷战〉火爆校园》一文(2004年12月29日《人民网》)

除片头外,类似的拼贴痕迹无处不在:原本发生在胶东平原的战争却被移植到喻家山上,充当地雷的是军训时每人一个的军用水壶,地雷爆炸的效果是用电脑Flash动画中常用的黑红屏交替快闪来替代……每一处这样的拼贴、挪用都会“让人稍稍一愣,不过很快就莞尔”,这些让创作者“颇为自豪”的制作使观众的视线一点点从剧情上游离开来,转向这种拼贴游戏本身,正像一件百衲衣,材料并无新意,拼贴恰恰就是它最突出的风格。海狄奇将这种风格称为“有意为之”的交流,意思是把注意力引向自身,不是透明地传达信息,而是展示自己符号的差异性,并指出“传递一种重要的差异,是所有景观性亚文化风格的关键”(海狄奇,1991,P85)。正是通过将不同的物品不合常规地放在一起,亚文化打破了日常符号系统的规则,而语言的神圣性往往与社会制度的神圣性联系在一起,对权威符号的挪用对于社会制度来说是一种相当大的挑战,海狄奇认为这正是亚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抵抗。这部DV作品的大胆之处正在于它打破了专业—严肃、非专业性—轻松的对应关系,以非专业的方式去处理一个传统而严肃的主题,对固有的语言秩序带来了冲击。

虽然是本着“忠实于原片”的态度重拍《地雷战》,但并不意味大学生们对老《地雷战》的全盘接受。在访谈中,创作者和观众都谈到了他们对于老《地雷战》的反思。比如,对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极端化表现、情节上缺乏历史真实感和丰富感、叙事节奏过于缓慢等等。应该说,老《地雷战》中抒发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普遍的民族主义,而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中的民族主义,它主张在民族的范畴进行政党领导的阶级斗争,中华民族被作为一个与国家完全同义的政治符号而使用,是典型的冷战思维的产物。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深刻转型使得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发生了悄然的变化,过去政治化的符号逐渐让位于世俗的、文化的符号。在80年代后期出生的大学生群体中,虽然民族主义仍然具有号召力,但老《地雷战》所代表的冷战思维却早已被边缘化,新版《地雷战》正是要通过各种潜在的差异性表现一种继承中的抵抗或者说是部分赞同部分抵抗的亚文化风格。

导致这种风格得以彰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数字DV的运用,这一新兴媒介带给影片的不仅是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相对个人化的制作机制。它使节目制作得以摆脱政治、学术和市场的三重控制,学生们在制作的时候根本不用考虑是否能通过审查,也不用担心是否符合某种专业的标准,更不用费心地去赢得尽可能多的受众市场,“我们能按自己的想法做出来就是成功”(制作人王昊语)。当然,这种表达自由大多数时候是以牺牲传播的空间为代价的。

三、意义的消费

这里所说的“意义的消费”是指在意义的传播过程中满足个人、群体或社会的某种需要的社会化活动。施拉姆曾经将受众参与大众传播的活动比喻成在自助餐厅就餐,意在说明受众在意义传播中的使用与满足,但是餐厅提供何种选择仍然是由传媒机构所决定的。相比之下,大众参与DV创作的活动倒是更加真正意义上的“自助餐”,创作者自身是节目的最大消费主体,或者说,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求是节目生产的主要目的。本文的个案就是一份十足的“自助餐”,一个“电影DIY”。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在界定该片的消费者时,并不主要指向观看节目的其他学生观众,而是集中在参与节目制作的学生,分析的材料主要来自对三位主创人员的访谈和17份班级成员的个人总结中所提供的陈述,至于观众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内容则主要起着补证和参照的作用。

通过访谈和对17份个人总结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同学们通过参与此次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活动可以获得个人、群体和社会三个层次的满足,分别对应着三种意义的消费方式:

一是游戏消费。这是一种在意义和意义的生产过程中重温个人记忆、证明个人能力、体验成长快乐的消费,它更多地将节目的制作看做是一种游戏。首先,这一代大学生接触老《地雷战》主要是在他们的儿童时期,片中的许多情节已经成为很多人儿时记忆的一部分,从儿童的心理看其游戏性远远超过了教育性。“重温儿时记忆”(活动计划书上的口号)的动员更是加重了这一事件的游戏色彩。其次,DV的拍摄过程也制造了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场景,参与者可以暂时性地脱离学生的角色,尝试去扮演演员或是导演的角色,这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种足够新奇而又毫无风险的体验。

我是跟着父母在部队长大的,小时候一到放《地雷战》就是大家最高兴的时候。那些五花八门的地雷、轰隆隆的爆炸场面,真是有趣极了。那时候就想,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当上那样的民兵该多好玩呀。——摘自导演王昊的访谈记录

正式开拍的那天,我们扛着四处筹措来的道具上了喻家山。一路上行人不停投来诧异的目光,让我们有种万人瞩目的感觉,真为能参加这个活动而自豪。——摘自王伟同学的个人总结

在我的努力争取下,争到一个匪兵和一个死尸的角色。轮到我了,我换上衣服,开拍了。我必须装出一副贼头贼脑的样子,这对于我来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练了一遍又一遍,试拍了一次又一次,我都几乎丧失信心了,但为了班级,总得作点牺牲,终于在正式开拍时我表现得还算差强人意。——摘自余阳同学的个人总结

我学到了重要一点是:有些事即使你做不完美也要去做,不用怕做不完美,尽量做就行了。——摘自周梦渊同学的个人总结

观众调查中问到“大学生自拍《地雷战》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时,108项回答中有27项认为它反映了大学生对自身能力的培养,数量上仅次于认为反映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回答(46项),比如,“大学生意识的自主性”、“大学生自主意识和个人性格逐步形成”、“大学生有创意,敢想敢做”,等等。

二是情感消费。这是在一个共同目标下体验合作、享受来自群体的关爱和支持的消费方式。虽然参与者创作的主题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是在制作过程中,他们的关注点更多的不是在节目的制作效果或是作品的表现力上,而是在人际关系上。

同学们在拍摄中都是尽力合作,没有戏份的同学在一旁默默地帮忙准备道具、设置场景,导演王昊、张玄同学辛苦地指导同学们的台词、动作,连休息一下的时间都没有,李学华同学自告奋勇地在中午下山为全班32位同学带饭……我想我们这个班级在一起只生活了两个月,已经能达到如此的默契,这对同学们的友谊的进一步加深起到很大的作用。——摘自陈子昊同学的个人总结

在短短的一天半紧张而又充实的拍摄时间里,我感受到我们班同学的热情与激情,感受到班委们对工作的极强的责任心,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班集体在拍摄活动里处处体现出来的坚不可摧的凝聚力。——摘自胡啸同学的个人总结

在整个活动中,同学们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才让我们的特色团日圆满结束。同学们之间也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增进了友谊,增强了班级凝聚力!——摘自汪志刚同学的个人总结

在对观众的调查中,有36%的同学将该片的主题理解为集体主义,在问及“你认为该片与现实有何关系”时,部分同学认为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影片拍摄过程中体现了集体主义”,“同学之间的信任、帮助、协作等方面的意义超出了节目本身意义”,“集体智慧和力量”等。

这种情感消费的需要也间接地反映在作品的制作风格上。节目的制作思想自始至终强调班级同学的广泛参与,从前期的计划到角色的安排都尽可能地照顾到更多同学的要求,这一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节目质量的追求,节目中没有突出某些同学的表演,甚至没有明确的主角和配角,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合作而不是竞争,维持合作的主要不是正式的组织力量而是非正式的情感力量。

三是身份消费。这是通过意义的消费使自己获得社会身份差别方面的收益。在表达这种层面的意义满足时,大学生会自然地拾起许多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并强调自己和所属的群体在民族主义意义中的地位,以一种主动的承担来获得对自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证明。

我们的先烈们遇到的困难远远不止我们拍的这些,他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我们必须牢记历史,勿忘国耻!面对先烈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要居安思危,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作为21世纪的青少年,为了祖国的和平和繁荣,我们要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甚至,自己的生命!——摘自张鹏同学的个人总结

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聪明和团结而感到自豪,对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深恶痛绝!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为中华民族的富强而努力,不再受他人的压迫,让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不受别国的压迫!这就是整个活动的意义!——摘自汪志刚同学的个人总结

在对观众的访谈中,通过对其中互动关系的观察,更可以体会到民族主义意义所带来的身份的差别。在六人组的焦点组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对待反日的三种不同的态度,有两人(分别为一男一女)持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以“仇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对日本人的态度。有一人(男性)持相对消极的立场,对日本人并没有太多反感,反对通过丑化日本人、抵制日货等方式来维护民族自尊心。另外三人(两男一女)则持中性的态度,既对日本当局的一些做法表示反对,又不主张仇视日本人。在两个小时的访谈过程中,持激进态度的学生明显占据大部分发言时间,而且说话的语气非常坚定,似乎有些旁若无人;而另外两类学生则只是顺着他们的话题小心地将观点转向自己的一边,语气相对温和。特别是持消极立场的同学,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时几乎都要加上一些说明性陈述,比如“也许是我不太关心政治”、“也许是我看书看报太少”之类的。在遇到观点发生矛盾的时候,持激进民族主义观点的同学会用“失望”、“这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失职”等评论性的措辞,而另外两类学生只是捍卫自己的观点,并没有用类似“激进”或“不够理性”这样的语言去评论对方。由于参与讨论的六人彼此之间并不认识,可以排除年龄、群体地位、利益关系等对话语权的影响,他们在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这种地位差异大致可以归因为在反日这一话题下的不同态度,即越是主张反日越容易获得话语优势,也越容易树立个人的身份和地位。

以上三种意义的消费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往往在一个人的表述中可以同时看到其中的两种或全部。正是因为这一活动为每个参与者都提供了个体性意义的满足,才有可能带来群体间的合作和支持,而群体中对内的利他倾向常常和对外的优越感相伴而生,这两者的结合正是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当参与者的消费取向从求同(群体内)转向求异(群体外)时,也就产生了彰显身份差异的需求,这时借助一套原本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就成了最好的捷径。

四、意义的流通和扩散

通过以上对于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地雷战》中民族主义意义虽然存在,但却是混沌和多元的,给人们留下了宽松的解读空间,它更像一个调皮的幽灵与主流的话语结构若即若离。对于这些没有多少专业经验和社会资源的创作者来说,向社会传达一个明确的民族主义意义并不是他们的主观目的,也超出了他们能力的范围,这就给其他力量的介入创造了可能。

首先是当节目送到特色团日活动中参评后,评委的评语为它在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找到了定位。

新闻学院一位退休教师说,红色经典虽然离当代大学生生活有点遥远,但它所蕴藏着的勇敢、自强、团结等革命精神,则历久弥新。……电气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马冬卉说,他们通过DV这种新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对这部曾经激励过一代人成长的老电影作出自己的新阐释。

——摘自《华中科技大学周报》2005年1月3日第1版

由于有了这样的正面定位,学校特别批准该片在校内公演,校党委宣传部还将此片放到华工大在线的首页上,方便同学观看、下载。在几十个参加评比的活动和作品中,只有这一个作品获此殊荣,这种选择性行为使其正面的意义进一步得到巩固。(据了解,在公映前,节目接受了校方的非正式审查,原片中一些敏感镜头被删改)

接下来,《楚天都市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湖北电视台等媒体纷纷报道此事,其中上海《新闻晨报》在2004年12月27做了整版报道,各种版本的报道又被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转载。媒体在报道中将商业和政治的元素同时注入这一文本事件,极力阐发其中的新奇性和社会意义。

近日,位于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里正热闹地上演着一部“贺岁大片”,不过,它既非周星驰的《功夫》,也非冯小刚的《天下无贼》,然而这部影片在师生中产生的反响却远远高于上述的两部。

——摘自《新闻晨报》2004年12月27日

通过重拍革命电影,向师生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让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影片中得到体现,让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同学们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这样一种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娱乐之中的探索,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好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摘自华中大在线2005年1月4日

在校方和媒体的介入下,这一事件被作为符号进行重新选择和加工,在新的表述中,原片内在的那种让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复杂感受不复存在,它的面貌逐渐呈现出我们习以为常的样子,其中的意义被“挖掘”得越来越清晰,并以这种清晰的状态扩散开来。对这种“清晰化”之后的意义,原片的创作者虽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在失去了话语的主导权后他们自身也成为民族主义话语的一种符号。

基本结论与思考

由于研究范围和手段的不足,本文作为一项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实证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取样范围太小,且只集中在一个学校。在分析意义的消费方式时,尚无法对三种消费方式进行比较性分析,可能让人误以为三种方式是平行的,而事实上它们可能具有某种递进的关系。此外,将意义的生产和消费分别陈述,也有可能把这两种原本循环互动的意义传播过程人为地割裂开来,实际上任何意义都是在生产和消费的对话中产生的,某种程度上意义消费也是一种生产行为。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现有的材料中得出若干对青年民族主义意义的有益思考:

1.民族主义在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号召力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的鼓动和组织,而是来自青年人自发的、内在的需求。在其他意识形态话语逐渐边缘化又没有找到新的替代品的时候,民族主义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青年个人和群体多方面的心理需求,也可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因此,青年学生将继续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而民族主义也仍然具有凝聚和动员青年群体的号召力。和本文中的个案一样,校园中形形色色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行为,诸如抵制日货、丑化日本人的涂鸦、校园BBS上的过激言论等,更多地具有自发性和自我满足倾向,其预期和实际的对象主要在境内而不是境外。

2.各种亚文化群体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将进一步打破官方对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垄断,使民族主义意义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特别是当这种活动绕过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体制而借助于DV、因特网这样一些新媒介的时候,其参与的范围和解构的力量往往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一方面,它可以扩大民族主义的影响面,但同时,这种多元化也可能导致以其中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意义都无法实现过去那种“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社会动员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要继续发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动员社会资源方面的作用,就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思路来重新整合民族主义意义,使之向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3.民族主义意义多元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权力结构的自动缺席,即使在这样一个民间的、亚文化风格的文本事件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主流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尽管学生们在创作过程中没有明显地感到来自外界的压力,但是作为这一事件的前置条件,来自家庭、学校的教育和大众传媒的耳濡目染早已造就了大学生个人和群体的主体性,也规定着他们的思想来源。节目制作完成后,这一事件又被校方从众多的学生活动中挑选出来加以修改和放大,进而又被多家媒体炒作,这一系列的重新表征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各种利益诉求和话语权力的烙印。在这样一个兼有亚文化风格和新媒体特征的文本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各种权力的分庭抗争,而是各种权力依照一定的等级相互咬合。在这种咬合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中,青年学生虽然掌握着足够的符号权力,但是它的实际影响仍然要受到以政府和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社会权力的左右。

本文竭力想通过这一个案去看清某一社会主体在具体实践中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意义,但是我们越是接近它,越是发现它的丰富和不可捉摸,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各种意义的相互咬合和斗争,而且这个过程还将继续。如果说这一文本事件向我们提示了民族主义意义的某种本质的话,或许是让我们看到,民族主义在任何一个场域下都是一片意义的流沙地,“一切都要永久地再定义”(塔吉耶夫,2005,P3)。

参考文献: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三联书店2005年版。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霍尔等:《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1976年版,参见黄晓武:《文化与抵抗——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外国文学》,2003第2期。

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菲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韩鸿:《影像的大众生产与意义解读》,《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Hebdige Dick,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London;New York: Routledge,1991.

Dingxin Zhao,“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November/December 2002.